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文革记忆——爸爸去哪儿了？ -- 俺老孫
看到河里很多人都谈论文革，俺这半个亲身经历者也来谈谈。
我出生的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一年了，到我略微记事的时候对文革最大的印象就是：爸爸总是不在家！
我爸爸作为贫农家庭出身，五三年的党员，五八年的大学生，在校时就是学生干部，六三年进厂就被结合进四清工作组，六六年参加了文革，成了厂革委会副主任，然后又成了省革委会常委。从我记事起爸爸不是在省里开会，就是在省里上学习班。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吧，那时我家住在市郊区工厂为职工盖的宿舍，一排排的平房，称胡同房。有一天我正和邻居家的孩子们玩，邻居家大人来叫我：你爸爸回来了。我赶紧跑回家，看到爸爸收拾衣服准备离开。原来回家只是来拿衣服，然后又要去省里办的某个学习班。我常年见不到他，特别舍不得，就一路跟着他一直到胡同口，他上了等在胡同口的小车。小车开了，我就跟在小车边上跑，爸爸见我不舍，就让停下车把我抱上车，我跟爸爸坐车走了一路，好象什么话都没说，就是坐了一路的车。小车拉着我们一直到了一个大院门口停下，爸爸拿着行李下车，拜托司机把我送回去，就进了大院。司机也下车走了，把我锁在车里好长时间，我就坐在车里往大院门里望，直到司机回来开车送我回家。
我父母都是五八年的大学生，六二年毕业，母亲先分配到工厂，父亲因为是学生干部，留校工作一年后，六三年也分配到厂。
据我妈讲，生我的时候还是住的母子宿舍。我有记忆的第一个家是后来搬到的父母同事帮着盖的土坏油毡房，这个房子因为雨水浸泡墙体倾斜都快倒了，不得不搬出来搬到我前面说的胡同平房里，十一点几平米，半截子厨房。本来厂里分给一套居住条件好得多的楼房，但被爸爸让给一位子女多住房困难的老工人了，革命者高风亮节么！
文革结束，爸爸也不再在省里当劳什子常委，回到厂里，本以为爸爸总算可以常在家了，但是，又开始对造反派进行隔离审查，爸爸也被软禁在工厂里，不能回家，还派了两个工人同住监看，名曰：防止自杀。结果先后几批负责监视的工人都成了爸爸的好朋友，后来换成大学生职工，这其中有的和我家的友谊一直持续在现在。爸爸离得如此之近却不能回家，我终是可以经常去看他。妈妈每天去为爸爸送饭，这时我已经上小学了，每逢周六送晚饭的时候妈妈就带上我一起去厂里，一起吃晚饭，晚上我就和爸爸睡在一起，周日白天和爸爸在一起呆一天，晚上妈妈来送晚饭后再带我回家。这样持续了两年左右，爸爸结束隔离审查，释放回家，我们一家才真正团圆。
爸爸的爸爸，我的爷爷，我虽然没见过，但听爸爸说起过，他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八路军，在冀南军区，属晋冀鲁豫的刘邓麾下，解放战争没随大军去大别山，随留守部队划归华北军区聂荣臻部下。一身伤病，刚解放就在保定军人医院休养，直到六十年代去世，再没担任过任何职务。
爷爷是老革命，爸爸也一直以革命者自律精神来要求自己，前面说的把分给我家的好房子让给老工人这事儿，在他就不算是个事儿。
他也从不讲他在文革中作过些什么，作为孩子的我只是从他偶而回家时，来家里看他的厂里的造反派高谈阔论时听过几耳朵，但因为年纪小，也听不明白，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只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是爸爸制止一场可能导致流血伤亡的武斗的行为。
武斗，相信关注文革的都听说过，文革是群众革命，人多了不免分远近亲疏，党同伐异。毛主席也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若背后再有人挑拨群众斗群众，想不斗也难。从俺听来的，当时的两派分别叫“炮轰派”和“捍联总”。文革初期这两派曾有武斗，还动过枪支，但到我记事的时候早已经不再有武斗了。我们厂是军工厂，不仅厂门口站岗的士兵手里有枪，厂保卫科有枪，武装部有枪，军代表有枪，驻厂的军宣队有枪，尽管枪支来路多头，但听大人们讲厂里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是大学生，是反对武斗的，多方做工作，爸爸也出了大力，武斗规模并不大，并且很快就停止了。
但听来家高谈阔论的大人讲爸爸在省里的时候曾经制止过一次极可能导致灾难后果的武斗。
听说当时有个叫汤原县的地方，两派斗得厉害，最严重的时候就真枪真刀的火拼了，爸爸就有一次被派去制止两派的一场大规模武斗，爸爸赶到的时候两派已经摆开阵势，机枪都架了起来，随时可能开火。我爸爸走到两派阵地中间的位置，面对随时可能牺牲的危险，大声宣布自己的身份和来的使命，要求两派收起武器，有什么问题可以谈。在和同来的同事一起对双方做了大量说服工作之后，终于使两派的头头同意暂收起武器把人撤走，然后开始谈判。
那些造反派叔叔来家时每提起此事都对爸爸赞不绝口，邻居里许多没什么文化的老工人也对爸爸这个看上去文弱书生样的知识分子生死悠关的时刻能爆发如此巨大的勇气十分佩服。
“炮轰派”和“捍联总”可是文革中、后期的两大派。“悍联总”的前身之一是“红色造反团”，我看得第一张传单就是“毛远新同志谈我为什么加入红色造反团”。
楼主家是不是平房那三个厂的？
我的年龄还不够记住当时革委会领导的名字，猜不出你父亲是哪一个
我们年龄差不多，我记得跟爸爸去辩论，还记得爸爸被批斗，其实我爸也就是个技术员，他是积极分子工作狂，不仅自己是工作狂，还要求别人也跟他一样工作狂，得罪不少人，后来我去外婆家，文革发展到那里，外婆家还被抄了，外婆都被了剃阴阳头，后来又去奶奶家，文革发展到那里，爷爷也被斗了
远近亲疏和党同伐异是一种，还有爆发出来的抗日和内战甚至更早的战乱遗留下来的矛盾，其实就是中国战乱了一百多年，有自己内部的矛盾，也有外部入侵带来的内部矛盾，或者说是国际矛盾在中国人内部的表现
因为一百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战乱的结果，至少一百年了，战乱的矛盾是血的矛盾，其实就是血仇，中国人之间的血仇有很多，不是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共产党上台，那些血仇就消失了
所以，文革在化解中国人之间的血仇上也是一个机会，毛主席给中国人的一个算旧账的机会，必须给大家一个算旧账的机会，因为这些旧账是血仇，在毛主席的眼皮子底下，大家算旧账还是比较和平的
再说啦，还因为国共内战太多国军投诚了，因此血仇没算，打仗的时候投诚当然好，少死人嘛，可是，和平了就留下旧账了，因为血仇恐怕至少需要两代人才可能消失，反正这些人一起搞经济奔小康发财肯定有问题
所以，文革就是让那一代人算旧账了，还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把他们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政治上了，不让他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文革结束，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那一代人的下一代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因此，如果说文革毁了一代人的话，那也是毁了那一代人先富起来的机会，因为他们之间有血仇嘛，要是让他们中的一部分先富起来，结果就不是文革，而是武革了，因为毛主席搞政治运动让他们争的是政治价值，不是经济价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他们争经济价值了，在相互之间有血仇的条件下争经济价值很难说不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因为平时没仇争经济价值还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毕竟政治价值是很多人甚至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争的东西，经济价值就不同了，那可是人人都要争的东西
经过了文革，中国人之间好像都没仇恨了，文革以后，如果说中国人还恨谁的话，那就是恨毛主席，恨大跃进，恨文革，当然还有恨四人帮，这些新仇替换了百年积弱百年战乱留下的血仇，文革的新仇洗刷了百年血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成了亲切可爱萌萌哒的了，一个证据就是知识分子们全都欢呼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又回来领导我们了，知识分子们也亲切可爱萌萌哒的了，一个证据就是“小平你好！”
在这种情况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有可能，虽然一些甚至很多情况下是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下一代先富起来，当然不全是他们
新仇旧恨嘛，新仇都是恨毛主席了，恨文革了，旧恨就忘了，旧恨忘了的一个证据就是民国也成了亲切可爱萌萌哒的了，常开身也是亲切可爱萌萌哒的了，和谐社会才有可能
想想吧，美国内战都一百多年快两百年了，而且美国文化还是以宽容著称的，美国南方也特别信基督，美国内战留下的仇恨即便是百年后的今天也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痕迹
中国内战的痕迹当然有，台湾就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海峡两岸的仇恨，好像跟内战无关，可以说大陆中国人基本上不恨台湾人，台湾人确实是恨大陆人，至少有一点点恨，只不过这点恨好像跟内战无关，而是文革
所以，文革确实是有消除中国人之间的旧恨的效果，当然了，文革也产生了新恨，只是文革产生的新恨不是内战那样的血仇了，加上恨文革主要是恨毛主席
战争本来就是政治的继续嘛，内战也是内部政治的继续，内战结束也不是马上就没内部政治了，从政治到战争，也必然从战争到政治，政治激化到一定程度是战争，战争过后也必然留下激烈的政治，然后才是和谐，和谐不是战争结束马上就可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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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爸爸为什么参加造反派，爸爸从没说起过。反倒是妈妈给我讲过，妈妈说起文革，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委曲。
妈妈和爸爸都是五八年大学生，六二年毕业，妈妈是学管理的，到工厂在计划科工作。爸爸是学工艺的，到工厂分在设计室工作。按说如果没有文革，他们将会学以致用，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根本不会参加政治运动，可做为中学时代就入党的老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
据妈妈讲：自从爸爸进了四清工作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就处理大量群众来信和各种内查外调，在这些工作中，爸爸认真细致，对同志负责，绝不让一个好人受冤枉的态度，赢得了多数群众的敬佩。以致于，一些群众不仅是写揭发检举信，甚至直接来家里当面向爸爸反映问题。妈妈说当时爸爸进厂没分到宿舍，只好和妈妈一起，住的是厂里盖的职工宿舍，因为大多数是女职工带孩子住，叫母子宿舍，九平米的平房，如果是天暖和的时候她还能出去回避一下，但是冬天的时候室外零下三十几度，室内就一间九平米的小屋根本没办法回避，只好一起听。当时群众反映最多的是针对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对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腐化堕落问题和以权谋私问题意见极大。这些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汇总，报上去，然后就没了下文，群众当然有意见。这四清工作组做实际工作的就尴尬了，查老百姓的历史问题、经济问题可以，查到厂一把手头上，就摸到老虎屁股上了。结果自然就是收到一堆的“小鞋”。
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人开始造厂领导的反，但要有会写文章，能当众宣讲自己的意见，在群众中又拥有威信，这样的人来当大家的带头人，有人就想到爸爸了。妈妈讲，那时每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人，要求爸爸来当头，带领大家造厂党委书记的反。在那个时代，做为一名党员，上有党中央的政策指引，下有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于是，爸爸就这样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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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爸爸个人的经历不代表所有当年参加文革造反的人，但也不是所有造反的人都是居心险恶的阶级敌人或投机分子。大家只要想想：假设确实有这样一名腐化堕落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在六六年以前除了借助党发动的群众运动以外，人民群众用什么办法能将他拉下马？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层以上的领导岗位都是由战争年代走过来党的官员充任的，有些领导不仅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更亲身经历战争，当时讲叫“红军长征吃过糠的，抗日战争扛过枪的，解放战争负过伤的”，这些共和国的功臣和他们的同志、战友、亲朋遍布共和国的整个官场，上至中央省部级，中间地市厅局级，下至粮站站长、林场场长，更不要说公检法这些专政机关，充满着“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就不说“官官相护”，就说看在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情谊份上，往小里说彼此之间睁一眼闭一眼，往大里说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事还少吗？许多群众意见很大的领导干部，在老上级老战友的庇护之下，换个地方照样当官。做多了，人民群众能没意见吗？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共和国反腐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薄一波亲自跑到毛主席那里去讲情，被主席批评以后，便说是黄敬（俞正声他老爸）求他的。如果不是主席亲自下令，会判死刑吗？即便是主席，也有手软的时候，造成“徐水事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做个检讨，行政上降一级就算完事，过两年还能升迁，文革后还能平反；他手下的两名虚报粮食产量，在强征公粮过程中打死人的县委书记，被中央查处，判了死刑，主席又不忍，说还没杀过县委书记呢，不开这个先例（可能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腐化堕落，而是贪功），于是改判死缓。还有那个把招待所小姑娘搞大了肚子因而群众意见极大的广州军区第某位的司令员，老上级出面一保，便安然无事。小事上，王外马甲的《骑兵团》写的刘大爷也认为他的侦察兵老战友在战争年代因工作环境染上了毒瘾是有情可原的，对医生不给开药不满，宁愿自己出钱满足战友的毒瘾。所有以上这一切，放在群众眼里，便都是特权的表现。
新生才十几年的共和国，即便还没有形成军功贵族集团这座大山，但一套通过战友、同志情谊和山头、袍泽纽带形成的锁链或关系网却是现实存在的，可以预见，正在或即将形成这样一座新的大山压到中国人民头上。人民群众如果想掀动它，不来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能做到吗？
大概是鉴于历史上历次肃反扩大化，杀错的好同志不能复生的教训，建国后党对自己的干部十分的包容，只要不是由于整人或挨整，基本上沿用着“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记过、党内记大过、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这样一套党内纪律，然后才轮到“行政记过、免职、降职、撤职、开除公职”这一套行政处罚，只有“民愤极大”（估计只有影响波及到全国甚至世界才算“极大”）的才会动用到刑罚（我用刑罚不用刑法，因为直到七九年才为赶上审判“四人帮”颁布第一部《刑法》），这刑罚的轻重程度还是人为可调的。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民怨“犹如一捆捆的干柴，只要一个火星，就会形成燎原烈火”（电影《枫树湾》的台词），结果，主席点了把火，文革便烧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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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那时中国也实在是缺干部，本来识字的人就不多，识字的共产党就更少了，有一定能力的根本真是凤毛麟角，只要他们是工作中犯错误，没有个人享受，毛主席不会杀，毕竟县官的当法儿是几千年的习惯
主席正是看到自己的队伍开始官僚化，渐渐脱离群众，这是要走国民党的老路了。所以开始文革，想探索一种道路，能把官僚永远置于群众的监督下。可惜官僚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了，把这个探索引向社会动乱，这样他们刚好可以以拨乱反正来永远控制这个国家，成为永远的官僚。看看现在的红二代，军二代，官二代，不就是这个结果吗。
省委常委一撸到底，隔离审查两年之久，没有问题也只是白身回家。
按照洋鬼子的玩法，那时候应该改名叫第二共和国了。
（一）文革结束后，爸爸在厂里接受隔离审查，虽然被抄了几次家，但也只丢了一套爸爸从北京带回来的景德镇陶瓷的毛主席像章。我家中说不上家徒四壁，但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一个三屉桌，两个四脚方凳还是爸爸空余时间自己钉的，加上大学时爷爷送给的一个军队上过去用的绿帆布面衬硬纸板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我上大学时给用坏了，惟一的家用电器是一个电子管收音机。当了近十年的省革委会常委，从未以权谋私，住的前面已经说过，组织关系却一直保留在厂的设计室，身份始终是技术员。这一切加上爸爸以前在群众中威望就很高，所以作为家属倒没受什么株连，但是我却遇上过小小的困扰。我那时上小学，每天上学放学路上路过同一个地方时都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男孩冲我喊“张铁生”，令我困扰的是不知道那孩子对我这个父母都是货真价实的文革前大学生，自己也是个学习成绩很不错的小学生喊“张铁生”是想表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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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关注文革的都知道“白卷先生”张铁生的大名，我这里给不知道的简单解释一下，张铁生是个下乡插队的知青，因为工作表现好，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的招生考试——文革期间没有后来意义上的高考，但仍然有大学面向基层群众的招生，叫做“工农兵大学生”。张在考试时答不出来考题，于是在考卷背面写了封信说明自己因为下乡以后学业荒废，通知准备的时候又晚，他又不愿为复习请假旷工耽误本职工作，等等情况，请求给予照顾。结果被当时的掌权者当做正面典型树立起来，文革后自然讨不到好，被判了十几年的徒刑。
（二）爸爸结束隔离审查后并未能回设计室工作，而是被下放到基建科劳动改造，每天和基建工人一起挖土方，虽然很劳累，但总算能每天下班回家，我们一家人也就满足了。有一天我放学回到家，等妈妈下班回家做晚饭。等到很晚她却一直没回来，后来一位隔离审查期间曾经看管过爸爸的工人来家里用自行车驮着我从工厂大门穿过厂区去到工厂的职工医院，才知道爸爸因为劳累过度心脏病犯了，出现大面积心肌梗死，正在抢救。守在抢救室外面，妈妈告诉我，爸爸的心脏病是文革期间被逼出来了，她说当年不知为什么省革委领导班子就是搭不起来，闹到中央，闹到总理那里，总理要求造反派让步，作检讨，向老干部认错，才能过关，说起这妈妈倍感委屈，说大家都不认为自己错，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后来沈阳大军区的陈锡联司令员的秘书亲自跑到家里跟爸爸做工作要求爸爸带这个头。妈妈说爸爸虽然答应下做检讨，但心里还是有委屈的，结果心脏病发作晕倒在主席台上，从此落下病根。
厂里领导看爸爸累倒了，倒也没再难为他，但作为受限制使用的人员，也不肯让他再回设计室，就和我妈妈先后调到厂办的工学院当老师。
其实当时不止我爸妈受文革影响被限制使用，几乎所有文革前分到厂的大学生都受到影响，我们厂作为军工大厂，文革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厂一级领导一个大学生都没有，全都是中专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中层的各处科室也几乎如此，生产一线的车间主任里多的则是技校毕业生，其中一些人在我爸妈那里参加了三年制半脱产学习，获得了个大专文凭。
（三）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本市上大学后，我爸妈也调离工厂，家也搬到市里，久已断了联系的省革委会的的老熟人也偶而来家串串门，我也认识了其中几位。其中一位叫范正美的，文革时曾当过省革委会的三把手，仅次于两位老干部。他当时也在当老师，来家时还送给爸爸一本自己写的专著《实用美学经济学》，等于创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他们二人聊起熟人，说到某人在劳动改造时胳膊卷进机床里，造成粉碎性骨折；还有某人被整得精神失常；某人老婆离婚；某人被整得跳楼自杀……
爸爸八十年代末去世以后，其中一些人仍然和我家时有来往，九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和妈妈去参加其中一个人的女儿的婚礼，仪式结束后吃自助餐的时候，人们开始用麦克唱歌，唱的大都是文革时代的老歌，有个人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妈妈听着听着忽然说：哎呀，这个人的声音怎么这么熟！这不是那个王双印么！坐我们旁边的一个人接过话说：就是他。妈妈说：他不是跳楼自杀了吗？那个人说：没死了，救过来了。妈妈告诉我：这个王双印是《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的作者，因为这首歌文革中很红，他曾被召到北京，在江青面前献唱，因此文革后被整得很惨，一度跳楼轻生。那个王双印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又唱了《革命人永远是年青》，我看他腆着个啤酒肚，四方大脸，满面红光，听着他嗓音浑厚洪亮的歌声，心想又一个从逆境和绝望中闯出来的革命者……
不过呢，经过文革，他们或多或少也不得不小心一点，至少不可以照旧了
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解放人民的人民蜕化成官僚也是必然，应该不是全部，这些人需要人民的帮助，选举投票是一种方法，文革也是一种
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前进的，人民只有人民，也只有人民才能解放自己
经过文革，中国社会也进步了，人民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号称人民政府的政府也显示了自己的弱点，一旦人民跟统治阶级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文革就可以推翻政府了
因此，也可以说文革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推翻政府的方法，除了揭竿而起
由于，揭竿而起的要求或临界点必较高，统治者往往不那么怕，文革就不同了，文革显然比揭竿而起的要求或临界点低，特别是在经济改革以后的中国
因为，在经济改革以前的中国，中共不仅是执政党，还是绝大部分中国城里人的雇主，所以，文革后的中国的文革的要求或临界点就比揭竿而起更低了
所以，文革使得中共政府有点像在火上烤了，“为人民服务”有了一定的保障
老孫说了一个角度，我说了另一个角度，请点击:敬佩你老爸！
简直就是此文的注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