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 -- 老老狐狸
这么容易就陷入了深深的费解中啊？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证明侬是个蠢人，侬就一定是全世界最聪明伶俐的。
对了，看在侬这么勤快的份上，再免费送侬一副对联:
星辰海大千鸡叫；
天地人和万事兴。
横批：放狗去搜
这词咋这么熟呢？
明白了吗？
当然，这个主要是我的错误，我不该轻易使用反讽的表达方式，致使让人家以为我认同了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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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集体经济的又不止南街村一家。
陕西阳山庄，承包单干后长期受穷，直到2000年，除少数矿主，年均收入只有几百元。村主任高民权用身家性命担保，废除承包制，改办集体企业。黑社会要杀他，但是老高坚持用毛泽东思想鼓舞村民，集体贷款买断所有私矿。从此生产和经济连年翻番，现在每家汽车两辆，年收入超过十万元。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
官桥：被称为“神州第一组”的湖北官桥村800 余户，坚持创办集体企业，2012 年的集体收入达12.5 亿元，人均纯收入4.2 万元，许多村民都在家门口就业。每个孩子从出生到高中毕业，按月发放1000 元。考上大学，大专每年1.5 万元、本科2 万元、研究生2.5 万元。村民都有社会医疗保险，还有……
黑龙江兴十四村，是著名的“龙江第一村”。坚持集体富裕，1981 年实现了砖瓦房化，82 年成为彩电村，后来发展到“小二楼”。85 年建起乳品厂，现有33家企业。从2002 年始，大部分村民住上了别墅，人均50平米。村子跟城市一样现代化，又位于森林之中。被联合国确定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最佳范例"。
1981 年，上级逼迫分田单干。洪林村父老乡亲对党支部书记说：“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压，坐牢我们替你去坐！你坐牢了，我们给你送牢饭。”洪林村坚持集体经济，1985 年就住上了楼房。全村还实现了吃水、用电、医疗、理发等“十不要钱”的福利。现在全村己拥有企业19 家，光是上缴的利税就几千万元。
大寨：坚持集体经济的大寨，经济总收入近20 年增长了近200 倍，500 多人的小山村成了亿元村。家家住二层楼房，享受着现代交通和通讯。老人们按月领养老金。上学不用交费，考上大学给奖学金，建房村里给补贴，全体村民有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还可领取千元公益金。
还有河北周家庄，华西村等等
按孔庆东的话：全国各地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数以千计，都过得比单干要好，汉奸媒体就是不报道。孔和尚只不过报道了几个，你看看汉奸们就疯狂地扑上来啦。
邓公复出之初，可用的人不多。
二野出自红四山头。红四将领正是文革中主席重用的群体之一。另外，徐帅、老木匠还在，这香火情分可没淡。
邓公复出，应当是得到了当时台上各方最大公约数的支持，除了资格老、能力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邓公文革初就被打下去了，没参与文革中各方势力撕逼，得罪人相对较少。
邓公最初大用的是红三军团等文革初甚至文革前就被打压的，他们也是没怎么参与文革中间血淋淋的撕咬。大郎也是这样。
邓公大位稳定以后，和红三渐行渐远，投效的多了，尤其是二野的中高级军官（55少将左右的），选择余地就大了。
你提到的这些人，都不是我主动招惹的，都是主动找上门来骂脏话的。按照你的表述用词，是有人主动来“咬”我的，屡次闹出风波，责任都不在我。泼妇骂街我自然应该绕着走，但问题是堵着门骂的我就躲不开了。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1979年初，杜润生奉命重新回到农口，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王任重为主任)。
1）华国锋等对包产到户，最初都持反对态度。
华国锋和李先念都是很重视农业的。“惟独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一次在向李先念汇报内蒙古自治区搞“口粮田”的问题，杜问李：“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先念考虑片刻后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1979年初，国家农委召开七省（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三县（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农口负责人座谈会。会上发言赞成包产到户的占多数。会议期间，《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王任重就包产到户问题写给人民日报社的一则批示：“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
3月15日。华国锋到会讲话：“对于包产到户，他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到不要‘一刀切’。”（注：华为大山孤门独户开了口子。）
王任重两次到会讲话，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杜说：“他们两位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在此后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李先念说：“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有粮食吃，还是受穷嘛！”华国锋再次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
（2）在1979年那个时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态度也比较谨慎。
杜润生说，一次他带着为中央起草的农村工作安排意见去见胡耀邦，借机谈到“责任制”问题，提出是否可以“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杜评论说：“在耀邦所处的位置上，时机不到，处理像包产到户这种带有政治敏感的大问题，还受着某种约束，是可以理解的。”
（3）碍于多数的反对意见，邓小平也是到1980年4月才正式表态。
关于邓小平对包产到户的表态，人们见到的是1980年5月关于农村政策的一次谈话。事实上在此之前，已含有支持的意思了。杜说，在1979年那次中央会议上，由于华国锋、李先念先后表态不同意搞包产到户。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
1980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为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做准备，将提交会议讨论的问题向邓小平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姚依林根据事先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群众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邓听后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这是邓小平就包产到户问题第一次正式表态。
（4）“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
尽管有了邓小平的明确表态，但在党内意见远未统一。在1980年9月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出现了“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说：“黑龙江是全国机械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一搞包产到户机械化发展就受影响，生产成了大问题，是倒退；集体经济是阳关大道，不能退出。”就在杨易辰讲话时，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次会议形成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正是依据这个精神照顾两方面意见的妥协产物。
重新搞集体经济。
那为什么您不把李寒秋先生的言论作修辞理解呢？当然，质疑的不止您一个，但其他人不过怀疑其真伪。如白玉老虎先生的比喻，从常识讲，当然是伪的，但从常识进一步讲，当然没人会撒这种低级的谎，所以李寒秋先生是调侃。敢问，我这个推断是不是根据常识做出的？
而您现在扯修辞，弄得我好像误解了您的意思似的。其实无论我误没误解您的意思，只要我上一个根据常识的判断没错，这一个对您的判断都是不变的。您非得说我误解，就算是误解吧，那您的意思显然是反常识的了。如上帖所述，认为您没常识不符合常识，所以您还是别有用心。
再一说啊，我发现我上一帖被人举报了。根据常识判断，我觉得这是您干的，因为您别有用心，我无法判断您的动机，您明示一下可好哇？
应该说明一下，这个对联是外人的评论，还是真实的实物。否则给别人造成误解，总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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