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sXtMZ1xjc

今天我要谈一谈我们的起源。演讲的一大部分内容会来自我的同名电视纪录片，不过没看过那部片子也无所谓。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拍摄这部影片为我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能前往很多从没想过能亲自涉足的地点，与许多杰出的实地考察专家见面，听取他们的见解。此外，这次拍摄还让我有机会向广大公众传播业界最新研究成果。

我们人类是一个极其成功的物种，这一点毋庸置疑。我们尽管可以在哲学层面上反思批判人类对于外界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一点并不能抹杀人类物种的成功。我们目前的总数已经达到了七十亿，从两极到热带都能落地生根欣欣向荣。为什么我们这群非洲古猿能够如此成功呢？非洲的其他猿类从没有离开非洲大陆，没有创造优美的艺术与建筑，做不到我们所能做到的绝大多数事物。为什么我们如此特殊呢？答案深藏于我们的进化历史当中。在进化历史的一段时期里，我们也只是众多非洲猿类的一种而已。当时我们与黑猩猩刚刚从同一位祖先那里分化出来。

去年我有幸在乌干达的野外以及保育所里接触了一批黑猩猩。只有亲身接触之后你才能意识到我们两个物种之间多么相似。黑猩猩是与我们亲缘最近的物种。我们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很容易就会首先注意到不同之处，并且认为人类与黑猩猩相差悬殊。比方说黑猩猩全身有毛，跑动时四足并用，等等。我们往往不认为自己是动物的一种，而是某种特殊的存在。但是我们确实仅仅只是动物而已。“身为人类的关键是什么”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从进化角度来看，要想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了解我们自己，还需要了解我们的亲族，需要搞清楚我们如何在生命之树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一路认祖追宗直到远古之际。

今天是达尔文的诞辰，所以我必须引用一段他的言论。达尔文坚信人类与非洲猿类大有渊源。他通过长期观察得出了这一结论。“在世界各个主要地区生存的动物都与同一地区的已灭绝物种联系密切。因此，此前的非洲很有可能栖息过与黑猩猩以及大猩猩亲缘联系密切的已灭绝猿类，就好比猩猩是人类的近亲一样。同理，我们的先祖生活在非洲的可能性大于其他地区。”这番话如今听起来无非是老生常谈而已，但是达尔文仔细研究了黑猩猩与大猩猩，并且认为它们与人类的关系比起亚洲红毛猩猩与人类的关系更近。此外，达尔文做出这项主张的时候完全没有化石证据的支持，当时的人们还没有出土过任何一块古人类遗骸。当然，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化石。但是除了化石之外还有其他方法可以阐释人类与非洲猿类的亲缘关系。

当你直视非洲猿类的双眼的时候，会感到某种并不像其他动物那样异质的东西也在回望你。除了感性角度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看问题的方法。例如基因编码，假如我们看一看基因当中的非编码部分，就会发现我们与黑猩猩的关系非常近，只有1.2%到1.3%的差别。更重要的是——直到基因学兴起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一点——人类与黑猩猩的亲缘关系要比人类与大猩猩以及黑猩猩与大猩猩的关系更近。如果只看表面，只看满身毛皮与四足行走的方式，我们大概会认为黑猩猩与大猩猩才是近亲，我们人类只能算是旁系，或者三方之间具有同等的亲疏关系，可是情况并非如此。贾雷德.戴蒙德在《第三种黑猩猩》当中就将黑猩猩、倭猩猩与人类并列在了一起。或许我们并不是智人，而是智猿。比我们更客观的外星人或许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很喜欢自以为特殊，所以我姑且先沿用一下智人的说法，但是大家心里要有数。

黑猩猩的骨架与人类的骨架显然不一样。但是假如将骨头拆解开来单独审视，两者的不同之处就没那么明显了。我在布里斯托大学从没试过这种玩法，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太损了：我一直认为，假如我将一根黑猩猩的上臂骨或者说肱骨掺进医学院学生的考试用骨骼标本里，他们肯定不会发觉任何异样。这并不能说明英国医学院的学生水平太次，只能说明黑猩猩的肱骨与人类的肱骨太像了。当然，黑猩猩与人类骨骼的其他部分差异确实很大。比方说四肢比例，猩猩上肢长下肢短，人类则相反。尽管就哺乳动物的标准来说我们的上肢不算短，可是我们的下肢更是长得可笑。猩猩的骨盆具有长而薄的髂骨翼，人类的髂骨翼则又扁又平。人类骨骼简直就像是黑猩猩骨骼的变形。当然，黑猩猩并不是我们的祖先，而是我们的表亲，所以我们依然不知道我们来自哪里。兴许我们的祖先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反而是黑猩猩变成了另一番模样。

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全都受到了流行文化的影响。我们都看过那幅著名的《人类崛起》漫画。这幅画体现了线性的进化理念，画面最左侧是四肢着地猩猩一样的生物，然后这个生物越向右腰挺得越直，直到完全站直为止，然后再逐渐弯腰下去，直到画面最左侧在电脑跟前窝成一团为止。这种流行观点认为我们是从黑猩猩进化来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黑猩猩与我们一样都是现代动物。正确说法应该是我们与黑猩猩具有同一位进化祖先。目前研究领域最有趣的题目之一就是还原这位共同祖先的形貌。即便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士脑子里也有一套固有意象，总觉得这位祖先肯定更像黑猩猩而不是人。

我们与黑猩猩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脊柱的形状。人类的脊柱呈现出美丽的双S型，这一点与人类直立行走有关——事实上人类骨骼的大部分特点都与双足行走有关。并不是说黑猩猩从来都不会双足行走，更准确的说法是人类更习惯于双足行走，这是人类的默认行进方式。假如人类要从A点移动到B点，下意识的反应就是站起来迈步，而黑猩猩的第一反应则是前肢接地。那么两足直立最早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最早具有两足直立特点的骨骸是哪一具呢？现有最早的人类遗骸都是头盖骨，并没有发现脊柱，因此无法体现黑猩猩无人类有的双S造型。

大屏幕上的化石是2002年出土的乍得沙赫人的头盖骨。你可能会问，光看头骨怎么知道这种古猿会直立行走呢？每一个颅骨后部都有一个大孔，脊索会从中穿过。我们在解剖学领域不喜欢说大白话，所以我们不能将其称之为大孔，而是要称作foramen magnum——其实还是大孔——学一点拉丁语对于解剖学还是很有用的。沙赫人图迈的特点在于，他的枕大孔并不像黑猩猩那样位于颅骨后方，使得脊柱管与颅骨呈一定角度。四足行走的话这个角度能使得头部位于最恰当的位置。实际上他的枕大孔位于颅骨正下方，这意味着他的头颅位于垂直脊柱的正上方。因此他的行动姿态比黑猩猩更直立。图迈还有一点有趣之处：直立行走双足承重的模式几乎可以追溯到人与猩猩的基因分裂时期。图迈的化石可以追溯到六七百万年前，而我们与猩猩的基因分裂根据目前估计则是发生在五到八百万年前。把话说得重一点，图迈真的是人类祖先吗？他有没有可能其实是黑猩猩的祖先呢？

图迈化石还驱散了关于人类的另一项错误观念，即人类祖先从树上爬下来并且两足行走进入了大草原。这确实是个听上去很不错的故事。祖先们在树上爬来爬去，下树以后就开始双足行走了。可是这个故事有若干不太对劲的地方，比方说黑猩猩下树之后依然会四脚着地。下地走路与直立行走没有必然联系，在地面上依然可以四脚行走。想想吧，很少有动物双足行走，这样做太愚蠢了，四足行走要稳定的多。如果你一定要两足行走，那么最好在臀部长出一条尾巴来保持平衡，就像袋鼠那样。其次，沙赫人当时的生活环境也不是什么草原，他的生活环境依然有很多树木……

还有一块化石挑战了双足行走的演化根源起始于人类祖先从树上下来的惯常理念，就是这个家伙。这是一套地猿化石，我们给他起名名叫阿迪。他生活在四百四十万年之前。他的骨骼显示了多种适应特色，既能在平地上行走，也能在树上行走。在树上走路看上去很怪，但是这个生物在树上运动的时候的确会挺直上身。这可能是在地面上双足行走的前置动作。当年他很可能用双足在大树枝上行走，用双手抓住其他树枝从而保持平衡。有趣的是，现代猿类也会在树上双足行走。最经常双足行走的现代猿类恰好也是树栖性最强的猿类，也就是红毛猩猩。这样一来我们就远离了非洲，与非洲现存的猿类相比，我们有了一个更贴近的模型来想象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们的祖先更像红毛猩猩，已经开始双足行走，但是并没有下树。

这一理论基于伯明翰大学开展的研究。话虽如此，但是伯明翰大学并没有饲养多少红毛猩猩。研究人员要前往婆罗洲进行实地考察，非常仔细地审视了这种猩猩在树上的运动姿势。问题在于它们为什么要这么运动，为什么红毛猩猩不愿意下到地面上四足行走呢？在树上直立行走有什么用处呢？从进化来说这种做法肯定有目的。四足行走的大型躯体在树上很难平衡，直立上身用双手抓着树枝来保持平衡反而更容易。其次你可以走到树冠边缘，伸手去摘取最细小的树枝上的果实。这样做还意味着你可以从一棵树前往另一棵树而不必下树。假如你是大型猿类，实现这一点很有意义。如果你的食物生长在树上，用不着下树肯定是很大的优势。这意味着你远离了地面上的猎食者，还能节省体力。从一棵树走到另一棵树远比下树、走下去再爬上树更省力。可能这就是我们祖先这么做的原因。这或许是平地走路的起源。当我们看到我们与黑猩猩以及大猩猩的不同之处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是我们变成了不同于猩猩的存在，并且想要知道这一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或许这个问题根本就是错的，或许我们才是保守派，我们一直保留着双足行走的习惯，反而是黑猩猩与大猩猩的进化偏离了源头，走上了指节撑地的道路。当然，黑猩猩与大猩猩的指节解剖结构并不一样，它们很可能各自独立地进化出了这种走路方式。

接触了更多的古人类化石之后，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适应双足平底行走的迹象。现在这块化石非常有名，她就是露西，属于南方古猿，生活在三百万年前。她的骨骼进一步适应了双足行走。她的骨盆和人类已经很像了，尽管还不太像，但是已经没有长而薄的髂骨翼了。她的股骨呈现出明显的角度，使得膝盖向内靠。现代人的膝盖也是向内靠的，双膝靠拢在重心两侧。露西也有这个特征。露西依然具有某些树上运动的适应特征。她的腿不算长，手臂却很长。最近发现的大人化石Kadanuumuu也是南方古猿，腿要更长一些。或许这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区别。可惜的是我们找不到大人的颅骨，所以不能确定他与露西是同一物种，但是能够找到现有的部分我们已经很高兴了。

那么长腿究竟出现在什么时候呢？我们注意到我们黑猩猩的不同之一就在于腿部。如果回到过去，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祖先腿很短。大屏幕上是我最喜欢的一具人类化石，保存得非常好，就这样躺在地上。我们在肯尼亚拍摄《我们的起源》的时候拍下了这张照片。我们管他叫做尽管我认为他活着的时候并不叫这个名字。他的死亡地点是纳利奥克托米河附近的湖岸。……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的最显著特点就在于他的长腿。此外他的骨骼还有很多特点，很难说是为了适应走路。你可能觉得长腿能产生钟摆效应，因此对走路有利。但是他还有其他特点，例如他的颈韧带很强壮，将他的后脑与脊椎结实地连接在了一起。他的腰部很长且有弹性，这个特点以前也没有出现过。他的肩膀往下垂而不是往上耸。他的脚跟部位长有比猿类更结实的肌腱。纳利奥克托米男孩出现的时候人类已经具有了这些特点。D.E.Lieberman与D.M.Bramble在《自然》杂志上提出过很严密的论证，认为这些特征的进化意义是适应跑步而不是走路。我们一直认为人类进化的关键就是走路，现在突然有人提出了跑步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主张者们仔细研究了现代人与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的解剖结构，还借助跑步机研究了现代人类的运动机制，并且认为跑步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非常重要。

我说纳利奥克托米男孩是个年轻人，但他其实是个很奇怪的年轻人。如果把他的骨骸放在我的实验室里当成现代人研究，我会认为他是个5英尺1英寸的青少年。我会有点担心他的牙齿和骨骼发育状况，因为骨骼的年龄和牙齿的年龄不一致。你要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我们不能使用现代人作为判断他的年龄的对照标准，还要考虑其他灵长类。他的发育状况也并不等同于黑猩猩。这也并不奇怪，他毕竟是另一种物种，也就是匠人。目前最贴近的猜测认为他就是个八岁的孩子，换句话说他的成熟期比我们早得多。至于他有没有像我们一样的青春期也是热烈辩论的题目。黑猩猩并没有青春期。纳利奥克托米男孩或许也没有。这怎么说？我认为，假如从远处看，你并不能发现他是原始人，只有凑近了才能觉得有些不对。他的头很小，脑容量只有750毫升。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有一升半左右，比他多一倍。他的面部有些古怪，牙齿也有些突出。但是如果从远处打量一番，他看上去和现代人类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的四肢比例与现代人类是一样的。如果从整体上审视他的遗骸，你就会意识到他与古人古猿都不同，与那些短腿长胳膊的生物很不一样。

这个年轻人正在跑步，跑过了草原——通过气候调查与环境调查等等手段，我们知道当时的草原已经扩展到了整个非洲东部。食草动物数量在这一时期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我们熟悉的非洲草原正在扩展，羚羊已经出现了，包括纳利奥克托米男孩在内的很多动物都在探索这块崭新的草原。他在草原上跑步究竟是想干什么呢？肯定非常重要。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过去几十年在科学界影响力很强大的理念：人是猎手。我们相信纳利奥克托米男孩在草原上追逐各种猎物，可能还会向猎物投掷各种石质武器——当时已经出现了石器。今天我们看看狩猎采集部落的生活，狩猎是他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人类源自狩猎是一个非常强力的理念。但是如果看看证据的话，几乎没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一点。这个时期的人类确实有了一些石质切割工具，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工具的用途。我们很难通过石器上的刮痕来判断它们的用途是切割纤维还是切割肉类。同位素鉴定表明这个时期人类食谱当中的肉食的确增多了。但是我觉得肉食的增多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重要。并不是吃肉塑造了人类。我感兴趣的是当时还发生了什么其他事情。比方说我们可以看一眼牙齿。研究牙齿的问题和研究石器一样，我们可以用显微镜研究牙齿化石上的各种细微刮痕，这些刮痕基本上记录了这个人过去几周的食谱。Peter S. Ungar研究了各种古人类的牙齿并且得出了各种出人意外的发现，其中之一是鲍氏傍人或者说胡桃夹子人。这些人尽管下巴特别大，但是平时恐怕并不经常吃坚果，他们的主食似乎是草。问题在于肉与草在牙齿上留下的刮痕非常相似。我们检查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的牙齿时发现他似乎有着非常广泛的食谱，有刮痕，有凹坑，还有其他各种痕迹。他们的食谱多样性似乎在此时发生了扩张。我并不能确定这其中包括哪些食物，或许肉确实是其中之一，也可能是植物性食物的种类更多了。

屏幕上这个人名叫尼萨，是一位当地部落的猎人，也是我们去年在坦桑尼亚在拍摄时认识的朋友。与狩猎采集部落的男性谈话十分有趣。你可以问问他们带回大型猎物的次数多么频繁。我认为人类学家遭到了误导，因为猎人们总是声称自己经常带回大猎物，就好像钓鱼迷也总喜欢夸口说自己钓到了大鱼一样。按照猎人们的说法，他们三天两头就会带回一头大个羚羊。假如你和同一个部落里的女性谈一谈，她们总会说：“这个吧，其实主要的猎物还是兔子。”

我认为我们对于狩猎采集部落的采访让我们对于大猎物在人类进化过程当中的的重要性产生了错误的认识。当然，和部落居民谈话还是能增长见识的。这些人并不是古代人，而是现代人。他们的生活并不是通向人类过去的窗口。但是他们或许能提供一些祖先生活方式的启示。我们的祖先肯定是狩猎采集者，所以对原始部落的考察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祖先的生活。尼萨出门打猎的时候，部落里的女性也要去收集食物。如果计算一下男性带回来的食物的卡路里总量与女性带回来的食物的卡路里总量，猜猜哪个更高呢？女性对于收集很有经验，知道去哪里找食物。男性往往喜欢冒险，去狩猎那些未必一定能成功的大型猎物。而女性的采集一定能成功。部落居民在很多时候都要依靠浆果与水果当做主食，但是他们也总有保底的食物供应。就算找不到浆果与水果，地下总还会有食物。对于狩猎采集部落来说，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以及对于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的食物就是块根与块茎。所以说正确的理论并不是男性狩猎理论，而是女性发掘块茎理论。想一想我们今天的主食吧。首先要将麦片排除在外，因为古人类还要花费好几万年才能征服小麦。另一项主食是土豆，这是一种优质的能量来源，而且很可靠。块茎对于千万年前的祖先来说或许也有同样的意义。尼萨部落里的女性收集的块茎看上去并不像土豆或者番薯，更像是膨大的树根。吃的时候要用牙齿撕去外皮，咀嚼内芯，将浆汁咽下去，把渣滓吐出来。

这一点又引起了人类牙齿缩小的问题。人类牙齿在进化过程中的不断缩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将骨骼其他部分的特征与爬树、走路与跑步联系起来，但是牙齿的缩小显然不能这样解释。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最佳解释就是祖先的行为。我们很难得知祖先使用火的具体时间，很难通过考古学来寻找篝火的遗迹。因为篝火的灰烬很容易就会被风吹散，什么都剩不下。此外也很难区分天然火焰与人工生火的灰烬。我们知道五十万年前的人类肯定已经会用火了。但是Richard Wrangham认为用火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火焰的用处很多，可以取暖，可以防身。我想自从人类学会用火之后，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将一块食物放在火上烤。烹饪不仅能改善食物的口感与味道，还让我们从同一份食物当中获得了更多的能量。Wrangham认为烹调带来的能量提升相当于狩猎肉食带来的能量提升。或许烹饪才是人类进化的关键。你可以将消化食物所需要的一部分活动放在体外完成，换句话说就是消化食物所需要的能量减少了。锤砸食物也有类似的效果，但是烹饪的效率更高。根据最新的理论，男性依然是狩猎者，只不过通常只能打几只兔子回来。尽管看上去很难接受，不过进化的关键其实很可能是女人带回来的块茎与烹饪手段。

烹饪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能量，意味着我们能够供养更大规模的家庭，身体生长也得到了促进。人类进化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脑扩容。与更早期的人类相比，纳利奥克托米男孩的脑容量其实不算小。750毫升的容量几乎是南方古猿的一倍，而南方古猿的脑容量又与黑猩猩差不多。不过他的体格同样也增加了。因此他的脑容量与身体尺寸的比率并没有增加多少。如果身体变大了，脑容量变大也是应该的。事实让人类脑容量真正发生显著变化还是在纳利奥克托米男孩之后的事情。等到八十万年前海德堡人出现的时候，人类的脑容量才真正开始显著扩充。原因或许是因为我们都成为了烹饪达人。

我刚才表述的理念略微有些失真之处：只要从食物当中获得了更多能量，身体的某一部分就一定会增长。这可不是进化的机制。我们的确通过食谱的改变与烹饪获得了更多能量，唯此才能供养大脑这个极度需要能量的大脑，但是这两件事并不是因果关系。大脑长这么大一定要有进化上的优势，因为供养大脑太耗费能量了。要是没有特别重要的好处，人类大脑肯定不会长这么大。几十年来直至今天，古生物学家们一直因为这个问题而争论不休。有人说或许是为了合作狩猎，可是狮子与犬类都是群体狩猎的动物，它们的大脑并不算大。另一种理论认为大脑扩容的原因是人类开始学习制作工具，学习过程的反馈刺激了大脑生长，需要更大的大脑才能创造文化与技术。我认为这是个很不错的理念，也值得研究。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类社会与社会成员的互动方式。如果看一看灵长类动物以及其他群居动物的组织规模与复杂性以及这些动物的脑容量，就会发现群体规模与个体脑容量成正比。人类社会群体规模很大，结构极其复杂，或许这正是大脑扩容的驱动力。我们非常擅长追踪群体成员的活动与意图。黑猩猩群体里也有类似的现象，你可以观察到黑猩猩如何相互施展权术。但是人类肯定更有过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进行非常复杂的社交行为，“我认为你对她的看法是这样的，她又认为我对你的看法是那样的。”我们可以将这套推演同时施用在好几个人身上。有人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如此成功，就是因为他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热爱这种情节。或许这正是人类大脑扩容的燃料。

当大型群体里的大尺寸大脑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所做的远远不止于玩弄权术。我们能够集思广益，将脑海中的深层抽象理念表达出来，与别人分享，并且创建文化。从考古角度来看，一旦某个地区人口总量与密度达到阈值，就会出现文化与思想的大爆炸。这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理念。直到书写得到发明之前，理念的传播都要依靠口口相传。书写与印刷术使得理念的传播越来越广。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理念相互反馈与相互催生的潜力简直不可估量。我们正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的开端。在我们的进化开端，肯定无法预见到今天的世界。

相互学习以及分享理念的重要性恐怕也是人类寿命的基础。人类的寿命非常长。人类女性在生殖年龄过去之后还会存活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个现象在自然界十分罕见，也非常奇怪。这个现象的进化功能是什么呢？更有利的做法似乎是要么一直生育到死，要么绝经之后立刻死去。这个现象意味着老人具有珍贵的价值，而价值的基础恐怕就是分享理念。老人是知识的宝库，是整个社区的珍贵信息资源。

人类是进化历程的产物。我们的牙齿，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体型，我们的运动方式，甚至我们的寿命都是进化塑造而成的。希望到头来我们能对人类的本质有更深的理解，同时也能承认我们其实也是动物，也是非洲猿类家族的一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858bOny4Gw

今天我想谈一下在创业过程以及在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重要哲学问题：运气是否决定一切，运气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决定了很多创业活动成败的大问题。我希望至少能从侧面见解的角度来谈一谈这个问题。我认为现今社会里的人们存在一种偏见认为运气决定了一切。我还认为存在着其他值得探索的思考未来的方式。

在谈论进步与未来的本质时我总会使用这张幻灯片。我们可以用两根数轴来概括二十一世纪，纵轴是科技，横轴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复制已经成功的经验。全球化的代表就是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对于全世界的几十亿极端贫困人口来说，未来几十年的任务就是效仿发达国家已经成功的经验，同时避免发达国家的教训。全球化代表了水平扩张式的进步，也是从一到n的进步。科技则意味着创造新事物，是垂直集约式的进步。科技进步意味着你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作出某件事的个人、企业、发明家、或者艺术家。科技是从零到一的进步。从零到一与从一到n是截然不同的进步模式。在从一到n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反复进行某一项活动，总结出可行的经验。如果是从零到一的进步，那么世界上的每一项科学与技术突破都具有某些不可重复的特点。假如我们想知道某一项发明，某一个创业项目，或者某一项艺术成就究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还只是一时侥幸的结果，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因为你的样本数量只有一个。这样一来变量的数目几乎无穷大，不可能知道运气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

当然，反对运气的阵营确实掌握一些比较弱的事例证据：有些个人确实具有反复创业成功的经历。这种观点的典型就是史蒂夫.乔布斯，他先后成功创建了苹果与皮克斯公司。杰克.多西先创建了SQUARE，又打造了推特。我的同事埃隆.马斯克从paypal起家，后来成立了SpaceX与特斯拉公司，如今又卷入了SolarCity的建立。运气的支持者们则认为这些人只是取得了一次重大突破，此后所有的成功都是运用这次突破的成果。

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谈论运气的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曾几何时，人们认为运气是一股需要克服或者需要征服的力量。托马斯.杰斐逊说过，“我坚定相信运气的作用，我工作越是努力，我的运气就越好。”这番话的言外之意是运气并不能主宰事物的发展，而是需要努力克服的障碍。萨缪尔.古德温也有类似的说法。与这种想法截然相对，今天的人们认为，“成功似乎不仅源自个人特质，同样也源自环境。”你或许听说过所谓的幸运精子俱乐部与幸运卵子卵子俱乐部，还有人认为投胎才是驱动人生的第一动力。同样的理念也适用于创业领域，人们认为成功的创业企业只是偶然与意外的结果。我与保罗.格兰姆在很多意见上都不谋而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他只是不自觉地引导了我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本能偏见。

在涉及运气的问题上，我们有两个方向。我们可以面向过去：我怎样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有哪些因素产生了作用。但是我更注重通向未来的方向：我们下一步应该干什么，从现在的基础可以构建怎样的成就。未来是不是由运气决定的，还是说认为运气决定未来的看法并不正确或者不全面。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我想谈一下未来的结构以及人们看待未来的方式。人们眼中的未来可以是决定性的，也可以是非决定性的。我习惯用一个2×2的矩阵来描述未来。未来可能是乐观的或者悲观的，也可能是决定性的或者非决定性的。乐观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无论你用什么标准来定义更好；悲观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情况会比现在更糟。决定性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大体可以预测，并且作出了相应的计划；非决定性的未来意味着你认为未来的发展全无迹象可循，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四个类别组成了四个象限，概括了你应对未来可能采取的各种手段。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下这种思考未来的框架。先来看看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区别。假如你相信未来是确定的，那你就对未来抱有某种信念，并且会根据这一信念采取特定的行动；假如你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首要的行为准则就是尽可能采取多样化的行为，因为你不知道怎样的行为才能收到想要的效果，因此只得尝试各种不同的做法或者做法组合。关于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有趣之处在于这两种观点最终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假如你认为未来是确定的，并且非常擅长做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假如你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并且采取了尽可能多样化的方法，那么这些方法当中包含成功方法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再来看看乐观与悲观的对比。这两者的区别在于你是否在根本上害怕未来。

假如在历史背景当中理解这一结构的话，那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显然根植于乐观确定的象限，当时的人们认为未来显然会步步升高，下一代人的生活质量肯定会比上一代人更好，而且变好的方式非常具体。科学新疆界肯定会得到开拓，汽车、飞机与火箭的速度都会越来越快，人们的生活肯定会得到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提高与改善。从1982年到2007年，美国处于另一套不同的想象范式当中。这一时期的美国处于乐观不确定象限。“明天会更好”是这一时期的官方宗教。但是假如你问人们未来为什么会更好以及怎样才会更好，他们却说不出来，总之某种形式的改善与进步是肯定会发生的。这种非决定性乐观主义维持了大约1/4个世纪的时间。不确定性的悲观主义是同一时期其他发达国家的显著特征，过去二十年的日本一直处于这个象限当中。人们觉得未来肯定不如现在，而且谁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认为目前的欧洲也在逐步滑入这个象限。有些人或许会将今天的中国放进确定性乐观象限，不过我倒倾向于将中国放在确定悲观象限。中国人很清楚未来二十年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并且进行了大量的基建与城建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还认为到时候的中国将会成为一个穷困版的发达国家，人们很可能会未富先老。总之，目前的中国与1982年到2007年的美国是属于截然相反的两端。

假如要从金融角度来写描述这四个象限的话。乐观主义倾向于低储蓄，而悲观主义倾向于高储蓄。极端的乐观主义者根本不会存钱。假如把政府借款考虑在内，如今美国的存款率是-6%。可见如今的美国人依然极其乐观，我们不必存钱，因为未来会自然而然的变好。我认为我们目前依然沐浴在乐观不确定时期的余热当中。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悲观的国家，因为中国的存款率已经达到了GDP的30%左右。人们认为尽管生活的某些方面确实可以随着时间而得到改善，但是未富先老的结局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需要大量存钱。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则会影响投资，好比说你向某一个特定的公司、建筑或者理念进行投资，假如你相信未来是确定的，投资率就会升高；假如你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投资率就会降低。不确定乐观主义象限的困境在于，这个象限同时具有低储蓄率与低投资率。我的问题是这个象限是否稳定。假如既没有人存款也没有人投资，假如所有人都不去思考，而是将思考外包给其他人，那么未来是否一定会变得更好。

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描述确定性未来理念向不确定性未来理念的转变。从数学角度来说，数学界的主导学科曾经是微积分，如今则变成了概率统计。在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关注实质，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则关注过程。在当前的世界里，人们会问“你要怎么做”，而不是“你想做什么”。谈论具体要做的事情看上去太确定了，因此让人感觉很不对。从实际角度来说，四个象限各有主导行业。好比说不确定乐观象限的主导行业是金融与法律。因为这两个行业都关注过程与规矩。假如你对未来不敢确定，那就要尽量保证现有体系的顺利运行，哪怕你觉得体系运行完全是自动的，没有你插手的余地。确定乐观世界的主导活动是工程与艺术以及其他具体行为。这个世界的人们相信未来会与现在截然不同，人们对于未来具有独一无二的、与他人不同的设想。他们有意愿为了这样的未来而努力奋斗，并且相信这个截然不同且更好的新世界不可能因为某种随机过程自然而然地出现。确定悲观世界的主导活动是战时配给制度。不确定悲观世界的主导活动则是保险业。我之前谈到过教育行业的泡沫问题，我认为教育泡沫就是不确定悲观主义的体现。人们不确定接受教育有什么用，只是将教育资历当做保险。免得自己掉进越来越宽的社会裂缝当中。

要想看看确定乐观主义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美国历史上的这些经典案例。例如十九世纪的跨北美大陆铁路。当时的人们设想了与现实截然不同的未来，相信整个国家会被这项今天看来依然规模浩大的工程联系在一起。当时有人讥讽说为什么要修建一条通向无人区的铁路，根本没有意义，纯粹是拿着钱打水漂。但是随着铁路的开通，未来毕竟还是照顾好了自己。二十世纪中期最典型的确定乐观主义案例是罗伯特.摩西斯的生平。如今的人们差不多都已经向他遗忘了，但当时他是纽约市最有权力的人，在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他的权力比市长与纽约州州长还大。他从公园建设局局长起家，后来担任了十七个不同的政府职务。他的推土机推倒了很多民居，修建了很多公园与通向公园的高速公路。他修建了长岛高速公路与罗斯福高速公路。一个又一个建筑项目在他手下得到了重建与翻修。二十世纪世纪六十年代，他计划用高速路连接布鲁克林与新泽西。这条路将会从曼哈顿南部通过，将格林威治村夷为平地。不敢肯定充满了高速公路与摩天大楼的未来是否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的居民们提出了抗议。这一轮基建大潮也就到此为止了。一旦人们认为未来是不确定的，建设工作也会随之停止。摩西斯很有可能犯下过许多错误，他的行为很可能指向了错误的方向。但是像他那样强有力的组织协调人员现在已经没有了。人们一旦认为未来不会与现在差别很大并且没有多少改善的余地，他们就会停止建设。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纽约市再没有进行过值得一提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旧金山湾区，曾经有人提出过一个拉博计划（Reber plan）。计划内容是修建两条土石坝，将北部湾区与南部湾区变成两个巨大的淡水湖。项目将会填海造地两万公顷。这项计划还包括环绕整个湾区修建一条三十二车道的高速公路，以及在湾区沿岸布满三十层高楼。拉博是一位中学老师。也是一个业余话剧制作人。但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的主张得到了足够严肃的对待。国会进行了听证会以及大型项目推演。最终人们认为这项工程体量太大，恐怕不能成功，于是最终选择了放弃。但是今天我们根本不敢想象，一位中学教师兼戏剧票友竟敢构想出如此宏大的计划，存心想要彻底改造整个地区的面貌。我们今天的世界观与五六十年前的世界观已经截然不同了。所有经典的科幻小说都提到过水下城市、月球城市、火星城市、太空城市等等。这些科幻小说全都描述了确定且截然不同的未来，并且成为了某种形式的自我实现预言。今天回头看看这些科幻小说的插画，画面风格并没有未来的感觉，而是非常过时，完全是过去时代的产物。

相比之下，典型的非确定性乐观主义的标志就是投资组合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股票市场投资的最佳选择就是指数概念股。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优化你的风险回报率，因为股票的涨落就像宇宙当中原子的运动一样本质上是随机的。我们不可能知道单独一支股票的动向，只能用统计规律对于股票市场的整体走向进行把握。我们不可能知道究竟应该向哪一只特定的股票、哪一个特定的公司或者哪一种特定的产品进行投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股票市场大致上会向东北方向运动。因此关键在于用最小的投入进行最多样化的投资。确定性未来观念向不确定性未来观念转化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社会主流从工程向金融的迁移以及金钱的重要性的提升。简而言之，在确定的世界里，金钱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面，金钱本身就是目的，因为你不知道应该如何花钱，于是人们只会变态地不停攒钱。

这种行为看上去很疯狂，但实际上在生活中却非常常见。比方说你创业成功之后通过首次公开募股筹到了一笔钱。你用这笔钱干什么呢？你根本不知道。于是你把钱交给大型银行，希望大型银行帮你花钱。银行拿到钱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于是把钱交给了投资机构。投资机构也不知道怎样花钱，于是购买了一整套股票组合。他们根本不敢投资单一的股票，因为投资单一股票意味着你有确定的看法，而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发行这些股票的各家公司拿到钱之后又干什么呢？他们要尽量产生自由现金流，否则他们就要拿钱去投资特定的项目，而这就意味着他们对未来有确定的看法，这是非常危险的。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最危险的公司就是不盈利的公司。顺便说一句，我的投资策略恰好相反。我最喜欢向亏损的创业公司投资，因为不盈利的公司对于如何花钱有很多想法，而非常盈利的公司则在一定程度上江郎才尽了。在一个利率接近于零的世界里，有钱不花的做法尤其疯狂。当然盈利的公司会产生现金流。现金流又会回到投资者手中，这个密闭循环又再一次开始了。在不确定乐观主义世界里，事情大致就会这样运作。这是一个高度简化的模型，但是与实际还是比较贴切的。到头来谁都不用钱做实在事情。金钱成为了抽象的概念。结果就是你用钱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少了。

美国国库券的实际利率——也就是用国库券利息减去通货膨胀的额度——一直在稳步走低。目前美国国库券的利息是2%，通货膨胀率是2.26%。换句话说国库券的实际利率是-0.6%。换句话说，只要购买了国库券，就要在接下来十年每年损失0.6%的金额。这种事丝毫不奇怪，因为金融系统里面谁也不知道应该用钱来做什么。一直有人在激烈抨击美国政府的高额赤字，人们主张债券市场早晚会崩溃而利率将会上升。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一幕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发生。我认为这一幕没有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知道怎样花钱。美国人的上一个非循环性主流花钱理念就是购买房地产。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年的主流理念，现在这个理念已经过时了。如今的人们不想买房子，可是也想不到其他花钱方式。利率正在逐渐向负方向运动。因此人们能够感到不确定性乐观主义世界正在逐渐走到尽头。在这一趋势面前，人们的天然倾向就是从金融业转移到保险业。我不想在这里大肆抨击沃伦.巴菲特，但是巴菲特给人留下了走在曲线前面的印象。他的绝大多数投资项目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后的保险公司，也就是不确定性悲观主义世界的主宰。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不确定性怎样在许多不同的场合影响我们，比方说政治领域。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政坛当中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民意调查员。谁也不知道从政之后应当干什么，于是他们进行民意调查，民调结果会告诉你应该干什么。民调无法显示长期趋势，只能渐进性的告诉你在某个特定时间点上应该做什么。随着，我们逐渐接受不确定性的世界，民调员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强。我们现在讨论政治宣传运动与竞选运动的方式都是“某人民调结果如何？”而不是“某人持有怎样的理念？”假如马丁.路德.金在今天的政坛大声疾呼“我有一个梦想”，人们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民调反馈结果怎么说？”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做法都会导致极为糟糕的结果。

人们一直都说他们不明白为什么麦凯恩要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任命莎拉.佩林作为自己的副手。我认为这件事情一点也不神秘。2008年的时候共和党并不很受欢迎，共和党的州长与参议员的民调支持率大约都在40%左右，唯独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的佩林具有85%的支持率。因为当时国际油价上升，阿拉斯加的情况与科威特差不多，人人都能从政府手中领取石油红利。于是合理的做法显然是与民调结果最高的人组成竞选搭档，哪怕佩林的成功经验无法推广到美国全境，因为美国总体的石油产出量远远赶不上石油消耗量。人们常说2012年总统改选是民调专家内特.希维尔（Nate Silver）与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之间的较量，最终是希维尔获得了胜利，而不是说奥巴马因为提出了合理执政理念并且得到了支持而获得了胜利。我们已经不再从施政实质的角度来讨论政治了。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政府，尽管政府支出总额占GDP比例在过去五六十年里基本持平。但是越来越多的政府支出正在流向转移支付。换句话说政府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花钱，于是将钱交到了基层手里。政府假设民众懂得怎样花钱，但是民众其实也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想法。

我们还能从文学作品当中看到不确定性的迹象，比方说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科幻小说《2001太空奥德赛》就写道：“每个小时文本都会自动更新一次。一个人可以花费毕生时间不做任何其他事情，只去吸收新闻卫星提供的永无休止的信息流。”这段文字描述的未来很类似于现在的互联网。到了1984年的《神经漫游者》当中，未来则是另一番模样：“港口上空的天空是调到已关闭频道的电视屏幕的颜色。”这段文字描述的未来从根本上是静态的。

从哲学层面上来说。不确定乐观主义象限的代表人物是诺奇克与罗尔斯。尽管我们认为这两个人政治立场相对，但是他们看待未来的角度却是一致的。自由派的诺奇克认为谁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此个人的价值至高无上。罗尔斯认为你无法决定自己出生在怎样的社会当中，因此社会民主至高无上。这两个人的出发点都是彻底不确定的世界状态。确定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则包括马克思与黑格尔，再向前还能追溯到培根与洛克等人。这些人认为可以通过确定的方法来实现更好的未来。确定悲观主义与不确定悲观主义的代表哲学家都来自经典世界。前者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他们认为该发生的事情必然会发生，不能对科技进步抱有太大信心，科技进步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世界。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伊壁鸠鲁与卢克莱修，他们认为宇宙当中只有原子与虚空，原子在虚空当中随机运动，有时也会碰在一起，从而产生事物与世界，但是原子终究会分道扬镳，一切都将分崩离析，因此你的一切行为都没有意义。千百年来最后一组人的思想始终占据主流，这种思想甚至沾染了一丝斯多葛派的气质，因为在压倒性的逆境面前你无能为力，只能咬牙坚挺。宇宙的根本属性就是任意性与无意义，在这一切面前你至多只能实现内心的平和与无动于衷而已。

我们现在对于衰老与死亡的看法也与过去大不相同了。早期的科学将死亡视作一个由特定疾病引起的问题，只要解决了特定的疾病也就征服了死亡。现代人则主要通过保险行业的棱镜来看待死亡，而保险又是不确定悲观想象的主导行业。保险行业的支柱是精算数学，估算得是你在特定年龄段的某一年里死亡的概率有多大，比方说你今年三十岁，那么你在明年死亡的概率大约是1‰。假如你今年八十岁，那么你死在明天的概率大约是1/10。我并不是说这种概率死亡完就毫无可取之处，我只是想向大家解释一下这种思路如何主导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不再试图治愈死亡或者解决衰老，而是想着怎样才能最恰当的计算死亡概率，从而将最合适的保险卖给最合适的人。我们就这样对一个根本上随机不确定的事件过程取得了虚假的掌控感。这种做法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运气总是会用完的。不确定乐观主义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只是在一遍又一遍的投掷硬币。你大概不会死在下一个小时，大概也不会死在未来六个月里。就目前来说，你已经连续投掷出了一连串的正面，但是你却想不到未来。这个象限究竟是否稳定呢？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像这样的迭代过程如果不能引向最好的世界，那么是否至少可以引向一个有可能实现单调性不断增长的世界。

从范式角度来说，不确定乐观主义象限的主导思想是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认为只要有几十亿年的时间，适宜的环境就一定会产生出众多物种。我们将这一思想也应用在了其他方面。作为达尔文主义的反面。不确定悲观主义象限的代表则是城建规划失败的城市。旧金山原本应当是美国最伟大的城市。但是一切都慢慢出了问题。洛杉矶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两个城市的情况还算好的。一年多之前我去了巴西圣保罗，从城区到机场的距离大约是十二英里。假如路上没有车，单程开车需要三十五分钟。但是假如九车道高速公路发生交通堵塞，那就需要四个多小时才能开到机场。我曾经在傍晚时分坐着直升飞机升空，看到红色尾灯的长龙堵在路上没有尽头，保险杠贴着保险杠。一千三百万圣保罗人口分布居住在许多相互隔绝的居民区，每个居民区都居住着五十万人。但是圣保罗的情况依然远比印度孟买或者尼日利亚拉各斯要好得多。假如你想为全球化的失败寻找证据，那么证据就在这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是这个样子，而且这些城市的现状绝不可能通过循序渐进的增益方式得到改善。

目前我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辩论主要是在经济与环保主义两者之间展开。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与环保主义代表了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但实际上两者都指向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经济增长的拥护者或许更倾向于乐观预测，而环保主义者或许更倾向悲观预测。我认为只要我们的辩论依然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环保主义就一定能获得胜利，因为不确定的乐观主义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学家认为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环境而担心，因为人们可以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反面的观点则认为一步一步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两种的观点的共同之处都认为我们不得不屈服于更强大的外界力量，可能是市场，也可能是自然因素，但两者都是不可知的统计数据。不可能以连贯的方式加以思考。

这种思考方式在创业圈子里也很常见。最常见的创业方法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是永无休止地进行二选一测试。假如你有几十亿年的时间，遵循达尔文主义的试错或许能收到效果。但是在实际的商业领域，你往往会在测试出正确结果之前就耗尽资金。而且业界整体的研发空间往往要比突破性新领域的研发空间要宽松得多。总体上来说二选一是一种效率非常低的做法。像这样的迭代过程确实可以一步一步地取得改善，但是最终你可能只获得了略有改善的结果，而改善的潜力却几乎是无穷的。城建失败就是典型例子，机器学习领域也是一样，不考虑远期未来就是这样的结果。

最典型的例子在我看来还是极其短暂的创业周期。对于创业者以及他们的投资者来说，任何盈利周期超过一年的计划都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我们全都不敢肯定未来会是什么样，所以必须要在短期内达成成果。现在的创业圈就是被这种思想主宰着。那么这种思想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呢？这种思想就是我们今天的官方宗教。我本人并不信仰任何官方宗教，但是我想提醒人们注意，这种宗教的本质是统计性的，完全由运气驱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企业往往并不遵循这个范式。2007年经济崩溃之后，我们注意到创业者们开始回归科技领域。这些公司全都对未来有非常明确的看法。过去十几年里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乔布斯去世之前的苹果公司。苹果公司是不确定性的反面。苹果对于多年以后的未来有着很明确的展望，而且不顾物流后勤的压力一意孤行要实现这个未来。乔布斯去世之后这个展望能否得到保持还有待观察。我们一般并不从这个角度讨论苹果公司，我们一般都会讨论乔布斯对于员工多么刻薄。我认识好几位生意人在发给员工的内部读物当中着重提到了乔布斯对待手下人的刻薄事例，从而让员工感觉好过一些。我觉得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乔布斯的员工能够容忍他的恶劣行止。我认为原因在于乔布斯非常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未来。在一个确定的世界里，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就是一个秘密计划的鲁棒程度。过去十几年最成功的公司全都在一开始就预见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未来。

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具有长期规划的公司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不会出售。在很多情况下卖掉自己的公司都是正确的做法，我创建了paypal，又在2003年将其卖给了ebay。但是我确实认为最成功的公司肯定都遇见了一个与现在不尽相同并且没有得到充分估价的未来，因此在眼下就卖掉公司是不明智的。在我看来，脸书公司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发生在2006年7月6日。当时的脸书刚刚成立两年，依然只是一个校园网站，用户大约是在八九百万人左右，年收入大概是3000万美元并且没有盈利。此时雅虎报价十亿美元要收购我们。于是我们在下一周的周一上午召开了董事会会议。参会人员一共有三人，分别是扎克伯格，我本人以及吉姆.布雷耶。布雷耶与我都认为我们应该拿钱走人。但是扎克伯格说：“召开董事会只是出于礼貌而已，这件事用不着十分钟就能敲定，因为我根本不打算卖。”我们两个试图说服他，毕竟十亿美元是很大一笔钱。我们两个把我今天说的话向他复述了一遍，告诉他出手之后你会永远拥有公司股权的25%。而且还赚到了一大笔钱，想想用这笔钱能做什么吧。扎克伯格说，“我也不知道我用这笔钱干什么。我只想建设社交网站，拿到这笔钱之后我大概也只会去建设另一个网站。但是现在这个网站我还挺喜欢的，所以我究竟为什么要卖呢？”我觉得他的这番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今天的讨论。

当然，拒绝收购决定的直接结果就是很多人们都在说这个公司的CEO居然如此疯狂，竟敢回绝十亿美元。这家公司一个成年人都没有。让一个二十五岁的毛头小子来担当公司是有多么不靠谱，这肯定是商业史上空前绝后最糟糕的决策。我个人向来认为公司成员要坚决支持CEO。于是我们就将“不出售”当成了公司的准则。不过当时我多少也给自己找了一点借口：雅虎还曾经试图以十亿美元的出价收购另外两家公司，也都被拒绝了，一家是eBay，另一家是谷歌。所以你至少能从伪科学的角度声称，拒绝雅虎支付的十亿美元是正确的创业做法。扎克伯格的根本论点在于，我们在脸书公司要新建很多新事物，而雅虎认为一切尚不存在的产品都没有价值。扎克伯格希望保留创建这些产品的机会。他认为雅虎对于未来没有明确的想法，不珍惜尚不存在的东西，因此十亿美元的开价还是太低了。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建设未来的挑战，这个未来不应该是静态的，就像播出已关闭频道的电视一样。我们应该建设一个远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去竭力协调与激发人们改变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运气将再一次成为需要克服与征服的对象，而不是主宰一切并且阻止人们思考的因素。感谢大家，我就不祝大家好运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M_JmZdqCw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目的与宇宙”。请注意，我的题目不是“宇宙的目的”，这是一点细微但是重要的区别。我是一位科学家天文学家兼理论物理学家。今天在美国人文主义协会，我希望讲一下宇宙的机制与运行与人类存在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想讲一个很压抑的故事。你们大概都听说过露西亚.德伯克的经历。她是一位在2004年被判处终身监禁的荷兰护士，罪名是杀死七名婴儿并试图谋杀另外三名婴儿，这项罪名一旦落实，她就是荷兰历史上最残忍的连环杀人犯。落实罪名最重要的一项证据就是数学，尤其是统计数学。所有这些婴儿死去的时候都由同一位护士值班的概率有多大呢？控方传唤的专家证人认为。这种事的概率大概是3亿4200万分之一。这条证词在科学与数学群体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正牌专家们认为这种计算概率的方式是错误的，并且重新计算了事件的概率，认为正确的结果应该是1/26。这条最重要的证词被否定之后，她在2010年被宣判无罪。数学爱好者们宣称这一事件集中体现了让广大公众更加了解数学的重要性。

我完全支持要让公众更了解数学，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错误的数学欺骗呢？负责审讯的司法人员与追踪案件的公众都忍不住认为任何事件都有罪魁祸首。我们认为一切事件的发生都有原因，我们拒绝接受以下说法：儿童医院里濒临死亡的儿童患者居然会死。如果说这些孩子的死亡确实有根源，那就是基本的物理定律。这种事不能责怪任何个人，而责怪个人的冲动在很大程度上坑害了这名护士。这种思维方式随处可见。比方说福音派基督徒帕特.罗伯森就曾经在海地地震之后表示：“多年以前，海地人为了从法国人那里赢得自由与魔鬼立约。从此以后魔鬼就一直在祸害这片土地。”只要发生了糟糕的事情，无论是恐怖袭击、地震、飓风还是海啸，都会有很多人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人的行为引起的，只要你的道德更高尚一些，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这种理念不仅局限于福音派基督徒。向前追溯，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这样的哲学大家也抱有相同的理念，也就是所谓的充分理性原则，即一切事物的发生都有原因。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可以归罪或者归功于其他事物，宇宙当中的一切事物都不免于此。我今天这场演讲的两大主题之一就是这种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有些时候事情就是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一切事物的发生都要遵循物理定律，但是这些定律不等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原因或者理由。我们只能说：“根据物理定律，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接下来会发生另一件事情。”所有具有科学思想的人文主义者都应当拥抱以下理念：我们不能向宇宙提出要求。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人为规定宇宙的运作方式，你是否喜欢宇宙的运作方式与宇宙的实际运作方式毫无关系。我们作为经验主义者的职责是设想一切有可能的宇宙运作方式。也许一切都有理由，也许没有；也许一切都是随机的，又或者是注定的。然后我们就去做实验，从而决定在无数个假设当中最符合已知数据的解释是哪一个。当然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有时宇宙的运作方式的确不符合我们的期待。

认为宇宙当中一切事件都有理由与纯粹接受宇宙运作机制是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我们现在先来梳理一下这两种观点之间的斗争。有人认为宇宙万事都有原因，因为一切事物都是设计出来的。比方说吸尘机器人就是有原因的。一位设计师设计了吸尘器机器人。那么我们能将这一理论推广到整个宇宙吗？是否有一个具有人格的意思存在设计并创造了整个宇宙呢？柏拉图就是这么认为的。当然这里我要先抱歉一下，这些哲学家全都拥有深刻清晰的思想，而我在这里只引用了他们的一句话，可能会伤害很多思维细密的人们。不过柏拉图的确在《蒂迈欧篇》中认为，一切存在的事物之所以存在必定是因为某个原因导致了事物的存在。后来的基督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传统也都继承发扬了这一理念。许多年来一直充当美国天主教中学教材的《天门圣钥要理问答》解释了我们生在世间的原因：“为什么上帝创造了我们呢？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彰显他的至善，并与我们分享天堂的永恒喜乐。”

假如你还想要一个更现代化的版本，那么还有福音派牧师里克.沃伦，他在《目的驱使的人生》一书当中——如果你想用科学术语来形容这本书的话，那么这本书的销量已经达到一兆亿了——这本书拥有我最喜欢的开篇，甚至比傲慢与偏见的开篇还要精彩：“这一切不是为了你。”这句话把我吓了一跳，因为这本书是一本励志书。书中甚至包含了一张供你进行日常改善的待做事件清单。因此我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本书的开篇会奉承你，会说几句关于你的好话。接下来他又说：“你诞生于上帝的目的，并且为了上帝的目的而活。”这本书的主题就是找到上帝赋予的意义。

就算没有上帝，目的依然可以在个人层面上存在。我们将这种理念称为目的论。可能会有某种内在固有的、超验的目的作用于物质世界。亚里士多德就用这种语言来描述宇宙。他有条不紊地分析整理了各种可能存在的理由，还试图用理由来解释物理现象。为什么土石倾向于向下坠落而火焰倾向于上升呢？因为土石希望贴近大地，而火焰希望贴近天堂。所谓目的论就是用未来的目标来解释当前的动态。石头落到地面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数学公式推演出来的万有引力定律，而是因为石头原本就属于大地的一部分，而大地也是石头正当的归属。德日进用更加精巧的方式提出了这一理念。他提出了欧米茄点理论，我的很多物理学同事都接受了这一理论。他将宇宙进化视为通向更高层次复杂性与意识的过程。有时候目的论还会得到现当代伪科学思想的招募。赫伯特.斯宾塞经常被人们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他本人有没有用过这个词，但是他的确主张进化是一套进步机制，而不仅仅是基因在困难竞争环境当中不加思考的来回往复。宇宙会通过进化机制天然而且不可避免地走向更进步、更复杂且更优秀的境况。他将这一理论也运用到了社会学当中。

将目的论应用在自然界的传统由来已久，相反的传统同样由来已久。我们不必等到二十世纪的思想家反驳这套理论，古代的哲学家们也提出了针对目的论与目的的反驳，例如原子论的首倡者德谟克利特——他可谓是粒子物理学的祖师爷——我们现在只能从亚里士多德的驳论当中找到他的论辩记录。德谟克利特认为事物原本就会自然而然地反复发生，因为宇宙当中存在着不可违反的定律、必然性与范式。这些范式能够解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完全忽视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根本目的。遵循德谟克利特思想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根据原子论提出了一整套宇宙观。他分析了宇宙如何从虚无当中被创造出来。他认为宇宙只是原子相互碰撞结合的结果，原子没有计划，没有目的，没有未来的目标。但是只要你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原子的相互碰撞就会呈现出宇宙现在的样子。他认为宇宙只是碰巧发生了而已。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些人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缺乏数学公式来证明自己的主张。在座的有些年轻观众们可能看不懂这些微积分公式，但是我还是要将公式展现在大银幕上，因为它们看上去太美了。牛顿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牛顿认为，只要你告诉我某一物体当前的状态，包括位置、运动状态以及组成这个事物的所有粒子的状态，我就能告诉你这个物体接下来的表现。换句话说，物理定律都是存在于时间当中的差分公式。宇宙当前的状态能够决定宇宙在切近的未来如何演化。只要用微积分不断地进行计算，就能够见证宇宙的整个未来或者整个过去。自从牛顿以来这一物理范式从未变过，无论是麦克斯韦尔的电磁理论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或者是薛定谔的量子理论，所有这些公式的形式都是一样的。超弦理论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理论也不例外。这并不是目的性的范式，而是即时性的范式。

当然牛顿并没有明确提出这一范式的引申含义，明确提出这一点的人是拉普拉斯。身为数学家与物理学家的拉普拉斯曾经当面顶撞过拿破仑。拿破仑问他，“您关于地球运行的著作当中为什么没有提到上帝？”他回答道：“我不需要这个假设。”拉普拉斯很热衷于攀爬社会等级的阶梯。他曾经在大革命之前离开巴黎，又在革命结束后及时返回了巴黎，躲过了针对贵族的系统杀戮。但就是这样一个老成世故的人在拿破仑面前依然忍不住失态了。拉普拉斯想清楚了牛顿理论的引申含义：假如你具有足够充分的智力——日后喜欢添油加醋的其他作家将这个智力存在称为妖怪或者魔鬼，但这个词他本人并没有用过——这个智力体知道当前时刻组成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与一切物体的位置，而且还完全掌握了物理学定律，并具有完美的计算能力，那么这个实体就能够知道宇宙的未来与过去，就像这一切都正在它的眼前展开一样。这种说法很反直觉，因为我们觉得过去与未来是不同的。毕竟过去已经发生了，而未来尚未发生，我能做出改变未来的选择，但是却不能通过选择改变过去。拉普拉斯则认为，如果你足够严肃地对待物理定律，那么这个观点就是错的。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包含于其他时刻当中。根据历史理论，宇宙从过去向未来发展，为了得知未来，你必须要确知过去的一切。目的论认为，得知了当前的状态以及宇宙的最终目标之后，就能够推演宇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拉普拉斯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只要你给我宇宙当前的状态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时刻的状态，他就能够推算未来。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守恒：推演未来或者确定过去所需要的信息量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是相等的，只需要一个时刻的状态就能推算出宇宙所有其他时刻的状态。

你可能会说，拉普拉斯讨论的是牛顿力学体系，而我们现在已经越过了那个阶段。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现在我们知道了什么，谈一谈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因为拉普拉斯提出的范式对于现代物理学的影响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强的多。现在这张幻灯片显示的是1935年的基本粒子模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粒子物理学家多少有些过于乐观了。他们当时已经发现了足够多的基本粒子来解释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实验。他们知道原子的外层有电子，内层有原子核。他们知道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结合而成的。这三种粒子就足以构成我们所见的一切事物。而三种粒子之间又存在着三种作用力，电磁力将电子与质子结合在一起，核作用力将质子与中子结合在一起，另外还有重力将一切事物结合在一起。有些时候物理学的进步会将之前的理论一脚踢开，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新的物理学都要基于旧的物理学基础。这个原子模型直到今天依然是真实的，再过几十亿年也依然是真实的。不过我们今天的基本粒子模型则有所改良。原子依然由电子、质子和中子构成，但是我们发现质子和中子都由夸克组成，而夸克又分为上夸克与下夸克。质子是由两个上夸克加一个下夸克构成，而中子则是由两个下夸克加一个上夸克构成。此外我们又得知了中微子的存在。比方说在太阳内部的聚变反应当中，当两个质子结合在一起释放出能量的时候，其中一个质子就会变成中子并且释放出一个中微子。这个过程依靠的是弱核作用力的作用，强核作用力让质子与中子结合在一起，弱作用力释放中微子并且让太阳发光。电磁力与重力依然在发挥作用，基本的模式并没有改变。但是这个模式重复了三次。我们现在不仅有上夸克与下夸克，还有粲、奇、底、顶夸克。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三代夸克。当人们最早发现夸克的时候，著名物理学家伊西多.艾萨克.拉比脱口而出：“这玩意儿是谁规定的？！”谁也不能正确地回答他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多少也带有一点目的论的意味。

此外在这个模型的背景里现在又出现了希格斯场。仅仅是希格斯场这个题目就能让我另开一场讲座，我现在就先长话短说了。但是这个基本图景还是完整的。我想着重强调的并不是各种粒子之间相互作用多么复杂。而是要强调这个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以及作为补充的相对论提供了多么完备的结论性描述。严格来说重力并不是粒子物理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用相对论来完美的解释重力。标准模型加相对论并不是最终的理论。没有哪个物理学家相信这套理论体系已经彻底的解释了一切问题。但是这套理论处于正确的范畴。这套范畴很大，而我们都生活在其中。这套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完备性，我们在地球上所见到的一切物理现象都不违反这一理论。你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在地球上”，因为在宇宙当中还存在着暗物质与暗能量，不能用标准粒子物理模型来解释，不过这两者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关系，除非你的日常生活就是当一名粒子物理学家。最后这套理论已经尘埃落定了。在2012年7月，我们发现了希格斯粒子，这是标准粒子物理模型当中的最后一种粒子。当然我们完全有可能发现其他新的粒子，但只是有可能发现而不是必须发现不可，现有的所有粒子已经足够解释粒子物理了。没有任何数据理论或者实验证据表明我们需要其他新的粒子来解释我们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现象。物理学内部有不同的领域，你不必非得理解暗物质才能解释为什么两个质子会发生聚变。在我们的日常领域当中，这套标准模型加相对论就足以解释我们遇到的一切现象。

只需要用一条公式，我们就能解释你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看到、摸到、尝到、听到的一切。从这条公式当中丝毫看不到目的目的论与设计的迹象。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并不是“公式在哪里”，而是“凭什么说并不存在对于日常生活至关重要的新物理学”。在物理学的历史上经常有人夸大其词，夸大了自己所知道的事物。而我现在打算非常准确的说明我们可以主张自己知道什么，不可以主张自己知道什么。我们为了理解为什么这套理论能够完全解释日常生活，首先需要理解一下量子场理论。量子场理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如果你是物理系的本科生就会知道，根据我们目前最好的理论，量子场描述了事物在最基本层面上的运作方式。所有物理系本科生都知道这个理论是现代物理学的核心，而且我们跟谁都不说。我们能够买到关于粒子物理学、相对论、量子物理、虫洞、超弦与多重宇宙理论的畅销书。但是我们物理学家往往不愿意向人们解释量子场理论。量子场理论可以用两句话概括，其中一句话是量子理论，第二句话是场理论。量子力学认为，你所看到的宇宙与宇宙当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很不相同。当你看到一个电子的时候，这个电子存在于某个位置。当你不去观察的时候就不存在一个处于特定位置的电子，只存在一个波函数和一片概率，给出了这个电子在不同位置出现的概率。场理论的主张更加激烈，认为宇宙根本不是由粒子组成的。而是由场组成的。稍有一点物理学知识的人应该都听过光的波粒二象性辩论，不过你们大概没有听过辩论的结果。光是一种波，整个宇宙都是由波构成的。场中的波才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元素。那么粒子是什么呢？这就用得着量子力学了，当你观察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粒子。当光线照进你的眼球的时候，电磁力与你的眼球发生了作用。你的眼球接受到了一阵又一阵的闪动，我们称为光子，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又一个能量包裹。但是光子从本质上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电磁场。所谓的粒子只是你在感知场的时候所观察到的能量包裹。不仅光子是这样，原子、电子与夸克也是这样。电场、上夸克场与下夸克场当中的震动就是我们所谓的粒子。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世界是由一系列的场构成的，例如电磁场、电场与重力场等等。量子力学就是将这一理念应用于实际世界的理论。非常粗略地说，如果有一种波或者场充满了整个宇宙，那么这种波的幅度决定了你能观察到的粒子的数目，或者粒子作用力的强度。而波长则决定了粒子的质量或者作用力的作用范围。这就是场理论与粒子理论之间的翻译中介。

为什么量子场理论如此重要呢！因为量子场理论量化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在我们能够确知的事物与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事物之间划清了界限。提出这一理论的是肯.维尔森。他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基础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而且他的名字你们肯定没听说过。你们听说过霍金、爱因斯坦与费曼，而肯.威尔森和他们一样重要。他提出量子场理论是理解世界的根本，而组织量子场理论的方式就是观察不同的长度等级。如果有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场怎么办呢？我们要怎样才能知道呢？维尔森告诉了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他告诉了我们可以测量场的尺度，场的尺度越大，场中粒子的质量就越小。我们还可以测量场与场的相互作用力度。假如一个场的尺度太小，你就观测不到。假如相互作用力太弱，你就不会注意。我们相信暗物质粒子无所不在，就在此时此刻都有暗物质粒子正在穿过你的身体。可是你不能指责暗物质导致你头晕恶心，因为暗物质粒子根本不会与你发生互动。如果新的粒子或者作用力处于强互动大尺度范畴，我们就能发现。借用拉姆斯菲尔德的话来说，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所有的粒子或者作用力划分成了“已知的已知”与“已知的未知”两个范畴。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极弱耦合与极短距离的范畴内发生了什么。

那么是否存在未知的未知呢？除非量子场理论不正确。这的确有可能。我不能坚称量子场理论就一定正确。当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量子场理论不正确，但这种可能的确存在。假如我们想在可能发现新事物的区域发现新事物，应当怎么做呢？好比说我们假设确实有一种新粒子存在，你可能会认为人的思维活动也只是电磁场当中的粒子活动。我则要按照科学规则假设量子场理论是正确的。假设存在这样一种名叫扎尔巴粒子的新粒子。假如这种粒子在人类大脑产生意识的过程中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你的理论等于是在说，除了电子、质子与中子之外还存在一种粒子，而且这种粒子能够与其他粒子活动，而且费曼图谱能够解释这种你所设想的新粒子如何与我们熟悉并喜爱的其它粒子发生互动并相互交谈。量子场理论当中有一条定律，让我可以根据这一图谱来描述质子与扎尔巴粒子如何互动。我只要把这个图谱扭转90度就能描述预测新的现象，也就是说两个质子相撞在一起就会产生扎尔巴粒子。这种事我们已经做过了，我们理论物理学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拿着质子砸着玩。我们在芝加哥与日内瓦花费了几十亿美元建造粒子对撞机来砸质子，只为了看可能砸出什么东西。可是我们炸出来的东西不是扎尔巴粒子。我们在粒子对撞机里还没有发现任何能够与你的脑部原子发生强烈活动从而影响到意识过程以及地球生命生理活动的粒子。作为生命体来说，物理学已经完整了。

我向其他观众表达过接下来的观点我要再强调一遍，因为很多人都不接受我所说的话。是否有可能存在我们还没有发现的新粒子呢？当然有可能。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一定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暗物质究竟是什么。但是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这些新粒子能够隐藏起来。要么这些粒子与已知粒子的互动非常弱，要么这些粒子质量太重很难创造，要么这些粒子存在时间太短难以发现。在这三种情况下，这种新粒子都不可能隐藏在你的大脑当中，也不会对你产生任何效果。就算我们能找到这些粒子，他们也不会对你我以及我们用来界定自己的颅骨当中这团温热嘈杂的生理物质产生任何作用。有可能存在新的相互作用力吗？假如这种新的作用力非常弱或者作用距离非常短，那么当然可能不被我们发现。事实上我们正在寻找这种力。我们目前正在华盛顿大学的实验室里寻找新的猎物。我们绝不固步自封，很想找到新的力，但是我们必须要限定这些力的存在范围。再说一遍，这些力即便存在也不会对你我产生任何影响。假如这种力能够在宏观大尺度上发挥作用，那么其强度就只能是重力的几百乃至几千分之一，甚至更弱。假如这种未经发现的力能够影响你的大脑当中的神经元，那么力的强度就必须要比重力还要弱很多，而重力本身就已经很弱了，整个地球产生的重力都不足以从我手中吸走这支激光笔。神经元本身产生的重力根本不可能影响大脑的活动。比重力更弱的力更不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就我们的日常经验来说，决定这些经验的物理定律已经彻底为人们所知了。

现在我要提出几条警告。我们确实懂得了基本定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懂得了有趣的定律。绝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并没有整天花时间考虑基本物理、粒子物理以及刚才我展示的那些公式。他们想的是原子、物质、电浆与流体，以及所有重要、有趣、复杂且在更高层次上影响我们生活的现象。就算你完全不懂得量子力学也可以成为一名物理学家，我见过很多这种人。其次，基本定律绝不意味着有用定律。有人问我希格斯粒子的发现会带来怎样的科技进步，答案是希格斯粒子的发现不可能带来任何科技进步。希格斯粒子只能存在一个阿秒的时间。希格斯粒子既不能帮助我们制造性能更好的iPhone手机，也不能治愈癌症。但是希格斯粒子的确存在，它是我们的基本理论的一部分。还有，基本定理并不是衍生更高层定律的手段。如果你想理解生物学的话，不要研究粒子物理学。这两者确实有关系，但是后者并不能直接影响前者。生物学有一套自己的应用范围。最后，我们现在肯定还不理解所有的基本物理定律。我们依然不知道量子引力，不知道黑洞的中心是什么，不知道大爆炸如何产生，不知道暗物质与暗能量的本质。物理学还远远没到大功告成的时候。

然而理解基本物理定律还是有实际意义的。理解基本物理定律确实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更高层可观测自然的理解。好比说现在这条公式的字面意义是电荷守恒：在一个闭合系统之内，正电荷的数量减去负电荷的数量永远不会变化。但是如果你仔细想一想，这条公式确实具有很深刻的意义，尽管它只描述了组成日常现实的非常细小的东西，但是你却无法构建一个巨大又复杂的系统来违反这一定律。当你听说某人发明了永动机的时候，问题并不在于永动机的设计有什么不对，而在于永动机的概念就违反了基本物理定律。此外这条公式还有更深刻的意义，例如占星术是错误的。这个事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如果我问你怎么知道占星术是错的，你可能会说因为占星术通没通过双盲测试等等。但事实上自然界不存在任何一种力量能让占星术发挥作用。你出生那一天土星在天空中的位置的确会对地球表面产生影响，毕竟土星确实具有重力场与电磁场。但是土星的重力场与电磁场达到地球之后的强度远远小于你身边的护士所具有的重力场与电磁场。是否具有一种物理学家尚未发现的新的作用力能够使占星术生效呢？不。如果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力，我们肯定已经发现了。此外死后也没有来生。我曾经听过有些无神论者主张“我们不知道人死以后会怎样，因为我们没有数据支持。”假如你继续相信量子场理论，又相信来生，那么你的永恒灵魂当中存储的信息就必须在你死后也某种形式在你的体外存在并且进入另一个时空的机体当中。没有任何粒子能够组成你的灵魂，没有任何相互作用机制能够储存你的信息。没有必要为了这个问题而操心，因为答案我们早就知道了。理解自然界的基本运作方式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更广大的图景。

接下来我要说嘴打嘴一下了。很多人的心目当中都有这样一幅卡通画：科学的结构以粒子物理学为基础，往上说是化学，往上是生物学，再往上是社会科学等等。理论上来说，生物体也好人群也好都可以被视为一系列正在振动的量子场。理论上来说，你确实可以这么做。如果你理解量子场的公式，并且具有超强的计算能力，你的确可以利用薛定谔的公式预知一切事物的必然发展。不过在实际上来说你要真想这么干那就纯粹是在犯神经。学习量子物理学并不是学习社会科学、生物学乃至化学的必须条件。诚然，一切有机体都只是原子的集合，但是将它们视为有机体而不是原子的集合要方便的多。假如你去相亲，对方说“请你介绍一下自己”，你肯定不会首先列举你体内每一个原子的位置与运动状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采用更高一层的语言来描述现实世界，用比较粗糙的描述方式来描述自然。科学绝不仅限于研究自然界的量子场特质，而是要研究一切更高层级的更高定律。这样才能告诉我们这一套复杂的等级体系究竟具有怎样的结构以及怎样运作。你可以将一个盒子里的气体当做原子的集合。只不过这样的话你就需要10的30次方条公式才能计算出气体的状态。又或者你可以将气体当作有温度有压强的气体。这样的话你就只需要一条热力学公式就能描述气体的状态。后一种算法做不到完全的精确，你肯定会忽略一部分信息，但是你忽略的信息几乎永远都无关紧要。

我们非常有幸地生活在一个分层的现实当中，我们有办法讨论宇宙而不涉及基本物理定律。确实存在一套可以应用于较高层级而根本不需要理解较低层级工作原理的术语、本体论、故事或者模型——无论你打算怎么称呼它们。有趣的是，你不仅可以具有不同层级的自然描述方式，而且这些描述方式听上去也非常非常不一样。在底层非常重要的特质在上一层几乎根本不会出现。我给大家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这是我所谓的高层特质涌现理论。以时间箭头为例。我们已经谈到了过去不等同于未来，未来可以选择，过去已经固定，我记得过去，但是并不记得未来。但是假如你回朔一下牛顿、拉普拉斯或者薛定谔的公式，根本看不到对于过去与未来的区分。在经典物理学领域。，过去与未来具有相同的基础，两者之间并无区别。但是如果你想解释人类的行为、生物进化甚至整个宇宙的进化，那么你就必须要提到在宏观层次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时间箭头，否则就是在犯傻。因此并不能说在较低层级观察不到的特质，在较高层级同样不能存在，只要两者之间可以兼容就行了。为什么宏观的时间箭头与微观的时间可逆性可以兼容呢？因为大爆炸，因为在138亿年之前宇宙的起始状态非常特殊也非常精妙。宇宙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玩具一样不停的往前走，以熵的方式散发着能量。我们有办法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匹配起来。我们只要知道哪些宏观特质可以存在就可以了。我们发现诸如因果、记忆、选择之类的词汇在宏观层面上非常重要。尽管在较低层次上完全无法发现这些概念的存在。

说了这么多之后，我认为目的论完全可以接受。目的论主张一个系统有目标地试图达成某件事情。从基本物理的层面上来说，目的论并不存在。但是在更高的宏观层次上，目的论很有可能存在。刚才大家也都同意扫地机器人确实是目的论的产物。扫地机器人的目的就是扫地，扫地机器人是为了一个目的而被制造出来的。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扫地机器人的人也是由遵循基本物理定律的原子组成的。宇宙有目的吗？当然有了。我有目的，你们今天来听课也有目的，而你们又是由原子构成的。你们都会在不同的复杂层次上描述自己。假如目的论是在某一个特定层次上最适用的科学理论，那么我们当然可以讨论目的论。比方说猫捉老鼠，我们怎样预测这个系统的下一步发展呢？我们当然可以测算出猫与老鼠体内以及外部环境当中每一个原子与分子的位置。然后根据薛定谔的公式来推算下一步的发展情况。或者你也可以说老鼠想要逃跑而猫想要把老鼠抓住，这两者都有目的。后一种说法能够更加有效且更加有用地描述这一高层次现象。而且这种说法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也能理解这些目的论的行为如何进化而来，关键就在于进化二字。达尔文的理论解释了一般原子无意识无目的的活动怎样可能产生看似有目的的行为。自然选择可以在不存在设计师的情况下显现出设计的外观。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因为时间箭头的单向性，使得早期低熵宇宙向后来高熵宇宙的变化。达尔文教导我们如何承认较高层次上的表面目的性。好比说孔雀求偶，雄孔雀开屏显然有目的，而达尔文则揭示了孔雀开屏的演化方式。我认为用目的论的词汇来解释宏观世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以上我说的都是比较简单的例子，都是科学事实，我们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世界怎样分为不同的层次，并且怎样用不同的解释来理解各个层次如何整合在一起。真正困难的部分在于如何解释人生，如何寻求意义，如何确立个人目的以及回答“我为何而生”这一类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我很多最喜欢的无神论人文主义思想家的意见。我不认为科学能够为这些问题给出独特且有用的答案。我不认为科学能够分辨对错。但是同一套模式依然可以适用，如果我们想知道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善，什么是意义，那么用丽贝卡.戈尔茨坦的话来说，我们只是在讲述另一个故事，构建另一套模型。我们衡量一套模型是否应用的标准并不仅止于观测数据是否合适，还要寻求更多的内容。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当一厢情愿地认为科学能够解释一切。确实存在科学无法提供独特答案的问题。

我的演讲马上就要结束，所以我就不告诉大家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了。不过我可以为大家提供一个大概。关于如何分辨对错，什么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人为何而生，我们应当为自己寻求怎样的人生目标，我并没有一个最喜欢的答案来提供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只要与物理定律一致的答案我都能接受。而且我要着重指出，与物理定律一致不等于被物理定律决定。那么你从哪里获得这些理论呢？你又应该如何评价故事的价值呢？这种评价方式难道不是规定性而不是描述性的呢？难道从根本上来说这不是一个审美问题吗？去看看现实世界吧，去看看人们的现实行为吧。人类也并不是空白的石板，并不是尚未开机的计算机。我们有欲望，也有愿望，有些来自生物学，有些来自文化，还有些来自个人经历。我们有情感反应和自己的欲求。我们认为有些事情是好的。道德哲学、伦理标准或者审美理论等等的目的并不是挖掘出某种事先存在的事物，并以此推衍出严丝合缝无懈可击的对错标准。我们生活在一个乱七八糟的现实生活当中，每一个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目标与不同的远方。个人与个人之间往往无法达成一致，甚至于某一个人的言论都未必相互统一。道德哲学的任务就是理顺这一堆混乱的关系，让一个个人能够从自己的不自洽、不成体系的评判当中摆脱出来，进行有体系的理性的思考，将自己的思想与他人分享，从而集体决定在世上如何行动，如何评判对错。

对错的标准并不普世，并不客观，但同样也并非任意而为。因此我认为寻找生活的意义是创造性而不是探索性的行为。物理公式不关心对错，不关心意义与目的，不关心是非与善恶。尽管我主张宇宙是由原子构成的，但同时我也很喜欢诗人穆里尔.鲁凯泽的引言，她认为宇宙是由故事组成的。她并不是一位反科学人士，实际上她为美国化学家兼物理学家J.W.吉布斯撰写过一部优美的传记。她确实是科学的粉丝。她想说的是，一旦你超越了基本的物理定律，其余的一切都是我们所讲述的故事，正是故事让宇宙变得鲜活了起来。有时这些故事是纯工具性的，例如涉及生物学、化学或者社会科学的故事。此时我们只想解释数据，我们抱有非常实用主义的目的。也有些时候我们会讲述关于对错目的与意义的故事。这些故事并不是工具性的，而是审美性的，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创造性的。我们的任务就是选择我们要讲述的、与基本物理定律相一致的故事。

尽管讲故事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主观的，不是由物理现实决定的，但同样也不是任意的，这是人们经常犯的另一个错误。想一想象棋的规则吧。象棋的规则非常具体。而这些规则也是人确定的。象棋的规则根本不存在于基本物理定律当中。这些规则是完全主观的人类发明，但并不是任意的。这些规则不能更改，你不能说“到了礼拜二的时候，每个马都能沿着斜对角移动，而游戏还会同样好玩。”我们发明象棋规则的时候确实有目的，我们希望象棋游戏能尽可能的好玩，我们希望这个游戏能够公平、有趣且复杂，能够激发全世界一代代棋手的头脑与心智。我们不能胡搞乱搞象棋的规则。可能存在的象棋规则还有很多很多，但并非所有的规则都同样优秀。道德意义与审美也是相同的道理。

对错的确是人为规定的，但并不是任意规定的。并非所有有可能存在的对错理念都有相同的价值。以同性恋婚姻为例，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道德思路来理解同性恋婚姻，这些思路也会产生不同的答案与结论。你得出这些答案的过程是由基本物理定律决定的，基本物理定律并不能决定你的答案，但是能够影响你获得答案的过程。你可以认为人类的存在要符合天理，上帝不希望看到同性恋婚姻的存在，一男一女才是人类活动的天然形式。你当然可以讲述这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基础是一套具有严重弊病的本体论。我们还有另一个故事可以讲述。我们可以认为如何度过各自的人生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做出的决定，这个决定并不是由上帝或者宇宙交给我们的，并不存在天然正确的决定或者安排，我们需要自行决定怎样才能最好地保证个人的幸福，保护人类的尊严，独立且团结地生活在一起。这个故事并没有立刻明确的告诉你如何对待同性恋婚姻，但是多少提出了一点暗示：我们都是人，应当学会共存，我们应当支持其他人追寻自己的幸福，应当构建一个能让人们追寻各自目标的社会。所以对于里克.沃伦来说，坏消息是他错了，这一切的确是围绕着你展开的。上帝并没有赋予你先天的目的，宇宙也没有赋予你生活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没有目的，只是说你不可能找到人生目的而必须创造人生目的。这些目的固然必须与科学相一致，但实现目的的方法有很多，具体采取哪一种做法取决于你。

大屏幕上这张照片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深空影像。如果你将摄像机指向夜空当中的一个空白点，你就能看到夜空并不是空白的，而是充满了各种星系。在可观测宇宙当中，存在着大约一千亿个星系。在我们的银河系当中存在着一千亿颗恒星。换句话说在整个可观测宇宙当中存在着大约10的22次方颗恒星。图中的每一个光点大致都是与银河系一样大的星系。保不齐在这张图的某处就会有外星人在召开外星人文主义座谈会，他们也正在看着这张图，想象我们在途中的哪个位置。我们人类非常非常渺小，有些人看到这张图会说“上帝的造物多么伟大”，我看到这张图却想到“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上帝创造宇宙仅仅是为了我的存在”。但是我还可以将镜头转向另一个方向。现在这张图片是卡尔.萨根提到的暗淡蓝点。这是旅行者一号在距离地球四十亿英里之外的远方拍摄的照片。这个只占一个像素的小点就是地球。但是尽管我们非常非常渺小，我们在面对宇宙的赌局当中却已经扳回了优势。我们存在的时间很短，我们占据的空间很有限。我们的种族规模并不算大，也不算复杂，但是我们却能看着这张图片并理解其中的意义。我们的大脑能够接受这张图片的壮丽，能够向我们自己讲述故事。探索宇宙万物以及为自己寻求意义与目的的创造性行为才是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真正至关重要的活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cqd3Q7X_1A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以下简称雷）：这太令人兴奋了。

J.K.罗琳（以下简称罗）：是啊。

雷：这回我们有机会相互提问一下。

罗：平时在摄像机以外相互询问的问题，不过这次要当着摄像机了。

雷：这回我要装得比平时更严肃深沉一些。

罗：尽管放马过来吧！

雷：我刚刚意识到采访别人太困难了。

罗：没关系，要不然咱们倒过来，我来采访你也行。

雷：首先第一个问题，当初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选择演员的过程？我在多大程度上要感谢你选择我成为了哈利呢？

罗：都是我说了算（两人笑），今后你要是每天往我家门口送一束花也不为过。我确实参与了选角过程，当然我没有亲自参加面试，但是制片方一直让我得知最新进展。他们告诉我，我们已经找到了鲁伯特与艾玛，他们都很完美，这两个角色已经敲定了。但是当时他们还没有找到你。这个故事你可能知道，克里斯.哥伦布当时拿着一张你的照片一边挥舞一边喊：“给我找个像这样的孩子过来！”那张照片是你在《大卫.科波菲尔》当中的剧照。那部电影我也看过，我觉得你演得相当好。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想到应该直接去找照片上的这个男孩。你说说他们是怎么发现你的吧。

雷：那个时刻挺奇怪的。最终做决定的人是制片人大卫.海曼，你，还有我父亲，他当时是一位文学作品经纪人，与大卫的母亲是同事。于是大卫问我父亲要不要让我来试镜。当初我们打算拍六部电影，并且都在美国拍摄……

罗：在美国拍摄？我怎么没听说过还有这回事？

雷：很可能这就是这个计划遭到抛弃的原因，因为你肯定不会同意的。

罗：他们还算了解我（笑）。

雷：我听说有一阵子他们还打算直接把《哈利波特》拍成动画片呢。

罗：我从来都不想拍动画片。我签约的时候就明确要求一定要拍真人电影。当时我听说他们在找你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麻烦。

雷：我本人并不特别相信命运与宿命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我父母相信。促成这件事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去剧场观看《他口袋里的石头》（Stones in His Pockets）。大卫.海曼与斯蒂芬.科洛弗——除了《凤凰社》以外，科洛弗负责了全套七部曲的剧本改编——碰巧就坐在们家前面一排。我心想，“那个人一直盯着我看什么呢？”

罗：太瘆人了，我要赶紧打电话报警。（笑）

雷：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我父母的表情看上去都很严肃。我能感到他们有意瞒着我什么事情，目的是为了保护我。我们来到剧院门口透气，我记得我们躲在一根柱子后面，因为我们觉得大卫.海曼可能会赶过来追我。我们在外边辩论是否应该回去看第二幕，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出戏，于是我们又回去了。第二天我父母就说：“兴许老天真的给了我们一个征兆呢。”

罗：确实发生了很多奇怪的巧合。然后他们就跟我打电话说：“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他了。”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在我家起居室的电视屏幕上观看制片方给我送来的样片。我觉得我以前从没告诉过你，但我觉得你演的太感人了。当时我还没有儿子，我给大卫打电话说：“他演的太好了。”简直就像是我的儿子在屏幕上表演一样，毕竟哈利给我的感觉就像幽灵儿子一样。实话实说，你，罗伯特与艾玛长得都很好看，比我原本的角色设定要好看的多。

雷：这一点你预见到了吗？

罗：是的。很幸运的是我第一次见到艾玛之前就和她在电话里通过话了。我当时就爱上她了，她一口气说了六十秒钟没有停下来喘气。我心想：“这个姑娘太完美了。”当时她是一个——她现在依然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姑娘，于是我心想：“那就这样吧。”反正那个书呆子气的丑小鸭赫敏依然存在于我的心里。

雷：《火焰杯》当中描写了艾玛改头换面的情节。按照书里的描述，我们直到当时才意识到她多么美丽。可是在电影当中，我们的反应是：“那又怎么样，她一开始就很美了。”

罗：不过变成了一个穿着漂亮衣服的漂亮姑娘而已。我坚持让她在第一部电影当中穿毛衣，可是她看上去依然一点也不难看。（二人笑）对于我来说，关键在于我塑造了一个强势女主角，这个角色的主要特质是头脑聪慧。然后她自己主动选择成为了一个光彩照人的人。我很喜欢艾玛，她是一位优秀的演员。我觉得她与赫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她美不美又有什么关系呢！

雷：要是从心态上来说，我们三个当中就属我最有书呆子气。

罗：那咱们可是一路人。

雷：你提到试演还挺有趣的。我得到过一份当初试演的样片。我都想不起来当时的情况了，他们两个也记不得了，但是显然我们三个一起参加了一场试演。我还记得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喊停的声音。当时我心想，他太有才了吧！世界上不会有人像他一样对我们三个小孩这样热情。

罗：他真是个好人。

雷：没错。

罗：我记得当初见到他的时候心想：”这就是要照看我的孩子的人。“我心里长出了一口气，不仅因为他要改编我的书，还因为你们都成了剧中的角色。

雷：咱们这里的办事方式和美国很不一样，在美国，他们首先把你当成演员，其实才是孩子。在英国，咱们首先把你当成孩子，其实才是演员。观看这段试演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惊讶。无论按照什么标准，我都算不上最好的演员。艾玛与鲁伯特的演技都比我好。可是观看这段样片的时候，我简直要对十一岁的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十一岁的我看上去太自然了。我心想：“我当时怎么一点也不紧张呢？”我在那次试演当中的表现落落大方，根本不像正式开拍之后那样慌乱。

罗：你小时候知道自己究竟承担了什么吗？

雷：真不太知道。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套书的世界观有多么大，我父亲刚刚陪我读完了两本书。他非常擅长模仿蛇怪的声音。

罗：这一点我倒是不觉得意外。（笑）

雷：即便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完全理解这个世界的影响有多深远，因为我是身在此山中。

罗：所以有一段时间里，我有意将自己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开来。我不想知道关于销量的消息。当人们把统计数据拿给我，告诉我新书覆盖了多少国家卖出了多少本的时候，我只想赶紧回到写字台后边一个人清静清静。有人会说：“汇款支票一张一张送过来，你肯定注意到了。”但是有时候这一切会产生压力以及怪异的感觉。这种事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外围有很多狂热的人们，发生了很多怪事，而你并不想过度关注。你只想安安静静继续写你的书。

雷：你想躲在桌子后面，我只想坐飞机远远躲开，把剩余的事情都交给摄制组的其他人来处理。

罗：在第一部电影的首映式上，我记得你一直在哆嗦。当时咱们谁也没想到这个阵势会有这么大。

雷：因为《哈利波特》的拍摄场地很封闭，你身边围绕着一大帮工作人员。我们在利维斯登的拍摄场地只有我们一个剧组，因此就连不同剧组之间相互交流的机会都没有。

罗：感觉很安全不是吗？感觉就像一大家子人一样，每一个人你都认识。

雷：从那以后这种感觉就更深了。我与有些演职人员的关系确实像家人一样亲密。在我看来——我这也是代表了一部分演职人员的观点——一开始你对影片摄制的参与还是很深的。当你发现我们没出大错的时候，你就后撤了。

罗：你说的一点儿也不错。

雷：那么撒手不管究竟是简单还是困难呢？

罗：太简单了，我长出了一口气。一开始我整天呆在制片厂。我希望霍格沃兹大厅看上去像这个样子，我希望对角巷看上去像那个样子。我的脑海里充满了大量细节。我知道我能帮忙，我能帮助他们把书中世界的原本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我觉得我想保护我的世界，也想忠于我的读者。后来我就撒手了。让他们去拍电影吧，我要专心写书。我信任这些人。大银幕上的情节不可避免地要与书里的情节分离开来，因为书中的情节太长了，很难拍出合适的电影。我能想到很多改编效果很好的段落。有些情节更适合在屏幕上重现，有些情节更适合出版行业。我不需要电影成为逐字改编的书中世界。

雷：有时候我觉得。就算。我们拍摄一部时长六个小时的电影……

罗：也肯定有人看。而且他们依然会抱怨电影当中删减了太多的内容，希望看到导演剪辑版。咱们可不能走这条路。

雷：哪些被我们删掉的内容你觉得可惜呢？又有哪些我们添加新的内容你不喜欢呢？比方说阿方索设计的摄魂怪……

罗：我当然还记得阿方索。我认为他设计的摄魂怪太漂亮了。他真的创造出了那种令人发自肺腑的厌恶感。不过阿方索真的很想让音乐与电影结合为一体。我也很喜欢他将安魂曲引入影片的做法。但是他还设计了非常古怪的一幕，让一群微缩小人演奏交响乐。我问他，“为什么？”当然这一幕的视觉效果的确很出色，但是书迷们喜欢原本的世界，因为那个世界有一套逻辑。魔法无论看上去多么奇怪，也总还是有逻辑的。我知道这一幕看上去很精彩，可是他究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时候我确实会坚持立场。服装该换就换吧，场景也换了吧，无所谓。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雷：我在片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发音错误。你能明确一下“傲罗”究竟应该怎么念吗？

罗：你觉得呢？（笑）

雷：可是片场里有好多人，尤其是……

罗：尤其是那些理应了解情况的人！

雷：没错，就连他们都会说“去你武器”而不是“除你武器”。我总会一一纠正他们。

罗：干得好。

雷：最近我们搞了一场在线音轨评论，同时还接收来自网上的问题。我记得有人提问，“为什么电影里的魔咒大多都是绿色的呢？”我心想，要么是因为绿色最漂亮，要么是因为绿色最便宜。（二人笑）并不是所有问题都有原因的。

罗：既然谈到了颜色的问题，一开始他们刚刚选了你的时候，我还记得大卫.海曼把我拉到一边说道：“他的眼睛颜色有多么重要呢？我们可以给他戴绿色的隐形眼镜，也可以在后期用数码技术把他的眼睛修成绿色。”我说，“唯一重要的一点在于哈利的眼睛必须和莉莉一样，如果你们还没有选定饰演莉莉的演员，那就无所谓，未必非得是绿色不可。”他说：“谢天谢地！”隐形眼镜很难受吗？

雷：隐形眼镜的问题在于有一小部分人一戴隐形眼镜就特别难受，我就是其中一个。别担心，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我现在已经没事了。还有一些让我们觉得不算好兆头的事情。绿色隐形眼镜的结果已经很糟糕了，但是开始拍摄之后过了一个礼拜我脸上长了很多痘。摄制组里确实有人长有非常严重的痤疮，可是我当时才只有十一岁呢。

罗：你看上去不像长过痤疮的人。是化妆师的功劳吗？

雷：是化妆师的功劳。

罗：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想，我们的运气太好了，居然找到了三个皮肤这么好的孩子。他们在大银幕上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但是却一颗痘痘都没有长。

雷：我觉得我们三个当中鲁伯特最幸运，但是我和艾玛——尤其是我——长了不少痘痘。戴上圆环眼镜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意识到我对眼镜框过敏，因为我的眼眶周围长了一圈痘痘。我们花了快一个礼拜才意识到其实都是眼镜惹的祸。

罗：幸亏剧组的人都不信坏兆头之类的东西。

雷：但是你和选择角色的人员都相信我就是正确人选。

罗：你本来就是正确人选。

雷：我还记得我在片场的第一天太吓人了。那天我与鲁伯特以及罗比.考特拉尼一起拍摄，因为那天我们拍摄的其实是这部电影的最后一幕。

罗：大卫.海曼问过我，如果你可以亲自挑选一名演员，你要挑选谁？我说：“我要挑选罗比来扮演海格。”我在这一点上的态度很坚决，他就是最佳人选。我最欣赏他的一点就是勤奋。

雷：既然说到了其他演员的话题，那就谈谈艾伦.里克曼吧。自从这几部电影以来我与他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我曾经觉得他特别吓人。然后我出演了《恋马狂》，有一次演出结束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非常谦逊自抑，而且特别支持我。有一次他还特意缩短了自己在加拿大的假期，专门来看我演出的音乐剧，好在演出结束后与我交谈。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也确实会这样做。可是他对于整部影片的结尾一开始知道多少呢？因为人家都说“艾伦一开始都知道。”

罗：一点不假，很早的时候我就将最终结尾剧透给他了。斯内普深爱着莉莉，所以他才恨詹姆斯，所以才将自己的恨意投射到了他的儿子身上。我记得你曾经告诉我，他经常说，“鉴于我对斯内普的了解，我认为他不会这么做。”我心想，艾伦你可算抓住把柄了。（二人笑）就算只是对摄像机机位不满意他也会说，“根据我对斯内普的了解，他在这一幕应该占据中心位置。”我记得我告诉你，“要不然你就假装我跟你也剧透了很多，这样以后在演戏的时候你就有主见了。”可是你不同意。你太有原则了。

雷：有一回他们特别起劲地逼问我知不知道后来的情节发展，因为那一天大家都急着想早点回家。

罗：经常有人问我，你跟演员剧透过吗？你跟演员剧透过吗？

雷：我根本不想知道。

罗：我记得你曾经告诉别人我和你剧透过，但那是在剧组内部开玩笑。但是后来你就玩脱了，因为你体会到了身为我的感受。

雷：说下大话之后再承认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实在太尴尬了。我记得有一次你去观看我表演《恋马狂》……你对我说，“我为你安排了一场裸戏。”当时我就笑了……

罗：可是我确实这样安排了呀！很早以前就安排好了。

雷：真到拍摄《火焰杯》水下场景的时候，我也就裸了上半身。

罗：我还挺失望的。你在《恋马狂》里就正面全裸了，在《哈利波特》里怎么就不行呢？

雷：我最喜欢的电影就是《平步青云》。

罗：啊？！我也是啊！咱们以前怎么从没谈过这个话题呢？

雷：跟各位观众说一声，我们事先可没有约好。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分别是《十二怒汉》，《平步青云》与《奇爱博士》，《平步青云》排在第一位。这部电影里描绘的来生世界全都是一片灰色，所以我们在《死亡圣器》里就构建了纯白色的来生世界。

罗：好多好多年以前我就告诉过大卫.海曼，《平步青云》是我最喜欢的电影。

雷：有一次我特别坚定的问你，“我会死吗？我会死吗？”你缓缓扭过头来说，“你确实要拍摄一幕死亡的场景。”

罗：我丈夫尼尔问我，“丹问你什么问题？”我说：“他想知道自己会不会死。”他问：“你是怎么跟他说的？”我说：“我才不告诉你呢！”（二人笑）

雷：就连尼尔都不知道吗？

罗：……（摇头）

雷：我听别人说过，当你对某个角色特别着迷的时候就会把他们杀掉。你从不会与他谈论你的写作思路吗？

罗：我事先告诉过他邓布利多的结局，但是他并不知道哈利能不能幸免于难，谁也不知道。我记得我在《混血王子》的首映式上见到了马修……

雷：他太有才了。

罗：他们为纳威选演员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相貌平凡的孩子，但这孩子长大后却成了摇滚巨星一样的人物。当时我看着你们，心里挺感伤的。“你瞧瞧，丹，鲁伯特与艾玛都长成大孩子了。”然后我就看见一个一身皮衣胡子拉碴的大个头走了过来。等他走近了我才看出来他是马修。我对他说：“纳威以后要立下一大功。”吓得他直摇手：“我不想知道！别告诉我！”

雷：拍摄《凤凰社》的时候，你来到片场探班，我们长谈了一次。我问你邓不利多军究竟有多么重要，你告诉我非常重要，因为早晚有一个时刻哈利将会领导很多人。

罗：早晚有一天邓布利多军将会成为唯一一只抵抗伏地魔的力量。自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最终决战将在霍格沃兹展开。一切情节铺垫都是为了引向这一幕。要不然哈利一下子成为抵抗领袖也太不可信了。咱们两个那一次谈话至今我都记得很清楚。

雷：当时我刚刚完成一个大项目。我从网上找来了很多作家的照片，每张照片上都写了一小段作者传记，然后把拼起来的大照片挂在了我的卧室里。我记得你当时一眼就挑出了乔治.艾略特。

罗：当我要为莉莉选择娘家名字的时候，我选择了埃文斯，因为这个名字与乔治.艾略特有关系。这也是写作当中的奇怪现象之一，有时候你就是会选择某一个对你有特殊意义的名字。

雷：你的学校生活对于霍格沃兹的塑造起到了多少影响呢？

罗：不不，我上的是全科学校。

雷：所以其实你并不鼓励孩子们去上住宿制学校是吧！

罗：绝对不是！我绝对没有支持寄宿制学校的意思。选择寄宿制学校完全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假如你属于一个秘密的世界，并且要将你们的子女集中起来教授他们有可能暴露这个世界的危险技术，那么教育环境最好能够与外界隔绝，他们最好能够借住在那里。年轻人都想年轻人待在一起，与自己的父母隔离开来。假如让孩子与孩子们待在一起，而且学校当局更倾向于自由化管理而不是家长作风，那么故事情节会有趣得多。但是我绝不想重现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寄宿制学校的氛围。你得信我的话，毕竟我也曾见过上千位小读者。各个阶层出身的孩子们都想去霍格沃兹。

雷：现在我都想去。

罗：这里很阴森，这里很恐怖，这里能够摆脱父母，每天都会开宴会。这是一个很黑暗的幻想，因为学校里确实存在着可怕的东西。但是你在霍格沃兹完全可以过得很愉快，只要你不去惹是生非……

雷：不要与哈利.波特交朋友。

罗：没错，因为被哈利.波特碰到过的东西都会死去。不要与哈利交朋友，按时交作业，平时尽量呆在公共休息室里，这样直到伏地魔杀回来之前你都能过得很不错。

雷：我们看到战争电影里的主人公在冲锋前夕拿出女朋友的照片时总会忍不住掩面哀叹：“你这不是作死吗？”

罗：一点不错。

雷：哈利生命当中许多重大的事件与时刻都与死亡有关。例如他与秋.张的关系……

罗：他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肯定会在某个时刻与尸体打过交道。他身边围绕着一层厄运光环。当然我是故意的，哈利就是我用来审视各种死亡形式的棱镜。

雷：当你注意到哈利波特系列丛书的成年人书迷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可以添加成年人内容来迎合这部分读者呢？还是说你只是想让儿童读者尽早接触到成年人内容呢？

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从来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成年人书迷。但是早在《魔法石》出版的时候我就明确表明，书中的主人公会长大，书中的氛围会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可怕。《火焰杯》是整个系列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你就会意识到书的环境变得真正可怕起来。但是我知道伏地魔肯定会回来。我从来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我并没有特别考虑过关于读者的问题。假如剧情必须要变得越来越黑暗，那就这样吧。

雷：那么你从一开始对于《哈利波特》的结尾有多少想法呢？这已经快成为了书迷圈里的神话了，你一开始就想好了结尾，然后就这样一章一章地写了下去，同时一直把最后一章藏在保险柜里，由武装人员看守。

罗：胡说八道。

雷：真的一点也不是这样吗？

罗：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真实性的。我对结尾的构想的确很早，但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大概是在开始写作的第一年，我就为最后一章打了一个草稿。不过我还是做了一些修改，在这个版本当中，至少有一个在定版当中死去的角色活了下来。

雷：是谁啊？

罗：卢平原本应该活下来的。

雷：卢平的死太令我伤心了。

罗：我也是啊！我非常不想杀他，但是他非死不可。要不然我心里不痛快。

雷：还有一件事，书中死去的角色全都从一开始就没活路吗？

罗：按照我一开始的计划书里是不会死人的。但是写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心情很糟糕。于是我心想：“老娘要宰人了。”

雷：这个写到一半是写到书的一半，还是写到整个系列的一半呢？

罗：是写到整个系列的一半。当时我心里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不要杀死罗恩。

雷：啊？！

罗：能够把这话说出来真是让人松了一口气。另外我从来都知道，海格早晚要抱起哈利的尸体，这是最终决战当中必须要出现的场景。我设计了海格抱着哈利——其实他当时还活着，只是海格以为他死了——走出禁林的场景。我还知道哈利会坦然走向死亡，亲人的鬼魂——抱歉没有更好的词汇可以形容他们——会来迎接他并且陪同他一起走进禁林。所以海格从头到尾都很安全。其实杀死海格也是很自然的情节发展。但是我心中始终无法放弃这样的意象：当初是海格带着哈利进入了魔法世界，如今海格也要带着他死而复生——别忘了旁观者们也以为哈利已经死了。海格如此魁梧健壮，更能衬托他怀里的哈利多么瘦小。

雷：这样一幅意象保证了海格的安全，真神奇。

罗：海格从来都没有危险，而卢平就非死不可。最终的结局是一场战争，而战争最明显的后果就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我必须要以最强有力的方式重新彰显这一点。我必须在杀死一对我们都熟悉的父母并且留下一个孤儿。哈利是上一场战争的孤儿，而他也成了这个孩子的教父。你知道，他后来“一切都好”。

雷：你最喜欢创作的角色是谁？是邓布利多吗？

罗：其实我更喜欢为罗恩设计对话。我真的很怀念邓布利多，我感觉他是从我内心最深处浮现出来的角色。有时候他会向我说一些我应该听到的话。

雷：“阿布思”是胡子的意思吧？

罗：并不是。阿布思是白色的意思。相对来说，海格的名字鲁伯则是红色的意思。如果你读一些关于炼金术的书籍，就会知道红与白的重要意义。阿布思象征着好奇心，鲁伯象征着同情心。海格完全忠于邓布利多，但是又比邓布利多更粗犷。他们两个就像是一位理想父亲的两面。哈利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位父亲角色。

雷：有人可能会批评说我们谈论这些角色就像谈论真人一样。但是这些角色已经陪伴了你二十年，也陪伴了我十年。

罗：他们就像真实的人一样影响着你的生活。

雷：在个人层面上我还在考虑一个问题，邓布利多怎么就成了同性恋了？

罗：（大笑）

雷：你不是为了故意挑逗美国媒体才会这么说吧？

罗：我觉得人们的反应特别有意思。当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已经塑造这个角色十七年了。很少有哪个作者伴随这一套角色这么长的时间。我可以代表我们所有人说一句，这样的经验是非常强烈的。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会了解到一些关于角色的信息。而且并非所有的信息都关系重大。你会想，“这条信息和故事情节有关，我要向读者披露出来。”我曾经设想让邓布利多与一位麻瓜女性发生过恋爱关系，最终无果而终，此后他就成为了一名终生独身的老教师。可是我又觉得这段情节和故事主线没有关系。等到《魔法石》第四次出版的时候，我已经与邓布利多一起度过了七年的时光，这时我已经确定知道他肯定是同性恋了。对我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是一个很老的老人，做着一份很辛苦的工作，他的性取向与工作没有关系，不过确实与他的性格有关，因为我始终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他的性取向决定了他与格林德沃的关系。他曾经全心信任过这个英俊的少年。邓布利多一直主张爱的力量，但是他平生唯一一次恋爱经历却以彻头彻尾的悲剧而告终，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心存险恶的危险人物，此人将整个世界与他的个人生活都搅了个天翻地覆。这就是我为邓布利多设计的悲剧背景。我希望涉世较深的读者能够自行体会出这段背景，我也希望九岁大的读者能够信任他。有一位记者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呢？”我说，“读书是要一个不断重温的过程，就像再一次将手伸进口袋里掏糖果一样。”多年以后你会蓦然想到，“哦，这段描写我终于看明白了。”邓布利多几乎就是一个完人，如果他真的渴求权力，他原本可以将一切都抓在手里。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不遗余力地教授哈利，因为他意识到哈利就是救世主。相比之下，他是一个缺陷更大的人。这就是邓布利多最令我感兴趣的一点。

雷：你都得到了怎样的反应呢？

罗：一开始有两种反应让我特别感兴趣，尽管这两种反应本身都未必好到哪里去。第一种反应是“为什么这个设定对你这么重要？”我的反问是：“你觉得同性恋看上去应该是什么样，才会问‘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这种问题？”你觉得一名老人身上的同性恋取向要怎样体现出来呢？假如他是异性恋，他的表现会和书中描述的表现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吗？你究竟有什么问题呢？我曾经这样告诉我的第二位编辑——她从《密室》开始就与我合作了。我们谈到了邓布利多，我说：“比方说邓布利多就是个同性恋。”她说，“是吗？”我说，“是啊。”你是否记得在《混血王子》的第一版剧本当中，邓布利多来到火车站接哈利。邓布利多对哈利说，“我还记得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的眼睛闪闪发光……”我看到这句台词之后，赶紧在底下写了一句“史蒂夫，邓布利多是同性恋。”然后他说，“哦。”于是这句台词就被删掉了。我之所以要将这条设定公之于众，是因为有一次有人举手问我邓布利多结过婚没有，以前从来没有人在朗读会上问过我这个问题……

雷：那一场朗读会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罗：地点是在纽约无线电城，人来得特别多。

雷：老天！那里能坐七千多名观众呢！

罗：不止这么多。总之我的答案是“不，邓布利多没有结过婚，因为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同性恋。”在接下来的签售会上，有一位男性径直插队到我面前喊道，“我刚刚出柜了！”我说，“恭喜你啊！”然后我们当场拥抱，他欢天喜地地离开了。

雷：假如你不把这些角色当作角色，而是考虑一下他们在书中所拥有的生活，那还挺有趣的，因为这些角色确实存在于整整一代人的集体意识当中。我一直以为这是关于《哈利波特》以及粉丝们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你可以想象一下其他的粉丝群体，例如星战与星记迷航群体。《哈利波特》一开始的起源是文学，这套丛书创造了一代喜爱阅读的宅男宅女。

罗：这也太神奇了。《死亡圣器二》的首映式上——我平时并不会见到大量的读者，因为我的主要工作是写书——能够在首映式现场再次见到他们真是太好了。

雷：在读者拿起书之前，到电影上映为止，你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古怪的场景呢？对于我来说。最后一部的电影首映式实在是太疯狂了。那一天大雨倾盆。

罗：雨水反而让人们的情绪更高涨了。我一出车门就听见了好比飞机引擎轰鸣一样的欢呼声。

雷：当时有这么一个时刻。我向一侧看去。看到成千上万人挤在那里，全身都浸湿了。如果说我的人生中有一个时刻可以成为一名独裁者的话……

罗：一点儿也不错！

雷：如果当时我高呼一声“都跟我走啊”，肯定会有很多人跟我一起走的。

罗：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有一次我在凤凰城开读书会，我的身后挂着大幅的图书海报，那气势简直就像纽伦堡纳粹集会一样狂热。有那么一些时刻，你会真忍不住想大声喊道，“崛起吧，崛起吧，哈利波特的粉丝们！”我觉得真会有人听我的话。

雷：对于这种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笑置之，因为实在太可笑了。比方说有一回，有人想跳进我们坐的车里和我们一起走。还有些人会在首映式结束后尾随我。你可以觉得很害怕，也可以觉得很好笑。

罗：类似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作为目标，我往往觉得这种事很好笑，但是我身边的人就会非常紧张，“以后千万不能再一个人坐车了。”互联网上有很多关于你的疯狂传言，这些事情真能让你笑出来吗？

雷：我曾经听到互联网上传出很多关于我的疯狂说法。比方说有SAS的队员替我遛狗。

罗：你有几条狗啊？

雷：两条。我的狗其实很有名的，它们的曝光度就像我一样高。还有一段时间，网上传说比利时某个修道院的僧侣们专门为我酿造了一批私酿啤酒。另一条传言说我曾经在六个礼拜之内长高了八英寸。

罗：那可太令人担心了。

雷：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没有这回事。我最喜欢的一条谣言是有人要为我塑造一座等身雕像，放在我的卧室里面。我想他们一定以为我过的古罗马暴君一样的生活，就像卡利古拉一样把自己的雕像放的到处都是。

罗：我听说鲁伯特用巧克力做过自己的半身像。

雷：他还不如直接从头到脚浇一身巧克力让我们啃着玩呢。我跟你说说目前他手上都有什么好东西。就车辆来说，他现在有一辆气垫船。我们有过一辆亮橙色黑玻璃车窗的路虎。他说“我要把这辆车卖掉。”我问为什么，他说：“颜色不好看。”现在他养了很多宠物，羊驼啊，孔雀啊什么的。他现在花钱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我们在七岁那年幻想假如自己有了钱之后会做的事情。他生活在自己的梦想里。我们一直开玩笑说自己起床之后要坐着滑梯一路滑到餐厅里。我最喜欢的一个时刻说来有点怪。你肯定听说过这种说法：如果你冒犯到了某人，那你肯定作对了一些事情。我记得我在拍摄《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时候，我的照片确实上过报纸，像《时代》那样的正经刊物。我看到一张照片是在美国的某个州，人们正在焚书，往火堆里投掷各种禁书。我看到有人把鲁伯特的笑脸海报扔了进去。

罗：（大笑）他们扔的是鲁伯特而不是你，这个笑点更足了。

雷：这种事让你心烦吗？

罗：不，一点也不。因为我觉得这些批评完全受到了误导。他们要是真想烧我的书那就烧吧！

雷：反正他们总得先买书才能烧书。

罗：我偶尔会和这样的人面对面接触，他们总是非常咄咄逼人。我记得有一次签售会上，我们特别让保安盯着门口，因为有人威胁要用炸弹进行袭击。我在美国的某些地区特别不受欢迎。

雷：我十一岁那年去一个朋友家里参加派对，有一位邻家母亲对我说，“我觉得小孩怎么分不清楚黑魔法与白魔法的区别。”你在说什么呀？魔法都是书里写的呀！

罗：假如我们想保护孩子们不受自己的想象力危害，那么我们就要承认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阴暗的一面，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多一些。我们需要将阴暗面带到光明之下进行检查。如果不能这样想，那么我觉得我们生活的环境对于儿童来说实在太危险了。有时候这种事真让我挺伤心的，我记得我去我以前的小学回访。看到一个班的孩子正在上阅读课，只有一个孩子孤零零地坐在一旁，因为他的父母不允许他看我的书。那一幕很令我伤心。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事只会让我感到怒火满腔。我是绝对不会向这些满嘴胡说八道的人道歉的。

雷：我还想谈一下名声的问题。我们两个都算是成功人士。《哈利波特》为我带来了成功，你则因为创作《哈利波特》而获得了成功。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毕生难求的机遇。参加访谈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你认为《哈利波特》的成功会妨碍你进行其他艺术项目吗？问题在于，如果我没有得到这次机会，那么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演员。

罗：你觉得出演哈利波特是跳板而不是束缚，这让我很欣慰。

雷：要是没有出演《哈利波特》，我也肯定没机会出演《恋马狂》或者给《马男波杰克》配音。任何一个参与过《哈利波特》的人在余生当中都会因为这部电影而被人记住……

罗：在他们的余生里吗？（大笑）这话咱们可得说清楚，免得别人以后一直拿着这句话敲打我。

雷：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我也很感激。无论我们在余生当中做什么，都会拥有原本肯定不会遇到的机会。假如没有出演《哈利波特》，这些机会就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围绕着这部电影一起拍摄了十年，像这样的连续性是从来没有过的。

罗：现在电影结束了，你还会想哈利波特吗？因为拍摄过程是非常稳定的，你总要去同一个地方和同一群人一起进行拍摄。现在你的关注点转移了吗？

雷：最近我们对于这种事儿想要多一些了。几天前我与阿曼达.奈特还有丽莎.汤布林聊了一回。阿曼达在过去十年里每天都要给我化妆。

罗：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片场看你，她们给你和鲁伯特画了一个鼻青脸肿的妆容。我问：“你们怎么了？”你说：“你还不知道吗？”

雷：那天我和她们聊天，她们谈到了可能接下来会接手几项工作。当时我感到的并不是难过，而是嫉妒。因为另一位演员将会得到她们的照顾。我与演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比起我与有些演员的关系还要密切。

罗：你这话我完全理解。我与剧组走动了几次之后才意识到人们往往并不清楚剧务人员有多么重要。日复一日，他们是与你共事、与你开玩笑的人。

雷：拍摄电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高度集中精力。

罗：和写作恰好相反呢！

雷：因此你必须学会及时关机，因为如此高强度的集中精力是不可能长期保持下去的。我父母一直觉得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心态很平和。

罗：你的心态向来很平和。你很小的时候就像个小大人一样了。

雷：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所有的孩子都在那里。汤姆.费尔顿当时正在忙着玩打击乐器。

罗：他还很热心地教我的孩子们怎么玩，当时我的孩子年龄还很小呢。从那以后我就一直特别心疼汤姆。讽刺的是他在电影里演的这样一个大坏蛋，可在现实生活中却是最好的好人。

雷：汤姆的年龄比我们大一点，也比我们下了更多的功夫。

罗：他在场外的举止也非常自信。……

雷：还有一个必须要提到的人，他是整部系列电影的无名英雄，斯图尔特.克雷格。

罗：他太天才了。

雷：他如此详细的设计了一切场景，这正是我们这部系列电影电影成功的关键。《哈利波特》当初与许多其他儿童奇幻电影一起面世。但是我们将成功的势头一直保持到了最后。因为我们非常注重细节。

罗：作为一个从没与电影行业打过交道的人，走进格兰芬多学院的公共休息室，拿起一本漫画阅读一下。这种感觉太真实了，也太奇妙了。参观片场的孩子们全都被镇住了，亲身走进这些房间，摆弄屋里的陈设，感觉一定很棒。

雷：不幸的是，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已经被拆掉了。

罗：啊？是真的吗？那是我最喜欢的布景。

雷：我不知道整套布景现在在哪里，这也是所有人最喜欢的布景。

罗：可别是你们当中有人把整套布景都拖回自家后院了吧。但是你的确跟我说过，杀青之后大家都在纷纷争抢各种道具当纪念品。

雷：我真的很想要我的眼镜。

罗：我还以为你想要魔杖呢。

雷：魔杖对于我来说连贯性要差一些，因为从第二部电影之后我就开始换魔杖。阿方索说第一部电影里的魔杖看上去太光滑了，就像是从宜家订购的一样。尤其是在最后一部电影里，我们换魔杖换的太频繁了。我们往往记不住哪根魔杖属于谁。

罗：需要我再给你讲讲吗？

雷：你可是得仔细讲讲。拉尔夫.费因斯当时问我老魔杖的归属权问题，简直把我吓懵了，因为这个问题只用两分半钟实在说不清楚。我把第七部书的结尾重读了好几次。我很喜欢这个结尾，可是有人很讨厌。

罗：原本的结尾确实是在十七年以前就已经写好了一个版本。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有些在原本版本当中活下来的人在出版版本当中并没有活下来。我想拍摄一张快照。有些人于尾声的气氛的感受是：“就是这样了吗？一切都结束了？他不再是英雄了，他只是个中年大叔而已。”但是在我看来，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遭受了如此惨痛的创伤之后还能重建你的人生。他在结尾所拥有的人生正是邓布利多当年能说而不能行的人生。爱与人的羁绊，这正是哈利的人生准则。我始终坚信哈利肯定是这样的人，他处理老魔杖的方式集中体现了他的为人品格。他曾经拥有过占据核武器发射按钮的机会，但是他坚定地选择了属于自己的魔杖。“我要打断宿命的链条。”

雷：你对结尾的感觉多么结实呢？你是写完了就放在那里说“终于写完了”呢，还是忍不住还要再改改呢？

罗：这次我感觉还是挺结实的，尽管还要编辑一下。但是直到出版时候我才意识到这本书终于写完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道书早晚要写完。就想知道人早晚要死一样。我为这一天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对自己说就写七本书，再也不多写。尽管如此，当时我还是感觉自己像是被火车撞了一样。第七本书出版的那个月正好是我的生日，也是哈利的生日。当时我哭的很伤心，就像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样。我的丈夫问我“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我说，“我再也不能去那里了，我再也不能去那里了。”整整十七年，魔法世界都是一个可以让我逃避现实的地方。现在门已经关上了。但是这种感觉也很畅快。现在我轻松多了。把全书写完解放了我。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但是写作真的很难，我不会假装说写作不难。我很关心这些角色，绝大多数时候我都很享受写作的过程。你对于结局的感觉是什么呢？

雷：感觉很奇怪，很令人不安。最令你怀念的都是些小事儿。拍摄最后一部电影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最后一次走进化妆间并且坐在这面镜子之前了。就像你说的，这样感觉的确很解放，再也不用因为档期问题而眼睁睁地推辞掉别人送来的其他剧本了。我因为成为职业演员而感到兴奋，但是我也意识到以后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我再也不会这么长的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了。影片杀青的那一天比起我的十八岁生日更像是人生的里程碑。我感觉在这天我才真正成为了一名成年人。过去十年年非常美妙，谢谢你。

罗：丹尼，你太贴心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tWuw1uO334

非常感谢，很喜欢！

谢谢！

谷石

有时候在社交场合朋友们出于礼貌会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写书。”出于礼貌他们又问我：“是什么题目的书呢？”我说：“题目是同理心。”我注意到每每当我提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他们的脸上都会挂起笑容，似乎这是一个很令人愉悦的题目。接下来我又说：“我反对同理心。”然后他们往往会紧张地轻笑两声，将目光转向一边。我意识到人们认为这种做法非常疯狂，反对同理心就好像反对世界和平或者反对小猫一样。但是我确实反对同理心，而且我希望我这次的讲座也能说服你们反对同理心。

首先我们要解决术语问题。有些人用同理心来指代一切美好的事物，例如关怀、同情、善良、爱与道德。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对同理心毫无意见，这些显然都是好东西。事实上正是因为我认为这些事物都很美好，所以我才要反对同理心。人们有时候挂在嘴边的同理心指得是心理学领域所谓的社会认知或者说社交智力，也就是关于其他人心智运作的理论。此外还有认知同理心，即理解其他人当下思想与感受的能力。我对这一点有些看法。同理心固然能够帮助好人成为好人，毕竟想要成为好人就必须理解别人的需求与感受。但是同理心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智能一样本身与道德无关。例如诈骗犯、反社会者与教唆犯这样的坏人也会使用这种强大的力量来理解其他人的头脑，从而操纵利用他人。我所说的同理心是亚当.斯密在其著作《道德情操论》当中的定义。亚当.斯密认为，当我们看到其他人受苦时，“我们就会想象自己处于与他一样的境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因此以某种形式理解了他此刻的感受，感到了与他一样的痛苦，尽管在程度上比他要轻，但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简而言之就是设身处地的想象。斯密举了很多例子。“当我们看到别人的肢体即将遭受打击时，我们自己的肢体也会忍不住瑟缩回撤。当打击的确降临的时候，我们难免也会感到有些隐痛，就像挨打的人感到疼痛一样。”

在神经科学领域关于同理心的研究文章非常多，试图找到同理心的神经学基础。有一项研究成果已经被反复重现了好几百遍：同理心并不是想象别人的感受，而是确实感到了别人的感受。当我们看到其他人被针扎、被电击、被火烧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当中活跃起来的部分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自身受苦时活跃起来的大脑部分相重合。有很多人都热情拥护所谓的神经元镜像同理心理论，我对这种理论却很有看法，待一会儿我们还要详细讨论。我们都有对他人感受进行镜像模仿的倾向，而同理心则是这一倾向的具体表现。比如在足球场上，当一名观众看到进球没中的时候会难过得双手捂头，而周围其他所有的观众也都会双手捂头。

作为一名发育心理学家，我知道同理心出现的时间很早。很小的小孩子看到别人疼痛时就已经开始感到疼痛了。很多心理学家与哲学家对于同理心都很感兴趣。Dan Batson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比其他人都更多。他深入探索了同理心-利他主义假说，该假说认为体会到别人的感受会让我们更倾向于帮助别人。Martin Hoffman认为同理心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道德源泉。Frans De Waal甚至将同理心推广到了整个灵长类范畴，认为我们现在并非生活在理性时代，而是生活在同理心时代。Simon Baron-Cohen还提出了更极端的主张，认为邪恶就是同理心缺失不足，或者等同于针对同理心的侵蚀。不仅只有心理学家与公众人物宣扬同理心。各届总统也不能免俗。奥巴马就曾经颂扬过同理心的价值。“当你选择拓宽关切范围，并且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无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还是遥远的陌生人……想要袖手旁观就会更加困难。我们社会目前面临的最大赤字就是同理心赤字。”在亚马逊网站上有上千本关于同理心的书籍。有励志自助书籍，有育儿图书与童书，有市场营销书籍，例如《精妙设计：如何通过同理心销售货物》，偶尔也有科学研究书籍，例如《他人的镜像》（Mirroring People）。自从同理心这个词在1909年被发明出来之后，在文学作品当中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在谷歌搜索当中出现的次数也在稳步增加。

那么同理心有哪些令人不喜之处呢？就算你是同理心的热情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认，在道德哲学领域除了同理心之外还有其他的道德来源。在道德哲学领域有一个经典例子，最早来自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当代西方哲学家彼得.辛格也引用过这个例子。孟子认为，如果你在路旁看到有儿童落水，自然而然就会出手援救。人人都承认勇救落水儿童是好事，想必今天在座的各位都会这么做。你的动机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同理心，你或许会感受到儿童呛水挣扎的痛苦感受，想象她的父母听到孩子死讯后的悲痛。但是在如此紧急的关头还要这么想非常可笑。我们完全可以采取另一种想法：“小孩子要淹死了。这是坏事。我要救孩子。”

哲学家Jesse Print指出，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同理心也能意识到某件事是错的，因为这些事情并没有特定的被害人。他将其称作“无害的错误”。比方说很多人都认为特定的性行为有悖道德错误。从远处偷偷打量别人或者骚扰别人，就算当事人没有察觉——例如当事人是一位正在睡觉的婴儿——我们也依然认为这些行为是错的。此外，还有很多行为具有扩散效应，并不针对某位个人，但是我们都认为这些行为是错误，例如打开车门向外扔垃圾，偷税漏税，在大型超市盗窃商品，科学家伪造数据，在拨款申请当中撒谎，等等。在上述事例当中，我们都找不到某一个具体的个人让我们的同理心发挥作用，但我们依然知道这些事情是错误的。这一切都表明同理心与道德各有适用范围。我们完全可以遵循道德准则行事而不必产生同理心方面的顾虑。

就某些层面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让同理心与道德相互敌对。Dane Batson热情拥护作为道德力量的同理心，但他也明确指出了同理心的局限性。他做了一个实验，让大家想象一个假设的小姑娘雪莉.夏摩斯。她得了绝症，非常痛苦，很快就要死去。我们救不了她的命，但是现有的疗法可以极大地减缓她的痛苦，让她的余生更加舒服。不过疗法资源有限，她的名字登上了等待清单上。这是一份公平的清单，按照人们的病情严重程度来排序，她目前的位置很靠下。受试者要决定是否应当将她的位置向上抬。如果这样选择，就意味着把另外一位更有资格接受治疗的孩子的位置降下来。绝大多数人都会说：“不，不应该这么做。孩子受苦我很难过，但如果名单本身是公平的，那么我为什么要惩罚另外一个没有犯错的孩子呢？”Batson对另一组人做了同样的陈述，只是多说了一句话，“请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吧！”这一句话颠覆了原本的局面，大多数人都选择将这个小姑娘的位置提上去，就算他们知道另一个孩子的位置将要降下来。Batson认为，同理心驱动你做出了事后想来并不正确的行为。

同理心的支持者会告诉你同理心就像聚光灯，他们承认同理心或许具有局限性，但同理心的力量恰恰在于将一件事情放在聚光灯下。你也许一开始并不关心，但是同理心会引起你的注意。如果我们能感受另一个人的处境而不是只看抽象的统计数据，就会更有采取行动的动机。这一理念可谓广为人知。斯大林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是统计数字。”特蕾莎修女也说过，“当我看到大众时，我无法行动；当我看到一个受苦人的时候，才会开始行动。”Deborah Small与Jord Glowinstein做过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他们要求受试者向人类家园项目捐款——这并非假设，受试者的捐款确实会流向人类家园。然后他们不动声色地操纵了受试者的感受，告诉一半受试者接受捐款的家庭已被选定参加项目，又告诉另一半受试者接受捐款的家庭即将被选定参加项目。前一户家庭得到的捐款多出了60%。他们的解释是，已经被选中的前一户家庭是确定的存在，尚未被选中的家庭则是抽象的存在。他们还进行了另一项实验，让受试者向贫困儿童捐款。当他们向受试者展示关于贫困危机的统计数据时，捐款数额大约是每人一美元。另一组受试者被告知了一名贫困儿童的名字、照片与年龄，这一组的捐款数额超过了人均二美元。同理心具有聚焦效应。Batson以及Sherri Summers等人也给出了充分证据来证明这一现象的存在。假如我设身处地地体会你的感受，你对于我来说就会比其他人更重要。

问题在于聚光灯的范围很狭隘。而且往往会指向错误的地方。我认为，同理心的聚焦特质会导致偏见、计数不清、死板与短视。姑且先拿过去三十年美国人非常关心的几件重大新闻做例子。其中之一是拯救婴儿杰西卡事件。年轻的观众可能不太清楚，杰西卡是一名女婴，不慎掉进了井里，人们随即展开了大规模营救。在此期间全美观众如醉如痴地关注着这一事件。更切近切近例子还有凯瑟琳.霍洛威，她是一名在旅行当中失踪的姑娘，可能遭到了诱拐与杀害。这些事件也引起了极大的公众关注。有人统计在霍洛威失踪的几天理，她所得到的电视网络报道时间是同一时期苏丹饥荒事件的十八倍，尽管足有上万人在饥荒中死亡。对于像我一样住在康涅狄格州的人们来说，最近在纽顿市还爆发了一起悲剧。有一位亚当.蓝札闯进一所小学，杀死了大量儿童。掉进井里的女孩，霍洛威失踪，以及桑迪胡克小学儿童遇害都是非常严重的事件，但是心理学家想知道为什么人们如此重视他们。原因恐怕并非客观重要性。

美国人非常痴迷于大规模枪击事件，但是从1980年直到现在，美国总共爆发了六十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导致了大约五百人死亡。这个数字大约占到了美国谋杀遇害人总量的0.1%。换句话说，假如你打个响指就能让美国再也不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那么分析统计数据的人们根本不会注意到你做出了此等善举，因为数据几乎没有变化，或者说你带来的这点变化依然没有脱离随机变量的范畴。但是我们的心理感受却并非如此。经济学家Thomas Shelling多年前曾经非常雄辩地阐述过他所谓的可辨识被害人效应。“假如一名棕色头发的六岁小姑娘需要几千美元做手术，好让她的生命可以维持到圣诞节那一天，那么邮局里肯定会充满装满硬币的信封。但是如果新闻报道称，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医院将会因为一项销售税的取消而经费短缺并且致使设备老化，可预防死亡人数也将会因此而略有上升，极少有人会因此掉泪或者掏出支票簿。”统计学上的死亡并不会触发我们的同理心。也不会感动我们。只有个人的死亡与痛苦才能做到这一点。

接下来是偏见？以新闻媒体对于伊波拉危机的报道为例。西方记者们拿出了异乎寻常的精力来报道寥寥几个白人伊波拉病毒受害者，却忽视了远远更多的非洲黑人受害者。实际上许多非洲当地伊波拉受害者得到的援助都赶不上一条宠物狗，这条狗受到伊波拉病毒感染之后被送到了德州接受治疗。同理心与同情心的捐款效用并不是秘密，它们的效力非常强大。Jennifer Eberhart通过统计数据与实验得出结论，在其他条件等同的前提下，一名罪犯的肤色越深，就越容易被法官或者陪审团判处死刑。就算你原本已经是黑人，肤色的深浅依然与判决的严重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实际上洋葱新闻最近还专门搞过一条标题：《法官裁定白人女孩按照黑人成年男子罪名受审》。法庭里的漫画家也授命要将白人少女被告的形象画成黑人成年男子，以此作为惩罚的一部分。

我现在谈论的这一切——对于个体可辨识受害人的关注以及种族歧视——都不是同理心特有的特质。但是同理心特别容易受到这两点的影响，因为同理心的工作原理是让你感同身受地想象其他人的处境。关注重点与偏见都会极大地操纵同理心。Anne Diller曾经半开玩笑地写道，“目前在中国一共生活着十一亿九千八百五十万人。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你就想象一下你自己，你所有的特质、重要性、复杂性与爱，并且乘以十一亿九千八百五十万。看到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实验结果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假如别人的手指被扎了一下，你脑海当中负责手指被扎的那部分确实会活跃起来，但是这点要取决于手指属于谁。假如这个手指属于与你相同性别、相同肤色的人，你的感受就会更强烈。同理心对于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效力要差很多。看到别人痛苦自己也会感到痛苦，可是关键在于“别人”是谁。欧洲试验人员聚集了一群男性足球球迷，让他们观看别人受苦，并且告诉他们此人要么是同一支球队的球迷，要么是其他球队的球迷。在前一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时受苦景象时，自己头脑当中与疼痛相关的部分会活跃起来。在后一种情况当中，头脑当中负责愉悦的部分则会活跃起来。几天之前我听说芝加哥大学的John Desede还做过临床实验。他给受试者观看艾滋病病人的图像。他告诉受试者病人患艾滋病的原因是因为输血污染。受试者在口头上与神经层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同理心反应。假如他们得知病人的患病原因是静脉注射毒品或者肛交，就表现不出同理心。

因此同理心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反应，而是因为偏见与偏好而具有高度选择性，这一点在现实世界有着重大的意义。考虑一个假设案例。比方说有一种新疫苗面世了，但是疫苗生产过程中的失误导致了一名儿童的死亡，那么即使有统计数据证明疫苗拯救了远远更多的孩子，这种疫苗也肯定会被停用。我们的同理心能够作用于那个死去的孩子与她的家人，但是由于缺乏免疫力而导致的儿童死亡人数上升只是统计数据而已。再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即威利.霍顿强奸案。 1987年，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基斯推行了羁押犯人监外活动制度，霍顿在监外活动期间强奸了一名女性并且袭击了她的未婚夫。此后这个项目随即被关停，杜卡基斯州长公开承认自己犯下了令人尴尬的失误。在接下来的党内初选当中，他遭到了阿尔.戈尔的攻击，后来又遭到了小布什的攻击。可以说威利.霍顿一手终结了杜卡基斯成为总统的指望。但是后来的统计数据却表明监外活动制度项目确实能够救命。实施了监外活动制度的地区杀人与强奸案件的数量都会减少。这个数据对于公众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我们的同理心可以强烈地作用于遭受攻击的人，却无法作用于本来可能会遭到攻击但却躲过一劫的人。同理心的关注方面极度不对称。

再来看看针对第三世界的援助。美国政府向第三世界提供了几十亿美金的援助。为了号召人们捐款，政府和有关机构往往会凸显特定个人的受苦景象。但是人们一直在热烈辩论这些捐助是否改善了事态。有些情况下，援助显然恶化了事态。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救援一些人，但是在救援过程中却破坏了当地原有的体制。Linda Paulman曾经问过塞拉利昂的军阀。你们为什么要砍掉儿童的手脚。两名军阀分别给出了一致的回答：“我们是为了你才这么做的。如果没有足够血腥的惨剧，西方国家是不会对我们感兴趣的。NGO以及其他机构会向我们交税，而我们需要税款。”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儿童乞丐。当我们在印度或者非洲看到儿童乞丐时很难忍住不给他们钱。可是人们普遍认为这样做有害无益，因为你在资助一套庞大的诱拐以及残害成千上万儿童的犯罪机制。同理心强烈促使我们去帮助别人，但是在这个案例中同理心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我认为替代的答案并不是虚无主义与绝望。我们应当努力尝试帮助他人，但是不应当基于个人的感情。有一条很好的标语：你既要用心也要用脑。

很多被同理心辩护的人——尤其是自由派人士——都认为在许多社会议题当中同理心站在他们那边。许多自由派都声称自由派更具有同理心，自由派政策也更加基于同理心。事实上，自由派与保守派确实都认为自由派更具有同理心。测试结果也表明自由派确实比保守派更具同理心。两者之间的差距并不算特别大，但是的确很可靠。人们往往认为同理心是进步的表现，但我认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假如你看看人们的政治辩论内容以及同理心在政治辩论当中如何得到运用，就会意识到自由派运通同理心而保守派不应用同理心是很可笑的说法。问题并不在于同理心是否得到应用，而在于同理心的目标是谁。好比说如果你支持赋权运动，就会将同理心指向上不了大学的黑人孩子；假如你反对赋权运动，就会将同理心指向原本能上大学但是由于种族名额被刷下来的白人孩子。假如你支持堕胎，就会让同理心指向辛苦的单亲母亲；如果你反对堕胎，就会将同理心指向儿童或者胎儿。如果你支持枪支管制，那么每当大规模枪杀案爆发时你都会呼吁人们的同理心指向被害人；如果你反对枪支管制，那你就会指引人们的同理心指向因为政府没收枪支而无法抵挡罪犯的人们。在另一些例证情况下同理心根本没办法选边。在《同理心文明》一书当中，Jeremy Rifkin谈到了环境危机问题。他对于同理心一词的用法很宽泛，并且认为我们需要更多同理心，不过他也认为狭义的同理心在面对全球变暖以及气候变化之类的大型议题时毫无用处，因为一切的结果都发生在未来，没有人可以让我们施加同理心。如果想用同理心来引导人们应对全球变暖，只能让人们去看瘦骨嶙峋的北极熊照片。但是反对者们可以宣称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而改变现有的经济体系，例如提升汽油税以及提升开车的成本，则会导致真正的受害者，人们的生活将会遭到破坏。

刚才我谈的都是公共政策层面的同理心，现在我想再降一个层次，谈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其中一种关系就是医患关系。许多人都相信医生的同理心应该更强，许多医学院现在也都有训练医生培养同理心的项目。我对这一点并不反对。如果你看看他们的教程，他们基本上是说你对病人要更客气，要倾听病人，要理解病人。但是如果从字面上解释同理心的话，亲身感受到病人的痛苦的做法究竟有没有好处呢？我认为未必。Leslie Jamison在《同理心测试》一书中举过很漂亮的例子。为了参与医学院的考试，她假装成为了一名病人，给学生们的诊断能力打分，其中一项打分标准就是同理心。考试期间她衡量了每一位学生的同理心高低。后来她当真生病了，并且看了很多医生，这时她的视角发生了有趣的转变，“同理心总是摇摇欲坠地位于赠礼与入侵之间。”她提到了一位冷漠的医生，也提到了一位和善却并无同理心的医生。“我不需要他们担当我的母亲，哪怕一天也不需要。我只需要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的冷静并没有让我感觉遭到了遗弃，反而让我感到安全。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我自身恐惧的反面而不是回声。”这一问题的最极端表现形式就是心理治疗。当然我们都知道医生应当关心病人等等，但是假如我对心理医生说“我的生活毫无意义，简直就是一团糟，我非常焦虑。”那我肯定不希望他也变得焦虑压抑，“啊，你的生活真是太糟糕了。”我希望他能关心我，我希望他能理解我。但是我不希望我的感受影响到他。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工作就没那么有效了。

这一切都可以归结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流行词“心力交瘁”（burnout）。有证据表明同理心较强的人更容易感到心力交瘁。这个理论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佛教神学理论。佛教神学家们区分了所谓的爱见悲与大悲。爱见悲就是我所说的同理心，感受其他人受到的苦难。佛教神学家反对爱见悲，因为爱见悲不可久持，坚持上一个月之后就会耗尽心力。他们主张大悲，也就是与其他人保持距离，你能感到对于他们的爱与善意。你希望他们的苦痛能够消逝，但是你本身不会感受他们的痛苦。当然这只是抽象的理论，但是神经科学家Tonya Singer与佛教冥想家Matthew Ricard进行的杰出实验重现了这一结果。在过去十年里，他们培训人们感受同理心。并且在培训期间对受训者进行神经扫描。然后他们对另外一些人进行爱、同情与冥想的培训，明确要求他们不要感到与他人之间的同理心牵绊，而是要爱他们，要关心他们。同情与其他积极情绪引起了正面的感受，例如爱、健康以及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意愿；而同理心导致的紧张情绪是一种与自身相关的情绪。你开始为自己感到担心，导致压力、疲惫、孤僻以及非社会性表现。我并不是说人们都应当冷血无情。我们需要对于他人的关心来鼓励我们做事情并且构建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我要主张同情别人与同理心是有区别的。

最后让我们再进一步，当有些人想到缺乏同理心的个人时，他们会想到心理变态。不错，心理变态者都是很糟糕的坏人，John Ronson在《心理变态测试》一书中主张心理变态的核心特质就是缺乏同理心，无法感受别人的痛苦驱使着他们或者使得他们能够做出可怕的事情。等到演讲快结束时我还要反过头来谈谈这个问题。最近有一项元研究，搜罗了所有关于同理心与侵犯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其中包括肢体侵犯、言语侵犯与性侵犯等等。这项研究包括了所有的同理心测试。大家一看这篇文章的题目吧：《同理心与侵犯行为之间毫无关系，元研究得出惊奇结论》。换句话说，如果我想知道今天在座的某人有多大可能会殴打自己的伴侣、强奸其他人或者对子女大喊大叫，那我可以对你们进行一百项测试，但其中根本用不着包括同理心测试。因为同理心测试在这个问题上一丁点预测力都没有。

接下来我要说两件关于同理心的好事，再说一条关于同理心的非常坏的坏事。我一直认为同理心很不适用于道德评判，但是同理心无疑可以带来很大的快感。对于书籍与影视作品当中虚拟人物的同理心是人生愉悦的一大来源。亚当.斯密也认为同理心可以带来非同一般的快感。“当我们读书读诗已然烂熟，难以在自行阅读过程中感到任何快感的时候，为同伴阅读依然能让我们感到愉悦。对于他来说，书中内容依然是崭新的，我们也感受到了对他来说自然而然的惊奇赞叹。”他说的当然是老派的书籍，但是现在我们看到有趣的图片还会进行转发。我看到了一张猫玩闹钟的照片，我笑了，并且转发给你。养小孩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重新第一次体验如此之多的惊奇感受。通过你孩子的眼睛，你再度第一次品尝了冰激凌，第一次观看了希区柯克的电影。这都是同理心的好处。Michael Slote认为同理心是亲密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我认为他是对的。比方说有一位父亲，他的女儿集邮。这位父亲当然可以以女儿为荣并且鼓励她，但更好的做法则是分享女儿的热情。

对于同理心的最后一项有利论点是我们确实可以利用同理心与聚焦效应来做好事。慈善组织的经营者的很清楚可辩识受害人效应。他们一直在利用这一现象来督促我们捐款。还有人认为同理心可以促进社会变革。Martha Nussbaum在讨论希腊悲剧的时候这样说道：“尽管所有观赏古典悲剧的未来公民都是男性，但剧情却要求他们对剧中角色抱有同理心，即便这些角色——例如特洛伊人，波斯人，非洲人，例如妻子、女儿与母亲——所遭受的厄运不可能降临到他们身上。”如果有正确的人选进行运作，即便是针对虚拟角色的同理心也可以激励道德标准的变革。在美国内战的高峰期。林肯专门将哈莉.比彻.斯托邀请到白宫，对她说：“您这位小妇人掀起了一场大战争。”大多数人都不会将《汤姆叔叔的小屋》当做一本伟大的文学作品、哲学作品或者神学作品，但是这本书确实让广大白人读者对黑奴的悲惨处境产生了同理心，或许还催化了某种道德效应，在这个案例当中同理心起到了积极作用。我认为近年来许多扩展了美国人道德范围的案例都可以通过对于虚拟角色的同理心效用来进行解释。这里的虚拟角色并不是书中人物，而是电视剧尤其是情景喜剧当中的人物。《考斯比一家》确实扩展了很多美国白人观众对黑人生活的理解与认同。《威尔与格蕾丝》以及《摩登家庭》也为同性恋群体作出了同样的贡献。对于某一位个人的同理心牵挂确实可以扩展你的关切范围。

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单纯，因为我们对于坏角色同样会产生同理心。电视批评家Emily Nussbaum描述了她所谓的“坏人粉丝”现象。这些观众将《黑道家族》的托尼.索普拉诺或者《绝命毒师》的沃尔特.怀特视为英雄，尽管这些人在剧中做出了很糟糕的事情。沃尔特.怀特起初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中学教师，但最终却成了一名毒枭与杀人凶手。但是这个角色塑造的太成功了，剧情也写得太精彩了，以至于观众忍不住会对他感同身受，与他站在同一边。而剧中瓦尔特的妻子斯凯勒在临近结尾时劝说他不要杀这么多人，却招致了观众的反感。观众不仅憎恨剧中角色也斯凯勒.怀特，也讨厌演员安娜.冈本人，甚至对她发出了死亡威胁，仅仅因为她扮演了一个有道德的角色，并且颠覆了观众们所认同的角色所设定的目标。这就是虚构的力量，同理心本身并无道德可言。我本人最喜欢的一本书就是《洛丽塔》这本书以第一人称写成，文笔非常优美。书中讲述了一名成年男性千方百计要与未成年女性发生性关系，并且引诱了她。但是读者们肯定会支持他，忍不住希望他能够成功。虚构的力量本身无所谓道德，每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都应对着一本《我的奋斗》。每一部《辛德勒的名单》都对应着一部《一个国家的诞生》。

最后我想谈一谈残忍暴行的问题。心理学家与政治科学家对于很多重要问题都非常感兴趣。例如为什么欧洲会发生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为什么美国南部会发生针对黑人的私刑。我们当然可以考虑去人性化与仇恨的作用，但是爱、同情与同理心的力量同样不容忽视。当然爱与同情的对象并不是这些受害者，而是据说被他们加害的人。亚当.斯密再次提出了相关的观点。“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压迫或者伤害的时候，我们为受害者的痛苦所感到的同情似乎也会鼓动我们感同身受地认同他对行凶者的憎恶。我们很乐意看到他攻击他的对手并且对他提供协助。”针对美国黑人的私刑的借口是黑人袭击了白人女性，犹太人也具有引诱无辜儿童的恶名。利用人们对被害人的同情来激发报复心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并不仅仅存在于历史当中。当奥巴马决定轰炸叙利亚的时候，新闻报导章中出现了大量涉及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以及儿童中毒的内容。假如日后美国打算正式与ISIS宣战，想必媒体上也会出现更多关于斩首的内容。我们当然可以考虑战争的成本与必要性，有些战争也完全可能符合正义与道德。但是我们对于眼前被害者的同理心过度地倾斜了天平的平衡。我们太想为自己看到的被害人洗雪冤屈，对于干涉行为导致的受难者们却视而不见，他们只是空泛的统计数据而已，往往被视为干涉行动的成本。Nick Stagnaro与我做了一系列测试来检验这个理论。我们先测量了人们的同理心，然后告诉他们在中东发生了绑架折磨记者的暴行。我们询问他们“美国应该做什么？”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一张表格，上面的选项从无所作为到地面侵略依次增强。受试者的同理心越强，他们选择的报复手段也越激烈。这个实验结果已经重复了两次。

我已经论证了同理心具有偏见，那么替代的做法是什么呢？我想回到我刚才提出的有效利他主义口号，也就是要同时拥抱人们的心灵与头脑。作为同理心的强烈倡导者，亚当.斯密问道，我们为什么关心陌生人，为什么关心政治，“并不是因为人性的软力量，并不是自然在人类心中点起的微弱善意火花，而是理性、原则与良心……在呼吁我们。它们的声音足以震撼我们心中最自负的激情，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过是大众当中的一员，比大众当中的任何其他成员都好不到哪里去。”总结一下这就是所谓的无偏私。宗教、黄金律、哲学以及功利主义都曾经反映过无偏私原则，但是我最喜欢的陈述来自亨弗莱.鲍嘉在《卡萨布兰卡》结尾的台词。他告诉自己的恋人两人必须分开，因为“显然区区三个人的喜怒哀乐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面前并不算什么。”这番话极其贴切地将你从同理心的特定范围中拉了出来，指向了更广泛的道德视野。

亚当.斯密问道，成为好人需要什么？他并没有说你需要成为一个有感情的人。他列举了两件事：首先你必须要聪明，必须要有高人一等的理性与理解力。为什么？因为做能让你理解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如果你傻乎乎的，那你就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其次你必须拥有自控能，。这样你才能做出你明知是正确的行为，而不至于受到诱惑作出立刻见效的行为。我们再来说说心理变态。衡量心理变态的标准，涉及人际关系情绪、生活方式与行为表现。心理学家Jennifer Skeem研究了所有这些事项，其中哪一条预测了不良行为。你可能会认为是冷漠无情、缺乏同理心。但是这一点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假如你要讲一大帮，疑似心理变态者从监狱中释放出去，并且要事先预测他们哪些人最有可能重返监狱。那么同理心测试一点儿效果也没有。那么哪些测试有预言效果呢？需要持续刺激、容易无聊、冲动、不负责任、行为不端，全都是亚当.斯密提到的特质。这样说来，邪恶的根源远远更倾向于缺乏自我控制而并非缺乏同理心。接下来还有心灵的问题人们经常引用大卫.休谟的言论，认为纯粹的理性并不足够。休谟认为“理性应当成为激情的奴隶”，我完全同意。你需要某些原因来激励你去做好事，单纯的收益分析并不足以激励你去做正确的事情。但是正如上面我所说，这一动机并不必是同理心不可，也可以是悲悯与同情。人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利用同理心，有些人可能会坚称这一术语应当被用于形容关心他人。对此我毫无意见，我不想进行术语细节的争论。我想说的是，无论你采用怎样的称谓，与他人感同身受都是道德错误，这会让我们成为更糟糕的人而不是更好的人。我们应当停止这种做法。谢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WWNUa6kmqE

1，论架空世界的危险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A6MQHNM2yE

架空世界令人着迷。我们自然而然地想要了解这世界的更多细节，想要在其中探索，想要理解这世界的运作机制。Google Chrome为了配合《霍比特人》的上映专门制作了一幅中土地图，以超现实的风格渲染了中土的地理，远比托尔金当年的素描要详细的多，与他的文字描述相比就更加详细了。Google Chrome的做法是设定架空世界的一种方式，并且延伸了托尔金本人在《魔戒》以及《精灵宝钻》等书中的架空世界设定——后者的设定尤其密集。托尔金的设想如此复杂而完备，着实令人着迷。他设想了多种完整的语言，而且这些语言真能表达意思。阅读指环王的时候很难不感到中土世界是自主的存在，而并不是因为你阅读才存在。

如今我们可以在众多架空世界当中任意选择。奇幻文学领域充满了此类作品。从《沙丘》系列到《纳尼亚》系列，或者已故的特里.普拉切特的《碟形世界》系列。各家厂商与爱好者都在争先恐后地通过电子游戏、书籍与新电影为《星球大战》的世界观补充各种历史与人物角色。再以我们目前最着迷的架空世界为例，也就是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系列当中的维斯特洛大陆。这些世界全都不是我们的世界，但每一个世界都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每一个世界都拥有一批忠实的拥趸，他们急切的盼望着作者填补关于这个世界的各种空白，例如地理、人物与历史。假如作者不愿意动手，他们就会自行代劳。Wookiepedia恐怕是目前网上关于星球大战架空世界最详细的背景设定集，如果你想知道达斯.西迪厄斯的来龙去脉，在这里一查即可。

为什么我们如此热衷于设定架空世界呢？这种迷恋究竟是无伤大雅还是具有潜在的危险呢？伟大的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M.约翰.哈里森曾经说过，“设定架空世界就是试图详细调查一个并不存在的地点。”哈里森认为，以托尔金的传奇作品为原型的很多架空奇幻小说偏转了文学的关注重点，也是对于文本用途来说最重要的行为，即阅读行为。根据这种观点，架空世界设定假设读者是完全被动的存在，作者以文字为编码拍摄了一幅架空世界的影像，读者则像观看电影那样以浸入式的方式体验了这个世界，欣欣然地或者有意识地忽略了他所体验的世界仅仅是语言的构造物。问题在于这套假设的前提是错误的。作者无法用文字编码来体现世界，读者也绝非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就像作者一样具有创作文本的能力。而且一切文本都是的言词的构造物，不仅只限于架空世界。换句话说，写作从来都是一场游戏，一场交换过程。一方是作者的写作意图，另一方是读者的诠释工具。但是架空世界似乎否定了这种交换，提供了更加整洁的方案。作者提供的故事就像钟表一样，而作者则是钟表匠。这种写作造成了读者的依赖心态。他们想要进一步了解架空世界，想要了解一切。我观看《权力的游戏》时总会有这种感受，正因为如此我才会花费大把时间到网上查询的背景资料。

当M.约翰.哈里森开始撰写奇幻小说《Viriconium》的时候，他的小说十分强硬地拒绝了读者的依赖冲动。在这里一切设定都不会重复使用两次，在不同的短篇故事之间，人名地名会变化，世界历史会变化，同一个角色会在不同的故事当中出现，但很难说究竟是不是你以前见过的角色。用哈里森的话来说，“就像所有书籍一样，Viriconium只是词语的产物而已。这里没有地点，没有社会，没有可靠的家具使其变得真实。你不能为了这些东西来阅读这本书，所以你必须为了其他的一切而阅读这本书。”“其他一切”就是架空世界行为的向读者提供的承诺，也是从爆炸性的阅读行为当中衍生出来的理念与见解。我认为托尔金的确履行了这一承诺，她的确提供了诗意的描述与充满比喻的文本。不过后来者却试图将这些比喻字面化，并且用各种问题来稀释托尔金的原本意向。“可是索隆究竟长什么样呢？”“精灵军团的组织架构究竟怎样搭建呢？”

我们必须注意，架空世界设定并非局限于奇幻小说领域。同时也是真实世界架空行为以及真实世界的主食。架空世界如此流行并不能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的现代世界本身就已经相当奇幻了。因此架空世界设定才会具有如此之大的潜在危险性。小说当中的架空仅仅为更加阴险可怕的表兄弟——政治架空设定——提供了便利。政客、营销人员以及媒体合力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精心构建的世界。用哈里森的话来说，“‘欧莱雅’这三个字表现出来的自恋幻想早在J.K.罗琳或者JRR.托尔金的作品出现之前就已经位居上游了。这两位作家的架空世界远远赶不上‘可口可乐’或者‘天主教教会’那样成功或者精彩。”

我本人是托尔金、《权力的游戏》以及星球大战的忠实粉丝。但是我也意识到了人们的被动倾向并因此感到担忧。架空世界往好了说是反映了，往坏了说则是鼓励了这种倾向。我们的生活早已遭到了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各种利益团体的严密管辖。假如我们想要阅读虚构作品，无论是奇幻文学还是其他作品，我们至少应当去寻找更加顽皮更有挑战性的设定。这样的虚构更加要求我们与作品进行互动，震撼我们的视角，暴露出我们生来就接受的幻想世界的虚假面目。毕竟，这个世界在构建之际并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

2：论哥谭市的进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F-wVFTR0fg

蝙蝠侠研究专家威尔.布鲁克曾经说过，“哥谭市的定义性特色就是那里永远都有犯罪。”

哥谭市之所以必须永远都有犯罪，因为蝙蝠侠在非常关键的层面上必须是对抗犯罪的斗士。这一点彰显了蝙蝠侠与他的城市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事实上，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性的，其中一方永远都在巩固强化另一方。哥谭市以一个无名小贼的形式杀死了布鲁斯韦恩的父母，而这个小贼正是哥谭市腐败环境的产物。此后的一系列事件造就了蝙蝠侠，以及他要在哥谭市铲除犯罪的变态执着，而这种执著又进一步孕育了更为黑暗扭曲的犯罪行为。

起初哥谭市只是蝙蝠侠的背景。事实上一开始蝙蝠侠的活动地点根本不是哥谭市，而是纽约。直到1943年第48期《侦探漫画》才正式提出了哥谭市的设定。在1943年与1949年的《蝙蝠侠》电视剧当中，由于预算限制，绝大多数剧情都发生在内景或者布景环境里。当时的人们几乎从来没有试图从整体上体现哥谭市的风貌。六十年代亚当.韦斯特的《蝙蝠侠》电视剧系列走得也是同样的路线。当时的蝙蝠侠角色正处于喜剧路线的巅峰。在1966年的整部《蝙蝠侠》电影当中你都看不到一座摩天大楼。

亚当.韦斯特的电视剧失利之后，创作人员为哥谭市笼罩了一层更黑暗的基调，让哥谭市获得了进一步的连续性。连续性意味着哥谭市里的各个地点变得越发重要，哥谭市本身也越来越像一个独立的角色了。这一趋势在1986年随着弗兰克.米勒的《黑暗骑士归来》而达到了高潮。这部漫画深入解析了蝙蝠侠痛苦而纠结的心理，并且在充满犯罪与病态的哥谭街头找到了这种痛苦心理的对应点。这种本质性的感受越来越强，三年之后在蒂姆伯顿的电影版《蝙蝠侠》当中，哥谭市变成了一幅梦魇景象。这部电影当中塑造的披风斗士的故乡是所有哥谭形象当中最典型的一个。蒂姆.伯顿与安东.福斯特构想的哥谭是就好像“地狱喷出了地面并且四处蔓延”。通过相互映衬而又突兀刺眼的多种建筑风格以及休.弗里斯（Hugh Ferriss）的几张炭笔素描，1989年的电影版《蝙蝠侠》利用了八十年代年代美国人日益恐惧犯罪的心理，并且放大到了足以与卡夫卡相媲美的层次。这套艺术风格在蒂姆.伯顿拍摄的续集《蝙蝠侠归来》当中得到了更为宏大夸张的体现。三年之后《永远的蝙蝠侠》描绘了一个更加五颜六色华丽俗艳的哥谭市，距离现实世界也更远了。在1997年的第四部蝙蝠侠电影当中，原本非常阴森可怖，源自蒂姆.伯顿想象力的设定此时变得花里胡哨，十分可笑。

但是尽管电影糟蹋了蒂姆.伯顿的愿景，电视与漫画却汲取了1989年审美的精华，并且为哥谭市开发了更深一层的身份。在动画片《蝙蝠侠》当中，这座城市的底色一片漆黑，就好像1930年的世界博览会又延续了六十年一样。漫画当中的蝙蝠侠则越来越不想离开哥谭市，哥谭市与外界的隔离也越来越严重。在《无主之地》系列漫画当中，联邦政府干脆在一场地震几乎毁掉哥谭市之后彻底舍弃了这座城市。城市的废墟很快就被各个帮派与恶棍们大肆瓜分，当真沦为了人间地狱。克里斯托弗.诺兰在自己的黑暗骑士三部曲当中也采取了类似的设定。在《黑暗骑士崛起》中，警方为了阻止罪犯逃窜而升起了城市通往外界的吊桥。在《黑暗骑士归来》当中，贝恩再度炸毁了这些桥梁。当然，诺兰设定的哥谭比前辈们更加贴近现实，尤其是2008年的《黑暗骑士》。伯顿的哥谭或许更像噩梦场景，但是与现实世界十分贴近的哥谭却更加吓人。面对着狂暴否定既成秩序的行为，现实化的哥谭市显得尤其脆弱。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最早期的描述。到最近出现的电子游戏与同名电视剧，哥谭一直充满了弹性，适应着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与不断变化的蝙蝠侠。唯一不变的是犯罪，无法抑制的罪犯阶层祸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警方要么与他们沆瀣一气，要么无力阻止。事实上就连蝙蝠侠也无力阻止犯罪，否则他的存在也会失去正当性。

我认为在一切现实或者想象的城市当中，哥谭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在过去七十年里，我们已经详尽了解了这座城市的心态，这座城市带给人的感受，以及城里的各个地标，例如韦恩塔，阿卡姆精神病院或者犯罪巷。但是与真实的城市不同，我们无法绘制哥谭市的地图。每一次试图这样做的尝试都会因为哥谭本身的不断变化而显得荒谬可笑。哥谭并不是一所建设起来的城市，而是一座表演出来的城市。我们通过发生在哥谭的故事了解了这座城市，通过角色碰面的各种空间来感受这座城市。因此各个不同版本的哥谭市并不应当被视为缺乏一致性的表现，而是统一在一套思考城市的新理念之下。城市是不断的重新发明与遭到掩埋的解释，是遭受苦难的人们重新施加创痛的表达。这座城市不能通过建筑与街道来描绘，而是要依靠塑造了这座城市的事件、人物与心态。

3艺术如何改造互联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83hwpJTjlo

在托马斯.品钦才气横溢的后现代小说《万有引力之虹》当中有这样一段情节：主人公遭到了美国政府的审讯被注射了阿米妥钠或者说吐真药剂，然后小说文字就滑入了若干段如梦如幻的关于语言的思考。一份来自威斯康辛的电报让主角陷入了执迷的沉思，他开始考虑一段由六个单词组成的句子有多少种可能的构建方式：You never did the Kenosha kid。随着各种不同的重音读法与断句方式一一涌现，我们意识到了一项关键性的后现代真理：词语可以指向现实，但却永远无法抵达现实。在不同的语境当中，词语永远会具有不同的意义。

那么究竟有多少种不同的语境呢？在小说当中品钦总共描述了七种。可能存在的重读与断句方式实在太多，单独一位作者无法全部概括。此外在小说构建的审美世界当中，将所有断句方式一一分类不仅劳心劳力，而且还臃肿啰嗦。

这时互联网就出手了。有一位名叫达鲁斯.卡兹米（Darius Kazemi）的人就出现了。他创造了很多他所谓的“古怪的互联网玩意”。去年达鲁斯编写了一段推特自动账户，做到了品钦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每过两个小时，这个账户就会自动产生一段You never did the Kenosha kid的不同断句方式。目前为止这个推特账户已经发布了8600多条推文，恐怕还要过很多年才会穷尽所有有可能的断句方式。有机会大家可以去这个账户看看，找出几条来大声阅读一下。品钦的语言实验得到了深化与更新。他想要表达的真理以全新的方式得到了接受。在书籍当中难以接受的穷举特质通过这种全新的形式获得了新颖且怪异的生命力。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互联网艺术的审美——所谓互联网艺术也就是以网络为工具，以网络为目的，以网络为载体的艺术——不会服从任何已知的审美规范。这也非常适宜，因为很多互联网艺术与之前任何其它艺术都毫无相似之处。创作推特自动账户的工具并不是画笔或者乐器，而是算法与代码。代码当中存在美吗？不，这只是一系列指令罢了。

比方说有一个程序，其中规则执行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即登陆德克萨斯州刑法部数据库并且将所有包含“爱”字的死刑犯遗言调取出来。这个艺术项目的用意并非公然颠覆死刑——就像所有优秀艺术一样，它的目的没有这么显而易见——而是重新组织了身边世界的元素，让观众们以全新的方式认知与感受这个世界。问题在于卡兹米评论的世界并不是物理世界，而是数字世界与互联网世界。绝大多数互联网技术都关注自身，关注我们身边网络世界的可视层面与不可视层面——后者更为重要。

数字艺术家与批评家詹姆斯.布莱道（James Bridal）最近完成了一项名叫“彩虹飞机”的艺术项目。他在谷歌地图上发现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例如留下彩虹一般残像的飞机。布莱道认为，“这是一项故障，但就像所有故障一样，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而且还让我们有机会了解产生这一图像的深层机制。”产生谷歌地图图像的卫星并非仅仅将镜头指向地面而已，而是收集了范围广泛的电磁光谱的信息。卫星在制作数字图像的时候会分别记录红色、绿色与蓝色，于是偶尔你就会在卫星图像当中发现高速运动的物体留下彩虹般的残像。

布莱道的数字艺术想要让我们看清技术眼中的我们是什么样子，强有力的科技系统怎样悄无声息地潜入了我们的生活而没有引发多少抗议。这些系统并不像我们。我们用眼睛看，它们用数据看。我们用心思考，它们用算法思考。像这样的艺术作品显示了我们日益依赖复杂科技的代价，也就是用它们的价值观与动机来取代我们的。因此衡量互联网艺术审美价值的标准或许取决于一件作品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我们审视互联网，就像小说让我们重新审视语言，绘画让我们重新审视现实那样。

这只是我的想法而已，我不敢说你就一定能认同。但是我确实认为，我们应当试图发展一套针对这种新型数字艺术的审美标准，从而去粗取精，取其精华。因为我们评价伟大艺术作品的标准最终也会成为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在网络吞噬一切之前，对于互联网价值观与全球网络价值观的表述或许正是我们这代人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4建筑艺术的下一个时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s57jh7kHcI

在《巴黎圣母院》的行文当中，维克多.雨果一度中断叙事，插入了一段关于古代建筑重要性的哲学议论。

“自开天辟古以来，建筑艺术向来就是人类最伟大的书。把石头垒石头，进行言词某种组合的尝试。克尔特人的平石坟和独石垣，伊特鲁立亚人的古冢，希伯来人的墓穴，这些全都是词。有时候有的地方的石头又多又宽广，人们就书写一个句子。传统滋生象征，反面被象征淹没了，这好像树干被树叶渐渐遮住一样。石头的象征需要扩展成为造型与结构。”

雨果认为建筑艺术与人类思想齐头并进。建筑的风格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伟大思想以及政治与社会变革。印度教建筑风格被腓尼基风格取代，埃及建筑风格被希腊风格取代，罗马建筑风格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取代。在这些神庙、宫殿与教堂的墙壁当中，一个文明可以将自己的知识传递给未来。他们确信，只有最严重的社会动荡或者自然灾害才有可能将这些建筑移动分毫。

但是巴黎圣母院明确指出，哥特艺术是这一重要的建筑艺术纪元的最后阶段。自从古腾堡发明了印刷术之后。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印刷的书籍当中，理念找到了更加历久弥新的载体，从而更有效地将自身传递给后世。印刷书籍的成本远比修建建筑更低，而且一本书可以复制几百几千份，散布到整个世界。出版行业的兴起恰恰映射着建筑艺术的衰落，书籍取代了建筑的主要审美力量的地位。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本周在Tumblr上有人问我，建筑物在社会当中除了遮风挡雨之外还有哪些功能。在我看来，当今的建筑艺术就像许多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都受到了多元主义主导。目前并不存在或者说并不需要存在体现时代审美价值的建筑风格的共识。文艺复兴时期过去之后紧跟着出现的建筑风格非常反对复兴过去的做法，试图营造新的审美价值，从一开始强调实用与客体性的现代主义，到强调心理主观性的后现代主义。城市化进程着重强调了功能压倒审美或者功能即为审美。目前建筑业的主要关切似乎是如何应对我们社会的下一个重大挑战，也就是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建筑与自然环境相统一。这方面的关切必须得到切实的应对，不过仅仅做到这一步还不够。

我或许是错的，但是我认为目前我们严重忽视了建筑影响人类意识与文化的力量。对于实体空间的分割，对于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划分，对于城市当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界定，都会深切影响我们看待自己以及自身在社会当中所处位置的方式。生活在曼哈顿的一间逼仄工作室当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生活在搭配着完美草坪的市郊独栋公寓又意味着什么呢？建筑物的实用功能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完全消失在了背景当中或者说完全融入了背景。假如我们对这一切听之任之，假如我们对建筑物视而不见，那么建筑物对我们的影响——无论好坏——也不会被我们所察觉。

我所居住的内城对于居住空间的需求非常高。同一风格的新建楼房反复出现，根本无法想象有哪种中心化的建筑理论能够压倒其余。这就是正在生效的多元主义，宽容但是混乱，包容但是一致。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时代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我不知道大学建筑系能否恢复一度的文化主宰地位，就好比说我不知道我们能否迎来古典主义文学的复兴，能否再次出现莎士比亚或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样的作家。但是说假如历史上真有一个迫切需要全新建筑风格，全新理念，编排空间与人性的全新方式的时代，那么肯定就是在现在这个空白的时代。

5金缮：拥抱损坏的艺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T55_u8URU0

在小说或者影视作品当中，每当一位角色对另外一位角色说：“我们就不能回到过去那样吗？”的时候，作者往往是在暗示这位角色要么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现实，要么还没有准备好面对自我。这种俗套做法往往被作为解决方案。创伤已经过去，遭到激怒、伤害或者误解的一方想要原谅，想要愈合。他们希望好时光能够取代坏时光，但是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却是坏时光从未发生过，这一前提无疑是虚假的。这种想法无助于放下心结，只会分散注意力。创伤可以受到到压制，但是不可能被抹除。要想彻底放下心结，就必须拥有情感自觉，拥抱创伤带来的变化，承认创伤不可逆转地重新组织了性格、身份与社会现实等各种因素。

这种拥抱我们自身伤口与破损的理念在日本的金缮艺术当中获得了充满诗意的表达。所谓金缮就是用混合或者涂抹了金粉的树漆与树脂来修复破损瓷器的艺术。漆器在亚洲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在中国商朝就发展成了成熟的艺术形式。距今最早的漆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期的河姆渡文化遗址——按照年轻地球创造论者的说法，这件漆器的历史已经比地球的年龄都长了。

精巧纤细的漆器艺术在之后千年时光中不断流传分化。据说日本的金缮艺术源自十五世纪，当时有一位足利义政将军打碎了心爱的茶碗，于是他将茶碗的碎片送回中国进行修缮，结果茶碗上锔上了好几个笨拙难看的金属钉。大为不满的足利义政于是命令日本的工匠寻求一种更符合他的审美观的修缮方式。金缮能将损坏的器皿变成比原本状态更加美丽的样子。据说专门有人会重新打碎自己的瓷器收藏，只是为了能让这种优美的技术修缮一下。

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说，金缮艺术体现了日本的侘寂美学。这种美学并不像西方传统那样在对称或者几何形态当中寻找美，而是在佛教的无常理念当中寻找美。瓷器上的裂痕并不意味着瓷器的终结，而是瓷器存在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瓷器形状的不完美并没有被隐藏起来，而是被广而告之的彰显了出来。或许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当中写下那句著名论断时也抱有侘寂的心态：“这世界会打碎每一个人，然后很多人的破损之处都会更加坚强。”

就像很多手工艺一样，金缮艺术如今也已经走上了末路。这门手艺象征了以下真理：要想修缮就必须要转变，完整无缺并不如残缺遗憾那样美丽。除非遭到粉碎，除非我们的伤口像裂纹一样延展开来，否则我们就无法看清自身的形态。

6路易.C.K是一位道德警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OO1AX7_jXw

“……恋童癖实在是太锲而不舍了。想象一下性骚扰儿童伴随着怎样的风险吧，姑且不提你给别人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就说你本人要承担怎样的风险。一名恋童癖被捕之后，将会面临全世界最糟糕的人生境遇，可是他们依然不放弃。因此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样做一定非常爽。这是他们的看法，不是我们的看法，不是我们的看法。不过他们要是愿意承担这么大的风险也一定要这么做，那感觉肯定爽死了……”

——2015年5月16日，路易.C.K在《周六夜现场》的开场独白

这个笑话是否冒犯人呢？有些人显然是这么认为的。

“……假如被害人也在看这个笑话怎么办呢？假如被害人的父母也在看这个笑话怎么办呢？这种事对人们的伤害太大了。我知道喜剧演员总在开拓新疆界，有时他们会承担风险却没有收到效果。但是我认为儿童性侵题材的笑话根本不好笑，而他又太聪明了，根本不必要这么下作。他原本能讲一千个不一样的笑话……”

当我们询问一个笑话、一条推文、一幅漫画究竟是否冒犯人的时候，我们究竟在问什么呢？我们并非询问某一位个人是否受到了侵犯，我们真正想问的是我们讨论的内容在道德上是否正确。可是谁能确定这一点呢？谁能肯定一个笑话在道德上是否正确呢？

“……任何平台都不能允许这种笑话。我认识有些受害者在三岁的时候就遭受了性侵。这种事一点儿也不好笑……”

这个人似乎认为关键在于笑话起到的效果。因为儿童性侵是一个如此耸人听闻的题目，因为造成的伤害如此惨重持久，因为任何轻描淡写的描述都有可能贬低受害人的痛苦或者唤起受害人的惨痛回忆，所以儿童性骚扰这个话题应当完全从喜剧场域剔除出去。这一论点确实非常有说服力。喜剧的目的绝不能是为无辜的受害者造成痛苦。但是这一点肯定不是路易.C.K的笑话一开始的目的，肯定不是他原本的用意。另一方面，瑞奇.热维斯则认为，“一切都取决于动机与用意”。他不同意用效果来衡量笑话道德与否，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喜剧演员的意图。路易.C.K的动机显然是利用喜剧来促使我们思考全社会对于恋童癖的态度与应对方式。他或许暗示我们一味丑化恋童癖的态度过于盲目，因为自己是正常人而沾沾自喜的态度又失之肤浅，尽管我们心中都清楚性取向的复杂本质意味着没有人自愿成为恋童癖。路易.C.K在整个笑话当中都没有原谅或者支持性侵儿童的行为。这个笑话的前提就是任何形式的虐待儿童行为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抨击与惩罚。我认为这正是这个笑话的意图，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这个笑话的效果，即不动声色地审判我们自作正义的立场，以及揭露了我们的文明社会多么恐惧性取向与性倾向无法约束的本质。

笑话专门被人用来传递这种信息。笑话能够潜入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理防线平时会压制让我们感到不适的思考方式，而笑话却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我并不是说我完全同意瑞奇.热维斯认为动机决定一切的理论，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言论不仅具有意图，还会造成意图之外的后果。特权阶层往往会想当然地制定道德规范而不考虑到那些遭到压制、边缘化甚至更糟糕对待的人们具有怎样截然不同的经历与感受。随着互联网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有能力发出声音，关于政治正确与喜剧的辩论也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了。令我惊讶的是，此类辩论往往会飞快地分化成两极对立的局面。一派人会义正辞严地谴责笑话，另一派人则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笑话，悲叹政治正确警察与社会正义斗士针对言论自由的持续蚕食。

我认为道德非常混乱并且不断变化。人们经常说某件事情越过了界线，但是在道德领域并不存在界线，只存在一片无人占领的荒地，充斥着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在我看来伟大的喜剧演员就像警探一样。在刑侦题材的影视作品当中，我们一般倾向于同情为了更广大利益而暂时不守规矩的警探。因为我们理解，正义就像道德一样也是抽象的。警探接受过在正义边缘的沼泽当中跋涉前行的训练，我们也赋予了他们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我认为水平最高的喜剧演员也应被赋予这种自由。

我不知道我们的文化怎样决定谁有资格获得这种自由，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我认为当一名喜剧演员爬升到这一领域的最高层次时，我们自然就知道他是谁了。这个答案或许并不能令人满意，但也只能如此。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的就只有检视笑话本身， 笑话的意图，笑话的效果以及笑话究竟好不好笑。但是假如我们希望我们的集体道德能够更加细致入微，更加进步。我们就必须允许喜剧演员接触令我们感到不舒服甚至被我们视为错误的话题。

7媒介本身就是信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2dHqdvXsys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非常著名的说过，“媒介本身就是信息”。这一论断向在线视频的时代提出了非常有趣的问题。他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新的传媒形式确实会重新组织我们的意识。在麦克卢汉的时代，媒体经历了从纸媒向电子媒体的转变，当时的电子媒体包括广播以及更加重要的电视。麦克卢汉将书籍称为热媒介，书籍会单向性地将高保真信息大量倾注到你的头脑当中。相比之下电视则是冷媒介，电视信息的保真度较低，发生在繁忙的家庭住所当中，信息传递时断时续，会被广告打断，并且会诉诸于你所有的感觉。换句话说，电视要求受众的参与来填补双方之间的沟渠。

每一种媒介从印刷到电台，从音乐到电视再到网络，都在我们身边创建了一层无形的环境。当你看电视的时候，你或许会注意到某一个特定的节目多么有趣或者多么吸引人，某一位特别的角色多么令你感到亲切。我们很少后退一步想一想，看电视究竟意味着什么，生活在这种视听觉浸入式体验环境当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奇怪的是，电视行业的成功实际上也是广告行业的成功。广告是最适合电视媒介的表现形式，在30秒到一分钟的时间里，广告邀请我们参与进来并且利用了我们的每一种感官。我并不是说广告对我们有好处，只是说广告对电视有好处。

早期电视曾经模仿过印刷品、广播与电影，最终才找到自己的风格。同理，在线视频一开始也是对电视的模仿。但是就像电视一样，在线视频也是一种全新的媒体，也有专属于自己的环境，也在重新塑造受众的意识。观看在线视频的方式观看电视非常不同，我们距离屏幕更近，我们的态度更加全神贯注，我们的屏幕往往更小，或许只有手机大小。看电视的时候我的手并不会一直拿着遥控器，看在线视频的时候我的手却几乎不会离开鼠标。视频界面上分散注意力的因素更多，快速浏览视频也比收看电视更容易。这些特质以及其他许多你能想到的特质都影响了广泛得到认可与接受的在线视频风格。

但是我认为在线视频的最关键要素就是人们意识到每一位消费者都是潜在的创造者。对于在线视频文化来说，人人都能创造的理念至关重要。以至于我认为在其他领域被视为有缺陷或者不完美的拍摄手法对于在线视频来说却不可或缺。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广播电台适宜于传播包裹化的信息，而电视则更注重过程与事物的发展。我认为在线视频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比方说自拍博客，这恐怕是为在线视频媒体量身定做的表现形式。运镜方式与拍摄方式对于内容至关重要。麦克卢汉说，节目的效果是偶然的。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确实认为有价值的在线视频内容必须与在线视频的形式相匹配。

当然这种媒体的存在时间还是太短了，再过十到二十年的时间。当我们的见识更深一层以后，我们或许能够回顾这段历史，并且指出真正的伟大作品。真正令我兴奋的是，我们这些在线视频制作者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形式，我们正在书写在线视频的语言。因此实验与创新必须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即便对于单纯的观众来说，也很有必要研究这种媒体的性质，意识到这种媒体所传递的特殊信息以及其所创建的环境。因为一切媒体创造的环境“在不可见的前提下都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Mike Rugnetta。我创作并主持了Idea Channel这档YouTube节目。节目内容包括流行文化、批评理论与科技动态。此外我还是现场讲谈类表演艺术三人组Meme Factory的成员之一——你们大概也是在三十秒钟之前才知道这个组合的。要是你们听说过这两者当中的任何一项，我很乐意待会儿下来和你们击掌庆贺一下。我想感谢案底对我的邀请，能够与你们共聚一阿堂实在太令人激动了。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位都是我心目中的网络英雄。要不是站在你们的肩膀上，我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存在。没有你们打下的基础，我根本不敢想象我居然可以通过在互联网上语速飞快地谈论互联网现象来赚钱糊口。所以今天实在是我的荣幸，能在这么多互联网文化支柱、黑客与捣乱者面前讲话。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并不是我多么爱戴你们——我非常爱戴你们——而是一批人的成功如何能够允许其他人成为自己。我不想谈论如何制作网上内容，不想谈论我自己的事业起源，而是想谈谈在座所有人的起源：你们如何造就了自己，以及这一过程如何与“扰乱”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互联网技术被有些人称作搅局技术，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公平，因为这个说法暗示着互联网只会惹是生非。互联网颠覆了这个世界的天然正常秩序，将自己的路线无事生非地强加于这个世界。面对着社会现状造成的裂隙，互联网的确很到位地体现了裂隙一边的集体精神、态度与立场，但是却多少令人有些不安。很多人都因为互联网而感到不安，有些人是因为遭受剧透的可能性直线飙升，其他人则是认为互联网在经济层面提供了大量抄近路的方法。

如果说“扰乱”是形容互联网的热门词汇，那么更热门的词汇就是“去中介化”。围绕着“去中介化”的讨论也有一套主旨。这套主旨认为，有些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存在的基础设施遭到了互联网的破坏与拆除，或者说互联网至少鼓励了这些基础设施的荒废与崩溃。这套说辞描述了一个解构性的互联网。这种说法总体来说并不算坏，互联网并不会破坏，而是会解构，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我不敢肯定这就是对于互联网本质的完整描述。我认为还存在着另一个互联网，或者说同一个互联网的不同部分，甚至或许是不同视角下的同一部分。我将这个互联网称作建构性互联网。建构性互联网会将人们与许多偏远地点联系起来，这些地点之所以偏远并非因为路障，而是因为在互联网之前原本就无路可通。建构性互联网不是拆墙的铁锤，而是曲径通幽的小路；不是电动手锯，而是沙土地上的旗帜。解构性互联网是近路，建构性互联网则是设计路径。严格来说，近路是使用者较少且较快的路径，而设计路径则是一群用户重新思考哪些并不存在的路径其实应该存在的结果。如果说世界范围内的媒体生态是一座公园，主导地位的商业与沟通模式是公园里的景观、建筑以及公园管理部门修建的路径，那么解构性互联网就是经由后山山坡抵达小吃摊的近路，而且后山山坡上到处都是搂作一团的情侣；建构性互联网则是草坪上踩出来的小路，你在踏上这条路之前或许会有几分犹豫，因为这条路兴许并不应该存在呢？但是等一等，除了像你这样当真在公园里行走的人以外，还有谁更有资格决定你该往哪里走呢？显然还有很多人和你感受相同，所以才会踩出这条路来。

建构性互联网可以是ifttt，seamless或者Evernote，Imgur上的无数gif动画尤其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根本接触不到或者没有想过的新路径。最重要的是，我认为构建性互联网的最主要体现就是在线群体。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些群体的成员只有付出极大努力才有可能相互接触，现在他们却能轻易建立联系。有些在线群体是临时出现的。但是很多在线群体的规模非常大，而且是永久性的，比方说粉丝圈。

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我要首先说明，粉丝圈的存在远远早于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出现之后的粉丝圈是全新的粉丝圈。互联网粉丝圈的成员并不只是一群分布在五湖四海，并且经常性地集体面向同一部电影、同一本书或者同一部电视剧的人们，而是一个完全实现了网络化内部结构的群体，一直在共同创作，共同庆祝。粉丝圈不再仅仅意味着新书发布会上等待签售的队列，或者年度动漫展上的人潮，或者经常性的快餐店聚餐。换句话说，粉丝圈如今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重要性。莎士比亚与叶芝肯定也有各自的粉丝圈，但是如今的粉丝圈尤其遍地开花，数不胜数。从《神探夏洛克》到《神秘博士》，从《小马宝莉》到《受困家中》，从《发展受阻》到《欢迎来到夜谷》，从《哈利波特》到《绝命毒师》，从《宅男斗士》到《权力的游戏》，从《星球大战》到《火炬木小组》，从《行尸走肉》到《降世神通》，甚至就连区区在下都有专属粉丝圈——您们真是太捧了。

如果互联网也要写一本属于自己的《孙子兵法》或者说《互联网兵法》，内容不是关于怎样打仗，而是怎样做一名聪明和善的互联网用户，那么我的朋友Kenyatta Cheese说过的一句话很应该入选：粉丝圈的主旨不是一群人围绕在他们共同喜爱的媒介周围，而是在他们共同喜爱的媒介附近相互陪伴。解构性的互联网让粉丝们能够直接接触令自己如痴如醉的个人与媒介，建构性的互联网则使得粉丝们可以相互接触。根据这一理论，最成功的粉丝圈——当然成功的定义非常宽泛，这里姑且不再深入讨论——并非拥有最成功的媒介或者由顶层设计提供的接触该媒介的渠道，而是拥有最好的粉丝间交互关系，最好的粉丝故事，最为良性的持续对话。因此粉丝圈的最佳载体包括Deviantart，推特，Tumblr，Steam，Reddit，LiveJournal以及一个一个又一个同人论坛，它们允许粉丝们创作并相互交流同人画作，同人小说，gif，剪辑作品，恶搞作品，同人理论以及cp搭配。成功粉丝圈里的粉丝不仅会直接接触让他们聚集到一起的媒体，也会热烈地彼此互动，如果说后者的热烈程度未必总能超过前者，至少也毫不逊色。

上述现象的怪异之处似乎表明——当然你们可以认为这一点不仅很奇怪，而且暗示意味并不很强——粉丝群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不是正典媒介，例如电视节目、书籍、游戏或者youtube频道，而是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羁绊。粉丝圈无疑是由媒介发动起来的，但并不是隶属于媒介的一部分，因此粉丝圈才能够长期持续的存在。根据这一假设，或许会——鉴于在互联网上存在着如此之多的平行世界，我们其实应当说必然会——存在一个根本没有正典媒介的粉丝圈。这个粉丝圈的存在要素是粉丝之间的相互扶持，而不是对于单一奇观的全心投入。我的好友、Meme Factory创始人Patrick Davis认为，这个粉丝圈就是——请保持严肃——兽迷圈。

兽迷粉丝圈并不具备单一的正典媒介，而是具有一整套媒介，例如《黑猫侦探墨萨德》（Blacksad）、《雷卡黛西》（雷卡黛西）甚至《狮子王》。所有这些不同的媒介对于不同的书兽来说也有不同的意义。更有甚者，并非所有创作了这些媒介的人们都认为自己属于兽迷集体。或者一开始就存心要为兽迷粉丝圈有所贡献。甚至在兽迷粉丝圈内部对于兽迷的定义同样也争议颇多。兽迷粉丝圈并不是围绕着单一一部作品构建起来的，甚至都不存在对于兽迷的正宗定义。兽迷不仅是个单数名词，还是个概括名词。与标准的粉丝圈相比，兽迷粉丝圈分布更广，流动性也更强。因此互联网与兽迷可谓是天作之合。

是互联网创造了兽迷吗？恐怕不是。互联网出现之前也有很多兽迷，他们过得也还不错。但是如今的兽迷数量确实比互联网出现之前更多了。那么我们能不能说互联网至少创造了一部分兽迷呢？我认为是这样，和我谈过的许多兽迷也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并且最终涉及到了我们谈论的更广泛的议题，也就是怪异且多样的去媒介化以及获准成为自己的重要性。想象青少年时期的你自己吧，你把自己锁在卧室里面闷闷不乐，因为你觉得你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会对拟人化的熊产生性趣的人。这种想法太可笑了不是吗？你肯定不是一个人，兽迷圈明明是存在的。对于很多很多人来说，发现兽迷圈，发现自身与这个粉丝圈建立联系的能力，以及最终踏上通向兽迷世界的欲望大道——如果你们允许我使用如此富有挑逗性的措辞的话——对于人生的塑造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这里的去媒介化指的并不是直接接触媒体、品牌、名人、新闻、视频或者学术知识。互联网的确彻底改变了上述各个方面，但同时互联网也改变了人们构建自己的方式。自我构建是一团难解的绳结，而互联网则提供了解开这个绳结所必需的知识、群体与个人。自我非常复杂，因为你不可能直接接触自我。之所以你要独自躺在屋里看向窗外的月光，之所以你要光顾这么多咖啡店，之所以要抽掉这么多香烟，只为了考虑清楚我是谁、我相信什么以及我想要什么，理由在于你不可能闭上眼睛观察你自己的感受。自我就像一间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房间，如果你想找到沙发在哪里，就必须要到处摸一圈。沙发兴许就在你面前，兴许不在。如果我问你对于目前的叙利亚局势有什么，感想你或许立刻就知道，或许还需要再考虑一段时间。康德谈到了眼见不为实的问题。当然康德的理论主旨并不是你是否知道自己是兽迷，但是康德的确谈到了对于自我的理解以及此类理解往往总是退守自身的过程。出于各种原因，这一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尤其困难。对于他们来说，了解自我的最常见障碍在于他们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可了主流常规，知道哪些行为以及哪些欲望可以被人接受。自闭自守的做法不仅表现了自我的复杂性。有时候还表现了自身自我以及其他自我之间不可避免的比较。要想自信地构建自己却不与他人比较是很困难的。所谓的真实自我——假如确实存在单一的真实自我——完全可能躲在文化规范、社区行为准则以及社会预期等等因素背后。

这一来我们的处境就有些奇怪了。当然还不像《欢迎来到夜谷》里的遛狗公园那样奇怪，而是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很奇怪。你想要忠于自我，但是你不知道真实的自我应该包含哪些因素，除非你去采购一番。真实的自我可以来自大脑以外的外界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完全内在的自我呢？换句话说，目前每一个自认为是哥特派、民主党、反堕胎、黑金乐迷或者兽迷的人是否都是在不受他人行为或者偏好影响的前提下独立作出了这一结论呢？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答案。我认为自我是由许多特质界定的，你只有有了特定的经历之后才能知道自己的想法与信念。而你的想法与信念又是先天因素、后天因素、环境因素、自身行为与他人反应、他人预期与自身叛逆、相当一部分运气以及熵增过程等等炖成一锅的杂烩。询问某人是否真正是这样的人或者那样的人并没有益处，最终会让我们回到麦卡锡时代或者“全民反装逼”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与其询问某人是不是这种人，倒不如询问他在做这种人的时候是否感到舒适，是否觉得自己就应该是这种人。与自我发现的慰藉感受相对应的感觉就是发现世界各地各还有许多其他人也作出了令你心有戚戚的行为。鉴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互联网，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那些在网上建立了在线家园的人们，因为很多群体都要依赖互联网而存在，例如兽迷群体。又比如失性恋（Demisexual）群体，他们的性冲动并不基于对方的外貌或者个性，只有与对方产生了浪漫的感情之后才会产生性欲。又或者外族（otherkin）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认为自己具有一部分非人特质或者完全不是人。他们认为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体，或者神话动物，或者来自其他维度的其他生命形式，或者一般来说并无生命的物体，或者动画卡通形象。这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很贴近兽迷群体，尽管并非完全重合。根据维基百科的说法，他族群体在网上的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1990年。我们不仅要谈论那些因为互联网才找到精神家园的人，还要谈论那些自我与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关联的人，这批人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个房间里的非正常区分恰恰正体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才会聚在这里，无论是在艺术、媒体、商业还是科技领域，互联网都帮助我们拨去了层层外壳，达到了内在的本质。

但是互联网并不是一个排外的俱乐部，这种剥离效应不仅仅作用于互联网内容的消费者，也作用于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者。因为随着你接触了越来越多不同的媒介——这正是去中介化的效果之一——并且因为这些欲望路径而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你对于这个世界的概念也会变得越发精细、完整、详尽、复杂、混乱且兴奋。换句话说，无论你是谁，你知道的越多，你的自我的越值得庆祝。对于我来说最显而易见的事例就是青少年同性恋群体。他们通过网络找到了彼此以及专门为他们发声的各种媒体。此类媒体最近刚出现的支柱就是podcast《欢迎来到夜谷》。这档节目的主人公电台播音员西塞尔与镇上的科学家卡洛斯是一对情侣。如今在网上关于这对cp的浪漫关系已经有了成百上千页同人画作。值得注意的是，《欢迎来到夜谷》就像一朵发光的云彩一样在美国iPod的播音榜上长期占据了第一名的位置。这两件事情有关系吗？我不知道，但显然这其中关系重大。Zainab Akande写道：“‘白人异性常态’的媒体形象的既有现状正在遭受挑战，而正是这两个角色将《欢迎来到夜谷》推向了挑战的核心。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媒体表现很重要。为什么媒体表现很重要呢？因为媒体是社会的核心力量，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众媒体尤其有力量改变或者强化媒体消费者的习惯。大众媒体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现实从而影响媒体消费者的世界观。这个游戏的名称就叫做觉察， 人们很难觉察不存在的事物——或者就有色人种角色与同性恋角色而言，媒体对于他们的表现远远赶不上真实世界的多样性程度。“

《夜谷》的世界观里包含着悬浮的猫，拒绝承认山峰存在的信徒，并不实际存在的钟表，菜单上写着“不要命”的墨西哥卷饼店，还有一个没有脸的女人就住在你的家里——没错，就是你的家里。她还会舔你家的冰箱，气得你无可奈何。在这样一档节目当中，西赛尔与卡洛斯之间的感情反而是整个世界当中最正常最传统的事物。最近的研究表明，我们这些受众对于这出戏里各种各样无厘头的情节全都无动于衷，但是同性恋依然是我们的关注重点，并不将其视为常规。我实在忍不住将这一点与孤独岛乐队的春假主题音乐视频进行比较。认为这种做法会导致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许过于乐观。但是作为仅仅在互联网上发行的作品，《欢迎来到夜谷》还有很多其他同样出色的同伴。例如《女子监狱》不仅绝大部分演员阵容都是女性，而且还包括了许多立体复杂的少数族裔女性形象以及一位本色出演的跨性别女性形象。拉弗恩.考克斯饰演的索菲亚.波塞特就像西赛尔与卡洛斯一样也是对主流异性恋白人市场以及男性顺性别常规的挑战。索菲亚.波塞特这个角色富有魅力，个性复杂，风风火火，而且并不完美。考克斯的表演使得跨性别群体在几乎很接近主流媒体的环境当中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像互联网乌托邦，但是我还是想要做一点空中画饼的梦想：随着互联网接触媒介、接触媒介发行渠道以及接触媒介受众的能力不断增强，“正常”的理念也会遭到挑战。互联网并不是可以被某几位个人把持的体系，至少不像广播体系可以被少数几位广播员把持，而且互联网也肯定不会仅仅受到关于文化以及广而化之的自我认同的主流态度的把持。互联网不是现实生活的反面，不是现实生活的替代产品，也并不受现实生活的辖制。互联网就是现实生活，互联网已经影响到了在网上度过现实生活的人们以及他们做自己的方式。就像安迪在大会一开始讲到的那样。在所有这些漂亮话与欢乐口号的背后——例如我们如何正在改变世界，如何要掀翻世界现状，如何冲进董事会会议室掀翻桌子——存在着既简单又复杂的现实。但是搜寻独立这一点不正是互联网的美好之处吗？我想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这条反直觉的现实：要想独立存在就必须有群体的支持。我们构建了独立个体构成的群体，我们各自为战却又齐心协力构建了网上的社区。我们从事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并且向别人证明这些事情可以做到。

互联网的这一特质可以作用于产品、服务、网站以及媒体，但是同样也作用于文化与社会群体。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最伟大的扰乱效果。旅游网站、出版业、制造业与发行渠道等等方面也同样需要改变，但是第一位的要务则是帮助人们相互找到彼此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他们自己。互联网不仅应当让人们有能力绕过阻碍他们寻找最恰当媒介的壁垒障碍，还应当在消费同一媒体的人们之间构建通路。我们可以相互寻找，相互认同，共同庆祝，与此同时还要热烈支持《终极闪光:流浪者》并且为了购买新唱片而直接付钱给歌手Chelsea Wolfe本人——我认为能做到这一点还是挺好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9Xq3Xr8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