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些与常见观点相左的一家之言 -- 清风席卷

事实上，地方债的蔓延，与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投资势头息息相关。

这几年我考察了数十个国内城市，发现中西部地区的主政者，有一种普遍的情绪，认为东部已经完成了崛起，前期已经投资过了，该轮到我们的，凭什么我们不能靠投资？此即“投资补课”论。同样，在国家层面，也存在一种“投资补课”论：欧美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我们不搞高投资？怎么追赶？

这里面有一个巨大的误区。事实上，东部的发展，并非完全靠投资，从改革开放至今，广东以及浙江的综合投资率，是低于全国水平，而非高于全国水平。

比如广东，改革初期至1994年，投资猛涨，而1995年至2001年，投资放缓，年均增长竟然跌破10%，2002年以后，才重回10%以上，其中2000年广东GDP增速10.5% ，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7.9％，出现了投资增长低于GDP增长的现象。

纵观1978年至2012年的34年，广东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4300亿， GDP总额约为 443500亿，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约为32%。全国34年来的投资总额，大约为213000亿， GDP总额约为3970000亿，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大约为54%。

由此可知，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投资水平，远远低于全国，而非高于全国。其内生发展能力极度强劲，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实体经济，而不是高投资。现在该轮到中西部的说法更无从说起。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平均投资率超过37%，几乎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而自2003年以来，已经十年超过了40%。作为后发国家，适度的“投资补课”可以理解，但是绝不能没有止境，乃至戕害经元气。中国的投资率不仅比欧美高，亦比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俄罗斯和巴西要高，就发展阶段而言，甚至比当初同样实施赶超欧美战略的日韩要高——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腾飞期，投资率大约为35%左右，此后逐步下降到20%左右。

目前，中国很多城市的虚妄之火猛烈，一个巨大的假象，即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这种增长效率是非常低的。有些城市虽然增长迅速，但是其背后投资消耗巨大，最典型的就是滨海模式。

更为让人担忧的是，这种依靠高额固定资产投资的模式，被全国各个区域和城市仿效。由于中国特有的政治周期，各个地方主政者，面临着迅速做大总量、提高增长速度，以在同僚的竞争中胜出的压力。而培育产业周期漫长，很少有富有远见和耐心的人去做。

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72.1%，比重超过50%以上的省市，占全国省市总数的80%以上，整个国家都陷入疯狂的投资冲动之中。

“东亚奇迹”的坍塌，需引起中国警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马来西亚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率长期固定在40%以上，结果造成经济危机，引起长久社会动荡。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保持了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一旦中国步入平原期，要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必须另辟蹊径。

在去年的全球碳排放排名中，中国名列第一，远远超过其它国家，而在世界前六名中，金砖四国全部入选。中国不仅要与发达国家争夺生存空间，更要与金砖国家争夺生存空间。由此，中国的崛起，急需创新发展模式。这也是我接连两年研发“中国省市发展质量排名”的初衷。

国家大势如此，中西部又如何在东部先行一步的情况下，走和大棋局？

如同中美互补，助力中国崛起一样，未来造就中西部崛起，亦需形成全国的产业协同。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宏大的产业转移，这场产业转移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城市内部的均衡，如北京的东扩南进计划；二是同一个经济区内，发达区域向后发区域转移，如珠三角向非珠三角的产业转移，苏北产业转移。三是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如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圈等。而后一个转移，对于奠定中国国内产业格局，至关重要。

随着国内产业转移的完成，中国将形成一个U形曲线产业结构，东部沿海地区将成为研发和高端的产业核心区，以及最终产品的销售中心，而加工制造这个U形曲线的底端集中于中西部。

发生在西部四川的什邡事件，已经表明并非什么产业都可以转移。尤其是西部，不仅生态资源脆弱，更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很多地方需要保护。

对于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可按照国土资源开发类别，实行三种模式。

对于多数中部地区来说，可实行集群策略，这一策略尤其适用于中部区域以及西南，包括皖江城市带、中三角、中原经济区等。在这些区域，应大规模转移传统产业，并且形成产业集群。富士康迁移到河南，联合利华等迁移到安徽，在这两地形成传统产业基地。即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而重庆则已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成为西部IT产业基地。未来，一切重点开发和非限制开发区域，都将成为大规模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新的经济增长极亦将从此中产生。

对于部分限制开发区域，可实行反梯度转移，在此方面，广东河源可能能为西部广大区域借鉴。河源是广东重要的水源地，传统产业一直受限。该地奉行反传统发展路径、反经济周期操作、反梯度产业的“三反”模式，主要发展新兴产业，以及自深圳转移的高新产业。西部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丰富，除了对东部供应初级产品外，还可以发展化工等领域的高端产业，占据产业链的高端，同时带动机械、电力等行业发展。

而对于禁止开发区域，国家应建立转移支付制度，如西部一些大河源头，既然禁止开发，就应该给予补贴，不然就亏欠当地了。中部的鄱阳湖，洞庭湖等区域一些禁止开发的县市，也需给予补助，否则不发展则穷，发展则环境压力巨大，陷入两难境地。

欧美国家的地区平衡，建立在人口自由迁移的基础上，西部一些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人口可尽早外流，但现行户籍制度，仍然限制了部分西部人口的迁移。

或问，产业转移，建工厂，买设备，不是一样产生固定资产投资吗？不同投资，区别巨大。

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制造业工厂”，佛山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定很高吧？答案却出人意料。佛山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只有31.7%，作为一个工业城市，却远低于全国水平。而去年开山造城闹得轰轰烈烈的兰州，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却高达79.2%，足足是佛山的2.5倍。

为什么会这样？

区别就在于：投资楼台会所、铁工基等，对社会财富的消耗，远远大于投资企业、更新设备、技术创新。但对于GDP的短期拉动作用，前者却远大于后者。这就是最近十年地方拼命造城造房，而逐步废弃实业的根源。建工厂比修路建楼投资额小很多，对GDP的撑门面效果远不及铺路架桥来得快，但真实效率也高得多。这样的GDP是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亦是值得真正尊敬的。

中国远非制造过剩，而是受制于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导致消费结构畸形，低端消费和奢侈消费两端挤压，“中端消费”不振，由此造就制造过剩的假象。未来国民收入增加，必造就恢弘之大众消费，制造业大有可为。

由此观之，未来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大兴企业，并不会造就太大的投资消耗。真正的消耗，在于超前透支，造市造楼造路。中国的城市，不看工厂都很相似，一律高楼，都很漂亮，难分你我。有些地方人流和物流不足，也有高速公路。全国竟然有300多个城市要建成世界性大都市，全球多数最高楼，都落户中国，远大之城长沙，气魄更胜京沪，锋头直压迪拜，而各地动辄上千亿的开山计划，比比皆是。

由此，中西部最需要补的课，是振兴产业，而非追赶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