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经秦战乱，所谓纯儒基本已经被消灭了，留下的都是叔孙通这样的“通儒”，既可以阿谀秦二世，也可以伺奉刘邦。董仲舒适应时代变化，提出“大一统”思想，当然得到了汉武帝的欢心。

但是董仲舒发展的功劳超过了继承。

三国志同时出现“缪”和“穆”，并且明显用法不同，这点确实足以说明对于作者陈寿而言“缪不通穆”，但是陈寿作为西晋史学家，陈寿获取的三国史料又会有各种来源。

有没有可能，陈寿参考的史料中关于关羽的部分“缪通穆”，而其他一些史料则“缪不通穆”，最终导致三国志里面既有表示恶谥的“缪"，又有表示”穆“的”缪“，也有明确表示”穆“ 的”穆“。

好像有点绕哈，如果有史料能够说明在当时的蜀地究竟是”缪不通穆“还是”缪通穆“，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再到韩愈提出的“道统”，再到发展出法统可以变，道统却是从周公开始，再到孔子，再到当时，是一直延续的；因此比起断续的王朝，要高级得多。

儒家，和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产生发展变化，成住坏空的过程，并没有什么“纯儒”。孔子个人比较活泼可爱，个人魅力不错，和道统的“圣人”形象其实不吻合。在加上孔子本人有从政经历，其过程和结果其实也不怎么样。所以严格地用道统来看，真实的孔子也称不上“纯儒”，恐怕还会给儒家丢脸。

道统有很不好的地方，但在限制皇权方面给了士大夫们很重要的理论依据，所以也是有很大好处的，宋明两朝，皇帝的权威被削弱的很厉害。另外，孔子本人是个教育家，后世儒家总是和教育在一块，这对中华文明是有大功的。“万世师表”，更多的说明其教育方面的贡献吧。

也许是类似于特供，掌握着巨量钱财的军人通过官市购买物资，输送回故乡。起的作用也许类似于一个官方的期货市场。

之前在这帖子里回复盲人摸象河友，说我不想借古喻今，但这个话题，我觉得有一些值得和现代史参照着看的地方，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涉及一些现代内容。不过我初衷仍然如故：讲古就是讲古，有些地方可以思考借鉴，但我并不会盲目比附，甚至歪曲史实以达到某种影射效果。

诸葛亮的继承人，三国演义造成的大众印象无疑是姜维，但读史的河友们都知道，实际上诸葛亮指定的是蒋琬。有趣的是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其实也是提到了的：

但是，三国演义的后文中完全没有体现这一安排，而是通过诸葛亮兵法的传承，明确了姜维的继承人地位，并直接转入了姜维继续北伐的故事。实际从诸葛亮死去到姜维再次大举北伐，中间蒋费执政的时间长达十九年，而在三国演义中，仅有短短四回的篇幅。三国演义这种叙事方式，原因可以说很明显：整部书的长处在描写战争，自然相对和平的蒋费时期就没什么可写。而且蒋费时期的和平，与“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主旨也不相吻合。

“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不仅是三国演义的描写，而确实是蜀汉政权的愿景及凝聚力来源。而诸葛亮选择了蒋琬作为继承人，实际就已经决定了政策的转向。蒋琬从无前线经验，虽说“诸葛亮出山前也没带过兵”是个网上出名的段子，但诸葛亮统大兵北伐前其实并不乏军事经验，而且诸葛亮真有心让蒋琬继续主持北伐，也断没有多次北伐一点都不给他历练的道理。

诸葛亮不在军事方面培养蒋琬似乎是有原因的，军事才能与天赋关系比较大，而蒋琬的军事天赋非常可疑。他执政期间唯一一次军事计划，是出汉水袭击魏属荆州的西北角，其蹩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顺流而下虽然可以为蜀汉解决粮食运力问题，但如果攻击不成功，蜀汉部队则难以逆流而上撤回汉中。这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计划就像在赌，赌不奇怪，军事行动总是带有一定偶然性。但蒋琬的这个赌局，赌本下得很大，预期收益却很小，无怪乎坚决北伐派姜维都坚决反对这一计划。

蒋琬的行政能力大概也是一般之属，他年轻时任广都县长，因为消极怠工，“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差点被刘备处斩。任首辅之后，又被督农杨敏评为“作事愦愦”，虽然杨敏有诋毁之嫌，但蒋琬的行政才能恐怕确实无法与同任丞相长史的杨仪（“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和后任费祎（“识悟过人，每省读书记，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其速数倍於人，终亦不忘”）相媲美。而从其当县长时酒醉怠政的经历看，他似乎也没有前任诸葛亮那种勤勉。

蒋琬的优点，或者说诸葛亮看重他的地方，明显是其人处事公平宽厚。比如上段提到攻击他的督农杨敏，当时即被有关部门要求问责，被蒋琬制止，有关部门又要求彻查其思想动机，蒋琬又不同意。杨敏未因此事获罪，但之后他犯罪入狱，蒋琬也做了公平的处理，没有趁机报复或故示大方，加以宽纵，蒋琬的事迹，大抵如此。

年轻的时候读书，觉得“公平宽厚”是一个无足挂齿的优点，后来有了社会经验，懂得了自己立心公平宽厚和让别人承认这一点，中间要跨越相当远的距离，更别说在居于各种利益纠缠之中，能维持公平宽厚的初心也有相当难度。而且回过头来看，诸葛亮选择蒋琬作为继承人，很有见地。蜀汉作为一个外部生存压力巨大的国家，确实需要能够维持团结，将内部矛盾控制在最小的当家人。

蜀汉也确实存在着内部矛盾，即拥护集中国力进行北伐与维持现状分利自肥两派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是原发性的，北伐是蜀汉的国家道统所在，而分润则是人类普遍存在的自私自利本性。而且这两者不可偏废，一派代表了蜀汉的发展前景，而另一派关系着蜀汉的生存。以诸葛亮之才能功业，他也只能尽力弥缝，并尝试从外部解决这个问题。蒋琬尽管军事上未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建树，但他主政的十二年里，蜀汉依旧维持着内耗较小的清明政治，从这个角度说，批评诸葛亮不善于培养继承人，是苛责了。

说到这，河友无疑会看出来，我想说的是这和主席最后选择了华国锋有类似之处。而且事实证明，华国锋的表现大大不如蒋琬，这一点毋庸讳言，我认为主席是看走眼了。不过华国锋进入主席的视野时，主席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诸葛亮培养不出诸葛亮，毛泽东找不到毛泽东，这绝不是伟人的罪过，而是天才的孤独。

周公是偶像，踢出儒家。

王莽是垃圾，踢出儒家。

孔子是祖师，死了很久了。

。。。。。

那个朝代出现过纯儒？

单纯从履历上来看，应该说费祎比蒋琬更适合作一国首辅。蒋琬从政生涯主要是政务官，费祎的经历相对比较全面，他曾经多次出使东吴，也曾参与前线军事。个人能力上，如前文所述，费祎比起相对平庸的蒋琬更是突出。即使在能团结人这一方面，费祎也有相当能力，譬如魏延杨仪势如水火，费祎却能两面结好，尽力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

诸葛亮选蒋琬不选费祎，除了可能有年龄梯队方面的考虑（诸葛、蒋、费的年龄大概是个公差约为十的等差数列，不过这不重要，这里不详述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个人立场。蒋琬尽管力有不逮，但仍有心北伐，费祎掌权后则是坚定的反北伐。费祎阻止姜维北伐的说辞是：“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这种拿诸葛亮的牌位出来砸人的行为，也就把费祎决定无限期中止北伐的态度表明得很清楚了。虽然前面说到选择蒋琬接班，就意味着诸葛亮最终决定放弃了密集北伐政策；然而费祎这种彻底放弃的态度，绝非诸葛亮的本意。

费祎反北伐的原因值得探究，很明显的，费祎并不一贯反北伐，他积极参与了诸葛亮的北伐活动，并无敷衍应付的意思。我揣测费祎反北伐，很可能是出于一个私字，他已经是首辅，即使北伐取得一定成功，他无非还是首辅（至于更大的成功，他阻止姜维的说辞倒也不完全是虚话）；而一旦北伐遭到挫败，如诸葛亮败于街亭自贬三级，他就需要负责了。

这不是我诛心，费祎其人确实长于谋身，他长女是刘禅太子的太子妃，蜀汉未来的皇后；而他的次子也娶了刘禅的公主，论家族布局，他家在蜀汉首屈一指。长于谋身者，难免拙于谋国，他不肯冒北伐的政治风险，应该不算是过度推测。

有一点要说的是，一些文章里把费祎的人品写得非常不堪，似乎其人十分阴险狡诈，惯于背后下刀。一个例证就是前面提到的魏延杨仪都与费祎交好，但二人落得最后的下场都与他有关。这我认为倒也未必，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把柄向费祎和盘托出，恰恰证明费祎为人处世的确是有一套。魏延和杨仪虽然政治智慧都不太高，但如果说依靠诈伪就能取得他们如此信任（还是明知费祎和对头也有交情的情况下），也未免太看轻了他们。

史书对费祎的评价，是恰恰相反的“宽济而博爱”，这也不是凭空编造的溢美，费祎善处世，例子非止一端，比如曹爽率大军入侵汉中（这是蜀汉建国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敌入侵），费祎假节率军赴援。这时被诸葛亮亲自打击，长期靠边站的老右派来敏居然来找费祎下围棋，而费祎居然也态度认真地和来敏下了起来。来敏据此表示信任费祎一定能击退强敌，来敏这样做，当然是搞文人那一套“见微知著”故弄玄虚的把戏，然而费祎的表现，却实在赢得了来敏（及其代表的一大帮人）的信任。

但是，说到团结人，蒋琬和费祎最大的区别，是蒋琬以公义服人，费祎却是以私情动人。二者看似手段区别，然而实际效果也大不相同。从史书上粗略看来，蒋费时期蜀汉休养生息，到了姜维时期重开北伐，是蜀汉国策乃至国运的转变；然而实际上蜀汉的转变，早在从蒋琬向费祎交班的过程中就悄然开始了。蒋琬和费祎的政策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大赦。

史书称道诸葛亮的主要善政之一，就是“赦不妄下”，整个诸葛亮时期，只有刘禅登基的一次制度性大赦。诸葛亮去世，蒋琬继任，进行了一次大赦，这无疑是可以理解的，另外蒋琬任内还有一次刘禅册立皇后太子的制度性大赦。然而随着蒋琬病重，费祎就任大将军，取得录尚书事权限之后，就开始了频繁大赦。

大赦的好处，无非收买人心，短期内可收缓和矛盾之效；而其弊端，看过河里这么多控诉白左帖子的河友，应该了解得很清楚了。以情动人的团结方式不能及远，因此大范围内只有靠大赦。但费祎如此做，长远看实际是加剧了蜀汉豪强兼并（豪强因信息资源不平等，永远比小民更能利用制度，因此以制度派发福利，豪强必然得利更多），留下了蜀汉政局恶化的祸根。但囿于当时形势和费祎的个人能力，这恐怕也是他不得不为的选择了。

另外有一点十分有意思，就是费祎到底是不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如同上文引用三国演义的段落，诸葛亮指定费祎为蒋琬的接班人，这一点是照搬史书的：

但这段文字并不是三国志正文，而是出自于地方志类的益部耆旧杂记，同时诸葛亮早就指定蒋琬接班，在三国志正文中记载不止一处，其实就与这里临时通过李福上言的记述存在矛盾。

很明显，类似于蒋琬的对应，可以与费祎对应的是小平，但费祎和小平所接手和面对的局面区别很大，这个对应我认为十分粗糙。

“费祎并不一贯反北伐，他积极参与了诸葛亮的北伐活动，并无敷衍应付的意思。我揣测费祎反北伐，很可能是出于一个私字，他已经是首辅，即使北伐取得一定成功，他无非还是首辅；而一旦北伐遭到挫败，他就需要负责了。”

“诸葛亮选蒋琬不选费祎，除了可能有年龄梯队方面的考虑，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个人立场。……费祎这种彻底放弃的态度，绝非诸葛亮的本意。”

诸葛亮在世的时候，他还是积极北伐的。所以说诸葛亮提前看出来了他彻底放弃北伐的态度，恐怕有难度。一句善于谋身可能不善于谋国恐怕理由也不够充分。估计就是怕他太年轻不能服众吧。

我这里表述得不好，我并不是想说诸葛亮看出了费祎反北伐，而是诸葛亮看出了费祎为人私心重于公义。这一点，我觉得作为大政治家，诸葛亮应该有这样的眼力，当然，这说到底是我的推测，并没有过硬的史实根据。

捎带着说点题外话，我说费祎和小平的对应粗糙，是说具体的事迹，在为人这一点上倒是颇有可比之处，而主席对小平的使用方式，和诸葛亮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河里多有揭批小平一贯投机革命的，这不妨看看主席怎么说：

就比如邓毛谢古一案，邓被批得老婆都跟人跑了，仍坚持态度，如此投机，倒也罕见。反过来说，这样的人都划作投机分子的话，革命队伍里还能剩几个人？再看主席对邓的培养使用，解释为主席是被邓欺骗了，这种评论，与其说是对邓的揭批，我看不如说是在侮辱主席。

主席不会不知道邓有私心，但心里存私和行动为公是可以共存的，甚至说这种矛盾是普遍的，主席身上也未必没有。一个错误的思想会造成怎样的影响，要看它处于什么位置，邓一旦成为决策者，他过重的私心再无束缚，就不免影响到国家政策了。

实话说，这点常识性的、早已被中国革命所验证过的道理，我自己都感觉说出来说教味道太重。不过河里颇有些河友还是一股早期书斋革命，脱离现实，高呼口号的味道，这也是个事实，因此借回复您的机会说上几句。

说回历史话题，诸葛亮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有人尽其才的用人风范。譬如魏延杨仪都有明显的人格缺陷，诸葛亮仍然惜其才而用之，相对的，费祎缺陷更小，诸葛亮对其使用当然更为得心应手，比如蒋琬接班后，费祎旋即接任蒋琬尚书令的位置，成为蒋琬的副手，这个安排，我相信有诸葛亮的因素在里面。同样的，主席晚年重新启用邓出任三副一长，无非是看重邓作为执行者时，人才难得。不得不说华国锋相对于邓，乃至于整个老干部群体，分量太轻，无法压服。如果主席的接班人更孚众望一些，邓未必会动谋朝篡位的野心。

我最后说费祎到底是不是诸葛亮指定的继承人，也有点这个意思在里面。我其实是不相信诸葛亮指定了费祎为蒋琬的接班人的，一方面如前面所说费祎有居心立场问题，另一方面我不觉得这是合格的政治家所作所为。指定接班人，关系到政策的连续性，是从政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为接班人再指定接班人，实际是束缚了接班人的手脚，推广来说，是不信任接班人的表现，是一种自相矛盾。

另外说一点历史解读方面的东西，我也提到了诸葛亮不直接选择费祎，有年龄梯队方面的考虑，但是“太年轻不能服众”应该不是理由。因为等级社会里年资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掌理国家大事时，也不过三十出头。诸葛亮如果指定费祎，年轻应该是不成为问题的，您这里的视角可能太现代了。

姜维的知名度相对蒋琬和费祎要高很多，因此事迹不妨从略一些，我想说的，是姜维成为蜀汉首辅过程中的一些脉络。

首先诸葛亮的安排里，对姜维的安排应该是专门的军事人才，这一点可以从诸葛亮对蒋琬介绍姜维的书信中窥得一二：

可见诸葛亮虽然也肯定姜维具有较全面的才能，但归根结底打算在军事方向上培养姜维。一方面姜维在这方面的才能比较突出，另一方面蒋琬比较欠缺这方面才能，诸葛亮死后，姜维以中监军统诸军（本传误作右监军，参照本传前文和蒋琬传，可以看出其实是中监军）。蒋琬统兵出镇汉中后，姜维又为蒋琬司马，负责军事，这种安排，应该说与诸葛亮的培养推荐是有关系的。

而姜维最终参与政事，乃至得任首辅，蒋琬的因素恐怕也很不小。前文中有几次提到 了蒋琬计划出兵和蒋琬病重交费祎接班，其实这两件事基本是一个历史事件。延熙六年（公元243年），蒋琬在汉中计划出兵，因为计划实在太过蹩脚，成都方面加以反对，于是蒋琬、费祎、姜维齐聚汉中，商议此事。从结果来看，与其说是商议军事计划，不如说是商议蜀汉未来的权力结构安排。顺带一提，从侧面可以看出蒋琬这次计划，很可能是自知病势沉重来日无多，感于执政多年未曾亲自提军北伐，有愧诸葛亮托付的因素。总之结果是这样的：

从事后安排看，蒋琬从汉中退回涪县，从此处于养病状态直到三年后去世。费祎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接掌蒋琬空出的首辅权力。而姜维任镇西大将军领凉州刺史，实际掌管汉中前线的军事。这次安排，可以说产生实质性变化的是姜维，因为费祎本来就是蒋琬的副手，此次升任无非是提前掌权；而姜维从此进入了决策层。蒋琬死后次年，姜维就升任卫将军，与费祎共录尚书事。如果没有延熙六年的这个安排，以姜维的根基和费祎的为人，姜维很可能分不到这杯羹，从而“每欲兴军大举”的资格都没有。

但是问题又说回来了，从事后来看，姜维确实拥有突出的军事才能，对蜀汉的忠诚和北伐路线的执着更是无可质疑，诸葛亮为何不更加重用他呢？很明显的原因，是姜维在蜀汉的政治资本不足，以及相应于他政治资本不足的情况，他的政治才能也有所不足。这个帖子里写陈祗时提到，后来有同平尚书事的其他大员谋划罢免姜维的事件，这些人的年资已经远逊于姜维。可想而知如果姜维更早担负重任，将面临怎样的情况。

费祎死后，姜维单独执政，不过姜维的兴趣并不在内政上（也可能因为姜维如果真插手内政，阻力会很大），蜀汉的政治相对于费祎时期并没有多大变化。最明显的就是仍然频繁大赦，甚至后来开始追谥功臣，这些在陈祗的帖子里有谈及。但在军事层面，姜维的执着实在惊人，多次北伐不说，刘禅投降，蜀汉灭亡之后，作为出身魏国降将的他，居然还做了诈降复国的计划。从理想主义的角度讲，姜维确实最有资格作为诸葛亮的继承人，哪怕是立场和利益都与姜维对立的陈寿，也不能不表示一定敬意。后世的文学创作中将姜维安排为诸葛亮的弟子，虽然不合乎史实，但却是有其道理的。

如果再做对应，无疑的姜维对应的是张春桥，当然主席作为革命家，是不会讲什么年资的，春桥同志本来已经被主席列入了接班人考察。但70年庐山会议，林帅的发难不仅断送了他自己的政治前程，也不得不让主席重新考虑春桥接班的问题，实际也断送了春桥的政治前程。主席对春桥最后的鼓励（遵义会议后我也做了十年副手），与其说是安排或期待，不如说是一种鼓励，如果春桥能够团结群众，东山再起，自然可以成为英明领袖；不然，也就不然了。

至于春桥能否成为英明领袖，既然历史的现实是不然，过多的猜测无非是历史发明。问题是现在的历史仍然欠缺对理想主义者的敬意，好在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也是人民写的，但是归根到底是人民写的。

中国历史上二三十岁就建功立业的例子太多了，他们没有因为太年轻而不能服众。而世家子弟多数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才有纸上谈兵的故事。

刘备只有被称刘皇叔的时候才具备了与曹操一争高下的资历，强如曹操也需要挟天子以令天下，贵如李渊也需要看关中几大世家的脸色。诸葛亮凭着自己的功业可以指定一代接班人，但是隔代接班人能得到的庇护就要大打折扣了。

我觉得诸葛亮之所以安排蒋琬接班费祎副之，可能还是从于蜀汉需要休养生息的考量，而姜维的忠诚足以保证政权的稳定以及可能的北伐需要。其实蜀汉政权北伐才是真的不作不死。

毛主席去世前的人事安排不可谓不高明，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把江青清理出政局。如果四人帮里少了江青的跋扈，左中右是可以达成平衡局面的。假以时日，张春桥接班应该也是可以期待的。此外，主席留下邓小平这颗暗棋，也是怕万一天下大乱时还有个人能够收拾旧河山吧。

张勃的缪来自于去世时举荐的人犯法，关羽的缪大约也与他死时的遭遇有一定关联——至少不会是毫无关联。

而廖立是荆州士人，在蜀汉属于荆州集团。他对关羽的点评也是有蒋琬这个荆州人在场的时候说的。只是，当时还有一个在场的是李邵，广汉郪县人，大概也许可能属于益州集团——随后李邵很迅速地就死了。

廖立这个身份背景是很有意思的。

蜀汉本身是外来户压制坐地虎的政权。蜀汉之前攻灭的刘璋集团也一样。蜀汉有很多派系斗争。

诸葛亮一方面是蜀汉的官僚集团首脑，一方面还是荆州集团的派系首脑。廖立的身份也是荆州士人，蒋琬后来也接替了诸葛亮的首脑地位。

从这些人的身份来说，关羽失去荆州，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打击。他们的根据地直接被拔掉了。这是对国内执政的政治集团的极大损害。所以，如果单独从权力斗争、阴谋论的角度说，关羽得到缪字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不说阴谋论，单单说丢失荆州这样一个重大过错，在当时的语境下，关羽被评为缪，也不过分。

国亦如是，纵观人类历史上伟大帝国，无不拥有一个宏大愿景。譬如英之日不落，又如美之昭昭天命，我国天朝上国万邦来朝的大国心态，更是可以上溯商周。

蜀汉如果矢志北伐，那么它还可以自称为那个拓地万里，威行绝域，为民族定名的汉帝国的继承人。如果它彻底放弃北伐，那么就不过是违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民族价值观的一个反动割据政权。如果说北伐是不作不死，不北伐无非是混吃等死，蜀魏悬殊的力量比已经决定了蜀汉的前景并不光明，何不作一作，以求万一的不死呢？当然，作也要有作的法子，这一点上来说，诸葛亮作的比较好，姜维作的比较差，但这背后又有许多客观条件的不同。

文革，或者说主席治国的一系列措施，也早已经有很多可以总结为“不作不死”的评论了。但是我们评论诸葛亮，是建立在近两千年时光带来的眼界和知识的跨越之上，而主席才去世四十年，一般人能可靠地评论天才吗？我想谈这个话题，或者说把主席和诸葛亮参照来看，起因是一首诗：

作者罗隐和这首筹笔驿都不是十分有名，“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一联还比较经常的被引用，但我相信很多人不知道全诗本来是写诸葛亮的。我想就此引出的，其实是一个哲学性话题：人定胜天吗？

如果说把“人”看成一个宏观的整体，那么这句话看起来还有点希望；但我也很怀疑这个过程能否在数代，或者说有限代内完成，我认为其表述的更多的是一个趋势。但如果说把“人”定义为一个或者一群个体，那么哪怕个体再怎么优秀，答案恐怕都难逃悲观。

建立新中国的那批革命者群体，从能力到品格上，无疑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群人之一（甚至没有之一），但他们后来几乎（如果说不是全部）都不能完全认同主席的理想，甚至相当（如果说不是大多）人反对主席的举措。这是因为主席错了，还是因为他们变了？我看都不是，这是能力差距的问题，主席能战胜私欲的诱惑，不等于一般人也能。小平后来说要共同富裕，说出现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改革就失败了，是他存心撒谎吗？我看也不是，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大概都发过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才，现在我们几个人达成了幼时的理想呢？又有几个人当年是存心撒谎呢？

主席晚年的一些举措，甚至扩大点说，包括文革在内，都有很明显的缺点。人不能一贯光荣永远正确，主席没有老糊涂，但主席的身体情况已经不支持他准确的把握全局情况了。文革的组织路线失败主要原因，我认为就在于主席已经无法深入基层，从而思想路线也无法真正有效的达到基层。一方面基层的乱象来源于此，另一方面尽管在主席能直接影响到的中央层面造反派似乎有着势均力敌甚至稍微优胜的力量，但实际根基浅薄，主席去世后被老干部群体一击而倒。

主席留下的人事安排，我觉得就不要从高明与否的角度评判了，因为事实是这个人事安排不到一个月就被推翻了。主席当然希望左中右能达成平衡，团结向前，但问题是力量对比实际根本就不平衡。这归咎于江青没有道理，江青或者说四人帮的问题不是不能团结反对派，而是不能团结中间派。没有江青，邓陈叶就能容忍春桥和他们平起平坐，甚至发号施令？不可能嘛。

而且江青的“跋扈”，也就是那么回事，老干部拍江青的桌子不算跋扈，江青拍老干部的桌子就是跋扈，这合理吗？某种角度说这是合理的，但这明显不公平，但归根结底，这是现实。三老四帅们拍桌子，大吼大叫的时候，很多人，至少他们的旧部，不会因此对他们产生多大反感。

我一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觉得主席当年面对的，很可能已经是死局。我们后人应该做的，不是从中找理由，而是从中找教训，争取在未来用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时间把它下活。

对于蜀汉来说，国力人力均不足以对抗魏，能够偏安已经是成功，隔个三年五载北伐走走秀就行了。这一点蒋介石做得好些，一直叫嚣着反攻大陆……

左中右搞平衡，不是左右言欢，而是中能够居中调停。正是因为江青的主席夫人光芒让外加其跋扈的个性让英明领袖没有了安全感，因为华的资历是“借”来的。失去了节制的左，弱势的中自然也就没法延续了。

老帅们的资历源自军功，江青的资历源自主席夫人的光环，前者跋扈易于被接受些吧。

据老老狐狸河友考据，江青入政治局其实是为了平衡（协助）叶群入局，当然应该也与江青本人的愿意相关。不管怎么讲，这种夫妻老婆店总会让人心里犯嘀咕。我始终认为让江青从政是毛主席最大的败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