主题：【原创】官三代和中国 -- 脑袋
这些与他二人是有关，但此二人不是因。因在80年代就种下了。
这一届美国大选，弄不好就是美国民主历程的一个转折点。特普狼和希拉狸支持者选前都不承诺一定承认对自己不利的大选结果，并且威胁要寻求自己的公正。 选后，确实有许多希拉里支持者继续游行，而且西海岸的几个自由州有人在讨论是否脱离美国。也就是情绪化地输不起了，社会达成共识的能力在减弱。
有过网上 辩论经验的 人 都知道，当人们 意见 相左时，想通过说道理来让对方接受自己观点，是个非常困难的事。如果观点还和自身利益相关，这种 改变 就根本 不可能了。但人类社会是个需要深度协作的团体，社会能在有纷争时达成共识能力是协作的必要条件。怎么达成共识呢？我认为必须有一个双方都认可的权威来做裁判输赢对错。就算产生结果不利于自己，也在权威的压力下，不敢耍赖，这才是达成共识的基础。任何社会制度的设计，都是希望更低成本帮助人们有能力达成共识,并且通过共识来整合经济和人力资源，帮助社会进一步良性发展。反之，就是社会撕裂，力量内耗，动乱产生。
最初的人类社会是怎么达成共识的呢？他们直接用刀子相互辩论。输的一方肉体消灭，或是成为没有发言权的奴隶。每一次从纷争到达成共识，都得通过血淋林的斗争。就像春秋战国时，大家听谁的呢？得听拳头最大那个霸主的。所以，几百年，战争不断。最后终于有个信赢的赢了，把所有人全打趴下了，大家都听他的。但问题是他一死，马上就又开始一轮比拳头比赛。世界上其它国家历史上，特别是欧洲和中亚，也很多这种，第一代靠拳头建立个大帝国，然后第二代就又散成一堆小国家，又开始相互比拳头的例子。很多国家一直到近代都在这么循环。
中国先贤们觉得这么搞太累了，效果也不持久。聪明的古中国先贤就开发出君权神圣化解决方案。违抗君权不仅肉体受暴力伤害，死后也受老天的惩罚，成为进不了宗庙的孤魂野鬼。这么厉害的东西，就不能说谁掌握的物理暴力能力强就说话有人听，还得看谁是贼老天真正的儿子。属于暴力为王的升级版。这个好处是新王上台，比拳头这样的大型比赛用处就不那么服人，谁符合真龙天子标准更有价值。有很多信徒就是杀他的头也要忠心紧跟真龙天子，彻底暴力免疫了。选出说话算数的人社会成本相对来说几乎为零：就比谁是最是皇帝最大的嫡亲儿子，然后全国人无条件服从这个人的权威。于是社会开始普及儒家教育 ，靠儒家教育出的精英组成的文官集团为皇权管理执行层，全社会普及必须乖乖听真龙天子的话的信念，于是服从文官集团的直接管理。
君权神圣化的副作用也不小，虽然选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成本为零，但选出来的这个人靠不靠谱就得靠运气。当这个人是个婴儿，精神病患者，颓废废物，这时受他个人影响，靠这个人说话算话达成的社会共识，造成社会混乱的成本也会大得离谱。这时中国先贤就开发出一个君权神圣化的一个配套方案：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靠文官集团选出老先生来从小对太子从小洗脑，把它教育成儒家心目中坐在皇宫不敢乱说乱动的圣君。然后呢，靠文官集团来具体管理国家，并且通过复杂的行政机构来限制皇权。中国古代尚书中书丞相的权力，和今天美国的三权分立其实很相似，皇帝乱命没有文官盖章，其实出不了皇宫。就算出了皇宫也不算圣旨，只是中旨，官员们其实依法可以不执行的。但这个体系脆弱性在于皇帝作为生物人的个人资质和性格有太大偶然性。后天教育对有的人的效果会很差，而它的权威又神圣不可质疑，文官集团想限制这样皇帝的皇权，天然处在绝对弱势，除非内部团结异常还有大批不怕死的敢发出反对皇帝声音的人。那些限制皇权的设置，在皇权神圣性下，很容易被当成摆设。文官集团本身由于长期执掌直接权力，权力也会渐渐固化到一些门阀世家，这些庞大利益集团，它的腐朽和扩张欲望也时时威胁到皇权和社会各方的利益，其实也是一个需要限制的东西。
当皇权和文官集团权力平衡时，国家会风调雨顺。但当双方开始失去相互信任，皇帝就会引入别的势利来当自己的爪牙和对抗文官集团。他这时往往会赋予权力给亲戚或仆人（宦官）来维护君权。由于亲戚和仆人缺乏国家管理的专业知识，他们也只有通过分化文官集团内部一些人才，来为自己服务。文官集团的中高层就会分裂成史书经常看到的君子集团（继续忠于文官集团利益的官员）和奸佞集团（和外戚或宦官走得近的官员）。底层官员要么仍然是遥遥忠于皇权的宗教狂热分子，要么就是些和地方豪绅勾结的贪官污吏，他们会站队到不同派别中。
这时君权已经神圣得抽象了，皇帝本身更像一个符号，每个集团都在号称真正忠于他的旗号下斗个不休。比如，那时一会儿一帮太监控制了皇帝掌权，一会儿是 帮外戚控制皇帝掌权，这些人通过皇帝发出的 命令，虽然大家都知道皇帝就是个橡皮图章，但每个人在皇权的神圣性下还是必须得无条件执行，社会仍然得以保持一定秩序，不是动不动就杀的血流成河来讨论谁说话算数。规则很简单：谁控制皇帝，谁说话算数。文官集团无法反抗这些橡皮图章发出的命令，因为他们没有掌握非要强迫人接受他们管理的暴力和合法性，他们要保证自己的权力，就必须尊重和维护这个橡皮图章的权威。同时宦官和外戚集团也必须依靠他们才能玩转朝政，所以他们可以选择在宦官和外戚中勾结一方，斗垮另一方，来获得政治权力。直到董卓进京，杀干净了外戚和太监这些依附皇权的东西，让皇权直接面对军人的刀子。这一回，各大门阀世家说董卓奸贼破坏了游戏规则，这个刀子下的皇权，我们不能认了。于是各自回家拉兄弟伙，组队打群架，又一次回到拳头大比赛。曹操之所以暂时胜出，他的优势就在于挟天子握了部分皇权。许多给他卖命的 人，其实是冲着皇帝诏书那个神圣图章去的，并不一定真是曹操小弟。但皇权被握刀的曹操们反复玩弄羞辱中，神圣性也慢慢在社会各阶层失去了信仰人群，比赛也就越来越看拳头说话。之后的中国进入门阀竞争，轮流当皇帝过过瘾，但因为缺乏神圣性加持，皇权都难于长久。这一次比赛，中国人民反复玩了400年才结束。汉人的血都快流完了。
鉴于上一次比赛太残酷，流血太多。中国人对拳头比赛完全恐惧，于是矫枉过正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神圣化皇权，开发出程朱理学，走向了思想禁锢，拳头衰弱的自废武功通道，文官集团彻底成了皇权的小跟班。这之后的中国再无曹操出现，权倾朝野的太监却一直不断。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有做曹操的实力，但他也自愿约束军权继续臣服皇权，还大量送钱去贿赂太监维持和皇权的关系。所以程朱理学这个天才但是绝后的解决方案之后，汉人内部再也无力挑战皇权，每一次王朝没落，不再是内部势力取而代之，而是被异族灭国(宋元明清)。
明朝的大礼仪之争，现代人看来觉得无聊和愚蠢，其实是皇权过度神圣化下儒家宗教化后的反应。他们这么热情舍生忘死争论的无聊正统问题，就象基督徒争论谁是耶和华亲子一样严肃和必要。一个东西宗教化后，就没有理性可言，也就没有调整的弹性空间。有绝对政治军事实力的皇权，希望把全国当成一个农场，百姓当成农场牲畜，海洋也就成了农场的篱笆，这是明清都推行海禁的思想根源，而这个落后时代的理想，却因为它的所有者皇权握有绝对的政治军事实力，而成为坚定不移的国策。这时的中国，经济上其实已经分裂成两个国度。北方仍然是破败封闭的小农经济，南方的江南两广，是开放的工商经济，生意已经做到全世界。但由于政治上仍然是北方皇权的封闭小农思维，它扼杀了南方工商经济的外向海洋拓展，让中国人没有搭上第一次全球化-大航海时代的班车，错过了历史机遇。
西方国家，他们的神权和皇权从最初就是分离的。皇权在神权压制下，一直没有达到过中国皇权那种神圣化的高度。我认为这是欧洲古代战乱多于中国，而且欧洲大陆一直无法统一成一个大帝国的原因，因为拳头共识的持久性和凝聚力非常有限。但由于一直战乱不断，他们就一直有动力改善军事技术，到近代时欧洲的武力值慢慢超越其他地区。由于皇权不具备神圣性，中世纪过后神权也慢慢退出世俗生活，欧洲就更有可能采用更匹配工商经济的社会达成共识的新方式：民意。工商经济各种要素是动态的，代表的利益方组成也复杂很多。民意最为社会纷争的裁决权威方，能更好代表和凝聚社会共识。与此相适应的就是实行选举制的民主制度。
东西方社会发展走入不同轨道，相互间历史借鉴意义看似不大。但哲学上，任何事物都逃不过产生，成长，老化，死亡的相似过程。民主社会和皇权社会只是社会达成共识的权威方，一个是生物人皇帝，一个是抽象人民意，其他的围绕这个核心形成的社会结构，却惊人的相似。当我们用民意取代皇帝，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发生的事，对我们理解2016年这个精彩年份，发生在美国许多有趣的事，它们会继续怎么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在现代，民意就像中国古代的皇帝一样，都披上了神圣的外衣。皇权象征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小篆，告诉你皇权的权威来自于老天。现代选举权属于天赋人权，民意也具有神圣性。这个权力也来自于老天。反对皇权的，是乱臣贼子。反对民意的，是专制爪牙。都是妖魔化后人人得而诛之的典型。
只是具体分析，各国所处的神圣 化阶段还稍有不同。你很难 想象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在教堂大声喧哗，和人打架。一个军阀的帅帐中，手下们可以污言秽语，动手动脚。但皇帝的朝堂上必须有庄重的礼仪，这是神圣化皇权的自然要求，就像神圣的教堂中一样，这是皇帝和军阀的区别。同样一个大部分人群真实信仰民意神圣的国度，你会看到选举各方都是很有绅士风度地表现自己，恶意攻击对方的行为会被认为比较低级，大家比的是只是民意的数量和质量，就算对方代表的民意也是神圣的，不容亵渎。选举结束，输的一方会很有风度地祝福对方，因为对方掌握了更多的民意，出于对神圣民意的尊重，你应该是优雅接受民意的选择。这种选举场面一般出现在以前的北美、西欧、北欧这些民主规则浸润了社会百年的地方，民意神圣原则深入人心，这种社会在民主选举，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下会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现在的新兴民主地区，经常被民主制度搞得乱糟糟，不容易达成共识。因为民意虽然口头上被捧得很高，但离完成神圣化还比较遥远。比如东亚、东欧国家或地区的议会，经常议员们表演冲动地为民请命的方式，居然是谩骂或是动手打人，甚至抓女人的头发，而且这种人的政治生命不仅没有立马死亡，相反还有许多选民的赞赏。 就像你很难相信在教堂抓扯女人头发的人会是虔诚基督徒，在朝堂斗殴的是尊重皇帝的忠臣，这种议员，这种选民，你很难相信他们真心尊重民意。这种国家地区经常发生的是赢了的把前任交给法庭，输了的组织黄衫军、红杉军继续街头抗争。因为这种国家的民主概念是民主了就要尊重的是我的意见，而不是真正抽象出的神圣民意。每个人要求只尊重自己意见而不是民意的国家，达成共识在民主制度下反倒更加困难。这种国家，相对于中国古代的皇权社会阶段是刚建立皇朝，但整个社会还没完成儒家教育来神圣化皇权，对皇帝处在口服心不服阶段。一定尊重皇帝做社会纷争的权威仲裁方，大家认同度还不高。这种国家地区的 发展方向是，要么社会继续这么乱下去，达成共识的成本居高不下；要么是社会各方对乱局不能忍受，开始自律，完成对民意的神圣化，进入稳定的民主制度。
民意神圣化并不是民主制度的完全解决方案。民意神圣化，对于现代的教育体系，在一两代人中，从娃娃抓起，把民意神圣不可侵犯的口号深入人心地喊得天响，非常容易。事实上现在社会乱糟糟的新兴民主国家，这个口号是恶斗各方喊得最响的，都在声称自己在为民意战斗，为保卫民意不被罪恶的对方侵犯而走上街头，占领街头。遇到疑难问题，直接甩给全民公决，以为这个简单办法就是最符合民意这个神圣名字的办法。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这个民主灯塔，什么时候进行过全民公决？他们的总统为什么不是直选？ 民意简单神圣化供起来，就一定万事大吉，从此人民就能过着幸幸福福的生活吗？其实拥有最高荣誉和权力的不管是皇帝还是民意，他们在神坛上都满身凡人的缺点。一个合理的制度，不仅需要神圣化他们来容易达成共识，还要能认识到他们凡人缺点，把他们教育好，引导好。就像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和太子教育一样。
民意这个抽象人，是通过投票中的多数声音来表达意见倾向。这个世间，还是普通人占据绝大多数。所以民意代表的是普通人的群体意志。普通人的群体意志，和暴君其实有许多共同特点，并不像有的人说的民意天然代表正确和正义。缺乏约束的普通人意志集合，往往形成的是暴民政治。一般来说和高瞻远瞩，理智冷静，耐心细致，忍耐坚韧这些词相关度不高。古希腊人实践过后，民主这个词的名声其实并不太好，弄得之后千年，大家一直想找个好国王来解决问题。一个成功的民主制度是怎么来驯化民意这个暴君呢？参看最成功的民主国家美国的制度细节，我们会发现，美国制度的设计思路和中国古代文官集团思路是非常一致的。
美国建国者在设计这套制度时，最精彩的三权分立，各种权力相互制衡机构所要防范和限制的，恰恰是这个社会的新皇帝-民意。制定宪法的几十个超级富翁，关着门，根本不敢对公众透露只言片语，说是偷偷定下宪法也不为过，因为他们制定宪法需要对付的最大目标就是民意。
这些富翁设计的文官集团，就是美国的两大政党。他们控制的媒体就是给新皇帝请的老师。首先在传统媒体时代，公众要接受信息，了解情况，只能通过各大资本控制的媒体。这也为什么美国这个号称言论自由的国家，会立法禁止外国人投资美国媒体。皇帝老师人选必须控制在自己手中。美国媒体控制之严，从奥运会转播可以看出来。为了维护购买转播权的电视台利益，在网络时代之前，可以信息封杀到全体美国人民比别的国家的人晚几个小时知道比赛结果。因为他们需要把比赛转播时间调整到黄金时间，以求得最大广告利润。这样彻底的媒体控制造成的效果，民意就是个可以被媒体充分影响的受引导民意。别的国家遇到经济危机，老百姓一般会产生仇富心理，觉得富人占了大家的便宜。只有在美国，在网络时代前，大家只是觉得是自己失败，是自己不够努力。世界各民主国家大都实行全民医保，遇到危机都倾向多收税来多发福利。只有美国人不接受全民医保，而且遇到危机反倒更倾向减税减低富人成本来增加就业机会。完成这种要孩子自己不伸手向糖果而去，反倒要求他们在困难时自我批评不够努力，然后更努力去锻炼、去学习，以现在辛苦求得以后境遇的改善。每个做过父母的都知道，这需要多高和多困难的教育和洗脑水准。 所以美国人民可以说是西方世界各国最勤奋努力的人民。
美国通过复杂的选举人票来间接选举总统，在一个州，只要这个州的票是哪个候选人得了最多，这个州的全部选票就都算在这个候选人头上。这个精巧的设计，保证了强者越强，弱者根本发不出声音，维护就两大政党瓜分政治权利的局面。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世界上使用选举制的民主国家，一般来说多是两党竞选，党越多，国家行政效率越低。因为一个国家的高级管理人才库就那么大，分成两个班子，有时都嫌人才不够，分成更多的班子会让每届政府组织班子非常困难。虽然可以不同政党的人一起组阁，但这种临时组团的班子，内部磨合消耗也会大得干不了正事。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有这两个政党，高级政治人才要发挥抱负，就只能在这两党内去发展。这就保证了文官集团能够强大得和民意做一定程度的切割。小政党很容易被皇帝收买的，这往往是皇权太监外戚集团先下手拉拢的对象。但在党派强大的国家，光听皇帝的没有用，你必须还得是文官集团认同的自己人，才能在官场上混得开。对比明朝的官员，得罪皇帝被廷杖是倍有面子的事，事后往往还升迁快速，名利双收。为什么呢？这个举动就像投名状一样，向所有文官宣布，我是自己人，不是皇帝的人。美国制度在总统这套行政体系外，还有参众两院，还有最高法院这几级限制，这些机构，本质上都是文官集团的延伸。一群混华盛顿政治人物，事实上也在这几个地方轮流坐办公室，彼此间的关系很深。美国还有个奇葩的合法组织-院外游说组织。在别的国家觉得是合法走后门公司，其实是方便文官集团内部协调的设计，也便于资本集团直接控制文官集团。 基本上，民意的各种诉求，会在这层层防火墙阻挡后，在文官集团的操作下，会变得驯服。
这个设计，在文官集团能维持一定程度自律和团结的基础上，本可以发展得天长地久。但人或是任何组织都经不起时间的败坏，美国的文官集团已经发展到了门阀世家阶段。现在又出了个新状况-因特网，这个新技术让传统受资本控制的媒体做皇帝唯一老师的设计被破坏了。因特网不需要一个庞大机构来形成一个信息发布中心，没有实力，没有被制度认可资格的任何个人都有能力发出声音让人听到。信息发布是以每个人为节点，网状交流。每个人自主决定自己喜欢看的内容。以前是大家只能收看电视台节目，看报纸文章，不通过这两个机构，其他声音有说话的权利，但无能力到达听众的耳朵。现在民主选举得到的民意不再是被资本教育和洗脑过后的驯服民意，更接近普通人在广场上集会时得到的直观感受，顺从内心直接需求和情绪的民意。这就是希腊小城邦实践过的民主，这次借助因特网，有可能在更大的覆盖全国的虚拟广场上实施。美国的国情也随之改变。危机来了，美国人不再反思自己无能和不够努力，而是去占领华尔街，控告他们太贪婪。结果害得华尔街银行紧急给纽约警察退休基金捐献800万美元，让纽约警察关心占领者的卫生和健康问题，把他们清除出去。就算电视上整天坐在一大排专家讲全球化的好处。没有享受到全球化好处的美国普通人越来越有共识是非法移民和中国偷了他们的工作，不是他们不够努力。怎么解决呢？解决方案超级直观和简单：赶走非法移民，反全球化，那么资本家就只能雇用他们了。数量较少的，住在大都市，享受着全球化好处的普通人的共识又是相反，他们需要通过全球化搞到更多的利益。民意，因为没有洗脑驯化成一个声音，这个抽象人的人格是分裂的。这次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公投，都反映出这种这种分裂人格带给国家的冲突。而选择严于责人，宽以待己，要求权利，忽视责任，往往是分裂人格中比较大的声音，正符合大部分人类在无压力下的自然本性。
资本肯定是希望全球化，而且这也是经济发展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方向：更大规模的协作和资源共享带来效率提升。谁不参加，谁被历史抛弃，就像曾经的中央帝国。现在虽然世界各国都有反全球化倾向，都在大力发展区域协作。但其实这只是以前的全球化步子太大，引来的反弹。这种区域协作，其实是在深耕全球化的基础。比如，东亚+东南亚的自贸区，欧洲自贸区，北美自贸区都各自内部整合完成，再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就会比较容易形成全球自由贸易。不参与的国家，肯定会被资本抛弃。
普通远离大都市的美国人，这些决定美国民意中声音较大的那个分裂部分，他们的情况如何呢？他们其实已经无力参与全球竞争了。过度安逸封闭富裕的生活，又无美国大都市所有的全球最好的教育、信息、商务网络，全球化带给他们的就是被淘汰。但让他们放弃现在的生活，去大都市学习打工，来度过这个全球化带来的阵痛，不说没那么多机会，就算有，有几个人能选择愿意主动做的？就像我们做父母的让孩子自己决定现在该怎么过，在我们说的话他已经不怎么听了，他只听学校同学间的议论，这个娃娃的选择很大可能是打游戏而不是参加奥数班。这有点像当年明王朝末期的状况，经济上江南工商经济融入全球化，北方小农经济衰败封闭。但说话算数的是喜欢办农场，搞海禁的皇帝。美国也遇到了，现在的皇帝-民意倾向关起门来，继续追求曾经美好富足的美国梦。
现在美国两党政治集团成员的腐败和堕落已经比较严重了，已经有门阀化趋势。全国范围内，信仰民主理念的人仍然占了绝大多数。这次大选中，不断有体制内的基层人员，在违背上级的命令下，通过网络曝光出希拉里和克林顿基金会的各种犯罪证据，让公众看到了现在的文官集团有多么腐朽。这些忠于民意的英雄，担忧过度腐败的文官集团会完全凌驾于民意之上。如果没有因特网的帮助，就算他们发现了，最后也只是被灭口的下场，不会有机会大范围公布出来，进而影响民意。
这次的大选，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传统媒体和他们的工具-娱乐明星都支持希拉里，后期两党的大佬好多打破党派隔阂声明支持希拉里，大部分高科技公司的老板，几乎全部体制内力量都站出来支持希拉里，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边倒。另一方，属于体制外但特别会讨好人多部分民意的特普朗。他在文官集团中不仅没有根基，而且不受待见到本党的大佬们都集体支持对方的候选人。不过虽然他的声音再怎么不着调，不专业，但他握有民意-皇权的认同。他是怎么获得这种认同的呢？就是满足民意中把失败原因归给外人，然后想关起门来重新过上幸福小日子的梦。 所以这一次不是两个党在竞争，而是整个文官集团在和宦官集团竞争。虽然暂时看来宦官得到皇帝认同得到了组阁权，但文官集团势力还非常庞大，甚至特普朗想凑齐一个班子都有困难。因为还想在官场继续混，被贴个宦党标签，长远来看是得不偿失。所以他只能找些体制内有硬伤，已经很难出头的人。这种人中找出能被称为人才或有一方领袖力的会比较困难。魏忠贤在最权倾朝野时，真正心腹也只找得到落第秀才。
所以现在美国的状况相对于中国古代王朝阶段是：处于一个王朝中期。文官集团完成了门阀化，皇帝出了个不受儒家洗脑的异类皇帝，他选了个官场外的亲戚或太监来对抗文官集团，来继续拒绝变革疼痛，幻想通过封闭来维持目前处境。
美国的体制是个非常强大，纠错力很强的体系。上一次奥巴马靠网上小额捐款凑了天量竞选资金，美国高院马上立法撤销公司对竞选资金的上限，来确保资本对选举的影响要继续大于普通民意。这次特普朗靠社交媒体，战胜传统媒体对民意的影响力。这个体系估计会马上立法，来控制社交媒体的运行，把皇帝老师的位置夺回来，或者把这个皇帝老师管起来。比如借口防止社交媒体传播假消息或者黄色信息，那么就给它增加一个审查机构，防止假、黄消息的同时，把不喜欢的声音消掉，只是这对标榜言论自由的美国在立法上有点难为情。如果这么不可行，那么组建水军，或者资本像培养娱乐明星一样培养网红来影响网络民意。这些都和美国立国基础理论有冲突，会受到底层官僚的抵制。再出个斯诺登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样，有目标就好办，就像关心占领华尔街人们的卫生健康问题这类理由都能找出来，最终详细美国文官集团肯定能想出高大上的办法。在宦官执政几年中，文官集团现有能力，轻松能到处搞得四处冒烟。之后，文官集团再捧出一个像张居正、罗斯福一样，民意崇拜为师，官场接受为老大的体制内大人物，进行改革，来一个王朝中兴，让这个体系还能继续运行很多年。关键就看有无立法或技术创新，在互联网时代把皇帝老师这个位置夺回来，还有文官集团有无能力做一定自我清洁，让民意不那么难接受。我认为美国这个伟大国家，很有可能走入这个轨道。
当然美国的另一可能方向，就是借助网络完成过度神圣化民意。民意不再受到约束和引导，而是要求得到社会各方的膜拜，社会各方的精力集中于反复争夺民意，同时撕裂民意，而不是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如果反全球化民意一直占据主体，不管它如何伤害国家长远竞争力，美国只好部分退出全球化进程。政府一直被讨好这种民意的非专业团体领导。他们和文官集团对立，也和文官集团背后的资本集团对立。 他们在竞选中承诺无痛包治百病的药方让民意高兴，几年后留下一个内外矛盾更加激化的社会。非良性民主体制，缺乏引导的民意，天然有分裂族群，激化矛盾的倾向。当民意各方对立严重，每一次选举就是一次社会深度撕裂。 这时由于支持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地区利益不同，美国分裂成几个国家都有可能。当美国孤立主义盛行时，动不动就掀起贸易大战，全球资本绝对乐见美国分裂成几块，它们也绝对有力量去做到。
在民意神圣这个世界氛围中，发展经济优等生的中国政府却一直不大自信，到处低声下气拿着重礼给人解释：”我们高速发展了经济，拜托了，给个面子，承认我们是合法合理管理中国人的机构吧。” 朱镕基去访问小国爱尔兰，结果被人家总理拉着讲了50分钟的人权问题，事后哭笑不得。 所以可以预测，就算基于外交成本，和面子考虑，中国迟早会披上选举制的民主化外衣。
前几年有个节目叫《超级女生》，全民一人一票通过手机投票，来选总冠军。结果这个节目被叫停。为什么呢？我估计这种全民直选的形式和中国政府心目中的民主选举模式不同。怕大家引起误会，或是形成了习惯，以后推出不同于这个模式的政治选举，大家觉得无法接受，所以可以看出直选不在中国政府的考虑之中。
近几年有个节目《中国好声音》办了好几季，目前还没有停播迹象，我观察，这个节目的形式和中国目前的政治模式比较接近，说不定是以后中国的选举模式。候选人先由几个老资格的音乐人，可以称之为音乐届的政治局常委从歌手队伍中选人才入自己帮派作为普通弟子，并且在之后手把手培养、教育。然后在自己帮派中，由这个帮派老大个人选出几个真传弟子。最后把各帮派的真传弟子放入一个池中让他们捉对厮杀。厮杀时就不再是帮派老大当评委，评委就变成普通民众的选票和专业评委的选票，这有点像英美系议院的两院制，一个是平民院，一个是贵族院（靠指定）。所谓专业评委，在现实政治中，有可能是相关专业的专家教授，还有同行的其他官员。
选举的记分过程非常复杂，黑箱空间巨大，所以你搞不清到底专业评委和普通民众选票的权重到底多大，票是怎么算出来的。每一次选举，要考虑各政治局委员的面子，总得让他们有一个候选人能最终进入下届政治局。就像这次好声音，前四名，每个导师各一个弟子。他们的名次再稍稍考虑一下民意。根据这个规则，今年我决赛前猜出了前三名，只是二三名次序猜错了。这种黑箱操作，老百姓投票兴趣有点，但也不大，社会上就不大可能出现政治狂热。民意中的狂暴情绪部分就被消去。
这么一个过程，就保证了，候选人必须先被文官集团大佬先选择了一次，培养了一段时间，才有机会出场当候选人。他们首先必须忠于文官集团的意志。文官集团内部派系利益协调，再看民意倾向偏好谁。而且民意构成，被复杂的选举规则和专业团体票数分去很多权重，普通民意被重视程度就相应比直选弱了很多。基本上，民意只有比较大的否决权。候选人的成功与否，还是看他在文官集团内部混得怎么样。估计这就是以后中国所谓的民主选举模式。
这种格局与视野，只有在西西河才能看到
拜服！
现在川普确实遇到了组班子的难题，不大容易找到合适阁员。传统政客不想来。结果他找了邪乎的办法，阁员主要是军人和商人。被人笑话组了军政府。
美国媒体也开始在反思互联网媒体造谣问题怎么解决。这是要想办法管好皇帝的另一个老师。这个目前还没看出具体怎么出手。不过不外乎对付外国专制政府的手法，先泼脏水破坏名誉。让大家看到你就是道德败坏，撒谎成性的妖魔。然后就可以以正义的名义来除魔卫道了，搞些法律和机构把你管起来。
读完有贯通本源的感觉
十分佩服脑袋兄的论述，但俺不同意脑袋兄的结论，在脑袋兄看来，中美尽管都有严重的问题，但美国比中国更有希望。俺的观点刚好与脑袋兄相反，中国是最有希望的国家，而美国只能是最不坏的国家。
第一，从两个陷阱说起
习总上台后，多次强调要避免两个陷阱，一是国内的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社会两极分化。二是国际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冲突。
可以说，习总的看的十分透彻，邓小平也曾经反复强调，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而邓的韬光养晦，开放市场，也是为了避免与美国的冲突。
近来有一些言论，反对习总的南海，一路一带，军改，反腐等政策，认为对外背离了邓的韬光养晦，是挑战美国，对内则是清除异己，是瞎折腾，并且称习总为少东家。
在西西河，俺是高调支持习总的，并且反对西西河支持刘薄的主张，因此，被投了很多草。
俺与很多河友的看法，主要有两大区别，一是很多河友认为刘薄是实干家，就应该支持，而俺则认为，实干家的确值得敬佩，但无论任何理由，都不能动摇中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二是很多河友认为，无论是中央，还是最高领导人，做得对，就支持，做错了，就应反对。而俺则认为，稳定的中央，和最高领导人，是中国稳定发展的根本，况且，判断对与错的标准又是什么，最后，还不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衡量么。
自秦始皇开始，中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因此，中央集权就是中国政治的根本。到了现在，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公有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就是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制度。
可以说，是否清楚认识到中央集权对中国的重要性，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具有政治头脑的第一标准。而中央集权对中国的重要性，甚至远比民主自治对美国更为重要。
中央集权的现代化，是中国避免两大陷阱的必要前提，没了这个前提，中国的稳定发展都会动摇，所谓避免两大陷阱，也就无从谈起了。因此，俺后面的论述，都是基于公有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这四位一体的现代化中央集权为基础的。
第二，中美的根本问题
两大陷阱，是中国发展的两大根本问题，也与美国的两大根本问题密切相关。美国的困境，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已经过了高峰期，资本的增值逐利属性，必然会寻求新的更大市场，和更低的成本，另一方面在于黑人拉丁裔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这不断会拉大两极分化，更会通过社会结构的变化，动摇美国的稳定。
美国的这两大困境，都是无法根本解决的，最多只能缓解，却无法根除，这是有趋势决定的。而中国的两大陷阱，却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的，这便是中国最有希望，美国最不坏的根本原因。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两大陷阱，一方面在于健全上述的现代化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在于俺反复强调的载体崛起。
载体崛起，是包容性的崛起，这种包容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更长的产业链，二是更大的市场规模。
可以说，更长的产业链与更大的市场规模，是美国主导全球化的两大关键，而将来能够替代美国的只有中国，这对于一个后发国家而言，必须要基于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否则，产业链与市场因为政治势力而造成条块分割，和守成排外，就不能汇集起来，更不能开放包容，这方面典型的例证就是印度。
增值逐利是资本的根本属性，资本就如牧羊人会随着市场和产业链而迁移，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来看，每一个资本的中心，其市场规模都是前一个的三到五倍，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现在就到了中国了。
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就必须成为新的资本中心，而且必须包容开放的新资本中心，要实现这个目标，既要反对那些盲目反对资本的左派，也要坚决反对那些盲目排外的右翼。
中国成为新的资本中心,是美国市场规模的三到五倍，那么，美国的跨国资本，和其他国家资本，又怎么会与中国产生根本的冲突呢?
如果中国的市场规模，至少是美国的三倍，考虑到中国人口不到美国的五倍，那么，中国的人均gdp也就能达到美国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根据统计，只要人均gdp达到美国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工业社会，就能实现相对充分的就业，社会结构会变成橄榄形，中产阶层会成为主体，这样的社会，两极分化不可能严重。
总体而言，成为全世界资本的中心，包容其他国家的大资本，就能避免与守成发达国家产生根本的冲突，也会基本消除国内两极分化。
至少是美国规模三倍的新世界资本中心，更长的产业链，更大的市场规模，就能避免两大陷阱。
三，中国的希望在那里
全球资本，在本土市场基本饱和之后，需要一个更大的栖息地，美国即使千方百计减缓这种趋势，也无法扭转这种趋势，这是中国光明未来的第一大决定因素。
现代化的中央集权，是中国光明未来的第二大决定因素，倘若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统一的市场，外国资本又怎么可能汇聚到中国，这是中国与印度的根本区别。
世界的新资本中心，现代化的中央集权，前者是大趋势，后者是大格局，这也就是俺反复强调的中流无前，和中性独立的载体崛起。
能不能成为新的世界资本中心，海纳百川，能不能完善现代化的中央集权，与各种既得利益切割，是中国是否成功的两大根本。
四，最不坏的美国
最有希望的中国，是全球资本的大趋势，和中国历史的大格局决定的，可以说，主动权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关键是看自己怎样作为，如果中国人自作孽，偏要背离世界趋势，破坏历史格局，再美好的希望，也会沦为泡影。
现在的美国，尽管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却是最不坏的国家，这方面可以比较美国之前的全球霸主，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也是最不坏的，而美国除了人口结构，其他各方面都优于英国，其规模优势，更是除了中国的唯二存在，而且具有很多中国无论如何也无法取代的优势。
美国困境，就如英雄老去，是趋势使然，既不是自作孽，也不是被取而代之，美国能做的就是延缓衰老，却不能改变衰老。
美国延缓衰老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尽可能地维持世界资本中心的地位，遏制中国成为新的资本中心。二是尽可能地控制黑人拉丁裔的人口比例。
但资本就如流水，如潮汐，是难以阻挡的，除非中国自作孽，否则，在与中国争夺全球资本的过程中，历史趋势并不站在美国这一边。
所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美国优越的条件，多元的人口结构，英语的低门槛路径等因素，也难以真正阻挡全球人口的迁移，即使阻挡了人口流入，也难以避免黑人拉丁裔的人口膨胀，除非像中国一样严格计划生育。
鼓吹自由化的美国，现在却在高筑贸易壁垒，和边境围墙，不能不说是巨大的讽刺。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美国即使再厉害，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的大趋势。
无论是奥巴马的TPP经济北约，围堵中国，还是川普的边境筑墙，拦住移民，都是在与资本逐利的属性，和人们追求更好生活的本性做斗争。
可以这样说，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资本的属性，和人的本性。这也是中国能够实现载体崛起，和平崛起的关键所在。
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因为桃花岛主不肯将黄蓉许配给他而闷闷不乐，洪七公开导他说，黄老邪不给，你不能偷么，老顽童帮腔道，你只要召唤两声，不用真去偷，也会跟着你跑了。
现在的美国，有些像黄老邪，中国就如郭靖，而全球资本则如黄蓉，除非中国这个傻小子真的犯傻犯浑，千方百计不要黄蓉，否则，如黄老邪的美国，即使在计谋百出，也无可奈何。
最有希望的中国，是大趋势，大格局决定的，但希望并不是面包馒头，可以拿过来就吃，而必须自己不抛弃，不放弃。而最不坏的美国，至少还是今后二十年全球资本的中心，其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可以调控，既不是美国做的不好，也不是别人做的更好，只是趋势使然而已。
最后做一下总结，大趋势与大格局，才是中国真正的希望与优势，只是盯着制度设计和人事权斗，必然会以点带面，以静代动，做出错误的判断，除非这种制度和人事的变迁，会影响趋势与格局，否则，不应该做过高的评估。
脑袋兄的这两个例证，真是太形象了。近来，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重大改变，从原来主张自由民主的中国化，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现代化。
自由民主的中国化，主要是立足中国，面向西方，还是有学习西方的意思，而中央集权的中国化，则主要是立足现在，贯通过去和未来，对中华文明更自信了。
中央集权的现代化，在纲领方面，可以参考毛主席强调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方面，可以参考新加坡的威权体制。
我们都知道，秦朝体制，与儒家伦理，是传统中央集权的两大根本，而毛主席赞赏秦朝的体制，反对儒家学说，则是区分古代中央集权，与现代中央集权的关键所在，根本就是反对等级制，而是建立平等的中央集权。
平等的中央集权，就是统一的多次元社会结构，统一的中央集权，与多次元的平等缺一不可，这便是俺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
西方的自由，基础就是私有制，但是除了几个发达国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体制，带给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却是发展的桎梏。
西方的民主，基础就是自治，关键则是契约，但现在的工业化，规模化，信息化等生产方式，使得能够实现生产性自治的人越来越少，而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自治，只是以财富存量为基础的生活性自治，缺乏生产的主动性，生活性的自治也难以长期维持。
可以说，俺的政治主张，从原来自由民主的中国化，转变为中央集权的现代化，根本的原因就是对所谓中产阶级社会的幻灭。
不具备生产主动性，只是依靠财富存量，实现生活性的自治自理，这样的所谓中产阶级社会，是难以长期维系的。而失去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精神，那么契约也同样难以维系。
马克思说，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这个论断是十分准确的。尽管资本主义通过政府财政，和信用货币，将二元的经济体制，变成了四元的经济体制，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
统一化的聚合效应，与多次元化的发散效应，是人类社会的两大方向，也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怎样将统一的聚合效应，与多次元的发散效应整合起来，实现良性的循环互动，就是人类文明根本所在。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体制，能够焕发勃勃生机，关键在于有些资本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既能实现集中，又能实现发散。
因此，自由的核心价值在于科学技术，而不是私有制，不能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私有制，反而是发展的桎梏，这与民主真正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尽管只是形式上的平等类似。
所以，只要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只有能够实现更大的平等，就是抓住了自由民主的灵魂，而没必要在意自由民主的形式和基础。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科学技术主要是两大主体推动的，一是强有力的政府，如中国的毛时代建立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青蒿素等等，还有苏联和美国争霸的各种科学技术进步。二是多次元的企业，通过相互竞争实现科学技术的重大进步。
统一的政府通过计划统筹，多次元的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这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两大路径，二者缺一不可，压根与私有制的关系不大。
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尽管是人类社会的重大进步，但与通过统一配置稀缺资源，实现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这样的实质平等相比，只要看看印度与中国的区别，就明白了。
但是，平等决不能绝对化，除了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这样的公平正义底线，应该统一配置稀缺资源以外，平等应该是多次元的动态竞合体制。
聚集效应与发散效应，是统一与多次元的根本，科学技术的进步，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越来越被少数人掌控，这与私有制会将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一样，会成为人类社会重大挑战。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既得利益集团，主导了人类历史的演变，现在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既有精神，越来越小众化，会对人类社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方式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将来很要加上科学技术的小众化与就业保障的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但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央与地方，皇权与民众，还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等等根本矛盾，都是聚集效应与发散效应之间的矛盾。
基于统一的多次元化，与基于多次元的共同化，是人类文明的两条路径，前者典型的就是中国的中央集权现代化，即平等化的中央集权，后者典型就是西方假借科技进步和形式平等的自由民主体制。
紧紧攥住科技发展和真正平等，就没必要着重自由民主了，统一又多次元的中央集权现代化，应该是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发展的方向。
美国也阻挡不了这个大势。事实上，由于民意趋向反全球化，美国还在背离这个大势前进。目前看对中国是利好。
但一切前提是，中国要能把握住这个大势直到能如您描绘的，资本中心的转换最终完成。
随着美国民粹化加剧，资本在美国的安全性也在降低，肯定也在担心被暴民最终给分了大户。但这个地球上还有让资本更安全，也足够大的避风港吗？目前还没有任何国家有接近美国的份量。
如果资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转移地，那么他们就只好一边试图驯服美国民粹民意，一边出让利益来缓和和民意的矛盾，最终达成个妥协，能继续留在美国。这些个妥协达到一个平衡，美国就留住了资本中心位置。这个可能性很大的。毕竟美国目前的法律，制度的完善度，不是中国这种后进国家能短时间内达到的，甚至这些法律和制度本来就是资本为自己量身定做的。而资本利益集团和美国本土的政治团体的紧密勾结和信任关系，也不是短期内在其它国家能达到的。资本逐利，但更追逐安全，越是大资本，越是如此。
资本要在中国取得足够的话语权和安全保证，中国要做的体制改革是非常浩大。而且中国从来没有这个给资本话语权的政治传统，这个改革其实并不乐观。 而且现在中国制度中，民意的份量太轻，资本进入中国要寻求安全和机会，就只能寻求和政治门阀结合。 中国现在的政治门阀家族，他们如何和这些资本结合，让他们安心在中国扎根？他们间是主从关系还是买办关系？这前者现代资本能接受吗，后者中国百姓能接受吗？中央集权不一定带来稳定，必须各方利益和权力平衡的中央集权才能带来稳定。其实我觉得美国以前的制度就是这方面做得很好。在中国，目前是官场独大，资本和民众的权利还没多大保障，这是中国目前维稳大于一切的原因。目前，对资本来说不算个福地。
大势方向有利中国，但我们要握住它，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至少我觉得不比美国人的容易。令人安慰的是，只要中国走好了自己的路，没有人能改变这个趋势，就算美国倾力挽留资本，吃福利民众开始努力工作，做好您提到的这两点，也无法改变。
形势，形就是格局，势就是趋势，在俺看来，格局与趋势，远比人事和法制重要，而脑袋兄则更强调人事与法制，因此，俺与脑袋兄的观点基本一致，只是偏重不同。
俺是学法律的，也苟活了四十年了，经历了改开的全过程，自认为对中国的法制和权富，还是有点发言权的，俺多次说这些人就是一群混蛋，对于有些人鼓吹的贤能政治，官办经济，很不以为然，所以，在人事法制方面，俺与脑袋兄的看法也是基本一致，也很明白脑袋兄为什么不看好中国，但是，俺要强调，这些人权富尽管是一群混蛋，但却难以改变宏观的大格局，大趋势。
中国的贪腐极其严重，因为房地产乱政，造成严重的贫富分化，这些问题放在其他小国，的确会破坏格局和趋势，但在中国却不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唯大不败，形势比人强。
第一，从腐败说起
俺之前写了一个回帖，强调腐败尽管极其普遍，极其严重，但是腐败的危害却被夸大了。
中国的腐败，主要源自房地产乱政，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但是，如果没有腐败的利益驱动，官僚们怎么可能去强拆，因此，官僚腐败与坐地户的漫天要价相比，两害相权取其轻，官僚腐败的危害更小，否则，房价会更高，基础建设更难以推进。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可拍的就是不能发展，官僚腐败的社会成本，远远低于坐地户的漫天要价，更远远低于建设停滞的时间成本。
不怕贪，就怕懒，中国的大多老百姓，在这方面还是眼睛雪亮的。很多的工程因为各种原因停了下来，之后的建设成本甚至几倍于之前的成本，很多人都说，即使让之前的贪官多贪些，能建成就好了。这也是很多百姓，对习总反贪不满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毛时代的政治高压，与改开后的普遍贪腐，都是中国发展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道听途说的就算了，俺家附近，修了半年多的水泥路就普遍裂了，粉尘飞扬，建成的小学楼房，还没使用，就被定为危楼，人行道重新铺过，就跟原来没啥区别，称这些人为混蛋，并不是冤枉了他们，中国本可以做的更好，但相对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恶法胜于无法，混蛋胜过混乱，再清洁的停滞，也远不如肮脏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
但是，俺还是要强调，中国本可以做的更好，也应该做的更好些。
第二，既得利益集团
人类历史，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演变史，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稀缺资源的垄断，二是子孙的遗传继承。
与俄罗斯，巴西等资源富国不同，中国资源稀缺，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而工业化的社会，都会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占主体的橄榄形社会。
中国现在的两极分化，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工业社会没有过的，根本的原因是城市化造成的。
稀缺的城市居住和商业用地，被城市居民，坐地户，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银行，炒房客等垄断，这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中国在房地产，和土地财政方面，的确有正确错误的原因，也有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相比的困境，最重要的方面有两点，一是原本城市并不现代城市，重建的成本太高，二是中国的城市化，主要是异地的城市化，本地人与外地人，很容易产生冲突。
稀缺的城市建设用地，被少数人垄断，能够长期持续下去么？危害真的特别大么？答案都是否定的。
一家拥有几套，甚至几十套房子，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没有征收房产税。
现在的土地财政，其实是一种增量税，主要由买房人承担，如果买房子的人少了，政府的收入难以为继，必然会征收存量税，那么，持有房子的成本将会很高。
高房价，让买房人承担的增量税，并不是没有好处的，那就是减少外来人口的涌入。
俺是反对大规模城市化的，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的保障成本太高，保障成本必然会传导到生产成本，不利于稳定，也不利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的空间有限，不利于积累更多财富存量，而财富存量是形成更大市场的必要条件，更大市场又是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中心的关键。
总的来说，通过持有大量房产和店铺，而造成的贫富分化，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而高房价也并不是一点没有好处的，因此，稀缺垄断并不会像历史上的土地兼并那样难以遏制，又因为计划生育，这些既得利益阶层的遗传继承也不会人口膨胀。
第三，权富的倾向归属
发展中国家的权富，普遍有着发达国家代理人的天性，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永远陷入发展中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权富也是如此，裸官裸商裸学也是很多的，但是，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想要充当西方的代理人，是不可能的，而要涌入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接受不了，两者的原因都是中国太大了，人口太多了。
充当西方的代理人不可行，涌入西方也不可行，那么，大多数权富不得已，也只能在立足中国了，这是唯大不败的重要原因。
俺相信，中国的大多数权富，最后还是会不得不爱国。
第四，中国与前苏联，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比较
首先，中国的人口结构很好，汉人为主体占了百分之九十多，其次，中国的没有可以动摇中央的地方势力，如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墨西哥，巴西，泰国等某个大城市。
前几年，广东的南方系还在闹腾什么民主，现在的港独都出来了，他们也消停了。
可以说，无论是人口结构，还是人口分布，中国的地方势力，都难以撼动中央，不会产生俄罗斯联邦要单干，苏联就要完蛋的情况。
疆独，藏独，台独，港独，都对中国整体难以产生根本的影响，相反，反而能让大陆人更加团结，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未尝不是好事。
第五，左派，左翼，右派，右翼
上面讲到，地方势力难以挑战中央，那么，意识形态方面的势力，是否能威胁到大趋势，大格局呢？
中国现在最大的意识形态势力，就是右派，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利己，二是迷信西方。
西西河的主流是左派和右翼，左派举着大众的大旗，右翼举着民族的大旗，但是，因为不愿意与右派主张的西式民主同流合污，因此，中国的左派没啥实际的势力，而右翼因为不能与民族资本相呼应，也与左派一样缺乏真正的力量。
左派的基础应该是工人，现在可行的路径只能是民主选举，如工会等社团组织，右翼的基础应该是民族资本，可行的路径主要是协会商会，如日本的产经联，这两类意识形态，本应该是冤家，却因为都势单力孤，不接地气，为了反抗右派而不得不走在了一起。
左翼，在中国更是稀缺，现在这类人被称为圣母婊，如环保主义者，动物权利者等等。
总体而言，中国唯有自私自利，迷信西方的右派，才可能够掀起些风浪，但随着西方的没落，他们的意识形态大旗残破不堪，反而成了笑柄，但他们的自私自利却充分的暴漏出来，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才是这些人的本来面目。
第六，农三代，城三代，官三代，富三代，这里的三是泛指，是指三代以后。
按照阶层划分，中国可以分为城，农，官，富四个阶层，脑袋兄的三代说，的确很有说服力。
农三代，对农村已经完全没了归属感，大多也不会种田了，进城打工却又难以在城市安家落户，这些人是没有归属感的一群人，也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不同区域，过于分散，容易被城里人，官僚，和资本家分而治之。
城三代，这些人一般会拥有几套房产，如果要增收存量房产税，这些人肯定是要追求权利，排斥外地人，香港那样的民主运动，很可能会在中大城市上演，可以说，这些人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最大不确定因素。
官三代，中县调查就很明白地是说明，在中小城市，官僚们的近亲繁殖是很厉害的，但是随着土地财政的入不敷出，进入体制内做官并不是一个好出路，中大城市反而好一些，但这些人本身掀不了大的风浪。但他们与城三代，与富三代结合，才可能有些所作为，但考虑到这些人一贯的作风，如果真要选举，他们更是会很惨淡。
富三代，即使王思聪那样的，已经算是好的了，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将会在这些人身上深深体现，这些人将大多数成为奢侈的食利阶层，家族企业必然会转变为公众企业，美国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总体而言，农三代，城三代，能够通过数量掀起些风浪，特别是城三代，一旦征收存量房产税，这些人肯定会闹腾，嚷嚷着本地优先的区域民主，高于国家整体。
最后做一下总结吧，在经济学家中，俺最佩服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俺强调的大格局，大趋势，与林的经济主张类似，只要法制与人事不能从根本上威胁大格局，大趋势，那么，中国的未来必然水到渠成，最有希望。
无论是地方势力，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都难以动摇中国的大格局，和世界的大趋势，这些势力的分散，无能，消极，被动，对中国反而是大好事。
能够做的更好，自然最好，但难有大的作为，对于拥有大趋势，大格局优势的中国而言，风险反而最小，这也是有人称中国崛起，是被崛起的根本原因，与其他国家的主动崛起不同，中国崛起主要是大趋势，大格局造就的载体崛起，就如河流无论流向什么方向，最后都流向大海，而大海的实质，不过是最大的洼地而已。
只是对中国握住机会的能力信心度不同。中国是个前现代国家，这种国家的解决方案太复杂了，没有先例遵循，只有自己摸索。这个阶段，说实在的，如果美国和中国持续冲突，我觉得中国成功的可能性反倒大些。因为最后完成质变，还是主要看内部变革作得好不好。没有强大外力，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历史上，好像很少成功完成过这类改革。
如果哪天，美国总统天天赞扬中国领导人是负责任的大国领袖，才真正让人担心他们达成了什么妥协和勾结。在没有多少生死存亡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的权富层堕落是非常快的。如果我对中国的前景有乐观看法的话，中美关系紧张，是我觉得的利好因素，是看好中国的原因。因为大势在中国，只要中国内部没出问题，不管美国怎么折腾，中国都赢定了，这么看，美国压力，其实对我们权力层堕落是个制约因素，有利于中国各界在变革中达成共识。
川普自己和他的那帮非专业幕僚事后一脸无辜的样子：接个售后服务电话，你们这么反映过度，吓唬我们不懂行吗？
这一下，全世界才意识到，川普这个非专业团队，没有认识到国际政治领域和国内政治领域间的区别。他仍然保持国内竞选时张开大嘴一味追求曝光率，而不知道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专业和危险的领域。这个领域的人，没有谁轻易开口，开口前都辛苦作着各种计划，开口时说话都小心翼翼选词造句，开口后都作着各种评估测试，然后再如履薄冰进一步动作。
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还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它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国际政治处在无政府无权威，完全丛林法则的状态。国内政治，是处在有许多规则，有许多有权力监管的状态。类比一下组织行为模式，前者更像黑帮占街区抢地盘，后者更像公司做生意抢市场。
川普的行为，显示出缺乏对前几十年所有黑帮前辈，在无政府危险状态下，用无数鲜血和几代人耐心搭建出成果的尊重。
在完全丛林法则下，大家最追求的是安全感，最缺乏的是相互信任。看到前面人蹲下捡块石头，周围的人正常反应是赶快躲到树后，然后迅速抓块石头握在手里，然后小心翼翼问一下：“喂，老兄，你捡石头干吗？”先捡石头这位回答：“我见这个石头好看，拿回去放鱼缸”。一边说，一边迅速躲入墙边。然后再提议：“要不我们都把手举高，一起保持20步距离离开遮蔽物。”经过小心谈判，大家分几步，先手一起露出来，然后身体露一半，然后全身来到街上。但这么一直这么举着手太累人，相互盯着看精神太紧张，于是再达成个协议：一起到这个人院子中，看到他把石头放入鱼缸，同时每个人把石头抛离，这样来确保每人会把石头突然用于砸人，之后才能够再正常在街上行走。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偶尔有一起谈谈街上污水问题，谈谈天气太热多路边种点树这类的合作。可以看出，玩国际政治的人是一群 活在多么悲吹的环境的人。前面每一步没协调好，也许仅仅因为想给鱼缸添块石头，引来的却是一场石头混战。长期生活在这个街头的人，会因为以前的历次混战，定下一些规则，避免大家当街捡石头引来不必要混战，或是捡完石头之后那些麻烦的谈判步骤来慢慢消除戒心。台湾问题，其实就是类似这种捡石头行为。一捡起来，大好时光就会浪费在重建互信，消除戒心，试探底线这类事上。国际事务中的很多部分，比如裁军，军备竞赛，削减核弹，核检查，禁止导弹扩散，禁止核武器，要求军队互访，增加透明度，增加国防预算透明度，都在围绕这个捡石头，检查兜兜有无石头，扔石头在那儿浪费青春呢。
玩国内选举政治就像做生意一样，没玩黑帮这么累人。首先没有生命危险。你不会因为一单生意谈崩了，和人最终打得头破血流，甚至生命垂危，大不了再做一单。所以言语动作耸动点，问题不大。但国际政治，言语动中耸动点，夸张点，它散发出信息会根据墨非定律，确定向恶化方向发展，而恶化结果是流血。其次，做生意有退出机制。你可以选择不参与，退出谈判。甚至你可以宣布破产，彻底不玩了。但在无政府的街头，当第一个人蹲下捡起石头，街上的其它人，其实是没有选择的。你必须马上躲起来，也必须尽快找一块石头，不然第一个挨石头的肯定是你。而当你躲起来，也捡了石头，你就必须参与后面的混战或是扔石头谈判。不存在捡了石头，然后给大家做个鬼脸，说我只是开玩笑，我们回到从前的可能。
国际政治达成的协议非常值钱，也一钱不值。说它值钱因为它往往是通过许多人，甚至几代人用生命和无数金钱一点点磨合成的复杂而脆弱的东西，非常容易损坏，所以需要加倍珍惜。说它不值钱，是因为没有权威机构有资格强制要求你执行它，特别对大国。它被遵守的价值往往只是撕毁它比遵守它损失更大，或是撕毁损失的不可预估。谁知道石头大战的结果是击中了头部还是肚子？作生意的违约金就在合同中写得清清楚楚，损失预判非常清晰。这次生意人川朴兴冲冲捡起台湾问题这个石头，做好准备这是个黑帮谈判没有？估计全世界没有几个政治机构有这个信心，川朴已经作好准备讲数不成就打烂茶楼，血肉横飞。而如果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后果的可能，根据墨非定律，这个后果就会很容易被他操作成现实， 这是大家为什么这么紧张的原因。
其实这也是我支持特郎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太大了大到了大部分时候压根没有够级别的对手 所以总是自己折腾自己
希拉里上台 要么压倒中国 要么被中国压倒 以美国的作风必然四分五裂 那最多50年后中国又会回到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的状况。
但是一个有认同感的美国则不一样。这是一个足够好的对手 各有千秋 后劲也足。只有长期有这样一个对手才能使得中国彻底摆脱 秦以后的循环 。
其实中美到目前之间关于台湾问题的三个联合公报，都是在中国力量远远弱于美国的时候签订的。特朗普看着“我为啥要无条件承认一中”，感觉很不爽。可是他不知道的是，大陆看着这三个在中国弱小时候签订的联合公报，感觉也很不爽呢，觉得需要与时俱进，重新订定与台湾之间的关系了呢。
所以眼看特朗普要掀桌子，土共表现特别淡定。大陆这次趁这个机会应该会要求美国完全不再出售武器给台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