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北偏北云之南】之丽江汉子：元清五世纪，康藏一天王 -- 京华烟云AMIP
《一、历史转折点的站队》
对于去过丽江古城的游客们，如果问他们那里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尽管有着四方街、百岁坊、万古楼等等许多选择，但许多人对丽江的第一印象，恐怕还是四方街不远处的那块刻着“忠义”两个大字的石牌坊。
确实，这座高大壮观的牌坊相当醒目，在周围低矮的土木瓦顶民居中鹤立鸡群，让到过丽江的人过目难忘，因此早年滇西北民间甚至有“大理三塔，丽江牌坊”之说。
石牌坊上除了“忠义”二字，还镌刻着一副古代对联，其内容相当能引发人们的联想——“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对联作者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溢于言表，追求上进之急迫仿佛一下子跃然于字里行间，难怪我们的江总书记来丽江看到对联后，称赞曰“很懂政治”呢。
写这副对联是当地世袭的少数民族官员，而据说“忠义”那两个大字，竟然是明朝万历皇帝亲笔所书。但可惜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座丽江牌坊以及这些字雕其实都是fake——它的原物在文革时被拆除，直到1999年才重建。
石牌坊的后面就是丽江著名的木府，一座看上去相当富丽堂皇但崭新得散发着油漆味的宅院。这座府邸也是1999年重建的，而门前的这座石牌坊正是木府重建工程的一部分。
与大门前的石牌坊类似，这座宅院中的物件处处体现着主人与皇家的密切联系，尤其是那几处相当醒目的题刻——议事厅高悬着一块“诚心报国”匾额，它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笔所书，府內还挂着嘉靖皇帝御赐的“辑宁边境”和“乔木世家”、万历皇帝御赐的“西北藩蓠”以及天启皇帝御赐的“益笃忠贞”等皇家匾额。但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御赐匾额都是来自明朝皇帝，清朝的却一块也没有。
做为一个世代统治丽江的古老家族，木氏土司在云南历史上发挥了巨大影响，在其鼎盛时期，领地包括今天云南丽江市、迪庆州全境和怒江州的一部分，著名的川藏南路也就是四川甘孜州南部的理塘、巴塘、稻城、乡城等县，西藏昌都地区东南部，总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与江苏或浙江省的大小相仿佛。木土司因而被民间称为“木天王”，据说当年滇西北曾有句谚语：一只乌鸦即使连飞七天，也飞不出木天王的疆域。
这个家族的崛起，要从历史上著名的“革囊渡江”开始。
“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
这是二十四史中《元史.世祖本纪》里的一段记载，说的是蒙古帝国蒙哥汗派遣他的弟弟忽必烈王子率三十万大军千里远征，蒙古铁骑突然出现在今天四川、西藏和云南交界之处，以革囊和木筏强渡金沙江的历史事件。
所谓“革囊”，就是将剥下的完整牛、羊皮的四肢、肛门等处扎紧，充气后作漂浮器材，用绳索将多个这样的皮囊绑在纵横交错的木、竹架子上，就成了皮筏。
大家都知道，忽必烈就是元王朝的建立者即著名的元世祖，而他的兄长蒙哥，这位对中原传统文化既无瓜葛又无兴趣的蒙古大汗，则在弟弟即位后按照中央王朝的规矩被隆重追认为元朝皇帝，庙号“宪宗”，谥为“桓肃”。
此次强渡其实是蒙古人复杂而巧妙的系列军事行动中的一个环节——从防守薄弱的川滇藏交汇之地突入，目的是为了解决盘踞云南的大理王国，而解决大理国的目的并非仅仅开疆拓土，更主要是为了迂回攻击，从西南突然插入那个外表文弱但内心顽强的敌人——南宋帝国的软腹，并实现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国家的战略包围。
“革囊渡江”之事发生在七百六十年前的公元1253年，如果按照宋朝纪年来算，则是宋理宗宝祐元年。
从《元史》的记载中我们还得知，蒙古军渡江时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摩娑蛮主”的欢迎。“摩娑”又写作“麽些”，元代官修全国性地理总志《大元一统志》记载道，当时云南的少数民族分为八种，他们是白人也就是后来的白族，罗落人也就是后来的彝族，冬闷人也就是后来的怒族，峨昌人也就是后来的阿昌族，撬人也就是后来的独龙族，吐蕃人也就是后来的藏族，卢人也就是后来的傈僳族，以及麽些人，而其中麽些的人口是最多的。
这里的“摩娑”或“麽些”，一些学者认为指的是现在生活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而约瑟夫.洛克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纳西”的意思——根据他自己所收集的那些古老的纳西历史资料，洛克认为这位“蛮主”指的就是当地纳西人首领、后来丽江木氏土司的祖先阿琮阿良（也记为‘麦良’）。
按照丽江纳西人的传说，正是他们的祖先向忽必烈献计用“革囊”来渡过波涛汹涌的金沙江，而蒙古军接纳了这个建议并付诸实施。“革囊”在纳西语中被称为“次笃”，在纳西象形文字记载的创世史诗《崇般图》中，就有纳西远祖利恩躲进革囊从大洪水中死里逃生的故事情节，因此当时如果阿琮阿良真提出了这个建议，那也是可以想像的。
凭借着带领族人率先归顺的首功，木氏土司的祖先从此与后来的元朝皇帝搭上了关系，因为蒙古王室的分封传统，被征服的云南此后便成了忽必烈本人的份地，初来乍到的蒙古王子迫切需要当地人的支持，对地方首领抚慰有加。在其不朽名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洛克写道：
“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皇帝宪宗命令其御弟忽必烈，后来是中国的元世祖，亲自带兵征服大理。阿琮阿良到渡江地点欢迎他的军队。由于他憨勤有礼，忽必烈赐予他茶罕章管民官的荣誉封号，给他两套官服，一顶黄羊毛制成的官帽，以及两个随从，一个走在他前，一个跟在他后。另外还送他一条官带和一对长靴。这些礼物由两个秘书游街来送来给他。”
这个“茶罕章管民官”中的“茶罕章”，约瑟夫洛克考证说它是蒙古语和藏语结合的译音汉字，其中“茶罕”是蒙语，意思是“白”，“章”是藏语，与汉语“戎”字可能有关，由于纳西人喜穿白衣，因此蒙古人称其为“茶罕章”，大概是“白蛮”的意思。
前面说过，“麽些”人口众多，并不止阿琮阿良一支，但所谓“良禽择木而栖”，那些对蒙古人并不友好的纳西部落都受到了严厉打击，他们被蒙古铁骑统统扫平，其土地也并入恭顺的阿琮阿良管民官名下，对此《元史.地理志》记载道：“元宪宗三年，征大理，从金沙济江，麽些负固不服，四年春，平之，立茶罕章管民官。”
投桃报李之下，阿琮阿良更加卖力，他带领手下突袭并占领了大理国重要军镇巨津州（今丽江巨甸镇，是当时大理国建立的军事要塞之一），因功被忽必烈提升为茶罕章宣慰司（从二品的高官）。
此后，阿琮阿良又率纳西军参加了蒙古征服大理的战争，直至于公元1254年把大理末代国王段兴智变为阶下囚，这个建立已三个世纪的佛国终于灭亡，蒙古帝国也完全实现了预先制订的由西、北两个方向夹击南宋的战略目标。
纳西首领阿琮阿良在蒙古灭大理之战中的表现相当出色，他得到了忽必烈的充分肯定。在一部名为《木氏宦谱》的古老书籍里，纪录了阿琮阿良的事迹以及忽必烈对阿琮阿良的优待：
“锡赍甚厚，宠渥优礼，将授职为茶罕章管民官，赐地名云丽江郡，后遂破巨津州，生擒叛贼，功升茶罕章宣慰司，寻而攻拔大各寨，又同克大理，擒获段兴智，功列蒙古将兀良合台之右，升授副元帅，锡节钺虎符金牌一面。兀良合台还镇大理，琮良还镇摩娑诏，乃赐命称云添睦贞吉。”
按照《木氏宦谱》的说法，阿琮阿良是当地第三代摩娑首领，为二代首领牟保阿琮之子。《木氏宦谱》是木氏土司的家族编年史，洛克说它是第十四代土司木松于公元1516年主持编撰的，时间跨度从传说中世界初创期的纳西祖先写起，一直到木松的父亲木定为止。在此基础上，木氏后人又不断增加内容，形成惯例。
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手写的纳西象形文字，外人根本看不懂上面说的是什么，洛克于是只好请当地的东巴巫师译成汉文，他再根据汉文转译为英文，原来这些内容大都是纳西族民间传说。而第二部分则是汉文写成，写的是木氏土司自唐宋以来的家族史，熟悉汉语的洛克可以直接阅读，这部分的手抄本一直保存到现在，后来由土司后人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收藏。
《木氏宦谱》继续写道，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年），木家祖先阿琮阿良土司又被皇帝授予众达四十八两的银印一颗，皇帝让他担任地方统帅，管辖丽江周边大片土地，“为提调诸路统军，司其所属者越析郡柏兴府、永宁府、北胜府、蒗蕖州、罗罗斯、白狼、槃木夷獠等处地方无不管束。”
忽必烈对阿琮阿良的恩宠并没有到此为止，根据洛克的记载，自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以来，阿琮阿良曾经多次接到帝国的上谕，授予其各种不同等级的荣誉和带有龙纹的徽章。皇帝陛下还加封他紫金光禄大夫的荣誉头衔，以及有权使用与全省三个最高大员相同的仪仗，再加上统军司的官衔。
阿琮阿良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去世，按照忽必烈的安排，其长子阿良阿胡继承了包括副元帅和茶罕章管民官在内的各个职位，皇帝允许他家从此世袭，而且管辖的领地扩展到周边的七州一县。
就这样，一个前后延续了近五个世纪的土司家族诞生了。
大概就在同一时期，“丽江”这个地名也诞生了——至元十三年（1276年），朝廷宣布将茶罕章宣慰司改为丽江路。所谓丽江，顾名思义指的是“壮丽的大江”，即元史所说“路因江为名”，而这条江自然是围绕这片土地汹涌澎湃的长江上游——金沙江，这段流域的古称叫做丽水。
不过，阿琮阿良所开创的丽江土司家族当时并不姓木，而是采用纳西人特有的父子联名制，即父名在前本名在后，比如“阿琮阿良”就是其父名“牟保阿琮”和本名“阿良”的结合体。那么，他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木”这个姓氏的呢？
从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起，到公元1368年元大都失守惠宗或称顺帝出逃为止，元朝统治中国九十多年，期间共有十一位皇帝走马灯一样登场。但与此同时，丽江的木氏土司却仅仅换了三代。
到了元朝末年，统治丽江的是阿琮阿良的曾孙阿烈阿甲土司，此时丽江路已经改为宣抚司，丽江古城所在地则设置了通安州。元朝的末代皇帝惠宗对阿烈阿甲仍抚慰有加，任命他为通安州的知州，加正三品的荣誉官衔，同时他还拥有从四品的朝请大夫和骑都尉等一系列头衔。
此时的元帝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中，南方的起义军首领朱元璋于1368年在应天府也就是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迅速展开了对中国北方元朝烈火疾风般的进攻，史称“洪武北伐”。同年，徐达率领的北伐军顺利攻克元帝国的首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元惠宗仓皇北逃，元帝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但元朝残余势力节节败退，但他们仍控制着蒙古高原以及一些边远省份，与明朝军队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丽江所在的云南省正是在蒙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好长的怪名字！）的治下，他是元世祖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这个王族世代镇守云南，可以说是帝国的西南屏障，后世《说岳全传》中被岳飞枪挑的那个也是世代镇守云南的小梁王，很可能就是受此影响。
在元惠宗退回草原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多次拒绝明朝的劝降，仍每年派使者千里迢迢前去漠北觐见，表示会继续效忠，尽到一个做臣子的本分，可谓忠心耿耿，因此尽管是以明朝为正统的的《明史》，对这位藩王也不乏赞美，“顺帝北去，大都不守，中国无元尺寸地，而王守云南自若，岁遣使自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
大概就在这一时期，丽江土司阿烈阿甲逝世，其子阿甲阿得上位，他继承了父亲的知州之职，后来又升为丽江宣抚司副使，在梁王麾下开展针对明朝军队的备战。而几次劝降无果后，明太祖对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也死了心，他于是下定决心，以战争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云南问题。公元1381年秋天，南征大军终于组建完毕，步骑兵总数达三十万之多，由一批百战名将率军出征——主帅征南将军为颖国公傅友德，两名副帅则是左副将军蓝玉和右副将军沐英。
尽管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对元朝坚贞不贰，但胜利却不能只凭忠诚，这位王爷的指挥能力实在无法令人恭维，对手下更是疑心重重，直至引发了一场流传千古的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后来激发了著名文化人郭沫若的灵感，由此诞生了历史剧《孔雀胆》。
元末乱世，烽烟四起，盘踞四川的红巾军明玉珍部对云南虎视眈眈。当时除了梁王率领的蒙古驻军外，元朝在云南省还有一支强大的势力，那就是著名的大理段氏——大理亡国后，其王族受到元朝优待，世袭大理总管，事实上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几可与驻节鄯阐（今昆明）的梁王分庭抗礼。
为了笼络大理总管段功（又名段得功），梁王将女儿嫁给了他，希望能依靠大理的兵力对抗敌人。段功果然不负众望，率部多次击退入侵的红巾军，可谓梁王的恩人，他本人也声名远扬，“威望大著于西南”。
据说这位嫁到大理的郡主是个著名美女，被蒙古人称为“押不芦花”，意思是能起死回生的美丽仙草。婚后夫妻两人的感情相当好，但乐极生悲，似乎印证了“红颜祸水”这句烂俗的话，郡主最后却给丈夫带来了灭顶之灾——大敌退去后，梁王却突然发现这位女婿能量巨大，在如此乱世，如果他想推翻自己取而代之的话似乎轻而易举。手下也乘机进谗言，说段郡马“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寝食难安的王爷逐渐动了杀机，于是打起了女儿的主意。
梁王招女儿密谈，希望她用剧毒孔雀胆结果段功的性命，以保父亲的王位，但被琴瑟和谐的郡主含泪拒绝。当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妻子对丈夫悄悄说了这事，劝他带着自己赶紧逃回大理，但段功却根本不信，认为凭借自己这么大的功劳和这么强的实力，梁王不可能也不敢对他怎么样，就这样，郡主“三谏之，终不听”。
到了第二天，梁王邀请郡马一起去寺院拜佛，到了通济桥（在今天昆明凑水河上）时，突然伏兵四起，段功当场被杀。得知噩耗，郡主痛哭失声，发誓即使到了黄泉之下也绝不辜负丈夫的情意。终于有一天，她躲过了父亲的监视，毅然吞下了那枚本来送给丈夫的剧毒孔雀胆……
这个爱情悲剧最早被记载在明朝一本笔记小说《滇载记》上，里面还牵扯到段功的原配夫人高氏、大理官员杨渊海等其他人物，尽管有所夸张演绎，但梁王因猜疑而杀死女婿段功这件事，本身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因此在官方正史比如《明史》中也有相关记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依据以上素材创作了历史剧《孔雀胆》，无疑是劝诫国民政府不要效仿当年的梁王，大敌当前却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段功无辜被杀，不仅让各地官员寒心，大理与梁王这两支元朝在云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是彻底成了死敌，元军七次进攻大理都被击退，最后不得不讲和。明朝远征大军杀来后，梁王只好厚着脸皮派人向大理借兵，被后者咬牙切齿地拒绝，段功的儿子段宝甚至宣称只有当“金马山换作点苍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时才会出兵。
敌人大兵压境之下又失此强援，人们都清楚这位忠诚无比但颟顸猜忌的梁王大限已到，他手下的土司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但谁也不知道转换门庭会有什么后果，投鼠忌器下也只得先观望着。
识时务者为俊杰，丽江土司阿甲阿得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既然祖先阿琮阿良能率先迎降并受益匪浅，自己为什么不能效仿呢。于是，便发生了约瑟夫.洛克写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的一幕：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军队到达中国南部，阿甲阿得是首先率领部队向太子太师、颖国公、南征元帅傅友德表示效忠的第一人。”（按：其实傅友德是战后才晋封颖国公的，当时他的爵位是颍川侯，官衔是征南将军。）
得知阿甲阿得率先归顺的消息，朱元璋自然相当满意，他特意颁发一道圣旨以表彰这种识时务的榜样行为，圣旨内容被保存在《皇明恩纶录》中，该书是木氏后人为感念明朝历代皇帝对土司家族恩典而专门辑刻的。
也就是在这道旨意里，第一次提到了土司后来姓“木”的原因，洛克后来将圣旨译成了英文并记载在他的书中：
“自朕（朱元璋自称）登基以来，太平盛世已达十五年，天下几乎所有领土都在帝国版图以内，但西南各蛮族却受云南梁王的欺骗，依仗山高地远，不服从帝国的命令和规矩。为了这个缘故，朕特意下令颍川侯、征南将军傅友德，永昌侯、副将军蓝玉和平西侯沐英，率领大军三十万去惩罚他们的叛逆行为。帝国军队一到他们的领土，就把首犯擒获。
“由于你，丽江土著官员阿得首先率领部下前来效忠，为蛮族树立了良好榜样，朕十分清楚你对我的忠诚。前些时候，你派专使送来了奏章，朕看了后大感欣慰。
“因此朕赐你姓‘木’，并令你听命于傅友德将军，由他提议给你一个官职，并领导你在将来建立功勋，这样你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光荣。”
据丽江人传说，这个“木”姓是明太祖把自己的姓氏“朱”拆开来，然后将下面部分授予了土司，似乎意味着“国姓之下，万姓之上”。
一年之后的1383年，傅友德命令木得——也就是以前的阿甲阿得——重建丽江府，并任命他为知府。这位新知府随即率领纳西兵加入了明朝的南征大军，建立了一系列战功，“他的军事成果，被人以特别奏章报告给皇帝”。
同年农历9月，木得获得了进京朝觐皇帝的殊荣，他诚惶诚恐地向朱元璋献上许多土特产等贡品以表恭顺之意，明太祖相当高兴，正式其授予委任状，封他为丽江府世袭的土官知府，正四品中顺大夫的荣誉头衔，以及一系列其他实物赏赐。木府议事厅高悬的那块“诚心报国”匾额，也是木土司这次进京获得的皇帝钦赐手书，真可谓不虚此行。
丽江土司转换门庭并受到优待，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见状大喜过望纷纷仿效，元朝在云南各地的统治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瘫倒，众叛亲离的梁王已经无力回天。对于这位蒙古王爷的最后时刻，《明史》中记载得颇为惨烈——他焚衣溺妻，了无牵挂后与手下从容自刎：
“王知事不可为，走普宁州之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遂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夜入草舍，俱自经。”
尽管《明史》叹息道，元朝灭亡之时，“其亲籓死事最烈者，有云南梁王！”还称赞他具备了《诗经》中所说“其仪一兮，心如结兮”的美德，但我们也禁不住要问一句，早知今日四面楚歌，当初何必自毁长城？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凭借着率先站队的首功，抓住历史机遇的木得土司从此平步青云，此后他率领纳西兵辅助明军平定了蒙古余部的反抗以及那些站错队土司们的多次叛乱，深得朝廷赏识，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以八十岁高龄寿终正寝。
木得虽然走了，但他所开创的新姓氏却在这个古老家族延续了下去，并将在明朝达到其辉煌的顶点。
（待续）
敬请期待
《二、大香格里拉的魔主》
顾不到西南，而清朝的时候，已经可以把西南部分完全纳入国家版图，所以在元朝明朝的时候要通过分封拢络地方豪强？
从清朝对西南三镇的最终削藩，还有对西藏的经营来看，至少比前朝是重视且顾忌一些。所以那里没有清朝的匾额也算是正常。
也许在今天许多人的眼中，丽江是个艳丽得有些发嗲的旖旎之地，每到晚上，各式各样的酒吧里灯红酒绿莺歌燕舞，更不要提那些蜚语流长的艳遇传说了，如果把这座古城看作一个人的话，它的气质似乎更偏向于阴柔的女性，很难与血性或尚武这种阳刚的词汇联系起来。
但其实，从前的丽江并非这样靡靡，在当年约瑟夫.洛克和顾彼得的笔下，住在这里的纳西人都是忠实刚猛的战士，他们骨子里流淌着好勇斗狠的鲜血；而在藏族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里，曾以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英雄格萨尔与姜地魔王的浴血奋战，一些学者认为，所谓“姜地”，正是古代藏人对纳西人居住区域的称呼。
与之相应的是，即使到了今天，在距离丽江相当遥远的西藏昌都东南部和四川甘孜南部等康巴藏族地区，确实存在着多处纳西村落，如果你问这些居民，他们会说自己是几百年前驻守在这里的纳西士兵的后裔，当时这一大片土地都曾归纳西人占领，而带领自己祖先浴血奋战的首领，就是伟大的木天王......
另一方面，不止一部中国古代史籍都记载道，纳西人的领袖饱读经典学识渊博，“知诗书，好礼守义” ，其素养即使与中原名士相比也不遑多让，并凭借自己的真实能力获得文化界广泛称赞，“以文藻自振，声驰士林” ，即使见多识广的伟大旅行家徐霞客也称赞他们“世著风雅，交满天下”，似乎又难于与前面那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形像联系起来。
下面，我们要讲述这样一个尚武的故事。
公元1619年，御宇天下四十七年的明神宗走进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但这位以懒惰之极而著称的万历皇帝注定无法懒洋洋地离世——就在这一年，辽东白山黑水间的萨尔浒山（今辽宁抚顺东浑河南岸），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女真酋长面对超出自身数倍的三路讨伐大军竟然取得全胜，号称四十七万的明军不仅彻底惨败，杜松与刘鋌等百战名将更是统统战死，明朝的厄运已无可挽回。
为了辽东的战事，已经被万历折腾得几乎底儿朝天的明朝财政更加捉襟见肘，但吝啬的皇家仍拒绝动用自己堆积如山的私房钱，也就是所谓的“内库”。无计可施的朝廷只得从小老百姓的口袋里打主意，宣布加征赋税，而这种杀鸡取蛋的行为无论在哪个朝代都会引起天下的动荡，更不要说此后的两年赋税竟然又加征了两次，起义的种子正在活不下去的农民心里酝酿发芽。
可就在这时候，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管理国家财政的户部传开：云南丽江知府急朝廷之所急想皇帝之所想，竟然捐了一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以充做辽东军饷，而且这笔钱已经由他派人专程运送到了户部清点！很快，主管军事的兵部也证实了这件事，宣布已受到户部转来的该笔军费款项。
一毛不拔的皇帝以己度人，心中难免不感慨万千，丽江这样荒远的地方，竟然为支援国防建设不遗余力，这样的好榜样不宣传，还要宣传谁呢！于是他马上下令大力表彰，赏赐丽江知府三品官服，以为百官楷模：“丽江遐荒之臣，闻讨贼之举，助饷至以万金，急公一念，良可嘉尝，宜加三品服，以示风劝。”
一年之后的1620年，这位知府再次向朝廷捐献一千二百两白银，以供帝国骑兵购买战马所需，让行将就木的万历再次感到欣慰，于是五十八岁的皇帝大笔一挥，亲自写了“忠义”二字赐予他，这就是丽江那块忠义石牌坊的来历。写下两个大字不久，这个明朝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君主便撒手人寰，给后人甩下一个无法收拾的乱摊子。
这位获得皇帝“忠义”赐字的丽江知府叫做木增，字长卿，又字生白，号岳华，从这些称呼中我们大概会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汉族官僚，但其实他是纳西族。此人有一个纳西名字叫阿宅阿寺，身份除了朝廷任命的知府外，还是纳西人的土司，他所在的木姓家族当时已经在丽江延续十九代之多，这些木氏土司都属于帝国云南布政使司治下。
事情还要回到明朝初期的洪武十五年（1382年），也就是丽江土司阿甲阿得被赐姓木的那年，朱元璋下令在云南府也就是今天的昆明设置了云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全称为“承宣布政使”，取意“朝廷有德泽、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布政使司相当于省政府，取代了元朝设立的“行中书省”即所谓的“行省”，至此明朝在云南的统治制度基本确定下来。
云南布政使司下辖五十二府、六十三州、五十四县、二千户所和蛮部二。按明制，布政使主管全省的行政，尽管这个职位看上去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但他并非全省唯一的最高长官，而是与管理司法监察的按察使（省政法委书记）和管理军事的都指挥使（省军区司令）并列，号称“三司”。而在明朝的云南，即使“三司”在省里也不是最高官员，因为他们上面还专门设置了一个征南将军，他就是鼎鼎大名的沐爵爷。
当年，明朝远征军胜利班师，征南右副将军沐英却奉命留了下来，而且一待就是一辈子，难怪明太祖亲手拍着自己义子的后背抚慰道：“我之所以能安心睡大觉，就是因为有你小英子在南边挡着啊！（使我高枕无南顾忧者，汝英也。）”也许正因为如此，沐英躲过了洪武后期对功臣一场场血雨腥风的大清洗，他的子子孙孙也都留在了这片土地，除了世袭公爵外，还从明仁宗时起担任征南将军，为老朱家“世镇云南”。后来，云南又有了巡抚，但该职并非常设且实际上仍要向沐将军负责。
这里要提一句的是，可能因为发音相同字形近似，云南最高长官沐家和丽江土司木氏时常被一些朋友混淆，其实前者是上司超品公爵后者是下属四品知府，级别相差很大，而且一为汉族（也有说沐家是回族）一为纳西族，不能混为一谈。
一方面，为了得到明王朝的信任，木土司极力表现自己是沐公爵恭顺的部下，只要朝廷在云南有军事行动，丽江当局都积极参加，屡次派兵参与明朝正规军镇压各地土司叛乱与征服边疆的战争。丽江纳西族士兵表现得十分英勇，比如正统三年（1438年），第十代土司木森跟随征南将军沐晟在滇南麓川（今云南瑞丽一带）与缅甸人作战时，“各处兵马逃散，惟丽江奋勇，先锋过江烧营栅七处，生摘贼首，获象两只，又复斩首无数”。
在跟随沐晟再次征讨麓川之战中，尽管整场战争最后失利甚至连副统帅右都督方政都被缅甸人的大象踩扁，但木森和纳西兵的表现仍可圈可点，他们奋勇争先，“遣兵从克，前后俘首或无数”。为表彰其功劳，朝廷宣布“赐云南丽江军民府知府木森诰命”，加授他大中大夫资治少尹和云南布政使司参政的头衔，并封赠两代。后来，第十七代土司木旺甚至为明王朝捐躯沙场，战死于今天的腾冲一带，万历皇帝专门颁下圣旨予以表彰，并追封他为中顺大夫兼云南布政使司参政。
凭借这些战功，木氏土司得到了朝廷官员的高度评价，被赞颂为帝国的西南屏障，有效地预防了蛮族从云南和西藏方向对中原可能的骚扰。比如万历三十二年（1603年），一个叫宋兴祖的云南巡按御史——该职并非巡抚，而是隶属于都察院的言官，每省派驻一人巡视各处，也就是戏文中常见的‘八府巡按’，但级别其实只有正七品——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就说：
“惟是丽江古荒服之地，历代不臣，我朝始率众归服，太祖高皇帝令木氏世知府事，守石门以绝西域，守铁桥以断吐蕃，国家自有云南以来，免西戎之患者，皆该府蕃蔽之力也。”
另一方面，木土司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正所谓狐假虎威，他们迫切需要借着朝廷这张虎皮来拉自己的大旗，将木氏的势力范围尽可能向周边展开，尤其是到了洪武二十年（1387年），木氏土司因频繁进贡并多方向朝廷表示效忠，被皇帝授以“节制西蕃之权”，从此得到了名正言顺的权力来实施扩张政策。
可是究竟向哪里扩张呢？南边的大理是朝廷直接管辖的地盘，设置了大理、鹤庆、蒙化等三个府，统一归坐镇昆明的黔国公沐家统领，身为下属的木土司自然不想去触这个霉头；西边则是人迹罕至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那里土地相当贫瘠，土著居民自身尚且生活艰难，根本榨不出多少额外的油水；如此一来，木氏土司的目光自然移向了相对富庶的北方和东方。
在东方，从木得开始，木氏土司积极派兵参加明军征讨各地不服管土司的战争，木得的儿子木初在正式继位当年的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便派兵占领了永宁（今云南宁蒗县永宁），第二年又协助政府军围剿四川左所（今四川省盐源县左所）土司，从而将势力范围扩展到今天的泸沽湖流域周边。再往东，就要进入今天四川甘孜州境内，也就是所谓的康巴藏族地区了。
丽江以北是云南省最高的地方——迪庆高原，这里平均海拔达到了3380米，其核心区域为过去的中甸，也就是现在著名的香格里拉县。丽江和迪庆之间，在古代正是南诏和吐蕃的边界，当年中国西南这两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曾在此展开过多场你死我活的厮杀，从结果来看，综合国力更弱一些的南诏反而更占些便宜，尤其是唐朝贞元十年（794年）爆发了著名的铁桥之战，吐蕃大败亏输，不得不退守迪庆高原深处，金沙江对岸从此尽归南诏所有。
吐蕃、南诏、大唐这三个冤家相继灭亡后，迪庆一时群龙无首，即使后来的大理国对这里也鞭长莫及，一直到元朝建立，迪庆高原才归入帝师八思巴大喇嘛领导的帝国总制院治下，由总制院下属的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由于地理和民族等客观因素，迪庆一直是所谓的“康区”也就是康巴藏族地区的一部分，元朝以后的西藏地方政权对迪庆保持着极大的影响力，它在中甸设立了藏族地方政府，并任命了两名地方官进行管理，他们一个出自当地豪族农司家（又称松家），另一个出自当地豪族拉赞家（又称齐家），松齐两家世代传袭了几百年，一直延续到这里解放。总体来看，当时迪庆藏区一直处于土酋割据的分裂状态，没有能与木氏土司势均力敌的政治势力。
丽江土司对迪庆高原垂涎已久，根据明朝史料记载，从第十一代土司木嵌（生活在十五世纪中叶）开始，木氏便开始了对迪庆高原的持续征伐。深诣汉族官场权谋之道的木氏土司相当清楚取得大义名份的重要性，每次用兵前，都会上奏朝廷说自己受到蕃人侵扰袭掠，才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而得胜后又主动向朝廷献俘上供，宣称所有这些成绩都是在皇上的英明领导和各位上级的亲切关怀下取得的，自己的功劳微乎其微。这种乖巧的做法无疑正搔到上面的痒处，因此对于木氏土司的扩张征服，朝廷不仅不予制止，反而共同庆贺并对其加官进爵。
到木嵌土司于1485年去世时，纳西兵已经占领了迪庆高原东部，并开始对今天甘孜州南部进行征服，丽江土司在迪庆和甘孜的占领区也逐渐连成了一片。此后的丽江土司又分别以“番寇阿札侵攘巨津州，奉兵亲领兵追击”以及“宝山州白的等处，被番贼劫掠，奉文率兵征讨”等名目，出兵对迪庆高原外围地区进行征服，随即又进一步发动对迪庆藏区腹地的征服战争，自然仍是以抵抗藏族武装入侵为借口。
到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木氏土司已经全面占领和统治了迪庆高原的核心——中甸也就是后来的香格里拉县，之后战争推进到高原深处临近西藏的维西、德钦等地。研究者认为，从《木氏宦谱》中可以看出，战争一直延续到万历五年（1577年），这是木氏土司在藏区扩张中最大最残酷的一次决战，藏族参战人数在万人以上，最后死者上千。
人们分析后认为，当时中甸已经在木氏土司手中，德钦、维西大部分地区也被丽江占领，此时藏族还能够拿得出上万兵力的地方，也只有迪庆旁边四川甘孜州的两大重镇巴塘和理塘了。这场决战以木氏得胜而告终，自此康巴南部再也没有能与丽江抗衡的军事力量，藏族地方首领纷纷向木土司叩头臣服，最终形成了“自奔子拦以北番人惧，皆降”的局面。
据说后来木氏土司向东甚至一直杀到今天的康定附近，直接威胁到明正土司（全称为‘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司’，即著名的康定土司）的安危。恐慌不已的明正土司一面沿雅砻江布防兵力，一面强烈要求朝廷进行干预，双管齐下之后，木氏土司才不得不停止东进。要知道，康定再往东就是那条大渡河，而无论按照历史还是按照民族，大渡河在传统上一直是汉藏两区的分界，过了这里就到了朝廷直接控制的汉区，也就是说除非想谋反，木土司在东方的扩张也只能点到为止了。
就在扩张高潮中的公元1587年，即后来由于黄仁宇那本书而名声大噪的万历十五年，未来的第十九代丽江土司诞生了。这个孩子被取名为木增，纳西名阿宅阿寺。
木增是第十八代丽江土司木青的独生子，在严格遵守儒家礼教嫡长子继承制的木府，他自打生下来就注定要继承土司之位，因此那部电视剧中所谓关于继位的宫斗戏显然都是编造的。对木增来说，继位不仅仅是权利，更是义务，想躲都躲不开，他的父亲木青正是因为被这种责任折磨得无计可施，最后竟然逃入玉龙雪山不知所踪，人们普遍认为厌世的土司老爷自杀了，享年仅二十九岁。
这位英年早逝的土司颇有文艺细胞，留下了一部名为《玉水清音》的诗集，其中有“堤柳绿销应有限，渚莲红褪岂无愁”等佳句，被认为即使与中土名家相比也并不逊色。有了这样一位文青父亲，小木增自然从小便饱读诗书，长大后文学素养极高，被认为是滇西北汉文化的集大成者，并影响了之后木氏的子子孙孙，连《明史》也赞颂说“云南诸土官知史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
但多愁善感的文青却并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木增年仅十岁时，木青就消失不见了。一年之后，木增的继承权被朝廷批准，他成为了第十九代丽江土司。这位十一二岁的小朋友并非只知读书，另一方面也相当强悍，继位不久便率兵镇压了中甸藏族首领们的反抗，斩杀多人以杀鸡儆猴，据说小土司在激烈的战斗中亲自击鼓并冒着密集的矢石向前冲锋，极大鼓舞了纳西军的士气。
木增此后的生涯便是一部成功的军事征服史，得到朝廷支持的他以武力为后盾，对康南藏族地区展开了持续的战争，康巴藏族核心区域——今四川理塘、稻城、云南德荣、乡城、西藏巴塘及芒康一线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大香格里拉”地区——都被其统统收入囊中。
对于这场军事征服的一些细节，在清朝一本叫做《维西闻见录》的书中记载道：“万历间，丽江木氏寝强，日率麼些兵攻吐蕃地，吐蕃建碉以数百座以御之。维西之六屯、喇普、其宗皆要害，拒守尤固。木氏以木作碓，曳以击碉，碉悉崩，遂取各地要害，屠其民，而徙麼些戎焉。自奔子拦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及中甸，并现隶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收其赋税，而以内附上间。”
随着木氏土司的扩张，加上纳西族社会经济的发展，纳西族语言、习俗及生产技术等开始对藏区产生一定影响，并因此在藏语中产生了一个新词——“姜”地，专指纳西族占据的地区。
木增统治下的“姜”地包括现在云南的丽江市、迪庆州、怒江州的部分地区和西藏昌都地区东南部、四川甘孜州南部以及凉山州木里县等地，总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与今天的江苏或浙江省相仿佛。在土司军事胜利的激励下，纳西移民大量涌入康巴，向西远达今西藏昌都地区的察隅，往东则到达今四川甘孜州的九龙一带，使纳西文化对康巴藏族文化的影响空前增大。
藏族伟大史诗《格萨尔王传》记载了藏族英雄岭国之王格萨尔生平所经历的四场生死大战，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描述藏人与姜人的《姜岭之战》，它开篇即说：“在岭国的南面，有个地方名叫姜地，人们又称它为穆布姜。威名远扬的伟男子萨旦甲波，是统领姜地的国王。”
尽管身为敌人，但藏人对姜人国王萨旦甲波极为敬畏，史诗写道：“在国都玉龙宝露城中，居住着千千万万姜人的首领，号称举世无双的萨旦甲波，天神和龙神的威力集于他一身，天神和厉神为他加冕”。
那么这个姜国都城玉龙宝露究竟位于哪里呢？史诗中特别说明：“如不认识这个地方，那是在姜地玉龙雪山之前。”无疑，它指的就是现在的丽江古城。
对于史诗所说的“穆布姜”，研究者认为是“紫色的姜”，而“萨旦”是藏语“丽江”的意思，“萨旦甲波”就是“丽江王”，所以“穆布姜”指的应该就是皮肤黝黑呈现紫色的纳西人。
这部《姜岭之战》描述的是格萨尔王的岭国和萨旦甲波的姜国争夺盐海的战争，后人考证认为，盐海指的就是今恬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县盐井乡，那里盛产西藏不可或缺的食盐。尽管史诗中说格萨尔王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即使到了今天，盐井乡的正式名称仍是“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那里仍然生活着许多纳西族居民，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当年随木天王而来的驻军之后裔。
至于姜人强大的国王萨旦甲波，研究者认为其形像中必定有历代丽江木氏土司的影子，尤其是木增土司，他先是彻底摧毁了盐井地方的藏族武装力量，彻底控制了这一经济要害，后来又在当地开展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恢复废弃的村镇以鼓励劳动力增长，修建横跨金沙江的大桥以解决交通运输问题，最终使得当地食盐生产无论在设施上还是产量上都提升了一个档次。
木氏土司对藏区的征服无疑充满了暴力，这点即使他们自己也并不掩饰。旅游胜地长江第一湾位于丽江的石鼓镇，这个地名就与木氏土司有关——为了庆贺自己的军事胜利，木氏特意制作了几个石鼓树立在金沙江畔，石鼓上刻有土司写的铭文，尽管文字至今多已无法识别，但早年来此的西方人却记下了其中一些内容，即使到现在读来仍散发着浓厚的血腥味儿：
“敌人的头颅堆积如山，鲜血如大河般流淌，上面的浮力足以漂起木杵，道路上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尸体，绊得战马都无法迈步……”由此也可以看出，《维西闻见录》中“屠其民，而徙麼些戎焉”的记载恐怕不是夸张。
但与此同时，深受儒家渲染的木氏土司并非只知杀人放火的野蛮生番，尤其是他们中文化素养最高的木增，更是清楚单纯用军事和屠杀并不能达到统治目的，所以在对迪庆藏区用兵的同时，他已经注意到心理上的征服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木增镇压反抗势力后并不全部杀光，而是以叩头效忠为条件宽恕对方；他在占领区大量启用藏族首领为之服务，并保留藏区原来的统治制度和贸易制度；他十分注意尊重藏族的习俗信仰，对藏传佛教更是尊崇有加，亲自主持修建了许多寺院；为了表示与藏族的亲近，他甚至放弃了祖先一直信仰的东巴教，并为自己取了个藏族名字索南饶登，人们认为这是藏传佛教高僧所赠的法号……
就这样，在木增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下，各占领区的反抗活动逐渐平息了，到了后来，迪庆藏族甚至尊称他们这位曾经的敌人和现在的主人为姜甲波.索南饶登，意为“姜地之王索南饶登”，不仅普通藏族百姓如此称呼，就连喇嘛大德也时刻为这个神圣的名字祈福。
敬请期待
《三、纳西人的阿育王》
顺治时甚至想放弃云贵，因为明朝残余势力在那里搞得很深，而满洲人对这些虫蛇出没瘴气弥漫之地避之唯恐不及。说来讽刺的是，正是由于吴三桂等人的坚持，清朝才下定了将云贵纳入版图的决心，而乌龟提出这样建议的目的则昭然若揭。
至于西藏，直到康熙时发生了准噶尔入侵后，清朝才从地理上对其重视起来，此前这个地方对皇帝至多只有宗教上的政治意义，西藏地方政权事实上是自治的，朝廷根本懒得搭理。
西南地区在地理上的战略意义，大概只有到了近代才浮现出来，尤其是科技的发展使得里程不再成为主要问题。
我在想，也许是因为对西南的态度是可有可无，清朝才让吴三桂那几个人到那里去当土皇帝。名义上算是赏赐，多半也是因为那里是个鸡肋，你吴三桂就到那里啃吧。结果 吴三桂 反了，出现了威胁，不重视也得重视了。
也许是因为同样的道理，清朝灭了准格尔之后，顺带就重视了西藏？对这个历史不熟，是先准格尔后西藏么？
如果是这样，那吴三桂还真是很有心机，预先就有准备，而不是逼反的了。
那还是郑氏王朝投降以后。也是觉得那是鸟不拉屎的地方。最后也还是施琅同学的坚持，才下定了经营台湾的决心。
世事真奇妙。
不过是个军阀罢了，日后的台湾第一大地主。但也谈不上汉奸。他和郑家有血海深仇。
本来也是国姓爷的得力大将。但郑成功杀他全家后，杀父之仇，不共代天。
他基本上代表了闽南福州和泉州当地的势力利益，因此刻意打压粤东客家人对台湾的移民。当时台湾岛上主要矛盾不是满汉矛盾。有汉人和原住民的土地抢夺。汉人中最大的矛盾是閩粵械鬥，及粤东的客家移民和福建的闽南移民的争斗。他的拉偏架造成后来闽南语人口在台湾数量上的优势。其实闽南移民中还有漳州人和泉州人的 械鬥。
其实不光是西南，几乎大半个中国，都是吴三桂这些降将给满洲打下来的，仅乌龟一个人，就率原来明朝最精锐辽东铁骑打下了山东、陕西、四川、云南、贵州等多个省（当然清军主将并不一定都是他），如果创建这支精兵的袁崇焕地下有知，恐怕会再次气死一遍。
从史料来看，顺治本来打算放南明残余一马，让他们在云贵这些鸟不拉屎的偏僻地方自己折腾到死算了，就是由于乌龟再三请求，才不得不强打精神出兵西南。尤其可恨的是，永历逃到缅甸后，满清已经不想继续追杀下去了，正是吴三桂过于积极，主动逼缅甸献出了永历，并亲自下令绞死了这位南明的末代皇帝。
一条狗靠咬死旧主人来向新主人表功，大概并不会讨得后者欢心，而只会让他觉得极不舒服，顺治当时的心情就是如此。如果这条狗让自己的主人都感到害怕，那它的末日也就不远了，所以无论乌龟反还是不反，清朝恐怕都不会放过他，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另外一个例子是李成栋。我们都知道与“扬州十日”齐名的“嘉定三屠”，明末清初最著名的两场大屠杀之一，但与扬州不一样，嘉定发生的这场大屠杀其实没满洲人什么事儿，从头到尾基本上都是李成栋率领的汉人降兵干的。这厮本来是明朝总兵，降清后攻下了江南、福建、广东，嘉定屠杀就发生在他率军攻打江南的过程中，这是各方史料都证实的事情。
清朝前期重视西南，最主要是因为黄教教廷在西藏，而蒙古人多是黄教信徒，控制西藏并不仅是西南一隅的事情，其实更多是为了西北边疆的稳定，因而当准噶尔入侵西藏后，清廷立即改变了政策，直接出兵干预，关于准噶尔和西藏的问题，请看我的帖子《铁马冰河——清军与准噶尔的雪域之战》，这里不再赘述。
元朝征服大理的主要目的是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但这个战略其实并没有真正起到啥作用。元朝最后还是要从襄阳打开缺口。元朝对西南不能说不重视，名臣赛典赤就出在元朝（据说该老兄的后代之一就是有名的郑和)。但元朝的政府组织非常粗疏。而蒙古人对各征服地的统治基本采取的是分封制度。具体到西南就形成了土司制度。而元朝很快就面临与各大汗国的内战，自然更加无力顾及西南，只要求西南保持表面上的臣伏就可以了。
明朝虽然一直面临北元的威胁，对于西南的开发力度反而大为加强。但是明朝首先要解决的并不止广西、云南。两湖地区在当时也是蛮荒之地。明朝的三百年就是不断在“剿匪”中度过的。这可以比照美国向西部推进的运动。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当时已经有了热武器，效率要高了很多。
明朝的行动为后来清朝的进一步开发奠定了基础。但清朝对西南的“改土归流”也不是一帆风顺。只能说到最后把各地土司限制到了没有单个造反的力量。并能够以西南为基地把势力辐射到中南半岛，收获了一批藩属国。
对于前朝余孽，是千方百计要斩草除根的。比如明初攻取云南的直接动因，就是云南是元朝在南方最后的残余势力基地。
两个府，福州位于闽北，不在闽南的范围内。这位兄弟说的没错，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消灭郑氏抵抗力量之后，朝廷大臣是有弃台之议，主要是因为盘踞在台湾的抗清力量已经消灭，当时台湾主要还是开发有限的荒岛，镇守这里花钱太多，不如“徙其人，空其地”。但是施琅是个有海洋观念的人，他也到过台湾，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有了解，故而上疏反对，声称放弃台湾必为红毛番和海盗所占据，与其到时再次渡海驱逐，不如现在驻军镇守。最后康熙皇帝为了国家安全，同意将台湾纳入清朝版图，成为福建的第九个府，过去福建称为“八闽”，这时就成为“九闽”了。至于有人说，施琅不同意弃台是有个人打算，我认为很有道理，因为当时清军入台后，将所有郑氏军民统统迁回大陆（参看《鹿鼎记》中郑克爽降清后那一段），当时郑氏政权在台湾开发的公私土地统统为施琅所霸占，弃台自然也就造成了施琅个人的损失。因此，与公与私，施琅都是不会主张放弃台湾的。也正是因为其统一台湾、保留台湾的历史功绩，施琅这一过去的汉民族史学家中的叛臣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所极力宣扬的“施琅大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