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公私”概念出发理解中国和西方 -- 慧诚
从哲学的角度,西方是二元对立的精神。在“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后,其思想的溯源最终只能到“二”这个位置,这是语言本身的限制决定的,因为语言本身是二分之后的产物。但是中国则始终没有放弃对“一”这个根源的探索。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佛曰:不可说。子曰:天何言哉。中华文明特别强调实践性,《论语》第一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篇是理解中华文明的根本密码:实践。
但是实践的感受是无法用语言完全表达的,因为实践是“存在”本身,而语言是对“存在”进行二元对立加工之后的产物,它不可能真正深入存在。我并不是怀疑语言的作用,就像我现在写的这些东西,只能使用语言。但是语言本来就永远也无法跨越思维和实践之间的鸿沟。
西方文明的特点就在于对语言logos的信任,无论是从古希腊还是到基督教,以及当代的科学,语言始终都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无论是中世纪,还是现代精神,都把语言放在基础性的位置。二十世纪人文学科的语言学转向,更是把语言学作为一切人文研究的基本范式,当然由此也引发反弹,这就是所谓后结构主义。德里达对logos中心提出了质疑,但是他还是只能在语言内部提出质疑,如同杰姆逊在《语言的牢笼》中质疑牢笼,不过是用新的围栏来反抗旧的围栏,所有对语言的质疑都被重新纳入语言的体系之内。——不过,请不要把这段话极端化,西方同样也有实践精神,不断有人发出对语言权威的质疑之声,但是相比中国而言,对实践的强调和对语言的质疑都相对弱一些。
中华文明对语言的不信任是由来已久的,主流的儒释道,无一不是如此。“欲辨已忘言”是中国文人的习惯性表达。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太极才是最高之处,也是难以表达之处。中国人尤其重视直接的体验,也就是还没有分为二的一,我们总是对那个最初的“一”念念不忘。当中国人说要“一分为二”的时候,我们不是在强调要把事情分成两边,而是强调对于已经分开的两边(善恶,利弊)都要看到,不能偏废。也就是说,当我们说“一分为二”的时候,不是在说“二”,而是在强调“一”。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任何一边,都是从那个“一”里面分出来的,还有另外一边值得重视,不能忘了。——始终重视这个“一”,我们就能保持中庸之道。
本来是说政治,却拉拉杂杂了一堆哲学,似乎有点远,但是我感觉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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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公,应该是公仆吧 葡萄去哪了 字153 2012-03-03 23:11:35
🙂公与革命 18 慧诚 字1832 2012-03-02 08: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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