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高调纪念胡耀邦，为解开历史的心结拉开序幕 －侯峰 -- 小米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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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贝

“文革中被打倒”是个很光荣的词，见诸于很多老干部的回忆录和媒体文章，也是老干部悼词中常用词汇之一。社会也对这些曾经在枪林弹雨下舍身闹革命的功臣良将，在文革中受到的待遇给予了同情。他们的浮沉被当作全面否定文革的重要理由，抹黑文革的文章很多出自这些人或者后代之手。

打倒这个词是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充斥着媒体和口号中。

打倒一词，在特殊的背景下有着特殊的含义。比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清政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是表达人们对厌恶或反对方的一种愿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倒地，而是暂时性的失势、受冲击，或者叫做离岗。对他们被打倒的抱屈是建立在他们正确的基础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无法无天的口号是文革造反派们的心理支持。按照以前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接受它的洗礼。

文革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人物，又对无产阶级本身和封建文化进行革命。官员作为政权的统治者历来是社会变革首当其冲的群体，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革命必将对他们形成很大的冲击。

文革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落后的封建文化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较量的战场。在这场革命的斗争中，有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人成为斗争的败北者，有人靠边站被边缘化，有人受到冲击。他们的倒下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环境条件，几乎很少是无辜的。

一．文革前倒下的老干部

1954年高铙事件：高岗、铙淑石、郭峰。

1958年，刘伯承、粟裕、萧克等因教条主义被撤职。

1958年庐山会议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邓华、洪学智。

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受牵连：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大批戴帽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和基层干部被打倒。

1965年罗瑞卿（军内权力之争）、陆定一（66年２月匿名信事件）、杨尚昆（６５年窃听事件）。

1966年５月前中央文化领域革命及二月提纲事件：彭真、肖向荣、邓拓、吴晗、廖沫沙、周扬、夏衍、林默函、齐燕铭、田汉、郑天翔、蒋南翔、刘仁、林峰、范若愚、万晓塘、张淮三、林铁、卫恒等一大批政界及文化界人士倒下。

如果要算账的话，这些人不能算在文化大革命身上，应当算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线中央领导人以及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头上。

二．文革期间曾经倒下的老干部

1966年7月内蒙古事件：乌兰夫（基本没倒，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始作蛹者是刘少奇。

1966年８月前刘少奇工作组：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首的一大批大学校长及学生被打成右派。这是刘少奇文革主要错误之一。

1966年8月刘少奇事件：刘少奇（1969年去世）、邓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文革初期最积极的两个人在运动的大潮中被打倒。

1967年1月陶铸事件：陶铸（1969年去世）、王任重（1975年恢复工作）。应属文革派内斗的产物。

1967年“二月兵变”：贺龙（1969年去世）、廖汉生（1972年任军科政委）、许光达（1969年去世）、黄新庭（1975年任装甲兵司令）、刘震（1973年沈阳军区副司令）、王尚荣（1974年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等。至今讲不清原因的文革事件之一。

1967年3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被打倒。此事属于历史存疑事件，能否定为叛徒难以说清，但在报上登栽《反共启事》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如果认可了他们签反共启事可以出狱的话，刘胡兰、方志敏这些把牢底坐穿和刘格平这些坚决不签反共启事出狱的所谓坚强共产党员就是错误的。

1968年１月清查“五、一六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红卫兵五大领袖。这批人一直没有平反。这是文革整人又被整的一批人。

1968年“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副总长一直保留）、余立金（1974年任空军第二政委）、傅祟碧（1974年北京军区副司令）。此事纠结着隐私和军队权力之争，是文革存疑事件之一。

1971年林彪事件：黄勇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雪峰、陈伯达、梁兴初、龙书金、程世清、南萍、袁升平、刘丰、黄志勇、温玉成、郑维山等。这批人是文革前期的积极者，最终倒台很可能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他们的倒下不是文革本身，而是受重大事件牵联。

三．老干部大部分是失宠或暂时性下野

１、1969年8月战备疏散显示，靠边站的老干部仍在保护中。

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为了保护老干部，合理配置中央领导机构以做应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毛泽东离京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刘少奇和徐向前到开封，陶铸到合肥，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阳，陈毅去郑州，邓小平去南昌。

周恩来、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留在北京。

后来这些被疏散的人员除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徐海东因病死于疏散地外，其它均在73年前回到北京。

２、从1969年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中可以看出，受文革冲击的基本是刘少奇的“白区党”一派。

中共九大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其中军队开国将帅中央委员80人，候补中央委员40人，共计120人。

从八大进入九大的中央委员：23人，包括八、九大连续2任委员：21人。

元帅：林彪、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大将：粟裕、肖劲光、王树声、张云逸、徐海东

上将8人：王震、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杨得志、韦国清、韩先楚。

中将1人：张达志。

九大新任中央委员57人：上将5人：王宏坤、王新亭、陈士渠、李天佑、彭绍辉。

中将33人：王秉璋、王辉球、孔石泉、邝任农、皮定钧、刘兴元、陈康、陈先瑞、李作鹏、吴法宪、吴瑞林、张才千、张天云、张池明、张国华、张翼翔、邱创成、邱会作、杜平、苏静、余秋里、周赤萍、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曹里怀、曾绍山、曾国华、曾思玉、温玉成、谭甫仁、滕海清。少将19人：丁盛、龙书金、刘丰、刘贤权、江拥辉、江燮元、李震、李水清、李德生、吴涛、汪东兴、邱国光、高维嵩、鲁瑞林、程世清、谢家祥、任思忠、王淮湘、南萍。

八大中央委员在九大降格：2人：上将：邓华上将、王恩茂中将降为后补中央委员。

新任中央委员57人：上将5人，中将33人，少将19人。

因文革运动中被靠边站的军队将帅没有选上九大代表的有：

彭德怀、贺龙元帅。

罗瑞卿、黄克诚、谭政、许光达大将。

宋任穷、叶飞、张经武、张爱萍、刘震、王尚荣、乌兰夫、肖克、肖华、吕正操、杨成武、杨勇、苏振华、洪学智、张宗逊、周桓、钟期光、李志民、宋时轮、廖汉生、万毅。

逝世的7人：罗荣桓元帅、陈赓大将、刘亚楼上将、李克农上将、赵尔陆上将、甘泗淇上将、阎红彦上将。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整肃的主要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派”，军队干部受影响的主要是文革前的彭德怀事件和文革中的贺龙事件。而且受牵连的干部大部分在文革期间被重新起用。

３．1973年中共十大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

十大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 青、朱 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 生、董必武。

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共产党人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包括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廖承志、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等。

４．1975年第四届人大大部分老干部已经全面复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朱德，副委员长为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

邓小平升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位置，党、政、军三方面都超过了张春桥。

在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四届人大起用了一大批老干部执掌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　

包括国防部长叶剑英，计委主任余秋里，基建委主任谷牧，教育部长周荣鑫，铁道部长万里，财政部长张劲夫，石油部长康石恩。而文革积极分子只有于会泳和刘湘屏分得了无足轻重的文化部长和卫生部长。

四．中共派系因素造成一人倒下多人受牵连

中国新政权自建立以来，始终存在着留苏派与国内派、红区党与白区党之争，也存在着各个山头势力派别的争斗。这些不同的派别都有具体的代表人物，只要代表人物出事，势必牵联到其它人员。

比如国内派为代表的毛泽东与留苏派为代表的王明，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区党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

山头主要指红军时期的各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的四大野战军及晋绥、华北野战军。

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即使在各个大山头又存在着内部划分，军政之间，两大主官之间，各部队形成过程中的系统等。

许多情况下干部的倒台不是个人因素，也不是政治原因，而是跟错了人或站错了队。

五．争权夺利失败者成为干部倒台的重要因素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在争夺文革的领导权中败北。

陶铸系是文革小组内部矛盾的牺牲品。

贺龙系是在文革中军权斗争中失败。

簿一波等是文革期间挖出的叛徒集团。

“五、一六”分子和杨余傅事件所牵联的人是先整人后被整。

林彪系是文革主导力量争夺中的失败者。

六、干部在运动中受冲击是正常现象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用一个简单的算术来算一下，十年立案审查干部230万，平均每年23万，占1200万干部不足百分之二。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干部是被文革所冲击而暂时失势，并不是真正的被打倒。他们大部分在沉寂一段时间后重新得到启用，而且成为文革的支持者或同盟军。

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是文革的支持者或推动者，是想借助文革获得更大的权力。一方面打倒别人，另一方面被别人打倒。他们是在如此反复地演绎着中国官场的博弈游戏。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说明什么？除了争权夺利以外，剩下的只能是反复无常的人格低下。

还有彭真、贺龙、陈毅、陶铸、肖华、杨成武、陈伯达等，他们的下场只是权力场的表演。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云、李先念、粟裕等这些中国政坛的不倒翁，总是选取文革中个别人的言语来表现自己文革时所受的冲击，却从来不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

许多人批评文革中无法无天，对干部不公平。换一种角度，在中国法治建立的今天，如果依法办事对干部进行审查，该判刑的何止百分之五十！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符合法律条文的犯罪。

毛泽东应当为中国所有曾经被打倒的老干部负总责。刘少奇邓小平应当为高铙事件、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反教条主义、彭德怀集团、四清运动、文革以前的文化运动、文革中前期的红卫兵运动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负重要责任。

为什么不给高铙平反？为什么不给所有的右派平反？为什么不为反教条主义的刘伯承和粟裕平反？为什么不给林彪集团平反？为什么不给四人帮平反？为什么只给早期红卫兵而不给后期红卫兵平反？这种选择性平反又说明了什么？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仅仅是政治的牺牲品或官场争斗的失败者。他们的所谓“党性原则”只是谋取私利的一种掩护。这些老干部们重新上台后，马上展开了对文革的清算和对社会的掠夺。从这一点上看，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根本不值得同情。

从人性而言，这些曾经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蒙难，那些在文革中受管制并影响子孙后代的“黑五类”，那些曾经的社会精英在文革中被迫与普通群众平起平坐，他们重新出山并恢复原有地位后否定文革和仇恨文革有情可愿，那些链接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富起来的特权阶层害怕文革也是正常心理。但是，作为一场革命运动，其功过评价要看是否有利于大多数民众，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今天权贵的表现看，这里面的许多老干部难道都是无辜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集中整肃，中国的官场会是何种模样真的不敢想象。如此广泛深入的革命受一点冲击又有何委屈可言？难道他们真的是干净的？他们在运动中不是既整人又被整？

中国人的圣诞

原创 2017-12-26 刘梦龙 新潮沉思录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西方人的圣诞节实际上并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而今天，公历12月25日，确实是中国人名副其实的圣诞节，一位值得我们铭记的伟人的生日，毛主席的生日。

从古至今，被称为伟人或者领袖的人物不胜枚举。这些人里有些显赫一时，之后身死国灭，泯灭无闻；有些依旧光照千古，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越发的鲜活起来，无疑主席正是后者。即使是这样非凡的人物之中，我们也要说，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伟大的，不朽的，事业与山河同在的人物不少，但主席是最特别的一个。在所有的伟大领袖中，真正属于人民的只有这一个。中国人有句古话，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二十五史帝王将相多如过江之鲫，真正做到不求名，不求利，不求子孙，以身许国的只有这一位而已。

对主席来说，其实是不希望我们纪念他的，更不希望有人神化他。在中国近代史里，有两位是希望自己被忘却而却始终不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毛泽东。我们原本也无需过多纪念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然而现实总是讽刺的，及至今天，在很多舆论里流传的往往不是对这位唯物主义战士的客观评价，而是各种肆意的抹黑和曲解。

作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少年时的偶像是晚清名臣曾国藩，这也是今天很多人重新要树为标杆的人物。曾国藩立下不世之功后为了保全功名，不惜自卸权柄，乃至卖国辱身，羞愧到眼睛都要瞎了只盼速死，终于换来一个文正谥号和一代完人的名声。曾国藩的功绩于日后主席的成就相比不值一提，但在如今的舆论当中，两者获得的经常是截然相反的评价，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的荒诞。

在有些人看来，没有功成身退是主席最大的遗憾。如果功成身退了，快活的渡过晚年，那么在许多人的史册里，那将是多么完美的领袖啊。其实这源于对主席的不理解。主席的晚年是孤独而艰难的，甚至最后的形象也是不完美的，但正是这种不完美，不惜奉献一切，包括自己一生的功名成就，也要为人民奋斗到最后一刻的精神才是真正空前绝后的，是真正值得铭记的伟大。

所以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流逝只是让他们更加感受到这种难能可贵的真诚而已。明朝有个官僚叫冯士奇说过一段很见识的话。“自古以来管理老百姓的，难的不是在任时声名卓著，难得是离任后老百姓还思念不已。在任时可以用智谋去操弄百姓，可以用权谋去压迫百姓，但离去后老百姓还能记在心上，历久不忘的，那才是真正难得的好官。”主席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缺要往他身上泼脏水的人，但他的丰碑是建立在老百姓心头上的，谁也弄不脏，搬不走。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以五千年华夏未有的才能，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为国为民的奋斗中去，而这种奋斗没有一毫的私心。“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一生事业最好的标注，也是毛泽东对同志，对这个国家存在意义的终极要求。可以说这短短的五个字，让他被人敬爱，被人怨恨，也让他的事业超越了无数帝王将相。只要这五个字还在，毛泽东的事业就还在。

当然，主席不仅仅是情操伟大，情操伟大的人不少，但如主席这样成就和情操一样伟大的，是之前没有的。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以此为开端，是轰轰烈烈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讲，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应该也是会成功的，但是要说的是，没有毛泽东和由他带领的同志们，中国革命很难取得如此自主独立，时机又恰到好处的成功，就没有今日中国的面貌。中国的民族独立，工业化建设毫无疑问是赶上了工业化的末班车。再晚片刻，随着冷战的到来，面对的就是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空前压力，无论是苏联帮助下的胜利，还是美国影响下的统一都绝不是一件好事，不仅是更加惨烈的内战，更强烈的外来影响导致的内部撕裂，更不可能完成世界唯三的全面工业化体系的建立。

一说到毛泽东时代，人们想到的往往就是蓬勃的生气，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的勇气。这也是新中国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今日中国腾飞基础正在于这样的精神上。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民是富于聪明才智和爱国之心的，但旧中国无疑是一盘散沙与贫弱不堪的。当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立起来，最大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一生的努力塑造了这个国家崭新的精神风貌。只要中国人能咬紧牙关，坚持奋斗下去，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就像毛泽东说的， “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种战斗的精神被毛泽东重新灌输给这个国家，在最危急的时刻唤醒了它。

自1949年以来，我们面对强敌环伺，从弱到强，有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废墟上，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带领我们整个民族完成了一次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重建。毛泽东所缔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上的共和国，也是中国人精神世界是一次空前再造。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现实里的原子弹，还有精神上的原子弹。前者随着技术的进步更新换代变了模样，而后者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直到今天依旧塑造着共和国的面貌。

今天比起主席的时代，我们的物资生活极大改善了，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主席的地方。但我们的生活里，这种战斗的精神无疑是淡去了。在这个繁荣的社会里，在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里，我们的许多人，精神世界却显得更加空虚了，更加匮乏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有了更大的力量，更好的条件，却忘记了主席的教诲，无所事事乃至作威作福了。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怀念主席，怀念我们的前辈与主席一起披荆斩棘开拓向前的日子。我们怀念的不是艰难，是那种患难与共的真诚与战胜一切的勇气。主席的事业最伟大的地方并不在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坚船利炮上，而是在我们看不见精神世界里。这也是我们今天有着更加丰富的物资生活，却更加思念他的地方。

在这个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工业化社会里，中国直到今天话语权还是不多的。迄今为止，中华民族在西方世界里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是两千前的孔子，一个就是毛泽东。对于是后者的价值，无论有多少人诅咒，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闪耀。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最近于古人理想中的哲人王的存在。其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还是一位真正的无私的导师。他竭尽一生，都在实践中探索，并把自己的成功和失败都尽最大的努力，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把这样的屠龙之术，真诚的交到人民手中，不厌其烦的教导，在中国历史上，唯主席一人而已。毛泽东的遗泽不仅仅是这个日渐强盛的共和国，还有他对一切人事物的思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包罗万象的思想宝库，是毛泽东遗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作为平凡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着主席一样伟大的情怀，许多人怀念主席是怀念远去的青春，是怀念那个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上充实的状态。但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始终是向前看的，怀念主席绝不仅仅是老人精神的寄托和年轻人叛逆的象征，是真真切切可以让我们收获，让我们前进的东西。纵然我们不是那样伟大的人物，仰望伟大是渴望成长的萌芽。纵然我们的才能远不能与主席并提，我们也确实可以从主席的人生里，教导里寻找我们追求的东西。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寻求进步的时候，都是我们再一次与这位睿智的长者见面的时候。在属于中国人的圣诞节里，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活的毛泽东的精神正是我们该用心去感悟的。

这个时代确确实实是在呼唤毛泽东的精神，就像刚刚我们还在说到的抵制洋节一样，有着日益丰富物质生活的我们，再看看自己的精神世界，再看看我们的身边的人与事，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迫在眉睫。在我们身边，面对错综复杂的时代，迷茫与困惑无处不在，不满与求索何时或缺。这个时候，我们怀念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他的光芒里寻找缔造这个伟大事业的初心，再一次开启前进的征途，岂不是当然的事情。

谢谢转帖。中共十八大以来所开展的反腐力度也不可谓不大，截止2017年4月共查处贪官13万多人，其中落省部级官员就有二百多名。然而随着这么多官员被打倒，已是拯救了党，拯救了国家的习政权，在开创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同时，却对贪腐盛行的改开路线一直在国家方针政策上没什么大的改变。而作为改开时代的历史源头，被官方所压制的十年文革再度引起热议，想必也是今天物资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的民众，对近四十年改革一路走来的政治民主现状表示不满和求变的心理诉求吧。

推你。

拿罗瑞卿儿子罗宇的《告别总参谋部》配着看，更有意思。

变形到抛弃。却在日韩台对“综合农协”孜孜不倦的实践中部分完成。

对中共是一个极大讽刺！广而告知，不单单是脸上难堪的事了，直接挖伪共权柄基础了。奔向三共的号角么？

在实利面前，第二共联及资本阶层是不管姓共还是姓资滴。

二共：第二共和国；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国际）；或中修。

我遇到的西北人爱用胡乱帮这个词，估计跟胡耀邦在新疆西藏乱来有关系?

陈胜吴广-基本上算无产者（小军官）； 项羽-落魄世家子，跟嬴政之间不是阶级矛盾； 刘邦-流氓+小官僚（亭长），投身革命带有投机性质； 闵冉-来自军人家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领导的起义其实和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很想； 刘裕-发展轨迹是草根->军官->军阀->权臣->皇帝，跟农民起义完全不同，有点类似丰臣秀吉； 张角-宗教起义者，带着极端信仰造反，和后世的孙恩也是一样； 李密-世家子投身革命，主要是被什么“李树杨树”的童谣给忽悠了； 黄巢-误入歧途的知识分子，最后犯下了极端的，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 方腊-和张角不同，在宗教起义中引入了西方元素，从侧面反映出北宋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之高； 朱元璋-唯一成功的农民造反者，同时又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李自成-被解聘的政府公务员（驿卒），成功后立刻失败的造反者； 洪秀全-再次使用宗教造反，快速腐败后快速失败

起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参加合肥市西市区人大选举。学校派出的大巴去市府广场接那些冬天里在那里静坐的同学回食堂吃饭。

爆炸点：87年元月份传达文件的时候，学生一起拍桌子的场景。

扩展：传染到上海，接着南京。

最后：引爆89年天安门，扩散全国...........

济就偶们的杨家将吧！

还有香港，新加坡那边的身份的人，遣词造句都是和大陆的一个语气习惯。所以这个辑录如果是真的，那就真是怪了个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