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专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三大“超级机构” -- jerf71

今年“两会”召开前，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三中全以后设立的第三个顶层领导小组——中央网信组（全称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在2月27日宣布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这是继深改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安委（全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后，又一个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挂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副手的横跨党政军的“超级机构”。

一些见证过2013年中国高层“清网”行动，又质疑习近平上台后不断“集权”的中国网络意见领袖和海外观察者认为，这是中共高层加强舆论控制、收紧网络言论空间的又一个信号。

对此，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著名时事评论人汪玉凯大鸣不平。他告诉本报记者，外界将网信组理解和简称为“网安组”，都是理解错误。

汪玉凯在北京受访时透露：“这个其实最初是由我深度参与，由国家信息化专家委的一项重要建议，得到高层重视，说这个是收网啊，控制言论，完全是看错了。外面胡说是‘网安组’，除了网络安全外，核心是在信息化，应该叫‘网信组’。”

汪玉凯介绍说，最早在2001年，中央设立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设国信办（全称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和专家委（全称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作为支撑机构。

专家委共54个成员，包括各种信息化领域的专家，也包括来自中央军委的、军队安全的人士。汪玉凯是专家委员之一。

2008年，国务院推行大部制改革，将国信化撤销并入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但专家委和领导小组保留，小组的组长是时任总理温家宝、副组长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习近平和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

在汪玉凯等专家看来，信息化的推进工作因此被边缘化了。

汪玉凯说：“工业与信息化部重点管工业去了，管产能过剩，产业布局。工信部设立了一个负责信息化的司，但这个司怎么协调党中央，军委、人大？它无法跨越国务院，所以领导小组开不了会了。”

有鉴于此，专家委在2009年以后，针对大部制以后的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两次课题研究，两次都是汪玉凯直接负责。

2012年7月份，专家委还在贵州安顺进行了一次主任暑期工作会议，对课题组递交的“有关完善国家信息化管理体制机制”的意见稿进行了深入研究。

那次暑期会议，专家委主任奚国华、副主任周宏仁、吴敬琏等都参加了，并提了很多意见。2012年11月底中共召开十八大以后，专家委在课题组递交的建议稿基础上，重新组织完善，并将最终形成的政策建议上报中央。

汪玉凯透露，专家委的建议书中指出，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在世界上排名一直往下掉，国产信息化产品水平较低，不用国产、用美国的风险比较大。上报中央后，引起重视，特别是习近平原来在地方任职时领导过“数字福建”的建设，对信息化的问题比较明白。

接着是中央编办开始调研机构成立事宜，不久后美国爆发斯诺登棱镜门事件，专家委又把稿子修改了一遍，习近平这次做了长篇批示，最终到中央决定成立网信组时，汪玉凯发现专家委的建议基本都被采纳，包括由国家一把手担任组长，就是专家委建议的内容。

他说：“当初我在课题建议稿中的核心建议就是两条，一是最高领导人担任信息化领导小组当组长，总理当副组长；第二个建议是中央设立信息化办公室，序列要在中央。”

中央最终决策与建议稿的不同之处，是过去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下面设有网络与信息安全协调小组，中央决策时把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并在一起，把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提升，成为“中央网络安全与信息化领导小组”。

此外，整个网信组都不隶属于国务院，而是归入中共中央序列。

在总体评价中央设立网信组背后的考虑与意义时，汪玉凯说：“我觉得这个与棱镜门事件，以及中国信息技术不够过硬都有关系。”

他说：“中国现在说要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也需要信息化的技术，成立网信组就是很明显把这张牌打出来。”

“习近平2月27日说的两句话：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把这个组织的核心说出来了。”

一般相信，棱镜门事件是促成中共高层更重视网络安全的一个催化剂，甚至是一个转捩点。

虽然中国政府设立的“网上万里长城”（信息防火墙）中外知名，但在网络安全方面，有国内专家评估中国网络安全状况为“非常滞后”，无论是国家战略、政策法规、还是技术产业，都存在问题。

网络安全今年也首次进入中国政府报告，今年3月5日本次全国人大会议开幕时，现任总理李克强的报告就提及要“鼓励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维护网络安全”。

比较三个领导小组

“有外媒问为我，深改组、国安委、网信组三者是什么关系。都是习近平一把手，业务上有分隔没有？”

作为中央成立网信组构想背后的建议人，汪玉凯分析说：“这三个机构可以说都是中国在中共十八大以后，为全面深化改革，为中国未来发展做的重要组织准备，具有战略意义。”

“三个机构各有侧重，虽然安委会和网信组职能也有交叉，国安委也有网络安全问题。但是由于网络安全非常重要，所以单独突出。国安委里头设计的网络安全，主要是内政、外交、军队、政府、国家层面的大整合，应对的是非常规的网络安全。”

三个机构成立后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总理的地位得到提高。此前中国总理在军队、意识形态的领域没有话语权，如今总理的权力横跨党政军。中共去年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会上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件是由习近平亲自起草，负责经济事务的总理李克强不在起草小组之内；此外习近平又直接介入一贯由总理负责的城镇化等经济、社会领域，曾导致外界盛传李克强大权旁落、国务院被架空。

今年1月以来，中央深改组、国安委，网信组这三个“超级机构”负责人先后亮相，习近平不出所料出任这三大机构的一把手，李克强担任深改组第一副组长、网信组第一副组长、国安委第一副主席，则有些出人意料。

李克强不仅没有大权旁落，还同时成为三个“超级机构”的二把手。此前宣传与意识形态领域是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里排名第五的刘云山主管，在网信组成立后，习李分别成了相关领域的一、二把手，刘云山成了第三号人物。

对于这个架构，外界有两种不同分析，一说习近平将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其余常委仅成了执行者。汪玉凯则认为，这三个“超级机构”不仅强化了习近平的权力，也强化了李克强的权力，可说是中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治理方式的一种新的探索。

习近平2月27日说的两句话：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把这个组织的核心说出来了。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

汪玉凯：习近平不按套路出牌

从政治架构分析的角度说，三大“超级机构”代表的更重要变化，是习近平大胆地改变了1980年代以来，中共高层在政改方便主张的党政分开思路。

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共高层一直避免让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并设法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前领导人邓小平就提出过“党政分开要放在第一位”。

在质疑者眼中，习近平现在的做法是“走回头路”。汪玉凯则认为，现在的调整，是实现了在重大战略和决策方面的“党政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地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这个变化的意义，外界也可能要以新思路来评估。

汪玉凯评价说：“我的整体感觉是习近平不按套路出牌，他一些做法虽然没有过去的先例，打破过去的一些框框，带有明显的创新勇气，有可能会冲破一些东西，例如利益格局等，真的有可能成大器，把一些事情做成。”

他认为，习近平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过往的教训：高层权力出现了某些分散化的现象，所以习近平不认可中国学者胡鞍钢提出的集体领导、“九个总统制”的说法，反之，权力该集中的必须集中，否则难以形成合力。

汪玉凯指出，习近平在2007年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对过去的一些问题看得很清楚，因此上台后便着手把中央集体领导制下分散的权力整合，关键领域现在由总书记把控，他可以有节奏地推出重大决策，并且避免决策层相互撕扯而出现分散的情况。

他认为，实际上中央设立的可能还不只上述三个机构，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如今对外公布的只是其中三个最核心的顶层机构。习近平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不改变传统的组织架构的情况下，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某些重要权力运行的机制和运行方式。

但汪玉凯对中国政治走势，也并非没有担忧。中国改革派知识分子最感到疑惑的是还看不清最高层对公民社会、宪政的态度。在最近的“两会”中，也有观察者发现，大会对推进民主的讨论很少。

汪玉凯说：“真正的风险在这儿，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多改一下，少改一下，不会影响大局，但意识形态方面一旦出了大问题，它会影响大局。”但他认为，只要高层守住法律底线，坚持依法治国，倡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就不会出大问题。他说：“最担心的是不断有人以意识形态来挑逗或者刺激领导层，这是真正值得的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