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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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们”

对于韩毓海所认识到的韩丁和赵树理所描述的农村社会构成和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社会生产与金融方面之不配套，五十多年前的许多农村基层领导干部的知识水平和认识程度还尚未达到这个层次，有的领导者干部是热情追随，无条件的坚决率领治下的农民大军跟着党指的道路走；有的只是随大流，不积极也不落后；有的思想上想不通，心理上保留意见，一遇政策变化立刻反戈一击；有的思想上抵触，行动上拆台，阳奉阴违甚至直接对抗。

《金光大道》里描写了县区这两级的领导各两人：县委书记梁海山和县长谷新民、区委书记王友清和区长田雨，再加上村支书高大泉和村长张金发，就构成了具体执行国家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基层各级领导干部的代表形象。

一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积极得力的干部

区长田雨是个转业军人，农民出身，从关外逃荒进关来打短工为生，与高大泉有旧交，所以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并不陌生，在执行上级关于保春耕、生产自救、农业生产支援国家这些政策时都坚定不移，从不怀疑和犹豫。对于高大泉这样自发自觉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走“组织起来”道路的农村基层党员坚决支持和鼓励，还任命高大泉任芳草地村的党小组长（后为村党支部书记），从而使高大泉在组织上处于村长张金发的领导位置，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得到贯彻和落实，而不会被张金发阳奉阴违。

县委书记梁海山也是转业军人，矿工出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老干部，在山区农村打过游击，经常下农村深入调查和研究，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也十分熟悉。坚决地贯彻和推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从不怀疑和掣肘，积极依靠获得解放了的提高觉悟了的翻身农民，而对城市资本家、工商业者则持怀疑态度。

二类：执行政策不力的干部

张金发就是那种思想上抵触，行动上拆台的基层干部，他对最初上级传达的“发家竞赛”最欢迎，从心理及行动上都是接受和支持的，还身体力行的去宣传和执行，小学校老师于宝宗在村里墙上写的标语“发家致富”、“要发家、种绵花”就是村长张金发指导下拟的稿。但到上级传达国家搞工业需要绵花要求农民多种绵花时他却心理逆反不愿执行，回到村里则有意以“国家缺吃少穿，农民就得为国家牺牲”这种说法和采取会引起人们反感和抵触的命令方式来在农民中引起对国家政策的反感和反对。在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他还伙同粮食贩子一起将囤积起来的粮食藏起来，直接对抗国家的政策法规，最终被开除党籍和撤销村长职务。

区委书记王友清本是张金发参加革命工作的启蒙者和老领导，对张一直是照顾和器重的，直到芳草地村在高大泉的带领下搞互助组和合作社成了典型和榜样，而张金发则一再犯错，王友清才逐步疏远张金发，接近高大泉。王友清自己也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基层干部，是被抗日战争大潮卷进来的，因为家乡抗日战争中解放得早是老根据地，他在与地主争一片枣林打官司中得到抗日政府的支持打赢了官司，从而亲近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对头地主家的小儿子随国民党部队回来，声言报仇，王友清不得不离开农家院，拿起武器为保卫胜利果实参加解放战争。革命胜利，家乡搞了土改，王友清和当时许多农村干部一样怀念起“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村生活，要求退职回家当农民。在当时的副县长谷新民的开导和教育下才没成为“退坡干部”。并被任命为区委书记。但职务虽然提高了，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并没随之提升，是那种被潮流推动的随大流干部，也希望有好的表现获得表扬，但没什么自己的主见，上级让干什么便干什么，上级说互助合作应该推广便跟着推广，上级说互助合作搞过火了应该砍便跟着砍。

县长谷新民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从大地主家走出来的革命者，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高，扛过枪打过游击，自认为对农村和农民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对城市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也抱有好感。他的看法是：“…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是我们的理想，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会有各种思潮干扰它。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消灭了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自然有高度的生产积极性，用不着我们给他们划道道，撒开手让他们发家，设法把他们闹发家的热情调动起来，就会为我们将来搞社会主义创造出条件、打下基础。…”

谷新民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合理正确的，但在当时行不行得通呢？建国初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允不允许国家完全放手任由农民自已单干呢？靠单干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吗？农业生产的放任自流能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强吗？

且看放任的结果如何：

“……自唐宋以降，江南即是粮食主要产地，特别是宋初自安南引进水稻后，‘东南之田，所种惟稻’，不过到了明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改变，良田纷纷弃稻，此处原因全在‘乡民以种稻收薄，故为他种以图利’。陈梧桐总结了文献所记述的江南地区因为货币经济驱动，专务蚕桑而放弃稻粮，同时广植棉花、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情况如下：

“江南‘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植者，则有十之七八’。松江府官民军灶垦田凡200万亩，大半植棉。苏州府的太仓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郊原四望，遍地皆棉’。嘉定县‘其民独名木棉’，‘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昆山也是‘多种木棉’。杭、嘉、湖地区尽逐蚕桑之利，‘浙之嘉湖南浔之地，遍地植之’。福建南部因‘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而种蔗者’，或者改种荔枝、龙眼等水果，以及染料作为蓝靓，烟草传入后，‘又耗地十之六七’，广东‘因糖利厚，粤人开糖坊者多致富’，此外，广东还广植荔枝、龙眼等水果，河南、山东则广植棉花，成为新兴的产棉区，江西、陕西则改田种烟，成为重要的产烟区。’（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藉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既然原本种植稻粮的土地，大部分改种了棉花、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因此，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风险，这乃是市场放任发生导致之必然。这种粮食风险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私有制，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口粮要中跨区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第163-164页）

在今天的中国某些地区也完全放弃了粮食种植，有的以经济作物为主，有的则完全走向了工商业，所吃的粮食乃至蔬菜都需要从其它省份甚至遥远的外国运来，以今日中国的开放和经济状况当然是可以的，但在五十几年前还被封锁和敌视包围下的贫穷的中国，仍然处在战争威胁下的中国，需要尽快实现工业化的中国，需要尽快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保障国家可以在安全的条件下进行建设的中国，放任政策是可行的吗？

在当时的中国为了防止发生上述问题而对农业生产采取适当干预措施，引导农业生产按照国家需要来进行不是十分必要的吗？

说句题外话，如果某一天大灾降临，全球性的粮食减产，以前的粮食出口国停止出口，中国那些已经完全或几乎放弃粮食种植业的省份的人民将会面临吃不起粮的困境，一如几百年前，但估计不会饿死人，这种信心来源于对这个政府的信任。但如果这个政府如果被GZ们咒没了呢？换个政府能放心吗？对政府的某些专制和控制是不是应该给一些支持呢？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关于农村生产方式和农业金融信贷的观点，包含引述（美）威廉韩丁和赵树理的著作内容：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国家即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的缘故。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中国基层的金融-借贷机制，亦从此全为土豪劣绅、买办商人及帝国主义所垄断把握；而现代帝国主义势力，正是借助力中国基层金融信贷机制阙如这一点，才得以深入中国腹地。……

“……因此，农村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困境，便迫切需要建立起深入基层之国家金融-信贷机制。而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一旦允许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19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决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信贷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现代制度不能建立在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之上，现代金融-信贷机制更不能以极小块的土地为抵押展开实行，国家深入基层的金融-信贷，必须以农村基层的组织化为前提。而没有国家、特别是国家信贷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建立面向海外市场的沿海加工基地，以廉价劳动力取得农村汇款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基层汇款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

“（威廉）韩丁之杰作《翻身》，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不但得到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评价，（且得到另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高度评价）……正是韩丁和赵树理告诉我们什么是旧中国的农村的现实：土地被分割成鱼鳞状的小块，农民将如此小块的土地作为借贷的担保，土地产权从不清楚，这就必然造成高利贷盛行，高利贷导致中国农村的贫富差别乃是‘生死的差别’，《翻身》和赵树理的作品还让我们看到，自16世纪以来，除了利用那些基层的社会渣滓作为非正式的的税官鱼肉乡里之外，中国国家根本就没有接近过村落，在这个意义上，16世纪以来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建立在浮萍般无组织、无依靠的小农社会的沙洲之上，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能例外。……

“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特别是面向基层农村的国家信贷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行进生产力的条件，而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行进生产力’的肥料。”

“早在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曾经如此严厉批判以行政命令手段，取消、代替、破坏农村市场和农村金融-信贷的‘共产风’说：‘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于生产队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呼吁：‘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亿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我相信这些久被尘封之历史，亦终有重见天日之时。”

浩然也是下了功夫的。

阿宝和父亲打鱼捞到明永乐盘子的情节也不是胡编的。

我只记得一句，

“军舰拼开了手榴弹”，当年我背过一部分。

好像还有“正气篇”等等。反正不是小说。估计是我把西沙儿女和西沙之战搞混了。

真没想到在河里还能看到有人了解浩然。就写中国农民来说，浩然是很少有人能比的。前一段时间在一个集子里看到一篇小说，很短。写一对儿结婚不久的农村小两口儿要去区里离婚。路上要过一条河。就在过这条河的过程中，女孩子发现了小伙子的好处。河过完了，两个人又不离了。这么大的变化在作者笔下一点点的剥出来，简单明了，自然流畅。看完才回头去看作者，浩然。一声难怪不由自主的跳出来。

写中国农民的大拿，赵树理，周立波，柳青，路遥都是难得的好作家。

浩然还是要看一看他的“艳阳天”。感觉上要比金光大道好一些。人物相对简单一些，事件也要简单一些。因此感觉上浩然处理起来也比较得心应手一些。金光大道中的事件有很多在现在也是无解，作者在书里要把这些事件处理好就难免要牵强一些。不过，总体上来说金光大道还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小说。

浩然的是中篇小说。

先在宝坻，后在香河，写北方农村对他来说不存在任何困难。

我觉得路遥还不能和前面的几位并列，他的长篇《平凡的世界》主要人物的描写过于小说化，实际生活中不可能，不真实。

在他们工作的城市进城上楼，而不是人为的在没有工作机会的地方进城上楼。

《金光大道》第三部到了一九五三年，在上一部中高大泉用一部大车钱帮助拼凑起来的周士勤互助组终于解体了，周士勤被村长张金发拉进了他组织的“竞赛”农业合作社，这是个富社，参与的大都是殷实富裕户，车多马壮，地多，起这个名字是要和高大泉搞的“东方红”农业合作社进行竞赛的意思。赛什么呢？就是赛发家致富。

冯少怀为了依靠村长张金发做靠山，加入了张金发的“竞赛”社。为了扶助张金发，帮他遂发家竞赛的目的，也遂自己发家的心愿，冯少怀告诉张金发：农村的许多农民嫌吃麦子细粮不抗饿，通常会在夏天收获了冬小麦后用麦子交换粗粮吃，而到了秋后收获了小米子和玉米等又会用粗粮换麦子做种植冬小麦的麦种。提前收购囤积粗粮棒子和小米子，“……过了麦收，庄稼人就要以细换粗，咱们一斗棒子，就能换一斗半麦子，一斗小米能换两斗半麦子；再到大秋后，庄稼人种麦子急着要种子了，一斗麦子，又能换上二斗半棒子，或是一斗半小米。……就这么一转手，得顶多少顷地的收成呀！”

（这是抓粮食的好手段，但不是产粮食的好手段，因为粮食是种出来的，不是交换出来的。）

当时的中国正在大搞基本建设，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打基础，全国新增几千万城市人口需要吃商品粮，农村也新出生了几千万人口，粮食产量的增加幅度远不赶不上人口增加的幅度。农民善于倒腾粮食赚钱发家是本事，但对国家没有任何帮助。国家需要的是农民把土地种好多打粮食，还要种植各种经济作物，为工业提供生产原料，支援国家建设。为此政府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以现在的经济理论来看市场决定一切，只要放开市场任由各种商品自由流通，价格自由涨跌，就会自然而然的活跃经济繁荣市场商品自然会制造出来。这是西方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理论。

但市场真的能自我调节吗？

麦收过后，冯少怀和“小算盘“秦富的大独生子秦文庆赶着马车带着小米子赶到粮食市上，准备全部换成麦子时，得到的消息是“…供销社先挂出国家的牌价，一斗半麦子换一斗米……”。冯少怀对这方面是驾轻就熟，与合作者迅速行动起来，拿麦子到市场上高调公开地以高于国家牌价的二斗麦子换一斗小米的价格进行交易，从而一举突破国家牌价带给人们的心理价位底线，并在市场价位达到二斗半麦子换一斗小米子的价位上把自己带来的小米全部换成了麦子。仅从这一点来说就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是多么的脆弱。

书中在夏收后跟着就发生了下暴雨洪水冲垮桥梁，水困天门镇的事件。政府的供销社的粮食销售一空。粮食价格已经涨到闹洪水之前的一倍以上，镇里的人眼看就要饿肚子，私人粮商依然囤积不售，大有饿死几个我才开心之势。县长谷新民在酒楼设宴让工商联主任伍老板召集粮商来开会，讨论如何为国家分忧解难渡过粮荒。结果是遭遇到粮商们的冷淡和奚落。这时县委书记梁海山打来电话告诉天门区的领导要依靠党，依靠支持党和人民政府的组织起来的农民，相信翻身农民的觉悟，同时从东北调集粮食救急；不要寄希望于奸商，他们只会趁火打劫。同时主人公高大泉在赶往区里参加解决粮食问题紧急会议时便号召党员和积极分子冒着大雨用人背、牲口驮的办法往区里运去第一批新打下来的小麦，安定了人心，压制了粮食商人哄抬粮价的打算。

在真实的世界里党和政府也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个时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挨了几十年饥饿而饿怕了的农民，集市是他们命运的体温表，是他们奔波的裁判台。可以说，这里牵扯着每一个个还没有坚定地走组织起来道路的那些人的大脑神经。不论到这里卖粮食的人，还是到这里买粮食的人，没有一个人来施舍，没有一个想得到‘慈悲’；谁也不想失掉点什么，而是想有所得，即使他是老实巴交、没有任何贪心的人，也不会例外。

“买卖粮食，是用不着捏手指头的，全凭口头交易。而这种交易的方法，农民，包括商人，都知道，是最容易吃亏，或者算盘落空。

“卖粮食的人总要先一步上市。他们的商品，有的是用背膀子背来的，有的是用肩头扛来的，有的是用毛驴驮来的，有的是用大车拉来的……后一种人最少。因为先上市的人，都是四处乡村来的那些想把粮食换成货币，或以细易粗，以粗易细的庄稼人。按照习惯的陈列规格，卖粮食的人要按着街道的南北两面而分别排成面对面的两溜。每一溜都是你的口袋和我的口袋紧紧地挨地立戳着。卖主站在自己的粮口袋的后边。面对面的两面三刀排粮食口袋中间，留下一个比较宽的甬道，以便买主来回走动、选看。有的人，尽管抢先占了粮食市的中心地带，是属于出手快、消息灵通、不易受骗上当的保险位置，他们也是左右拥挤，而不向前推进。他们知道，那样会影响买主的行动，堵住了路，自己受损失。有些稍迟一步来到粮食市上的人，急忙地把粮食口袋搬到最为理想的地方，挤个空子产稳，并不忙着解开口袋嘴儿，来招引顾主，他们先抹抹汗，稳稳神，小声地问问两边那些卖粮食的人：‘今儿个小麦啥价？’问了几个人之后，就找个自认为是可靠的人：‘求你给我看着。’于是，他便像一个买粮的人那样，从东边挤到西边，几乎把所有已经打开口袋嘴儿的粮食卖价问个遍，这才回到他的口袋旁边，心里有数地打开了口袋嘴上的麻绳。这时候，他的左右邻居又该轮到向他询问粮食价钱的高低起落情况了。实际上，他们也是像被问的人一样，刚刚照样地挤了一趟回来。卖粮食的人是不呼叫吆喝的，尽管他们急着想出手。他们都是静静地站在那儿等候，眼睛盯着买主走近，耳朵听着左右讨价还价的争论。买主看上哪个口袋的粮食，就一边讲价，一边审慎地观察粮食的成色，恨不能把整个胳膊都插进口袋里去，从舌头尖舔几粒，放到牙齿上嚼咬，试试干不干。有的虽然发行了这种烦琐的仪式，动了收买之心，又讲了好半晌的价钱，还是不声不响地走过去，奔别的口袋；有的嘴里说着贬低的话，手却拉起口袋嘴一盖——这个动作，就代表‘我买下’这句话了。于是，卖主就松了半口气，提起口袋，然后随着买主，从左右的羡慕或嫉妒者让出的口袋缝跨过，到墙根下边去。那儿粮食经纪正替买卖两主过斗。

“在粮食市上，经纪人是可怕的地头蛇。买卖双方没有不害怕他的，又不能不经过他们而最后成交。这是一关哪！那个经纪人的面前，放着一个长形的柳条笸箩；笸箩里放着一只木斗。那斗是五块板子组成的；周围四块，底儿一块，上口小，底盘大。斗帮两边安着两只耳朵似的木块，那是经纪人端斗用的。卖主站在一边，提着口袋，很小心地往那个放在笸箩中央的斗里边倒粮食；一见满了，赶紧停止。因为倒出斗外边，掉进笸箩里的粮食，不能全收回来，最后要归经纪人所有。等斗里的粮食一满，经纪人用手里拿着一把像木尺一般的东西，叫做‘趟板儿’；他用‘趟板儿’在斗的顶上横着一刮，就算量好；嘴里哼着歌一样的‘一斗来哟，二斗来哟……’同时提起斗，把粮食倒进站在另一边那个两手撑着口袋嘴的买主的口袋里。每个敢于上市的人都知道，粮食经纪手里的那块趟板儿是非常厉害的一把刀子：买粮食的人要是事前贿赂过他，他刮的时候，就让趟板儿卧着，连刮带按，量一斗起码得多量出半升；卖粮食的主儿要是跟他有交往，他刮的时候，就让趟板儿立着，连刮带挖，量一斗起码得少半升。他这样做的时候，那真是‘手疾眼快’，一般人几乎都看不出那个趟板儿是卧还是立，‘嚓’一下子就过去了，‘哗’一下子就把粮食倒进口袋里去了。就算是哪个人看出来有鬼，也不敢指出来，否则下边量的那一斗，你更得吃亏！”

以及基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曾激励过在我看来不可思议的多的农村知识青年。这也算是成功，社会意义上的，但不是文学的。他的小说甚至因此而比较假，因为他并没有写出农村的各色人物。严格说来，路遥大约只算成功地塑造农村中某一类人的心态，这就是不断向上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其实也就是他自己这类人。

是九十年代初俺家那里的省图拍卖旧书时买的，三卷本，书标的原定价是1.9元一本，俺是0.5元一本买下来的。这个就太划算了。

虽然《艳阳天》写于《金光大道》之前，但故事内容的时间却是在《金光大道》之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