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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那是一九七六年（上） -- 酒杯里的忧郁
家园 【原创】那是一九七六年（上） 一九七六年，秋天来得挺早，八月底的时候夜里已经颇有凉意。被七月份大地震吓得不轻的老百姓们慢慢从惊慌中安生下来，渐渐回到生活常态，情绪已是稳定许多。
很多人家陆陆续续搬回屋里睡觉，街上的抗震棚渐渐空了，可还保留着，人们生怕再来一次地震，危险彻底解除以前，还不敢拆了棚子。还有房屋在地震中受损严重正在等待修缮完工的人家还在街上。那几个地震棚用厚实的苫布和黑色的防雨布裹得严严实实，暂且挡一挡夜间的寒气，这几家恐怕还要再艰苦一段时间。
我的小学已经复课，但是校舍还没有检查完，排除危房之前还不能进班上课，所以尽管说是复课，却只好搬了凳子在操场上团团而坐，由老师领着上课。学习的内容不是课本，而是“中央慰问电”，好像每天只是学习半天，中午回家吃饭，下午也不必再回学校，“自习”了。学“慰问电”的具体情形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有个男生地震时候伤了胳膊打着石膏，用三角巾把左胳膊吊在胸前，蔫头巴脑儿地坐着，却用另一只手拿根铅笔，在石膏上栩栩如生地画了一只站在枝头的小鸟，而且老师还没管他。
没过几天就回教室上课，那会儿学校里是春季入学，五年级的学生们正式上课之后马上开始补课，开始复习，准备毕业考试。考试完放过寒假，他们就是中学生了。
我的小学是个四进的院落，西跨院改建成有沙坑和篮球架的操场，东跨院是爬杆双杠跳马的地方，两个跨院的通道相对。无论从那一边的跨院出来都要经过最后一进的院子，这个院子四周的房间都是五年级的教室，或是书声琅琅，或是十分安静，高年级生和我们小豆包就是不一样。
九月初的那一天我记得倒是清楚：我们班正在操场上玩儿，我和李忠革在操场最远端靠近围墙的沙坑边上玩跳马，却见操场另一端靠近教室的同学们脸转向校内，望着教室的方向发愣，游戏的喧闹也逐渐低了下去。此时我们的班主任从通道疾步走来，让我们马上站好队伍，不要说话，赶紧回班里坐好，还特地嘱咐：“安静！”
回班里坐好，老师进来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静”字，然后低声告诉我们在座位上不许说话不许搞小动作，抬手指了指墙上的小喇叭，意思是让我们注意听广播。
小喇叭响了，传出来的却是长时间的哀乐。不许说话不许动，可没说不许转头不许有表情啊？同学们四处张望，眼神相对的时候做个鬼脸，李忠革在我后边不停的踢着我的椅子板儿，往我脖子里吹气。我在想，出大事了，一定死了大人物。
男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从各班的小喇叭里传出来，有点阴森森的感觉。“毛泽东同志”，我听见了他的名字，抬头望了一眼讲台后边的墙上，他在画像里向我微笑，那笑容其实说不上慈祥，却颇有几分威严。现在他死了，该摘画像了吧？那一刻我心里是这么想的。
班主任老师用手绢拭着眼泪站在门口，校园里没有过的寂静，只隐隐听到从高年级的院落里传来压抑的哭声，再加上不断的哀乐和阴沉沉的讣告，班里胆小的女生一个接一个的哭了起来，声音由低到高，又压了下去，更把气氛弄得悚然。多少年过去我都记得李忠革在我身后把声音压到极低对我说的一句话：她们都哭啦，咱俩，哭不哭哇？
我们俩都没哭，可也不敢探头探脑，只好把胳膊在课桌上搭起来，把脸埋在圈里，老老实实地呆着。
哀乐响了一遍又一遍，讣告念了一遍又一遍，终于停了。小喇叭里传来校长的声音，说这几天暂时停课，要准备悼念活动，同学们要守纪律不要乱跑之类的嘱咐，然后班主任说下午自己在家悼念毛主席，明天上午来校的时候要记得戴黑纱，我们出门的时候老师又嘱咐说：“不许跑！”
学校里布置了灵堂，每天有老师带着几个高年级的同学守灵，其他的学生们做花圈，女生用素色的皱纹纸做纸花，男生刮篾条、弯铁丝、绑竹竿，做出花圈的骨架来，糊上衬纸，再把纸花一圈一圈密密的缀在衬纸上，花圈上写字的纸带是老师写的，最后用一根长的竹竿支在花圈后边，那花圈就做好了。
每个班要做一个花圈，献摆在校内灵堂里边，以表达对他老人家逝世的悲痛和悼念，但是每个班级都做了不止一个，我记得有个班做了三个挺大的花圈，在灵堂里很显眼的摆着，灵堂里外摆满花圈，没有买的，也没有“代劳”的，都是亲自动手，老师们的花圈也一样。大人有大人的难处，各班的班主任老师自然也要对自己的上级领导有所表现，再者说，满满一屋子学生不上课，总要找点事儿做才能拢得住，让一伙孩子在校园里叽叽喳喳疯跑疯玩，在这个时候，多么不成体统。
开追悼会的那天，无论师生，皆穿素服。最大的教室早已成了灵堂，如今又成了“主会场”，校长、书记和不带班的老师都集合在那儿，看着电视和天安门广场上的追悼大会同步。学生们在各班教室里，桌椅板凳早已搬到外边，讲台上摆了把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台小电视机。一九七六年啊，别说家里了，就是公家单位里电视机也是稀罕物，这次不知道学校是用了什么办法弄来了不少电视机，但每班一台还是不可能，我们就是和另一个班的孩子站在站在一间教室里，面向那台小电视机，一起肃立，保持安静。有不少同学还是第一次看见电视机，盯着这有声有影的家伙一个劲儿打量，满脸好奇之色，只是不敢如往常那般交头接耳。
哀乐起，默哀，三鞠躬，听悼词、国际歌……庄严肃穆，行礼如仪。有人抹眼泪，有人抽泣，有人装哭，有人真哭。我斜前方站着姓孟的同学，是个胖丫头，从哀乐起就三抽一吐气的做悲痛状，却不见一滴眼泪，难为她一直“抽泣”到长长的悼词念完，才恢复正常呼吸，仪式结束各班同学要把搬到院子里的桌椅再搬进去，胖丫头没动手，甩着辫子对老师说她刚才哭来着，胸口难受，老师盯着她看了几秒钟，没说什么，挥挥手让她回家去了。
追悼期间，大人们除了表情严肃，普遍来说面有哀容，这和一个月之后“粉碎四人帮”时那公然的、普遍的、毫不掩饰的狂喜有明显的对比。至于我们小学生嘛，追悼会完了也就万事如常，小孩子懂得什么？有饭吃，能疯玩，就行啦。
通宝推：cxwangy,乱翻书nn,河蟹,履虎尾,潮起潮落,南京老萝卜,韩信点兵,家园 哪儿吃饺子呢？ 家园 首都人民还是和别的地方的人不一样啊 我问过父母，文革时期是否知道高层的种种事情，我父亲很明确地说不知道。我父亲还是老三届的高中生，在当时也属于知识分子了，估计农民们就更不知道了。
家园 【原创】那是一九七六年（下） 一九七六年是农历龙年，有道是龙年不吉，这一年还真是出了不少事。刚进年头，一月八日，正在“腊八”那天，周恩来总理逝世。
第二天正式公布了讣告，那个早上我正忙着洗脸刷牙，收音机里却开始播放哀乐。我这是头一次听见哀乐，凄惨悲凉的乐声令我人心惊肉跳，大人们停下手里的忙碌，侧耳静听收音机传来的消息，神情肃然。
大人们沉着脸，严肃的沉默着，出门上班的路上遇到熟人，说起刚刚的讣告，都是一声长叹。小孩们觉出这个早晨的气氛不大对劲，小心翼翼不要自找没趣，自己麻利收拾利索，穿好棉衣，背起书包去上学，路上和同学互相打听：“广播里说的那个周恩来同志是谁呀？” 学校里并没有设灵堂，也没有任何悼念举动，照常上课，照常考试，照常准备放寒假，一如常日。
大人们用白纸、铁丝、竹竿、篾条，做成花圈，把挽联端端正正缀在花圈上，互相招呼把花圈放在自行车上推着，结伴而行送去广场，算是个自发的悼念仪式。后来知道当时送花圈设灵堂之类的悼念活动是被禁止的，各单位都不许组织任何有组织的悼念，领导们觉得过分可也没办法，但是对个人自发的悼念活动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追究。所以在周总理刚去世的一月份，群众自发的悼念还是默许。
后来听一位朋友说，当年他们家没敢出去送花圈，但还是做了个小花圈，在家里悄悄摆起周的相片，把花圈献上，他爷爷领着全家默哀、三鞠躬。没有香烛，没有灵位，北京城里一个不敢惹事的普通人家里，偷偷摸摸的、真诚地祭悼着这位叫周恩来的人。
说到周恩来的去世，总会谈起随后发生的两件事，一件是“十里长街”，一件是“四五运动”。前一件是对周本人的哀痛，后一件是人们愤怒的迸发。“十里长街”我没看见，但是“四五”我去过广场，有些事还有印象。
四月五日是清明节，因为一月份不准悼念的做法引起了愤怒，所以之前大概四五天的样子，就有很多人或骑自行车或步行去广场，把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献到纪念碑下，每个参加送花圈的人胸前都戴了一朵小白纸花，献过花圈都把小纸花别在旁边的铁栏杆上。广场上来的人越来越多，花圈越来越多，纪念碑下的花圈堆得小山般高，能系上小白花的地方都系满了，实在无处可放，就把白花系在广场周围方便的地方。我从南河沿南口向西走到南长街，只见街旁的树枝上缀满了白花，那些树几乎成了白色。那时候天安门前和广场四周的机动车道与自行车道之间是用铁链隔开的，那长长的铁链已经完全是白色的花链，可见有多少人来过这里。
送来的花圈上，在中间圆心的部位通常写着大大的“悼”或者“奠”的黑字，而有些花圈的中间写的是悼诗，引得很多人凑上去看，就聚成一个个围团。相当一部分后来编入“革命诗词选”的诗作最初就是贴在花圈上的，随着花圈不断的堆放，就把花圈上的诗给挡上了，于是又有人把花圈上写了诗的纸拿下来，贴在纪念碑下华灯的灯杆的高处，甚至纪念碑的花岗岩基座上也贴着。那首“江桥摇”的诗，我记得就是贴在一个华灯的灯杆上，贴的歪歪扭扭看不大清楚，就有近前的人把诗大声读出来，四周的人拿着纸笔赶紧记下。
后边几天，大人们就禁止小孩再去广场看热闹了，因为那里人越来越多，秩序也开始乱，最热闹的时候拥挤到鞋掉了都捡不起来的程度，我们邻居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去看热闹，就是光着一只脚回来的。所以后来几天发生的事我没看到，说实话于小孩而言，那就是一场热闹而已，不让看就不看拉倒。
但是“四五”以后发生的一件事居然和我们小孩也有关系——“四五”之后，开始清查，开始抓人，四处查找漏网的“一小撮”。有天我们在上课，进来一位戴着红袖章的中年人，打断了正常的上课，口气和缓的和我们谈话，大概内容是：小同学们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都有很好的思想觉悟，现在有些坏人在捣乱，我们要把这些坏人找出来。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几天，你家里、亲戚朋友里、街坊邻居里和你认识的人里，有谁去过广场？或者从广场拿回来东西？比如写着字的纸，比如棍棒凶器什么的？
全班小孩愣怔怔的没人说话，老师面无表情站在一边也不吭气，那戴袖章的人有些扫兴，说小同学们再好好想一想，想起来可以报告给老师，然后就走了，我们继续上课。
这家伙的做法算什么？公然怂恿小孩告密？！引诱、怂恿小孩出卖自己熟悉的家人亲戚，这手段实在是有些卑鄙。不过在那个年代的政治气氛里，“大义灭亲”名义下的出卖与背叛，倒也不稀奇。
我们这条街上还是有两个人被抓走了，其中一个外号好像叫“黑欢儿”的，现在想想当时也就是高中生左右的年龄，听说罪名是在广场“充当黑打手”。他弟弟比我们大几岁，在街上玩儿的时候，谁一提他哥就直眉瞪眼跟谁急，冲过去要跟人家动手，好几次扑过去的时候被他爸吼住，忿忿地走回家去，眼里噙着泪水。
通宝推：dfindy,乱翻书nn,潮起潮落,恒光明,南京老萝卜,家园 4月4日，星期日，去过天安门广场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那天路上涌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流络绎不绝。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那天广场上人很多，来个真相。
以上照片皆来自网络。
4月4日，去过天安门广场，那天是星期日。这个日子很肯定，因为平时没时间、也不可能去。没那么好记性哈，也是百度了下万年历查来的：）
那时还上中学，我习惯每个月骑车去趟使馆区看新闻橱窗，走长安街正好路过。
赶往广场的队伍很多，还有好多个人是自发去的。广场人山人海，花圈很多，松柏树枝上够得着的地方系满了白纸花，有许多人在拿着小本子抄诗。记得还有放国际歌的，情绪很难不受感染。76年粉碎四人帮前，政治气氛很压抑，大家心头也很压抑。那天天气与人们的情绪一样，铅灰色的，沉重压抑。
虽没停留，直接去了使馆区，但来回路过时，广场的景观都看了个满眼。
家园 那时候能了解一点外面世界可真难， 广播电视报纸上几乎对外国很少报道，很多人知道的外国除了日本，就只有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柬埔寨，还有苏修。想看看外国的照片就只有朝鲜画报和罗马尼亚画报。
家园 终于可以选择性地狂呼几句反动口号了！ 
家园 郭兰英的《绣金匾》，常香玉的《大快人心事》 家园 常香玉唱的是郭沫若的一首词，第一句就是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
这词里有一句“一枕梦黄粱”，语文老师顺便就教给我们“黄粱一梦”这个成语。
家园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舒心的酒啊浓又美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知道粉碎了四人帮，男女老少洋溢着舒畅感，李光曦的祝酒歌传唱一时，胜利的十月永难忘，舒心的酒啊浓又美，真是不假。参加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人们一脸的兴奋和笑意。
不久后，一些受批判的老片子解禁，大家忙着找票看老电影。一些久未露面的演员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大约是10-11月份吧，在首体举办了音乐会，演洪湖赤卫队的王玉珍、郭兰英等等登台演唱。旁边的大人很感叹，说王玉珍胖了。《洪湖赤卫队》拍摄于1961年，正是困难时期，里面的演员一个个瘦伶伶的，跟复出的王玉珍反差很大。
随后不久，刘心武的《班主任》等一批小说发表，一时洛阳纸贵，成了文艺春天的标志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