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浩然——一位伟大作家和他的作品——《金光大道》 -- 俺老孫

浩然，被茅盾先生谴责的“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的那个作家。

浩然，本名梁金广，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人，生于1932年3月25日，在蓟县王吉素村长大，当过八年村、区、县基层干部。1954年到1964年先后任《河北日报》、《俄文友好报》记者、《红旗》杂志编辑。1956年以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步入文坛，以描写农村社会风云的长篇巨著《艳阳天》、《金光大道》、《苍生》等闻名国内外，《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曾被改编成电影、连环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翻译成多种外文，在日本、法国等地出版。浩然被载入《世界名人录》，1992年获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的世界名人“二十世纪成就奖”。

浩然专注于农村题材的写作，其巨著《艳阳天》创作于六0年代，洋洋三部几百万字的巨著表现的是人民公社初期，伴随着城市里的“大鸣大放”，某个农村二十几天里人心浮动，想要退社单干与坚持集体化的思想之间的斗争。情节复杂、人物众多、个性鲜明。对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对农村和农业生产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给予了肯定。

《金光大道》全篇四部，创作于七0年代，到第四部完稿已经是文革后了。创作时间虽晚于《艳阳天》，但其表现的时代却早于《艳阳天》，反映的是建国初期五十年代，刚刚完成土改的一个冀东农村“芳草地”的穷苦翻身农民如何从旧的单干一步步走上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的。《金光大道》创作时，集体化、人民公社在农业生产中的弊病已经开始显现出来，农民缺乏劳动积极性，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国内需要，国家不得不在城市实行粮食配给，并依赖进口来填补不足。作者作为一个农村合作化、集体化的亲身经历者、参与者和组织者，对农村合作化、集体化运动的过程的有着更为切身的认识和了解，同时又有着巨大的创作热情和精力，于是在文革下放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期间创作了这部反映当时的”翻身“农民是如何走上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宏篇巨著。到文革结束前《金光大道》出版式了第一部和第二部。文革后，浩然不可避免的被卷入政治漩涡，《金光大道》的后两部也因而终止出版，一直到1995年才重新再版，全书四部一次出齐，使读者得以一窥全豹。

八十年代浩然创作出了文革后的新著《苍生》，重回农村农民题材的作家前列，此书反映改开后农村农民的生活状况，曾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其中的母亲由著名女表演艺术家赵丽容扮演，获得巨大成功。

对于农村的改开，人们经常能记起“小岗村”，记起“土地承包”，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单干好，当初为什么要搞集体化？”农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上来的呢？真的是“毫无自愿的”被“用鞭子赶进来的吗？”

人们经常能从电视上看到记录着当地农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按血手印签下的分地契约。但恐怕人们不太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七十年代拍摄的改开前农村的生产劳动状况——农民们往往清早天刚亮就起来劳动了，但不是去集体的土地，而是在照顾自家的自留地和房前屋后种植的各种作物及自家养的家畜家禽，到上午九十点钟才陆陆续续来到集体的田间地头，有的人会象征性的干两下，大多数人则坐下来开始打扑克，到了十一点多就三三两两的回家吃午饭去了，吃完午饭忙完自家的活才又到集体的地头上点个卯、应个景，然后四五点钟又各回各家，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为什么（就连苏联斯大林式的严刑峻法也）无法迫使农民为集体劳动、消除消极怠工的现象，致使集体化最终走到了尽头？

这些问题也许可以在浩然的作品中找到答案。

抛开其中的政治因素，浩然的作品，篇幅宏大，人物众多，个性鲜明，情节生动，叙事严谨，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也是精品，浩然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大作家。

《金光大道》1995年版，全四册，共96.00元，俺是98年买的，唉小一百元呢，真心是不便宜。

• 浩然的书九十年代曾经再版过的。

《金光大道》正文开始的时间是1951年的冬天，解放的第二年，土改的第一年，故事发生在冀东平原一个叫“芳草地”的农村。

土改是土地改革的简称，就是把没收地主和富农的土地，除留给其自用以外其余全部分配给无地的贫雇农，具体情况可以参看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

分到自己土地的“翻身”农民就要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的第一次播种，这本来是极开心和高兴的事，可问题马上就来了，这些“翻身”农民原本大都极为贫困，“翻身”前以给人打长工或短工谋生，属于农村的“无产阶级”，基本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虽然分到土地和部分家具，但遇到春耕播种这样的大事仍然是锣齐鼓不齐、缺东少西，而主要缺的是耕田的大牲畜。虽然土改时分了些地主的牲畜，但仍不够每户一头。没有大牲畜，无法耕种。

在当时的农村没有大牲畜的农户一般采取的是搭伙和雇套的办法。搭伙一般都是亲戚、朋友间进行，互相串换牲畜和劳力合作耕种，这个要双方自愿，互惠互利，缺一不可，一户除了刚分得的土地一无所有的农民想搭到有大牲畜的富裕农户经常会被认为占了人家便宜而难上加难，何况如果不是彼此信赖的人家谁会肯把命根子一样的大牲口借给别人使用？雇套就不同了，要连人带牲畜一起雇，管吃管喝，另加工钱，没钱给粮，当时没粮，秋后补上。

《金光大道》里描写了这第土改后一个春天的春播，农民朱占奎家就雇了村长张金发的套，张还非要带上他的本家兄弟，绰号“滚刀肉”的张金寿来拉牲口，用朱占奎的话说：人吃马喂的就算了，就这个滚刀肉可真把人吃怕了，要酒要肉，吃完还要骂人。

关于雇套的经济成本由书中另一家没牲口耕种的贫农邓久宽的媳妇郑素芝做了说明：“……耕一亩地，现钱一斗棒子（就是玉米），还得管牲口料、人吃饭；里外一加，一亩地没有二斗多棒子下不来。我家七亩生地，耕一遍，就是将近两石棒子呀！就说咱们这个碱洼地，十年九涝，还断不了遇上大旱、风雹。撒上籽，也是碰运气的事儿。闹好了，打个三、四斗，这就顶破天了。八字还没一撇，我先给别人二斗？另外还有种子、肥料、工夫呢？这样里里外外一开销，我闹腾一年，不是白干吗？”

所以搭伙和雇套不能解决大多数刚“翻身”的贫雇农的第一场春耕播种

没有大牲畜还不是最难的事情，更难的是正当春播农忙的关键时刻主要劳力不能劳动，就是想搭伙也无法提供劳动来换工。在农村有个病有个灾就可能破产败家，即便是现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也还是存在的现象。《金光大道》中描写了一个典型例子——“大个子”刘祥，他的妻子因为长年劳累病倒了，刘祥自己又在操劳中砸伤了脚，无法与约好的中农户秦恺搭伙，一点口粮也换药治病了，如果春耕播种耽搁了，秋天没有收成，除了卖房子卖地就没法过下去了。

怎么办？

芳草地村的三位党员之一的高大泉去找另一位党员兼村长张金发想办法帮助刘祥。这两个党员村干部在之前因为标语口号是应该宣传“发家致富”还是“支援国家”产生了分歧，因为村长张金发买地主“歪嘴子”家的砖用来翻盖房子更加深了矛盾。在高大泉找到张村长正在用自家的大杠子驴加一匹据称是借来的大白马“卖套”给翻身贫农朱占奎家耕地。听了高大泉介绍刘祥家的困难，村长张金发的反应是：你汇报了，我知道了……贷款、救济粮刚发完，他又不是军烈属，不能找代耕，一些普通的老百姓，连种地没牲口这种事也找政府，政府管不着……你找我挑鼻子挑眼，要改标语，支援国家，闹了半天，就是这样支援哪！一个庄稼人，种地的，共产党一分钱没要，就把平展展的土地双手送给你，连种子都撒不到地里去，来找政府解决，还那么有理有词，这是支援国家，还是背累国家？……

高大泉的弟弟高二林相好了一个对象，想和哥哥商量准备春种完就结婚，对高大泉的心思全在无法播种的穷哥们儿刘祥身上，没心思顾及弟弟的婚事，甚至准备停下自家的播种去给刘祥家耕种的态度，高二林嘴上不说心里不满，见哥哥拿自家的一袋小米子准备送给刘祥家，就要求称个分量记个账。当哥哥一心想着如何帮助刘祥、邓久宽这些穷苦的翻身农民搞好土改后的第一场春播时，高二林想的则是自家如何发家致富，把自家的小日子过得像富裕中农冯少怀那样牲畜满圈、粮食满囤，决不过成刘祥、邓久宽这样子连种子都撒不到地里去。

正当高大泉想尽办法要帮刘祥度过难关时，有人却想借穷人的难处发财，向刘祥伸出了手。先是刘祥找开铁匠铺的妹夫佟铁匠想办法时，富裕中农冯少怀透过其参股的粮店通过佟铁匠借给了刘祥了一石棒子，眼看刘祥家连锅都揭不开，家里两个病人，如果地再撂了荒，秋天拿什么还这一石棒子？还不是卖房子卖地！为了给高大泉添乱，冯少怀还教唆自己老婆的表妹、高二林的对象钱彩凤煽动一心想过自己的小日子，对高大泉为帮助穷哥们儿连自己的家都不顾的作法心怀不满的高二林与其兄高大泉分家。接着另一位富裕中农“小算盘”秦富则打起了卖套给刘祥家的算盘，春播正忙的时候，家里几个壮劳力加大牲口卖套不但能赚得几日的人吃马喂好嚼贷，秋后还能赚得不少的粮食，多好的生意！本来与无牲口耕地的贫农邓久宽商量好搭伙种地的刘万就抛下邓久宽去外村卖套，不但赚得了几日的好吃好喝，秋后还能得一百多斤粮食。应了那句老话“不杀穷人不富”啊！

真正心贴心的、无私的想要帮助穷苦的“翻身”农民的还得是穷哥们儿，所谓“穷不帮穷谁帮穷”。

《金光大道》书中描述另一主人公朱铁汉（芳草地村的第三名党员，年轻、冲劲足、想问题简单）面对刘祥家的困难，他想的办法很简单，要帮刘祥找到搭伙的人帮刘祥把地种上问题便解决了，所以他让要求进步的青年秦文庆回家动员文庆爹“小算盘”秦富帮助刘祥耕地，得到的答复却是秦富一不缺劳力二不缺牲口，只肯卖套，不肯换工。

相比之下老贫农周忠把在接回娘家的老伴的路上看到和听到的经验带回了村里，为解决眼前的困难找到了办法。他在路上看到有人家用三头小毛驴拉犁耕地，人家说：两头一犋力量小，三头一犋顶大牛（团结就是力量之毛驴版）。而且人家也不是搭股子、搭帮、搭伙的，人家叫“互助组”。有牲口的和没有牲口的，劳力多的和劳力少的搭配开，强组带个弱户，没有一家雇套的，也没有一家为种地抓瞎的。

这个经验立刻得到高大泉们的重视，于是芳草地第一个临时互助组在为帮助刘祥家种地的迫切需要下诞生了。

居然还有人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让他修改《金光大道》，坚持宁可不出也不改，说这是历史。

农村题材柳青、浩然、路遥都不错

根本就没搞明白农村。

浩然几部农村题材小说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己对农村农民搞懂了。

互助组诞生了，完全出于自觉和自愿。

芳草地的两个党员和几个翻身农民积极分子组成了芳草地村的第一个互助组，要帮助多灾多难的刘祥度过春耕的难关。成立互助组的当晚高大泉和朱铁汉两个党员便把刘祥家不住人的西屋土炕扒了，把炕坏拆出来当肥料用。当第二天一早准备下地劳作的人们路过看到头天晚上还不存在的一晚上变戏法一样出现的一大堆黑土坏，听到老贫农周忠介绍病人有互助组员照顾，孩子可以继续去上学，耕地有互助组员来帮助完成不会搁荒时都惊讶于互助组的力量。对这个新生事物各怀看法。

富裕中农秦富家里没作干饭只吃稀饭，牲口也没喂饱，打着主意要卖套给刘祥家，却等不到人上门，饿得心慌，跑出来看情况，听周忠的话误会周家卖套给刘祥家，即羡且妒。

分家多年久不往来的秦富的弟弟秦恺则有不同的感受，他本来答应高大泉与刘祥搭伙，后来因为刘祥家有病人自己又受了伤不能出工，就甩开刘祥与外村的亲戚搭伙去了。但心中并非心安理得，颇感对不起村干部党员高大泉，面子上过不去，再看到高大泉为了几个困难户的操心劳神，更受感动，就去亲戚家牵回了大牯牛，为高大泉等解决了邓久宽家的春耕难题。

高大泉虽然办起了芳草地村第一个互助组，但并无理论基础和经验积累。但在当时的中国并非新生事务，在当时的一些土改早的老解放区，互助合作搞的也早，早已有成熟的经验。县委书记梁海山油印下发毛主席一九四三年在接见陕甘宁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传达关于号召改变延续几千年的一家一户单干的农业生产模式，走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并最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央精神。

《金光大道》这部小说虽然是文学作品，但作者来自于农村，长期在农村工作，亲身参与了农村集体化的运动，他所写的故事并非闭门造车，而是皆有所本，是来自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真实可信的。当他写翻身户土改后第一个春耕的困难时，那绝对是真的有那些困难存在，而当时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绝不是“发家竞赛”，而是“互助合作”，是党中央毛主席指出的《金光大道》——“组织起来”。

*题外话：《金光大道》中的主人公高大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经常把“建设社会主义”挂在口头上，并把“个体单干”、“发家致富”等与“建设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因为虽然中国农民都都没见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但毕竟有象耿长锁这样的中国农民去过苏联参观过苏联式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是什么样子，看到了拖拉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上进行耕作，几个人一天就可以耕完在中国需要几百人一天才耕得完的土地。半由党的宣传教育半由大家的美好想象，潜移默化地培养起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社会主义”=“集体化+机械化”，而一家一户的单干模式是搞不起机械化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反对一家一户的单干。党是这样教育的人们的，人们也是这样想并这样做的。

高大全这样的人在社会中也极少。

浩然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中创造了高大泉这个人物，计划外的催生了一个专有名词“高大全式的人物”，“高大全式的人物”成为那个时代及以后时代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和衡量标准。后来“高大全式的人物”这个词汇逐渐的变成了贬义词，成了讥讽和挖苦人的用语。其实浩然以谐音“高大全”这个名字来创作高大泉这个人物未必是有意为之，至少他并未真的把高大泉写成“高大全”。高大泉对于父母包办婚姻就没有坚决抵制。而且高大泉这个人知识水平较低，想问题过于简单、公式化，把农业生产方式简单地归纳为集体化就是爱国的“社会主义方式”，而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是死路一条。在工作方式上也简单化公式化，只要是搞集体化，不管是真搞假搞一概支持，单干的不管干的好坏，一概反对。

浩然在《金光大道》中还塑造了好几个正面形象，如：

一、朱铁汉是个简单直接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同时又是村里仅有的三个党员之一，民兵队长，基本上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高大泉让干啥就干啥的打冲锋式的人物。

二、老贫农周忠，是个人生阅历极其丰富，智慧过人，文化不高，水平不低的乡里三老式的人物。

三、中农秦恺是个庄稼院里的好把式（好手的意思），是富裕中农“小算盘”秦富的弟弟，早年与哥哥分家时吃了亏，年轻时吃的苦比哥哥多，解放后也比哥哥要求进步，秦富是不害人，也不帮人，不占便宜，也不肯吃亏。秦恺则在党员高大泉的感召下也学着主动帮助别人，还参加了最早的互助组。

…………

反面的角色有：

一、富裕中农（后来因为倒卖粮食升级为富农）冯少怀，他本是高大泉的表姐夫，但由于冯少怀这个人专门善于剥削亲戚，与高大泉翻了脸，后来老婆死后续娶了一个地主的寡妇，把前妻的儿子赶出了家，与高大泉的亲戚关系也就断了。冯少怀这个人在书中被评价为“食亲财黑”，赚钱心胆贼大，但由于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所以他赚钱的法子首选就是放“高利贷”，然后就是倒卖粮食，如果能够把别人的生活搞垮从而迫使别人出卖土地，这种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干。当然所有这些赚钱的办法都是新社会反对的。所以他很郁闷，对共产党政权极其在农村的代理干部也就满怀怨恨。在“发家致富”、“发家竞赛”的精神传达下来后，他马上去买了一匹大骡子。被那些“翻身户”看作是向曾想把冯少怀划为富农的贫雇农的示威。

题外话：在电影《金光大道》里扮演冯少怀的是一个老演员，简直把冯少怀这个人物演活了，尽管他演过很多电影角色，但俺一看见这个演员就分不由自主的叫出“冯少怀”，至今也叫不出他的名字。

二、“小算盘”秦富，是个富裕殷实的庄稼院的主人，长于算计勤俭致富，但有时算计的太过，用书中的话说是“体力劳动者偏患上脑力劳动者的病”。共产党掌了天下，不会有地主欺压他这等庄稼户，也没有大兵来要粮要捐，他本来对共产党政府感觉很好，可共产党号召互助合作，引得他的儿子、媳妇也想加入，又令他很不高兴。国家政策的经常性变化一忽鼓励“发家致富”，一忽“建设社会主义”也令他头痛。

三、“村长”张金发，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解放前他是地主“歪嘴子”的长工，但由于他是“打头的”，与普通受剥削的长工不同，他不但没吃过苦，在麦收时节还能与地主“歪嘴子”同桌吃饭，大鱼大肉，酒菜管够。他是被拉进革命队伍中来的，并土改时挖地主“歪嘴子”埋藏的浮财时立了功，不但入了党，还当了村长。在分房子时他虽然接受高大泉的提议，带头要的破房子，但却没接受高大泉的再次建议把院子里的木料留了下来。一九五一年冬天上级传达“发家致富”、“发家竞赛”的精神下来后，他就把心思放在自己如何发家上了，还买下了地主家的墙砖，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人物还有很多，随着剧情的慢慢展开各有其表演……

小岗村就是失败例子

书中县委书记梁海山给村干部们宣读了毛主席一九四三年接见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时的讲话《组织起来》中的部分内容：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

这段话的全文如下：

“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⑶。在边区，我们现在已经组织了许多的农民合作社，不过这些在目前还是一种初级形式的合作社，还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才会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我们的合作社目前还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私有财产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组织。这又有几种样式。一种是“变工队”、“扎工队”这一类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⑷，从前江西红色区域叫做劳动互助社，又叫耕田队⑸，现在前方有些地方也叫互助社。无论叫什么名称，无论每一单位的人数是几个人的，几十个人的，几百个人的，又无论单是由全劳动力组成的，或有半劳动力参加的，又无论实行互助的是人力、畜力、工具，或者在农忙时竟至集体吃饭住宿，也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总之，只要是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从前我们在江西综合了群众的经验，这次我们在陕北又综合了这样的经验。经过去年高级干部会议的提倡，今年一年的实行，边区的劳动互助就大为条理化和更加发展了。今年边区有许多变工队，实行集体的耕种、锄草、收割，收成比去年多了一倍。群众看见了这样大的实效，明年一定有更多的人实行这个办法。我们现在不希望在明年一年就把全边区的几十万个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都组织到合作社里去，但是在几年之内是可能达到这个目的的。妇女群众也要全部动员参加一定分量的生产。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内，都应该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广泛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生产合作社。”

4〕 “变工队”和“扎工队”，都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者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者畜工的由少出了的补给工钱。“扎工队”一般是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参加扎工队的农民，除相互变工互助以外，主要是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应该重点注意的是以下点：

一、在将来发展为苏联式的被称为集体农庄的那种合作社。集体化本来是农村共同富裕的手段，其形式就是互助合作，但苏联的集体农庄被当成了学习的榜样，并且当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最终演变成了“社会主义”=中国式“集体农庄”（人民公社）。

二、群众自愿参加（决不能强迫）的集体互助组织，就是好的。括号中的决不能强迫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互助合作的性质和成功与否，后来的集体化是否存在强迫？是否就是因为存在强迫才导致集体化的失败？

现在各地政府操持的农民“进城上楼”注定要被历史证明是一个无力无能治理农村的政府的急就章，是糊弄人的，做给某些人看的，是饮鸩止渴，所以，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大面积的人为消灭农村农民的暴行只会给后代造成麻烦。

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立足于农村现实，那就是农民必须靠土地生存，只有能够保证农民在土地上的劳动所得可以让农民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农村农民将不再成为问题，像圈猪羊一样把他们赶紧富士康给郭台铭满足他做庄园主的梦想，这是目前最愚蠢的官员们想出来的办法，你看为什么河南四川还要给富士康补贴让他来污染好山好水，这些官员脑袋里根本就不知道毛病在哪里，遑论解决毛病呢！

在《金光大道》第二部的开始在时间上是紧接着第一部的，夏天麦收刚过，由于当地很少种冬小麦的，所以夏天的收获很少，到秋天接上大秋还有三个月的荒饥要度过。政府为农民提供了以工代赈和生产自救的办法，修桥、修路、修水利征集大量民工解决了一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以工代赈问题。政府还提供了一些短期贷款给农民供其生产自救。但由于当时刚刚建国未久，国家力量有限无力也无法对数量庞大的分散个体经营的一家一户的农民进行普遍的帮助和救济，数量有限的贷款只能优先提供给先组织起来进行互助合作的有组织的农民集体——同时也是政府表明支持农民组织起来的一种政策倾斜。

高大泉的互助组就获得了这样一笔贷款准备用于购买大车拉脚跑运输。而村中的一位中农周士勤也想买车，有几户与他关系较好的穷户因为周士勤是一位好庄稼把式，又有大牲口，想与他合组一个互助组，但周士勤以几家合伙出资买大车为成立互助组的条件。这几家无力出资，这互助组也就成立不起来。这时周士勤听说了高大泉的互助组获得政府给的买车贷款的消息后就当众与村长张金发吵闹，听说政府的贷款有限优先提供给互助组便声言自己几家也是互助组，有资格获得贷款，与另一个吵闹索要救济粮的“二流子”（农村的流氓无产者）“滚刀肉”张金寿叫嚷高大泉与区长是“把兄弟”，花政府的钱和花自家的一样，一唱一喝。

高大泉的处理方式是顺水推舟，抓住周士勤当众宣称自己几家也是互助组的话把儿，把几家当家人拉到一起，拿买车的贷款当堵周士勤嘴的肉包子，连拉带推的把周士勤这几家人的互助组拼凑了起来。

尽管浩然是以赞扬的笔法来描写的，突出表现高大泉的大公无私和推动互助合作的全心全意，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了好心未必就能办好事的现实，至少这种作法并非无可厚非。

首先，周士勤这个互助组是生拉硬拽强拼凑起来的，周士勤是被用买车的钱堵了嘴无法食言不得不就任这个互助组组长的，他并不是真心想与其他几家组成互助组，而只是想占互助组可以获得贷款的便宜，而其他几家则是贪周士勤农活儿好，有大牲口的便宜，再经高大泉一番撺掇勉强凑成了互助组，并非自愿的，也非互利的，可以说这个互助组先天就缺乏共生条件，瓦解是必然的。

其次，周士勤这一闹，高大泉就把贷款让给了他，虽然这样做即促成一个互助组的成立，又堵了那些造“村干部和区干部是把兄弟花政府贷款和花自己家的一样”谣的人的嘴，但无意间却充分证明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至理名言。而这笔贷款本是政府从有限的资源中拨出来专为扶持搞互助合作的走集体化的农民的，却被高大泉如此“大方”拿来当肉包子堵别人的的嘴了，虽然高大泉知道国家财力有限，而未再向国家伸手，但仍然违背了国家扶持互助合作政策的初衷。而用“肉包子”堵别人嘴的办法绝非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贯彻政策的好办法，它只能收一时之效，从长远来看往往适得其反。

再次，高大泉把贷款转让给周士勤的行为，表面上的确是大公无私，但却伤害了他同一互助组的其他组员，因为这笔贷款是给互助组的，而不是给他高大泉个人的，他在未征得全体组员的同意的情况下便擅加处置，将贷款转让，即违背了互助合作“自觉自愿”的原则，也显得不尊重其他普通组员。还会让其他一些对互助合作运动不了解的人心生惧意，认为即使跟着这样的干部搞互助合作也是添不满的穷坑，永远无法过上富裕的生活。而且他没有先在自己的互助组内部充分讨论通过再这样做，就如同他在第一部里从家里拿小米子送给刘祥家一样，拿起来就走，对家里的其他人连招呼都不打，结果引起弟弟高二林的不满，认为跟着他日子没法过，以至闹到分家的地步。做为一家之主拿自家的财产去帮助别人可以随意处置，但对集体的财产也如此处置并视为理所当然，即使是拿去帮助别人，也是不正确的作法。所以很自然的便遭到组员邓久宽的强烈反对，虽然高大泉凭借自己与邓久宽的关系压下了反对意见，但并未从道理上说服邓。

出于对自己笔下主人公的爱惜，作者安排了一个碰巧的情节——土改分地主的浮财时邓久宽曾经与“滚刀肉”合伙分得了一挂木轮大车，并大伙凑份子买下属于“滚刀肉”那部分股权——解决了送出贷款后高大泉自己的互助组买大车的难题。这种巧解难题的情况在小说以后的部分中还出现过好几次。在农村集体化中出现的难题作者几乎都让高大泉碰上了，这些难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但解决问题办法则明显的是作者刻意经营的，实在很难说具有普遍性，难以推广并为其他农村基层工作者所借鉴。

按《金光大道》一里写的周士勤是个殷实的中农，很好的庄稼把式，是村长张金发推广发家竞赛的支持者，村里的行政小组长之一。

在第二部里讲到他争买车贷款时又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周士勤本来是个不愿意跟别人来往的人，但有个例外：凡是对他个人过好日子有利的人，必须来往。周士勤本来是个不大爱动气的人，也有个例外：谁要是伤害了他的个人利益，非动气不可！…”

这样的人在农村其实是很典型的，也是很常见、很普遍的。

就是这么个人，高大泉硬是用一笔买车贷款把他和另几户人家绑到一起拼凑成了一个互助组，这个互助组的组成虽然不是强迫性的，但也绝不是自觉自愿、互惠互利的，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互助合作也是一样。

这个互助组在周士勤的领导下是如何运作的呢？书中一位组员是这样描述的：“…他周士勤这个组长，总尽着自己合适，总计算别人：冬季天短、活轻的时候，他一个工也不用别人的，拼命往组员身上塞工；等到春季天长了，活重了，他又拼命逼着别人给他补工，把别人闹得没办法安排自己家的事情。这亏吃大了！”“…士勤是芳草地有名的庄稼把式，别人给他做活的时候，让你像绣花似地给他干，他还横挑鼻子竖挑眼，十回有九回不可他的心意。等到他给别人干活计，潦潦草草，猫儿盖屎一样，得对付就对付；让你说不好说，道不好道，真别扭！”

可是高大泉却认为这不算什么严重问题，大伙谦让一点，就没事了。

新一年的春耕遇上天旱不雨，政府号召打井抗旱保春播（和现在一样）。互助组组员各家的地并不在一起，当时打井完全依赖人力去挖，打一口井可能要两三天，先打出水来可以保证春播，后打可能就要耽误，所以谁都想先为自家打，周士勤以组长的名义让他互助组的组员们为他家的地先打井，结果起了争执，差点动手打起来。（相比之下朱铁汉以组长的名义下令停下正在自家地里打的井去先为组员家去打井，差距还真是大）

对此高大泉没有从自身生拉硬拽把几家硬凑成互助组上找原因，却认为是互助组的形式跟不上形势了，应该搞合作社了，问题就解决了。往好里说是回避矛盾，想绕过矛盾来解决问题，往坏里说那真是“驴唇不对马嘴”。

而村长张金发搞的另一个完全由富裕中农组成的互助组则完全是假互助，真单干，是为了获得政府和各级部门对互助组的政策支持而组成的，在互助组内部则完全是各家单干，“井水不犯河水”。在打井抗旱的事上也是各家打自家的井。

显然，互助合作本身是对的，但不是绝对的，是需要自觉自愿、互惠互利为条件的，还需要有足够认识水平的大公无私的领导者和适合的公平的管理制度来保证。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推广互助合作时像高大泉这样生拉硬拽、强拼乱凑建立互助组的工作方式并不少，违背了自觉自愿、互惠互利的条件；而且当时的农村也没有那么多有足够认识水平的大公无私的基层农村干部，处在摸索阶段的互助合作，完善的管理制度更是无从谈起。

叙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