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高调纪念胡耀邦，为解开历史的心结拉开序幕 －侯峰 -- 小米粒

济就偶们的杨家将吧！

起因：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参加合肥市西市区人大选举。学校派出的大巴去市府广场接那些冬天里在那里静坐的同学回食堂吃饭。

爆炸点：87年元月份传达文件的时候，学生一起拍桌子的场景。

扩展：传染到上海，接着南京。

最后：引爆89年天安门，扩散全国...........

陈胜吴广-基本上算无产者（小军官）； 项羽-落魄世家子，跟嬴政之间不是阶级矛盾； 刘邦-流氓+小官僚（亭长），投身革命带有投机性质； 闵冉-来自军人家庭的民族主义分子，他领导的起义其实和斯巴达克斯的奴隶起义很想； 刘裕-发展轨迹是草根->军官->军阀->权臣->皇帝，跟农民起义完全不同，有点类似丰臣秀吉； 张角-宗教起义者，带着极端信仰造反，和后世的孙恩也是一样； 李密-世家子投身革命，主要是被什么“李树杨树”的童谣给忽悠了； 黄巢-误入歧途的知识分子，最后犯下了极端的，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 方腊-和张角不同，在宗教起义中引入了西方元素，从侧面反映出北宋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之高； 朱元璋-唯一成功的农民造反者，同时又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 李自成-被解聘的政府公务员（驿卒），成功后立刻失败的造反者； 洪秀全-再次使用宗教造反，快速腐败后快速失败

变形到抛弃。却在日韩台对“综合农协”孜孜不倦的实践中部分完成。

对中共是一个极大讽刺！广而告知，不单单是脸上难堪的事了，直接挖伪共权柄基础了。奔向三共的号角么？

在实利面前，第二共联及资本阶层是不管姓共还是姓资滴。

二共：第二共和国；或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国际）；或中修。

中国人的圣诞

原创 2017-12-26 刘梦龙 新潮沉思录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西方人的圣诞节实际上并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而今天，公历12月25日，确实是中国人名副其实的圣诞节，一位值得我们铭记的伟人的生日，毛主席的生日。

从古至今，被称为伟人或者领袖的人物不胜枚举。这些人里有些显赫一时，之后身死国灭，泯灭无闻；有些依旧光照千古，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越发的鲜活起来，无疑主席正是后者。即使是这样非凡的人物之中，我们也要说，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伟大的，不朽的，事业与山河同在的人物不少，但主席是最特别的一个。在所有的伟大领袖中，真正属于人民的只有这一个。中国人有句古话，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二十五史帝王将相多如过江之鲫，真正做到不求名，不求利，不求子孙，以身许国的只有这一位而已。

对主席来说，其实是不希望我们纪念他的，更不希望有人神化他。在中国近代史里，有两位是希望自己被忘却而却始终不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就是毛泽东。我们原本也无需过多纪念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然而现实总是讽刺的，及至今天，在很多舆论里流传的往往不是对这位唯物主义战士的客观评价，而是各种肆意的抹黑和曲解。

作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少年时的偶像是晚清名臣曾国藩，这也是今天很多人重新要树为标杆的人物。曾国藩立下不世之功后为了保全功名，不惜自卸权柄，乃至卖国辱身，羞愧到眼睛都要瞎了只盼速死，终于换来一个文正谥号和一代完人的名声。曾国藩的功绩于日后主席的成就相比不值一提，但在如今的舆论当中，两者获得的经常是截然相反的评价，不得不说是这个时代的荒诞。

在有些人看来，没有功成身退是主席最大的遗憾。如果功成身退了，快活的渡过晚年，那么在许多人的史册里，那将是多么完美的领袖啊。其实这源于对主席的不理解。主席的晚年是孤独而艰难的，甚至最后的形象也是不完美的，但正是这种不完美，不惜奉献一切，包括自己一生的功名成就，也要为人民奋斗到最后一刻的精神才是真正空前绝后的，是真正值得铭记的伟大。

所以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时间流逝只是让他们更加感受到这种难能可贵的真诚而已。明朝有个官僚叫冯士奇说过一段很见识的话。“自古以来管理老百姓的，难的不是在任时声名卓著，难得是离任后老百姓还思念不已。在任时可以用智谋去操弄百姓，可以用权谋去压迫百姓，但离去后老百姓还能记在心上，历久不忘的，那才是真正难得的好官。”主席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缺要往他身上泼脏水的人，但他的丰碑是建立在老百姓心头上的，谁也弄不脏，搬不走。

毛泽东的伟大就在于以五千年华夏未有的才能，全心全意的投入到为国为民的奋斗中去，而这种奋斗没有一毫的私心。“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一生事业最好的标注，也是毛泽东对同志，对这个国家存在意义的终极要求。可以说这短短的五个字，让他被人敬爱，被人怨恨，也让他的事业超越了无数帝王将相。只要这五个字还在，毛泽东的事业就还在。

当然，主席不仅仅是情操伟大，情操伟大的人不少，但如主席这样成就和情操一样伟大的，是之前没有的。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以此为开端，是轰轰烈烈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独立运动。以历史唯物主义来讲，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应该也是会成功的，但是要说的是，没有毛泽东和由他带领的同志们，中国革命很难取得如此自主独立，时机又恰到好处的成功，就没有今日中国的面貌。中国的民族独立，工业化建设毫无疑问是赶上了工业化的末班车。再晚片刻，随着冷战的到来，面对的就是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空前压力，无论是苏联帮助下的胜利，还是美国影响下的统一都绝不是一件好事，不仅是更加惨烈的内战，更强烈的外来影响导致的内部撕裂，更不可能完成世界唯三的全面工业化体系的建立。

一说到毛泽东时代，人们想到的往往就是蓬勃的生气，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的勇气。这也是新中国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今日中国腾飞基础正在于这样的精神上。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民是富于聪明才智和爱国之心的，但旧中国无疑是一盘散沙与贫弱不堪的。当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立起来，最大不同的是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一生的努力塑造了这个国家崭新的精神风貌。只要中国人能咬紧牙关，坚持奋斗下去，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就像毛泽东说的， “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种战斗的精神被毛泽东重新灌输给这个国家，在最危急的时刻唤醒了它。

自1949年以来，我们面对强敌环伺，从弱到强，有的就是这样的精神。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废墟上，毛泽东和他的同志带领我们整个民族完成了一次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重建。毛泽东所缔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上的共和国，也是中国人精神世界是一次空前再造。毛泽东时代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现实里的原子弹，还有精神上的原子弹。前者随着技术的进步更新换代变了模样，而后者才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直到今天依旧塑造着共和国的面貌。

今天比起主席的时代，我们的物资生活极大改善了，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主席的地方。但我们的生活里，这种战斗的精神无疑是淡去了。在这个繁荣的社会里，在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里，我们的许多人，精神世界却显得更加空虚了，更加匮乏了。我们的许多同志有了更大的力量，更好的条件，却忘记了主席的教诲，无所事事乃至作威作福了。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怀念主席，怀念我们的前辈与主席一起披荆斩棘开拓向前的日子。我们怀念的不是艰难，是那种患难与共的真诚与战胜一切的勇气。主席的事业最伟大的地方并不在看得见的高楼大厦，坚船利炮上，而是在我们看不见精神世界里。这也是我们今天有着更加丰富的物资生活，却更加思念他的地方。

在这个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工业化社会里，中国直到今天话语权还是不多的。迄今为止，中华民族在西方世界里最有文化影响力的人物，一个是两千前的孔子，一个就是毛泽东。对于是后者的价值，无论有多少人诅咒，也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更加闪耀。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最近于古人理想中的哲人王的存在。其宝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领袖，还是一位真正的无私的导师。他竭尽一生，都在实践中探索，并把自己的成功和失败都尽最大的努力，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把这样的屠龙之术，真诚的交到人民手中，不厌其烦的教导，在中国历史上，唯主席一人而已。毛泽东的遗泽不仅仅是这个日渐强盛的共和国，还有他对一切人事物的思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包罗万象的思想宝库，是毛泽东遗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作为平凡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着主席一样伟大的情怀，许多人怀念主席是怀念远去的青春，是怀念那个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上充实的状态。但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始终是向前看的，怀念主席绝不仅仅是老人精神的寄托和年轻人叛逆的象征，是真真切切可以让我们收获，让我们前进的东西。纵然我们不是那样伟大的人物，仰望伟大是渴望成长的萌芽。纵然我们的才能远不能与主席并提，我们也确实可以从主席的人生里，教导里寻找我们追求的东西。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寻求进步的时候，都是我们再一次与这位睿智的长者见面的时候。在属于中国人的圣诞节里，在这样一个日子里，活的毛泽东的精神正是我们该用心去感悟的。

这个时代确确实实是在呼唤毛泽东的精神，就像刚刚我们还在说到的抵制洋节一样，有着日益丰富物质生活的我们，再看看自己的精神世界，再看看我们的身边的人与事，重建我们的精神世界迫在眉睫。在我们身边，面对错综复杂的时代，迷茫与困惑无处不在，不满与求索何时或缺。这个时候，我们怀念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在他的光芒里寻找缔造这个伟大事业的初心，再一次开启前进的征途，岂不是当然的事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07d4b10102vz8f.html

作者：文贝

“文革中被打倒”是个很光荣的词，见诸于很多老干部的回忆录和媒体文章，也是老干部悼词中常用词汇之一。社会也对这些曾经在枪林弹雨下舍身闹革命的功臣良将，在文革中受到的待遇给予了同情。他们的浮沉被当作全面否定文革的重要理由，抹黑文革的文章很多出自这些人或者后代之手。

打倒这个词是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充斥着媒体和口号中。

打倒一词，在特殊的背景下有着特殊的含义。比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清政府”、“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是表达人们对厌恶或反对方的一种愿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倒地，而是暂时性的失势、受冲击，或者叫做离岗。对他们被打倒的抱屈是建立在他们正确的基础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种无法无天的口号是文革造反派们的心理支持。按照以前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类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接受它的洗礼。

文革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既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人物，又对无产阶级本身和封建文化进行革命。官员作为政权的统治者历来是社会变革首当其冲的群体，这种秋风扫落叶式的革命必将对他们形成很大的冲击。

文革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落后的封建文化与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较量的战场。在这场革命的斗争中，有人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有人成为斗争的败北者，有人靠边站被边缘化，有人受到冲击。他们的倒下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环境条件，几乎很少是无辜的。

一．文革前倒下的老干部

1954年高铙事件：高岗、铙淑石、郭峰。

1958年，刘伯承、粟裕、萧克等因教条主义被撤职。

1958年庐山会议事件：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邓华、洪学智。

1962年因小说《刘志丹》受牵连：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

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大批戴帽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和基层干部被打倒。

1965年罗瑞卿（军内权力之争）、陆定一（66年２月匿名信事件）、杨尚昆（６５年窃听事件）。

1966年５月前中央文化领域革命及二月提纲事件：彭真、肖向荣、邓拓、吴晗、廖沫沙、周扬、夏衍、林默函、齐燕铭、田汉、郑天翔、蒋南翔、刘仁、林峰、范若愚、万晓塘、张淮三、林铁、卫恒等一大批政界及文化界人士倒下。

如果要算账的话，这些人不能算在文化大革命身上，应当算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线中央领导人以及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头上。

二．文革期间曾经倒下的老干部

1966年7月内蒙古事件：乌兰夫（基本没倒，一直担任中央委员），始作蛹者是刘少奇。

1966年８月前刘少奇工作组：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超为首的一大批大学校长及学生被打成右派。这是刘少奇文革主要错误之一。

1966年8月刘少奇事件：刘少奇（1969年去世）、邓小平（文革中三起三落）。文革初期最积极的两个人在运动的大潮中被打倒。

1967年1月陶铸事件：陶铸（1969年去世）、王任重（1975年恢复工作）。应属文革派内斗的产物。

1967年“二月兵变”：贺龙（1969年去世）、廖汉生（1972年任军科政委）、许光达（1969年去世）、黄新庭（1975年任装甲兵司令）、刘震（1973年沈阳军区副司令）、王尚荣（1974年任副总长兼作战部长）等。至今讲不清原因的文革事件之一。

1967年3月“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被打倒。此事属于历史存疑事件，能否定为叛徒难以说清，但在报上登栽《反共启事》却是不容否定的事实。如果认可了他们签反共启事可以出狱的话，刘胡兰、方志敏这些把牢底坐穿和刘格平这些坚决不签反共启事出狱的所谓坚强共产党员就是错误的。

1968年１月清查“五、一六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红卫兵五大领袖。这批人一直没有平反。这是文革整人又被整的一批人。

1968年“杨余傅事件”：杨成武（副总长一直保留）、余立金（1974年任空军第二政委）、傅祟碧（1974年北京军区副司令）。此事纠结着隐私和军队权力之争，是文革存疑事件之一。

1971年林彪事件：黄勇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李雪峰、陈伯达、梁兴初、龙书金、程世清、南萍、袁升平、刘丰、黄志勇、温玉成、郑维山等。这批人是文革前期的积极者，最终倒台很可能是文革中最大的冤案。他们的倒下不是文革本身，而是受重大事件牵联。

三．老干部大部分是失宠或暂时性下野

１、1969年8月战备疏散显示，靠边站的老干部仍在保护中。

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为了保护老干部，合理配置中央领导机构以做应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毛泽东离京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刘少奇和徐向前到开封，陶铸到合肥，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王稼祥去信阳，陈毅去郑州，邓小平去南昌。

周恩来、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留在北京。

后来这些被疏散的人员除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徐海东因病死于疏散地外，其它均在73年前回到北京。

２、从1969年九大中央委员名单中可以看出，受文革冲击的基本是刘少奇的“白区党”一派。

中共九大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其中军队开国将帅中央委员80人，候补中央委员40人，共计120人。

从八大进入九大的中央委员：23人，包括八、九大连续2任委员：21人。

元帅：林彪、朱德、刘伯承、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大将：粟裕、肖劲光、王树声、张云逸、徐海东

上将8人：王震、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杨得志、韦国清、韩先楚。

中将1人：张达志。

九大新任中央委员57人：上将5人：王宏坤、王新亭、陈士渠、李天佑、彭绍辉。

中将33人：王秉璋、王辉球、孔石泉、邝任农、皮定钧、刘兴元、陈康、陈先瑞、李作鹏、吴法宪、吴瑞林、张才千、张天云、张池明、张国华、张翼翔、邱创成、邱会作、杜平、苏静、余秋里、周赤萍、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曹里怀、曾绍山、曾国华、曾思玉、温玉成、谭甫仁、滕海清。少将19人：丁盛、龙书金、刘丰、刘贤权、江拥辉、江燮元、李震、李水清、李德生、吴涛、汪东兴、邱国光、高维嵩、鲁瑞林、程世清、谢家祥、任思忠、王淮湘、南萍。

八大中央委员在九大降格：2人：上将：邓华上将、王恩茂中将降为后补中央委员。

新任中央委员57人：上将5人，中将33人，少将19人。

因文革运动中被靠边站的军队将帅没有选上九大代表的有：

彭德怀、贺龙元帅。

罗瑞卿、黄克诚、谭政、许光达大将。

宋任穷、叶飞、张经武、张爱萍、刘震、王尚荣、乌兰夫、肖克、肖华、吕正操、杨成武、杨勇、苏振华、洪学智、张宗逊、周桓、钟期光、李志民、宋时轮、廖汉生、万毅。

逝世的7人：罗荣桓元帅、陈赓大将、刘亚楼上将、李克农上将、赵尔陆上将、甘泗淇上将、阎红彦上将。

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整肃的主要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派”，军队干部受影响的主要是文革前的彭德怀事件和文革中的贺龙事件。而且受牵连的干部大部分在文革期间被重新起用。

３．1973年中共十大开始重新启用老干部。

十大选出了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 青、朱 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 生、董必武。

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艾则孜

一些在文革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共产党人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包括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廖承志、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等。

４．1975年第四届人大大部分老干部已经全面复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为朱德，副委员长为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

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

邓小平升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位置，党、政、军三方面都超过了张春桥。

在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四届人大起用了一大批老干部执掌各部部长和各委员会主任。　

包括国防部长叶剑英，计委主任余秋里，基建委主任谷牧，教育部长周荣鑫，铁道部长万里，财政部长张劲夫，石油部长康石恩。而文革积极分子只有于会泳和刘湘屏分得了无足轻重的文化部长和卫生部长。

四．中共派系因素造成一人倒下多人受牵连

中国新政权自建立以来，始终存在着留苏派与国内派、红区党与白区党之争，也存在着各个山头势力派别的争斗。这些不同的派别都有具体的代表人物，只要代表人物出事，势必牵联到其它人员。

比如国内派为代表的毛泽东与留苏派为代表的王明，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区党与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

山头主要指红军时期的各个方面军，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各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中的四大野战军及晋绥、华北野战军。

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即使在各个大山头又存在着内部划分，军政之间，两大主官之间，各部队形成过程中的系统等。

许多情况下干部的倒台不是个人因素，也不是政治原因，而是跟错了人或站错了队。

五．争权夺利失败者成为干部倒台的重要因素

刘少奇和邓小平是在争夺文革的领导权中败北。

陶铸系是文革小组内部矛盾的牺牲品。

贺龙系是在文革中军权斗争中失败。

簿一波等是文革期间挖出的叛徒集团。

“五、一六”分子和杨余傅事件所牵联的人是先整人后被整。

林彪系是文革主导力量争夺中的失败者。

六、干部在运动中受冲击是正常现象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摘自《学习时报》2008年9月29日第3版，作者：曹普，原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用一个简单的算术来算一下，十年立案审查干部230万，平均每年23万，占1200万干部不足百分之二。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干部是被文革所冲击而暂时失势，并不是真正的被打倒。他们大部分在沉寂一段时间后重新得到启用，而且成为文革的支持者或同盟军。

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包括刘少奇和邓小平。他们是文革的支持者或推动者，是想借助文革获得更大的权力。一方面打倒别人，另一方面被别人打倒。他们是在如此反复地演绎着中国官场的博弈游戏。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说明什么？除了争权夺利以外，剩下的只能是反复无常的人格低下。

还有彭真、贺龙、陈毅、陶铸、肖华、杨成武、陈伯达等，他们的下场只是权力场的表演。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云、李先念、粟裕等这些中国政坛的不倒翁，总是选取文革中个别人的言语来表现自己文革时所受的冲击，却从来不检讨自己在文革中的一言一行。

许多人批评文革中无法无天，对干部不公平。换一种角度，在中国法治建立的今天，如果依法办事对干部进行审查，该判刑的何止百分之五十！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符合法律条文的犯罪。

毛泽东应当为中国所有曾经被打倒的老干部负总责。刘少奇邓小平应当为高铙事件、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反教条主义、彭德怀集团、四清运动、文革以前的文化运动、文革中前期的红卫兵运动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负重要责任。

为什么不给高铙平反？为什么不给所有的右派平反？为什么不为反教条主义的刘伯承和粟裕平反？为什么不给林彪集团平反？为什么不给四人帮平反？为什么只给早期红卫兵而不给后期红卫兵平反？这种选择性平反又说明了什么？

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仅仅是政治的牺牲品或官场争斗的失败者。他们的所谓“党性原则”只是谋取私利的一种掩护。这些老干部们重新上台后，马上展开了对文革的清算和对社会的掠夺。从这一点上看，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根本不值得同情。

从人性而言，这些曾经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蒙难，那些在文革中受管制并影响子孙后代的“黑五类”，那些曾经的社会精英在文革中被迫与普通群众平起平坐，他们重新出山并恢复原有地位后否定文革和仇恨文革有情可愿，那些链接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富起来的特权阶层害怕文革也是正常心理。但是，作为一场革命运动，其功过评价要看是否有利于大多数民众，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今天权贵的表现看，这里面的许多老干部难道都是无辜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集中整肃，中国的官场会是何种模样真的不敢想象。如此广泛深入的革命受一点冲击又有何委屈可言？难道他们真的是干净的？他们在运动中不是既整人又被整？

“现在有人觉得，当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该抢他们的土地，更不该杀人。

对这种看法，同志们应该怎样理解?

首先要承认，地主里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国中央财政弱势，地方上很多修桥补路的营生，都是地主乡绅出钱做的。有些地主，说是大善人也不为过。我们要实事求是。

但，地主里有好人，与地主阶级是好的，有因果联系吗?没有。

地主作为一个阶级，代表着旧土地所有制度，是一个禁锢流动资本、抗击大工业化进程的反动的集团，是一个占有不动产产权、收窄不动产资本流转的落后的阶级，从整体上讲，是必须消灭的。

个人的善恶属性，与其所属阶级的进步或落后，没有必然的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核心，也是阶级斗争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进式大工业化的障碍，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资本家们，没有本质的分歧。”

——李学先，原广东省监察厅厅长，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83年《与青年同志的座谈》

“有些旧式文人，叫嚷着司法独立。我们不去理他们。

为什么？因为我们根本不承认，司法有独立的可能和价值。

所谓司法独立，其实包括两点，即立法权的独立，和执法权的独立。

也就是这两点，其实都是根植于某一制度下的统治阶层的特殊利益。

在资本主义社会，司法独立的基础，是承认资本的私人所有属性，以及资本本身的不可剥夺性。

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司法体系中，着重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看来，这是司法体现资本意志的直接形式，是最典型的‘司法不独立’。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司法体现的就剥夺资本私人属性的意志，是强制排出资本自主性的阶级利益体现。

因此，基于所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性的所谓司法独立，恰恰是我们要彻底否定和强烈批判的。

同志们可以自豪地大声说出来：

司法，永远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永远不可能独立！”

——谢觉哉，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1962年3月《答年轻同志们的几点疑问》

现在的危险，在内部，不在外部。外部的反对者，有些是敌人，有些仅仅是看不清方向的同志。但在内部，在我们当中，在这个屋子里，有些同志却有变成敌人的倾向。他们对组织的限制不满，对组织赋予的权利终将失去不满，对利用职务获取的利益可能无法保住不满，甚至对不能把国有资产正大光明变成个人产业不满!他们希望成为中国的资本统治者，成为中国的财阀领袖，成为中国的洛克菲勒。他们认为组织碍事了，认为只有借助自由、民主的名词，才能获得真正的权力。

　　一句话，他们眼红了!

　　——1988年9月《请各位同志们认真思考》，欧阳斗，北京市市长助理

局势很紧啊，不过没什么，天塌不下来，太阳照旧要升的。他们（指学生们）占理不占理?要我说，占理!从来学生都是要反官府的，当年我们这么干，如今人家也这么干，没啥不对。那我们要不要让步?不让，坚决不让!我们不是对学生不让步，而是对他们后边的那只手不让步。这是大原则。至于我们自己，要改，要坚决改。（毛）主席反派系、反家族、反族权垄断，如今都冒出来了。难怪人家骂娘!这要是不改，天理不容!

　　——1988年12月《不要怕，更不要慌张》，王震，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这十来年，这些红孩子们（指中共高层的子女）确实很不像样子，很不像话。学生们当时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这个我们不要避讳。我的子女在干什么，在座同志们的子女在做什么，有几个当工人、当农民的?有几个靠工资过日子的?包括我在内，我们有几个能不为子女打小算盘的?……中央这回下决心了，都送出去，统统送出去。这个不会改了，已经定了，只有执行一条路。不管你红几代，不管你爹妈是神是佛，都送出去。你在国外花天酒地也好，酒池肉林也罢，你不能回来，更不能干预国内的政事。这是原则……现在重点是省部级，以后要往下走，有实权的子女统统要走，绝不能留在国内狐假虎威，中央有决心，同志们最好不要挑战底线……

　　——1992年4月《关于中央决议案的补充讲话》，吕枫，中共中央组织部经济干部局副局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注：1978年以后，随着文革期间被打压的党内老干部群体，相继平反，并回到领导岗位。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来一股猛烈的“红二代、红三代”从商、从政潮，这在当时被称为“大院儿冲击”，又称“第三梯队提前上位”。整个1980年代，大量的“大院红色子女”充斥各个领域的资本积累前沿，制造了相当严重的负面舆论，成为历次运动中，学生、知识分子抨击的对象，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反感。有鉴于此，1990年以后，中央经过反复调研，出台了“建议中高层领导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的内部决议，即“在尚未健全规范领导干部子女参政、从商条例，尚无法形成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尽量鼓励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留学、生活，以此避免其干预国内政治生活”。从此后，中高层干部子女出国生活成为常态，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这个阶层对国内政治运营的干预。

最近这么高调（指1993年毛诞辰100周年时，中央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有几人是真心的呢?我看不多，群众真心的多，越往上边越少。这阵子风，多往军事上刮，不错，主席在打仗上是杰出的，这个你承不承认，都是事实。但主席之所以是主席，你后面的人，第二代、第三代……都取代不了，就不只是军事上的事情……主席在建国后，干了三件大事：一是彻底剥夺文人群体的特权，打破他们对舆论的垄断;二是坚决摧毁敌方宗族势力与家族经济割据，让国法完全取代族权、族规;三是坚决打掉党内的资本集团，谁拉起山头来就整谁。这三点，是主席区别于历史上“定鼎中原”的各家皇帝的主要方面，不宣传这三点，却去纠缠于军事问题，可笑啊……如今路走得不稳了，需要主席这面大旗撑腰了，等哪天又站稳了，这面旗是不是就可以彻底丢了?

　　——1993年5月《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长，东北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

谁最恨大陆目前的体制?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同，并不是学运领袖们，不是所谓的帝国主义们，更不是那些民族分裂者们。没有目前的体制，领袖们就无法得到源源不断的外援，帝国主义们就无法为国民树立敌人，民族分裂者们就无法凝聚极端民意。这套体制，他们其实是最大的受益者。最敌视这套体制的，是那些体制内的、拥有决策权与审批权的、却被体制束缚不能把资本个人化的党内新贵们与重获权力的元勋们!毛用他的毕生精力，与试图建立党内资本垄断、地方家族垄断的人战斗，直到最后众叛亲离，被明褒暗贬地打入另类。如今，掌握着各种权力的元老们、新贵们，一方面借助体制威力谋求利益，一方面又憎恨组织的监管与限制，无时无刻不在试图瓦解组织体系，将巨量资本化合法化地私有。堡垒，永远从内部被攻破，这是古今中外永恒的真理。

　　——刘昆，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香港新马克思主义学会副会长，《受益者与反对派》

阶级斗争需不需要年年、月月、天天搞?不需要，因为它的涵盖面太广，很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主义的面子工程;阶级斗争需不需要搞?需要，因为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社会存在阶级分化，有阶级分化就必然有阶级斗争。其实，这不是我们搞不搞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愿不愿面对它的问题。为什么过去我们敢搞?因为过去我们是被压迫阶级，我们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利用资本所有权进行资本镇压与掠夺的行为;为什么现在有的同志不敢搞?因为他们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镇压者与掠夺者;他们已经、或正在背叛无产阶级，转而向资本垄断者靠拢;他们已经在内部或外部重建了宗族式资本体系，开始为了家族与个人而进行资本积累……总之，他们已经越来越接近新的资本统治者，所以，他们不敢再搞阶级斗争了!

　　——1988年1月《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些感受》，刘西元，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人死了，自然不会分辩。所谓盖棺定论，就是欺负死人的另一种说法而已。大陆这些年，对他（毛）的评价，逐渐走低。那个著名的三七开，现在看来，不过是新贵们安抚民心的妥协而已，当不得真。让我们看看，新贵们在做什么：在（党组织）里面，划分了八大家，也有人说九大家，不管几大家吧，反正派系分出来，架势亮出来，就剩下抛骨争肉了;在外面，大家族开始垄断地方上的经济，小家族依附在大家族上面，开始形成一个个资本集团，开始分割国家资本这一道大餐;军工无用、国防无用、大工程无用论开始出现了，声音越来越大，开始有人系统性的批判前三十年的重工业体系打造，开始羡慕日、韩的军弱民富了。从这里看，就应该知道，人死了，为什么会被渐渐否定掉。不否定不行啊，不否定，后来者不好去发家致富，不好去干好事嘛。等等看，或者真个乱掉，乱成片片;或者出一个反复，终究要全否掉。我们来打个赌吧。

　　——1987年《随便谈一谈，不要动真气》，李焕，台湾省，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贾静，江苏省委宣传部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国际版编辑

主席（指毛）去后，我们就开始翻旧账。翻了一年又一年，如今快10个年头了，还没看到头。有些人，越翻越起劲，越翻越有奔头儿，好像要靠这个吃一辈子!我不评论翻旧账对不对，毕竟，我也是主席下令摘顶戴的，也是主席一句话，送到乡下去改造的。要说翻旧账，我比三四十岁的年轻同志，更有资格翻!我只说一句，眼下是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干什么最有意义?主席从来知道什么最重要：他把我们送到乡下，三线挖洞就没停过;他把书生们送到乡下，原子弹、导弹也没停过;他把秀才们送到乡下，铁路、大坝还是没停建过。他要是只知道折腾，不知道干事，我如今第一个骂他!可他老人家一边折腾一边做事，这一点我服气!如今的一些人们，你们学老人家的折腾，却学不到他的做事。我这个老头子，看不惯!

　　——1985年4月《一个待罪之人的妄言》，丁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这两年，我们放回了许多老贵族（指少数民族旧上层）和他们的后代。有些同志说这叫‘宽以待人’，还有人引经据典，说这是‘远怀夷人’。我只想问在座的同志们，我们的民族政策原则是什么?主席曾说过，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我党处理民族问题的主要方式，就是民族矛盾阶级化，化民族冲突为阶级斗争。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方法，团结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劳苦大众，推翻了贵族奴隶主统治，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完整。如今，我们却要放回那些曾经的奴隶主和宗教头子，寄希望于他们来“念我恩惠”!是地地道道的政策倒退!丢了阶级斗争这件战无不胜的武器，我们必将陷入历代王朝与少数民族尖锐对立的怪圈，永远不得解脱!

　　——1984年1月《大胆向中央建言几句》，李学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宁夏军区第一政委

　　【注：1980-1986年间，中共先后释放超过9000名各少数民族原上层统治者与其家族后代人员，陆续返回本民族居住地，并返还其部分被没收的财产。同时，不再要求少数民族聚居区地方党组织、群众组织，再进行“反压迫、反奴隶制”的宣传活动。

这次中央能及时出兵，我看就很好。

这几年，我们把绳子放松了，对这些老贵族们客气了。

人家就觉得我们好欺负了，觉得有外国人撑腰了，觉得又可以裂土封侯、继续做主子了！

表象上，是民族问题；根子上，还是阶级斗争。中央让一步，人家进十步；中央好言好语，人家拔刀相向；中央息事宁人，人家上房点火……

还是他老人家（指毛）说的好：有些问题，不张嘴，不动刀，是不行的！要我说，不用统计杀了多少人，掀了多少房，这些都没意义。叫嚷自决的、自治的、独立的，有一个算一个，杀了不为过！在这点上，天王老子老了，也干涉不得！

——黄经耀，原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原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原宁夏军区司令员，1986年2月《这就是平叛，没什么可隐晦的》

"这些年搞得很红火嘛，百货大楼盖起来了，洋货也进来了，好像如今都是对的，过去都是错的嘛。我这个人，不合群，当年跟不上主席（指毛）的步子，如今也跟不上小个子（指邓）的指挥棒。年初，我去了趟广州，很好嘛，大产业都姓叶（指叶剑英）了！中央没给他留位子，就用下面的产业补偿，很有手腕嘛。去年去南京，军区也是一个铁桶，姓许（指许世友）了嘛。再往北瞅，山陕那一片，王胡子（指王震）给自己划拉了多少？好嘛，主席这个错，那个错，我看最错的，就是不让你们一个个占山头、当财阀嘛！小个子为了坐稳位子，封官进爵赏产业，把这天下都分封了，很好嘛！他老人家（指毛）在天有灵，不知会不会气得醒过来！"

——吕正操，原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原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1987年3月《让不让老同志说话？》

“我这个人很笨，

被人家利用了尚不自知（疑指邓）；

当然，

和我一样笨的大有人在，如老帅（疑指叶），

也被人家高高挂起来嘛

……

如今给那一位（疑指刘）办葬礼，

好大排场，好大威风，

这是比照宰相、王爷嘛，

这时候怎么不说无产阶级作风了？

狗屁嘛

……

打掉他的时候，

一个个投票赞同，

眼睛里就剩下空出来的位子。

如今抖起来了，有权了，

借给死人加封赏固位，

要脸吗

……”

——汪某某，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原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原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1980年6月23日《我无话可说》

注：

198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

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为“被平反”同志举行国葬级别追悼仪式，其规模之大、与会人员级别之高、受邀观礼者之多，为此后所罕见。

关于（毛）主席搞的对外援助的问题，有些同志意见很大，甚至说怪话，说劳民伤财等等，我要说两句。在那个时候（指1960、1970年代），我们先后完成了两件大事：

一是通过援助东南亚、非洲国家，让他们反殖民，闹共产，拖住了美英法等国的步子，让他们头疼；

二是通过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拖住了苏联的步子，让他也头疼。

就这么一拖二拖，给我们拖出了搞原子弹、搞卫星、搞三线的时间。现在，我们其实是在吃他老人家（指毛）的家底。至于当下我们跟美国人挨得近，跟苏联人搞缓和，个人意见，这是权宜之计。终有一日，这两方依然是大祸患。到那年月，为了争取发展时间，我们大概还会搬出对外援助的老办法。那时候，我们才能更深的理解他老人家的眼光。”

——姬鹏飞，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院副总理，原外交部长，1987年3月《对党内一些思想问题的意见》

现在有些同志，特别是年轻同志，对中央搞基建，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修铁路，修公路，修水坝，是花销多，收益小，是赔本的买卖。他们还认为，把钱投进生产里，能赚钱；投进计划保障里，能提高工人农民的生活。这种看法，不能说错，只能说，眼光不够长远。

咱们中国，之所以自始皇帝到如今，都是统一的国家，恰恰就在于修路与治水，这两件事情上。修了路，中央的政令才能通达全国每个角落，各地物产才能四通八达，边境线上才能一日行军；治了水，荒地才能变耕地，国家才有资源去发电，国防军工产业才有廉价的动力源。62年，我们为什么打到了藏南，却又退回来？一是苏联人大兵压境，二就是没有路，补给困难，我们怕被包了饺子。建国后，我们修了不少路，建了不少坝，但还远远不够。在西北、西南，我们还做不到72完整进兵；在中原、岭南，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水利动力。这都是我们要不惜一切，砸锅卖铁也要做的。（毛）主席当年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现在，我们还要说，就是倾家荡产，也要修铁路，建大坝！这是原则问题！

——叶如棠，原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长，1987年1月《答年轻同志们的话》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毁灭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1974年《自由世界的“强制”掠夺》

【小岗村的分田血手印】联产承包制是新贵们干的最无智的事，说遗祸千秋，也不为过。联产承包制的本质，就是承认同一化的不动产所有制，无法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被迫进行不动产使用权的私有化分割，来进行产业重生。这是向私有资本合法化妥协的第一步，一旦迈出这一步，新贵们会发现，他们将无法回头。因为他们自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理论依据，使用权私有化分割，必然开启不动产产权与非不动产产权的全民私有化需求。这种需求，是垄断资本经营执行者的必然要求，哪怕这个执行者是组织内的高级干部，也不会违背这个规律。

　　——1980年《掘墓人在内而不在外》，李明颜，香港《大公报》政评人，香港启德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主义革命，并非反对某个特定人群，也不是反对某个特殊阶级，甚至不是反对某种特殊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归根结底，是反对流通资本的私有化增殖行为。资本主义废除了权力的血缘继承，却赋予资本以权力特权。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一个人，没有特权;但资本，却拥有特权;而人，可以占有资本，从而继承附着于资本之上的社会主权。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目的是废除资本的社会主权，从而废除资本赋予人的权利。

　　——1981年《社会主义革命论》，李卓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对岸搞战备，搞三线，搞核武，是不是劳民伤财?你可以说是，并延伸到抨击赤色邪恶，然后你可以领取反攻津贴了。事实上，它是必要的，是至少遗惠100年的。对岸是大国，是无论如何不会符合强权们心意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被骂被恨被仇视的大国，是无论如何要挑战旧秩序的大国，也是无论如何要与两超硬碰硬的大国。大国要就要搞战备，就要搞三线，就要搞核武。一时不搞，苟安一时;一世不搞，遗祸万代。对岸的民生差，我们要批判，都是中国人，我们感同身受;对岸建军工、实国防，我们要支持，都是中国人，我们同享普惠。有朝一日，我们光复故土，再造青天白日大中国，对岸的建设，我们也是要用的嘛!

　　——1982年《中国人应该如何想，如何做》，王建煊，台湾省，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

（大陆）严打，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当笑话看，有人当课题考察，门外人看门内人，做的起劲，看的却茫然。其实，用中共的话说，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现象是什么?是严打。本质是什么?这个难说。各人有各人的理解。我的观点，是清肃。清肃谁?清肃文革期间习惯了下克上、习惯了粗人反文人、习惯了用运动反官老爷的人。这些人不怕老干部，不想老干部们过好日子，不想老干部们重整河山。这些人还想着自说自话，还想着借毛的名义反对知识分子、反对老干部，穷凶极恶嘛!罪该万死嘛!万死难恕嘛!所以，要严打了。以打击犯罪的名义，清扫一切害人虫!这是翻身做主人的老枪们，对幸进新贵的反击，根本上，是对那个死而未葬的人的反击。

　　——1982年《隔着大门向里看》，邵立儒，新加坡三立新闻集团华语部干事，新加坡华人商会干事

“对岸打这一仗，既有军事目的，又有政治目的，其中，政治目的居主导地位。从这两年的情况看，赤越确实不安分，对对岸不尊敬，对岸要教训一下李巍，也是很自然的。毕竟，对岸支持者国际上300多个赤色组织，在家门口受气，岂非堕了威名？不过，这都是顺带而为。真正的目的，恐怕和韩战时，推百万降军入韩而消耗之类似，只不过，这次要消耗的，是一部分不终于现中枢的军事人员，包括不太可靠的军事主官。经过类似政变的中枢更迭，对岸更需要大规模轮换一批基层军事主官，以此加强对军力的控制。这是以战固忠的老套路，不过却很有效。可以预见，这种套路线，战果不会如何辉煌，但战期定然足够漫长，以便顺利完成中枢对军力的整编与调整。这是可以定论的。”

——马鹤凌，原中华民国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原中央考核纪律委员会副主任，1979年3月《赤匪战情通报会上的讲话》【注：指1979年中越自卫反击战】

毛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不是资本权利意义上的两性平等，但确是中国在近百十年里，最具有进步意义、也最应该保持的运动。毛式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解放蕴含在女性群体中的劳动力，增加进行大工业跃进的劳动力基数;其更深层次的内涵，则是为了打破传统家族式忠孝观，打破地方垄断性质的族权观与父权观，确立符合激进化大工业改造的意识形态观。这种由男性统治阶层强制推行的男女平权运动，并非出于女性自觉的权利争取，而且是以‘女人像男人一样’为标准，其本质上依然存在男女不平等的内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可能会花费100年甚至更长时间建立大工业体系的国家，这种毛式男女平权运动，确是最佳的处理方式。它比西方的女权解放运动，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并将产生持久的社会正向作用。

　　——1983年《两性地位的再申论》，刘宇，台湾省，台北妇婴维权会研究员

我们为什么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要从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讲起。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是什么?简单而言，就是建立在资本本身平等化与资本权力差异化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每一分资本，其本身是平等的，这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进步的主要方面;但平等资本相聚合，由于其垄断程度的不同，必然造成差异化的权力结构，也就产生了不平等，乃至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压迫。在这种产权压迫基础上的社会契约，即资产阶级法权，理所当然是不平等的。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允许拥有资本量多的人，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合法地’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也不能允许资本本身带来的法律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无产阶级司法体系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避免的根本问题。所谓司法独立，从根本上讲，是大资本化时代最迷幻的梦境而已。

　　——1983年《在小组讨论上的几点意见》，李一清，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邮电部第一副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法委会委员

大陆开始大讲邓小平理论了，开始淡化毛泽东思想了，这是舆论界的共识。大陆为什么要这样搞呢?除了现实政治角力之外，我认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对统治权威层级的颠覆。无论这个权威是封建帝王、资本所有阶层，还是以马克思主义信徒自居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例外。因此，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反对层级制度的斗争，其结果必然指向对新生统治集团的再次斗争。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只能实现‘全民统治阶级’，即‘没有单一功能化的官僚体系，建立全面政治权利平均化的非国家体制’。很显然，这套理论体系，对希望进行党内资本瓜分的新贵们，对希望重新获得舆论垄断的知识阶分子们，对希望重新获得私有资本流转权的新型资本家们，都是致命的枷锁。也正因如此，他们把这套思想体系打入冷宫。

　　——1986年《思想解放的实质与阴谋》，冯晓阳，新加坡星月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大公报》文化专刊记者

那边又在扫黄了，放在我们这里，叫‘打私娼’。不过对面不分私娼或公娼，所有性交易，在那里都是非法的。这本是赤毛时代引以为傲的功绩之一，如今却遭到颇多非议。非议主要有二：一是这违背人性，娼妓古来有之，只要有人在，就不可能被消灭;二是这违反人权，是对性从业者权利的侵害，是暴政的体现。其实，这种评价，颇有些鸡同鸭讲的味道。那边禁娼的根源是什么?风俗道德次之，意识形态也次之，根本在于私人资本的支配权!性产业的根源，在于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这是资本财富化与财富私有化的最主要体现。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自从产生私有财产与阶级分化，性交易就出现了。对面禁娼，根本上是否定私有资本对性权利的支配权，进而否定私有资本的合法性。以同一化的国有资本进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的垄断。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禁娼的根源所在。

　　——1988年《私有资本的非法性综述》，李明睿，台湾省，文化部“复兴与统一”小组副组长，台湾新青年统一促进会干事

现在军内有没有问题?有!不只有问题，而且有很大问题!什么问题?明面上，是搞经营，搞三产，军区大院变成贸易公司，当兵的不扛枪，改做买卖了。实质上，是军内划山头、军区分派系，一个山头一个坑，自家坑里无法无天啊!老书记（指万里）说的对：自己山头怎么撑起来?要有钱嘛，没钱谁跟你玩?怎么有钱?搞买卖嘛，倒腾军需嘛，吃后勤嘛，搞这些个来钱快，那是其他买卖比不了的!就是这些个山头主义，让我们军内画地为牢、不务正职、空耗军需，也让我们没了当年的精气神儿。这些年搞轮战（指两山轮战），搞大比武（指1985年中原大比武），战斗力提高了吗?我看未必!各个山头都领着跑着做买卖，搞副业，指望底下的兵多厉害，这可能吗?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不该干什么，牟足了力气干!这个鬼样子，日后中央有行动，指望谁?枪都锈了，党去指挥谁?

　　——1988年4月《军内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秦基伟，云南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华北军事演习总指挥

现在谈西南那一仗（指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站），在党内就不应该由太多忌讳。那一仗必须打，这个是大家的共识。不打仗，军内就无法清洗和控制，那么多二、三梯队上来的小头头们，就不会真心跟着中央走；不打仗，几大军区始终跟中央别扭着，像丁鹞子（指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这些人，就会层出不穷；不打仗，老干部们就不会放心，中央的位子就不稳；不打仗，美国人也不会给我们松缰绳，大鼻子头（指戈尔巴乔夫）也不会明骂实夸地给咱们送笑脸——咱们是帮他抛掉越南人这个万年大包袱啊！这些个，党内要公开，不能都瞒着。党内没有民主气氛，到了关键时刻，党的战斗力就体现不出来。至于那些个人道主义卫道士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只会汪汪叫，成不了事的。“

——尤太忠，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成都军区司令员，1987年11月《党内民主不是做给人看的》

咱们党内有渊源，军内有山头，这个不用回避，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他老人家（指毛）也不会大动干戈地整军、整党，自然也不会把人得罪光（全场笑）。

有山头，但不能唯山头论，这时原则，否则我们就变成了军阀。宣传的时候，刻意避重就轻；但做战例总结，咱们必须实事求是，不能为尊者讳，也不要为死者讳。就拿东线（指1979年中越边境反击战的东线战场）来说，现在说许疯子（指许世友）是胡闹，是昏头，有没有同志反对？三个军，十几个师，六成机械化行军，大纵深突破，连人家一个完整的防区集团军都没兜住，最后搞了个交叉火力线（指东线停战时，双方火力接触区的情况），让人家打了几个反击。这打得什么仗？烂仗、蠢仗、糊涂仗！说句不好听的，当年和印度人也这么打，直接火线枪毙，也没人去喊冤！许疯子人没了，咱们不是揪住不放。只是拿来做个比方，让同志们知道，党内军内要民主，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虚的。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怎么骂就怎么骂。不让说，不让骂，都成了闷嘴葫芦，将来打起仗来，是要吃苦头的！“

——陈锡联，原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原沈阳军区司令员，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原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1月《党内要让人说话，说真话》

人要有所畏，而后能立世。人如此，党亦如此。我们畏什么?就当下而言：（广场上）坐在那里的学生，不需要畏，他们还是孩子，是我们的接班人，只是有些叛逆而已;那些戴眼镜的先生们也不需要畏，他们大都是理想主义的书呆子，科学发展还要靠他们;那些个上蹿下跳的幕后斗士们，更不需要畏，他们就是蚍蜉、小丑，捣乱都捣不好，更不会成事……我们要畏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有些同志，权力大了，可动用的资源多了，就开始反感组织约束了，开始幻想私有化自己当资本家了，开始想着自由竞选自己当大总统了!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的就是这些人，这些想把组织赋予的权力无限化的人!这些人，是我们需要畏惧的，也是我们必须消灭的。他们，只有他们，是我们的事业的最大的敌人!

——1989年5月27日《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贾春旺，北京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国家安全部部长

“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同志们要清楚，再重复一次，这不是一次军事行动，这是原则问题！

这是一次政治事件，我们只是去利用强制手段进行政治解决，这同样是原则问题。

我们的敌人是有限的，不是说，谁坐在那里（指广场），谁就是敌人，不是的。

敌人有可能坐在那里，但很少，坐在那里的，大都是被推出来孩子，他们是我们挽救的对象，不是要消灭的。

敌人在后面，在他们自认为安全的地方指挥。他们在等，等我们出手，等孩子们被误伤，然后跳出来谴责，摘桃子。

我们不会让他们得逞，对他们，我们不需要手下留情！”

——李连秀，原38军参谋长，原国家公安部党组成员，1989年6月《动员会上的讲话》

从苏联发生的事中，我们应该得出什么样的教训?我认为：首先，敌人在内，不在外。真正威胁我们事业的，是我们内部的那些渴望斩断组织监管、渴望窃取国有资产、渴望成为资本家的干部，是那些国有企业的领导、军工产业的头头、强力部门的负责人们，他们在感到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受到组织约束时，就会跳出来倒戈一击;第二，制度要健全，这不是说好听的话，而是为了我们事业的生存!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将所有内部的野心家们，都置于组织的监管体制下，让他们没有机会实现野心，让我们的事业始终处于高度的安全状态;同志们，外部的威胁始终存在，我们从来不怕;内部的危险也长期存在，我们要严阵以待!

　　——1990年《我们当前面临的局势》，罗志敏，四川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纪委副书记

“咱的这样的身份，在人家眼里，是不配在那里面（指人民大会堂）坐的，是猪八戒拱蟠桃，那是丢人带掀桌啊……咱虚报产量，咱祸害书生，咱瞧不起老干部，咱给社会主义抹黑……这都是咱的错，你们都对，你们都英明，你们都比他老人家（指毛）高明那你们早干嘛去了……什么愚民无识，你们跟着他老人家打天下的时候，有几个不是泥腿子！”

——陈永贵，原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81年9月《接受文史资料编辑组访谈时的讲话》【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曾有刚刚平反的老干部，当着陈永贵的面，说“愚民无识，种地的也想管事”，引起陈永贵本人的激烈反应，甚至惊动邓本人。这一插曲，也就是后来在北京“第三梯队”圈子里，传播很广的“老汉闹宫廷”段子的起源。】

的。毕竟国号变了，老大一家都换了。代也说的是老大一家就没啥事。但如果说朝是国号，代是统治层，那就有问题了，老大换了下面的老二、老三、老四.....不见得换，或者叫皇权换了而中上层没有换，那这样改怎么叫呢。这么看来，国号改，老大一家必换，就是必定改朝，反过来也成立。中上统治层换了，老大没换；反之，老大换，中上统治层没换；这两种情况，中国历史上只有后面一种有存在，而国外这两种情况都有发生。这就是中国皇权制的特点，个人独裁治理模式。

对于这种情况，认为代为统治层更为合适。那中国就有改朝换代与改朝存代了之种了。那胡耀邦上台，那就代表了彻底换代了，宫廷X变无疑。京师及其它地民间都有这提法流传，老百姓都不傻呀。复辟哦。。。。。。

百姓是真实的好，其它的都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打江山做江山，反身一变成为蓝党化，跟历代的换朝后统治阶层是一样的。现在这帮中国的统治阶层，还不是拿百姓当牲口，不当人看。

文革就是要打断中华民族脑袋里那个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游戏规则、文化、思想定式。要消除固化了几千年的这个思想，能成功真是神仙显灵，对付每个人心中的魔鬼多么难。所以说人到最后，最难是突破自我。但为社会向前发展，总要有人去干这事，去粉身碎骨，当踏脚石，面对千难万苦。消灭等级社会，人人平等，为绝大多数人服务。即使是万丈深渊，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豪情挥刀变法自我革命。

帝王统治术，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统治阶级的胜利。人家不怕你们讨论，就怕你们不自我折腾，真乃群众斗群众高招呀。下面斗，他们就稳座钓鱼台，座山观虎斗。如同乾隆看大臣们内斗一样，就怕你们不斗。当然，现在没有皇帝了，皇帝换成了统治阶层了。《新阶级》这本书只不过说出了，斯大林式的共产党走向垄断权力成统治者。中共是深受斯大林模式影响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一员。南斯拉夫共产党也是这样。但是由于中共、南共、古共都是靠自身过硬的实力，并吸收苏共支持下独自建国的。这几个共产党民族内部自主势力也有实力，最终才会爆发出共产主义阵营不同能力，打击斯大林模式垄断走向，向不同方向选找到靠近共产主义轨道。

中共大多中高层受苏共影响，深受斯大林模式培养，而从底层上来的军人功勋集团由有自古的打江山做江山、为个人发达卖命信念，不管是刘，或者邓、乃至周，都是这样，党的干部有那个不是这样呢。把自个卖命换取的权力，分给平民，做你梦去吧。他们连自个同志都不肯给，给你们个P民，不会是自认世界是平等的吧。太子党、红二代、官二代，有谁把草民当根葱。

这个关于共产党这帮人是好坏不用再讨论了，除了毛，谁把你们当人。

连自己坚持共产主义的党内同志都一撸到底，对老百姓仁慈的党员都一脚踢开，还做什么白日梦。难怪乎，某些不死的老革命说，骂个滴，都是打出来的，骗谁呀，不就是你掌权，就说你对么。人在做，天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