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西北偏北云之南】之丽江汉子：元清五世纪，康藏一天王 -- 京华烟云AMIP
家园 【西北偏北云之南】之丽江汉子：元清五世纪，康藏一天王 《一、历史转折点的站队》
对于去过丽江古城的游客们，如果问他们那里的标志性建筑是什么，尽管有着四方街、百岁坊、万古楼等等许多选择，但许多人对丽江的第一印象，恐怕还是四方街不远处的那块刻着“忠义”两个大字的石牌坊。
确实，这座高大壮观的牌坊相当醒目，在周围低矮的土木瓦顶民居中鹤立鸡群，让到过丽江的人过目难忘，因此早年滇西北民间甚至有“大理三塔，丽江牌坊”之说。
石牌坊上除了“忠义”二字，还镌刻着一副古代对联，其内容相当能引发人们的联想——“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对联作者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溢于言表，追求上进之急迫仿佛一下子跃然于字里行间，难怪我们的江总书记来丽江看到对联后，称赞曰“很懂政治”呢。
写这副对联是当地世袭的少数民族官员，而据说“忠义”那两个大字，竟然是明朝万历皇帝亲笔所书。但可惜的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座丽江牌坊以及这些字雕其实都是fake——它的原物在文革时被拆除，直到1999年才重建。
石牌坊的后面就是丽江著名的木府，一座看上去相当富丽堂皇但崭新得散发着油漆味的宅院。这座府邸也是1999年重建的，而门前的这座石牌坊正是木府重建工程的一部分。
与大门前的石牌坊类似，这座宅院中的物件处处体现着主人与皇家的密切联系，尤其是那几处相当醒目的题刻——议事厅高悬着一块“诚心报国”匾额，它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亲笔所书，府內还挂着嘉靖皇帝御赐的“辑宁边境”和“乔木世家”、万历皇帝御赐的“西北藩蓠”以及天启皇帝御赐的“益笃忠贞”等皇家匾额。但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御赐匾额都是来自明朝皇帝，清朝的却一块也没有。
做为一个世代统治丽江的古老家族，木氏土司在云南历史上发挥了巨大影响，在其鼎盛时期，领地包括今天云南丽江市、迪庆州全境和怒江州的一部分，著名的川藏南路也就是四川甘孜州南部的理塘、巴塘、稻城、乡城等县，西藏昌都地区东南部，总面积超过十万平方公里，与江苏或浙江省的大小相仿佛。木土司因而被民间称为“木天王”，据说当年滇西北曾有句谚语：一只乌鸦即使连飞七天，也飞不出木天王的疆域。
这个家族的崛起，要从历史上著名的“革囊渡江”开始。
“冬十月丙午，过大渡河，又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渡。摩娑蛮主迎降。其地在大理北四百余里。”
这是二十四史中《元史.世祖本纪》里的一段记载，说的是蒙古帝国蒙哥汗派遣他的弟弟忽必烈王子率三十万大军千里远征，蒙古铁骑突然出现在今天四川、西藏和云南交界之处，以革囊和木筏强渡金沙江的历史事件。
所谓“革囊”，就是将剥下的完整牛、羊皮的四肢、肛门等处扎紧，充气后作漂浮器材，用绳索将多个这样的皮囊绑在纵横交错的木、竹架子上，就成了皮筏。
大家都知道，忽必烈就是元王朝的建立者即著名的元世祖，而他的兄长蒙哥，这位对中原传统文化既无瓜葛又无兴趣的蒙古大汗，则在弟弟即位后按照中央王朝的规矩被隆重追认为元朝皇帝，庙号“宪宗”，谥为“桓肃”。
此次强渡其实是蒙古人复杂而巧妙的系列军事行动中的一个环节——从防守薄弱的川滇藏交汇之地突入，目的是为了解决盘踞云南的大理王国，而解决大理国的目的并非仅仅开疆拓土，更主要是为了迂回攻击，从西南突然插入那个外表文弱但内心顽强的敌人——南宋帝国的软腹，并实现对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富庶国家的战略包围。
“革囊渡江”之事发生在七百六十年前的公元1253年，如果按照宋朝纪年来算，则是宋理宗宝祐元年。
从《元史》的记载中我们还得知，蒙古军渡江时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摩娑蛮主”的欢迎。“摩娑”又写作“麽些”，元代官修全国性地理总志《大元一统志》记载道，当时云南的少数民族分为八种，他们是白人也就是后来的白族，罗落人也就是后来的彝族，冬闷人也就是后来的怒族，峨昌人也就是后来的阿昌族，撬人也就是后来的独龙族，吐蕃人也就是后来的藏族，卢人也就是后来的傈僳族，以及麽些人，而其中麽些的人口是最多的。
这里的“摩娑”或“麽些”，一些学者认为指的是现在生活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而约瑟夫.洛克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纳西”的意思——根据他自己所收集的那些古老的纳西历史资料，洛克认为这位“蛮主”指的就是当地纳西人首领、后来丽江木氏土司的祖先阿琮阿良（也记为‘麦良’）。
按照丽江纳西人的传说，正是他们的祖先向忽必烈献计用“革囊”来渡过波涛汹涌的金沙江，而蒙古军接纳了这个建议并付诸实施。“革囊”在纳西语中被称为“次笃”，在纳西象形文字记载的创世史诗《崇般图》中，就有纳西远祖利恩躲进革囊从大洪水中死里逃生的故事情节，因此当时如果阿琮阿良真提出了这个建议，那也是可以想像的。
凭借着带领族人率先归顺的首功，木氏土司的祖先从此与后来的元朝皇帝搭上了关系，因为蒙古王室的分封传统，被征服的云南此后便成了忽必烈本人的份地，初来乍到的蒙古王子迫切需要当地人的支持，对地方首领抚慰有加。在其不朽名著《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洛克写道：
“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皇帝宪宗命令其御弟忽必烈，后来是中国的元世祖，亲自带兵征服大理。阿琮阿良到渡江地点欢迎他的军队。由于他憨勤有礼，忽必烈赐予他茶罕章管民官的荣誉封号，给他两套官服，一顶黄羊毛制成的官帽，以及两个随从，一个走在他前，一个跟在他后。另外还送他一条官带和一对长靴。这些礼物由两个秘书游街来送来给他。”
这个“茶罕章管民官”中的“茶罕章”，约瑟夫洛克考证说它是蒙古语和藏语结合的译音汉字，其中“茶罕”是蒙语，意思是“白”，“章”是藏语，与汉语“戎”字可能有关，由于纳西人喜穿白衣，因此蒙古人称其为“茶罕章”，大概是“白蛮”的意思。
前面说过，“麽些”人口众多，并不止阿琮阿良一支，但所谓“良禽择木而栖”，那些对蒙古人并不友好的纳西部落都受到了严厉打击，他们被蒙古铁骑统统扫平，其土地也并入恭顺的阿琮阿良管民官名下，对此《元史.地理志》记载道：“元宪宗三年，征大理，从金沙济江，麽些负固不服，四年春，平之，立茶罕章管民官。”
投桃报李之下，阿琮阿良更加卖力，他带领手下突袭并占领了大理国重要军镇巨津州（今丽江巨甸镇，是当时大理国建立的军事要塞之一），因功被忽必烈提升为茶罕章宣慰司（从二品的高官）。
此后，阿琮阿良又率纳西军参加了蒙古征服大理的战争，直至于公元1254年把大理末代国王段兴智变为阶下囚，这个建立已三个世纪的佛国终于灭亡，蒙古帝国也完全实现了预先制订的由西、北两个方向夹击南宋的战略目标。
纳西首领阿琮阿良在蒙古灭大理之战中的表现相当出色，他得到了忽必烈的充分肯定。在一部名为《木氏宦谱》的古老书籍里，纪录了阿琮阿良的事迹以及忽必烈对阿琮阿良的优待：
“锡赍甚厚，宠渥优礼，将授职为茶罕章管民官，赐地名云丽江郡，后遂破巨津州，生擒叛贼，功升茶罕章宣慰司，寻而攻拔大各寨，又同克大理，擒获段兴智，功列蒙古将兀良合台之右，升授副元帅，锡节钺虎符金牌一面。兀良合台还镇大理，琮良还镇摩娑诏，乃赐命称云添睦贞吉。”
按照《木氏宦谱》的说法，阿琮阿良是当地第三代摩娑首领，为二代首领牟保阿琮之子。《木氏宦谱》是木氏土司的家族编年史，洛克说它是第十四代土司木松于公元1516年主持编撰的，时间跨度从传说中世界初创期的纳西祖先写起，一直到木松的父亲木定为止。在此基础上，木氏后人又不断增加内容，形成惯例。
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手写的纳西象形文字，外人根本看不懂上面说的是什么，洛克于是只好请当地的东巴巫师译成汉文，他再根据汉文转译为英文，原来这些内容大都是纳西族民间传说。而第二部分则是汉文写成，写的是木氏土司自唐宋以来的家族史，熟悉汉语的洛克可以直接阅读，这部分的手抄本一直保存到现在，后来由土司后人捐赠给云南省博物馆收藏。
《木氏宦谱》继续写道，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年），木家祖先阿琮阿良土司又被皇帝授予众达四十八两的银印一颗，皇帝让他担任地方统帅，管辖丽江周边大片土地，“为提调诸路统军，司其所属者越析郡柏兴府、永宁府、北胜府、蒗蕖州、罗罗斯、白狼、槃木夷獠等处地方无不管束。”
忽必烈对阿琮阿良的恩宠并没有到此为止，根据洛克的记载，自元世祖至元十一年（1274年）以来，阿琮阿良曾经多次接到帝国的上谕，授予其各种不同等级的荣誉和带有龙纹的徽章。皇帝陛下还加封他紫金光禄大夫的荣誉头衔，以及有权使用与全省三个最高大员相同的仪仗，再加上统军司的官衔。
阿琮阿良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去世，按照忽必烈的安排，其长子阿良阿胡继承了包括副元帅和茶罕章管民官在内的各个职位，皇帝允许他家从此世袭，而且管辖的领地扩展到周边的七州一县。
就这样，一个前后延续了近五个世纪的土司家族诞生了。
大概就在同一时期，“丽江”这个地名也诞生了——至元十三年（1276年），朝廷宣布将茶罕章宣慰司改为丽江路。所谓丽江，顾名思义指的是“壮丽的大江”，即元史所说“路因江为名”，而这条江自然是围绕这片土地汹涌澎湃的长江上游——金沙江，这段流域的古称叫做丽水。
不过，阿琮阿良所开创的丽江土司家族当时并不姓木，而是采用纳西人特有的父子联名制，即父名在前本名在后，比如“阿琮阿良”就是其父名“牟保阿琮”和本名“阿良”的结合体。那么，他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采用“木”这个姓氏的呢？
从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正式建立元朝起，到公元1368年元大都失守惠宗或称顺帝出逃为止，元朝统治中国九十多年，期间共有十一位皇帝走马灯一样登场。但与此同时，丽江的木氏土司却仅仅换了三代。
到了元朝末年，统治丽江的是阿琮阿良的曾孙阿烈阿甲土司，此时丽江路已经改为宣抚司，丽江古城所在地则设置了通安州。元朝的末代皇帝惠宗对阿烈阿甲仍抚慰有加，任命他为通安州的知州，加正三品的荣誉官衔，同时他还拥有从四品的朝请大夫和骑都尉等一系列头衔。
此时的元帝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中，南方的起义军首领朱元璋于1368年在应天府也就是南京称帝，建立了大明王朝，迅速展开了对中国北方元朝烈火疾风般的进攻，史称“洪武北伐”。同年，徐达率领的北伐军顺利攻克元帝国的首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元惠宗仓皇北逃，元帝国事实上已经灭亡。
但元朝残余势力节节败退，但他们仍控制着蒙古高原以及一些边远省份，与明朝军队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丽江所在的云南省正是在蒙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好长的怪名字！）的治下，他是元世祖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这个王族世代镇守云南，可以说是帝国的西南屏障，后世《说岳全传》中被岳飞枪挑的那个也是世代镇守云南的小梁王，很可能就是受此影响。
在元惠宗退回草原后，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多次拒绝明朝的劝降，仍每年派使者千里迢迢前去漠北觐见，表示会继续效忠，尽到一个做臣子的本分，可谓忠心耿耿，因此尽管是以明朝为正统的的《明史》，对这位藩王也不乏赞美，“顺帝北去，大都不守，中国无元尺寸地，而王守云南自若，岁遣使自塞外达元帝行在，执臣节如故”。
大概就在这一时期，丽江土司阿烈阿甲逝世，其子阿甲阿得上位，他继承了父亲的知州之职，后来又升为丽江宣抚司副使，在梁王麾下开展针对明朝军队的备战。而几次劝降无果后，明太祖对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也死了心，他于是下定决心，以战争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云南问题。公元1381年秋天，南征大军终于组建完毕，步骑兵总数达三十万之多，由一批百战名将率军出征——主帅征南将军为颖国公傅友德，两名副帅则是左副将军蓝玉和右副将军沐英。
尽管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对元朝坚贞不贰，但胜利却不能只凭忠诚，这位王爷的指挥能力实在无法令人恭维，对手下更是疑心重重，直至引发了一场流传千古的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后来激发了著名文化人郭沫若的灵感，由此诞生了历史剧《孔雀胆》。
元末乱世，烽烟四起，盘踞四川的红巾军明玉珍部对云南虎视眈眈。当时除了梁王率领的蒙古驻军外，元朝在云南省还有一支强大的势力，那就是著名的大理段氏——大理亡国后，其王族受到元朝优待，世袭大理总管，事实上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几可与驻节鄯阐（今昆明）的梁王分庭抗礼。
为了笼络大理总管段功（又名段得功），梁王将女儿嫁给了他，希望能依靠大理的兵力对抗敌人。段功果然不负众望，率部多次击退入侵的红巾军，可谓梁王的恩人，他本人也声名远扬，“威望大著于西南”。
据说这位嫁到大理的郡主是个著名美女，被蒙古人称为“押不芦花”，意思是能起死回生的美丽仙草。婚后夫妻两人的感情相当好，但乐极生悲，似乎印证了“红颜祸水”这句烂俗的话，郡主最后却给丈夫带来了灭顶之灾——大敌退去后，梁王却突然发现这位女婿能量巨大，在如此乱世，如果他想推翻自己取而代之的话似乎轻而易举。手下也乘机进谗言，说段郡马“有吞金马、咽碧鸡之心”，寝食难安的王爷逐渐动了杀机，于是打起了女儿的主意。
梁王招女儿密谈，希望她用剧毒孔雀胆结果段功的性命，以保父亲的王位，但被琴瑟和谐的郡主含泪拒绝。当天晚上夜深人静之时，妻子对丈夫悄悄说了这事，劝他带着自己赶紧逃回大理，但段功却根本不信，认为凭借自己这么大的功劳和这么强的实力，梁王不可能也不敢对他怎么样，就这样，郡主“三谏之，终不听”。
到了第二天，梁王邀请郡马一起去寺院拜佛，到了通济桥（在今天昆明凑水河上）时，突然伏兵四起，段功当场被杀。得知噩耗，郡主痛哭失声，发誓即使到了黄泉之下也绝不辜负丈夫的情意。终于有一天，她躲过了父亲的监视，毅然吞下了那枚本来送给丈夫的剧毒孔雀胆……
这个爱情悲剧最早被记载在明朝一本笔记小说《滇载记》上，里面还牵扯到段功的原配夫人高氏、大理官员杨渊海等其他人物，尽管有所夸张演绎，但梁王因猜疑而杀死女婿段功这件事，本身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因此在官方正史比如《明史》中也有相关记载。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依据以上素材创作了历史剧《孔雀胆》，无疑是劝诫国民政府不要效仿当年的梁王，大敌当前却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
段功无辜被杀，不仅让各地官员寒心，大理与梁王这两支元朝在云南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是彻底成了死敌，元军七次进攻大理都被击退，最后不得不讲和。明朝远征大军杀来后，梁王只好厚着脸皮派人向大理借兵，被后者咬牙切齿地拒绝，段功的儿子段宝甚至宣称只有当“金马山换作点苍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时才会出兵。
敌人大兵压境之下又失此强援，人们都清楚这位忠诚无比但颟顸猜忌的梁王大限已到，他手下的土司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但谁也不知道转换门庭会有什么后果，投鼠忌器下也只得先观望着。
识时务者为俊杰，丽江土司阿甲阿得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既然祖先阿琮阿良能率先迎降并受益匪浅，自己为什么不能效仿呢。于是，便发生了约瑟夫.洛克写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中的一幕：
“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军队到达中国南部，阿甲阿得是首先率领部队向太子太师、颖国公、南征元帅傅友德表示效忠的第一人。”（按：其实傅友德是战后才晋封颖国公的，当时他的爵位是颍川侯，官衔是征南将军。）
得知阿甲阿得率先归顺的消息，朱元璋自然相当满意，他特意颁发一道圣旨以表彰这种识时务的榜样行为，圣旨内容被保存在《皇明恩纶录》中，该书是木氏后人为感念明朝历代皇帝对土司家族恩典而专门辑刻的。
也就是在这道旨意里，第一次提到了土司后来姓“木”的原因，洛克后来将圣旨译成了英文并记载在他的书中：
“自朕（朱元璋自称）登基以来，太平盛世已达十五年，天下几乎所有领土都在帝国版图以内，但西南各蛮族却受云南梁王的欺骗，依仗山高地远，不服从帝国的命令和规矩。为了这个缘故，朕特意下令颍川侯、征南将军傅友德，永昌侯、副将军蓝玉和平西侯沐英，率领大军三十万去惩罚他们的叛逆行为。帝国军队一到他们的领土，就把首犯擒获。
“由于你，丽江土著官员阿得首先率领部下前来效忠，为蛮族树立了良好榜样，朕十分清楚你对我的忠诚。前些时候，你派专使送来了奏章，朕看了后大感欣慰。
“因此朕赐你姓‘木’，并令你听命于傅友德将军，由他提议给你一个官职，并领导你在将来建立功勋，这样你可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光荣。”
据丽江人传说，这个“木”姓是明太祖把自己的姓氏“朱”拆开来，然后将下面部分授予了土司，似乎意味着“国姓之下，万姓之上”。
一年之后的1383年，傅友德命令木得——也就是以前的阿甲阿得——重建丽江府，并任命他为知府。这位新知府随即率领纳西兵加入了明朝的南征大军，建立了一系列战功，“他的军事成果，被人以特别奏章报告给皇帝”。
同年农历9月，木得获得了进京朝觐皇帝的殊荣，他诚惶诚恐地向朱元璋献上许多土特产等贡品以表恭顺之意，明太祖相当高兴，正式其授予委任状，封他为丽江府世袭的土官知府，正四品中顺大夫的荣誉头衔，以及一系列其他实物赏赐。木府议事厅高悬的那块“诚心报国”匾额，也是木土司这次进京获得的皇帝钦赐手书，真可谓不虚此行。
丽江土司转换门庭并受到优待，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见状大喜过望纷纷仿效，元朝在云南各地的统治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瘫倒，众叛亲离的梁王已经无力回天。对于这位蒙古王爷的最后时刻，《明史》中记载得颇为惨烈——他焚衣溺妻，了无牵挂后与手下从容自刎：
“王知事不可为，走普宁州之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遂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夜入草舍，俱自经。”
尽管《明史》叹息道，元朝灭亡之时，“其亲籓死事最烈者，有云南梁王！”还称赞他具备了《诗经》中所说“其仪一兮，心如结兮”的美德，但我们也禁不住要问一句，早知今日四面楚歌，当初何必自毁长城？
所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凭借着率先站队的首功，抓住历史机遇的木得土司从此平步青云，此后他率领纳西兵辅助明军平定了蒙古余部的反抗以及那些站错队土司们的多次叛乱，深得朝廷赏识，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才以八十岁高龄寿终正寝。
木得虽然走了，但他所开创的新姓氏却在这个古老家族延续了下去，并将在明朝达到其辉煌的顶点。
（待续）
敬请期待
《二、大香格里拉的魔主》
元宝推荐：铁手, 通宝推：梓童,CaoMeng,方子晟,tollerson,连续杀人,foureyes,玉垒关2,贝壳,随机微分算子,黄山高,pipilu,老顽童,迷途笨狼,可爱的中国,铁手,家园 【西北偏北云之南】之丽江汉子：《三、纳西人的阿育王》 说完了木氏土司的武功，我们再来说说他们的文治，这是一个关于文明、信仰以及爱情的故事。
丽江古城里引人注目的牌坊并不止“忠义”一处，就在离“忠义”不远的地方，就树立着另外一座大牌坊，不同的是它并非石制而是木制，上书四个大大的汉字——“天雨流芳”。
其实，这四个字的含义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么高来高去，而是相当朴实以至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它们取自纳西语“忒嗯旅梵”的谐音，其意思再简单不过：读书去吧。和木府的“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对联一样，其作者是明朝中叶成化、弘治年间的丽江知府兼土司木泰，纳西名字为阿习阿牙。
木氏土司是云南各少数民族首领中接受汉文化较早较彻底的一批，他们所达到的成就也相当可观，后人曾有“木氏六公”之说，指的是木氏家族精通儒学并享有作家声誉的六位土司。
而木泰就是“木氏六公”的第一位，据说他也是纳西族用汉语汉字创作的第一人。那副“很懂政治”的对联其实取自木泰写的一首名为《两关使节》的汉诗，该诗尽管不是什么极品佳作，但对一位半路出家的作者也算难能可贵，尤其是向朝廷充分展示了他积极追求上进的一颗红心，全文如下：
“郡治南山设两关，两关并扼两山间。
霓旌风送难留阻，驿骑星驰易往还。
凤诏每来红日近，鹤书不到白云闲。
折梅寄赠皇华使，愿上封章慰百蛮。”
木氏六公中的第二位，是木泰的孙子木公，他生活在明朝嘉靖年间，纳西名阿秋阿公，字恕卿，号雪山，别号万松。他对汉文化的热爱比乃祖更甚，一生留下了《雪山始音》、《隐园春兴》、《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仙楼琼华》等六部诗集及一千四百多首汉诗，可谓著作等身。他的诗作不仅数量足足，而且质量似乎也不坏，明代云南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张志淳称赞其诗“有似杜者”，这里的“杜”，无论指的是老杜还是小杜，都是高山仰止的诗坛大家。
木公与当时的文化名人交往甚密。被誉为“大明第一才子”的杨慎落难云南后，立即成为木公狂热崇拜的偶像，土司老爷对这位文化天才不仅殷勤问候，甚至还专门派人不远千里带着自己的诗稿找杨请教。两人关系极好，杨慎曾为木公《仙楼琼华》诗集作序，还从土司的六部诗集中选出114首诗，编辑成一本新的诗集，取名《雪山诗选》并亲自撰写了长长的序言。
这位明朝首席才子对木公诗作的评价相当高，称“其所为诗，缘情绮靡，怡怅切情，多摹拟垂拱之杰，先天之英，其秀句佳联，坌出层叠”。另外，前面提到的那部《木氏宦谱》，其最初的序言也是杨慎应木公所请而作，在该书中，木家始终恭恭敬敬地尊称祖先的这位文友为“杨用修太史”（永修是杨慎的字）。
从其诗作内容来看，木公土司似乎并非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之人，比如他在《刈麦》中写道：“村村刈新麦，万顷黄云秋。复恐催租至，哀哀寡妇愁。”我们知道，但凡统治者能流露出类似的一丝良心，只要他不是故意作秀，其治下的百姓大概就不会遭受过于酷烈的苛政。事实也确实如此，纳西后人一直感念着这位土司的种种德政，并世代尊敬地称呼他为“雪山公”——前面说过，雪山是木公的号。
木公的儿子木高是“木氏六公”里的第三位，这位大香格里拉的征服者军功赫赫，曾于1548年决定性地粉碎了康巴藏族武装力量的反抗，他事后自称杀败敌军二十余万，砍下两千八百多颗敌人的首级，尽管其口气不无夸大，但纳西人在这场决战里最终取胜却没有争议。繁忙军旅之余，木高仍手不释卷并亲自写了许多汉诗，其中一些至今留存，比如今天迪庆州香格里拉县三坝乡白水台保留着一块木高的诗作石刻，其意境颇为不俗：
“五百年前一行僧，曾居佛地守弘能。
云波雪浪三千垅，玉埂银丘数万塍。
曲曲同留尘不染，层层琼涌水常凝。
长江永作心田主，羡此当人了上乘。”
“木氏六公”的第四位就是木增的父亲，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位文艺青年、年仅二十九岁就躲入玉龙雪山不知所终的木青，这里不再赘述。
做为木氏六公中的集大成者，木增土司达到了这个古老家族的文化顶峰，奏出了古代丽江吸收汉文化的最强音，乾隆年间编撰成书的《丽江府志》写道：“有明一代，世守十余辈，惟雪山振始音于前，生白绍家风于后。”前面说过，这里的“雪山”指的是木公，而“生白”则是木增的号。
从数量来说，木增留下的作品即使与祖先木公相比也不遑多让，他也有六部文集，分别是《云过淡墨》、《啸月堂诗》、《山中逸趣集》、《芝山云集》、《空翠居集》和《光碧楼诗抄》，收录诗文上千；而从质量上看，后世《四库全书》的《子部杂家》对《芝山云集》六卷照单全收，即使不全是佳作，显然也不都是劣品，另外曾有多位明朝著名文人分别为其诗文作序和跋，他们中包括书画大家董其昌、生于云南的名臣傅宗龙、云南名士唐泰等等。
和自己的祖先木公一样，木增与文人雅士交游极广。乾隆朝所修《丽江府志》记载道：“增又好读书传，极群籍，与杨慎、张含唱和甚多。”可最后面那句显然不对，我们已经说过木增出生于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也就是1587年，而杨慎早在1559年就已经去世，而《丽江府志》说的另一位云南文化名人张含——他被后世称为“禺山先生”——也在1565年就已经过世，木增在时间上不可能与两人有交集，这本地方志显然把木公与木增给弄混了。
但另一方面，与木公和杨慎建立的密切关系类似，木增也与明朝另一位文化名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此人就是伟大的地理学家、伟大的旅行家和伟大的探险家徐弘祖，后世的人们往往更倾向用另一个名字来称呼他——徐霞客。
徐霞客是在1639年受木增的邀请来到丽江的，这两人只差一岁，他们都已经年过五旬。当时，徐霞客正行进在一生历时最长、行程最远、同时也是最后一次的旅途中，昆明修整期间，他于当地文人聚会上结识了云南名士杨胜寰，后者向其转达了丽江土司的盛情邀请，徐遂欣然接受。
其实，这并非徐霞客第一次知道木增的名字。早在来云南前，他曾去江苏昆山拜访过书画名家陈继儒（字眉公），而陈此前曾与木增多有书信来往，知道徐霞客要远行西南，于是便请他将自己与木增唱和诗文的书稿捎带过去，因此无论是否遇到杨胜寰，徐霞客大概也都要去丽江走一遭的。
他们首次会面的地点是丽江名刹解脱林（又名福国寺），徐霞客对此地留下了深刻印象：“解脱林在北坞西山之半，盖雪山南下之支，本郡诸刹之冠也”。在那部名垂千古的《徐霞客游记》里，作者将木增尊称为“木公”，并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述自己与木增的这次见面：
“寺南冈上，有别墅一区，近附寺后，木公憩止其间。通事引余至其门，有大把事二人来揖，俱姓和。一主文，尝入都上疏，曾见陈芝台者；一主武，其体干甚长壮而面黑，真猛士也。
“介余入。木公出二门，迎入其内室，交揖而致殷勤焉。布席地平板上，主人坐在平板下，其中极重礼也。叙谈久之，茶三易，余乃起，送出外厅事门，令通事引入解脱林，寓藏经阁之右厢。”
就这样，在木增的邀请下，徐霞客开始了自己滇西北之旅，这不仅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段行程，也通过他的不朽游记，最终使丽江和木增的名字名扬中国。
今天，重建后的木府中悬挂着木增所作的一首七言律诗，内容显然是在描述这位文武双全土司的军人一面，五十六字的行书写得中规中矩，尽管稍显平淡俗套，但颈联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禁让观者想起了戚南塘将军那句著名的“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这都是军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啊：
“整旅堂堂锋镝场，貔貅奕奕武威扬。
佩刀掣鞘冲星斗，羽纛安营慑虎狼。
沙漠风生秋跃马，金江月朗夜归航。
微勋开拓凭廊庙，遐裔从今载职方。”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木府里挂着的一副对联，两列草书写的笔走龙蛇，落款单独一个“增”字，作者显然就是木增：
“谈空客喜花含笑，说法僧闲鸟乱鸣。”
尽管几百年的时光早已逝去，但那种空灵的境界似乎仍弥漫在纸上，“无为”的色彩仿佛呼之欲出，与前面那首斗志激昂的七律显然不是一个路数。其实这么想没错，前面的七律是木增早年所作，他正年轻气盛意气奋发；而后面的对联则是他晚年的感悟，但这里所谓的“晚年”，并不是说他当时有多老——根据史料记载，木增年仅三十六岁就隐退了，将权力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而按照丽江当地传说，土司退位这事儿竟然与一个女人有关。
忘了哪个小品里的话：做人难，做名人更难，做一个名女人更是难上加难。电视剧《木府风云》的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个名女人，她叫阿勒邱，此女是仇家从小安排在木府的卧底，十年之后终于被组织唤醒，本想大干一场，谁知道却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少爷木增，于是古装版的《潜伏》便升级成了《宫心计》。对了，剧中饰这位女主的演员叫秋瓷炫，并非中土人士。
其实，阿勒邱在历史上应该确有其人，但电视剧表现她的那些女特务事迹却基本没谱。这里先说个有谱的事，根据《木氏宦谱》记载，木增共有三位夫人，正妻阿室于为云南另一家著名的土司——宁州知州禄华诰的女儿，尽管接受了朝廷的诰命，但她本人似乎并没有留下子息。那部电视剧里也有她，这位正宗大老婆曾对阿勒邱百般虐待，显然二者并非同一人，当然此女在剧中的结局有点儿过于无厘头：她最后被阿勒邱和木增两人的爱情感动得一塌糊涂，终于决定舍身取义——她竟然主动改嫁了！这里不再多说。
木增的第二位妻子“是有德的阿室挥，生长子阿春，承袭父位”，第三个妻子则是“有德的阿室哥，她生了三个儿子”。阿春是纳西名，他的汉名叫木懿，也就是电视剧中木增和阿勒邱两人所生的儿子，因此阿勒邱应该就是这位阿室挥夫人。另一方面，《木氏宦谱》详细记录了各代土司夫人的门第，但阿室挥的家庭却并没有提及而仅仅用“有德”这样的褒义词含糊带过，其出身肯定比较低微，因而无法正式写在家谱之中。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按照丽江博物馆的介绍，真实的阿勒邱并非身手不凡的潜伏女特工，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乡下姑娘，从小便整天在金沙江右岸支流的漾弓江西岸一带放猪。本来她与土司的地位天差地别，根本不可能在一起，但也许真是上天注定，却因一次偶然巧遇，最后结下一段身份悬殊的美满姻缘。
话说某日，少女阿勒邱放猪时突遇大雨，不得不连忙赶猪回家，却看到一个陌生的年青男人在自己家门口淋得襟湿，想必是个躲雨的。姑娘心地善良，便热情地请他进来，并尽其所能盛情招待他，直到雨停后两人才告别。
谁知道，此后那人却又经常悄悄过来，没话找话地陪着阿勒邱干活聊天，一来二去，他们终于坠入情网。直到少女已经怀孕，事情没法再掩盖下去，男人突然向正发愁如何向家人交代的阿勒邱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竟然是统治这片大地的丽江土司木增老爷！
原来那天，办公搞得头昏脑胀的木增土司偷偷溜出府邸，独自一人微服跑到漾弓江边钓鱼散心，谁知却突然遇到大雨，于是不得不躲到附近村里避雨，恰好碰见了回家的阿勒邱，并被她不同于纳西贵妇的那种善心和健美所深深吸引，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密追求，锲而不舍后终于成就好事。
既然女儿肚里孩子的父亲是咱们土司老爷，阿勒邱的父母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于是双方皆大欢喜。木增给阿勒邱修了座宅院养胎，又在狮子山后面围了一块良田以答谢自己的老丈人，那里就是今天丽江古城边的阿丹阁，现在是家豪华酒店的所在地。
阿勒邱最后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丽江土司木懿。据说木增果是信人，按照事先约定来了个明媒正娶，用八抬大轿把她迎进了木府。大概由于自己出身的关系，阿勒邱对丽江普通老百姓相当和善，一点没有土司夫人的架子，按照丽江博物馆的说法，她“秉性聪明贤德，进了木府，敬老携幼，家人仆役交口称赞；她勤劳能干，把家政料理得井井有条，成了木增的贤内助。”
丽江博物馆的介绍中继续写道：“岁月流逝，府里府外，人们一提到阿勒邱都有口皆碑。雍容华贵的阿勒邱其人，几百年后，人们逐渐淡忘了她的名分，她的美丽、聪明、勤劳贤惠逐渐成了赞誉纳西族妇女的代名词，其意义更加深远。”最终，阿勒邱在民间故事里演化成了一个漂亮、聪慧、勇敢、完美的纳西妇女，所有男人、女人所追求的优点她都具备，甚至连其他民族都知道秀外慧中的她。
对于木增在正当盛年时的突然隐退，按照丽江当地传说，当这位土司三十六岁的时候，阿勒邱夫人突然患病去世，琴瑟和谐的木天王痛不欲生，最终萌生了退意，于是将宝座传给了两人的儿子同时也是自己的长子木懿，开始了多年的隐居生活，直到于花甲之年也就是六十岁撒手人寰。
离别二十载之后，他终于可以去地下陪伴自己的爱妻了。
但是，上面的故事也只是民间传说，如果我们翻开正规史料来看，与其说木增因失去配偶而万念俱灰决定引退，不如说他是受自己所深刻信仰的佛教之消极影响，而当时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更添加了木增心中大厦将倾的无常悲观之感。
“粤木增夙作何植，生兹末叶，既不睹菩提树之嘉会，又不聆坚固林之法言，徒切影坚胜军之弘护，空慕给孤宝积之檀施，未尝不瞻金像而哽泣，披灵文而惨伤。
“叼承三宝之洪庥，为一方之地主，愧乏无优之兴建，匪踵戒日之博济，每于政暇之际，禅观诵持，深痛无常，晓夜惕虑。
“由是谨率僧俗人民，斋沐虔诚，仰对十方三宝，诸天善神，敬立誓愿，凡世尊释迦牟尼如来金口所宣，经律论三藏梵筴，缮录翻刻。”
这是木增为自己所刻《甘珠尔》佛经卷首书写的序言，名为《三藏圣教序》。从中我们丝毫看不到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木天王，代之的却是一位充满悲伤忏悔、挣扎在心灵痛苦之中的普通男人，他“哽泣”自己生活在末法时代，无缘得见当年佛法的兴盛，“深痛无常，晓夜惕虑”，只能通过刻印佛经的方式来获得心灵的安慰。
纳西人最早信仰的并非佛教，而是类似于萨满教的原始宗教——东巴教，他们崇拜祖先和各种自然神灵，既没有系统的教义，也没有寺庙和统一的组织，宗教仪式由被称为“东巴”的巫师兼祭司主持，保留了许多原始巫术内容。木氏土司的先祖率纳西人归顺元朝之后，自然也接触到了元朝统治者推崇的藏传佛教。
第一位来到丽江周边传教的藏族高僧，很可能是活佛转世制度的创建者——嘎玛嘎举派的嘎玛.拔希。此公曾与忽必烈的弟弟同时也是其皇位竞争者阿里不哥过往甚密，元世祖胜利后反攻倒算，拔希因此被囚禁多年。释放后，拔希对政治已经再无兴趣，遂经过滇西北返回西藏，途中四处传教，据说他曾去拜访过身为纳西人首领的木氏祖先，以劝阻对方向藏区用兵。拔希被认为是嘎玛嘎举派的第二代教主也就是二世嘎玛巴活佛，这个教派从此与木氏祖先结下福缘，此后多有来往。
第一个正式到丽江访问的藏传佛教领袖是八世嘎玛巴活佛弥觉多杰，藏族史书《如意宝树》记载道：“弥觉多杰法王应姜萨旦甲波之请前往，火鸡年在一万多士兵护卫下迎下至姜地王宫附近下榻。翌日晨，姜甲波乘坐轿子，其叔父及弟弟各骑坐大象一头，侍仆牵引大象，众人骑马执举佛伞、幡、幢等供品簇拥而来，行至法王住地纷纷下马磕头，并通过翻译向法王询安献礼。”
前面说过，“姜”指的是纳西人占据的地区，“萨旦甲波”则是“丽江王”，参照相关史料，这里指的应该是土司木定，此次访问发生在正德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516年。《如意宝树》还说：“在此之前，姜甲波不信奉佛教，然而从此以后，姜甲波对佛教尤其对噶玛嘎举派坚信不移。”按照这种说法，纳西人首领在明朝中期已经接受了藏传佛教。
在木氏土司的大力提倡下，藏传佛教尤其是嘎玛噶举派在丽江迅速生根发芽，纳西人中甚至出现了转世活佛，到了后来，喇嘛的数量已经占到了纳西人口中相当高的比例，根据《维西闻见记》的记载：“麽些头目之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从纳西人的角度来看，将木氏土司比作古印度那位率先弘扬佛法的阿育王，恐怕一点也不过分。
除了个人喜好之外，木氏土司尊崇藏传佛教，很大程度上无疑是为了巩固自己对广大藏区的统治，以共同的宗教信仰来缓和纳西人与藏族人的矛盾。从结果来看，这种宗教怀柔的政策相当有效，到了木增统治时期，辖区内的藏族百姓早已自觉地将木天王当做佛教护法神来供奉，他不仅得到来自巴塘的藏族最大一支抵抗力量的臣服效忠，藏传佛教高层也赠与他法号“索南饶登”并为之著书立传，可谓功德圆满。
但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木氏土司也对藏传佛教进行了一定的改造，最重要的一点是，与西藏等藏区相比，丽江的喇嘛是纯粹的僧侣，严禁参与政治。研究者们发现，丽江的喇嘛庙既没有藏区常见的僧兵更没有武器弹药，也不参加寺院之间或民间械斗，喇嘛和百姓地位平等，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特权。此外，与藏区僧侣主要靠供养不同，丽江的喇嘛还要自己劳动来获得衣食，他们像普通人一样种田栽菜，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与此同时，大量藏传佛教经典也在木氏土司的主持下付诸刻印并传播开来。前面提到的那部《甘珠尔》，就是木增在嘎玛嘎举派六世夏玛巴活佛却吉旺秋的建议下刻印的，而刊刻的底本则是夏玛巴活佛提供的手抄本——嘎玛嘎举派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嘎玛巴活佛为首的黑帽派，一个是夏玛巴活佛为首的红帽派，两位领袖互为师徒，犹如后来的达赖和班禅。所谓《甘珠尔》，指的是藏文大藏经的佛语部也就是正文部分，与注疏部也就是《丹珠尔》相对应，都是藏传佛教最重要的经典。
1609年，二十二岁的木增开始组织刻印这项浩大的工程，历经十三年（一说十五年）方才完成，连目录共计一百零九箱，刻版总数达十万多块，史称丽江版《甘珠尔》，这是藏文出版史上唯一一部插有汉文目录的藏文经典，被历代藏学家评价为“历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经>”。该经版后来曾被转移到四川甘孜的理塘寺，因而又被称为“理塘版”，后来许多版本的大藏经都以丽江-理塘版为母本，据考证该套经版目前分存在理塘寺以及拉萨的大昭、哲蚌二寺，是无可争议的国宝级文物。
尽管嘎玛嘎举派在丽江混得可谓如鱼得水，但外面的世界却已经发生了巨变。当时的西藏，新崛起的格鲁派与统治那里的藏巴汗政权（十六世纪后期到十七世纪前期的西藏地方政权，信仰噶玛噶举派）频发摩擦，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由于缺乏必要的武装，黄教两位领袖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被迫向游牧在新疆乌鲁木齐附近的和硕特蒙古人求援。在达赖和班禅的要求下，和硕特骑兵由新疆出兵青海，随即迅速席卷了整个藏区，当地藏族武装根本不是对手。到公元1642年，节节败退的藏巴汗被蒙古军队擒获后处死，黄教势力终于彻底占据了西藏。
嘎玛嘎举派教主十世嘎玛巴活佛曲英多杰不得不从西藏逃到丽江避难，尽管被木氏土司依旧待如上宾，仍能在木增及其继任者木懿的支持下于云南藏区弘扬本派教义，但主人和客人都清楚，属于嘎玛嘎举派的黄金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俗称黄教的格鲁派已经彻底确立了在藏传佛教中的统治地位，藏区其他教派寺院纷纷被迫该宗，丽江成了嘎玛嘎举派仅存的几个避风港之一，这无疑让木增相当难过。
但让木增感到困扰的不只有信仰问题，他们家族一直所依赖的那个朝廷也已经今非昔比。曾经辉煌的明王朝即将走到其生命的尽头，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在酋长努尔哈赤的率领下，以所谓“七大恨”这样无厘头的名义，对自己曾经仰视的这个庞然大物展开了烈火疾风般的迅猛侵攻。
到了公元1619年也就是木增向朝廷捐献万两白银的那年，明帝国在辽东的战局已经崩坏得几乎无法收拾，如果不是新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熊廷弼紧急出任辽东经略，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并联合朝鲜牵制对手，从而初步稳定了关外人心，这一大片土地恐怕等不到日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提前归女真人所有。
信仰颓败，靠山将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已经达到了木氏家族事业的顶点，木增仍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暴恐怕为期不远了。
天启四年（1624年），心力交瘁的木增于三十六七岁的盛年正式引退，将丽江土司之位传给了长子木懿，自己怡情于山水诗书，并与徐霞客等文化名人频繁交往。退休后的木增仍继续得到大明朝廷的优待，1631年被皇帝赏赐布政使司右参政的头衔，1640年又提升为左参政——左右参政相当于副省长或助理副省长，通常为从三品，但按惯例以左为尊。1640年，他甚至被朝廷授予了四川布政使的荣衔，这是一个从二品的官位，也是木氏家族历史上所达到的最高品级。
到了明朝灭亡当年的公元1644年，由于木增再次向朝廷捐献大量军饷的功绩，南明弘光皇帝下令加封他为太仆寺正卿（从三品），两年之后的公元1646年，南明隆武皇帝又加封他为太常寺正卿（正三品），这两个头衔的品级虽然不算太高，但已经属于所谓“小九卿”范围，通常只授予汉族官员中的佼佼者以为荣誉。
只不过，木增已经没有时间享受这个荣誉了，就在获封太常寺卿的同一年，六十岁的他带着对以往成就的欣慰以及对家族未来的忧虑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岁。他死后没多久，又一场改朝换代的风暴便抵达了云南，只不过代表新朝廷来到这里接收前朝遗产的，既不是雄才大略的忽必烈，也不是忠勇多谋的傅友德，而是一个此时心怀鬼胎、此后骂名千古的家伙。
木氏子孙将何去何从？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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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可奈何的花逝》
通宝推：桥上,常识主义者,铁手,foureyes,快刀浪子,朝雨,南云北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