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是一九七六年（上） -- 酒杯里的忧郁

一九七六年，秋天来得挺早，八月底的时候夜里已经颇有凉意。被七月份大地震吓得不轻的老百姓们慢慢从惊慌中安生下来，渐渐回到生活常态，情绪已是稳定许多。

很多人家陆陆续续搬回屋里睡觉，街上的抗震棚渐渐空了，可还保留着，人们生怕再来一次地震，危险彻底解除以前，还不敢拆了棚子。还有房屋在地震中受损严重正在等待修缮完工的人家还在街上。那几个地震棚用厚实的苫布和黑色的防雨布裹得严严实实，暂且挡一挡夜间的寒气，这几家恐怕还要再艰苦一段时间。

　　　我的小学已经复课，但是校舍还没有检查完，排除危房之前还不能进班上课，所以尽管说是复课，却只好搬了凳子在操场上团团而坐，由老师领着上课。学习的内容不是课本，而是“中央慰问电”，好像每天只是学习半天，中午回家吃饭，下午也不必再回学校，“自习”了。学“慰问电”的具体情形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有个男生地震时候伤了胳膊打着石膏，用三角巾把左胳膊吊在胸前，蔫头巴脑儿地坐着，却用另一只手拿根铅笔，在石膏上栩栩如生地画了一只站在枝头的小鸟，而且老师还没管他。

　　　没过几天就回教室上课，那会儿学校里是春季入学，五年级的学生们正式上课之后马上开始补课，开始复习，准备毕业考试。考试完放过寒假，他们就是中学生了。

　　　我的小学是个四进的院落，西跨院改建成有沙坑和篮球架的操场，东跨院是爬杆双杠跳马的地方，两个跨院的通道相对。无论从那一边的跨院出来都要经过最后一进的院子，这个院子四周的房间都是五年级的教室，或是书声琅琅，或是十分安静，高年级生和我们小豆包就是不一样。

　　　九月初的那一天我记得倒是清楚：我们班正在操场上玩儿，我和李忠革在操场最远端靠近围墙的沙坑边上玩跳马，却见操场另一端靠近教室的同学们脸转向校内，望着教室的方向发愣，游戏的喧闹也逐渐低了下去。此时我们的班主任从通道疾步走来，让我们马上站好队伍，不要说话，赶紧回班里坐好，还特地嘱咐：“安静！”

　　　回班里坐好，老师进来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静”字，然后低声告诉我们在座位上不许说话不许搞小动作，抬手指了指墙上的小喇叭，意思是让我们注意听广播。

　　　小喇叭响了，传出来的却是长时间的哀乐。不许说话不许动，可没说不许转头不许有表情啊？同学们四处张望，眼神相对的时候做个鬼脸，李忠革在我后边不停的踢着我的椅子板儿，往我脖子里吹气。我在想，出大事了，一定死了大人物。

　　　男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从各班的小喇叭里传出来，有点阴森森的感觉。“毛泽东同志”，我听见了他的名字，抬头望了一眼讲台后边的墙上，他在画像里向我微笑，那笑容其实说不上慈祥，却颇有几分威严。现在他死了，该摘画像了吧？那一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班主任老师用手绢拭着眼泪站在门口，校园里没有过的寂静，只隐隐听到从高年级的院落里传来压抑的哭声，再加上不断的哀乐和阴沉沉的讣告，班里胆小的女生一个接一个的哭了起来，声音由低到高，又压了下去，更把气氛弄得悚然。多少年过去我都记得李忠革在我身后把声音压到极低对我说的一句话：她们都哭啦，咱俩，哭不哭哇？

　　　我们俩都没哭，可也不敢探头探脑，只好把胳膊在课桌上搭起来，把脸埋在圈里，老老实实地呆着。

　　　哀乐响了一遍又一遍，讣告念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停了。小喇叭里传来校长的声音，说这几天暂时停课，要准备悼念活动，同学们要守纪律不要乱跑之类的嘱咐，然后班主任说下午自己在家悼念毛主席，明天上午来校的时候要记得戴黑纱，我们出门的时候老师又嘱咐说：“不许跑！”

　　　学校里布置了灵堂，每天有老师带着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守灵，其他的学生们做花圈，女生用素色的皱纹纸做纸花，男生刮篾条、弯铁丝、绑竹竿，做出花圈的骨架来，糊上衬纸，再把纸花一圈一圈密密的缀在衬纸上，花圈上写字的纸带是老师写的，最后用一根长的竹竿支在花圈后边，那花圈就做好了。

　　　每个班要做一个花圈，献摆在校内灵堂里边，以表达对他老人家逝世的悲痛和悼念，但是每个班级都做了不止一个，我记得有个班做了三个挺大的花圈，在灵堂里很显眼的摆着，灵堂里外摆满花圈，没有买的，也没有“代劳”的，都是亲自动手，老师们的花圈也一样。大人有大人的难处，各班的班主任老师自然也要对自己的上级领导有所表现，再者说，满满一屋子学生不上课，总要找点事儿做才能拢得住，让一伙孩子在校园里叽叽喳喳疯跑疯玩，在这个时候，多么不成体统。

　　　开追悼会的那天，无论师生，皆穿素服。最大的教室早已成了灵堂，如今又成了“主会场”，校长、书记和不带班的老师都集合在那儿，看着电视和天安门广场上的追悼大会同步。学生们在各班教室里，桌椅板凳早已搬到外边，讲台上摆了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台小电视机。一九七六年啊，别说家里了，就是公家单位里电视机也是稀罕物，这次不知道学校是用了什么办法弄来了不少电视机，但每班一台还是不可能，我们就是和另一个班的孩子站在站在一间教室里，面向那台小电视机，一起肃立，保持安静。有不少同学还是第一次看见电视机，盯着这有声有影的家伙一个劲儿打量，满脸好奇之色，只是不敢如往常那般交头接耳。

　　　哀乐起，默哀，三鞠躬，听悼词、国际歌……庄严肃穆，行礼如仪。有人抹眼泪，有人抽泣，有人装哭，有人真哭。我斜前方站着姓孟的同学，是个胖丫头，从哀乐起就三抽一吐气的做悲痛状，却不见一滴眼泪，难为她一直“抽泣”到长长的悼词念完，才恢复正常呼吸，仪式结束各班同学要把搬到院子里的桌椅再搬进去，胖丫头没动手，甩着辫子对老师说她刚才哭来着，胸口难受，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钟，没说什么，挥挥手让她回家去了。

　　　追悼期间，大人们除了表情严肃，普遍来说面有哀容，这和一个月之后“粉碎四人帮”时那公然的、普遍的、毫不掩饰的狂喜有明显的对比。至于我们小学生嘛，追悼会完了也就万事如常，小孩子懂得什么？有饭吃，能疯玩，就行啦。

　　　那个“胜利的十月”，我是在某一天，从大人们身上感觉到的。一个周末我正在西郊某个大院里玩，发现来来往往的大人们很有些莫名的兴奋，走在路上遇到熟人远远就打招呼，走近了一边握手一边把脑袋凑近低声问：知道了吗？对方常常是用力点头，笑着说：知道啦！知道啦！

　　　那不单是礼貌的微笑，那笑发自内心、真心实意，是最真实的、兴奋的笑容。至于那个“知道了”的具体内容，你知我知、心照不宣，谁也不会说破，反正应该是好事。

　　　那天中午我被从饭厅叫到另外一间屋里吃饭，因为饭厅里聚了好几位大人，他们在喝酒，白酒的味道飘得各间屋里都能闻到。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说话，声音不大，时不时有会心的笑声轻轻传出来。这种气氛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很奇怪，所以记得深。

　　　周末过去回到东城，过了几天，正在上课，忽然听到街上有敲锣打鼓的动静。锣鼓声自然引起小孩们一片兴奋，不知道外边为啥又热闹了？锣鼓声和口号声一阵一阵从街上传来，持续不断，等放学走到大街上一看，哟！街边的墙上贴着浆糊未干的大标语——“打倒王张江姚！”，那四个人的姓都倒着写，打了叉，是黑色的，“打倒”俩字是红色的。

　　　很多人在街上，陆陆续续、一群一群在往长安街方向走。人群中过来辆三轮车，一个小伙子用力蹬着，车上放着一个大大的红皮圆鼓，另一个壮小伙脸朝后站着，抡动俩大鼓槌，很卖力地敲着大鼓。他的对面，隔着大鼓在车梢上还站着俩人，各捧一副大铜镲，和着鼓点框框舞着。就在这“咚嚓咚嚓咚咚嚓”的响动中，有人喊起了口号，喊一句，四周的人也跟着喊起来，喊上一句就挥一下胳膊。与后来纪录片中不一样，那些人们的脸上并没看到什么“狂喜”的夸张表情，我更多看到的是轻松，明显的轻松，甚至有点悠闲的意思，仿佛刚刚去除了一件沉重而烦心的负担，正在松一口气。

　　　没过几天，我们也排了队伍去游行——鼓号队打着小鼓小镲走在前边，声势上差远了，到了长安街上就被大人们队伍里大鼓大镲的动静压得一点也听不见，只能勉强维持着队形，溜着边走。这时候的游行就是各机关单位组织而来的了，有挎包，还背着水壶，队伍也排的整齐多了。似乎在广场东语录塔下面还有辆卡车在散发“号外”？我记不太清楚，反正人们手里花花绿绿的，不是号外就是彩色纸旗。

　　　我们在中山公园门口和一群大人擦肩而过，一人在我身边突然大喊了一声“打倒四人帮！”好家伙，声若洪钟啊，吓我这一大跳！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说法，我马上想起“王张江姚”那四个大黑字，可也只知道四个字，四个人，“四人帮”，他们究竟是谁？不知道。

　　　这声势很大的游行持续了有三四天，每天都有游行的队伍在游行，在庆祝。那队伍并非整整齐齐，也没有背着水壶和背包，不像那种官方组织的游行队伍，人群中有人甚至还推着自行车，戴着草帽，就这么轻轻松松的、松松散散的、自由自在的走着，呼喊着口号、敲打着锣鼓，经过那么长长的压抑的年代，这已经是人民自发的“狂欢”行动了。

　　　前一阵看过一部纪录片，说当时庆祝游行的人们还曾把“王张江姚”分别做成四个丑陋可憎的木偶挂在树上，任路人唾骂，以表示对他们的愤怒和仇恨。纪录片里说的不对，不全对——挂木偶这个事有的，就挂在东单头条和长安街之间绿化树的树杈上，外贸部大门偏西斜对面，大概就是如今东方广场君悦大酒店门前长安街人行道的位置。但是时间不对，那不是一九七六年十月，而是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四月份，纪念“四五运动”一周年的时候。是谁挂上去的我不知道，但我亲眼见过挂着光秃秃杨树枝上的这四个木偶，也不是太大，也不是特别显眼，要不是很多人站在那儿抬头看，不留神就走过去了。

我那时还没到学龄，除了感觉出了大事、记得学校（家在学校）摆了很多松枝外，什么都不记得了。

清楚地记得那天，应该是下午4点钟左右。我和另外一个小伙伴（不是同班的，名字忘记了）一起参加完少年宫的活动，正往回走，听到路边单位里的大喇叭放哀乐，而且是连绵不绝，就意识到出大事了。赶紧跑着赶回了学校。

到学校时全校师生都在操场排队集合了，老师小声告诉我们“毛主席逝世了”，让我们赶紧站到本班的队伍里。我当时只是感到很迷惘，没有了毛主席领路，我们以后怎么办。班里有人哭，都是女生。特别是平时最招人嫌的一对双胞胎姐妹，哭得是惊天动地，最后连老师都忍不住提醒她俩控制一下感情，要化悲痛为力量，把学习搞上去。

粉碎“四人帮”时就记得游行。大概游了3、4次。我是学校鼓队的（没有号），而且是敲大鼓的，所以每次游行都是走在头一个，很是风光。还有就是看漫画。不光是学校里，各个单位，甚至马路上都挂满了讽刺漫画。

以后就是为四五运动平反。家里有一本四五运动诗集，我还记得其中两首

其一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其二

黄浦江上有座桥

江桥腐朽眼看要垮掉

江、桥、摇（姚）

请总理指示

是拆，还是烧！

我到现在还佩服当时北京人民的政治觉悟，在倒台半年之前，就能，就敢，指名道姓地批判。

知道粉碎了四人帮，男女老少洋溢着舒畅感，李光曦的祝酒歌传唱一时，胜利的十月永难忘，舒心的酒啊浓又美，真是不假。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人们一脸的兴奋和笑意。

不久后，一些受批判的老片子解禁，大家忙着找票看老电影。一些久未露面的演员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大约是10-11月份吧，在首体举办了音乐会，演洪湖赤卫队的王玉珍、郭兰英等等登台演唱。旁边的大人很感叹，说王玉珍胖了。《洪湖赤卫队》拍摄于1961年，正是困难时期，里面的演员一个个瘦伶伶的，跟复出的王玉珍反差很大。

随后不久，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一批小说发表，一时洛阳纸贵，成了文艺春天的标志性事件。

我记得很清楚，我住的那个军分区大院有个露天放映场。

放洪湖赤卫队那天晚上，不知道谁把消息泄露出去了，来看电影的群众把大院门口挤得水泄不通，

原来的规矩，大院放电影是不对外开放的，人群一急就把小山包上的一段砖墙给推翻了。因为怕出事，最后是把人群都放进去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军分区的警卫班还是教导队拉出去了几十人，坐着军用大卡车背着枪，说是要震慑四人帮的余党。

我们这帮小毛孩手里都拿着一面三角形彩纸制作的小旗，上面写着一句口号。

我还记得我那面旗上的口号是：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因为刚刚打到四人帮的时候，286还没平反。

各单位都在放，怎么也有走漏风声之说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状况。

当时大量放映文革前拍摄的电影,叫“解放片”，因为文革时把他们都打成毒草了。这些电影，大院放映的时间都比外面要早。

72年春季上小学，本来应该是77年春季上初一，结果小学五年级多读一个学期，就是主席逝世的那个学期，到77年秋季才进初一。

起码我们省是这样。

一个晚上，一串儿大单位就全都放了，有时车来晚就断片了，还全场亮灯等片子，于是全都眼巴巴地望着来车方向，盼着摩托车的灯光。

洪湖赤卫队算解禁比较早的，看之前就有个老太太告诉我里面的歌非常好听，看的时候觉得歌确实好听，以咱的觉悟，也看不出有啥政治错误。

你没听见那句：跟着贺龙闹革命，才能打胜仗

文革那年头只能跟着毛主席。

大逆不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