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主持：回过头来再说大脑。您认为目前关于人脑的最大误解是什么呢？您刚才说关于量子物理学的最大误解就是量子计算机很容易制造，那么关于人脑的最大误解是什么？
加：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CIA与美国政府很担心洗脑的力量。在朝鲜战争期间，我们见到很多被俘的美国士兵公开谴责美国。我们以为共产主义阵营找到了操纵大脑的方法。于是CIA尝试了很多不靠谱的方法，例如药物、催眠与心理暗示等等。最后CIA推出了一个名家MK-ultra的项目，花费了好几百万美元，雇佣了物理学家，化学家，通灵师，任何声称自己能凭借意念找到苏联间谍的人，任何声称自己与赫鲁晓夫意念相通的人。当年的项目档案我也见过一些。这一番折腾得到了什么成果呢？一点也没有。
当时的人们误以为大脑本身就具有精神力量，我们可以通过精神力量移动物体。但是现在在实验室里我们正在这么做。我们将人的心智与外骨骼连接起来，使得受试者成为了钢铁侠。这些机械外骨骼手脚远比一般的手脚要强壮的多。我们可以将人脑与互联网相连，让人操纵地球另一边的机器人。杜克大学与日本的合作伙伴已经让一只猴子通过互联网操纵了地球另一边的机器人。所以说心灵感应、意念制动、录制记忆、拍摄梦境全都在实验室里实现了。人们通常误认为大脑本身具有超能力，并非如此。但是有了物理学的协助这一切都能在实验室里成为现实。
主持：那么这些进展与人工智能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呢？雷.库兹韦尔曾经明确表示，对人脑进行逆向工程学研究将会极大有助于我们研发人工智能。谷歌似乎认同他的观点，因为他们雇佣他担任了首席工程师。库兹韦尔的批评者们则认为，我们并没有模拟鸟类的飞行方式，而是发明了飞行原理大相径庭的飞机。同样，研究人工智能并不需要对人脑进行逆向工程学分析。目前效果最好的方法似乎是进化方法。您怎样看待逆向工程学研究人脑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
加：我的态度是两面兼顾。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直通意识本源的康庄大道。意识并不像弗洛伊德想的那样源自梦境。目前研究人工智能的途径有很多，我认为每一条路都要走一走。如果你看一看欧盟与奥巴马总统之间的分歧，就会发现双方采取了相互平行却互不相同的研究路线。欧洲人打算用计算机来创造大脑模型，通过计算机程序当中重复叠加的模块来模拟额皮质、颞叶与前额叶。美国的研究方式则更注重绘制神经通路。我的态度是鼓励百花齐放，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哪朵花能结果。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相关研究能够得到非常现实且有力的短期成果，即精神疾病的治疗方法。按照马克莱姆的说法，尽管每年精神病为全世界造成的经济损失比起他的研究预算要高出好几倍，但是我们对于精神病的理解依然少得可怜。几乎还没有人研究大脑的神经结构。我们现在知道，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幻听症状的时候， 颞叶与额皮质之间并没有信息交流，因此患者才会听到自己不想听的声音。换句话说大脑线路的错乱导致了典型的疯狂。我们应当彻底理解大脑的线路布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短期目标。
主持：我完全认为这样做非常值得。但是以前我采访马文.明斯基教授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令我大为震惊的观点。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算得上是人工智能之父。他对我说，他认为欧洲的项目与美国的项目都是在浪费金钱与时间，因为我们缺乏关于心智的理论。实际上他还进一步认为，目前的研究方向会导致人工智能领域陷入衰退，甚至面临他所谓的“核冬天”。因为这么多金钱遭到浪费之后，人们将会远离这个领域，不情愿继续投资。
加：我认为他的“核冬天”理论确实应该得到认真对待。不幸的是，人工智能领域混杂着事实与妄想。我们目前面临着第三次核冬天。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当时发明了最早的象棋机器人，我们都认为我们很快就会拥有居家机器人了。接下来的六七十年代我们就陷入了核冬天。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又开始谈论智能汽车，以及军方如何花费几十亿美元来打造智能士兵。到了九十年代这一轮热潮也扑街了。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热潮，因为我们有了摩尔定律与各种芯片。问题在于会不会发生下一场泡沫破灭呢？确实有可能。所以我理解明斯基教授的顾虑。不过我并不认为我们将会迎来下一场破灭。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比以前更多的知识，也获得了全新的研究方式。
想一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生物技术吧。当年生物技术也迎来了一场大繁荣，华尔街的创业家们向这个领域倾注了几十亿美元。结果呢？我们得到了几种新药，但也仅此而已了。因为当年我们还没有人类基因组计划。现在我们有了人类基因组计划，研究生物技术的时候再也不会无的放矢了。八十年代的生物技术繁荣来得太早了。如果我们绘制了连接体的图像，那就相当于获得了全套人类基因组信息。我们将会很清楚究竟应当做什么。
主持：可是乔姆斯基很同意马文.明斯基的看法，原因也差不多，也就是我们缺乏关于心智的统一理论。有了这个理论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诠释各种心智现象，这个理论是我们进行假设与理解数据的起点。
加：所以我才提出了我的意识理论，这是通向更全面更统一的心智理论的第一步。提出这个理论之后我就可以为机器人的意识评级了，还能为外星人评级。假如我们发现外星人比我们“更聪明”，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外星人能够更透彻地看到未来，能够构建更复杂且更贴近现实的未来场景模型。为什么机器人还没有普及呢？正是因为机器人甚至无法构建周遭环境的现实模型。
比方说机器人最欠缺的东西之一就是常识。我们知道水是湿的，死人不可能复活，母亲总比女儿年长，线能拉不能推，棍子能推不能拉。我且问你，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水是湿的？你怎么知道母亲总比女儿年长？因为你有阅历。而机器人却没有阅历。常识是人工智能领域的一大短板。不过这一点与我的意识理论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常识是预测未来的基础。如果你想预测母亲的未来，就必须知道母亲比女儿年长。这种事可不是显而易见的。简而言之，人工智能的缺陷恰好能用我的意识理论来补全。所以目前我们才没有能够模拟人脑的机器人。机器人只有第一等级的意识，我们则位于第三等级。
主持：说到等级，那次我采访明斯基教授的时候他还扔了另一颗炸弹。他认为图灵测试就是个笑话。
加：他真这么说？你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主持：这次采访已经是一年半以前的事情了，不过概括说来他的论点是图灵测试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一个恰当的测试，而且忽视的因素太多了。
加：比方说呢？
主持：您这是逼着我为明斯基博士辩护啊。
加：这么说吧，图灵当年并没有将图灵测试当成科学的测量手段。他只是做了一个预言，认为到了2000年计算机将会拥有这样那样的能力。因此图灵测试一开始就不是什么科学标准。人类智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要怎么定义人类智能呢？如果说人类智能就是人类拥有的智能，那就是循环论证了。神威科学家的图灵并没有将图灵测试当成可量化的、严格的、能用数学解释的论述。而我正是打算这么做。我打算用数字表格来描述意识，或者是一个数字，或者是一组数字，总之可以与不同等级的意识联系在一起。
主持：这么说明斯基博士更有可能接受您的理论了。
加：谁知道呢？我相信我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我试图用量化的方式来描述意识与智能，而不是堆砌充满诗意的语句。
主持：从人工智能再向上一层，下一个宏观问题就是技术奇点。您能说一下您对于技术奇点的看法吗？
加：还是借用克林顿的话来说，这要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技术奇点”。有人说奇点就是机器人比人更聪明的那一刻，有人说起点就是机器人能制造出比自身更优越的机器人的那一刻，有人说奇点就是人类意识能够上传进计算机的那一刻。所以问题在于你现在谈论的是哪一个奇点。
主持：那么在您看来奇点的恰当定义是什么呢？
加：奇点这个词源自物理学，奇点也就是黑洞。人工智能的奠基人之一约翰.冯.诺伊曼曾经对氢弹的发明人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谈到了即将到来的计算机能力指数攀升，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谈到奇点这个词。所以我们应当一事一议。首先是意识上传，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应当能在本世纪晚期做到这一步。我认为这一点不可能很快实现，因为我们总是低估大脑的复杂程度，而且我们还要进行很多哲学与神学辩论，意识是什么，灵魂是什么，上传意识之后我还是不是我。但是实现这一点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到了2050年3月1日我们一定将会把人类意识上传进电脑里。我们将会渐进式地逐渐逼近这个目标。然后我们大概会得到硅意识体，与我们的意识并不完全一样。
主持：2045年怎么样？
加：我不会预测具体时间，因为我可能会出错。看看你的信用卡记录吧。假如我得到了你的全部信用卡记录与在线浏览记录，我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牌子的香槟，喜欢看什么电影，我将会非常透彻地理解你的购买习惯。在这一个维度上，我对你的理解远远超过你的传记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生活也会也来越多地呈现在互联网上，其中包括我们的个性与经历。所以就算没有人工智能，仅仅依靠互联网我们也能相当贴近地模拟你的个性。如果再去采访一下你的亲友，并且让他们对你的各项指标打分，你是否易怒，是否长于交际，是否善于交友，最后我们就会得到一系列数字，这些数字体现了你对于某一种情况的可能反应。然后我将所有这些信息输入一个机器人，并且将这个机器人置于全然陌生的环境里，例如充满陌生人的派对现场，或者在演讲现场有人刁难你，那么这个机器人将会很好地模拟你可能做出的反应。
就算是不依靠先进科学技术，凭借今天的技术我们也能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你是谁，并且让机器人模仿你的行为。从这一现实出发，推想一下十年后的情况，我们或许可以越来越近地接近作为个人的你。那么模拟出来的你的确是你吗？这个“你”的确不是湿件与肉体的结合，但是也相差不远了。我觉得到了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就能实现与真正的你无法区分的模拟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对于突发事件与意外情况的反应将会非常接近你。
另一个奇点是机器变得比我们更聪明。目前最先进的机器人拥有相当于蟑螂的智力，勉强能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总会制造出像老鼠一样聪明的机器人，然后是像兔子一样聪明的机器人，像猫狗一样聪明的机器人，最终是像猴子一样聪明的机器人。到了这个时候机器人就可能会威胁到我们了。猴子有一定的自我意识，有自己的目标，因此我们应当在它们的脑部植入芯片，以便随时关闭有害人命的想法。在机器变得比人更聪明之前，我们绝对应当采取预防措施。那么是不是所有机器都会在同一时间变得比人更聪明呢？当然不是。这个过程将会经历好几十年，我们将会有好几十年的预警期。罗德尼.布鲁克斯在麻省理工说过，谁也不能在车库里一夜之间制造一架波音747。制造波音747是一个过程。同理，制造比人类更聪明的机器也是一个过程。这种事最终会发生吗？很可能会。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只能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那么这些机器能造出比自己更聪明的机器吗？或许不能。目前谁也不能证明你可以制造一条图灵机，而这台图灵机又能制造比第一代更先进的图灵机。冯.诺依曼试过，但是没有成功。
主持：这是因为人类不符合图灵机的定义。
加：没错。严格来说我们并不是图灵机，尽管图灵机能够模拟神经网络，而我们正是神经网络。与数字计算机相比我们要高出好几个层次。
主持：道雄教授，很可惜今天的采访时间马上要到了。我想问您一个从网友提问当中挑出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与人体冷冻有关。克里斯蒂安.加斯帕网友：“请问一下加来道雄教授，他怎么看待约翰.莫里斯请他前往Alcor生命延长公司的挑战。”
加：你是说冷冻身体从而实现永生与保持意识吗？我觉得这样做有危险，因为冰会结晶。鱼或者青蛙可以在冬天被冻成一坨，到了春天解冻之后还能活过来。为什么呢？答案我们已经知道了，是葡萄糖。葡萄糖是防冻剂，这些动物的体内产生了大量的葡萄糖，因此即便周围的环境全都冻结了，它们的体内依然存在着液体，新陈代谢依然在缓慢地进行着。人类的体内并没有这样的防冻剂。处于假死状态的鱼与青蛙体内的葡萄糖浓度足以使人类死亡。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小心冰晶。冰晶会在细胞内形成并且刺穿细胞膜。任何想把自己泡进液氮里的人都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玻璃化技术。我记得六七年前我们已经成功地用玻璃化技术处理了一只兔子的肾脏，存储了两三个月，然后重新植入兔子体内，兔子又活了好几个月。这是不是从概念上证明了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扩大此类技术的应用层次，甚至用这种技术来处理大脑呢？
加：我倒不是说这不可能，我只是说不能太天真。不能以为先冻上再解冻就行了。目前玻璃化或者其他技术的成功案例全都仅仅涉及简单器官，更复杂的器官很可能挺不过这套过程，因为次生问题太多了。经受此类过程的器官很可能无法幸存，并重新形成一个像年轻时那样思考行动的人。我认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抽取你的DNA，在你死后进行克隆。但是起死回生还是算了，尤其是如今的很多冷冻技术公司仅仅处理死者的头部。你在广告里能看到死者的头被切了下来。即便是活人的头砍下来之后也没办法起死回生啊！更不用说冷冻死人头了。所以我觉得相信这些广告的人肯定要失望的。我不是说以后我们永远也做不到，而是说目前的技术做不到。
主持：还有另一种追寻此类目标的方法，就是化学大脑保存法。肯尼斯.海华斯博士谈到过这种技术，他认为这种技术可以锁住大脑当中神经元的位置，从而使得大脑得以经受非常透彻的扫描，最终达到意识上传的效果。
加：这种技术也需要好几十年才能成为现实。目前我们甚至无法再果蝇身上实现这种技术。一只果蝇的大脑切片信息就需要整整一间屋子的光盘来储存。人类大脑切片的信息需要占地好几公顷装满光盘的仓库来储存，唯此才能完全重现大脑的神经结构。再说一遍，这样做并非不可能，只是目前的技术做不到。
主持：道雄教授，今天我要问您的倒数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地方最能让人们了解您与您的工作呢？
加：可以看看我写的书。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书。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爱因斯坦的故事，当时我就知道他没能完成此生最重要的工作。我想，“他为什么没完成呢？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遇到了什么问题呢？”我来到图书馆，却什么也没发现。没有一本书涉及统一场理论。关于他的生平的书很多，可是关于他的理论的书却很少。当时我就下定决心，等我长大以后，等我成为了理论物理学家以后，一定要写很多小时候的我想看的书。我写这么多书的原因之一就是想让年轻读者们接触到目前研究的最前沿。如果你是一位实践物理学家，那么你就很清楚哪些事能办到，哪些事有可能办到，哪些事或许可以办到。许多人都完全不清楚这三种情况之间的分界线，所以好莱坞电影当中涉及科学的情节才这么不靠谱。我写这些书就是为了告诉人们，目前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什么，目前人类知识的极限在哪里，不可能的疆域从哪里开始。
主持：您说的太对了，尤其还要考虑到这条分界线一直在移动。阿瑟.克拉克说过，想要确定某件事物是否可能，就必须稍微涉足不可能的领域。
加：有一件事令我很着迷。我编订过一份不可能清单，也就是违反物理定律的事情。一开始我以为这份清单将会很长，但是最后我却发现我只能想到两件事，其一是违背质能守恒，也就是无中生有，其二就是观察未来。除此之外就没了。我观看哈利波特电影的时候总是在想，未来我们或许真能拥有实现魔法效果的科学技术。比方说假如纳米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很多魔法效果都能成为现实。真正违背物理定律的事情其实非常少。无中生有，观察未来，我能想到的就这两条而已。
主持：所以我们的宇宙才这么迷人。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宇宙里生活非常有趣，因为一切皆有可能。道雄教授，我们已经谈了一个多小时了，我想问问您，本次采访的观众与听众们最应该从采访当中学到什么道理呢？
加：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还没有谈到。我认为人们必须理解科学是经济繁荣的引擎。我们身边的一切财富都是科学的副产品。仅仅在物理学领域当中，物理学家们就发明了电视，无线电，雷达，微波炉，GPS，半导体，互联网，卫星，太空计划，核磁共振等等。这还仅仅是物理学这一个学科而已。但是政客们不知道这一点。政客们的思路全都像律师一样。在法律领域，一切活动都是零和游戏。为了支付保罗，必须向彼得罚款。等到律师成了政客之后，为了支付保罗，他们向彼得征税。还是同一套世界观，将蛋糕切得越来越碎。
主持：那么物理学家就是将蛋糕做大的人吗？
加：没错，我们想要一个更大的蛋糕。科学的用途在于创造财富，而不是分配财富或者伺候财富。我给你讲个恐怖故事吧。我曾经与弗里曼.戴森一起吃午饭，当时我正在休假年期间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他告诉我，当年他三十来岁还在剑桥大学读书的时候，见证了一个帝国的衰落。他眼看着剑桥的一流人才不去创造财富，却只会伺候财富。他们没有投入化工、制造、物理或者工程领域，而是加入了投资银行，为别人的钱做按摩。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最伟大科学家都是谁呢？十九世纪的最伟大科学家全都是英国人，例如麦克斯韦与法拉第，都是物理领域的巨人。到了二十世纪，物理巨人就成了普朗克、爱因斯坦与海森堡，全都是德国人。
然后他说，他在此生当中又再一次见到了帝国的衰落。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再一次看到一流人才没有投入化工、制造、物理或者工程领域，而是加入了投行。他说这可不是好事。你可能会说，我们不是建造了粒子对撞机了吗？可是这台对撞机位于哪里呢？原本应当位于德州达拉斯。美国原本打算建造的超级对撞机远比目前欧洲的质子对撞机强大得多。但是如今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圣地并不是达拉斯，而是日内瓦。我的同事正在离开美国，因为欧洲才是做研究的地方。
再说核聚变研究，目前最领先的国家是哪个？是法国。法国的ITER最有可能在2020年率先研制成功可控聚变。到时候别忘了看报纸头条，《核聚变来了》，没有来到美国，而是来到了法国。再说干细胞研究，许多研究都是在国外进行的，因为联邦拨款遭到了限制。至于太空计划，我们已经完全放弃载人航天了。到了2025年，等到中国宇航员将中国国旗插在月球表面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埋怨，“是谁失去了月球？”，尽管月球一开始就不是我们的。
问题在于，做出了决定就要支付相应的代价。我们做出的决策之一就是亏待科学，亏待经济繁荣的引擎。你可能会说，“我们不是还有硅谷吗？硅谷难道不让全世界眼红吗？”可是硅谷里面都是些什么人？50%都出生在美国以外。只要你越过比尔.盖茨与史蒂夫.乔布斯的层次乡下深挖一点，就会发现许多年轻有才、来自中国或者印度的创业家。如今在美国，50%的物理学博士生在国外。在我任职的纽约大学，这个数字干脆就是100%。那么为什么美国的科学界还没有崩溃呢？因为美国有一件秘密武器，名叫H1B工作签证，或者说天才签证。只要你有物理学博士学位，H1B工作签证就会一下子把你推进硅谷，并且为你提供一笔启动资金。全世界的人才都在流向美国。
但是这样的势头不可能长久。许多人都开始回国了。从全世界来看，美国的学生几乎在一切科目都要垫底。我们培养了很多很适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活的年轻人，他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世界里可以表现得很好。问题在于如今已经不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了。这是我们的教育体系的根本弊端。大量毕业生一出校门就要失业。即便在当前的经济环境里，依然存在着大量招不到人的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全都需要更多教育。
报纸上嗓门最大的辩论话题全都是是否向富人加税，是否向穷人减税。可是经济正在变化。我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了一篇横跨两个版面的文章，题目是经济不平等。我在文中寻找“为什么”，在两整版文章当中只有一段话：“顺便一提，这一切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我心想，这就是帝国衰落的迹象啊。帝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衰落。人们谈论不平等却不知道原因。经济正在变化，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商品资本主义正在转变成为知识资本主义。托尼.布莱尔说过，摇滚乐为英国带来的财政收益已经超过了采煤业。因为采煤是商品行业，摇滚乐则是知识行业。电影、科学、书籍、技术、知识资本，世界经济正在转向它们的方向。
未来的富国将会是理解商品资本与知识资本之间的关系的国家。不幸的是，很多国家都不理解这一点。许多国家依然要依靠农业立国。但是今天早上你的早餐已经比百年之前的英国国王更丰盛了。你的早餐餐桌上摆着来自地球另一边的水果，摆着曾经让哥伦布两眼放光的香料。这正是农业成本下降的结果。相对而言，智力资本的价值只会随着时间不断上升。
可是谁都不谈这个问题。所有人都只知道谈论税收，只知道谈论财富再分配。在泰坦尼克号上调整座椅安排并没有意义，我们需要将漏水的窟窿堵住，阻止泰坦尼克号的下沉。这正是物理学的作用。我说两件源自量子物理并且改变了世界的发明。有人问我，量子物理学为我做了什么，量子物理学能不能改善我家电视的图像质量，能不能加强我家的网络连接。我就说两件发明：半导体与激光。它们改变了什么呢？一切。世界经济的一大部分都需要以半导体与激光为基础。半导体与激光来自哪里呢？量子物理学。你尽管可以忽视科学，但是不要忘记所有那些衰落的帝国。那些帝国都曾经拥有过辉煌的技术，如今却全都不在了。
主持：道雄教授，您今天为我们留下了太多需要思考的内容。我只想说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与您交谈非常愉快。非常谢谢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EB-5GOCJ4
我第一次见到维多利亚的时候，我还不确定自己的人生将会怎样发展。那是在几年之前某次节目录制完成之后的酒会上。这一次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我发现她根本不记得那次会面了。可是如今这次会面并不太一样：上一次会面的时候我并没有爱上她。
这是一场非常上档次的派对，是一场电影首映式庆祝派对，用来奖励那些有资格参加电影首映的人们。到了现场之后我才发现，电影首映式实在很不适合观看电影，因为分心的事物太多了。当时是2007年，我刚刚开始获得受邀参加此类活动的资格。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我还是只会在谈话节目里露面，要不然我就会背痛得厉害。但是由于长期坚持散步，当时我的背已经好多了，而且这次活动的邀请来自一位熟人，而不是发送给我的经纪人的电子邮件。于是我就去了。事后想想，幸亏那一天我去了。
现场有很多名人，其中有些人主动向我介绍自己，并且说了不少好听的话。他们大概以为我也是什么名人，因此在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照不宣的亲近关系。我喜欢这一点，尽管我同时也觉得有些不太自在。
然后有人向我介绍了她。我对她说我们以前见过一次面。我这么说只是出于客套，她并没有否认，但是也并不记得那次会面。她妙语连珠，火花四射。虽然看上去很可笑，但是事后我却根本记不得她都说了些什么，尽管我只要一闭眼就能看见她的面容。
过了一会儿，派对现场的人们分成了三三两两的小群体。她距离我只有几码的距离，我的交谈对象则是一位中年妇女，她对喜剧理论很有些心得。我对她的心得并不感兴趣，但是像这样的派对现场对我来说就相当于敌占区，因此我很感激这位中年妇女愿意关注我。
但是这时她又回到了我的视线里，并且打断了那位中年女性。
“你抽烟吗？”她冲着门口指了指。
我真是个白痴。
“不，我不抽。”
我已经有半年没碰过烟卷了，因此我觉得自己并不算烟民。此外我以前烟瘾也不重，所以我并不想向她撒谎。
她的面容上闪现过一丝又好气又好笑的神情。是生气，不是失望。我怀疑她早就知道我不抽烟。
她出去抽烟了——话说到这份上她也不得不出去。但是她很快又回来了，尽管对我来说还不够快。她并不想与其他人多做寒暄。我觉得她是在跟我调情，但是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因为这种好事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我们两个聊了很久。我记得我们的主要话题是像这样的派对多么别扭，以及别人能够怎样成熟且游刃有余地满场交际，而我们两个这样的人们却寸步难行，根本不知道如何插入别人的谈话——我们这样的人。
我希望她不打算去找别人搭话，因为我肯定没这个打算。我希望我与她的谈话永远不要结束。我心中的悲观主义者一直在提醒我，她对我并没有特别的意思。她只是一个不合群的人，碰上了另一个不合群的人，并且不知道怎样摆脱这个人。
最终她还是摆脱了我。
“我真的该走了。我得去跟……打个招呼。”
我不记得她说的是谁，因为我突然感到一阵心灰意冷，丧失了记人名的兴趣。
“要不然待会儿见吧。”说着她就走开了。
这时我突然感到了一阵奇特的感受。日后我将会越来越熟悉这种感受：我想她了。
我将这场派对当成了人生新阶段的起点。这一天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事情——哪怕只是出于偶然的事情——全都有了不一样的背景。我走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世界，在这里最要紧的事情完全不同于旧世界。
接下来我们约会了几次。我笨拙地安排了约会，紧张地预定了某时某地的餐厅。当她赴约的时候，我感到惊奇、感动并且受宠若惊。这位美丽动人的女性居然是为了我才专门到这里来的。她居然为了见我而专门挑了一身衣服。而且她在挑衣服的时候居然还在想着我。但是这几次约会并没有结果。她给我发来了一封措辞谨慎、文笔可爱的邮件，向我解释道最近对她来说实在不是跟我谈恋爱的最佳时机。
她说她对我有感觉，事实上感觉还很强烈。但是她又觉得眼下我们走不到一起。但是这种问题难道不能解决吗？如果不是为了讲笑话，时机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吧。不过接下来她又说她有男朋友了。她不知道两个人进展会如何。谁知道呢？也许需要半年时间才能见分晓。总之现在不是好时机，而是很糟糕的时机，因为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的整个生活都脱离了正规。
这话听上去可能很奇怪，但是我很珍惜这封邮件。她对我的拒绝非常勉强，以至于我觉得这封邮件简直象征了我的成就。我内心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感到欢欣雀跃，因为我居然这么快就拉近了我自己与我所倾心的女性之间的距离。我知道我只能与我所倾心的女性走到一起。能让我倾心的女性越来越少了，而且以前几次我的感觉都不能与这一次相比。就差一点，但是毕竟还差了一点。
“算了吧，”我心想。“再过三十四年你肯定还能遇到像她一样好的人。”
这并不是我的真实内心想法。
我并没有怪她。她的态度一直都很坦诚。我爱她，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应付没有她的现实。以前单身生活从未令我感到孤独，现在孤独感简直要压断我的双腿。举目所见，到处都是情侣。每个人都有人陪。我比从前任何时刻都更想有人陪，但是与此同时我又无比清醒地意识到我只想让一个人来陪我。我从未像现在这样苦涩的意识到，并没有什么神灯精灵来满足我的三个愿望。
但是万一我曾经有过许愿的机会呢？万一我已经将许愿的机会用光了呢？我曾经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如此热切地渴求职业成功，万一我当真将自己的运气与愿望浪费在这种现在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小事上了，那可怎么办呢？以前我每一次陷入低谷的时候，我的事业——表演与喜剧——总能抚慰我，让我忘却痛苦。这一回我的事业却成了令我更加痛苦的斥责。我许下了冰冷自私的愿望，追求看似美好的身外之物，所以我才失去了她。
“我倒要看看这一回你怎么安慰自己，”灯神不屑地说道。
“谢巴德林地并不是散步的好地方。”当我沿着西北对角线方向在这里来回踱步的时候这样想到。我在一排排长椅之间穿行，长椅上面坐满了聊闲天的流浪汉。这里很吵闹，这里的风景也很难看。但是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在刻板无聊的环境里散步。自从2007年年底以来，我就再也不关心散步的环境了。反正我也不想看风景。我一开始散步是为了治疗背疼，现在我继续散步则是因为我不想想她。一旦走起路来，想她的心思多少就淡了。如果我实在想她想得受不了，我就干脆跑起来。
喝酒也有些效果。以前我就喜欢在酒吧里或者派对现场醉酒，现在这个习惯终于有了实际用处。当悲惨的一天过去之后，喝酒能够加速时间流逝，让你直接跳到头痛欲裂的第二天早上。因此我喝了很多酒。有些时候，我会在喝醉了以后向别人倾诉。酒精让我能够狠着心肠告诉我自己，倾诉或许能让我感觉好一些。或许倾诉一番之后我就能随便爱上别的什么人了。这种事似乎很快就会发生。此外我肯定应当采取一点行动来摆脱对于一个已经有了男朋友的女性的迷恋。
我在酒后亲吻过几位女性。某一次醉醺醺的深夜亲吻被狗仔队拍了下来，并且登上了《火辣》杂志。太丢人了。“我真是个大傻瓜！”我心想。我根本没有值得一写的个人生活，更没有多少与女性发展恋爱关系的经验。可是我已经成为名人了。假如我早就搞清楚了这一切——恋爱，女性，生活，早在青少年时期我就应该开窍了——那么我现在与别人接吻的时候一定会鬼鬼祟祟的，因为我知道媒体会感兴趣。我不过是在酒吧门外亲吻了一个姑娘而已啊，这种事很正常啊，我早就应该多亲吻几个姑娘才对啊。现在成百上千的人们都看到了我亲吻别人的样子。“我倒要看看，要是论起一生当中得到媒体曝光的亲吻数量占亲吻总量的百分比，有谁能比我更高，”我苦涩地想到。
我并不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但是我的确因为我的作为被公之于众而感到尴尬，就好像我在掏裤裆或者大便的时候被人拍了照片一样。我逐渐意识到，许多我从来没见过的人都对于我的私生活很感兴趣，或者对于我显而易见的私生活缺失很感兴趣。
我的职业背景缓慢地成长着。《窥视秀》刚刚播出的时候根本没人注意，但是随着播出集数的增加，知道这部戏的人也越来越多。然后有些人又注意到了我演过的小品，或者看到了我在综艺节目当中露面。陌生人认识我的几率越来越大了，报纸对我的采访也越来越频繁了。于是采访问题的性质也逐渐改变了。他们开始打探我的私生活细节。这也是很自然的。人们对这种事天然感兴趣，而且我在《窥视秀》里饰演的角色也完全将自己的私生活坦露在了观众眼前。他们想知道我的私生活与戏里相比怎么样。为了引发观众的笑声，我在综艺节目当中曾经暗示过——为了便于观众们留下印象，我还刻意营造了一套相应的个性表现——我是一个孤独、怪癖、身负强迫症的废柴。多年以来我一直很满意这套形象，因为观众们觉得很好笑。而且当我还不太出名的时候，这套形象也能打消他们继续深究的兴趣。
孤僻自厌的语言用在喜剧语境当中总能招来笑声。但是采访的语境更严肃。记者们不肯轻易放过我，不让我用油漆刷子涂抹一幅孤僻废柴的自画像来交差。因为当时我正在失恋当中，我的笑话多少让我觉得有些刺痛。将我自己描述成为一个闷闷不乐的人确实令我感到难过。
“你真是这种人吗？”记者们总想知道。“许多女性都觉得你很有吸引力的，你上网看看就知道了。”
确实，只要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就会发现很多女性确实在网上表示她们喜欢我。这种表态的前面通常还会有这样的语句：“我也没想到我居然会……”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些观众喜欢一切能上电视的人。因为电视上的人很有趣，可望而不可即，而且并不存在于她们的现实生活里。现实生活里的人全都是些平平无奇、言语乏味、胡子拉碴的家伙，就像你所熟知的每一位熟人一样。
我在推特上见过很多这样的言论。有些女性告诉我她们喜欢我，或者告诉我她们问自己的朋友喜欢我对不对。这种说法不仅是拐弯抹角的奉承，恐怕也是拐弯抹角的挖苦。我觉得这些说法其实是为了促进发言人的自我膨胀，当她们在网上表明她们喜欢我的时候，她们与我的关系也就达到了顶点，再也没有继续推进的必要了。我在剑桥上学的时候的确遭遇过一位主动示好的女生，不过当时我是脚灯戏剧社的主席，而她只是想与脚灯社的主席上床而已。这段回忆最令我兴奋的部分也仅仅是刚开始的阶段，接下来就只剩下了酩酊大醉与满心羞愧。
我觉得，假如演艺界人士当真打算跟粉丝上床——我并不是说这样做就一定是错的，我相信肯定有办法让上床的双方都感到满意——那么一旦你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你就要准备好自己的形象在粉丝面前一落千丈。我知道这种感受，因为经常有书迷发现我其实并不是同名小说作家。突然间你变成了粉丝面前的大活人，远距离犯花痴的兴奋感立即烟消云散，她们不得不面对现实，面对一具陌生人的身体，通常还是一个老男人的身体。
我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都让记者们摸不着头脑。比方说为什么我依然住在科尔本的廉租房里，为什么我对其他名人惯于采用的排场行头不感兴趣，为什么我没有购买名牌跑车、高档服装或者宽屏电视。或许我是个禁欲主义者，或许我很不喜欢张扬，或许我的生活只是伪装出来的假象，我其实栖息在堆满了谋杀被害人遗骨的洞穴里。
我觉得人们都以为我在掩饰些什么。“或许他是个不敢出柜的同性恋。”“或许他把赚来的钱全都买成毒品吸掉了。”还有人拿着《火辣》杂志上的照片做文章，“或许他也是个滥交人渣，只不过掩饰的很好而已。”“他究竟在掩饰什么呢？”在所有不曾出口的质疑当中，这是我最害怕的一个。
因此我总是试图保持诚实，至少在接受电视访谈的时候是这样。我不得不承认关于我的生活的赤裸事实，例如我现在是单身，而且很不快乐。我很反感人们的这种兴趣。我并不认为——过去与现在都不认为——我的生活细节与别人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是个搞喜剧的人而已。人们爱看就多看，不爱看就不看。我真心不希望人们过分关注我这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不想让他们在个人层面上理解我，我也不想受困于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假象。假如有一天我打算掐死一只猫，并且被人拍摄了下来，那么这个假象肯定会遭到粉碎。
但是我感到反感的最主要理由还是我确实有所隐瞒。我忘不了维多利亚。我陷入了无望且无休止的单相思。所以我才没有值得一提的个人生活，因为我根本不想要个人生活，如果没有她，我根本不想面对个人生活。这一点我从未告诉过任何人。不要说访谈记者了，我甚至都没有告诉过我最亲密的朋友或者我的父母，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生活笼罩着怎样的悲哀。
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他们是因为我觉得丢人，还因为我知道他们会说些什么。“不要自我放任了，这段感情是没有结果的，赶紧挣脱出来吧。她不想跟你谈恋爱。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有男朋友。这并不是世界末日，很多人都遇到过这种事，你之前也遇到过这种事。别再撒娇了。”他们的具体措辞大概还会更好听一些，但是我很肯定他们的意思还是这一套。既然我都知道了他们的反应，那还告诉他们干什么呢？在我这个年纪还陷入一塌糊涂的单恋实在太可笑了。所以我只能守口如瓶，结果就是我根本无法充分地解释我的生活。
我不想搬家离开科尔本。部分原因在于我的朋友都住在这里，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搬家就意味着我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并且抛下了她。我不想改变当前人生的任何重大方面，我想等到有她陪在我身边的未来到来之后再与她一起改变我的人生。尽管我告诉我自己应该撒手，但是我依然无法放弃这一点点希望。
与此同时我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就好像灯神存心给我添堵一样。我推出了一套大获成功的情景喜剧与电视小品联播，各路综艺节目纷纷请我当嘉宾，我还成为了某高端大报的知名专栏作家，人人都想与我合作，人人都说我将会成为国宝级的人物。此外由于长期散步加上心情抑郁导致的食欲下降，我居然还减去了几斤赘肉。我的外观比以前更健康了，也更有吸引力了。我的一切愿望都实现了，除了那个真正有意义的愿望以外。
半年的时间匆匆逝去。我偶尔还能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遇到她。《窥视秀》举行庆功派对的时候我还邀请了她。她来了。她非常可爱。但是她没有给我留下一丝胡思乱想的空间：她有男朋友了。
我整整等了三年。这难道不奇怪吗？我难道不奇怪吗？我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做不了别的什么事情。她不仅太优秀了，而且还太合适我了。诚然，任何神智健全的异性恋男性都会为她倾倒，可是她风趣、开朗、性感、紧张而且自信，就算让我为自己订做一位女友也不过如此。我想这就是我一直等待下去的原因。我实在无法摆脱我们两个是天生一对的俗套念想。
在那次派对之后又过了三年——那居然是我们的第二次会面，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恨得牙痒痒——她终于又单身了，我们也再次开始了约会。这次与上一次不一样，我们推进得很慢，也很隐秘。但是每过一周我们一起共度的时间都会更长一点。我曾经觉得自己遭受了诅咒，整个世界都在与我作对。现在我却觉得我碰上了自己根本不配享受的幸运。
“要是我早就知道只需要等三年就好了！”我忍不住想到。“这算什么呀！只要让我事先知道我们还有戏，让我等三十年我也愿意啊。”
我们，又是我们。
让你不幸福的事情总是比让你幸福的事情更难说清楚。我不能否认，现在的我非常幸福。我的幸福全都来自维多利亚。我最关心的事情已经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也更好了。3月份的时候我向她求婚了，她说好。事实上她说的是“当然了！”这个答案简直令我心花怒放。当然我们结婚了。或许那场派对一结束我就应该向她求婚的。
这一切也有不好的一面。我指的并不是今后我再也不能泡在浴缸里喝啤酒了，或者再也不能在餐桌前掏裤裆了，这两条规矩都是她立下的。我指的也不是我们要搬家离开科尔本的决定，我肯定会怀念科尔本，但是她坚持要住在霍斯顿，那就去霍斯顿好了。
真正难熬的问题在于恐惧。我害怕她会出事。如今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具我希望时刻得到保护不受伤害的肉体，而我却只能警惕地栖息在其中一具当中。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希望你懂，因为这说明你也很幸福。
我必须学会与这种恐惧共存，因为这一回我确实把许愿的机会用完了。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将全副精力集中在感恩二字上。我曾经以为自己的年龄已经太大了，已经没法改变了。有人曾经对我说，二十八岁那年还没做过的事情在余生当中大概也不会做了。三十多岁的我从来没有谈过长期稳定的女朋友，从来没有与女性同居过，从来没有与同一名女性约会过两次。现在我遇到了一位离不开的女性，而且我也不用离开她。因此我的感恩之心溢于言表。
为了这场改变，为了这个奇迹，我感谢她，也感谢命运。若果我从未全心爱过一个人，从未经历过这种神奇的感受，那么我的人生肯定是不完整的，也肯定是有缺憾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Qn3eOu8DF8
感谢大家。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无神论与性取向的关系。毫不奇怪的是，对于所有理解进化机制的人们来说，性爱是人类经验当中最重要也最强大的因素。千年以来宗教则一直把持着性问题的讨论，就像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如果我们想要营造一个无神论更常见且更能得到接受的世界，就需要提供一些讨论性问题的世俗角度。今天我想谈一下不借助宗教框架的性观念。我讲的内容分两部分，首先是无神论如何看待没有的性道德，其次是没有超自然力量的性超验。
但是在我谈论无神论与性取向之前，我想先谈谈宗教与性取向，谈一谈我们所面对的反对势力以及应当采取的应对方法。我要谈的第一种宗教性爱观念来自最为传统的宗教，并且最为常见：上帝很关心你的性伙伴选择与性行为方式。上帝只希望你与特定群体的成员进行性交，最好是合法嫁娶的异性，不过未必一定如此。比方说有些宗教不禁止同性婚姻，也有些宗教完全禁绝性行为。并不意外的是，后一类宗教往往不太景气（笑声）——如果你希望创建一门延续超过一代人的宗教，最好不要将繁衍当成罪孽。上帝只希望你与某些人性交，而且仅仅采取某些类型的性交方式。即便在得到宗教认可的婚姻之内，宗教限制依然会禁止你进行某些性行为，例如口交、肛交、使用避孕套、体外射精、经期性交、观看色情材料、变装等等、甚至例如舞蹈之类的非性行为也会遭到某些宗教的禁止，因为此类行为有可能导致性行为。
假如这些限制确实基于人类的本质，甚至仅仅出于实际考量，那么这些限制的内容就应当在各种宗教当中大体一致。但是我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确实有几个常见主题，例如以繁衍为目的，以异性婚姻伴侣为性伙伴的性行为通常总能得到上帝的首肯。但是在历史上的不同文化圈子里，宗教对于性禁忌的规定范围简直丰富多样得令人发笑。比方说有些宗教并不反对口交与肛交之类常规性行为的变体，只要发生在婚姻之内就行。也有些宗教认为，只要仅仅涉及一个阴道与一根阴茎，任何方式的性行为都可以接受。
更重要的是，所有宗教都认为上述规则应用在男性头上与应用在女性头上的方式并不相同。涉及性问题的双重标准在各种宗教当中都普遍得令人丧气。但是双重标准的施用方式细节也有很多变化。比方说通奸当中的男女双方会不会遭受同等惩罚，跨宗教信仰婚姻对于男性与女性的约束是否相同，离婚规则对于男女双方而言是否一致，一夫多妻与一妻多夫是否都会得到允许甚至鼓励，等等。不同宗教对于上述问题给出了非常不同的回答。甚至就连可以接受的结婚对象与性伙伴的范围在不同宗教当中也不相同。例如结婚年龄，你与配偶的亲缘距离，婚史对于当前婚姻的影响，当前的婚姻是否应当延续下去，甚至还有配偶数量的上限都会成为宗教规定的一部分。
有些宗教对于性的限制仅限于性行为，也有些宗教不仅限制性行为，而且还限制性思想与性欲。上帝不仅会因为你进行了受禁止的性行为而发怒，还会因为你想到了受禁止的性行为而发怒。敬爱的救世主兼人生导师基督耶稣教导我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换句话说就是规定了思想罪。此类宗教思想罪的丑陋之处在于迫使人们为了自己控制不了的想法而感到愧疚与不洁，因为这些想法早已被千百万年来的进化过程镌刻进了我们的潜意识当中。
你们有人读过圣诞节内衣炸弹客的供述吗？一位穆斯林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将炸药贴在内衣里，想要在圣诞节炸毁一架客机。你们真应该看看他写的文字，这些文字很能说明问题。这家伙的内心简直备受煎熬，因为他的宗教信仰断定他的性感受是罪孽。某些遭到禁止的性行为也令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例如直视女性的面部而不放低视线。此外他还无法容忍自己的性欲。我们这里谈论的性欲在任何层面上都算不上不道德，甚至都算不上不寻常。根据他自己的供述，他并不喜欢打屁股，不喜欢用果冻助兴，不喜欢在地铁站里玩电车之狼，这家伙甚至都不是同性恋。他只是觉得女性具有性吸引力而已，并且看到女性之后会产生生理反应。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遭到宗教罪孽观念的折磨，并且令他陷入可怖的恐惧，因为他担心自己冒犯了那位愤怒且复仇心重的神灵。让人们因为性欲而感到有罪，就像让他们因为饥饿或者困倦而感到有罪一样。好在这种想法并不必然成为宗教性道德的一部分，也并不存在于一切宗教当中，只有某些尤其“特殊”的宗教才是如此。
此外，某一种宗教的性伦理与另一种宗教的性伦理未必一定兼容。宗教性伦理不仅相互不连贯，而且就其内部而言也不能自圆其说。根据很多保守派基督徒的训导，性行为既肮脏又恶劣，所以你应当仅仅与你真正心爱的人发生性关系（笑声）。性如此危险，只要稍加谈论就会使其失控。性很邪恶，性很恶心，你想都不该想性的问题，直到新婚之夜到来为止。如果直到那一天之前你都没有破处，那么性行为就成为了你与配偶的亲密关系的辉煌顶点，成为了生命的大和谐（笑声）。这套训诫不仅与其他宗教的训诫相冲突，甚至都不仅与人类性事的基本事实相冲突——例如第一次做爱往往并不爽——而且还自相矛盾。
显然，我们并没有从神灵那里得到一条直截了当的道德信息。我们所面对的甚至都不是一套得到过清晰思考，并且以可靠伦理原则为基础的道德立场，而是一套任意规定的禁忌，这些禁忌并不比涉及食品或者药品的禁忌更有道理。我在上学的时候遇到的每一位人类学家都认为禁忌的存在意义是让人们感到自己对于某个强大且重要的生活领域具有控制权，例如食品、药品与性。人类心理需要禁忌的存在，至于这些禁忌的细节、理性程度或者可行性反而并不太要紧。宗教针对性的限制看上去正是如此。这些限制仅仅在偶尔情况下或者仅仅连带着涉及伦理问题，例如谁在性活动当中受到了伤害或者怎样的性行为才算公平，甚至就连确保繁殖或者维护血统纯洁之类的实际目的都很少涉及。这些限制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感到自己能控制性，方法则是将一切性行为任意划分成好坏两部分，并且说服自己相信这条分界线是上帝亲手画的。
诚然，这些传统宗教也有较为现代化的开明版本，例如改革派犹太教与进步派基督教。这些教派认为上帝并不关心你的性伙伴与性行为选择，只要你的性行为以自愿为基础而且所有参与者都满意就行了。这些教派并不是传统宗教的最常见表现形式，但是也算不上默默无闻。从日常实践的角度来说，这些较为进步的宗教信徒的性观念与无神论者以及非信徒很相近，并不以上帝的喜怒为基础，而是以人的幸福与否为基础。但是即便是这些更进步的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及穆斯林们依然相信道德来自上帝，认为上帝向我们的心中安装了道德指针。性道德同样受到这根道德指针的引导。显然无神论者并不相信这一点，我们也不打算根据这一原则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那么无神论者能够提供怎样的替代选项呢？假如我们不相信上帝会一边偷窥我们的卧室一边掏出小本本记账，那么我们相信什么呢？假如我们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的性道德将要以什么为基础呢？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百无禁忌随意淫乐，抛弃一切伦理束缚呢？我的答案可能会令有些人失望，但是我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就算不相信上帝，我们也依然要遵循性伦理。不过既然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就完全可以将伦理当做性伦理的基础，用不着遵循几千年前的古人写下的所谓上帝对于性行为的要求。
千百万年身为社会物种的进化似乎在人类大脑当中根植了一套核心伦理价值，我们可以将这些核心价值加以提炼总结，以特定社会的教导、自身经验与个人观察为标准，从而确定哪些性行为会伤害别人或者帮助别人，哪些性行为算得上公平或者不公平，哪些性行为更加有助于社会的平稳运行。这就是我们的性伦理的基础。我们不用担心“上帝是否乐见肛交”之类的问题，而是可以关注自愿、坦诚、公平与伤害之类的问题。
举几个例子吧。先来一个不用过脑子的例子，或者说我深切希望这个例子不用过脑子：同性恋道德吗？我们不必主张同性恋令襁褓中的耶稣流泪，因此不道德，而是可以提出另一套问题，例如是否有人因为同性恋性行为而受害；同性恋性行为的参与者是否自愿；同性恋性行为是否通过任何方式损害了社会整体的利益；用不同的规则来要求异性恋与同性恋是否公平，等等。
再来看另一个答案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例子：色情作品道德吗？我们不必主张上帝不允许我们接收具有挑逗意味的性资料，而是可以质疑有哪些可靠证据表明色情作品会对受众的性表现造成负面影响；是否有可靠证据表明，与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等流行文化相比，色情作品更能导致性别歧视与厌恶女性；我们能否在维护性自由的同时依然批判色情作品对于社会的某些常见影响。
最后一个例子，在恋爱关系或者婚姻当中应当为性行为设定怎样的限制。我们不必说什么上帝憎恶口交，而是可以询问性行为的双方或者各方是否都出于自愿；特定的性行为是否相对安全；参与双方或者各方是否都坦诚地表明了自己的欲望与极限，并且愿意接受特定性行为的可能后果；如果某一位性伙伴不愿意进行某种性活动，双方或各方如何解决分歧。
在提出与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认为无神论者可以将以下几条原则当成决策基础。首先，性道德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具体入微。当我们审视针对特定性活动或者性安排的宗教禁忌时，我们自己的性伦理也必须遵循一事一议的原则。对于任何一位没有反社会人格的人来说，许多性行为的确可以简单地分为合乎伦理与不合伦理这两大类，强奸与儿童性侵都属于后者。不过还有很多性行为位于多种价值观相互冲突的灰色区域。
比方说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当中，一位配偶突然决定从今往后再也不做爱了。他或她并非心血来潮，并不是因为工作紧张或者产后抑郁，而是做出了最终决定。这位配偶拒绝谈判，拒绝接受婚姻辅导，也拒绝放弃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结构。在他们看来，他们与性已经没有关系了，因此他们的配偶与性也没有关系了。这种做法合乎道德吗？更进一步，如果他们的另一半在婚姻以外寻求其他性机会，这种做法又怎么说呢？这种事并不是我凭空杜撰的医学病例，只要你读一读报纸上的性爱建议专栏，就会意识到这种情况简直常见得令人气短。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两种相互冲突的价值观。一方面，人们有权拒绝做爱吗？当然了。人人都有权主张自己的身体，有权在任意时段内拒绝任何特定性活动或者一切性行为，哪怕特定时段意味着整个余生。但是反过来说，人们有权在未经许可的前提下剥夺别人的性生活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我认为后一个问题的否定答案就像前一个问题的肯定答案那样清晰。
当然，你可以辩称被剥夺性生活的配偶总还能主动解除婚姻，但是这个选择同样会带来道德问题。比方说假如夫妻双方已经育有子女，或者是生意伙伴，以至于离婚会影响到他们二人以外的其他人，那要怎么办呢？假如一位配偶在经济上依赖另一位，那又要怎么办呢？
我举这个例子并不是为了一锤定音地解决问题，尽管我对这个问题确实抱有个人见解。我认为这个问题具有深厚的伦理内涵，因此我才要将其提出来。我们确实可以远离针对特定性行为与性安排的死板宗教禁忌与规则，例如通奸永远是错的，或者人们永远只能与配偶做爱——这两条禁令都确实存在于某些宗教当中。但是此后我们依然不得不承认，某些性爱情景确实伴随着棘手的伦理难题。这些问题未必总能得到轻松解答，而且坦诚良善的人们也会因为这些问题而产生分歧。我们无神论者必须做好采取困难道德决策的准备，我们也必须为自己的决策承担责任，而不是将责任推卸给上帝。承认道德复杂性的现实是无神论性道德的关键原料之一。无神论者应当承认，某些性问题确实难以做出选择，并不存在清楚的答案。无神论者还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这一点还牵扯到了另一条原则，即我们绝不能想当然地做出性选择。太多太多的人们根据某种外在时间表来安排自己的性生活并且采取重大步骤，却不去认真想想如今的时机是否合适，或者他们自己究竟想不想迈出这一步。在恋爱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双方都应当停止与第三方的约会，什么时候可以发生性行为，什么时候可以同居，什么时候可以结婚，什么时候可以要孩子，等等，很多人在做出上述决定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最适合自己的做法是什么，而是因为“时候到了”。很多人考虑性问题的时候想的都是“什么时候做”而不是“做不做”。我们有权选择是否同居，是否停止与第三方的约会，是否结婚，甚至是否谈恋爱。想当然地做出此类选择而不加思考对你自己并不公平，对你的性伙伴更不公平。让社会共识来左右你的性选择无异于为自己的人生埋下隐患。这样做并不负责，而负责正是无神论性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神论性道德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实事求是。无神论者有时候喜欢自称为信奉实事求是的群体。如果我们真想对得起这个称号，就必须将实事求是的态度应用在性问题上。我们不能随便说说“同性婚姻会毁灭婚姻制度”，而是要找证据，例如同性家庭子女的成长情况以及同性伴侣对于当地社区的影响等等。我们不能随便说说“色情作品使人放纵并且失去对于性伙伴的尊重”，还是要找证据，例如色情作品对于受众的影响，以及偶尔观看色情作品与长期观看色情作品是否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当我们评价某种性行为或者性安排是否合乎伦理的时候，必须采取以证据为基础的评估方法，并且还要做好转变立场的准备。
我曾经与另一位无神论者在网上辩论过多元恋（polyamourous）问题。顺便说一句，多元恋意味着以全体自愿与一致认同为前提，某一个人在同一时段内与多名他人保持性关系或恋爱关系。有些人不喜欢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把希腊词根与拉丁词根混在了一起（笑声）。其他近义词还包括开放关系（open relationship）、多重关系（multiple relationship）或者非一夫一妻制。我们的辩论场所是“每日无神论”博客的评论栏。对方主张，由于他所谓的“标准多元恋背景”作祟，多元恋从本质上就是不平等且自私的。多元恋无非就是开后宫，一个人拥有多个性伙伴，而这些性伙伴彼此之间并不发生性接触，就像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一样。我与其他几位多元恋人士向他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标准多元恋背景”。“标准多元恋背景”根本就是他臆造的胡话。无论是多元恋、开放关系还是非一夫一妻制都要根据当事人的特殊情况做出不同的安排。但是我的论敌拒绝改变立场，非常固执地继续为自己的论点辩护。这并不能算是良好的无神论性伦理。我们必须愿意根据反面证据改换自己的立场。
这个故事还指明了另一条原则：在性问题上，我们应当听一听当事人的意见与想法。很多人都会毫无顾忌地针对同性恋、色情材料消费者、非一夫一妻者、虐恋爱好者、变性者、无性者、性工作者与性工作消费者等等人群进行道德评价，但是却从来没有与这些人群当中的成员交谈过，也没有阅读过他们写的文章。这可算不上良好的人文主义性爱道德观。我们不能将自己对于特定性行为或者性安排的偏见与成见捧到第一位，并且完全无视涉及此类性活动的人群的经验。当然，我们并不必非得认同他们的看法，但是我们确实有必要倾听他们，并且承认他们比我们更了解自己亲身躬行的性行为。顺便说一句，我们还应当牢记媒体对于非典型性取向的描述往往倾向于煽动夸大，追求感官刺激。我们必须假设，仅仅读过几篇《纽约时报》的文章并不足以使我们全面了解虐恋、变装或者任何性行为。
上述一切内容引出了无神论性道德观的最后一项原则——其实当然不是我心中的最后一项原则，你们要是想听我还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一晚上——或者说今天我要讲的最后一项原则，即我们不能单纯地将自己是否感到恶心作为性道德的基础（掌声）。令人意外的是，很多人都难以接受这条原则，就连无神论者也不例外。将个人反感等同于道德败坏是非常常见的谬误。因为我本人觉得同性恋、多元恋或者虐恋很恶心，因此这些性行为一定不道德，任何人都不应当进行此类行为。以目前反对同性恋的最常见论点为例，“上帝不允许”肯定是排名第一的论点，紧随其后的论点则是肛交很恶心。从道德角度来说，这两个论点具有等同的意义，即毫无意义。将肛交当成攻击同性恋的手段非常可笑，因为很多同性恋根本不进行肛交，而进行肛交或者希望进行肛交的异性恋同样不在少数（笑声），不过这样说就有点跑题了。
有一种很有用的思考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在思考某些性伦理问题的时候经常会采用性领域之外的比拟事例。由于文化熏陶以及深入大脑的进化因素的作用，我们对于性爱的感受往往非常强烈而且并不理性。因此我在考虑性伦理的时候经常跳出性背景，免得我们的哺乳动物菱脑替我们思考。至于个人反感是否应当转化成为道德训诫的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我所谓的“花椰菜测试”来回答。我本人看见花椰菜就想吐，想一想将花椰菜放进嘴里的景象就反胃，如果有别人当着我的面吃花椰菜，我肯定会离席而去。但是我并不认为爱吃花椰菜的人都是坏人，我从未试图劝说他们戒断花椰菜，我从未试图推动禁止食用花椰菜的立法，从不会泛泛而论地假设花椰菜爱好者必然具有哪些性格弊病，从不会刻意回避花椰菜爱好者，我的很多朋友都喜欢吃花椰菜，我甚至还与一位花椰菜爱好者缔结了婚姻。当然，配偶出身背景不同的确会导致很多麻烦，不过我们都已经克服了（笑声）。此外我还不会试图禁止花椰菜爱好者从事教职，只因为他们道德败坏，不能出现在儿童面前。
同理，有些性行为确实让我感到恶心，至少也使我毫无性趣，甚至想一想就令我感到非常难受。比方说尿布游戏（diaper play），即成年人穿上婴儿服并且套上尿布。对于这种性行为我连尝试的兴趣都没有。可是那又如何呢？谁会关心我的看法呢？谁也没有逼着我这么做啊。至于那些确实这么做的人们，只要他们出于自愿，没有受害，并且玩得尽兴，那么他们的行为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有人想做我肯定支持（掌声）。
人们经常基于其他人的性生活对他人进行心理评估，例如性工作者一定自尊心低下，虐恋受虐者一定有负罪情结，同性恋的母亲一定强势，父亲一定缺席，等等。这种想法实在没什么卵用。事实上我们目前对于性取向依旧知之甚少，而不同性取向背后的成因几乎从来都不像老套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那样单纯，在敏感年龄看到一双女鞋与日后养成恋足癖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试图为某一种特定性欲寻找原因，就像在风暴当中观看茶叶渣算命一样不靠谱。性取向的成因非常复杂，影响因素也数不胜数。我们不知道性取向在多大程度上是天生的，多大程度上是习得的，同样的诱因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反之同样的结果也可能源于不同的诱因。某一个人爱好虐恋的原因很可能并不同于另一个人。因此除了强奸与儿童性侵这样显然违背道德的性行为之外，性取向与性行为实在不适于衡量某人的性格与人品。
当我们想要根据某人的性偏好做出针对此人的道德评价时，必须要记住这一点。每当我试图评价某人的道德，且此人的性取向与性行为令我作呕，我都不得不提醒自己，这世上还有很多其他人也觉得我的性取向与性行为非常恶心，尽管我的这些性行为的确出于自愿，没有伤害任何人，所有参与者也都很快乐。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无论你采取了怎样的性活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认为你的行为很恶心。很多同性恋都认为异性性交令人作呕，还有人认为终生守贞是悖逆天道之举。我希望别人尊重我做出性选择的权利，因此我也需要将这份尊重扩展到别人身上，不能将他们的个人选择视为针对我本人的冒犯（掌声）。
将审美判断与道德判断相分离的性道德原则不仅适用于如何对待陌生人甚至朋友与家人，还尤其适用于我们的性伙伴。假设我们不喜欢色情材料，而我们的性伙伴很喜欢，那么我们并不能说我讨厌色情材料，而你喜欢色情材料，因此你是个坏人。假如我们希望维持一夫一妻制，而我们的性伙伴另有想法，我们也不能说非一夫一妻制让我不舒服，因此你是个坏人。假如我们不喜欢玩束缚虐恋而我们的性伙伴很喜欢，我们还是不能说束缚虐恋让我害怕，因此你是个坏人。反过来说同样成立，假如我们喜欢色情材料、非一夫一妻制或者束缚虐恋，而我们的性伙伴不喜欢，那么我们同样不能指责他们是缺乏冒险精神的老古板。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性伙伴的观点就像我们自己的观点一样值得认真考虑，因此我们必须进行双方都能接受的妥协。我们的一切性爱决策必须以认同、坦诚、公平与伤害原则为基础，而不能基于我们自己是否感到反感。
以上是对于无神论性道德观的一些简述。这些理念并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我不想让大家误以为是我一个人构想出了这一切理念，因为我很有才。尽管我的确很有才，但是这些理念其实是几十年来的思想成果。几十年来，抱有积极性爱态度的作家、活动家、教育家、研究家。治疗师、艺术家以及普通人们一直在主张一套不以禁忌为基础的性伦理。就像无神论运动一样，这个群体也在不断发展，越发得到人们的注意，规模与影响力都在增大。积极性爱态度群体一直在热切地大声反对传统的宗教性爱观念，但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彻底反对宗教，而是宣扬替代性宗教，并且将积极性爱态度与灵修信仰结合了起来。积极性爱态度群体往往非常热衷于灵修，例如威卡教、女神崇拜、萨满教、密教、占星术、气功、查克拉、超自然玄学、意识集合体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新时代信仰在私密与公开层面上都深切地渗透了这个群体。这些灵修信仰往往与相对应的性爱文化密不可分。
我今天演讲的第二部分正是要谈谈这一点。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如何能够构建不依赖宗教的性伦理，那么我们要如何构建不依赖宗教的性超验呢？性爱的力量能改造我们的意识，能将我们突破时间的束缚，还能让我们摆脱惯常的感官体验，使得我们与性伙伴产生心有灵犀的感受。我们要如何宣扬这种伟大的力量，同时又仅仅将其视为纯粹的肉体、物质与非超自然体验呢？我们要如何不借助宗教来理解性爱呢？毕竟这一回我们不仅要抛弃任性而为、用心狠毒、痴迷于性行为细节并且将其与严重伦理后果牵扯在一起的老派神灵，还要抛弃真气、生命能量、永生意识与各路女神等等。
唯物主义的一般观点——以及涉及性爱的特别观点——往往会给人们留下冰冷、凄凉、狭隘、机械的印象，似乎生殖就是性爱的唯一目的。我们要如何提供一套完全基于无神论与唯物主义，并且温暖、丰厚、隽永、亲密而又快乐的积极性爱哲学呢？我今天不可能彻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归根结底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尽管我今天受邀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唯物主义认为并不存在超自然的世界。根本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有物质世界。一切看上去非物质的事物——思想、感受、选择、自我、超验以及一般而论的意识——全都源自大脑，大脑与身体的互动，以及大脑与外在世界的互动。我们依然不太理解具体的原理，神经心理学依然是一门新生学科，但是目前的压倒性证据都显示情况确实如此。对我来说这并不是扫兴的坏消息，而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喜讯。在我看来，从土壤、水与阳光当中凭空诞生的复杂生命体不仅具备了自我意识，还有能力为我们自己以及别人创造无上极乐的体验。这个神奇的事实简直让人张口结舌。我们能为彼此带来快乐与深不见底的快感，具体做法则是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手段重新安排来自太阳的能量以及来自地球的分子与原子。这一幕简直太壮丽了。与我所信奉过的任何灵修信念相比，这一理念都更加强大，既让我感到无比渺小，又让我感到无比骄傲。任何灵修实践都无法像唯物主义理念那样让我觉得自己与整个宇宙融为了一体。有一首嬉皮士歌曲的歌词写到，我们全都来自亿万年的星尘与碳原子。就算你不相信形而上学生命能量，也会觉得这种观念非常酷。
此外，假如你从唯物主义与进化论的角度来审视人类，并不将人类视为特殊的精神实体，不是女神的后裔，而只是进化树上的一根小枝，那么性爱就成为了人类体验的最中心。性在进化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达尔文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为什么性爱的感觉这么爽呢？因为进化的作用。性爱之所以能带来无与伦比的感受，因为进化的力量强烈偏好那些非常非常喜欢打炮的动物。当然这样说有些过于简化了，进化同样偏好那些非常挑剔性伴侣的动物，此外并非所有的繁殖都要通过性交来进行，但是性的确占据着进化图景的一大部分。
当然，对于人类来说，生育控制与其他非生殖性的性活动多少改变了一下这幅图景。人类掌握了控制生殖的手段，并且越来越有意识地将性爱与生殖分隔开来，至于试管婴儿之类的无性生殖方式就更不用说了。我对此毫无意见。对于我本人的性生活我不想披露太多。不过我可以承认，我的性生活完全是非生殖性的。我是一名偏向女同一侧的双性恋，我从未生育，也不想要孩子。我的DNA只能自认倒霉，食我大巢（笑声）。我完全支持性爱远离原本的进化功能。
事实上，人类体验当中最美丽且最有价值的部分正是因为我们改造了基本的进化功能才得以存在，而且改造之后的进化功能远远超越了繁殖与生存之类的庸俗目的。对于可口食物的动物需求被我们改造成了巧克力蛋奶酥搭配咸味焦糖汁，制造与使用工具的能力为我们实现了阿波罗登月，利用语言进行精确交流的特别能力在我们手里变成了《李尔王》。性爱也是一样，我们将复制DNA的生理冲动变成了激烈而又愉悦的交流、亲近、创造、归属、个人表达与爱意表达的形式，无论是否有任何DNA在这一过程当中得到了复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进化力量的确是性爱快感的根源，而且这些根源足以上溯至千百亿年前的太古时期。
换句话说，从唯物主义视角来看，超验性爱的喜感受深切而又强大地根植于大脑当中，是千百亿年进化打造而成的人生核心特征。这一点并不仅仅意味着矮化与压制性爱既愚蠢无益又危险有害，是一场针对人性本质的残忍而又徒劳的讨伐，而且还意味着性行为与性快感将我们与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体连接在了一起。我们与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是表亲，拥有同一位亿万年前来自太古泥浆的祖先。而我们之间的联系就算不是完全取决于性，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性。这也太了不起了！我现在就想赶紧结束演讲，回到酒店里与我妻子来一发（掌声），感受一下我与鱼类、四足类以及灵长类祖先的血脉联系。
最后，假如你不相信上帝、灵魂以及任何形式的来生，当你想到我们仅仅拥有这短暂的一生，那么尽可能享受这短暂的一生，以及尽量体验这一生所能赋予的欢乐经历就突然具有了更加重大的意义，几乎成为了一项道德责任。按照理查德.道金斯的名言，你降生人世的可能性与你从不曾出生的可能性相比简直微乎其微。你难道不想为你自己以及他人带来最大程度的快乐，以至于荒废此生吗？当然，这一点并不能支持许多反无神论者的主张，即离开了对于上帝或者来生的信仰之后我们的行为肯定会全然出于自私，完全失去道德指针。我们在讲座的前半部分已经深入揭批了这种说法。但是这一点的确意味着我们应当将自己行为在此生当中对于他人的影响当成我们的道德基础——包括性道德基础。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死后或许将会进入充满无形生物的假设世界，但是我们的行为对于这些世界与生物的影响完全与道德无关。
这又进一步意味着，只要我们在此生当中不去伤害别人，那么进行一切能为你以及他人带来快乐与意义的活动不仅在道德上可以接受，而且还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自然，此类活动包括但并不局限于性爱。换句话说，为了实现性超验，为了承认性爱的价值，我认为我们并不必将性爱视为精神活动，不必相信性爱得到了女神的祝福，不必相信性爱是灵魂之间的心灵感应，不必相信性爱能传导真气，也不必相信一切灵修崇拜。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将性爱视为动物之间的肢体行为，同时又无损于性的深切价值与丰富内涵。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将性爱视为肉体的活动，同时又承认这种活动不仅拉近了我们与自身以及彼此之间的距离，还让我们与跨越漫长历史与浩瀚宇宙的一切生命体联系在了一起。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tGxmFLJgaA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下我本人的一项担心，近来我越来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下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我不仅拿过身为艺术家的报酬，也领过身为科学家的薪水，不过在这两个领域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培训，因此我认为我具有谈论这个问题的特殊资质。
从文化角度来说，当我审视艺术与科学对于我的意义以及对于其他人的意义的时候，我发现这两者之间正在渐行渐远。这一点导致了三个问题。问题一：我们认为科学与艺术互为反面。我们认为艺术就是不拘一格随兴所至的做派，科学则是不得不死记硬背的无聊事实。问题二：我们认为科学与艺术都离我们很远。我们认为科学与艺术是社会文化光谱的两个极端，最高深的科学与艺术全都令人摸不着头脑。问题三：一旦我们相信自己无法理解科学与艺术，我们甚至不会努力尝试去理解。无知绝不是福祉。
我们倒退着理解一下这三个问题。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尝试理解科学与艺术呢？提问：这个世界是否完美？答案：不是。如何能让这个世界更接近完美呢？要理解世界。如何理解世界呢？首先要关注世界上的各种事情，其次要相互交谈。这场交谈就是所谓的文化。有些谈话显而易见，也有些谈话是隐秘的，两者都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就是我们对于世界以及身边环境的反应。只有白痴才会认为我们能够彻底脱离文化。我们可以选择主动或者被动地参与文化，但是我认为主动参与更好。
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科学与艺术都与我们没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分开来说。首先是艺术，我们的文化将艺术分为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两大类，高雅艺术在我们之上，低俗艺术在我们之下，中间的夹层则是我们真正喜欢的艺术。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太看重自己喜欢的内容。在低俗艺术当中可以看到写着傻话的背心，在高雅艺术当中则充满了令你难以理解因此也不愿开口谈论的东西。在中间，电影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全国观众都在谈论电影，但是就连电影也分成了高端文艺片与低端娱乐片。我们在二十世纪看待艺术家的方式也延续到了二十一世纪，要么将艺术家视为深受折磨的苦行者，要么就将他们视为疯疯癫癫的神经病。当我们见到罗斯科、波拉克或者赫斯特这样难以理解的艺术家的时候，我们总会说出下面这句话：“我其实也不了解艺术，不过我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的父亲是一位画家。他仔细地安排了自己的生活，从而每天都至少能作画一小时。在我的整个童年他每天都会画画，经常要画上三四个小时。不过他总是拒绝谈论自己的画作。这些画作对他有意义，他也希望这些画作对你同样有意义。但是他还知道这两者并不相同，因此他不想让自己的看法影响你所接受到的意义。他曾经说过，“我其实也不了解艺术，不过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是一个人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艺术主张。艺术仅仅就是我们喜欢的事物而已。我们的喜爱标准可能基于我们的经历、教育、心情或者窗外的天气，但是这些因素导致的不同反应全都同样合理。对于文化的反应并没有对错之分，因为我们都是文化发挥作用的媒介。有人说并不存在糟糕的艺术，这纯粹是胡说八道。糟糕的艺术满街都是。但是艺术平等主义并不存在于艺术本身，而是存在于我们对于艺术的反应。面对艺术的唯一错误反应就是照搬别人的反应，让别人告诉你如何思考。我再说一遍：面对艺术的唯一错误反应就是照搬别人的反应，让别人告诉你如何思考。
再来说说科学。许多人都认为自己没资格谈论科学。其实并非如此。科学新闻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新闻讲的是例如希格斯粒子这样特别复杂的题目，但是篇幅却只有二百五十个单词，第二类新闻讲的则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搞笑科技。想想你今天开车到会场这一路上的经过吧，你真希望所有人都拥有会飞的汽车吗？此外我们看待科学家的方式与看待艺术家的方式也很相似。我们将科学家也划分成两大阵营，要么是满腹智慧的老爷爷，要么是赶不上普通人的宅男与极客。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每一代人对科学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过：自然界的一切奥秘都已经被发现了。
我的偶像之一理查德.费曼有很多趣事。他的一位同事回忆道，有一次他去费曼家做客，费曼煮了一锅意大利面。当费曼正在下面的时候，这位同事注意到，假如你抓着意面两端用力掰，意面并不会仅仅从中间断成两截，而是总会有一块碎片飞出去。从材料学角度来说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于是两个人顾不上吃面，将费曼家里的每一种粗细不同的意面全都掰了一遍，想要搞清楚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
屏幕上的这位姑娘名叫艾丽.莱莫。十二岁那年她觉得伯克利的停车计时器不准确。此前很多人向伯克利市政府投诉过这个问题，政府表示至少要花两十万美元才能将全市的停车计时器全都检查一遍。可是艾丽仅仅花了几周时间，用一块秒表就完成了调查工作。随后她发表了论文，论文又成为了规范停车计时器的立法，也就是加州的《莱莫法》。
这个小伙子名叫杰克.安德莱克。他在十五岁那年发现了一种诊断好几种癌症的简易方法。他赢得了全国科技大赛的头等奖。我去年受邀造访白宫的时候还见过他。
屏幕上的这幅漫画出自xkcd。《流言终结者》与xkcd一直相互仰慕。在这幅漫画里，作者让起死回生的费曼与《流言终结者》的批评者们对质。批评者认为《流言终结者》是娱乐而不是科学，费曼则反驳道：“通过教导人们用试验来检测理念，《流言终结者》为人类摆脱非科学黑暗状态做出了极大贡献，一千场科普讲座的作用也不能与他们相比。”我不想自卖自夸，但是这番话正是《流言终结者》的主旨。我们一直这么说，今天我要再重复一遍：我们并不主张我们的实验结果，而是主张我们的实验方法。我们知道任何实验仅仅做一次都是不够的，但是我们愿意相信自己的方法足够可靠。假如事后发现我们的方法并不可靠，我们还会重新实验。
科学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就算你只想讲个笑话，只要你会根据听众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表现与笑话的词句，你也是在根据过往的知识进行经验主义改进。这就是科学方法。“我其实也不了解艺术，不过我知道我喜欢什么”这句话在科学领域的对应说法是这样的：“我不太懂数学”。
人们会说“我知道这座建筑里的人们正在搞科学，可是我也不太懂。”“我对科学事实了解的不多。”“学校里的知识我都忘得差不多了。”这不是远离科学的理由。我有一个痴迷于拍电影的朋友。他通过拍电影挣的钱非常少，但是他整天都在剪辑再剪辑，每周大约要花上五十多个小时拍电影。他说过：“我很擅长数学，我只是不擅长数字而已。”这句话对数学的理解同样很深刻。他当然很擅长数学了，因为剪辑师必须深入理解故事篇幅、节奏、场景与演员表演的算法，必须能够在场景之间来回切换，必须能够将一大堆碎片整合成统一的叙事角度。他完全浸淫在了这套算法当中。如果你让他算账记账，他肯定会搞得一塌糊涂。不过他依然很清楚自己的工作与数学之间的关系。科学绝非存在于我们的理解能力之外。
你要证据吗？我们来看看体育界。在目前的世界里，中学的运动队数量远远超过科学兴趣小组的数量。我希望我的宣传能够逆转这一局面（掌声）。但是目前，每一周里的每一天我们都会被卷入全国层面的体育大讨论。尽管我并不太关心体育，但是我依然很尊重体育界。在我看来，运动员其实就是体能处于巅峰状态的宅男与极客，因为运动员同样需要开动大脑完成不可能的事情。体育牵扯到的物理与数学知识极其复杂，而美国人每天都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为了促进体育，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费曼说过，“科学就是相信专家也有无知之处。”在体育领域，我们可以自然而然无视电视上的专家意见。“我认为这家伙说得一点不对，我认为那支队伍/那个驾驶员/那个球员的能力更强，原因如下……”假如我们在讨论科学与艺术的时候也能采取这样的态度，那就太好了。
最后是艺术与科学相互对立的问题。这恐怕是我们最大的误解。我们的文化浸透了我们，让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科学意味着艺术的死亡，科学方法必然克制开放的创造性。不过上一周刚刚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将数学家放进核磁共振仪，然后让数学家看各种美丽的公式，例如欧拉公式。然后他们又让艺术家观看优美的画作。结果研究员发现双方大脑的活跃区域是一样的。
让我们来看看所谓的科学方法与创造性之间的对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问，第二步是提出假设，第三步是设计实验来检验假设。先来看看如何提问。《流言终结者》最初几季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期节目，题目是在雨中怎样行进才会被淋得更湿，是走路还是跑步。这个问题其实很不好回答，因为乍一看所有人都能理解这个问题的内容，但是仔细想想就麻烦了。比方说假如你在雨中跑三十分钟，你的衣服肯定会吸饱了水，到时候无论是跑步还是走路就都没区别了。所以我们要检测的是一个存在于衣物饱和之前的时间点。可是这个点在哪里呢？我们应该从一栋楼跑到另一栋楼吗？应该跑过整个街区吗？应该从大楼里跑到停车的地方吗？摄制组内部的意见就不统一。每次我们选定题目的时候都要先确定这个题目的关键要素是什么。换句话说吉米与我整天都会吵个没完。反复争论正是《流言终结者》的立身之本，等到争论结束的时候，正确答案就一目了然了。
科学方法的第二步是提出假设。无论是跑步还是走路，人为什么会变得更湿呢？是因为雨水落在前胸的时间更长而落在头顶的时间更短吗？这个假设是可以验证的。罗伯特.M.波西格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当中说过，形成假设是一项自我滋生的活动。你每做出一个假设，都会随即做出下一个假设以及再下一个假设。你已经做出的假设越多，接下来你能够做出的假设也越多。这不正是创造行为的定义吗？
第三步，设计实验并检验假设。做节目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剥除所有变量，让我能够特别清楚地看到一件事。假如你做到了这一点，就会得到非常美丽的结果。假如你失败了——对于我们来说失败是家常便饭——则会学到很多有用的知识。所有这三个步骤都是创造性深厚的活动。所有的科学方法都需要创造性、原创性与想象力才能得出结果。
现在我总结一下。在二十世纪初，科学迎来了一轮高潮。比方说我们的铁路科技已经渗透了整个欧洲与印度。火车运行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推动了全球标准时的出现。在火车出现之前，巴黎的时间始终比伦敦慢两小时十八分钟，谁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个问题，因为火车运动得太快了。1909年并不是美国历史上特别光彩的一年，不过正是在1909年我们宣布美国全境都已经得到了探明。大约在这个时期，前后只有十二年左右，一位年轻的专利局职员提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公式之一，莱特兄弟也进行了首度飞行。与此同时，艺术界也对这个越来越小却越来越复杂的世界做出了回应。毕加索绘制了他的第一幅立体主义作品《亚维农的少女》，试图将我们的视线同时分割成多个层面，让我们同时看到一个物体的多个侧面。这正是对于世界各地科学进程的文化应对。杜尚也向传统艺术竖起了中指，绘制了《下楼的裸女》，波丘尼也塑造了《空间连续的独特形体》。科学与艺术归根结底都是我们用来表达“我们是谁”与“我们想干什么”的手段。
当年有一位原始人发现，只要将木棍的一头磨尖，然后在尖端安装一枚石质箭头，就能更有效地撕裂动物的内脏，从而使得他能够杀死更大的猎物。正是借助科学他才得取得了这项成果。那么他要怎样将自己的新发现告诉同伴们呢？通过在岩洞的洞壁上绘画，通过艺术。
科学与艺术一直是推动人类种族前进的二连装引擎。所以我对大家有几项忠告。其一是耐心地用心观察，你们肯定会注意到事物的模式。其二是要参与，换句话说就是要质疑一切。其三是要相信没有你理解不了的事物。费曼曾经这样谈论磁力：“我没法跟你谈论磁力，因为我理解的磁力与你理解的磁力并不是一回事。你需要先拿一个物理学的博士学位才能像我一样理解磁力。换句话说，其实我也不太了解磁力。”文化就是对话，科学与艺术都是对话的方式，两者都能提升我们。谢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Owusjrpmg
我今天想要长话短说一下。我以前也参加过好几次阿斯彭讲座大会，我知道你们参会的目的不是听我说话，而是听你们自己说话（笑声），所以我会尽量不给大家碍事的。
在ASPEN讨论谦虚这个话题多少有点奇怪。我不想过多地谈论我的书，但是我在书里的确略微描述了一下阿斯彭的居民。他们并没有多少谦虚的理由。我曾经在市区繁华地段的晚上见过他们，他们一个个全都身材苗条，以至于根本谈不上尺码二字，只不过试讲几个造型优美的几何体摞在了一起（笑声）。本地的女性全都实现了某种基因学奇迹，她们的祖母长得都像格特鲁德.斯泰因一样，但是通过与俊美之人的通婚，她们自己一个个长得都像乌玛.瑟曼。本地母亲全都比自己的孩子体重更轻（笑声），她们在怀孕期间服用了那么多全大豆营养剂，孩子一生下来就有十三磅重。然后母亲们就会赶紧找出中文识字卡让孩子们学外语，并且开始为哈佛大学招生申请准备资料。养狗在阿斯彭很时髦，而且还必须是达到室内高度三分之一的大型犬，犬的名字大都来自简.奥斯汀的小说人物。我还听说当地有一群八十来岁的成功商界人士决定自己不打算死。他们全都有私人健身教练，他们吃起希爱力就像吃糖豆一样。在登山的山道上总能看到他们全身裹着氨纶紧身衣，低头猫腰骑着山地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冲上山顶，在身后扬起一片蔑视的尘埃，就好像你不过是挡路碍事的铁丝网而已（笑声）。当然，这些人并不太清楚谦虚是什么。
首先我想谈一件几个月以前的事情。当时我正在华盛顿特区开车回家，还在收听国家公共电台的广播。我收听的节目名叫《军前演出》（Command Performance），这是一档二战期间面向海外美军的综艺节目。那一天播出的节目正好首播于1945年胜利日当天，就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仅仅几个小时。鲍勃.霍普、玛琳.黛德丽、弗兰克.辛纳屈等大牌明星全都参加了节目录制。平.克劳斯贝是这期节目的主持人，他在节目一开始就说，“我们于不久前刚刚得知日本宣布投降。此时此刻我们并不感到骄傲，仅仅觉得谦卑。我很高兴我们挺过了这一难关。”这种低姿态为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在节目当中他们还在反复重复这一点。布吉斯.梅迪斯在节目期间朗读了一段战地记者厄尼.派尔的文字：“我们之所以赢得了这场战争，是因为我们拥有勇敢的士兵，勇敢的盟国，充足的物资，而不是因为我们是比其他人更优越的上帝选民。我们现在应当努力生活，让自己配得上来之不易的和平。”
回到家里我打开电视收看橄榄球比赛，一个四分卫投出一记妙传之后按照所有职业运动员的风格跳了一支庆功舞，炫耀自己的能耐。这时我意识到，我刚刚在球场上看到的庆功炫耀都比二战胜利纪念节目当中更多。在我看来这个现象体现了几十年来的文化变迁。我们曾经奉行自我贬抑的文化，“我不比别人强，别人也不比我强。”如今的文化则奉行自我扩张。我认为这场文化变迁导致了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
为了描述这场转变，我要先回到《军前演出》的时代，讲述一下那个时代的人们与社会环境。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哈利.杜鲁门，美军最高统帅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想一想这两个人是如何成长起来的吧。杜鲁门生长在密苏里，艾森豪威尔生长在德克萨斯。他们的成长环境里存在着一股盛行氛围。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大概都不想回到他们小时候的乡镇里。那些地方交通闭塞，而且大概种族主义盛行，但是的确自有其可取之处。这些村镇毫不质疑地接受了一整套做人的原则，包括辛勤工作，衣着整洁，办事负责等等。当地的社区联系非常紧密，每个人都深入参与到了其他人的生活当中，但是每个人从小也都被灌输了一套律己信条，例如不要炫富，不要自大。杜鲁门曾经形容自己从小的街坊邻居都是些“老实巴交的人”，也曾经有人形容杜鲁门“看上去就是个普通人”，事实上杜鲁门的第一位雇主认为他“从头到腚都很一般”（笑声）。老实巴交，一般人，不炫富，这些描述都算得上是社会平等主义的特质。
艾森豪威尔的家庭虔诚信教，每天晚上全家人都会下跪祈祷。艾森豪威尔小时候，有一年万圣节晚上他想出去玩，父母认为他太小，不让他出门。于是他又哭又嚎，用手锤树，直到双手出血。于是他父亲抓着他用力摇晃，大声训斥了他，并且将他关进了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在里面痛哭了一个小时。最后他的母亲为他的伤口上药包扎，并且告诉他，“能够征服自己灵魂的人比攻陷一整座城市的人更伟大。”七十六岁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里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杜鲁门的家庭不像艾森豪威尔家那样虔诚，不过也已经很虔诚了。日后他声称自己小时候背诵的祷文是平生背诵过的最重要的一段祷文，并且在很多场合都重复过。以下是这段祷文的节选：“请让我时刻诚实可信，保持荣誉；请让我心智坦诚；请让我对待他人时能够奉行慈悲、宽恕与耐心；请帮助我理解他们的动机与弱点，就像您理解我那样。”
这两个故事共享了同一套世界观，知识界可能会将其称作奥古斯汀世界观，即我们生而有罪，必须控制自己的弱点。根据这种世界观，一切罪孽之首就是骄傲。骄傲会使人疏远上帝，将自己奉为神明，削弱了针对自身弱点的抵抗力，使人更难领受更大的人生福祉，因为这些福祉来自于自身以外，来自家人、朋友、邻里以及上帝。根据这种观点，骄傲不仅是自我主义的表现，还意味着心中只有自己，无论好坏。将骄傲视为万恶之首是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的成长环境当中的重要因素。
艾森豪威尔与美国著名思想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是同乡。尼布尔曾经写道：“发展到最高阶段的邪恶，其实就是自认为或者假装比自身实际更好的善良。”尼布尔还认为骄傲是一切罪孽的基础，会导致自负、贪婪与虚荣。正是由于受到了这种世界观的影响，杜鲁门与艾森豪威尔甚至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也尽量不谈自己。在他们的时代，就连电影明星也非常低调，例如加里.库珀，格里高利.派克，吉米.斯图尔特，亨利.方达等等。我还记得我当年跟踪采访老布什的第一次总统竞选，有一次演讲结束后他打电话问母亲自己表现怎么样，他母亲回答道：“你就知道说你自己。”相比之下，如今的总统候选人除了自己什么都不说。老太太倘若活到今天肯定会觉得很别扭。
当然，谦虚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根据字典的定义，谦虚意味着自尊心较低，并不是说完全不能想自己，而是说要平衡个人的抱负与针对自身弱点的认识。犹太教里有一个故事反应了这种平衡。有一个拉比在两边衣兜里各自装了一张纸条，一张写着“上帝为我创造了这个世界”，另一张写着“我只是一堆尘土与灰烬而已”。我认为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在这方面做到了很好的平衡，至少当时的主流文化风气是这样。
但是随后社会文化就逐渐不同了。第一大变化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这个变化主要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我们往往认为六十年代是个人社会解放的时代，八十年代是个人经济解放的时代，两者相互抵制。其实这两者只是同一个趋势的两面而已，也就是将个人从集体当中解放出来的趋势。不过今天我主要想谈谈第二大变化，这场变化的发起人是卡尔.罗杰斯与埃里希.弗洛姆这样的心理学家。他们检视了自己的病人之后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过度骄傲，而是在于自我厌恶。他们认为自己的病人自尊心太低。他们不需要时刻被人提醒保持谦虚，而是需要鼓励与打气。当时有一位心理学家写道：“一切精神疾病都是自我憎恨的表现。”根据这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人类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傲慢，而是缺乏自爱以及自我价值低下。因此他们认为应当调动一切导向机制来促进自爱与自尊。他们相信人性本善，只是需要通过自爱将善意释放出来。用罗杰斯的话来说，“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让人成为真实的自我。”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这种人性观念重塑了美国的一切体制，例如心理咨询、学校、家庭教育、宗教以及社会整体的文化。我认为个人主义的兴起与科技发展也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这场变化是确实存在的，而且我相信我们对于自身看法的变化可以用数据来衡量。1950年，盖洛普公司询问高中生：“你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当时有12%的学生给出了肯定答案。2006年盖洛普公司提出了同样的问题，给出肯定答案的学生占到了80%。再来看看数学成绩。美国学生的数学成绩一直在下降，但是假如你询问学生们“你的数学水平怎么样？”美国学生的自我认知已经从世界中游上升到了世界第一，我们是全世界最擅长自以为数学精通的国家。1962年美国所有教育学术期刊当中没有一篇关于自尊心的文章，1992年则出现了2500篇。1950年的父母最希望子女拥有的品质是自主思考，这个答案至今依然是第一。不过排名第二的答案就不太一样了。1950年的第二位答案是顺从听话，尊重父母。如今这个答案已经掉到了底部。
此类倾向在近几年并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在过去十到十五年里，研究表明自恋心理的影响一直在扩张。心理学家用测验来调查人们的自我关注程度，询问受试者以下主张是否适用于自己：“我愿意成为关注中心”、“我很特别”、“我有机会就会炫耀”、“我很擅长操纵别人”。这方面的数据追溯不到1950年，但是确实能追溯到二十年前。今天认为自己的能力位于中位线之上的美国青少年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93%，换句话说就是自恋心态扩张扩张了30%。婴儿潮一代的后代们往往比婴儿潮一代的自我看法更高。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对自己的生活完全满意，96%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教学能力超过了平均值。55%的高中生认为自己能考进医学院、法学院或者其他本科院校。
《时代》杂志最近的调查显示，19%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属于最顶尖的1%（笑声），还有36%的受访者相信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挤进最顶尖的1%。还有一项针对企业CEO的调查，询问各位CEO对于自己所在的行业了解到什么程度。CEO们接受了行业知识测试，并且要表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自己给出了正确答案。广告行业的CEO们认为自己的答题正确率达到了90%，其实他们答错了60%的题目。最自大的行业就是计算机行业，计算机行业的CEO们认为自己的答题正确率达到了95%，其实他们答错了80%的题目。顺便说一句，过度自信与性别的关系非常密切。比方说男性溺水者的人数是女性的两倍，因为男性对于自己酒后游泳的能力非常有自信（笑声）。
自我关注膨胀的一大表现就是对于名声的追求。2006年，51%的二十五岁美国年轻人表示出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认为修身养性是人生最重要目标的受试者人数仅有这个数字的一半。43%的中学女生表示自己的人生目标是成为某位明星的助理，想要成为哈佛大学校长的受试者人数也仅有这个数字的一半。测试者还要求大学生们在受人称颂与性爱之间做出选择，大多数受试者都选择了受人称颂。我多少算个名人，也有过性爱经验。我觉得还是性爱更好一点（笑声）。在世界上最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当中美国一直稳居前五名。其他曾经入围前五的国家包括塞尔维亚、智利与以色列，最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则包括韩国、瑞士与摩洛哥。
在流行音乐领域，八十年代了流行歌曲歌词大多强调团结协力，如今的歌词则往往强调“我”有多么出色。大多数饶舌歌曲、P!nk的歌曲、Ke$ha的歌曲以及凯蒂.佩里的歌曲歌词走的都是这条路线。最近纽约刚刚闹出了安东尼.韦纳发送私处不雅照的丑闻，可以说是针对自恋的绝佳讽刺。他甚至都不想与不雅照的接收方发展恋爱关系，只是想要向别人炫耀而已。
我认为这种文化变迁不仅改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还导致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首先是消费习惯。假如你自视甚高，花钱就难免大手大脚。假如你看一下二十世纪个人消费占据GDP百分比的曲线，在七十年代以前一直保持在60%左右，然后在七十年代突然跃升到了70%。个人债务几十年来一直保持在GDP数值的45%上下，直到七十年代一飞冲天，达到了GDP的145%。包括房贷在内的整体债务在七十年代以前相当于GDP的160%，之后则冲到了350%的高位。
其次是将债务传给下一代。假如你将自己视为世代链条上的一环，你就会非常害怕向接下来几环的后代们添加负担。在新政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有着很好的花钱理由，但是他依然坚持不能让后代们负债。假如你觉得自己最重要，看不到自己在世代链条当中的位置，就不会这么害怕让后代负债了。
第三是应对风险的态度。如果你对自己的头脑充满自信，就会更倾向于相信华尔街推销的理财风险评估模式，因为这些模式全都声称你有能力应对投资风险。第四是社会舆论两极化。假如你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智识能力存在短板，就会主动依靠与你意见相左的人们来平衡自己的观点。如果你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百分之百的真理，那么这些人就只能碍事。并非巧合的是拉什.林堡等等观点特别极端的舆论名嘴们总会摆出一副自高自大的样子。因此我认为自我膨胀是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原因之一，尽管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此外自我膨胀还导致了许多个人问题。几周之前我在《大西洋月刊》上看到了一篇关于自尊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很多成功人士的自我认知的基础都很不稳固，他们的自我认知并非基于逐步取得的成就，而是基于其他人对于他们的反应，因此也更加脆弱。
刚才我谈到了知识界看法的变化如何导致了我们对于自身看法的变化，以及自我贬抑的文化如何转化成了自我膨胀的文化。这是一个无孔不入的问题，也是一个我们需要设法摆脱的问题。我认为第一步是要更准确且更透彻地理解我们自己，我们究竟掌握什么技能，我们究竟配得上什么待遇。我们正在经历一场认知科学的革命，我认为这场革命能让我们更准确地意识到我们的能力多么受限。
过去三十年里，神经学家、认知科学家与心理学家们发现了很多难免让我们感到汗颜的事实。首先，我们对于自己的绝大多数行为都没有意识。人脑一次可以处理二百万条信息，而我们只能意识到其中的四十多条。我们身上发生的绝大多数事情并并非出自我们的主观意愿。名叫丹尼斯的人成为牙医的概率，以及名叫劳伦斯的人成为律师的概率都比一般人要高，因为我们会无意识地倾向于我们熟悉的事物。所以我才将自己的女儿命名为美国总统.布鲁克斯（笑声）。假如你与两个人一起吃饭，你的饭量就会比单独吃饭时增加35%，假如共同进餐的人数达到七人以上，你的饭量就会增加86%。我们具有非同寻常的能力，但是其中绝大多数能力都是无意识地发生的。
其次，我们有自由意志，但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并不自由。我们继承了一条知识的河流，有些知识来自百万年来的基因传承，有些知识来自我们的文明，有些知识来自家庭，也有些知识来自文化。这些知识塑造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但是我们仅仅是这些知识的继承者而不是创造者。在座的每一名男性大概都会喜欢腰臀粗细比率0.7的女性，这个比率并不是我们确定的，而是基因与进化决定的。女性天然喜欢比自己更高的男性。有研究表明，五英尺六英寸的男性在交友网站上想要得到与六英尺男性数量相当的回信，就必须每年多挣十七万两千美元（笑声）。这些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来自文化灌输，并非出自我们的创造，我们只是被动的接受者。我们有做出选择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所继承的基因与文化遗产依然会无意识地引导我们的决策。哈佛大学的约书亚.格林认为这就好比我们买了一台数码照相机，我们一般并不会将所有手动设置都打开，而是基本上依靠默认设置。因此我们没有资格为了我们做出的绝大多数决定而感到骄傲，因为我们并不能控制这些决定。
第三，我们并不具有单一的自我，我们每个人都是多个不同自我的集合体。在我们的大脑当中存在着多个不同的系统，在任何时刻这些系统之间都在争夺主导权。热爱高脂肪食品的自我与决心节食的自我，难过的自我与开心的自我，短期自我与长期自我，我们全都具有许多各不相同的性格。莫里斯.桑达克的著名童书《野兽国》是个很恰当的比喻，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栖息着各种野兽的王国。桑达克的错误之处在于他的小主人公只要直视野兽的眼睛就能将其降服。电影改编要更准确一些，电影里的小主人公从来都没能驯服野兽。
将上述三点——我们的绝大部分思考都出自无意识，我们远远早在意识到之前就受到了绝大部分影响，我们具有通常意识不到的多重自我——总结在一起，可以说安.兰德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并不是掌控自身航船的船长，并不能在人生的海洋上任意遨游。我们具有控制权，但是要受到限制。我们具有能力，但是并不能居功。我们与其他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并不应当为了自己掌控事物的能力而感到沾沾自喜。我认为像这样看待自己的视角更准确，也更谦虚：我们是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要依赖其他人——最后这一点尤其重要。
为了重新发现谦虚，我们需要回到历史当中寻找践行谦虚的榜样。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更准确地体现了他们的本质。我一直保留着一张记载着此类人物姓名的清单。目前这张清单上有五个名字正在华盛顿工作，这样我就可以说，尽管华盛顿充斥着乌烟瘴气，但是至少还有这五个道德典范的存在。对于他们来说，从政并不是为了实现自我，而是为了完成自己肩负的职责。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谦虚。历史上有很多榜样都体现了这种生活方式。
谦虚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层面，而是存在于许多层面当中。第一层是宗教。许多宗教都鼓励信服奉行谦虚与谦卑，借助冥想与祷告来平复自己的心神，并且时刻提醒自己在全能的神灵面前多么渺小。华理克牧师的《有意义的人生》（The Purpose Driven Life）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一切都与你无关。”置身于大教堂当中的人们难免感到震撼，餐前祷告总能给人带来不寻常的满足感，源自宗教的人生观总会指向舍己与臣服。C.S.刘易斯是最深刻也最敏锐的宗教体验观察家。他认为最深刻的宗教经历就是抹消自己，忘却自己，舍弃自己。“在最深切的孤寂当中有一条摆脱自我的道路。孤寂当中生发了某种事物，这种事物拒绝将自身与任何感官目标、任何生理或者社会需求、任何想象出来的事物或者任何我们自身的心智状态等同起来，从而宣告了自身的纯粹客观性质。”换句话说，只有忘记自我，才能体会宗教的真意。他还在另一本书中写道：“假如遇到了一位真正谦虚的人，不要以为他的表现会符合如今绝大多数人所谓的‘谦虚’。他不会油嘴滑舌地跟你念叨他本人如何无足轻重。他给你留下的全部印象或许就是愉悦与聪慧。他对于你所说的一切言语都抱有真诚的兴趣。他并不会想到谦虚二字，事实上他根本不会想到他自己。”
除了宗教层面的谦虚之外，还有政治层面的谦虚。国父们创建美国的时候非常不信任他们自己，也非常不信任美国人民与美国的国民性。因此他们才构建了一套阻挡在公共意愿与立法之间的共和体制。此外他们也很清楚地意识到了公共精神，不过他们对于公共精神的理解与我们今天正好相反。我们今天谈论公共精神的时候都会想到一个四处签名情愿、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事业的人。国父们谈论公共精神的时候，则会想到一个极力控制民众热情、缓和民众看法、促进全社会共识的人。因此他们的公共精神典范就是乔治.华盛顿。华盛顿很擅长自我控制，如果其他人在谈话中提到了他，他总会暂时离开房间。国父们用一套共和体制隔绝了民众与立法。可是在过去三十年里，我们逐渐侵蚀了这些共和体制，认为一切阻挡我们将公共意愿变成法律的体系全都不合理。
我已经说得太多了，但是我最后还想简要谈论一下一个主要的谦虚源泉，也就是对于人生的规划。我最近在一篇专栏文章里写道，我阅读了很多大学新生入学演讲稿，演讲词的内容往往与这个自我膨胀的时代相得益彰：追寻你的激情，实现你的梦想，找到你的快乐，走出你自己的道路，要为自己代言，基本上就是个人主义的集中表达。我并不想彻底否定这种世界观。两年前我最敬佩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也在哈佛做了一场新生入学演讲。他讲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他也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二十二岁那年他以罗德学者的身份又去了牛津。途中他想到：“我要用接下来的一年找寻人生的目的。”于是在这一年里他每天都会花一个小时思考与阅读，考虑人生的意义。他认为，除非你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就找到了人生的目的，你肯定会在茫然摸索中浪费大量的时间，不知道如何为了这个目的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头顶上也没有指引航向的明星。
克里斯坦森是一位值得敬佩的成功人士，这套方法对他来说很管用：我是谁，我生在世间的目的是什么，如何执行实现这一目的的计划。尽管我非常仰慕他，但是我依然觉得恐怕并没有多少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够清楚地定义自己的人生目的，我觉得他们对于世界的理解还不足以让他们确切地知道度过人生的正确方式，事实上我甚至觉得并没有多少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真正作为他们自己而存在，因为自我只能是人生经历的产物，而人生经历又需要时间的积累。因此尽管我很尊重克里斯坦森的思想根源——自主思考与找寻人生意义，但是我还是想提出另一套实现人生圆满的主张，这套主张更符合我一开始谈到的二十世纪中期谦虚思潮。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询问“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而是应当询问“我的人生需要我做什么”。
这个问题并不是我凭空杜撰的，而是出自维克多.弗兰克尔的《追寻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弗兰克尔在欧洲长大，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被纳粹关进了集中营。显然这并不是他会主动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但是集中营的生活依旧向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因此他意识到生活召唤他研究极端苦难环境当中的人类心理。“苦难成为了我们无法置之不理的任务。” 因此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你要向生活要求什么，而是生活要向你要求什么，生活要求你去解决什么问题。于是人生的问题就从“我想要什么”变成了“世界想要什么”。这个世界并不是你创造出来的，你降生之前很久世界就已经存在了。世界是一个进行当中的故事，在你出场之前已经展开了大量情节。你在中途插进了一个进行当中的故事，踏上了一块早已别人占据，你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位置，而不是自以为全世界都为了你而存在。弗兰克尔将这种理念总结成了概念，我觉得他一定很熟悉我之前描述的谦虚思想。谦虚的核心就是要将自己视为更广大世界的渺小一份子。
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谁都不愿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谁都不愿生活在那个女性权益高度受限、种族隔离盛行的时代。但是谦虚的确组成了那个时代的传统，而且这一传统可以直至追溯到圣奥古斯丁。而我们如今已经丧失了这部分传统并且受到了相应的损害。如今我们在大多数时候都奉行自我主义，心里只想着自己。但是尽管如此，以下论断依然是正确的：人生只有在投入超越自身的事业之后才有意义，人生的目的也并不是找到你自己，而是舍弃你自己。谢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zKP4-fb104
能够在瑞信大会上发言从来都是我的荣幸。在创立Paypal之前，我就曾经在瑞士信贷集团公司的货币交易部门工作过。这段工作经历涉及了全球化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如何兑换货币，同样也涉及了技术问题，例如货币在未来几十年里会获得怎样新颖的存在形式。当我们谈论未来的时候，总会归结到全球化与科技进步这两个问题上来。今天我主要想谈谈科技进步，我的题目包括科技进步过程的未来，我们将会见到多少科技进步，这些进步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实际将要发生的科技进步是否真的像广告宣传里的一样显著，科技领域的进步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最后我还想谈一谈全球化与科技进步的关系。
我有一套经常采用的讨论框架。我认为，尽管全球化与科技这两个词经常被人一起拿来使用，但是这两个词却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理念以及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二十一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世纪。全球化与科技的进程在二十一世纪都将远远超越之前的任何世纪。我们可以这样区分两者：全球化指的是将已经生效的事物普及开来，科技指的是发明新事物。或者说全球化是水平延展的进步，科技则是垂直密集的进步。全球化指的是将一台打字机原型机仿制出一千台复制品销往全世界，科技指的是将打字机转化成文字处理器。最近几十年人们一直在着重强调全球化。不过我今天主要想讲讲科技进步。
我认为，在极高的层面上，我们有好几种思考未来几十年科技进步曲线的方式。我做了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X轴是时间，Y轴是科技进步程度。你可以任意设定衡量科技进步的标准，时间单位可以是年，也可以是十年，甚至可以是整个世纪。科技进步的模式之一是不断加速，例如根据摩尔定律，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每过十八个月就会翻一倍。乌托邦流派的科幻小说作家经常采用这种模式。在他们构想的未来当中，人类拥有了非常廉价的能源，高度智能的计算机，百依百顺的人工智能以及遍地都是的机器人。太空项目已经超越了月球，通向了群星。纳米技术治愈了一切疾病，人均寿命显著延长。在科技发展加速的世界里，这就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的未来。
我要指出的是，目前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这样的科幻式未来了。不过尽管我们不相信科幻作家，我们却几乎全都相信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也肯定了加速增长的模式，或者说投资回报的复合增长模式。我想问的是，如果科幻作家是错误的，那么经济学家有可能是正确的吗？假如科技增长并不是加速式的，那么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影响，科技投资回报率能够无限期地维持在8%到10%左右吗？我这里的关注点主要放在了发达国家，因为新兴市场单纯依靠全球化就能继续支撑很久了。发达国家的科技投资回报率能够长期保持高位吗？
除了一飞冲天的加速发展图表之外，我们还可以勾画其他三种不同的科技进步曲线图表。比方说，先升后降直至触底的末世图表体现了科技发展的崩溃。根据这张图表，科技是人类为自己挖掘的陷阱，最终会导致人类的自我毁灭。升降交替的循环图表表现了某一个文明的兴衰周期。比方说罗马帝国位于上升期，黑暗中世纪位于下降期，文艺复兴又迎来了上升期。我觉得这张图表不大可信，因为除非发生灭世级别的大灾难，科技在当今的世界里已经很难彻底失传了。平缓上升模式看上去非常乏味，这种模式认为科技还会继续进步，但是发展速度会越来越慢，直至陷入停滞。总的来说，我们只能勾画这四种图表：加速、崩溃、循环与减速。鉴于我们只有这四种可能，很有必要好好想想哪一种可能会真正成为我们的未来。尽管你也可以将这四张图表两两组合，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到了2100年，当我们回首今天的时候，刚刚过去的二十一世纪肯定会反映这四张图表当中的一张。
我先问一个问题：我们是否依然生活在科技加速发展的文明当中呢？还是说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呢？1968年《星际迷航》首映，在这部科幻作品描述的未来当中，宇宙是最后的边疆，科克船长与进取号飞船是人类精神的象征。可是在实际发生的未来当中并没有什么飞船，只有一个略微有些过气、顶着劣质假发的威廉.夏特纳为Priceline充当加勒比海别墅形象代言人。在其他领域人们也能指出未来并不如人意的情况，各个科技领域都不能免俗。在我看来，除了计算机领域以外，其他科技领域的发展程度从六十年代至今都令人失望。
1953年，艾森豪威尔发表了《和平的原子能》演说，描述了一个核能繁荣，电力极其廉价的未来。这个未来至今尚未成为现实。甚至就连过去十年硅谷掀起的清洁能源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令人失望。五六十年代的绿色革命确实显著推进了农业科技，但是这方面的进展也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放缓了脚步。我们可以将阿拉伯之春视为信息技术革命的胜利，也可以将其视为农业技术革命的失败，总之人们的饥饿感压倒了恐惧感。
在生物制药领域，预期寿命的确正在延长。最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每十年就会增加两年半。但是根据美国食药局的数据，如今每年获准上市的新药种类只有二十年前的三分之一。而且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也比过去减弱了。1970年，众议院宣布要向癌症开战，决心“在六年时间里击败癌症”，为1976年美国建国二百周年献礼。如今四十三年已经过去了，按理说我们距离根治癌症的目标又更接近了四十三年，但是如今相信我们能在未来六年里根治癌症的人却少多了。过去几十年众多科技领域的失败严重挫伤了人们的期望值。我个人一直觉得，我们没能在攻克老年痴呆症方面做出更多成果实在难以接受。目前八十五岁以上的老人有三分之一都会遭受某种形式的痴呆。更可气的是老年痴呆症如今甚至都没有得到群策群力的研究，因为很多人都不再相信这种病有可能得到治愈了。
今天的参会人员全都需要经常出差。我要特别指出，我们的出行速度增长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了。随着2007年协和式超音速客机的退役，人类出行速度的上限在过去十年里不增反降。在美国，科技含量极其低下的机场安检系统已经将国内航班乘客的出行速度推回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仅有的几个反面例证之一就是方兴未艾的计算机革命。在过去四十年里，计算机领域的发展势头一直没有中断。从半导体到个人电脑，从互联网到网络2.0，从流动网络到智能手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确实为过去四十年的科技进步提供了持续的驱动力。问题在于仅仅依靠这一个领域的发展是否足以让人类文明取得显著的进步，还是说尽管计算机技术变革在个人与个体公司的层面造成了显著影响，但是并不足以彻底改变全球社会，更不足以为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带来一个明显改善的未来。这是我们必须质问计算机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
有一种理解发展势头差异的方法是选取不同的时间跨度。大屏幕右上角的图表是从公元元年至公元2000年全世界平均工资的走势图，这张图上的曲线一路昂首向上，非常漂亮。在起初的一千多年里，全世界平均工资的增长幅度一直陷入停滞，大约相当于如今每年一千美元的实际购买力，这一趋势一直维持到了1750年左右，然后工业革命就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工资增长。从两千年的尺度来看，人类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如果再看看右下角的1970年至今全世界平均工资走势图，这张图表上的曲线显然呈现了减速趋势。如果只看这张图，你很容易就会觉得我们的世界即将陷入崩溃，因为工资增长幅度马上就要归零了。
我之所以喜欢研究平均工资，是因为我相信平均工资反映了总体社会福祉。我们可以选取两个四十年区间，从1933年到1973年，再从1973年到2013年。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在第一个区间里美国平均工资上涨了350%。这一事实体现了年复一年的显著社会进步，因此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总体风貌非常乐观。在第二个区间当中，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美国平均工资仅仅上涨了22%。就算把医保之类的社会福利也算进去，这个数字大约也只能爬到40%至50%左右。换句话说工资涨幅显著缩水了。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表现怎么样呢？这些国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你不需要不管不顾地从事发明创新，只要照搬行之有效的技术就行了。如果你真想研究科技的未来走势，还是需要关注发达国家。美国甚至都不是科技发展情况最不如人意的发达国家。实际工资增幅下降的问题也出现在了西欧各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将加速发展的时代抛在了身后，而且可以肯定有些事情不太对头。
历史上一直有人因为科技进步以及科技力量的局限性而感到担忧。罗马俱乐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撰写了《增长的极限》一书，回应了马尔萨斯的观点。当时正是科技进步加速的起始时代，当时的人们认为立足于十九世纪初并且将过去一千八百年当成论据的马尔萨斯确实言之有理，但是如果考虑到此后的一百七十年，马尔萨斯就大错特错了。在同一时期，斯坦福大学的生物人口学教授保罗.R.埃尔利希也发表了警告人口增长的著作。但是他们的观点后来逐渐就不时兴了。丰饶主义经济学家朱利安. L.西蒙曾经与悲观主义生态学家保罗.R.埃尔利希立下过一个很有名的赌约，赌得是铬、铜、镍、锡与钨这五种大宗商品在1980年到1990年之间的价格走势。 西蒙赌跌，埃尔利希赌涨。第一次是西蒙赌赢了。这个结果意味着全球经济走势良好，丰饶主义的未来有可能成为现实。但是如果此后每年都以十年为期重复一次赌约的话，从1994年开始每一次都是埃尔利希赢，目前埃尔利希已经连续赢了二十四局。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科技发展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人们对待这个问题的典型态度是：“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的技术进步。全球化能生效就足够了。”有一位欧洲某国的官僚几年前曾经这样对我说，“新兴国家有六十亿人口，他们都需要改善生活。发达国家只有十亿人口。因此就算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停止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目前的当务之急还是要促进新兴国家的发展。”最近几十年的情况确实如此。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的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假如同时考虑到全球化的走势与技术增长的走势，可能的组合一共有四种。从1815年到1913年的一个世纪里，两方面的势头都很强劲。全球化与技术增长都为当时的发达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从1914年开始，全球化陷入了低迷，六十年代后期文革在中国的爆发可以说是这一轮全球化进程的最低点。在长达五六十年的时间里全球化都没什么进展，可是同一时期的科技却一直在不断前进，即便在全球地缘政治局势极为恶劣的三十年代也没有停步。在三十年代的美国，航空工业正式起步，电影工业欣欣向荣，塑料工业与炼油业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消费品的数量与种类都有了显著增加，烘干机、洗衣机以及空调都开始走进了普通人的家庭。
在1971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里，全球化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科技却基本无所作为，除了计算机领域是个例外。在这个时期寻求科技工作是极大的失策。假如你打算在1971年成为一名火箭科学家，那你就是在犯傻。事实上整个工程学领域在这一时期都不景气。从职业发展的角度来说，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成为化学工程师很不明智，成为生化工程师很不明智，成为核电工程师很不明智，成为航空工程师同样很不明智。电气工程师多少还有点发展前途，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也不行了。唯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就是计算机工程学。人们经常说美国需要更多的工程师，但是过去四十年的情况表明任何投身工程学的人们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我觉得我并没有告诉你们任何你们不知道的知识。我们的语言已经反映了我们对于这一点的认识。1968年的时候，人们谈论的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第一世界就是科技进步的世界，第三世界则深陷在各种失败当中。鉴于此前几十年的经历，这种说法对于全球化抱有怀疑态度。到了2007年，人们开始谈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这种说法非常拥护全球化，因为发展中国家就是模仿与赶超的国家，发达国家则是朝向同一个目标聚集的国家。但是发达国家的“发达”二字（developed）从根本上就反对科技进步，这个词意味着发达国家内部不会产生任何新鲜事物。尽管硅谷的从业者们对于科技进步一直非常乐观，但是一般民众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如今大约有8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收入会比自己更低。假如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科技加速发展的时代，这样的答案是非常可笑的。一般人的切身体验与科技行业的宣传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差距。
我想问的问题是，全球化势头强劲且科技进步势头疲软的模式能否持续，以及这一模式在未来几十年里究竟有多么稳定。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值得风险投资人以及思想领袖们彻底思考的挑战。2007-08年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体现了这一模式的破裂。我曾经在一篇论文当中引用过伯南克的言论。这番言论援引自他在2007年3月的演讲。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表述过类似的内容。“如果将全球化对于进口制造业商品价格的抵消作用以及能源与对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抵消作用放在一起考虑，似乎并没有理由认为全球化显著地降低了美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实际上相反的论述或许才是正确的。”
至今我依然认为这是伯南克所有演讲当中最令人愕然的一段话。他等于是在说全球化已经对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没好处了。全球化越繁荣，发达国家就越是要与其他国家竞争资源，因此商品价格也会上升。反过来说，假如全球化进程停止了，美国也会因此而受益。在一个不搞创新的世界里，在一个谁也不考虑如何降本提效的世界里，人们经常谈到的全球化带来的贸易收益肯定会被加剧的资源竞争所抵消，而创新与降本提效正是科技发展的本质。
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看待最近六七年的情况，在在很多方面，全球化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零和游戏吊诡地成为了许多人的主要思考方式。在2007-08年，能源价格先是一落千丈，接着又陡然反弹。全球化失败的故事有很多，其中南部欧洲的案例最为触目惊心。在全球化理念的驱动下，德国投资者向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希腊等南欧国家投资，然后全球化的失利破坏了当地的需求，反而使得该地区之外的国家坐收渔利。一个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世界更接近马尔萨斯设想的世界，更倾向遵循零和原则，这个世界的政治生活将会更加难看且分化，经济增长将会越来越慢，每一个赢家都将会伴随着一个输家，所有人都会怀疑发大财的人们肯定窃取了别人的财富。我们这些金融从业者想必很熟悉这样的场景。
展望未来的几十年，我们应当设想一下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可能性。我认为未来的可能一共有三种。过去四十年的强全球化弱科技进步模式已经行不通了，这种模式只会导致零和游戏与危机循环。排除掉这个组合之后，剩下的三种可能包括弱全球化与弱科技进步，或者说世界末日模式。这种可能不值得多费心考虑，因为任何人在这样的世界里都不可能赚钱。另一种可能是强全球化与强科技进步，或者说十九世纪模式。这是三种可能当中最有希望的一种，也是我们最想实现的一种。但是返回十九世纪模式的困难之一在于目前世界上的人们依然信奉强全球化弱科技进步模式。为了让全球化持续下去，我们必须研发新技术，开发新能源，发展新农业，为人们提供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科技创新，发展中国家的六十亿人口肯定过不上发达国家的生活，发达国家十亿人口的生活更不可能再上一层楼。因此我认为直接实现强全球化与强科技进步是有困难的，因为目前在全球化一面押宝的人太多，投身于科技进步的人又太少了。就这样，我通过排除法得到了最有可能在近期成为现实的最后一种组合，即全球化遭到质疑，科技进步走势强劲。这个组合将会使得下一个十年成为人类发展的过渡时期。这个组合可能会奏效，也可能不会。但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应当能够取得足量的科技进步成果，足以支持下一轮全球化。
这方面的术语总是令人困惑。我在使用“科技”一词时指代的含义非常广泛。可是主流语境仅仅用这个词来指代计算机。因为我们对于科技的定义越来越窄，我们往往觉得一切都好。我们仅仅将科技定义为计算机技术，而计算机技术日新月异，因此我们想当然地认为科技发展势头总体良好。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你可以利用计算机去做些什么。如今的智能手机的运算能力足以在1969年将阿波罗飞船送上月球。拥有了这么强大的计算机资源，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用再次将人类送上月球，也可以选择将愤怒的小鸟扔向小猪的城堡（笑声）。就算计算机革命还会继续下去，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依然是计算机的实际应用。我们应当致力于计算机技术与现实世界的交集。我们面前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比特的世界，一个是物质的世界。过去四十年比特的世界发展迅猛，物质世界的发展要缓慢得多。我们要设法将虚拟世界的成果转化到现实世界当中，而不能逃进虚拟世界不出来。我们是具有肉身的实体，物质世界才是我们的根本。我们应当关注如何用计算机技术将生物学与信息科学联系起来，如何利用计算机显著提升经济活动的效率，如何利用编程技术制造出能够承担更多工作的机器人，从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提升人们的生活标准，如何弥合比特与物质之间的分歧。这也是我近几年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KlXhrRxxbA
今天下午大家已经听过了不少关于人性与自由意志的演讲。我不会从哲学家、神经学家或者心理学家的角度来攻击、讨论或者思考这两个问题，而是要谈一谈物理学定律如何揭示了关于宇宙与未来的事实以及我们在宇宙当中的位置。首先我要排除掉一批显然错误的论点，或者说至少是在座各位都肯定不会认同的论点。比方说居然有这么多人信奉占星术，并且想出了各种云山雾罩的理由来主张星辰的位置能够主宰我们的人生，实在令我诧异不已。这些人相信，宇宙当中发生的一切都要归因于更高一层的力量或者某种无所不能的存在，因此我们自以为拥有的自由意志其实只是上帝意志的体现，世间的一切都已经注定了。同样错误的反对观点则认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个人绝不仅仅是全身原子的总和，无论是基于灵魂还是基于心智，总之我们具有自由意志。在我看来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
首先我想定义三个将会在我的演讲当中反复出现的名词。第一个词是决定论（determinism）。我对这个词的理解遵照哲学定义，即过去的事件会导致未来的事件。因此假如我们知道了宇宙当中某一给定时刻的一切，例如每一个粒子的位置，任意粒子之间的互动方式与相互作用力强弱，那么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就能开动计算器，推算出宇宙的未来状态。像这样的宇宙就是决定论的宇宙。
第二个词是随机性（randomness）。这个词的定义也有很多，我这里的意思很具体：独立的事件不会遵循决定论，因为它们并不是由先前的事件导致的。这些事件的运作无法预测，因此也就无法事先决定。这个词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就是非决定论，待一会儿我谈到量子物理的时候还要细说。
第三个词是可预知性（predictability）。假如某个过程遵循决定论，原则上我们就能预测或计算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可预知性并不等同于决定论。一个宇宙可以完全遵循决定论，每一起事件都由之前的事件引发，但是我们依然无法对其加以预测。在这样的宇宙里，预测未来仅仅在原则上是可行的，在实际层面上则做不到。
我想向大家展示四种可能的宇宙。我相信可能存在的宇宙绝不仅只有四种，不过为了方便讨论我只说四种。第一种可能，决定论是真的，我们的宇宙遵循决定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宇宙的一部分，在原则上可以预测，因此我们没有自由意志，只有做出自由选择的幻觉。第二种可能，决定论是真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具有自由意志，这就是所谓的相容性主张。第三种可能，决定论是假的，随机性是宇宙根本结构的一部分，并且为我们提供了开放的未来，这个未来不可能提前预知，不可能事先注定，因此自由意志也就得救了。第四种可能，决定论是假的，但是我们依然没有自由意志，因为事件的发生是随机的，不受我们控制，就像注定的事件不受我们控制一样。或许还有其他的组合。但是由于我的本业不是哲学，所以我想得还不够深，也不够全面。我的思考就仅仅达到了这一层而已。
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很多都具有物理学背景，或者足够理解现代物理学。也有很多人肯定听不懂我接下来打算说什么。我会尽量讲得浅显一些，但是如果有人听完了我的演讲觉得头疼，我也肯定不会道歉（笑声）。
艾萨克.牛顿与同时代的其他科学家们描述了一个我们今天所谓的“钟表宇宙”，一个决定论的宇宙。在这个宇宙里，假如我们知道一切粒子的位置、运动状态与受力情况，那么一切都会像钟表部件那样有序运行。假设有某种超级智能能够计算未来，那么包括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大脑活动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这个钟表宇宙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好比说有一桌弹球游戏，一杆打出去弹球满桌乱滚。你无法再打一杆，让每一颗弹球重复刚才的运动轨迹，因为每一颗弹球之间的碰撞都会稍有不同，并且累计导致越来越大的改变。所以我们永远无法重复之前的一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决定论法则的失效，你只是无法将所有因素都考虑进来而已，例如桌面上的尘埃，空气的湿度，温度，每一颗弹球的精确起始位置，等等。
牛顿主义钟表宇宙的理念后来被爱因斯坦的成果取代了。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其中首次提出了狭义相对论。许多人一听到相对论就会想到指明了质量与能量互换的E=MC^2。事实上E=MC^2只是爱因斯坦后来的想法，首见于几个月之后发表的另一篇论文，而且这篇论文其实挺无聊的，根本不如上一篇论文那样深刻。他在《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的开篇就指出，光速在一切参考系当中都是恒定的，任何运动的物体都追赶不上光速。这句话单独听起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假如我们将这句话的逻辑发展下去，就会得出不得了的结论。我已经给大一物理系新生上了十七年狭义相对论课程。我的一位学生如今在谢菲尔德大学工作，她已经结婚了，如今即将奔四，也生了孩子。有一次她对我说，“我还记得您的狭义相对论课程，当时我就放弃了。”她入学后的第二年，我们学校来了一位年轻帅气的天文学家，于是她立刻改了专业（笑声）。
我在教授狭义相对论的时候，总要耗费十节课才能让学生们意识到爱因斯坦对于宇宙以及时空结构究竟抱有怎样的看法。如果今天有些听众不熟悉相对论，在现场我肯定给你们讲不清楚。所以我想将相对论最重要的侧面挑出来着重说一说。爱因斯坦的理论认为，空间并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三维舞台，时间也不是独立流逝的宇宙钟表。爱因斯坦证明了时间与空间相互纠缠。仅仅将时间视为第四维度未免看轻了时空纠缠的深刻程度。当然，我们描述任何事件都需要四个数字，三个数字表示事件发生的空间位置，一个数字代表发生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说时间的确是第四维度。可是爱因斯坦的眼光要深得多。
爱因斯坦的思想推导出了块状宇宙（block universe）的概念。块状宇宙是四维时空宇宙，而不是三维空间外加一维打酱油的时间。研究四维空间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的头脑无法想象四维空间。凡是号称自己能够想象四维空间的人都是在胡说八道。于是物理学家们说道：“我们姑且想象一下我们的宇宙空间不是三维的，而是二维的，没有深度。”这是块状宇宙的简化模式，因为在这个模型当中时间可以充当第三维。我们想象空间只是一张薄片，在时间轴上从左向右推进。在任意给定的时间，薄片左边就是过去，右边就是未来，薄片上面的某一个点就是此时此地。
这样的宇宙观远比牛顿宇宙更加骇人。牛顿的钟表宇宙观认为未来已经注定。因为一切事物都要服从于我们能够理解的物理原则，因此我们至少在原则上可以预测未来。可是在爱因斯坦看来，未来并非尚未发生，而是与过去并存。假如你能像上帝一样摆脱这个宇宙的时空结构，就能看到时空结构的整体存在。换句话说时间的流逝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未来不仅已经确定了，而且根本不可能存在不一样的未来，只不过身处于宇宙之内的我们看不到这一点罢了。
这就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的宇宙观。到了几年之后的二十年代，物理学领域爆发了一场更大的革命：量子力学问世了。从此后就有了盒子里不死不活的猫，同时位于两个位置的原子以及自发跃迁并且相互关联的粒子。量子理论告诉我们，在亚原子层次上，自然界高度遵循着随机与概率原则。比方说有一个具有放射性的原子，例如铀原子。这个铀原子会自行分裂并且释放一个阿尔法粒子。不仅我们无法预测某一个铀原子是否会分裂，而且就连铀原子自身也尚未决定什么时候分裂。并不是说我们的理论还不完善，无法理解原子内部的运行机制。“这个阿尔法粒子会在明天下午一点半发射出来。”事实上这个粒子有可能下一秒就发射出来，也可能要再等一百万年才会喷射。但是假如铀原子的数量非常非常大，我们就能很精确地计算出铀的半衰期。半衰期是一个基于统计学的数值：特定的时间过后，一半铀原子肯定会衰变。这一点告诉我们，宇宙在量子层面上并不遵循决定论，非决定论是自然运作机制的固有部分。就算大自然本身也无法提前决定某一个量子现象是否一定会发生。
这一点能否拯救自由意志呢？许多量子物理学家都认为确实可以，而我认为他们都是错的。他们认为既然宇宙并不遵循决定论，既然量子层面存在着随机性，那么未来就是不确定的。这种看法很令人宽慰，因为根据这种看法，我们的选择确实是自由的，一切尚未注定，命运并不存在。量子力学非常奇怪。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是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如今大学里教授的量子力学就叫薛定谔方程。这个方程描述了特定的量子体系会如何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变。这个公式的确遵循决定论。只要你知道某一个量子系统——例如一个原子——的起始状态，就能非常精确地预测出这个系统未来的状态。但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初始状态”。任意性确实是量子力学的基础，因此薛定谔方程的预测结果也是可能性，尽管是非常精确的可能性。至于实际发生的结果则取决于你在观察时的系统状态，这个量子系统此时如何与整个宇宙互动。
我想谈一下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所谓的“量子力学的核心谜团”，也就是双缝实验。假设你有一个光源，向一道开了两条平行细缝的屏幕放射光波。光波穿过细缝之后会发生衍射并且扩散开来，因此穿过两道细缝的光波会相互交叠。交叠的结果取决于光波是否同相位。假如两道光波同相位，波峰与波峰重叠，光波的强度就会增大。假如两道光波反相位，波峰与波谷重叠，就会相互抵消。然后你就会得到一幅所谓的干涉图像，上面有着明暗交替的光带。明亮的光带显示了同相位的光波，黯淡的光带显示了反相位的光波。这并不是量子力学，而是波的性质。托马斯.扬在两百年前就指出了这方面的原理。
假如我们用粒子而不是波来重复双缝实验，例如沙粒，那么每一粒没有被屏障挡住的沙粒都必然通过两条狭缝当中的一条，并且在屏障后方堆成两堆。这个模式与光暗交替的光波模式非常不同。粒子与波的表现非常不一样。假如我用原子再做一次双缝实验，向双缝屏障发射一束原子，穿过双缝的原子会在屏障后方的光敏材料上留下印记。假如我们只开放一条缝，原子流的印记就像粒子一样。假如我们将两条缝都打开，原子流的印记就像光波一样，出现了明暗交替的干涉图像，只不过这里的光带与暗带都是由大量原子轰击光敏材料造成的小点形成的。原子在发射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小点，落在屏幕上还是一个小点，但是在穿过双缝的时候却表现得像波一样。
假如我们不了解量子力学，可能会认为原子之间会相互作用，只有特定数量的原子能够集中出现在某一个区域。如果我们不理解原子的运作机制，那么这个实验结果看上去并没有不合逻辑之处。不过我们还可以一次发射一个原子，使得原子之间无法互动。只要实验进行的时间足够长，发射的原子数量足够多，最后还是会出现干涉图像。换句话说，每一个原子在发射途中都为波的干涉模式做出了一点贡献。难道原子在双缝面前也会像波一样一分为二吗？难道原子会像云雾一样同时穿过两条狭缝吗？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这个假说。我们可以监视原子的行为。我们可以用监测器来监测穿过某一条狭缝的原子。假如一个原子在光敏屏幕上留下了印记却没有触发监测器，那么这个原子肯定穿过了另一道狭缝。自然，击中屏幕的原子当中有一半都触发了监测器。可见原子并不能同时穿过两条狭缝。但是此时屏幕上就只剩下了两条亮斑，干涉图像消失了。原子似乎知道自己遭到了监视。我们可以试图智胜原子，将监测器关上。然后双光带模式立刻就变成了明暗交替的干涉模式。
这并不是理论，也不是什么疯狂科学家的空想，而是重复了无数遍的实验结果。我们知道量子层面的事物运作机理非常奇怪，观察行为能够决定事物的结果。我们要怎样解决这个现象呢？要借助数学而不是逻辑。我们不知道某个原子的具体位置，只知道这个原子处于各个不同位置的概率。因此可以将这个原子的位置视为一个同心球体，原子出现在球心的概率最大，出现在外层的概率较小。我们可以借助数学来计算概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从而得知未来某一时刻这个原子出现在某个位置的概率。我们可以将概率也视为波，尽管原子无法同时穿过两道狭缝，概率波却可以。这道基于数学的概率波就像真正的光波一样会产生干涉效应，因此原子出现在某些区域的概率会很高，出现在另一些区域的概率则会很低。因此大量原子依然可以累积形成干涉图像。
量子理论是科学界最强大的理论。我说的不客气一点，量子理论只用一只手就能将达尔文进化论打得满地找牙（笑声）。量子力学理论已经成为了绝大部分其他物理理论与化学理论的基础，没有量子力学理论就没有现今的世界。这项理论彻底解释了亚原子世界，解释了原子与分子的相互影响机制，解释了原子与分子如何形成了宇宙当中的各种物质。但是这个理论的核心非常古怪。几年前我为BBC拍摄了《原子》这部纪录片，现在我要播放这部纪录片当中三位物理学家的访谈内容。让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如何看待量子理论的怪异之处。
——对于那些坚持想要知道未经观察的原子会做些什么的人们，您有什么说法吗？
——安迪.杰克森，尼尔玻尔研究所：我不敢说我是在引用费曼还是狄拉克的言论，反正答案是，“闭上嘴，多计算。”
根据这种看法，谁也不该因为原子如何穿过两条狭缝而伤脑筋，反正它能穿过去。量子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只管接受现实就好了。这个解释多少让人有些不满意。
——戴维.多伊奇，牛津大学：原子与电子是存在于多重宇宙当中的物体。量子力学描述了多重宇宙物体的表现。这意味着量子理论描述的现实世界的平行宇宙层面适用于一切尺寸的物体——人体、星体乃至星系。
根据戴维.多伊奇——现今世界上最聪明的物理学家之一——的说法，原子穿越双缝的时候，整个宇宙都分裂成了两个平行宇宙，我们看到的干涉图像则是两个宇宙相互重叠的结果。用保罗.戴维斯的话来说，这就叫“物理学家张张嘴，整个宇宙跑断腿”（笑声）。用这种观点来看待单个原子的行为未免太极端了。
——保罗.戴维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今天的实验人员的测量结果会影响到五十亿年之前的现实的本质。
他的看法更糟糕，连目的论都抬出来了。他认为我们现在做的实验可以影响已经发生的过去。
这三位物理学家的看法表明，作为数学理论的量子力学非常强大，也非常精准，但是我们却无法依照逻辑与常识来理解它。整体来说，量子理论的怪异之处仅仅局限于量子世界内部。不过接下来我就要向大家展示一个反例。这张美丽的图片是整个宇宙的地图，图片上的不同颜色代表了深空宇宙的不同温度。科学家们相信，深空宇宙的温度波动体现了大爆炸之后不久初生宇宙的状态。当整个宇宙体积非常小、温度非常高的时候，量子力学就是主管一切的法则。随着宇宙的膨胀，量子不确定性也随之膨胀，嵌入了最大尺度的空间当中。因此尽管量子力学的怪异之处遭到了限制，尽管我们不会看到一个大活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是量子力学依然会对宏观世界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物理学家又认为，尽管量子力学意味着非决定性与概率，但是从统计学上来说，量子力学的效果会自我抵消，因此宏观世界并不存在非决定性。我们的宇宙依然是牛顿与爱因斯坦的宇宙。尽管量子力学确实伴随着概率与随机性，但是我与其他许多物理学家都认为两次层面的不确定性与宇宙是否遵从决定论并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想提到两位法国思想家，他们对决定论问题有着自己的看法。第一位思想家是拉普拉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拉普拉斯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思想实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假如宇宙中的一切都可知，假如所有粒子的位置以及相互作用都可知，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恶魔，这位恶魔至少在原则上能够计算未来。这个实验很容易造成逻辑悖论。假设这个恶魔是一台超级计算机，你可以为这台计算机编订以下程序：“根据宇宙当前的状态，计算十五分钟后宇宙的状态。假如到时候本机依然存在，就立刻自毁。假如到时候本机不存在，就不要自毁。”本质上这个逻辑悖论就是“这项声明是谎言”的变体，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有一种说法能解决拉普拉斯妖悖论：拉普拉斯妖不可能存在，因为拉普拉斯妖也是宇宙的一部分，为了知晓一切，拉普拉斯妖必须有一套信息存储机制，而且这套机制必须是由实体原子与电子构成。因此这套机制还必须存储关于自身状态的信息。所以从逻辑上拉普拉斯妖就不可能存在。
另一位法国思想家彭加莱也作出了同样深刻的类似尝试。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瑞典国王悬赏两千五百克朗，要求证明太阳系结构稳定，地球、月球或者其他行星并不会在未来冲向太阳或者飞向宇宙深处。彭加莱接受了这项挑战。他决定仅仅研究地球、月球与太阳之间的关系。然后他就发现这个所谓的三体问题无法得出准确的数学解答。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足够复杂的公式或者没有计算机，而是因为三体问题从本质上就不可能得到准确解答。不要说三体问题了，就算一开头提到的弹球游戏同样不可解，因为我们无法足够准确地知道弹球系统的初始状态。无论我们对于三体系统的初始状态数值了解得多么详细，在小数点之后很远处的某一个数字的差异依然会导致最终答案的天差地别。再拿天气预报来打个比方。我们能预测明后天的天气，但是却无法预测明年的今天是否会下雨，因为天气预报的变量太多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佐据此提出了蝴蝶效应的理念：起始条件的细微变化可以导致未来结果的显著改变。
蝴蝶效应与我们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呢？蝴蝶效应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按照蝴蝶效应的说法，我们可以生活在一个遵循决定论的宇宙里，宇宙中的一切都遵循决定论法则，根据非常精确的数学等式发展变化，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利用这些法则与等式来预测未来，因为我们无法以无限精确的精度来确知事物的起始状态。这一主张又催生了混沌理论。在我看来，蝴蝶效应与混沌理论对于决定论的打击远比量子力学更凶狠。正是宇宙的不可预测性再一次为我们打开了未来。就算宇宙当真遵循决定论，我们依然无法在实践当中预测未来。
这一点与自由意志有什么关系呢？在演讲的最后我想与大家分享几点想法。这些想法都是我本人的主意，它们听上去或许很怪，不过并没有多少争议，尽管并非所有哲学家都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
——首先，尽管量子层面存在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会在宏观层面上遭到抵消，因此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决定论宇宙当中。
——但是在实践当中，我们不可能足够精确地得知某个时刻宇宙当中所有粒子的位置与运动情况，因此也就无法预测未来。这一点为我们带来了自由意志的幻觉。
——我们是否生活在决定论宇宙当中并无所谓。就算未来已经确定，就算事物必然会按照物理定律发展下去而且我们已经了解了一切物理定律，我们也不可能在实践当中知晓未来，因为我们存在于时空结构内部，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拉普拉斯妖悖论禁止我们精确地得知整个宇宙的未来。
——正是这种不可预知性打开了我们的未来。这一点让我们能够做出选择，并且享有自由意志的幻觉，因为这些选择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真实的。
——你可能更乐意主张未来已经注定，自由意志只是虚幻，但是关键在于，我们的行为依然会决定无穷多个未来当中的哪一个会成为现实。作为物理学家，我认为未来确实是无限的，其中有且只有一个未来会成为现实，但是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是哪一个。我们自以为根据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会让我们踏上通向某一个未来的道路，我这样做就会导致这个未来，我那样做就会导致那个未来。回过头来我们可以说，假如我足够了解我自己的大脑与行为，我就会提前知道我的行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动手之前，宇宙对于我来说依然是开放的。
这些观点是否令我成为了一名调和论者呢？所谓调和论就是认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可以共存的思想。我要说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我的确打算重新定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存在吗？出于实际考虑，自由意志的确存在，哪怕自由意志仅仅是幻觉而已（笑声）。就算自由意志仅仅是幻觉，对于身处时空结构内部的我来说这个幻觉也已经足够可靠了。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一个新兴科学领域，这个领域将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量子不确定性究竟是否能影响宏观世界的问题。量子物理是有机化学的基础，因为有机化学研究的是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连接方式，电子如何从一个原子跃迁到另一个原子。有机化学分子生物学的基础，而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正是生命本身。这样说来，量子力学是否会影响生命呢？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薛定谔本人就撰写过《生命是什么》这本书，书中暗示量子力学可能确实会影响生物体的行为表现。如今名为量子生物学的领域正在兴起，我就是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之一。我们正在研究分子生物学当中有可能涉及量子力学的特定理念与现象，例如光合作用，嗅觉的机理，酶在活体细胞内部的催化作用，等等。
有机活体是宇宙当中唯一一种会受到单个分子控制的宏观物体。对于其他事物来说，量子不确定性固然会被淹没在无数个原子的统计结果当中，但是对于有机活体来说，一个分子的行为变化就会导致显著不同的后果。比方说DNA变异就很可能要依赖量子通道效应的驱动。根据量子通道效应，一个失去电子的氢原子可以随机且自发地从双螺旋的一侧跳到另一侧，并且导致基因变异。半个世纪之前就有人提出过这一理念，但是直到今天物理学家与化学家们才掌握了实验验证的计算能力。假如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我今天所说的一切就都要推倒重来，量子随机性的确会导致一个非决定论宇宙。换句话说，我并不认为哲学家在宇宙本质的问题上拥有最终发言权，拥有最终发言权的人们将会是量子物理学家。谢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W_3jPCvSsU
我现在想给大家的工作找一点麻烦。女权主义一直都有另一个称谓，而且这个称谓如今已经沦为了讥讽，这一点表明有些人非常恐惧女权主义。这个称谓就是“妇女解放”。我从来都不是一名追求两性平等的女权主义者，以后也绝不会将两性平等当成目标。并不仅仅因为我觉得目前男性的处境与状态实在不值得我努力追求（笑声），还因为我不理解平等的意义。什么平等？怎样才算平等？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有权因为同等价值的工作获得等量工资，”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在胡说八道啊！如果我本人不去抗争与争取，工作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工作根本没有先天固有的价值，我们需要上百年的工人运动才能让工作获得价值（掌声）。
我看今天在座的人们当中有几位年纪大的还记得工人运动是什么样子。至于你们其他人大概还记得，正是澳大利亚在全世界最早掀起了工人运动。这是这个非凡的国家做过的最非凡的事情之一。但是历史充满了苦涩的讽刺，如今居然是一届工党政府正在试图抹杀工人运动的成果，方法则是将澳大利亚工人全都变成股东，让他们全都参与针对这个国家的剥削。澳大利亚工人正在眼看着自己的养老金一点一滴地流失，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能听之任之，不过我听说这都是所谓“经济奇迹”的产物。
不过我今天确实想要谈谈平等。在我看来，如果你想获得平等，就必须承担一般公民的责任与义务，唯此才能享有一般公民的权利。鉴于服兵役是公民责任的最高体现，如果女性真想追求平等，就必须参军。你们有些人或许知道，高尚的澳大利亚皇家军团本周爆出了涉及女性的丑闻。我就不用愚蠢的荤段子来烦扰大家了，反正我们都知道男性为什么要用荤段子来相互挑逗。荤段子越是出格过分，男性在同伴当中就越受欢迎。但是有些荤段子依然令我感到恶心。我记得ABC广播公司《世界四方》节目的男性配音员曾经讲过这个笑话：“假如女性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来了例假，谁给她们提着装有卫生棉条与卫生巾的手包呢？”你们想必也记得《世界四方》节目网站上挂出来的照片，许多身材高挑的年轻女性——她们确实很美，不要认为美丽也会冒犯人——躺在地上，身边全都是垃圾。有一个姑娘双腿张开，她的大腿还没有我的手腕子粗，体毛全都用蜡拔掉了。她喝得酩酊大醉，衣不蔽体地躺在马路边上。这就是这家网站力图宣扬的女性形象。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是我很反感我们的文化如此随意地流露出针对女性的厌恶与贬损，这种风气让我感到非常压抑。当然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我从我们家当地的免费杂志上扯下了这一页。第二页是这份杂志的笑话专栏。按照澳大利亚出版界的惯例，这里的笑话也是从美国同行那里抄来的。
“一名男性骑着哈雷机车在加州海滨旅行。突然天空开裂，上帝在他面前现形说道，‘因为你在各个方面都忠贞于我，我将要满足你的一个愿望。’”
“骑手停车说道，‘请您修建一座连接美国本土与夏威夷的桥梁，让我能随时前往夏威夷旅行。’”
“上帝答道，‘你的要求耽于物质，你没有想到如此浩大的工程将要耗费怎样的人力与物力，怎样的支柱才能直通太平洋海底，多少水泥与钢筋才能贯通整条桥面。我确实能建造这样一座桥梁，但是你对于世俗事物的执念不足以成为我这么做的理由。你应当多花点时间，思考一个能够造福全人类的愿望。’”
“深思熟虑之后【男性的脑筋转得这么慢倒是并不奇怪（笑声）】，骑手说道：‘上帝啊，我希望我与其他男性都能理解女性，我想知道她的内心感受，当她不跟我说话的时候心理在想些什么，她为什么会哭，她说她没事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想帮忙的时候她会发脾气，我要怎样做才能让女性真正感到快乐。’”
“上帝答道：‘你的公路桥想要两车道还是四车道？’”（笑声）
这个笑话掩饰了拒绝理解女性的态度。根据这个笑话的假设，女性天然是非理性的，无法与之打交道。我们都听过“男性来自火星女性来自金星”之类的说法，我们也已经习惯了遭到忽视与不理解。所谓的喋喋不休只是没有人听到的控诉而已。人们倾注了如此之多的精力来扭曲丑化男女关系，实在令我震惊。但是更令我害怕的是，我的街坊邻居们居然会将这种文章收录进专门为地方商铺做广告的宣传刊物当中，认为这种文章理应获得一席之地。
如果我们多想一下这一回澳大利亚皇家军团又给自己惹了多大麻烦，就会意识到这种事我们以前也听说过。想必大家还记得皇家军团Skype性丑闻。一名女性空军军校学员与另一名男性学员发生了性关系，而这名男性学员用摄像头拍下了全过程，并且将视频发送给了另外五名男性学员。当事女性直到看到新闻报道才知道有这种事。当她得知这六人仅仅只会受处分的时候，她联系了十频道电视台。但是十频道的专访节目播出之后，她的一位上级却要求她做出公开检讨，因为她不应当联系媒体，并且“将整个部队拖进了争议当中”。根据《澳大利亚人》的报道，她的公开检讨最终并没有完成，因为现场听众席的一名学员起哄喊道：“羞死这个臭婊子！”其他学员跟着喊道：“羞死她！羞死她！”恐怕现场气氛失控的军官取消了她的公开检讨。然后这名女性离开了空军军校，而那六名男性则留在了军校里。
这起事件当中尤其令我气愤的一点在于当事女性的病历遭到了曝光。之所以有人要曝光她的病历，是为了显示她一直在服用避孕药，从而表明她性欲旺盛，因为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必然都是性成瘾者。不过更令我气愤的是她服用避孕药的原因。她服用避孕药的原因就像女性运动员一样，旨在压抑自己的生理周期，因为她接受的训练强度实在太大了。换句话说，为了保持空军学员的资格，她不得不对自己进行化学阉割。这怎么能算是平等呢？接受同样训练的男性可都没有服用类固醇啊。为什么空军的训练就非得这么高强度呢？她是要开着飞机上天，又不是要背着飞机上天（笑声）。
我们现在的处境怎样呢？假如你追求男女平等，就自然希望女性参军。就在上述丑闻爆发的同时，朱莉娅.吉拉德总理正在简化女性参军并投身战斗岗位的流程。根据澳大利亚军队高层的说法，93%的军中岗位目前都向女性开放。尽管如此，步兵、炮兵、工兵、防空兵以及特种部队的作战岗位依然不向女性开放。海军的排雷潜水员岗位也不向女性开放。这算不算体制化的不平等呢？在军队里只有一种出人头地的方式，那就是接受武器训练并且在前线作战。从事其他岗位就意味着其他人会升迁而你不会。这正是许多从军女性的经历。
我可以花费好几个小时来谈论军队当中的女性遭受了怎样的错待。男女平等的主张者们会说，我们需要让更多女性参军，需要让军队当中女性的数量超过临界点。可是当女性确实来到前线，女性的数量也确实有所增加之后——这方面的统计数据很不靠谱，例如美军公布的前线女兵数量就在14%到20%之间。根据美军的数据，30%的前线女兵在服役期间遭到过强奸，71%遭到过性侵，90%遭到过性骚扰。澳大利亚皇家军团网站上的信息印证了我一再重复的主张：二十一世纪的军队不是理智的正常人呆的地方（掌声）。现代战争杀人的规模如此之大，士兵必须拿着敌人不当人。毫不意外的是，皇家军团对于穆斯林只有厌恶之情，这种情绪对于他们在阿富汗的一切行动恐怕都只能有害无益。你们还记得那个笑话吗？“要是看见一个一瘸一拐的绿教徒走进你家后院怎么办？重新装弹上膛。”军方很喜欢这个笑话，认为这个笑话非常搞笑。伊斯兰体系的确向我们珍视的价值观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可是正因为如此像这样的笑话才更加有害无益。
自反恐战争开始以来，已有185名美国女兵牺牲在了前线。但是她们在前线部队受到的待遇却令人胆战心惊。有一位年轻的女兵这样写道：“在军队里，每一名士兵都要找一名战斗搭档。两人应当亲密无间，上厕所或者洗澡的时候也要一起去。女兵自然也不例外，或者说女兵尤其不能例外，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护自己免于遭受强奸。但是在整个连队里只有我一名女兵，因此我找不到战斗伙伴。我的战斗伙伴就是我的枪支与刀具。”这名女兵遭到了班长的袭扰。她打报告投诉，并被调到了另一个军事基地。随后这名班长得到了升迁，她却在接下来的半年里平地踏步。后来这名女兵又前往了另一个连队，成为了其中十七名女兵的一员，但是她们的住宿地点全都相距甚远。“更能我感到恐惧的并不是每天例行一次的迫击炮袭击，而是与我同桌用餐的男性。每天一到下午我就不敢喝水，再热也不敢喝，因为水龙头的位置太偏远，一个人去接水太危险了。我曾经忍受着华氏140度的高温，连续十六个小时没有喝水，全靠水果软糖来润喉。我经常因为缺水而休克并且接受输液，以至于我的静脉都变形了。”有一件事她并没有写：有两名美军女兵正是因为缺水而死在了伊拉克。午饭过后她们就不敢喝水了，因为她们不敢独自上厕所。你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只要修个女厕所就行了。但是至今为止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面对这样的局面，追求男女平等的路线很难站得住脚。我们在世界各地都没能实现男女平等。如今女性在理论上诠释可以涉足一切人类事业，但是往往在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呆不住。甚至在神圣的法律行业当中，取得律师的女性也经常发现自己要面对最为可笑的性别歧视压迫。平等从来都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因为这个目标从根本而言过于保守，而且仅仅只是个幻觉而已。麻烦在于，许多社会角色在千百年里都发展成了专供男性担任的范式。假如你非要让女性担任这些角色，以至于不惜逼迫她们服用类固醇，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压迫女性。作为一名老派女权主义者，我曾经遭受过各种不同的骂名。假如我主张男女并不相同，按照对待男性的方式来对待女性等同于迫害与压迫，就会有人骂我是本质主义者。这些人试图让别人相信，月经周期纯粹是社会文化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枷锁——我倒是想这样呢（笑声）。因为假如真是这样，我们早就把月经废除了。但是现在我想让大家进一步想一想，西方女权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曾经在1972年去过伊朗，当时我的身份是伊朗女性组织的客人，这个组织的名誉主席是艾什乐福公主，巴列维国王的同胞姐妹。日常事务的经办人是穆罕默德.阿哈比，她至今依然是一位女权活动家，但是自从伊朗革命之后就流亡到了国外。我在伊朗见到的是我所谓的里通外国式女权主义。当初穆罕默德.摩萨台在伊朗推行石油国有化，结果被CIA搞了下去。之后CIA重新扶植了巴列维国王。为了取悦自己的西方主子，巴列维国王引进了一套强制性女权主义。佩戴面纱成了非法行为，穿着卡多尔罩袍出门的女性往往会在街头被人强行扯掉罩袍，暴露出从未被家人之外的其他人看到过的身体。结果整整一代伊朗女性都待在家里不出门。借助强力来解放别人，替别人决定怎样做才最好，就会造成这种结果。
当时的局面很恶劣，但是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1972年，我在伊朗遇到了几位勇气非凡的年轻女性，她们竟敢公然穿着传统款式灰色羊毛质地的全身罩袍，从远处看活像会走路的帐篷。她们自称是“伊斯兰马克思主义者”。我问她们为什么要穿卡多尔罩袍，她们说，“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抗议美国对于我国的挟制以及巴列维国王的非法统治。”这些女性开启了至今依然在伊斯兰世界不断展开的思想进程。可是出于我无法理解的原因，我们居然还在沾沾自喜，认为这些女性早晚会站到我们这一边。这是非常危险的猜想。
1994年，一名年轻的伊朗女性遭到了枪杀，因为她抹口红。此后另一位名叫赫玛.达拉比的伊朗女性以自焚的方式表示了抗议。女权主义与妇女解放在这些国家并不是儿戏，并不是“女性是否能在通用公司董事会占有一席之地”之类的小事，而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关系到当事人的生命存续（掌声）。你们有些人或许听说过“一百万签名”运动，旨在根除针对女性的歧视。你们或许也知道这场运动在伊朗如何勾连了环保运动，试图取代反动的毛拉统治，用更现代的后启蒙政体取而代之。我们所不知道的是这场运动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指望。2010年，芭哈勒.希达亚特以煽动罪被判处九年半有期徒刑。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希尔琳.艾芭迪已经被迫离开了伊朗。她出身于如此古老的文化，却又只得在异国他乡远远观望，并且还意识到自己在另一个层面上扩展了美国文化霸权对于祖国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力。
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令我心碎的是，我们这些西方女权主义者只能眼看着伊斯兰屏障之后的女权主义者们为了保护同胞女性的生命而苦苦抗争，同时却丝毫无能为力。我们为什么无能为力呢？我们所属的文化是历史上最咄咄逼人的文化。资本主义营销机器打入了发展中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传统文化根本没有招架之力。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庇护当地人眼中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与传统文化免遭美式营销的冲击。在某些地区，人们不惜攒钱一周只为买一瓶可乐。我们怎样做到了这种地步呢？按照惯常的方法：极力鼓吹，大操大办，我们的文化机器具有此前无人敢想的影响力。就连我们这些习以为常的人们有时都招架不住，其他传统文化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我们并不与这些人站在同一阵线上呢？因为我们的文化太醒目了，尤其出产了大量的色情材料。网络上存在着一朵硕大无朋的西方情色云团，基本上就是全部西方文化的杂糅。我今天早上醒来，躺在酒店床上打开电视收看天气预报，看到一行棕色字幕：“全新成人频道业已开放，请按退出键。”我还以为退出键能是退出成人频道的意思，谁成想一按退出键我就迎来了一场劈头盖脸的生殖器暴风雨。我连早饭还没吃呢！（笑声）假如你所生活的社会通过限制肢体暴露与肢体接触来定义自己，假如你从小就连隐藏色情杂志的抽屉都没有，那么节制态度就会成为形成健全人格的关键因素。用如此过火的色情材料来袭击一个如此看重性关系的社会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犯罪行径。可是我向来都反对审查制度，所以我能说什么呢？我从不主张女性晚上应该勇敢走上街头。我的绝大多数熟人晚上都不敢上街，而且话说回来，女性死于家暴的可能本来就比死于其他犯罪的可能性都要更高。
我们不能辩称自己拥道德优越性，因为谁都能看到我们怎样纵容了针对女性的彻底贬损。我们这些女权主义者们整天想要为全世界女性主张尊严与人性，可是我们却不安地看到，真正征服世界的却是口红。我很难想象那个因为涂抹口红而死的伊朗姑娘感受如何，但是涂抹口红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特权，更不是自由的体现，因为如今西方的姑娘们不抹口红就不敢出门。口红就是我们的罩袍。许多其他事物也是如此。我们认为我们拥有裸露身体的自由，可是事实上衣料稀少意味着我们不得不极力压抑自己，起身坐下，弯腰低头，全都要小心翼翼（掌声）。我跟大家说一下波卡罩袍的好处：穿上波卡罩袍之后谁也不会对你的身材说三道四（笑声）。
《世界四方》网站照片当中的可怜姑娘们遵循了我们的文化对于女性的一切要求：节食，减重，全身剃毛。她们全身只剩下头部还保留着体毛，而且全都染成了金黄色。她们双腿修长，她们臀部紧绷，但是她们依然是讥讽的对象。经常有人指责女权主义者厌恶男性。可是我要说女权主义者真正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太爱男人了，恨不得自己也成为男人，可是男人不爱我们（掌声）。这正是最典型的责备受害者话术，那些尊严丧尽的女性居然被人告知她们自己才应当端正态度。假如我们当真憎恨男性，很多事情反而好解决得多。
那么我们现在的立场是什么呢？我们应当说什么呢？我们还能做什么呢？你们有些人知道我经常给自己惹上麻烦，因为我拒绝谴责穆斯林女性的面纱。我之所以拒绝谴责面纱，是因为面纱对于一百万名不同女性有着一百万种不同意义，也有着一百万种不同的穿戴方式（掌声）。我的另一部分麻烦在于我甚至拒绝谴责非洲马格里布文化切割女童生殖器的做法。我的理由是我来不及操心马格里布社会如何对待他们的女性，更让我担心的是我们的社会对待女童生殖器的方式。你们知道美国最常见的新生儿整形手术就是针对女童的阴蒂缩小手术吗？你们知道吗？你们觉得这两种做法有本质区别吗？可能我们的手术没那么疼，但是女童很难告诉我们这一点。西方女性一直在切割自己的身体，我们认为维持身材是我们的责任。一直有人劝我把脖子上的痦子割掉（笑声），我必须承认我非常希望这个痦子能够消失，如果真有什么灵验的药膏，我一定会拿来抹上，只要不动刀就行。但是我只是不喜欢动刀而已。我有几位亲戚整天在身上切来割去，我依然很爱她们，尽管我并不理解她们（笑声）。
“为什么北非的女性听任自己的生殖器受到糟蹋呢？”常见的答案是：“男人逼她们这么做的。”这个答案本身就很反女权主义，因为这个答案假设，发生在女性身上的我们不喜欢或者不理解的事情一定出自男性之手。这可是大错特错了。在我们采取任何手段帮助伊斯兰世界的女性以及阿拉伯之春的女性参与者之前，我们要让她们告诉我们，她们面临着怎样的现实生活（掌声）。但是我们很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目前的环境非常严峻。从一开始我们就本应清楚看到，伊朗女性出力推翻了里通外国的国王之后，却失去了在国王统治时期享有的自由。她们必须佩戴面纱，不得抛头露面，不得自由出行，没有丈夫的同意不得出国，等等。我的《女太监》一书得到了世界上从业最早的女性法学家之一马努兹.马努切丽的翻译。她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波斯语。现在我眼看着许多女权活动家冒着人身危险深入乡村，与当地女性谈论她们的生活。
你们可能还记得阿拉伯之春期间涌进埃及解放广场的示威者当中有40%都是女性，有人披着只露眼睛的尼卡布罩袍，也有人带着裹住头部的哈吉布头巾，有人没有佩戴任何面纱，还有人特意把头巾拢成一堆顶在头上，就像古代埃及雕塑的造型一样。但是她们都来到了解放广场，心里充满了希望与信念。然后在去年的三八妇女节，埃及女性自己搞了一场示威，结果却遭到了男性同志的袭击。袭击者向她们叫嚣“回家洗衣服去”，然后警察逮捕了她们并且强迫检查了她们的处女膜，因为出现在公开场合的非处肯定是妓女。如今埃及议会的女性议员数量比起阿拉伯之春以前还要少。许多埃及女权活动家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我们还知道穆兄会赢得了很大比例的选票，但是他们必须与萨拉菲主义者共同执政，而萨拉菲主义者一心想要推行伊斯兰教法。
你在阿拉伯之春开始的时候想到这一幕了吗？你怎么会没想到呢？独裁者本来就不允许替代型政府的出现，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伊斯兰教就是这些国家唯一的反政府力量，因为伊斯兰教拥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学校以及内部消息网络。如果没有组织，街头的人群也只是人群而已，从来都不具备任何权力。网络上的虚拟革命根本不是革命。在突尼斯，情况看上去非常乐观。因为突尼斯虽然主要受到法国文化影响，但是却比美国还要超前——如果你觉得这种事值得拿出来说一说的话。突尼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很高。但是在阿拉伯之春席卷的地区，当地的经济现实往往提供不了足够的高端工作，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只得大材小用。当地女性们已经接受了以下事实：如今她们的政府已经被穆兄会主导了。穆兄会主张彻底男女隔离，因此女性只能管女性的事情，男性只能管男性的事情。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对这种做法倒是并不觉得十分骇然，因为我觉得这种做法说不定真能管用，说不定男女隔离真能维护当地女性的利益。
有一件事在我看来非常显而易见，我也想了很久：世界各地的女性们必须学会如何团结一致。劳工运动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团结的重要性。四个女性一起上厕所就不会遭到袭击了。你们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社会当中的女性总是孤身一人、易受袭击呢？我在英国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有没有鼓励女性“出门乱搞”（笑声），其实并没有。我的原话是“做你想做的事情，不要感到羞愧，不要自我否认，但是一定要确定这些事情确实是你想做的事情。”根据英国的风俗，许多年轻女性都喜欢在周六晚上结伴出门，打扮得花枝招展，而且出门之前就喝得醉醺醺的。英国超市就卖酒，而且酒精饮料是吸引客源的甜头，售价往往比进货价还低。我曾经向英国政府建议，实行酒精销售许可制度，结果把他们吓尿了（笑声），可见只有疯子才会与超市集团作对。总之这些衣料不多的女性走进了凛冽的英国夜风当中，动机大约是为了冒险。男性的冒险方式是去酒吧里打群架，女性则希望自己有可能在街头遇到一个坏小子。冒险的结果可能是平安回家，也可能是烂醉街头，全看运气好坏。
这就是我们正在出口的文化，也是伊斯兰世界极力抵制的文化。我们必须牢记，在所有涉及阿拉伯之春的数据背后，各个伊斯兰国家都存在着大量抵制西方文化与现代化的女性，她们正在积极反对启蒙运动代表的价值观。她们的反应完全是我们一手造成的，因为我们完全不关心传统价值观与传统生活方式。我们认为一切与我们不同的做法都是落后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识过她们的经济现实如何运作。在很多方面，她们的经济现实都已经被摧毁了，而伊斯兰世界正在试图重建这套现实。北非国家以及阿拉伯之春国家的女性们恐怕要为了现代化而支付惨重的代价。诚然，我们可以将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些女性的代表，但是一定要意识到她们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她们的同胞的价值观。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些女性的脖子上挂上了吸引火力的标签。
目前的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学习新技能，例如阅读古兰经而不是将其付之一炬，就算手痒痒也不行。我们必须学会与陌生的文化打交道，以免向早已困苦不堪的当事人进一步施加心理压力。当年我们对待本土的土著居民时就没能做到这一步，如今我们面对伊斯兰世界又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我们没有给自己开脱的理由。我们是信息社会的成员，我们能够获取必需的知识，因此我们的无知就更加难以原谅了（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