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扯计划生育 -- ifever
曾经在网上见到有人抨击80年代以来的人口政策。在有些人看来，这简直就是个祸国殃民的政策，不但不人道，而且几近于民族自杀。不过人口政策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如果仅从人口本身来考虑就下断言未免轻率。因为资料和时间有限，所以本文也没法给出最终的结论，而是希望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考虑问题的视角。
忙总在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按照人口预测，（于景元老师等的结果），到2020年前，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每年新增就业人口在1000万左右，按照目前产业结构，GDP每增加1%，可以解决100万人就业。所以在今后10年内，GDP增长速度都必须控制在9%左右（考虑部分自愿不就业或出国人员）。。。。。所以今后10年，GDP过高或过低（以9%为中间值），都必然会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降低或提高。”
单从经济学角度看这是个非常荒唐的做法。但荒唐的做法背后往往有特定的原因。网上经常说的中国政府把经济发展，特别是GDP作为执政合法性来源的说法其实是瞎扯。中国政府从根本上是实用主义的，虚幻的执政合法性从来不是需要认真考虑的因素。失业率高企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失业率飙高最后导致社会动荡犯罪率飙升才是政府的心腹大患。埃及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就是现成的例子。
这种做法从经济角度看其实是引鸩止渴。因为单独把GDP的增长幅度而不是经济的健康发展作为执政目标明显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行为。政府想到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不停的用政府投资来对经济进行灌水。长期这样下去没有不遭到经济规律惩罚的。政府不是不明白这一点。但只要就业压力摆在那里，两害相权，保就业是以后才死，不保就业眼前就完；该怎么选择不言而喻。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是暂时先保就业，争取能坚持到就业压力高峰过去的那一天，然后再进行结构调整。只要市场规律没有在那一天之前引爆，那么虽然痛苦，但是活下去的可能性还挺大。从现在看，这几十年虽然中国经济虽然在飞速发展，但国家政策一直是如履薄冰的在走钢丝。基本路线就是靠着高度集权的体制精确的对经济进行灌水，争取在控制失业率在一定水平上的同时尽量延缓最后危机的爆发。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只有中国有这个问题？或者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只在中国这么严重这么典型？根源我认为在于人口结构和资本总量的关系。49年以后中国经历了一个人口爆发性增长的时期。有研究说关键其实不是生育率的提高而是平均寿命的迅速增加以及婴儿死亡率的急剧降低。不管原因如何，人口数量是急剧上升了。另外一个不太经常被人谈起的是教育水平的急剧提高以及文盲率的大幅度降低。这两点都是土共执政的极大成就。但是塞翁得马，这两个巨大成就倒给执政的共产党自己挖了一个大坑。
无论在哪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两个针锋相对的论点。一个是“人多好办事”或者说“人多力量大”。时髦一点的话叫“人口红利”。另一个论点则说过多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负担和累赘。两方面看起来都有一定道理，可到底谁对谁错？我认为关键在于资本或者生产资料的总量。如果有足够的生产资料，足够的机器和原料，良好的教育，人口当然是越多越好。但是如果生产资料相对不足，那多出来的人口就是纯粹的负担甚至不稳定因素。简单来说，如果社会能提供给一个人的生产资料只有巴掌大的一块地加上一把锄头，那他就算是超人也一样连维持自己基本生存的口粮都生产不出来。这样的人口对社会来说当然是纯粹的负担。但是如果社会能够给一个受过适当教育和训练的工人提供足够的生产工具和原料，他甚至可以轻易的生产出足够养活几十上百人的产品来。这样的人口显然多多益善。所以只纠结于人口数量的多少永远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把人口问题和社会可以提供的工具和原料，概括来说就是生产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果。
那么社会上的资本总量如何变化？所有认可基本经济规律的人都只能承认，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非常有限而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精神变物质只能是有限的。相比49年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多出来的人口以及普遍提高的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总量只能远远的跟在后面步履蹒跚。举例来说，美国1955年固定资本存量（固定资产加净存货）是11910亿美元（1929年价格）----美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与结构分析。1950年美国人口约一亿五千万。可以估算其中20岁到40岁之间的劳动力人口大约在八千五百万左右。这样算下来，平均一个劳动力要对应1.4万美元的固定资本。这还是按照1929年美元的价格。相比之下，新中国那点固定资产几乎就约等于零。但是要命的地方在于因为教育的普及，新增的人口绝大部分都受过初等教育，不是大字不识，除了出卖体力以外没有任何出路的低级劳动力。从治理的角度看，国家不可能凭空变出机器原料以及工厂的工作岗位来让他们从事先进的工业化劳动。但他们受过的教育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安心于使用简单工具，非常辛苦的体力劳动。不仅仅是劳动的辛苦程度，而是获得的劳动成果和付出的辛苦完全不成比例。
相比之下，印度人口一样众多，但多的是没受过教育没见过世面的底层人口。这些人在社会发展上固然不能提供什么动力，但只要很少一点物资就能满足，而且容易接受等级制度的安排，哪怕这些安排对自己非常不利。所以印度多出来的人口既不会提供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不会给社会稳定带来特别巨大的压力。从道义上讲这种观点很有马基亚弗利主义的味道。不过第一这篇文字的目的不是道德批判，第二即使是最坏的制度也可能会有一点点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优点；肯定这些优点的存在并不等于是对坏制度的认同。
如果把这些事实合并到一起，我们就可以大概清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49年以及50年代的成功给自己挖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坑。在没有外界资本大规模输入的情况下，资本的增长速度，或者说用于生产的物质资料的增长速度完全赶不上飞速提高的劳动人口供应。此外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49年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建立在人口的自然增长之上，更多的是营养改善和普及基本医疗条件以后带来的平均寿命大幅度增长和婴儿死亡率的大幅度降低。这种情况带来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自然增长速度，也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这一点在50年代甚至60年代还不是很明显。因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劳动力还是在旧社会成长起来的。在进入新社会之前他们之中大部分的人生已经各就各位。因此不会带来迅速增长的就业压力。但到了1968年，新社会的第一批婴儿潮开始进入社会。第一，他们是建国后人口暴增的一代人，仅从数量上就大大超过了劳动人口正常更新换代的需求，而且建国后平均寿命上升导致死亡率的下降更减少了空出来的岗位数量。第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接受了比父辈多得多的教育，已经很难接受使用简单工具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的生活。按照维基说的，当时有400万高中毕业生待在城里无事可做。有意思的是这样高的失业率不是因为执政的失败而是前期政策极其成功导致的后果。从实际出发，再有能力的政府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机器厂房这些固定资产来容纳突然增加的城市劳动人口。最后只好拆东墙补西墙的让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
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再次评估一下49年到76年所谓的前三十年。这三十年经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高积累，低消费，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什么提高。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前三十年如果不以最快速度积累资本，那么工业岗位的增加就会更加缓慢，失业率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甚至有可能导致社会解体。
70年代以后社会局面已经不可能再允许知青上山下乡继续下去，城市又面临着知青返城的巨大压力。当时为了控制飙升的犯罪率还搞了严打。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到了80年代中国政府才又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新招，就是改革开放和引进外资。后来人经常埋怨2万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之类。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大规模引进外资对固定资本缓慢增殖带来的巨大补充作用。对中国来说，提供大量的工业岗位，解决就业问题可能比赚几个外汇的实际意义更加重大。
除此以外，大量引进的外资使众多本来只能用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简单农业劳动的人口转而进行劳动效率高很多的工业生产。虽然产值不可避免的被外国资本剥削走了很大一部分，但剩余的那部分仍然不是简单农业生产所能达到的水平。这一部分从简单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客观上也大大加速了中国资本积累的过程。虽然手头没有材料证明，但我很怀疑80，90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初始资本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此。
这里要提到一个有趣的例子。1998年上海纺织业限产压锭，其中有六七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古董设备。当初看这则新闻的时候只是随便感慨了一下我国工业生产设备的老旧。现在再重新把这则旧闻翻出来看，头一个问题就是：难道从49年到98年，中国就没制造过更新的纺织机械吗？答案很明显——不是没制造过新的机器，只不过老机器也没有被淘汰而已。因为即使是100多岁的老爷机器也比锄头和犁铧先进得多，在整个社会初步工业化完成以前尽可能多的创造工业就业岗位才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即使有了新机器，古董机器也不会被淘汰。100岁的祖爷爷机器终于开始退场其实有另外一个意味，那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接近完成，工业岗位的数量已经接近满足需要，下一步将要开始向现代化前进。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民工荒。这个现象大约在2004年开始出现。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工业化接近完成的一个迹象。民工荒意味着普通工业岗位不再那么稀缺，而政府在就业上面的压力从此开始逐步减轻。
但是中国政府对GDP的强力灌水政策一直执行到最近才发生改变。只有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才提出健康的GDP说法。同时GDP的增长目标也下调到了7%附近。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那么经济调整的时机就必然要推迟。只是不知道中国经济能不能一直靠打鸡血撑到结构调整完成的那一天。从这个角度看，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有它的必要性。
计划生育的支持者和反驳者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的资源。支持计划生育的人反复强调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均总数低的可怜。反驳的就举出一些资源的具体数量说人均其实并不太低，而且资源没有还可以出去买云云。其实我觉得两者都没说到点子上。资源本身多少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资源再多，如果埋在地下也只能用来YY。而要开发利用资源，没有钱，或者说没有资本是万万不能的。除非是像海湾石油一样容易运输，有世界性需求，容易开采而且可以直接卖钱的资源。如果有资本，没有资源还可以出去买。反过来要是光有资源，没有资本去开发利用，其实还是一场空。
另外一个对计划生育的反对意见是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有人把今天中国人口老龄化全部归咎于强制计划生育。确实，计划生育对老龄化是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我倒觉得中国老龄化实际上在50年代就已经注定了。因为人口变化是一个时间常数长达数十年的系统。如果像50年代那样突然发生一个冲击性的人口事件，产生振荡几乎是必然的。否则就只能任凭人口数量将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里不断上升，然后再逐渐回落到合理数量。这样当然避免了人口数量的剧烈变化，但中国能否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承受这么大的人口压力将成为严峻的考验。如果这样做，中国的人口很可能会达到一个完全无法承受的数量，最后以饥荒和战争收场。所以除非不进行人口控制，否则老龄化的震荡其实是无法根本避免的事情。
综合考虑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执行了30多年的今天，及时的把政策向鼓励生育方向调整是必须的。只是这种调整和三十年前的计划生育是同一个政策的延续而不是对之前政策的否定。无论之前的计划生育还是今天应该采取的鼓励生育政策，目的都是为了消化源于49年平均寿命爆增带来的人口冲击，并把中国的人口变化尽力控制在一个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过于激烈的否定之前的计划生育政策首先不符合客观实际；其次，对那些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控制的人是一种不公平的否定。而这种不公平的否定实际上会给今天调整生育政策带来不必要的争论和阻力。
最后再顺便说一下另外一个有关生育的问题。很多国家在进入现代化之后都发生了生育率不足的问题。简单的解释是现代社会中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很高以及人口生育欲望的下降。第一个解释如果成立的话，那通过政府补贴其实很容易解决。不过现实是不管怎么补贴，人们就是不愿意多生孩子。如果是后面的原因，那么就需要解释为什么生育欲望会下降。否则就成了没有意义的循环证明。按我个人的理解，尽可能多的繁衍后代是人类在几百万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本能，不太可能在区区一百多年里就彻底扭转过来。所以更可能的原因不是生育欲望出了问题，而是现代社会的环境变化更倾向于让人们选择了另外一种繁衍策略。具体来说，我认为是现代社会赢者通吃的规则让人们在繁衍上对后代质量的追求越来越极端化的结果。
举例来说，现在小孩教育的一个重点话题就是各种各样的补习班。补习的内容严格说对孩子的成长终归还是能有些作用。但考虑到补习所花费的资源和成本，那么具体的某项补习内容对孩子来说是否值得就成了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简单说，让一个完全没有音乐天赋的孩子去学钢琴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当然略通音律对孩子的成长确实有正面效果。不过硬逼着一个没有这方面天赋的孩子去考级，付出的努力和资源肯定是事倍功半的结果。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去上这种补习班明显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很多父母，甚至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依然趋之若鹜？难道他们统统都是鼠目寸光而且特别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即使他们真的都是一时失心疯，那随之而来的负面结果也应该让至少大部分父母清醒过来。但实际结果并非如此。所以问题背后的答案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社会赢者通吃的倾向。在人类社会中各种资源天然的会向唯一的赢家集中。无论是什么形式的竞赛，通常都只有第一名会得到绝大部分的关注和资源；第二，三名就只有点残羹剩饭；第四名以后可能连渣渣都不会有。但对于一些竞争激烈的比赛来说，前十名的差别往往都只在毫厘之间。从家长的角度看，这些投入其实并不是为了增加孩子的实际能力。因为很多时候投入的资源和孩子获得的实际能力完全不成比例，远不如用来培养第二个孩子来的划算。但是考虑到赢者通吃的规则，如果这一点点能力的增长能够让孩子从第三名爬到第二名，甚至变成第一名，那么从社会上获得的资源将完全补偿之前的投入还有剩余。也就是说，家长在唯一孩子上的浪费性投资完全是为了争夺社会资源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只要孩子能够通过竞争获得比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么就会有足够的资源养育多得多的孙辈。所以我们看到是竞争激烈的中产阶级最倾向于少生，把所有资源集中在唯一的孩子身上。最顶级的阶层，如贝克汉姆，因为可以轻松的负担起多个孩子的哪怕是浪费性的投资，所以会生育多个孩子。最底层的人民，因为反正没有上升的机会，于是干脆转向数量上的竞争，拼命的生。
在现代社会之前，一是竞争的机会相对较少，另外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一个竞争的获胜者最多不过集中附近几个村子的关注和资源。所以在子女身上浪费性的投资收益有限。对于父母来说，只有确认孩子在某方面确有天赋才会不惜血本的投入。反过来，现代社会里，如果只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两个孩子其它所有条件完全一样，但其中一个学过点钢琴。虽然那点钢琴水平完全不入流，而且所学专业和音乐完全无关，但比较之下，还是会点钢琴的更可能被注意而得到这个名额。从这点看，即使孩子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只要还有剩余的资源，那投在孩子身上就是值得的。但从社会角度看，这无疑是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如果这个逻辑成立的话，那补贴家长只会进一步刺激家长把更多的资源投到唯一的孩子身上而不会对提高生育愿望有任何帮助。因为在高度竞争而且赢者通吃的环境下，把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都集中到一个孩子身上才是王道。反过来，要想提高生育愿望，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消除高度竞争的环境。孩子的考试成绩不公布，取消各种形式的竞赛和评比。没有了评判的尺度，那社会资源才会比较平均的分摊到每个孩子身上。对家长来说，这时再把全部资源都投在一个孩子身上就变成了效费比很低的事情，还不如多生几个孩子平摊风险来得划算。
基层具体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如何执行的。
正确的政策方向和执行手段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有时候是政策本身就错了，那再怎么执行也是祸国殃民。
有时候政策本身没错，但一样不能保证执行的人就不会使用暴力甚至故意把经往歪里念。
比方说，国家收税没错，但不负责任的税官暴力征收甚至吃拿卡要都可能发生。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不该收税。
非常佩服，观点高远，逻辑清晰。
有一点小修正，赢家通吃造成的中产阶层少生不是现代社会才有的现象，历史上小富之家生孩子就比较少，因为小富之家为孩子提供教育，生的多了家庭经济受的影响就比较大了。
不过这与楼主观点不矛盾，其实还进一步说明楼主观点是对的。
我觉得搭车整理一下，生育率下降是赢家通吃和中产壮大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结果。
1、赢家通吃造成的中产阶层少生（人类社会历来就有）；
2、现代社会集中资源能力提高使赢家通吃越来越极端；
3、中产阶层壮大；
现在还有人给计划生育唱赞歌，
2010年汉族占新疆各年龄组人口的比例： 0-4岁组21.13%，5-9岁组26.90%，10-14岁组32.27%，15-19 岁组33.76%，20-24岁组30.67%，25-29岁组30.87%，30-34岁 组38.79%，30-39岁组51.31%，40-44岁组55.84%，45-49岁组 54.78%，50-54岁组46.96%，55-59岁组47.08%，60-64岁组 43.31%，65-69岁组52.97%，
我说的是计划生育本身该不该有。你说的是不当的民族政策和计划生育拧在一起导致的结果。
当初民族政策要是改成以地域而不是以民族为主要标准，结果就完全不同了。要是边疆地区可以生两个，内地就只能生一个，只有人口在一定规模以下，比方说人口十万以下的少数民族才适当放宽生育数量。你可以想象有多少超生游击队会不辞劳苦的远赴边疆。
所以你说的问题根本是民族政策出了问题而不是计划生育的问题。
政策研究不细就不说了，执行起来尤其是在内地农村地区简直是天怒人怨的不是个例。感觉是乱邦的民族政策一个路数
合作化到初级社都没出什么问题。但是刘邓主事以后搞了个“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什么的就乱套了。
计划生育也是。76年以前其实就有计划生育政策了，也没多大负面效果。但是邓主事以后搞了个强制计划生育政策，这才弄得天怒人怨。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主事者的能力有所欠缺，结果就算政策本身没问题，执行的过程中也弄出一堆副作用。具体点，我觉得是走群众路线还是干部路线的区别。不过再深入讨论的话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这个段子里毛主席的手段也不是那么高上大，但是总比刘邓的塞进去啊强
多个人口学家在多个场合要引进外国劳力，弥补劳动力不足。同时也是这些人口学家强调计划生育不能动摇，你看懂他们的居心了么？
更何况新疆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极其重要，未来的投资和建设规模应当能够媲美改开初期的经济特区，相应的，其吸引的劳动力大军和流动人口也绝对不是一个小数量。
您的担忧，是一种以静止眼光看待变化事物的担忧，其实大可不必。
港台与疆藏，东南沿海与西北边疆，哪个是中国的心腹之患？
肯定是前者，但前者基本都是汉族，却闹着要独立。
在将来几十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阶层和区域，资产和收入差距巨大的问题，至于少数民族或外来种族的人口膨胀，那是要上百年才可能形成的危机。
事有轻重缓急，很多人拿欧洲的人口危机，照搬中国，却完全无视中国真正的社会危机，主要在汉族不同阶层，不同区域之间，权利，资产，收入的巨大鸿沟。
讨论问题的话还是把背景材料给全点好。
如果不强迫，会有汉族去那个地方么，是要丢命的。新疆的汉族每年都在流出，生命安全没有保障，还有各种歧视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