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韩毓海《五百年来谁著史》关于农村生产方式和农业金融信贷的观点，包含引述（美）威廉韩丁和赵树理的著作内容：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国家即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的缘故。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中国基层的金融-借贷机制，亦从此全为土豪劣绅、买办商人及帝国主义所垄断把握；而现代帝国主义势力，正是借助力中国基层金融信贷机制阙如这一点，才得以深入中国腹地。……

“……因此，农村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困境，便迫切需要建立起深入基层之国家金融-信贷机制。而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一旦允许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195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决要走农村集体化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信贷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现代制度不能建立在中世纪的经济基础之上，现代金融-信贷机制更不能以极小块的土地为抵押展开实行，国家深入基层的金融-信贷，必须以农村基层的组织化为前提。而没有国家、特别是国家信贷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建立面向海外市场的沿海加工基地，以廉价劳动力取得农村汇款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特别是农村基层汇款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

“（威廉）韩丁之杰作《翻身》，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的奠基之作，它不但得到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评价，（且得到另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高度评价）……正是韩丁和赵树理告诉我们什么是旧中国的农村的现实：土地被分割成鱼鳞状的小块，农民将如此小块的土地作为借贷的担保，土地产权从不清楚，这就必然造成高利贷盛行，高利贷导致中国农村的贫富差别乃是‘生死的差别’，《翻身》和赵树理的作品还让我们看到，自16世纪以来，除了利用那些基层的社会渣滓作为非正式的的税官鱼肉乡里之外，中国国家根本就没有接近过村落，在这个意义上，16世纪以来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建立在浮萍般无组织、无依靠的小农社会的沙洲之上，国民党政府当然也不能例外。……

“与当下中国的许多学者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特别是面向基层农村的国家信贷机制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行进生产力的条件，而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行进生产力’的肥料。”

“早在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曾经如此严厉批判以行政命令手段，取消、代替、破坏农村市场和农村金融-信贷的‘共产风’说：‘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于生产队某些财产无代价的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毛泽东呼吁：‘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亿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我相信这些久被尘封之历史，亦终有重见天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