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民主和集权问题 -- 慧诚
哲學觀再去審視世界，這個融合將會孕育出一個偉大的進化。
现在物质的移动和资讯的传播和古代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而中华传统文化在这两大革命的转换中都出现了断代（内地），因而儒释道在理论阐述上与现代社会结构都没有形成对接，造成大部分人不能深入的理解这些理论，但这并不妨碍这些传统哲学对现代社会的解构，万法归一，变的不过是无数的外延，那些通达天地的核心依然静静的在那里等着那个去揭示他的人。現在的中國已經具備了融合的條件，內在的力量勢必噴湧而出。
你无非非要我接受你的术语系统罢了。你不喜欢“意识形态”或者“合法性”，那你就把我的帖子中的相应词语自己替换成“正统和天命”吧。意识形态和正统或者伦理之类的其他的什么东西在西方的传统下就是一个“法”字。马克思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什么落在了那个“法”上？
而你所谓的“我只认一点，中华民族要生存下来并将继续生存下去，直到人类文明的尽头。”难道就不是一种价值尺度或者意识形态或者合法性了？西方人完全可以给你扣一顶“民族主义”的帽子，然后用“普世价值”来揍这个“民族主义”。
站在文明角度的考量实在非我等所能知晓，只能希望文明新曙光在中国人手里诞生。
那些有或曾有过信仰的人，很难不对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产生恨意。
不明真相也不去寻求真相，墙头草两边倒，目光短浅私欲熏心都罢了，偏偏还喜欢瞎起哄，不懂装懂，以自己的浅薄去亵渎伟大。
坚守信仰并非是最艰难的，艰难的是人言可畏。
您所说的那些其实是目前宗教学界主流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路线。确实，如果对宗教的批判在神学领域中得到完成的话，那么剩下的就是对法的批判，而宗教主要发挥影响力的地方确实不在其神学层面，实际上一般的信众往往是缺乏神学训练的。因此宗教确实就更大的层面来说是一种政治现象。基督教真正发挥其重大社会组织作用的，恰恰是其团契生活所造就的一种社会身份的共同体，其认同在现实层面更多不是一种理论上的证明，而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就目前中国社会中基层缺乏具有伦理功能的社会板块之现状而言（基层居委会很大程度上缺乏社会组织力，乡村的宗族社会随着城市化也趋于瓦解，而过去的党内民主生活会也流于形式了），问题确实很严重了。基督教也许在城市是一个时髦玩意，但是在乡村却是切切实实地发挥着组织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可能造成社会认同的分裂和社会离心力的增强。
至于讨论中会发生一些概念的误解那是必然的，当代哲学解释学告诉我们，偏见必然会发生，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解释学处境去理解问题。不过即便是发生了误解，只要是有利于大家对问题的进一步认识，那多多少少都是有利的。
如果您想结合现实问题的话，那么发在时政板块也无妨。
今天的人、資本主義的人、新時代的人能離開給與我們生存資源並承載我們的地麼？
今天的人、資本主義的人、新時代的人人能違背宇宙自然規律的天麼？
那天地人這種基于古代农耕文明发展而来的传统宗教和意识形态內核实际边缘化了麼？
微博、网络社区以及论坛开始的未來社會形態，大規模的協同共享組織不再需要包容（仁）、互助（義）、共贏（禮）、創新（智）、誠實（信）了麼？
社會構成不再有父母與子女、丈夫與妻子、長輩與晚輩、上級與下級、個人與朋友的關係了麼？
個人愚鈍，想像不出所謂的全新的国家组织形式与民族组织形式會是以什麼樣的面貌出現，見諒。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6370877o1p1.html
雖然開始什麼1982年的什麼大會俺沒找到出處。
党章中本来也提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并不矛盾。
小布什之后就是民主党。
这是个根本问题，也就是说，其实你所描述的制度：
1、会选出极端的人
2、在选出极端的人之后，无法保证其不继续走向更极端。小布什初任其实就是反映了第一个问题，连任就是反映了第二个问题，只是小布什没有走向更极端而已。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连自身都无法保证可持续运转的制度！而且，这也是可以结果最坏的一个制度。
连自身都无法保证可持续运转的制度，其实没必要浪费那么大的精力去讨论。
希特勒从民选总理变成独裁者并不是他简单的以总理身份宣布一下就成了,就是普京都没这么大能量.
他是在兴登堡去世后以总理兼任总统职务才可以独裁的,因为当时德国总统的权力很大,德国的总理并不向议会负责,而是向总统负责(希特勒能当总理就是靠兴提携,他的党在选举时并没有取得多数席位,好像在部长里连三分之一都不到),两职兼任,既当会计又当出纳,当然什么都是他说了算.而且俺不知道他继任总统是因为总统突然去世的临时任命还是议会提名的,但肯定不是竞选出来的.
所以说当时德国的政体并不是现代一样的民主制,有很浓厚的帝制色彩,原因是这个制度还很年轻,是帝国战败加革命(革命者还给镇压了)后的产物,事实上魏玛共和国里的实权人物兴登堡是个保皇派,就根本不喜欢民主.
并无任何现代组织需要儒家。儒家还是想着怎样避免灭亡吧。
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帝党，后党，外戚，太监...
太祖早就说过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个假托天意的天子，整天宅在金銮殿里，以为批批奏章就可以治天下了？首先这一点，你皇帝做得就不合格。
只有在皇帝左右为难的时候才出现你说的那种路线之争，才出现所谓的“坏奸臣”“好忠臣”之分。既然好方案，坏方案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那当时又有谁能保证“坏奸臣”的方案一定不可行呢？事后诸葛亮般的议论评价谁都可以的。
题外话，思路还是“上面是好的，是下面执行走样了”的老套路，且tg高层一心为公的话，那就不会有那么多它们子女配偶同僚的八卦了。文章后半段有抹粉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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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键性分歧，在于看待事物的动态性和静态性。
从我们今天已熟知的西方文化出发，静态分析遍及我们周遭的一切，即便是所谓的“动态”，事实上也是可以被拆分为静态的。静态的事物总是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分析得一清二楚的，故而西方人永远都在追求一种穷极可能的“精确”与“精致”，在现代工业化或科学界，体现为极度的数字化，而在人文社会领域，则追求一种尽可能完美的制度化。因此各种哲学哲思，各种学说假说，全部都事无巨细地去追究各种边边角角的可能性，以此达到“一切尽在掌握”。
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后，这种静态思维化具备足够的优越性，他能让白痴也可以对照着各类“说明书”成为各种“专家”“学者”“医生”等等等等，于是一直制约农耕时代的人才短板被迅速抹平，社会由此飞速发展。纯就“工业化”本身来说，并不是特别稀奇的事物，古代波斯，秦朝都搞过游牧和农耕版的工业化，不能带来社会巨变的缘故，与传承性差关系很大，组织模式和科学技术都很容易失传，而传承的关键自然就是教育和人才储备。古代中国在教育和人才储备上一直领先于西方，直到明清后，老本才吃光。
只是当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静态思维的弊端也终于开始显现了。科学技术也有个极限，究竟是人为科技服务还是科技为人服务，以静态思维来考虑，那么就需要判断一个时间点或百分比，即什么时候开始以人为科技服务为主，然后又持续到何时，以期达到科技反馈人类的目的，而这其中，又以多大强度地服务效果最佳？可以想见，对于一个基本无法预知的“未来科技世界”，怎么可能出具一份详细的“研究报告”来说服所有人。如果没有网络，那么工业社会的统治者大可继续西方深入骨髓里的歧视性教育政策，让大部分普通人“输在起跑线”上，来达到胁迫所有人走自己估计的那个“完美路线图”。网络时代，真知灼见比比皆是，教育垄断和信息控制的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于是静态思维自然走进了死胡同，因为不可能扔出一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这个世界的“人”太多了，根本控制不住，想让多数人变成印度版的“双足羊”，难度太高。
那么什么是动态思维呢？这个问题很大，可能需要很大的篇幅，估摸着年后会写。中华文化，以西方的静态思维分析，那是很容易分析透的，可是换成动态的内核，自然也就别有洞天。一句话，动态思维不需要标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