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文革记忆——爸爸去哪儿了？ -- 俺老孫

关于爸爸为什么参加造反派，爸爸从没说起过。反倒是妈妈给我讲过，妈妈说起文革，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委曲。

妈妈和爸爸都是五八年大学生，六二年毕业，妈妈是学管理的，到工厂在计划科工作。爸爸是学工艺的，到工厂分在设计室工作。按说如果没有文革，他们将会学以致用，从事技术和管理工作，根本不会参加政治运动，可做为中学时代就入党的老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

据妈妈讲：自从爸爸进了四清工作组（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就处理大量群众来信和各种内查外调，在这些工作中，爸爸认真细致，对同志负责，绝不让一个好人受冤枉的态度，赢得了多数群众的敬佩。以致于，一些群众不仅是写揭发检举信，甚至直接来家里当面向爸爸反映问题。妈妈说当时爸爸进厂没分到宿舍，只好和妈妈一起，住的是厂里盖的职工宿舍，因为大多数是女职工带孩子住，叫母子宿舍，九平米的平房，如果是天暖和的时候她还能出去回避一下，但是冬天的时候室外零下三十几度，室内就一间九平米的小屋根本没办法回避，只好一起听。当时群众反映最多的是针对当时的厂党委书记，对他的生活作风问题、腐化堕落问题和以权谋私问题意见极大。这些群众反映的问题汇汇总，报上去，然后就没了下文，群众当然有意见。这四清工作组做实际工作的就尴尬了，查老百姓的历史问题、经济问题可以，查到厂一把手头上，就摸到老虎屁股上了。结果自然就是收到一堆的“小鞋”。

所以文革一开始就有人开始造厂领导的反，但要有会写文章，能当众宣讲自己的意见，在群众中又拥有威信，这样的人来当大家的带头人，有人就想到爸爸了。妈妈讲，那时每天晚上家里都挤满了人，要求爸爸来当头，带领大家造厂党委书记的反。在那个时代，做为一名党员，上有党中央的政策指引，下有群众的拥护和信任，于是，爸爸就这样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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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爸爸个人的经历不代表所有当年参加文革造反的人，但也不是所有造反的人都是居心险恶的阶级敌人或投机分子。大家只要想想：假设确实有这样一名腐化堕落的共产党的高级官员，在六六年以前除了借助党发动的群众运动以外，人民群众用什么办法能将他拉下马？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层以上的领导岗位都是由战争年代走过来党的官员充任的，有些领导不仅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更亲身经历战争，当时讲叫“红军长征吃过糠的，抗日战争扛过枪的，解放战争负过伤的”，这些共和国的功臣和他们的同志、战友、亲朋遍布共和国的整个官场，上至中央省部级，中间地市厅局级，下至粮站站长、林场场长，更不要说公检法这些专政机关，充满着“老战友、老上级、老部下”。就不说“官官相护”，就说看在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情谊份上，往小里说彼此之间睁一眼闭一眼，往大里说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事还少吗？许多群众意见很大的领导干部，在老上级老战友的庇护之下，换个地方照样当官。做多了，人民群众能没意见吗？

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共和国反腐第一大案“刘青山、张子善”案，薄一波亲自跑到毛主席那里去讲情，被主席批评以后，便说是黄敬（俞正声他老爸）求他的。如果不是主席亲自下令，会判死刑吗？即便是主席，也有手软的时候，造成“徐水事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做个检讨，行政上降一级就算完事，过两年还能升迁，文革后还能平反；他手下的两名虚报粮食产量，在强征公粮过程中打死人的县委书记，被中央查处，判了死刑，主席又不忍，说还没杀过县委书记呢，不开这个先例（可能因为他们毕竟不是腐化堕落，而是贪功），于是改判死缓。还有那个把招待所小姑娘搞大了肚子因而群众意见极大的广州军区第某位的司令员，老上级出面一保，便安然无事。小事上，王外马甲的《骑兵团》写的刘大爷也认为他的侦察兵老战友在战争年代因工作环境染上了毒瘾是有情可原的，对医生不给开药不满，宁愿自己出钱满足战友的毒瘾。所有以上这一切，放在群众眼里，便都是特权的表现。

新生才十几年的共和国，即便还没有形成军功贵族集团这座大山，但一套通过战友、同志情谊和山头、袍泽纽带形成的锁链或关系网却是现实存在的，可以预见，正在或即将形成这样一座新的大山压到中国人民头上。人民群众如果想掀动它，不来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能做到吗？

大概是鉴于历史上历次肃反扩大化，杀错的好同志不能复生的教训，建国后党对自己的干部十分的包容，只要不是由于整人或挨整，基本上沿用着“党内警告、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记过、党内记大过、开除党籍留党察看”这样一套党内纪律，然后才轮到“行政记过、免职、降职、撤职、开除公职”这一套行政处罚，只有“民愤极大”（估计只有影响波及到全国甚至世界才算“极大”）的才会动用到刑罚（我用刑罚不用刑法，因为直到七九年才为赶上审判“四人帮”颁布第一部《刑法》），这刑罚的轻重程度还是人为可调的。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民怨“犹如一捆捆的干柴，只要一个火星，就会形成燎原烈火”（电影《枫树湾》的台词），结果，主席点了把火，文革便烧遍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