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蒋无迷 -- 熊皮帽子近卫军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1！吾语女2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3。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4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

“孔子诛杀少正卯”一事是一件悬案，历史上怀疑此事子虚乌有的学者大有人在。又经现代学者的缜密考证，此事为战国末期法家人物虚构之说，已成为确凿无疑的铁案。…… 首先从史实上辨正，孔子根本没有诛杀少正卯的可能。 记载此事较为详细的《尹文子》、《荀子》、《孔子家语》等书，都说孔子当时的官职是“为鲁摄相”、“摄鲁相”、“为鲁司寇”，最后定型为“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孔子曾任鲁司寇，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但《公羊》有言，“鲁无司寇之卿”，按春秋时周制，列国之卿，都命自周天子，大夫命自诸侯。《韩诗外传》有鲁侯任命孔子为司寇的记载，则其司寇之位不过大夫，未能列为上卿明矣。《吕氏春秋·遇合》称孔子“仅至于鲁司寇”，一个“仅”字可以看出其官职不过如此。至于《史记》中说孔子“由中都宰而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则纯然是无稽之谈。 说到“摄鲁相”，叶适《习学记言》认为：按《论语》“……公西赤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然则君在其国，而宗庙出其境而会朝，固皆有相，择能而使，无常官，事毕而止。夹谷之会，孔子与齐人辩争最著……而孔子及子路由此预鲁政矣，故学者讹传以为相鲁也。……后世以虚言为实用，则学者之心术疏矣”。 崔述也认为孔子相鲁不过是“相礼”而已，此“相”只是“夹谷之会”一临时官职，类似于今天某些临时会议的主席，事毕即撤销，并非后人心目中权倾天下的“相国”之位。毛奇龄《西河答问》云：“周时无‘相’名官者。上文所云‘相’，乃傧相之相，非卿相之相。且是时季孙以司徒兼冢宰，孔子以异姓平民，骤至司寇，已是异数，岂能代季孙摄行相国之事哉？”故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其官职不过如此而已。 “少正卯”又何许人也？王士祯《池北偶谈》中云：“少正卯，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当时鲁郑皆有少正之官，列于卿，故子产亦称少正。按《氏族博考》云，以官为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正令等。盖卯官少正，其后列国为此官者，子孙因以为氏耳。” 唐顺之《稗编》认为：“鲁有少正卯。谨按《周书·康诰》‘少正案’，‘少正，御事出酒诰’，盖小宰小司徒之类。周制，六官之长曰正，则其贰谓之‘少正’。孔子诛卯，盖其先必因官以少正为氏，不然则少正卯之官尔。” 故鲁如有“少正卯”其人，他起码为一世卿或世家子弟，相关记载称其为“乱政大夫”、“鲁之闻人”，则其社会地位至少不比孔子低，甚至还要高一些。另外当时鲁国实际的执政者为三桓，三桓手下又有许多极有权势的家臣。由大权旁落之诸侯国君任命的孔子，怎么可能拥有不经任何请示、不用任何理由，就随意诛杀国之世卿或大夫的权力，还公然暴尸三日以制造恐怖气氛？历史上有“资格”这样做的屈指可数。 朱熹《晦庵集》中认为：“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唐代学者杨倞在编纂《荀子》时，认为记载此事的《荀子·宥坐》篇以下，是“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于末”，其内容以两汉儒者所附入者为多，并不可信。 第二，此事与孔子思想极不相符。 《论语》中云：“季康子问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通观《论语》中孔子的言行，他对不同道者如“避地”、“避世”的隐士等，都持尊重、同情的态度，即使对“异端”，也只是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阎若璩认为：“盖圣人行诛，必其人有显罪与众弃之。未有出人不意，但为其宿昔奸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孙武行兵立威之法，岂圣人为政之道耶？” 王若虚也认为：“以予观之，（诛少正卯事）殆妄焉耳。刑者，君子之所慎，不得已而后用者，罪不至于当死，其敢以意杀之乎？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杀一不辜，虽得天下而不为此，圣贤相传以为忠厚之至者。若乃诬其疑似，发其隐伏，逆诈以为明，径行以为果，按之无迹，加之无名，而曰‘吾以惩奸雄而防祸乱’，是则申商曹马阴贼残忍之术，而君子不贵也。” 徐复观先生认为：“他（孔子）的伦理思想，实际是以自由精神为基底的。这才赋予以中庸的性格，使‘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儒家思想中，绝找不出用杀来解决思想异同的因素。”所以从孔子及儒家一贯思想上讲，他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残暴的事情来。 第三，此事太不合乎人情常理。 刘敞《公是集》说：“少正卯者，鲁之闻人也，与仲尼并居于鲁。仲尼之门人，三盈三虚，独颜渊不去。夫言‘独颜渊不去’，是闵子骞之徒尝去之矣。少正卯能使闵子骞之徒去圣人而从己，是少正卯非细人也。夫以闵子骞之智，足以昭善恶、决去就，犹深悦少正卯之义，则少正卯之非细人审矣。……且仲尼与之并居，不能以义服其心，与之立教，弗能使弟子不叛己，是鲁国之人，莫不以是人为贤也。民以为贤，仲尼始为政七日而诛之，百姓不知是仲尼嫉贤也？嫉贤而惑民，何以为政？”故曰，鲁无少正卯而已矣，如有少正卯，仲尼必不杀也。 王若虚《滹南集》说：“少正卯，鲁之闻人，自子贡不知其罪，就如孔子之说，亦何遽至于当死？而乃一朝无故而尸诸朝，天下其能无议？而孔子之心亦岂得安乎？夫卯兼五者之恶，借或可除，而曰‘有一于人，皆所不免’，然则世之被戮者不胜其众矣。” 如果少正卯真有能力让孔门除颜回之外的所有学生都“背叛”孔子，则其智慧、道德必粲然可观，孔子诛之，其弟子将如何看待孔子之为人？仅靠几句莫名其妙的解释，能让学生心服口服？——“心逆而险”、“行辟而坚”算什么罪？谁定的罪？标准是什么？实际造成了哪些伤害？刑法上有此条例吗？……另外，百姓又怎么看待孔子之为政？所以即便真有少正卯其人其事，孔子为政始七日而诛之，必然会弄得人怨鼎沸，众叛亲离，怎么可能会在三个月后有“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的治相出现？且孔子平生最恼恨、伤悲的就是为政者诛杀贤者。故此事在情理上可推断为极荒谬者。 唐顺之说：“按下文有父子讼者，同狴（狱）执之三月不决，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夫父子讼其大罪，而孔子尚欲化之，使复于善；少正卯为国闻人，其罪未彰，而孔子乃先事设诛，（后）播散其恶。由后为夫子本旨，则其前为非，夫子本旨明矣。” 唐顺之提到的“父子同狱”故事，见之于《荀子·宥坐》篇中“诛少正卯”文字之后。他认为二者思想互相矛盾，后者接近孔子仁恕之道，而前者为非。王若虚则对此有另一种解读，称“父子同狱”一案，如果儿子有罪，就应加以处罚，无罪就应释放，你关他们三个月不闻不问干什么呢？焉知父亲请求撤诉，不是受不了监狱之苦被迫如此呢？如果父亲就是不撤诉，孔子怎么办？难道关他们一辈子？“诛少正卯”和“父子同狱”都不合乎人情事理：“荀卿因此设过正之事以惊世俗，以为众疑于无罪者而遽诛之，疑于必杀者而卒赦之，操纵无常，开阖不测，此孔子所以异于凡人者。而不知圣人正不如是也。” 故“诛少正卯”一事，“殆书生之寓言，非圣贤之实录也”。王若虚言：“自三传而下托圣贤以驾己说者，何可胜数？盖不足尽信焉。”这句话说出了“诛少正卯”故事虚构成型的历史内在动力：这是法家让大名人孔子“粉墨登场”，做战国时期刑法思想的代言人，尤其是在为秦朝之焚坑张目。徐复观先生在《一个历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进》一文中，经过对《尹文子》、《荀子》、《淮南子》、《说苑》、《孔子家语》、《史记》等书相关记载中语句、词汇演进的缜密分析，认为此故事，“酝酿于战国末期的法家思想（以韩非为代表），成立于秦政焚书坑儒之世，盛流传于两汉之间，一直到《孔子家语》，故事的演进才算完成。因把《家语》的同一材料窜入《史记》的《孔子世家》而故事影响更为扩大。这是与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有密切关联的故事”。而且汉以后的儒生在引用此故事时，对少正卯形象的理解也与原始版本有很大出入。后来徐先生更认为此故事中个别词句的源头来自《管子·法禁》，如云：“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与《说苑》中孔子宣布少正卯之五大罪状相类似：“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其他记载亦相仿。徐先生认为：“必先有此篇（《管子》）之思想文献，然后接上《韩非子》上所造之孔子、太公等人物，此故事乃得以成立。……而诛少正卯故事系出于法家，乃成铁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