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一些小讨论 -- 本嘉明

（一）

从1967年6月至1976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北京医院、北京医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妇产科医院和其他一些北京市、区所属医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部署下组成北京医疗队，每年一批先后共10批，总计4000多人，跨越千山万水，来到甘肃省的河西3地区（武威、张掖、酒泉）巡回医疗。他们爬雪山、走戈壁，跑遍了河西走廊42万平方公里的村村寨寨，探访了沙漠、草原的毡房帐篷，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满腔热情地为广大农牧民防病治病，在937000千人中对布氏杆菌病、结核病、妇女病等进行了普查。大力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培养当地赤脚医生，积极参加农村卫生建设，促使河西3地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河西走廊广大群众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千百年来，河西走廊的人民一直靠吃涝池水过活。这种涝池水极不卫生，它是各种疾病的重要染源。正如群众说的："涝池水，黄泥汤，大虫爬，小虫游，粪尿臭，不卫生，吃了就生病。"河西走廊，过去卫生条件比较差，疾病不断发生。北京医疗队来到这里以后，北京医疗队急群众之所急，在民乐县南古公社景会大队试改成功了"空心滤堆管道式自来水"型涝池，使千年的涝池变清泉，现在，在河西走廊地区还有许多被群众称做"京医池"、"北清泉"、"京医井"的水池和水井，都是北京医疗队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建成功的。在北京医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的努力下，"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河西走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广大群众都喝上了洁净的清水，健康状况大大好转。北京医疗队和当地群众一起，大搞以除害灭病为中心，以"两管"（管水、管粪）、"5改"（改水、改厕、改灶、改畜圈，改变环境卫生）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过去那种"人无厕所猪无圈，人畜共饮一池水"的落后面貌，大大减少了发病率，使一些地方病、多发病初步得到了控制和治疗。

北京医疗队大力协助各地党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从1971年以来，北京医疗队在河西地区帮助整顿、恢复和新建合作医疗站1460多个。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培训班、经验交流会、专题讲座和开办各种学习班的形式，轮训了大批县、社医院医务人员，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使他们的医疗水平得到很快的提高。据统计，北京医疗队在河西走廊的10年间，共举办地、县、公社医务人员培训班112期，轮训1880多人次，办13种专科培训班56期，培训910多人次，办赤脚医生培训班109期，培训赤脚医生2180人。大批赤脚医生的迅速成长，和他们的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河西走廊广大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血液。他们扎根群众，服务于人民，在搞好农村卫生革命和卫生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地群众热烈称赞北京医疗队为他们培养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二）

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的召唤下，中央卫生部所属科研单位、院校：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中医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医院等和北京市的宣武第一医院、第一传染病院、月坛医院、天坛医院、地坛结核病院、东城区儿童医院、西城区儿童医院等以及通县卫校、宣武护校，共计15个单位的医疗卫生人员2452名，行政工勤人员610名，以及各类非医务人员785名，走出高楼大院，满怀豪情，于1969年冬和1970年春，分批来到甘肃农村安家落户，他们被分配到52个点上，建立了县、公社医院和卫生院32家。他们还带来了大量的设备，无偿配给各搬迁院校共约900张病床（每张病床带有被褥两套）、20台各种心电图、24台X光机及大量桌椅板橙等设备外，还配给了价值约16万元的药品，对改善甘肃省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1970年1月30日，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的45名医务工作者，来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高山草原上安家落户。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名叫完尕滩。这里以及周围的广大藏族农牧民，听说北京的"曼巴"从毛主席的身边来到高山草原安家落户了，有的拉着架子车，有的骑着牦牛，翻山越岭，前来探望。他们把北京"曼巴"让到暖烘烘的房子里，煮奶、泡茶，嘘寒问暖。广大贫下中农（牧）的热情接待，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决心，来到这里的第3天，就组成访问团，深入群众，防病治病。他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跑遍了周围的农村、牧场，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受到广大农（牧）民的热烈欢迎。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他们是"毛主席身边来的好曼巴（医生）"、"贫下中牧的贴心人。"

庆阳地区是当年毛主席亲自创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70年初，北京天坛医院的部分医务工作者来到庆阳地区安家落户后，组成了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坚持热心地、千方百计地为老区人民服务，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位病人，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他们就为广大群众治疗各种疾病17.1万多人次，施行各种手术3400多例，而且抢救了危重病人258人。

庆阳地区塬大沟深，交通不便。医务工作者就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边远山区，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老区人民的心坎里。3年来，他们先后组成10个医疗队，到庆阳、华池、环县等6个县、18个公社、55个大队巡回医疗。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除了给群众治病以外，还和群众一起除杂草，清垃圾，修厕所，建猪圈，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了摸清当地群众的发病规律，他们还先后2次对莲池公社12个大队的18000多名社员作了普查，基本摸清了这个公社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的发病规律，并且积极展开了预防和治疗。

（三）

人民解放军是贯彻毛主席"6*26"指示，为广大农民群众防病治病的生力军。兰州军区各医院广大医务人员，热情地为西北各族人民防病治病，积极支援所在地区农村、牧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1965年以来的10年间，他们在做好部队卫生工作的同时，派出了740多个巡回医疗队，深入广大农村、牧区，积极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先后治病为280.32万多人诊治疾病，手术治疗2.11万多人。巡回在祖国西北巴丹吉林大沙漠的某部医疗队一次为牧民看完病后，听说在千里之外的沙漠南端，还有放牧的14户牧民，就又背上行装，骑上骆驼赶去。他们白天顶着烈日行军，晚上迎着黄沙露宿在戈壁滩上，经过12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放牧点。贫下中牧感动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骑着骆驼跑遍沙漠找病人，这都是毛主席领导的好呵！"驻甘南草原某医院派出的牧区医疗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帐篷和放牧点对重危病人进行了220多次手术，及时解除了贫下中牧的痛苦。广大医务人员还在各族群众的大力帮助下，认真地调查了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流行情况，科学地分析发病原因，先后研制出治疗子宫脱垂、腰腿疼、关节炎等疾病的有效疗法，并制订了预防措施。

广大解放军医务人员来到农村、牧区后，把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全区各医院和部队卫生队先后帮助农村牧区建立健全了659个合作医疗站，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牧区的卫生革命。某团卫生队从1970年以来，组成了52个巡回医疗组，帮助25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经常召开有赤脚医生、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合作医疗站存在的困难，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使合作医疗站出现一派新气象。某部医疗队为了帮助驻地文家寺大队医疗站解决药源问题，调查了当地150多种中草药，并把它们制成标本，写上说明，到群众中巡回展览，使这个大队出现了采、种、制中草药的群众运动。

在支援西北农村、牧区卫生建设的过程中，兰州军区各医院还采取定期讲课、办专题学习班、请进来实习、一起巡诊等形式，满腔热情地为各族人民培训了29.22万多名赤脚医生。某部医务人员根据驻地农村实际情况，编印了赤脚医生教材，办了86期学习班，使310名各族青年很快掌握了医疗基本知识，其中30%的人能采用中西医两法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有的还学会了骨折初步固定、外伤缝合、切开脓包等小手术，基本上做到了小伤小病不出队，中伤中病不出社。

兰州军区各单位医务人员在深入农村、牧区防病治病的过程中，积极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发动群众，开展以"两管"、"五改"为主要内容的爱国卫生运动。某团卫生队帮助牧区社队建立健全了卫生防病组织，制订了卫生公约、饮水管理制度、厕所粪便管理制度、环境卫生周打扫制度等，较好地预防了疾病的发生，提高了牧民群众的健康水平。

这年6月和8月，中苏在我国新疆地区又两次发生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这时，在克里姆林宫里，勃列日涅夫召集了以国防部部长格列奇柯为首的军方强硬派和以总理柯西金、外长葛罗米柯为首的政界要员，共同研究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办法。军界强硬派指出：目前中国的实际核打击能力还很弱，应趁此机会将其彻底铲除，一旦中国核打击能力强大起来，即使苏联在常规力量和核力量上占优势，也很难成功。有鉴于此，军方建议：一、必须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二、早打比晚打好，最好利用现在的时机动手；三、打击的重点应是中国的主要军事目标，尤其是中国西部的核基地；四、打击的方式应以核武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摧毁打击为主。而其政界人士则认为：军方的想法是极其危险和缺乏理智的，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美国。况且，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核反击能力，核弹头的多少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中国反击得当，苏联受到的打击同样是毁灭性的。最后，勃列日涅夫采纳了军方的意见，决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其具体方案是：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和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核打击。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如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

　　至于中国，正如１０月１５日晚柯西金待盛怒的勃列日涅夫稍为平静后说的：“ 也许美国的所谓核报复计划是恐吓，但中国的反击决心是坚决的。虽然他们的核弹头不多，但我们不可能在战争一开始就剥夺他们反击的能力。更何况他们在四年前就进行过导弹负载核弹头的爆炸试验，其命中目标的精度是相当惊人的。而且他们有了防备，现在几乎动员了全国所有的人都在挖洞。我们应该和中国谈判 。”柯西金谈话中的爆炸试验是指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中国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为２万～２．５万吨的原子弹，从数百千米外的双城子发射到罗布泊的一次实弹实战性原子弹爆炸。

这年6月和8月，中苏在我国新疆地区又两次发生武装冲突，战争气氛更加浓厚。这时，在克里姆林宫里，勃列日涅夫召集了以国防部部长格列奇柯为首的军方强硬派和以总理柯西金、外长葛罗米柯为首的政界要员，共同研究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办法。军界强硬派指出：目前中国的实际核打击能力还很弱，应趁此机会将其彻底铲除，一旦中国核打击能力强大起来，即使苏联在常规力量和核力量上占优势，也很难成功。有鉴于此，军方建议：一、必须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二、早打比晚打好，最好利用现在的时机动手；三、打击的重点应是中国的主要军事目标，尤其是中国西部的核基地；四、打击的方式应以核武器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摧毁打击为主。而其政界人士则认为：军方的想法是极其危险和缺乏理智的，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主要对手是美国。况且，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核反击能力，核弹头的多少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如果中国反击得当，苏联受到的打击同样是毁灭性的。最后，勃列日涅夫采纳了军方的意见，决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其具体方案是：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导弹部队，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和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核打击。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如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卢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的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

60年至62年，中国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有所停滞甚至后退，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被砍”。据1962年的不完全统计，农业中学从22600所、230万名学生，一举砍到只剩下3715所、26.6万名学生；小学也被大批砍掉，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958年的80.3%，猛降到56.1%。由于学校被砍，加之交通不便，不少中小学生辍学。

196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有重点地办好一批全日制中、小学校的通知》，明文规定要求各地选定一批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的数量、规模与高一级学校的招生保持适当比例，高中应全部包括在这类学校内，与高一级学校形成“小宝塔”，并集中精力先办好一批“拔尖”学校。按照这个通知精神，各地中小学甚至大学大搞“小宝塔”、“教育双轨制”。根据腾讯网报道，这些重点中小学有相当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学校”，延续了邓小平教育精神的“一贯制”链接出处。这些学校收费比较贵，也不招工农子弟，工农子弟就只能上普通学校，也因此失去了上中学、大学的可能。

1960年至1966年，教育部奉行“小宝塔”理论（虽然这个理论的出台是1962年，但在1960年就已经开始出现迹象了），各地大中小学为了追求升学率，对无法负担学费的工农实行“双轨教学”，重点中小学中真正的工农子弟比例非常小，这也直接反映到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