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领导们”

对于韩毓海所认识到的韩丁和赵树理所描述的农村社会构成和农业生产方式与现代社会生产与金融方面之不配套，五十多年前的许多农村基层领导干部的知识水平和认识程度还尚未达到这个层次，有的领导者干部是热情追随，无条件的坚决率领治下的农民大军跟着党指的道路走；有的只是随大流，不积极也不落后；有的思想上想不通，心理上保留意见，一遇政策变化立刻反戈一击；有的思想上抵触，行动上拆台，阳奉阴违甚至直接对抗。

《金光大道》里描写了县区这两级的领导各两人：县委书记梁海山和县长谷新民、区委书记王友清和区长田雨，再加上村支书高大泉和村长张金发，就构成了具体执行国家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基层各级领导干部的代表形象。

一类：执行党和国家政策积极得力的干部

区长田雨是个转业军人，农民出身，从关外逃荒进关来打短工为生，与高大泉有旧交，所以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并不陌生，在执行上级关于保春耕、生产自救、农业生产支援国家这些政策时都坚定不移，从不怀疑和犹豫。对于高大泉这样自发自觉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走“组织起来”道路的农村基层党员坚决支持和鼓励，还任命高大泉任芳草地村的党小组长（后为村党支部书记），从而使高大泉在组织上处于村长张金发的领导位置，以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能得到贯彻和落实，而不会被张金发阳奉阴违。

县委书记梁海山也是转业军人，矿工出身，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老干部，在山区农村打过游击，经常下农村深入调查和研究，对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也十分熟悉。坚决地贯彻和推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从不怀疑和掣肘，积极依靠获得解放了的提高觉悟了的翻身农民，而对城市资本家、工商业者则持怀疑态度。

二类：执行政策不力的干部

张金发就是那种思想上抵触，行动上拆台的基层干部，他对最初上级传达的“发家竞赛”最欢迎，从心理及行动上都是接受和支持的，还身体力行的去宣传和执行，小学校老师于宝宗在村里墙上写的标语“发家致富”、“要发家、种绵花”就是村长张金发指导下拟的稿。但到上级传达国家搞工业需要绵花要求农民多种绵花时他却心理逆反不愿执行，回到村里则有意以“国家缺吃少穿，农民就得为国家牺牲”这种说法和采取会引起人们反感和抵触的命令方式来在农民中引起对国家政策的反感和反对。在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他还伙同粮食贩子一起将囤积起来的粮食藏起来，直接对抗国家的政策法规，最终被开除党籍和撤销村长职务。

区委书记王友清本是张金发参加革命工作的启蒙者和老领导，对张一直是照顾和器重的，直到芳草地村在高大泉的带领下搞互助组和合作社成了典型和榜样，而张金发则一再犯错，王友清才逐步疏远张金发，接近高大泉。王友清自己也是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基层干部，是被抗日战争大潮卷进来的，因为家乡抗日战争中解放得早是老根据地，他在与地主争一片枣林打官司中得到抗日政府的支持打赢了官司，从而亲近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对头地主家的小儿子随国民党部队回来，声言报仇，王友清不得不离开农家院，拿起武器为保卫胜利果实参加解放战争。革命胜利，家乡搞了土改，王友清和当时许多农村干部一样怀念起“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农村生活，要求退职回家当农民。在当时的副县长谷新民的开导和教育下才没成为“退坡干部”。并被任命为区委书记。但职务虽然提高了，认识水平和工作能力并没随之提升，是那种被潮流推动的随大流干部，也希望有好的表现获得表扬，但没什么自己的主见，上级让干什么便干什么，上级说互助合作应该推广便跟着推广，上级说互助合作搞过火了应该砍便跟着砍。

县长谷新民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从大地主家走出来的革命者，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水平高，扛过枪打过游击，自认为对农村和农民有深刻的了解，同时对城市资本家和工商业者也抱有好感。他的看法是：“…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是我们的理想，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会有各种思潮干扰它。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消灭了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自然有高度的生产积极性，用不着我们给他们划道道，撒开手让他们发家，设法把他们闹发家的热情调动起来，就会为我们将来搞社会主义创造出条件、打下基础。…”

谷新民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是合理正确的，但在当时行不行得通呢？建国初的社会和经济现实允不允许国家完全放手任由农民自已单干呢？靠单干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吗？农业生产的放任自流能实现国家民族的富强吗？

且看放任的结果如何：

“……自唐宋以降，江南即是粮食主要产地，特别是宋初自安南引进水稻后，‘东南之田，所种惟稻’，不过到了明代中期以来，这种情况却发生了根本改变，良田纷纷弃稻，此处原因全在‘乡民以种稻收薄，故为他种以图利’。陈梧桐总结了文献所记述的江南地区因为货币经济驱动，专务蚕桑而放弃稻粮，同时广植棉花、烟草、甘蔗等经济作物的情况如下：

“江南‘农田种稻者不过十之二三，图利种植者，则有十之七八’。松江府官民军灶垦田凡200万亩，大半植棉。苏州府的太仓州‘地宜稻者亦十之六七，皆弃稻袭花’，‘郊原四望，遍地皆棉’。嘉定县‘其民独名木棉’，‘种稻之田约止十分之一’。昆山也是‘多种木棉’。杭、嘉、湖地区尽逐蚕桑之利，‘浙之嘉湖南浔之地，遍地植之’。福建南部因‘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而种蔗者’，或者改种荔枝、龙眼等水果，以及染料作为蓝靓，烟草传入后，‘又耗地十之六七’，广东‘因糖利厚，粤人开糖坊者多致富’，此外，广东还广植荔枝、龙眼等水果，河南、山东则广植棉花，成为新兴的产棉区，江西、陕西则改田种烟，成为重要的产烟区。’（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藉出版社，2007年，第90页）。

“既然原本种植稻粮的土地，大部分改种了棉花、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因此，明朝中后期一直面临巨大的粮食风险，这乃是市场放任发生导致之必然。这种粮食风险在1640年代达到高峰，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私有制，市场化最彻底的富裕地区被证明无法抵御粮食危机，因为这些地区不生产粮食，口粮要中跨区去买，在粮价腾贵的灾荒时期，以富裕的江南地区遭受打击最为严重。……”（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九州出版社，第163-164页）

在今天的中国某些地区也完全放弃了粮食种植，有的以经济作物为主，有的则完全走向了工商业，所吃的粮食乃至蔬菜都需要从其它省份甚至遥远的外国运来，以今日中国的开放和经济状况当然是可以的，但在五十几年前还被封锁和敌视包围下的贫穷的中国，仍然处在战争威胁下的中国，需要尽快实现工业化的中国，需要尽快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保障国家可以在安全的条件下进行建设的中国，放任政策是可行的吗？

在当时的中国为了防止发生上述问题而对农业生产采取适当干预措施，引导农业生产按照国家需要来进行不是十分必要的吗？

说句题外话，如果某一天大灾降临，全球性的粮食减产，以前的粮食出口国停止出口，中国那些已经完全或几乎放弃粮食种植业的省份的人民将会面临吃不起粮的困境，一如几百年前，但估计不会饿死人，这种信心来源于对这个政府的信任。但如果这个政府如果被GZ们咒没了呢？换个政府能放心吗？对政府的某些专制和控制是不是应该给一些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