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我在后面的帖子中已经说到这个问题。

西方的传统不是家天下，而是“家分裂”——封建。

TG有着全世界最大的一群为公的公仆

道一句,楼主,中国语言是最博大精深的语言.

上联：北京梁思成故居维修式拆除；下联：重庆王立军市长休假式治疗。横批：汉语无敌

《礼记》的最后一句，似乎有两处有疑问，一个是两个“着”都应为“著”，这是简繁转换中很容易出的问题，另一个是“埶”似乎应为“势”。胡说勿怪。

我这段话是从网上复制贴过来的，不准确。

再论一与公的哲学：兼谈中国的中庸智慧与西方的普世价值

Ps：2012年3月4日的补充

参见《从juste的翻译出发……》

价值观是在一生二之后才会出现，在“一”的世界里，是不存在价值的。我们看看老子如何看待价值问题，《道德经》第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不把一分成二，就不可能有善恶与美丑。道的世界是“一”，因此，生二，生三，生万物是自然之作用，执着于所生之物的一边，是人的偏见。因此，当人们执取一边的时候，离道就远了。必须两者衡平，取中道，行中庸，才能离道不远。西方的“普世价值”就是执取二分之一，而推广至“放之四海而皆准”，就会极端化。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多党制可以起到克服极端化，防范风险的作用。

但是中国文化本来所具有的中庸智慧，使中国人并不执取一端。儒释道，儒墨法，相互平衡，不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极端思维。基本上，中国真正搞“普世“的时间不到三十年，也就是1950年到1976年，可惜的是，今天很多知识分子却拿着”普世“的旗帜反文革，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我一直说，中国的极左和极右是一家人。就是这个原因，他们都喜欢”普世“，坚持自己这一边的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其特征都是缺乏宽容精神。当现实与理论发生冲突的时候，否定现实，强调普世的理论。1980年以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21世纪就转过来，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看上去截然相反，其实质异曲同工。

中庸智慧，对“一“的怀念和对”公“的理想。这三者一体相成。一则公，一（二元对立之前的一）则不执取，则中庸。这构成中华文明的最顶层智慧。Leebamson说中华文明的真正的内核是”虚“的，也就是这个意思。无论太极，太虚，还是“道”，抑或佛。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虚”和“空”，这本来也是“二分之前的一”的特质。一切价值都是二分之后的产物，执取而固，就是所谓“普世价值“，这是西方文明的特征，思想冲突就会非常激烈，以至于用刀剑来解决思想问题，以至于“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而中国强调那个最初的“一”，意识产生之前的体验，不忘记这个“本源”，因此当中华文明在现实中遭遇极大困难的时候，会重新回到这个点来寻求答案：实事求是（出自《汉书》），而不会固执于既定的原则。这也是为什么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而不衰，屡遭磨难，而总是能够不断“继绝学”，重新爬起，复兴。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有韧性最有生命力的文明。

关于此一节内容，请参看：

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观

http://www.here4news.com/article/3649936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中国的一党制。很多人提起中国的一党制，往往说苏联如何如何，朝鲜如何如何，但是它们的存在只有参考意义，直接它们的结果来推论中国的结果是没有道理的。例如，我前天看到一个男人心脏病死了，据此我就推论其他男人都会因为心脏病而死，这一定是思维有毛病的逻辑：因为人跟人是不同的。当然，国家跟国家就更是不同的。所以，美国的多党制比较成功，不能推论海地的多党制就会成功；同样，朝鲜的一党制不成功也不能推论中国的多党制一定失败。中国搞的有中国特色的一党制。

我们在刚才的哲学分析中已经说明，对于“一”来说，实际上就是“无”，也就是说要超越二，而不是二中之一。否则就是“偏私”，一定造成系统的极端不稳定。伊斯兰世界的一党制常常处于这种情况。例如伊拉克，有两个敌对的教派（兄弟萧墙常常比对付外敌更厉害），一个是多数的什叶派，一个是少数的逊尼派。萨达姆是逊尼派，其复兴社会党逊尼派的执政党。而两个教派因为宗教的“普世价值”而无法调和，在这种情况，其一党制就是国家的一部分人控制另外一部分的工具——另外补充一句，伊斯兰的教派基本上是出生决定的，而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苏联的情况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苏维埃准备建设一个“公”的国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西方文明企图超越封建（资本主义的私人资本占有是封建的残余），以公来克服私的伟大尝试。但是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严重限制了苏联的道路。从政治上说，共产党本来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了现实“党代表人民”的目标，它就只有把所有的人改造成“人民同志”，改造成属于“公”的人，这样党才能占据“公”的位置。但是这条道路因为“人性的坚固”，不可避免的遭遇了巨大的反弹。这种使用政治暴力对人加以改造的方式，其代价就是思想的僵化和社会的一元化。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果在分裂为二之后，只能取一边而弃一边，对于社会来说，必然导致阴阳失衡，非长久之道。不严加管束，则对立面会增强；严加管束，社会则丧失活力，人心不满。阴阳转换，乃自然之道，阴久则转阳，阳盛则变阴。天之道，非人力可为也。苏联模式的崩溃是必然的，戈尔巴乔夫只是个执行者而已。

在经济上，同样由于西方的二元对立模式，苏联也只能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搞二选一。苏联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极大地发挥了其优点：不再有购买力相对不足导致的商品过剩，克服了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水平很快，由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重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它也发挥计划经济的弱点：商品不足。这是导致苏联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从1950年代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达到了与苏联类似的结果：没有商品过剩，只有商品不足；重工业进步较大，但是消费品轻工业严重短缺。任何从那个年代经历过来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那是一切都要“票”的年代。但是跟苏联相比，我们的发展时间更短，基础更薄弱，商品短缺就显得更加突出。

在政治上，如我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下）——文不对题的总结》中所说：

76年以前，中共以改造社会，力图使整个社会成员变成“公”来解决工人阶级党（party）与国家公器之间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证明这条极端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把自己改造成全体中国人的党，来解决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前面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力图使社会来适应党的理想和性质；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力图使中国共产党来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

中国在80年代以后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放弃了苏联式的西化的“普世价值”（现在中国很多崇拜美国的知识分子言必称普世价值，他们不知道当年挥舞普世大旗的正是苏联）。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句话用在中华文明身上，同样也是合适的。

所以现在对中国人传教一般就讲新约，相对温和一些。

这些文化因子可以不费劲的渗入每个中国人的思想

我果然对传统中华文化不怎么熟悉。

初来咋到，请多关照。

中国在80年代以后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放弃了苏联式的西化的“普世价值”（现在中国很多崇拜美国的知识分子言必称普世价值，他们不知道当年挥舞普世大旗的正是苏联）。也就是放弃了二元对立的“二选一”，承认多元化。从哲学上说，价值观的一元化实际上是二元对立之后的选择的一，其典型是西方式的“普世价值”。而中国传统的中庸和对二元对立之前的“太一”的追寻，除了极个别的时期（如清朝初年的文字狱，其原因主要是文字狱），始终是以多元文化共存为特征的宽容文明。因为太一在二分之前，所以其本非对立之一，就是就自然可以与“多“相应。如果我们真正比较现实的中西历史，就不难看出，中华文明的特征的宽容和多元。我在《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中的普世价值》中说过：

中国文明史上从来没有一神教占主体的时期，因此并无所谓普世价值。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阴阳互补。是以“和为贵”，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中庸之道。也就是说，正确的说法可能并不全对，错误的说法也并不完全没有道理。所以，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能够包容异己的文明，在中华文明史上，纯粹因为思想问题杀人极其罕见，只要不涉及到跟权力相关的政治，权力一般也很少给你找麻烦，你不干涉权力，权力也不干涉你。儒释道，三教九流不仅可以在人群间和平相处（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局限于用嘴和笔），甚至可以在个人的思想内部和平相处，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的例子太多了。李白、苏轼、朱熹、程家兄弟……尤其唐宋以后，中国传统上，很少有知识分子不是杂糅三家的，甚至更多。就连帝王的官方意识形态，虽然以儒家为主，但是也很少排斥其他学说。汉朝以后虽然以儒家为立国之本，但是佛教的大法师也请来给皇帝作老师。即便是基督徒，也可以毫无困难的在朝为官，没有人要求他思想改造，与孔夫子保持一致。可以说，中国古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组织方式是，推行儒家文化，但是并不反对和禁止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

文革的思想禁锢和大规模的“思想犯”，在中国历史是是“异数”，而不是常态；其原因不是中华传统，而恰恰是西方传统。原因是受西方传统中的普世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今天对文革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却拿着西方的“普世价值“作为武器，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犹如得了风寒的人发了烧，却继续吹凉风以求痊愈。

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多元化，是传统精神的复归，逐渐表现出汉唐时代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如果我们的目光不是停留在所谓正式的政治舞台，而是关注民间，那么中国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自由和文化多元程度，以及对相异文化的学习精神，是目前任何西方国家难以企及的。

那么有人就会说，80年代中国是一元文化社会，那么搞一党制是匹配的，现在的社会已经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多元化，怎么还可能继续坚持一党制，而不是多党制呢？西方国家就是在神权倒塌以后，社会逐渐多元化，与此相对应形成多党制。凡是搞一党制，搞一元化的，最后都失败了。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苏联，最后都破产了。中国的一党制也是一定搞不下去的。

这是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想法，也是我在2011年以前的观点。这个思考的逻辑是这样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社会的多元化与多党制相匹配才能成功

小前提：中国的社会已经多元化了

结论：中国只有搞多党制才能成功。

这个三段论跟大部分有问题的三段论一样，毛病出在“大前提“。现实是：”“西方”社会的多元化与多党制相匹配才能成功，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多元化必须要与多党制相匹配才能成功。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并不成立，结论自然就不可信。搞逻辑一定要严密，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病，吃不同的药。糖尿病人吃胰岛素才能生存，低血糖病人吃胰岛素就是找死。因为一种药治好一个病人，就拿这付药给所有的病人吃，这种江湖郎中草菅人命的做法居然在国际政治中大有市场。有点社会经验的人都很容易理解：“人和人是不同的。“那么为什么就那么难以理解：”文明和文明是不同的“呢？

文明的重要性层次是高于制度的，如同一个人的品性比他的职业更重要。同一个文明可能经历很多的制度，欧洲从古到今天，历经奴隶制度，封建贵族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其气质并无太大改变；而中国也是一样，从夏商周到今天，典章制度每个朝代都有或大或小的变化，但是文明源流的脉络依然清晰可辨。制度只是具有某种气质的文明在某个特定时期因时势的影响所做出的反映而已，并不具有绝对性，更没有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当我们考察一种制度对于文明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理解这种文明。

如同，我们不能抽象的回答：“人是否适合经商或者做学术研究。”我们只能在了解具体的人的性格之后，才能说张三适合经商，因为他很精明；李四适合做研究，因为他智商高，而且耐得住寂寞。性格决定人的命运，文明的气质决定文明的命运，也决定了在特定的时势之下，它适合哪种制度。

觉得您那个热病盖被的比喻似乎不太贴切，如果我的了感冒有些情况下就捂一捂，给身体一个信号，身体就出汗降温，有些情况下就能起到退烧的效果。复杂体系下有时外部因素鞥祈祷的影响是不能简单地预测的。以上一时想起，胡说勿怪。

鄙人无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