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在中国，至少在《礼记》中，公的精神就是政治的最高文明形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也。三皇五帝时代的公器意识成为中国古代对于一切政治意识的最高典范，即便是“家天下”的皇帝，也不能不把三皇五帝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而这个伦理上的合法性对皇帝的家天下本身就构成了制约。清代的朱彬在《礼记训纂》中就提出尧舜为公，在注解中提到：“禅位授圣，不家之。”而在注解“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时候，写道：“传位于子”。

这个注解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古代并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没有言论自由，即使在文字狱为祸最烈的清代，文人还可以质疑皇权继承人的伦理合法性。另一方面也是在说明，中国古代皇权家族就坐在了这个“公”的位置。除了他在自己家族继承问题上的“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政治权力的发源和合法性，从理论上完全来自“天子替天治理天下”这一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站在了一个相对“公”的位置，有关这一问题请参见我写的《从“好皇帝，坏奸臣”说起》。

中国在隋唐超越“封建”之后，实现了人类文明史上最高的“公”，形成了中国的“公”文化传统。今天要解读中国的政治密码，就必须首先解读“公”的问题。“公”的概念占据政治核心，这是中华文明的特殊现象。当我们习惯性地用“公正”“公平”来翻译西方的juste概念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误读和错解了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从来没有像中国那样重视“公”。我们用自己习惯的模式来理解西方的政治，就像我们以“皇帝”为模型来理解西方的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