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主义谈话录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i1jcLg-eIQ
格林校长，各位系主任，校领导们，全体老师们，各位家长与亲友们，以及2015届纽约大学TISCH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们，感谢你们邀请我参加今天的庆祝。
TISCH学院的毕业生们，恭喜你们，你们顺利毕业了（欢呼声）。而且你们也完蛋了（笑声，欢呼声）。
想想吧，护理院校的毕业生全都有工作。牙医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百分之百。斯特恩商学院的学生不愁就业。医学院毕业生人人都能得到一份工作。法学院毕业生不用担心就业——就算担心也无所谓，反正他们都是律师，饿死活该（笑声）。英语专业根本算不上正经院系（笑声），他们的毕业生将会宅在家里写小说。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肯定有工作。固然他们的工作很烂，薪水也很可怜，但是工作毕竟是工作。会计院校的的毕业生肯定有工作。
那么你们现在的处境怎么样呢？你们会嫉妒这些会计吗？我觉得应该不会。会计学院的毕业生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可能对会计事业抱有火热的激情，但是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依据理性、逻辑与常识做出了最能带来成功与稳定性的职业选择。理性、逻辑与常识，TISCH学院里有这三样东西吗？你开玩笑呢？（笑声）
你们其实从来都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吗？你们发现了自身的才华，养成了心中的抱负，并且意识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然后你们无力对抗自己的激情，只得听之任之。在艺术的世界里，激情永远都会压倒常识。你们并不是在追寻梦想，而是在实现宿命。你们是舞者、歌手、编舞、乐手、电影制作人、作家、摄影师、导演、制片人、演员以及艺术家。没错，你们确实完蛋了（笑声）。
好消息是，这样的开端其实并不算糟糕。既然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或者说已经被自己的选择裹挟到了今天这一步——接下来的道路就很清晰了。这条路并不好走，但是确实很清晰。你们要继续努力，就这么简单。你们已经从TISCH毕业了，很好。不过换一种说法也可以：你们已经从TISCH毕业了，呵呵（笑声）。这毕竟是个开始，在这个凯旋的毕业日，新的大门向你们敞开了，这扇大门的后面将会是数不清的闭门羹。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毕业生们所谓的“现实世界”。
你们将会在参加角色海选或者公司招聘的时候遭到拒绝；你们将会在为自己的艺术项目寻找投资人的时候遭到拒绝；当你们希望自己写的东西能够引起他人注意的时候，当你们寻求一份导演或者美工工作的时候，也会感到砰然关闭的大门砸中面部的痛楚。
怎样应对这份痛楚呢？我听说安定与维柯丁挺管用的（笑声）。但是干我们这行不能太放松。阻塞痛苦对于你们来说并不是好事。要是没了痛苦，艺术还剩下什么呢（笑声）？不过我确实认为偶尔小酌几杯并不为过，尤其是假设你即将要在上千名毕业生以及亲友面前进行毕业赠言的时候（笑声，掌声）。
遭到拒绝确实很痛苦，但是根据我的经验，遭到拒绝的原因通常并不在你们自身。你们参加角色面试的时候，导演与制片人往往心里想着另一类不同的人。我最近就遇到过这种事。我打算饰演《塞尔玛》当中的马丁.路德.金，但是被导演拒绝了（笑声）。我要是得到这个角色，绝对能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觉得这个角色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但是导演另有想法。而且她是对的。导演似乎永远是对的。别误会我的意思，大卫.奥伊罗演得也很好，尽管我并不会为这个角色选一位英国演员（笑声）。
我还想讲两个故事，都是真事。当初我参加《战鼓轻悄》的角色面试时，曾经将剧本整整读了七遍。一开始的两三遍，我读的是Henry Wiggen的台词，这个角色最终落在了迈克尔.莫里亚蒂手里。我为导演读了一遍，为制片人读了一遍，然后他们又让我读Bruce Pearson的角色。我为导演读了一遍，为制片人读了一遍，为制片人与他的妻子读了一遍，又为他们所有人读了一遍。他们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来面试我，似乎只是为了趁机找一个更合适的人。至今我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想找什么，不过我很庆幸当他们最终没有找到的时候我一直在他们面前等着。
还有一次我参加了一部话剧的角色面试。他们反复把我叫去了很多次，我满心以为这个角色肯定是我的了。但是他们还是找上了另外一位著名演员。我很讨厌失去角色的感觉，但是我能理解。这个角色原本也可能落到另一位不太著名的演员手里，那样我也能理解。像这样的选择并非针对你们个人，只不过是导演另有想法而已。
在你们的职业生涯当中会听到很多建议，有些来自导演，有些来自片场经理，有些来自赞助商，有些来自编剧——尽管通常情况下前面这几位都会想方设法让编剧闭嘴——还有些来自同行。顺便说一句，我爱编剧（欢呼声）。要听取所有这些意见，也要有自己的主见。我今天主要打算谈谈这些理念在电影领域的意义，但是我的话对于你们所有人都适用。在艺术的各个领域，你们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要想让导演正确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你就必须帮助他或她保持正确。你们的想法可能会有分歧，导演对于角色的理解可能与你的理解不太一致，当你还是个年轻演员的时候，你的意见大概不会像日后那样得到信赖。你之所以能够得到某个角色，是因为导演在面试当中从你身上看到了某些符合他们的既有概念的东西。你或许能得到尝试你自己的想法的机会，但是最终决定权还是在导演手里。等到你的名下积攒了几部作品之后，导演或许会更信任你，但是你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根本变化。或许在片场上你会更有机会说服导演接受你的观点，但是导演能够进出剪辑室并作出最终决定，你却不行。你最好还是能与导演通力合作。作为一名演员，你总是希望既忠于角色又忠于自我。但是无论如何，最重要的事实在于你得到了这个角色。
作为导演或者制片人，你也要既忠实于自己又忠实于世界。电影、舞蹈或者话剧都不是让某一位艺术家一味张扬个性的舞台，而是一整个艺术家团体群策群力的产物。这是一个很大的团体，其中包括制片，服装设计，摄影，化妆与发型，舞台经理，助理导演，美工，等等，等等，在这里我肯定说不全。他们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导演、制片、舞美总监以及艺术总监都是很有权力的位子，但是权力并非来自头衔，而是来自信任与尊敬，眼光与付出，还有团体成员的配合。
你们对待自己的态度恐怕要比其他导演更苛刻。我不会告诫你们对自己宽容一点，我想你们当初选择这样的生活大概也不是因为你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很容易。为了保住工作，你要向导演负责；但是同时你也要向自己负责。这可能会使你们陷入矛盾。你们或许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塑造角色，但是导演却另有打算。要与导演多谈一谈，或许能够达成妥协呢，将两种方法都尝试一遍的空间总是应该存在的。
但是影片的出品并不能依靠民主制度。在片场里或者舞台上总有人要最后拍板，将所有人的付出整合起来，这个人就是导演。所以不要固执己见，假如你上不了舞台或者银幕，那么就不会有人见到你诠释某个角色的“正确方式”。话说至此，我可以回答一下你们全都想问的问题：没错，现在转专业学导演已经太晚了（笑声）。
当我为今天的演讲做准备的时候，我询问了几个年轻的TISCH学生，向他们寻求建议。他们的第一条建议是发言不宜太长。稍微提几条建议也无所谓，但是要简短。你们已经踏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在这里很难向你们提供建议。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我给自家孩子提出的建议。首先，千万不要报考TISCH学院（笑声），而是应该去学会计。然后我就说嘴打嘴了，又搬出了那句老生常谈的鸡汤口号：不要害怕失败。要勇于抓住机会，要保持开放心态，要欢迎新的经历与想法。我告诉他们，不去试一把就无法知道自己的深浅，要敢于冒险。
我告诉他们，假如他们当真考入了TISCH这样的艺术院校，我希望他们能找到充满教益与挑战的环境以及志同道合的同伴。假如他们发现了自身的才华，并且感到了投身表演艺术的火热激情，我会告诫他们：你将会与其他人合作，从而全面提升作品的质量。但是你并不能为整个项目负责，只能为你自己的那一部分负责。你将会发现，你所参演的电影、舞蹈或者话剧可能在批评家与观众那里遭到差评，但是这并不是你的过错，因为你已经倾尽所能了。人们只会根据你的角色来评价你，因此你不应当被你参与的作品所遭到的评价分散注意力。
不管与你合作的导演是艾德.伍德、费德里科.费里尼还是马丁.斯科塞斯，你都要付出同样的努力并且保持同样的工作态度。顺便说一句，总有一天你的最佳表现也将会无法满足角色的要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只要你拿出自己的最佳表现，就总能过关。你们在学校里拿到过各科全A的成绩吗？恭喜你们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们再也拿不到全A的成绩了。你肯定会经历起落浮沉。我想说的是，不要往心里去。
在我眼中，今天的你们并没有穿着长袍与方顶帽，而是穿着T恤衫，背面写着“拒绝你不是针对你本人”，正面写着你们的战斗口号：“再试一次”。你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再试一次。你或许能得到下一个角色或者再下一个角色呢？你没能得到在白橡树酒吧端盘子的工作（笑声）？再试一次。说不定隔壁的乔西酒吧要你呢（笑声）。你没能考进朱利亚德学院？再试一次。说不定你就能考进耶鲁或者TISCH（笑声）。
当然，选择TISCH学院就像选择艺术一样，并不是你们的第一选择，而是你们唯一的选择。我没有上过TISCH学院，也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中学，小学也没念几年（笑声）。但是我很久以来一直觉得自己是TISCH群体的一员。我从小就是在学院周围成长起来的。我曾经与很多TISCH的毕业生共事，例如1964届的马丁.斯科塞斯。随着你们逐渐掌握了各自的行当，你们也会越发信任并且依赖彼此。这一点会鼓励你们承担更大的创造性风险，因为你们会感到彼此是共荣共损的关系。我们总是与同一批人反复合作，我已经与马丁合作拍摄了八部电影，今后还打算再拍几部。马丁与剪辑师希尔玛.斯空梅克已经合作了二十五次。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就是在TISCH学院，当时是1963年的夏天，希尔玛正在制作一部学生短片。卡索维茨、费里尼与希区柯克都会反复与同一批人合作，简直就像是成立了自己的剧团一样。如今的大卫.O.拉塞尔与韦斯.安德森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你们一定要珍惜与同班同学或者早期合作者的羁绊、友谊与工作关系。你们不可能知道这些合作会产生怎样的结果。你的创作方向可能会因此而发生重大转移，或者你会因此而改进表演当中的某个细节并且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在《出租车司机》当中，马丁与我打算让主角特拉维斯.比克尔留一个莫西干头。我们认为这个细节对于塑造角色性格很重要。但是我在这部电影拍摄结束后很快就要接着出演《最后大亨》，因此必须留长发。而且我们也知道，假的莫西干头看上去不像那么回事。因此有一天我们两个吃午餐的时候决定去找当时业内最优秀的化妆师迪克.史密斯，权当碰碰运气。如果你们看过这部电影，就会知道这个办法管用了。顺便说一句，现在你们也知道那个发型不是真的了。
友谊，良好的工作关系，合作，你永远也不知道与朋友的合作能够带来怎样的创作成果。去年马丁.斯科塞斯曾经站在这个讲台上向2014届毕业生致辞。今天又轮到我们在这里相聚了。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暂时驻足，庆祝一下目前为止取得的成绩，并且朝向丰富多彩却又充满挑战的未来进发。我来到这里则是为了向导演系与制片系的毕业生们提交求职简历（笑声，欢呼声）。我很荣幸能与这么多年轻的创意人才共聚一堂，你们让我对于表演与媒体艺术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我知道，你们全都能够成功。
祝演出顺利！再试一次！谢谢大家。（掌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4v_JK_qbY
片场的术语我不太清楚，可能是吧。
今天我要回溯一下西方文学传统的根源，以及其中第一个得到记录的、一名男性让女性闭嘴的事例——未曾得到记录的事例肯定还有更多——在这名男性看来，女性不能在公开场合发声。我所要讲的是荷马的《奥德赛》当中流传千古的一刻。这部作品是这部西方文学的奠基经典之一，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我们今天总认为《奥德赛》讲的是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历险，他如何在特洛伊战争之后历尽艰辛返回家园，而他那忠贞的妻子珀涅罗珀则十几年来一直坐在织机边上等他归来，同时还要抵挡打算强娶她的各路求婚者。但是《奥德赛》同样也讲的是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的成长经历。在这首长诗当中，他由男孩成长为了一名男人。
他的成长过程开始于全书的第一卷开头。有一天，珀涅罗珀走出闺房，来到自家住所的厅堂里。那里有一位游吟诗人正在向成群结队的求婚者们歌唱希腊英雄们返家旅程当中的各种艰难困苦。珀涅罗珀对此非常不悦。她当着众人的面要求游吟诗人换一首曲子。这时，年轻的忒勒马科斯插了进来：“母亲，回去吧，操持你自个的活计，你的织机和线杆。至于辩议，那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的男子，首先是我——在这个家里，我是镇管的权威。”于是她就回到了楼上。
一名乳臭未干的少年，居然能要求一名老于世故的中年女性闭嘴，这一幕着实有些荒唐。这个事例很好的说明了早在西方文学传统发源之时，女性在公共场域当中就没有声音。更有甚者，正如荷马所描写的那样，成长为男人的必然一步就是控制公开发言，并且让女性保持沉默。忒勒马科斯的用词非常讲究。他用来表示“辩议”的希腊语单词是muthos。这个词并非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指代“神秘”（myth），在荷马的希腊语当中，这个词专指“具有权威的公开言论”，而不是随便什么人——包括女性或者说尤其是女性——都能扯上几句的家长里短与闲言碎语。母亲可以与人闲聊，但是假如她试图掌握muthos，就必须加以制止。
今晚我打算研究一下，这一幕荷马史诗当中让女性噤声的经典场景与现当代文化以及政治当中致使女性在公开场合失声的某些方式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无论这里的公开场合是议会大厅还是百货商店。有一幅刊载在《笨拙》杂志上的漫画很好地反映了这种集体耳聋的现象。漫画的题目是：“很好的建议，崔格斯小姐。在座的哪位先生愿意提供一下这条建议吗？”待会儿我们还要谈一谈这幅漫画。此外我还想研究一下，荷马史诗当中的这一幕如何导致了许多确实在公开场合发声的女性遭到辱骂。今晚我主要关注声音，而不是写作或者抛头露面。我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开支持钞票上出现女性符号，推特上面涉及强奸与斩首的网络威胁，以及忒勒马科斯打压珀涅罗珀的举动这三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首先我要承认，我在这里面向大家谈论女性如何无法在公开场合发声或者无法在公开场合找到听众，这一幕本身就有些自相矛盾，甚至还有些说嘴打嘴。有些人可能还会认为我有些大言不惭。这个问题待一会儿我也要专门谈谈。但是我并不打算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不住嘴地抱怨，也不打算提供某种全覆盖性质的女性失声规则。我的目的是通过非常长期的视角来揭示女性声音与公共发声之间长久以来的尴尬关系。这里的公共发声包括演讲、辩论以及批评，换句话说就是最广义的政治活动，无论是发生在办公室里还是下院会场当中。
我希望长期视角有助于我们摆脱“仇视女性”的简单诊断。如今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将这个词当成挡箭牌。当然，仇视女性的思想的确存在。根据我本人的经验，假如你参加了一场电视辩论之后，发现网上针对你本人的负面评论总喜欢将你的私处与各种腐烂的蔬菜相提并论，那么你实在很难不认为仇视女性是形容这一现象的最合适词汇。但是就算女性并没有遭到噤声，依然要支付相当高昂的代价才能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被别人听见。假如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乃至于有所作为，就要清楚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远比仇视女性更复杂的长期原因。
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忒勒马科斯的勃然变色并不是个例。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学当中贯穿着历史悠久且总体而言十分成功的尝试，不仅将女性声音排除在了公共发言之外，而且还会大肆张扬此类排斥行为。忒勒马科斯仅仅是这一传统的开端而已。比方说在公元前四世纪早期，阿里斯托芬专门撰写了一部“滑稽至极”的喜剧，幻想了女性管理国家的景象。这出喜剧的部分笑点在于女性无法妥当得体地在公开场合发言，或者说无法将自己的的私密言论——在这出戏里女性的私密言论三句话不离上床二字——转换成为高尚的男性政治术语。到了罗马时期，奥维德创作了《变形记》。这部非凡的神话巨著以人类形体变化为主题，可以说是继圣经之后对西方文学影响最大的作品。《变形记》反复描写了女性在变形过程当中失去声音的意象。可怜的伊娥被朱庇特变成了一头母牛，因此她不能说话，只能哞哞叫。饶舌的林中仙女爱可也遭到惩罚，只能重复他人的语句。在约翰.威廉姆.沃特豪斯的著名画作当中，爱可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心爱的纳喀索斯，却无法主动一直交谈。而身为一切自恋者原型的纳喀索斯则爱上了自己在池水当中的倒影。
离开神话的领域，回到历史当中，公元一世纪有一位认真的罗马文选编者费尽气力才找到了三位“尽管受到天然状态的限制，却依然没有在公共论坛噤声的女性”。他的描写措辞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位女性名叫麦希娅，她在法庭上成功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因为在她的女性外表之下潜藏着男性的本质，可以说是一位女化的男子（androgyne）。”第二位女性名叫艾弗尼娅，她曾经主动与别人打官司，并且“不成体统地”亲自出庭发言，以至于所有人都听厌了她的“吠叫”与“狺狺之声”——她依然没有像人一样的声音，而是变成了一条狗。根据记载，艾弗尼娅死于公元前48年，“对于像这样有悖天理的怪胎，记录它们的死期要比记录它们的生辰更重要。”
在古典世界里，女性公开发言的行为仅在两种特殊情况下才不至于被视为悖逆之举。首先，身为受害者或者殉道者的女性可以公开发言——通常是在自己的死期临近之前。早期的基督教女性信徒形象往往涉及在身赴狮口之前高声宣扬自身信仰的场景。罗马早期历史当中有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贞洁的卢克利希亚遭到了君主家族的一名残暴王子的强奸，之后她得到了公开演讲的机会，而她的演讲内容也仅限于谴责自己的强奸者以及宣布自己即将自杀——至少罗马的作家们是这样写的，事实究竟如何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了。但是就算这样苦涩的发言机会依然有可能被人从女性手中夺走。在《变形记》当中，年轻的菲洛米拉公主遭到了强奸。为了避免出现卢克利希亚式的慷慨陈词场景，强奸者割掉了她的舌头。莎士比亚在《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 当中也借用了这一桥段，扯掉了遭到强奸的拉维妮娅的舌头。
我们更熟悉第二种例外情况：一名女性偶尔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发言捍卫自己的家庭、子女、丈夫或者其他女性的利益。那位罗马文集编者提到的第三位公开发言的女性——她名叫荷滕希娅——躲过了贬斥与责难，因为罗马为了资助一场不太说得过去的战争而推出了专门针对女性征收的财产税，荷滕希娅则担当了罗马女性反对这项税目的发言人。换句话说，在极端环境下，女性可以公开捍卫女性群体的利益，但是不能代表男性或者整个社区发言。总体来说，二世纪一位古罗马智者总结得很到位：“女性应当谨慎地维护自己的声音不被外人听见，就好像她应当保护自己的衣物不被人扯掉一样。”
这些事例反映的情况要比看上去更复杂。女性的哑口无言并不仅仅反映了她们在古典世界当中普遍无力的地位，例如没有投票权，法律与经济行为能力受限，等等。而且应该说古罗马的大多数女性显然并不喜欢在不涉及切身利益的政治场域里公开发言。问题在于，我认为我古代世界排斥女性公开发言的行为远比看上去更积极，并且内涵也更深重。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行为对于我们自己设计女性声音的传统、习俗与假设造成了我们根本意识不到的影响。我的意思是，公开演讲并不仅仅是古代女性不做的事情，而且还是用来界定男性气质的排外行为与技能。正如之前所见，忒勒马科斯要想成长为成年男性——以及精英男性——就必须掌握公开发言的权利。如果说公开发言算不上雄性气概的唯一决定性标志，那么至少也是决定性标志之一。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开发言的女性从定义上来说就不是女性。
在古代文学当中，我们会发现各位作者们都在反复强调低沉男性声音的权威。古代的一篇科学论文这样写道：“声调低的声音意味着男性的勇气，声调高的声音意味着女性的胆怯。”另一位古典作家则宣称，“女性的音调与音色不仅会颠覆男性发言人的声音，还会殃及政治与社会稳定以及国家整体的健康。”公元二世纪的著名学者金口若望曾经让他的读者想象这样一幅场景：“请想象有一个社区遭到了怪病的侵袭，所有男性的声音突然全都变成了女性的声音，一切男性——无论长幼——都无法像男性那样说话。这一幕岂非可怖之极，任何瘟疫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吗？他们肯定会赶赴圣所，求助神灵，还会献上众多供品，只为平息神力。”我们尽管可以宽慰自己，认为金口若望只是在开玩笑而已。但是他并没有开玩笑。
这一切都并不是什么遥远文化当中的特殊意识形态。这些文化从时间上来说确实距离我们非常遥远，但是这些文化当中的言论性别化传统——以及关于言论性别化的理论总结——却流传到了今天。今天的我们依然直接或间接地沿袭着这套传统。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满，现代文化的内容并非全都来自希腊与罗马，无论是言论还是其他方面——谢天谢地。就算是像我这样的古典主义者也不愿意——或者说像我这样的古典主义者尤其不愿意——生活在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世界里。现代文化当中充满了各种改头换面相互竞争的思潮，而且我们的政治体系也颠覆了许多陈旧的性别观念，尤其是在近几十年来至少在官方层面上赋予了女性平等政治权利。但是我们的辩论与公开演讲传统以及规则依然位于古典世界的阴影笼罩之下。
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现代措辞与劝说技巧根植于古代演讲词与演讲手册当中。我们的措辞分析原则可以直接回溯到亚里斯多德与西塞罗。事实上经常有人指出，巴拉克.奥巴马或者说他的文胆们从西塞罗那里学到了大量技巧。就英国下院而言，制定或者奉行绝大部分议会规章的十九世纪绅士们正是在我所引用的这些古典理论、口号与偏见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再说一遍，我们并非仅仅是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受害者而已，但是古典世界的传统的确为我们提供了、并且一直还在提供一套思考公共演讲的模板，我们利用这套模板来定义以及决定演讲的优劣与说服力，还要决定应当向谁的演讲赋予被人听到的空间。而性别显然是模板当中的重要因素。
只要随意打量一下当代西方演讲传统——至少是二十世纪之前的传统——就能发现许多反复出现的、我刚才提到过的古典主题。就像公开为自己辩护的麦希娅一样，在公共场域里发生的后世女性同样也会被当成不男不女的怪物。这其中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入侵之际伊利莎白女王在蒂尔伯里面向英军的强横发言。在她本人的名言当中，她似乎积极主动地坦承了自己男女一体的特质：“我知道我有一副柔弱女子的躯体；但我有一套君王的脏腑，一颗英格兰国王的心。” 实际上伊利莎白女王很可能从未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她本人或者她的写作班子都没有留下写有这句话的手稿，也没有目击证人的证词，至于我在学校里接触到的这场演讲的正典版本——仔细想想，在女子学校里教一群小姑娘们学习这段演讲实在是古怪得很——则来自一名四十多年以后的很不可靠的评论家的信件，而且此人还很喜欢夹杂私货。不过对于我的论点来说，这句话的虚构性质反而更能说明问题：这名男性作家借助伊利莎白之口承认或者炫耀了男女同体的特质。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待现代演讲传统，我们依然会发现女性获准公开发言的主要领域依然集中在保护女性自身利益方面。我希望你们不至于像我一样翻阅过厚重的《历代演讲精选八百篇》，但是如果你确实这样做过，就会发现其中的女性演讲人——找到她们的演讲并不容易——从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到近来刚刚在北京联合国大会上就妇女问题讲话的希拉里.克林顿都属于这一类型。她们的演讲主题往往总是女性而非整体社区。最经常被收入各种文集的女性演讲也是如此，即1851年索杰娜.特鲁斯的《难道我不是一名女人吗？》。索杰娜.特鲁斯曾经是奴隶，后来又成为了废奴主义者与美国女权活动家。按照流行的记载，她曾这样说过：“我生过十三个孩子，眼看着他们全都被售卖为奴。当我发出母亲的恸哭之时，除了耶稣以外谁也没有听到我的哭声。难道我不是一名女人吗？”我不得不指出，尽管这段话很有影响力，但是并不比伊利莎白的演讲更真实。关于这段话的官方记录出现在索杰娜.特鲁斯发言十年之后。“难道我不是一名女人吗？”正是被插入了这个版本当中。基本上可以肯定索杰娜.特鲁斯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此外她原本的演讲在这个版本当中遭到了翻译，使之更符合美国南方的英语习惯，从而呼应废奴主义的主张，尽管索杰娜.特鲁斯来自美国北方，而且从小说的是荷兰语。
我当然不是说女性发声支持女性权益的行为并不重要。毕竟总得有人为女性说话，如果男性不肯开口，那么女性就必须顶上去。但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女性的公开言论一直被局限在这个领域当中。说到这里我要为自己竖旗，免得别人替我动手。没有人强迫我选择今晚的这个主题，但是我选择女性公开发声这个主题，而不是移民或者叙利亚内战，恐怕也并不是单纯的巧合。我必须承认，我也位于这个受到局限的领域里。
即便在这个领域当中，女性也未必总有权发言。西方文化当中存在着无数逼迫女性彻底退出公共对话的忒勒马科斯式范例。比方说亨利.詹姆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波士顿人》，书中的主题之一就是年轻的女权主义活动家与发言人维瑞拉.塔伦特的失声。随着她越来越受到追求者巴希尔.兰萨姆的吸引——詹姆斯特意强调了此人具有浑厚的嗓音——她发现自己公开演讲的能力也越来越弱。兰萨姆等于重新私有化了她的声音，坚持她只能对他讲话，“将你那顺滑的词语留给我。”
詹姆斯本人的立场在这部小说里并不明显——至少读者们并不会特别喜欢兰萨姆。但是在他的论说文当中，詹姆斯明确无误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写到了女性声音对于社会的污染、败坏与摧残，他的行文风格与二世纪的罗马作家一般无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的文字源于古典文学传统。在《美国女性的影响》一文当中他写到，在女性的影响下，语言很可能会沦为“嘟囔不清的胡言乱语，口舌含混、涎水横流、嘶哑呜咽的腔调”，听上去就像是“牛哞、驴鸣、犬吠一般”——我希望大家在这段狂乱的表述当中能够略微回想起失去舌头的菲洛米拉，只能哞哞叫的伊娥，还有罗马公共论坛当中吠叫不已的女性演讲人们。
亨利.詹姆斯只是众多此类人物当中的一个而已。他的同代人发动了一场拥护美国演讲标准的圣战，宣扬在家中唱响的甜美女性声音。同时坚决反对女性在更广大世界里使用声音。许多人都抨击过女性演讲当中的“纤细鼻音”，以及“嗡嗡紊紊，支支吾吾，哼哼唧唧”的女性口音。用詹姆斯的话来说，“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未来以及我们的国家荣誉，我们万万容不得这样的女性！”
当然，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再使用如此露骨的措辞了。但是在我看来，关于女性不适合公开演讲的传统观点集成——这些观点的本质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依然支撑着我们今天对于女性公开发声问题的基本假设与尴尬态度。我们可以看一看如今我们依然在使用的用来形容女性发言的形容词，这些词与亨利.詹姆斯以及长篇大论的古罗马人之间的差距并不算太大。公开论辩表达意见的女性听上去怎么样呢？她们的声音要么“尖利刺耳”，要么“哀怨不止”。我曾在互联网上看到过一条针对我的生殖器的特别下流的评论，于是就有些混不吝地在推特上留言，认为这句话“简直令人震惊”。然后某主流杂志的一位评论员就这样写道：“‘像这样厌恶女性的言语实在令人震惊，’她哀怨道。” 我用谷歌来了个快速搜索，发现除了女性之外，最喜欢“哀怨”的群体就是接连输了好几场比赛的英超足球教练。
词语重要吗？当然重要了。因为这些词语支持者一套用语习惯，而这套用语习惯剥夺了女性言论的权威与力量，甚至还抹杀了她们的机智与幽默。这套用语习惯将女性推回了私密场域——想想吧，人们总是在面对一大堆需要清洗的脏碗碟时才会“哀怨”。这套用语习惯弱化了女性的言论，或者按照我的说法对其进行了再私有化。相比之下，“嗓音浑厚”的男性自然具有“浑厚”一词所具有的深奥气度。当我们——也包括女性——听到女性的声音时，并不觉得这个声音传达了权威，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学会从这样的声音当中听到权威或者说muthos。而且还不仅是声音，相貌也是一样。皱纹遍布的男性面孔象征着成熟的智慧，皱纹遍布的女性面孔却意味着“保质期已过”。
此外我们在女性的声音当中也听不到专家的资质，至少在传统的女性专属领域之外听不到。对于一名女性议员来说，担任妇女事务部长或者教育卫生部长与担任财政部部长相比根本不是一回事——顺便说一句，英国至今都没有女性财政部长。此外在其他领域，我们依然能看到传统的男性言论地盘如何激烈地抗拒女性的侵入。洁奎.奥特利就曾经因为胆敢擅离网球场成为《今日足球》节目的第一位女性解说员而饱受辱骂。在《提问时间》露面的女性也总会遭到火力格外集中的抨击，因为《提问时间》的主题总是典型的“男性政治”。
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的是，那位指责我如何“哀怨”的杂志评论员还声称要搞一场“轻松愉快的评比”，题目是“本年度曾经在《提问时间》出现过的最愚蠢的女性”。我实在不愿意自贬身价，评选一下曾经在《提问时间》出现过的最愚蠢的男性。不过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这句话揭示的又一项文化联系：假如某个不受欢迎、具有争议或者只是与众不同的观点出自女性之口，往往会被当做这名女性头脑愚蠢的标志。并不是说你不同意她的观点，而是说她实在太蠢，根本不值得你多费事。“不好意思亲爱的，这种事你不懂。”我已经数不清自己在网上或者在邮件里多少次被人称作“无知蠢货”了。有时我也忍不住会想，我确实可能出错，我们确实可能意见相左，但是我很自信我并不是无知的蠢货。错误与愚蠢是两回事。
这样的态度、假设与偏见是我们的思想的固有部分。并不是说我们的大脑结构天然如此——没有任何神经学理由使得我们天然认为低声调比高声调更有权威——而是说我们的文化、语言、男女观念以及两千年来的历史天然如此。当我们考虑女性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未能得到充分代表的问题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女性在公共场域的相对失语的时候，我们的思路必须跨越首相与布灵顿俱乐部的小伙伴们，跨越威斯敏斯特内部的大男子主义风气，甚至还要跨越面向女性的灵活工作时间政策、育儿补贴以及偏向性招聘政策政策，尽管这些政策都很重要。我们必须关注更加基本的问题，即如何学会倾听女性言论做出的贡献。回头再说那幅漫画， 我们需要关注更加根本的问题，也就是我所谓的“崔格斯小姐问题”。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崔格斯小姐如何才能在会场里获得话语权，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更清晰地意识到致使我们听不见她的心理过程与偏见。
现在我要专门谈一下网上的喷子、死亡威胁与辱骂。许多关于性别与声音的问题在网上都有体现。我们要小心，不能过于自信地将互联网的各个丑恶侧面一概而论，因为这些侧面的存在形式五花八门，例如推特上的推文与新闻下方的评论就不太一样，触犯刑法的死亡威胁与仅仅令人不快的性别歧视言论也不可同日而语。许多人都会成为网上攻击的目标，例如遭受丧子之痛的父母，大学教授，还有各种“名人”。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就网上攻击来说，男性攻击者的数量远高于女性，女性受害者的数量也远高于男性。男性并不能免于网上攻击，但是近来的研究显示遭受攻击的男女比例大约是一比三十。
说句实话，我所遭受过的攻击与某些女性相比根本不值一提。不过每次我在电台或者电视台进行演讲之后，都会收到许多不妨称作“抱有不得体的敌意”的回复，换句话说，这些回复并不是批评与批判，甚至都没有表达愤怒，而仅仅是单纯的发泄而已。我敢肯定这些攻击背后的动机多种多样，有些人是青少年犯中二，有些人是酒后撒泼，有些人是暂时失控，事后会非常后悔。我认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坏人，只是心情很糟糕而已。当我心软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攻击的一大部分源于人们的失望，他们觉得自己遭到了虚假的民主化承诺的哄骗，例如推特就是宣扬虚假承诺的先锋。推特原本应当让我们与掌权者取得直接联系，并且打开民主对话的新渠道。但是推特并没有做到这种事。如果我们给首相或者教皇发送推文，他们阅读这条推文的可能性并不比阅读来自我们的信件的可能性更大。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首相账户里的推文都不是他自己写的。我觉得教皇兴许还多写了几条推文，因为他没那么忙。我觉得这些辱骂仅仅是虚假承诺的产物，至于选择“多嘴臭婆娘”这样的传统靶子恐怕只是出于习惯。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女性并不是唯一遭到噤声或者感到失声的群体。
但是我越是检视女性遭受的网上威胁与侮辱，就越发现它们——至少是它们当中的一部分——符合我谈到的古老模式。首先，女性的立场无关紧要，只要你闯入了传统的男性领域，就一定会遭到辱骂。这些辱骂并非由女性的发言内容导致，而是针对了女性的发言行为本身。这一点也很符合威胁的细节内容，其中包括耳熟能详的强奸、炸弹、谋杀等等——我在这里的态度或许比较轻松，但是当这些威胁在半夜时分出现的时候我依然会害怕。但是这些威胁当中还有一个旨在让女性沉默的类别——“臭婊子闭嘴”就是其中最常见的语句。这些威胁还会号称要去除女性的发言能力——“我要砍下你的头操个稀巴烂。”这是我收到过的一条推特回复。“无头母猪”是一位推特用户的注册名，此人一直在威胁一名美国女性记者。另一条推文或许更能说明问题：“应该找人把你的舌头扯下来。” 这是另一位美国女记者收到的推文，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了菲洛米拉。这些粗鲁恶毒的推文旨在将女性排除在男性的交谈以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一百四十个单词的推文起到了放大镜的作用，能够让我们进一步看清其他地方的类似情绪。我觉得这些疯狂的推特发作——其中绝大部分确实只是疯言疯语而已——与议会下院习俗之间存在着若有若无的联系。在下院里，女性议员发言时往往会遭到男性议员的大声起哄，以至于谁也听不见她说了什么。据说在阿富汗的议会里，他们干脆会拔掉女性议员的麦克风插线。
讽刺的是，当女性遭受辱骂与攻击的时候，好心人们给出的建议往往会造成攻击者想要看到的结果，也就是女性的沉默。“不要反击骂人的人，不要关注他们，他们就想要这个。闭上嘴就没事了。”如果女性沉默的时间太长，想要跟随自己的声音就很困难了。换句话说这种做法就是让欺负人的推特校园恶霸们不受挑战地占据推特操场
至此我袒露了我的全部想法，我认为要从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待女性失声的问题。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一下补救措施。究竟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纠正现状呢？借用一句很多女性都说过的话，“我要是知道就好了。”我想在英国乃至全世界，肯定都有很多女性团体、女性友人或者女性同事们经常讨论“崔格斯小姐问题”的日常方面：无论是在办公室、委员会、市政厅、研讨会还是在下院当中，我怎样才能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怎样才能得到别人的注意，怎样才能身为女性打入讨论当中？我相信，一部分男性也有同样的感受，但是如果说有一种体验能够令各行各业各种政治立场的女性产生共鸣，那就是经典的、几乎所有女性都经历过的“失败干预”。我想今天在座的很多女性立刻就能意识到我在说什么。你在会场上，你发表了观点，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过了令人难堪的几秒钟之后，某一名男性拾起了他刚才放下的话头：“刚才我想说的是……”你会觉得自己还不如不开口，一方面责备你自己，另一方面则会责怪排外的男性讨论俱乐部。
那些成功地发出声音的女性往往会采用某种形式的男性化策略，例如罗马公共论坛上的麦希娅或者蒂尔伯里的伊利莎白——她们会有意识地模仿男性措辞的某些方面。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接受过专门的发音训练，从而降低自己的调门，她的顾问们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她说话的权威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这样做确实管用的话也没什么不好。但是此类策略往往会让女性觉得自己依然是局外人，觉得自己仿冒了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角色，觉得自己是演员而不是演讲者。说的难听一点，让女性伪装成为男性对于某些女性来说或许确实是个快捷的解决方案，但是只能治标不治本。
我们需要从更基础的层面上考虑我们的言说行为的规则。我指的并不是“男性与女性说不通的语言”这一类的胡话，假如男性与女性说不通的语言，那是因为他们从小学习了不同的语言。此外我也不想深究“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一类的流行心理学话术。根据我的直觉，假如我们想在“崔格斯小姐问题”上取得切实的进展，就需要回溯关于言语权威本质的最初几条原则，考虑言语权威的构成，以及我们怎样学会了按照目前的方式听到以及辨识权威。与其让一代代女性全都参加发音培训班，让她们发出浑厚沙哑却又做作的声音，我们更应该研究主导男性言论内部的裂痕与断层。
我们可以再次审视一下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作品并且得到有用的启示。尽管古典文化对于公共言论、男性权威以及女性沉默的露骨性别假设负有部分责任，但是有些古代作家也确实远比我们更善于反思这些性别假设。他们颠覆性地意识到了这些假设的含义，他们对于这些假设的单纯特性感到不安，而且他们还暗示了针对此类假设的抵制。奥维德确实浓墨重彩地通过变形或者残害剥夺了女性的声音，但他同时也暗示读者，交流与沟通可以超越人类的声音，而且女性并不会轻而易举地陷入沉默。菲洛米拉虽然失去了舌头，却将自己的经历纺织成了挂毯图案，从而指证了强奸犯——所以莎士比亚笔下的拉维妮娅不仅失去了舌头，而且还失去了双手，免得她有朝一日接近织机。还有些最明智的古代男性演说理论家很不舒服地意识到，最好的说服技巧非常接近他们眼中的女性勾引手段。他们因此担心，演讲与男性气质当真完全兼容吗？还是说演讲从根源上就是更接近女性气质的行为呢？
还有一起特别血腥的事件，栩栩如生地揭示了潜藏在古代公共生活与公共演讲表层之下的性别战争。这个故事发生在公元前44年朱利叶斯.凯撒遇刺之后不久。这个故事的起因是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罗马最强的演说家与辩论家。他遭到了私刑处死，他的头与双手被处刑人扬威耀武地带回了罗马城，钉在了他曾经高谈阔论的公共论坛发言人讲台上。马克.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听说此事之后与好事者们一起赶到了论坛。她的丈夫曾经受到过西塞罗最具破坏力的几篇演讲的强力抨击。当她看见西塞罗的首级之后，就拔下了头上的簪子，反复戳刺他的舌头。这是一幅令人心神不安的意象：最能代表女性饰品的发簪变成了暴戾的武器，扎烂了产生男性演讲的口腔——可以说逆转了菲洛米拉的遭遇。在这幅十九世纪的画作当中，这个场景甚至平添了几分色情意味，因为富尔维娅干脆将西塞罗的首级带回了家里，在卧室当中而不是论坛跟前仔细地动手。
我想指出的是，古代传统当中存在着关键的自觉意识。这种自觉意识并未直接挑战我所描述的基本思维模板，但却彰显了公共演讲性别化的内在冲突与悖论，并且针对男性以及女性演讲的本质与目的提出了更重大的问题。或许我们应当从中总结经验，并且挑明那些我们在寻求简单解决方案与实际回答的时候倾向于搁置的问题：我们如何在公共场域演讲，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域演讲，辩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习惯于认为谁的声音适合演讲。我们不仅需要实际措施，例如在每个委员会里安排一位女性，而且需要提升女权主义意识，想清楚我们所谓的权威声音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只有先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开始考虑当代的珀涅罗珀应当如何回应当代的忒勒马科斯，或者干脆借给崔格斯小姐几根发簪，看看她能扎出什么名堂来。谢谢大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6NTvddYDCA
讲演中有一处提到“近来刚刚在北京联合国大会上就妇女问题讲话的希拉里.克林顿”，似乎有点不大对头，或者此人的近来有点远。
总的感觉问题似乎没有此人讲得那么严重，也许我处的环境不能感同身受吧。女性由于受到生育的影响不能持续关注于事业，现在已经是越来越现实的障碍，当然，不能否认有很多问题严重的地方，但解决问题的最重要基础还是工业化。不过我之前没有突出的了解到西方这方面的传统，也是长了见识吧。
每个人都需要一套关于人性的理论。每个人都需要预测其他人的行为。因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套隐晦或者具体的理论来解释其他人的行为动机。我们的人性理论干系重大。我们需要借助这套理论来管理我们的人际关系，教育我们的子女以及控制我们自身的行为。关于人性当中学习层面的假设指导着我们的教育政策。关于人性当中动机层面的假设指导着我们的立法与政府管理。人性理论明确了那些事情可以轻易完成，哪些事情只有在经历痛苦牺牲之后才能完成，还有哪些些事情无法完成。人性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观，即我们作为个人以及作为社会整体在合理范围内能够努力做到怎样的程度。
并不意外的是，几千年来人性理论都与宗教密不可分。几百年来不断进化的犹太教-基督教人性理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其实涉及了心理学与生物学的范畴。根据犹太教-基督教人性理论，心智是一套具有多重官能的体系，这些官能包括爱别人的能力，分辨对错的固有道德观，以及做出选择的自由能力。“自由”在这里指的是不受因果律的干涉。人类具有自由意志，但是同时也具有选择罪孽的天然倾向（笑声）。这套理论同样也解释了感知与认知的机理：我们能够理解世界，是因为我们的心智官能得到了专门的设计，从而与外部世界节奏一致。这套理论甚至还能解释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的根源是接受上帝的意旨，热爱上帝，并且为了上帝而热爱人类。
犹太教-基督教人性理论的基础是创世记当中的叙述。自由意志信条源自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树禁果的故事。这个故事暗示读者，两人原本可以做出其他选择，换句话说自由意志存在。如今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们都不会相信创世记当中的情节确有其事，因此我们需要一套不同的人性理论基础。随着原教旨主义的衰落，我认为现当代的智识圈子心照不宣地采用了三条教条，每一条教条都与一位死去的白人男性有关（笑声）。
第一条教条名为空白石板信条，或者说Tabula rasa，通常被人们与约翰.洛克联系在一起，尽管对于洛克作品的检索——如今他的作品全都在网上，检索起来很容易——表明他本人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个短语。不过他确实写过下面这段话：
“让我们将心智设想成一张白纸，上面空无一字，并不承载任何理念。这张白纸如何得到了修饰呢？纷繁无界的海量人类意想如何以几乎无穷尽的变化形态落在了这张纸面上呢？这张纸如何承载了所有的理性与知识呢？我的答案就只有一个词：经历。”
空白石板信条具有极强的道德与政治吸引力。在洛克的时代，空白石板信条意味着君权神授之类的教条并非先天根植于人类大脑当中的真理，而是要依靠人类经验加以正当化，而且这些人类经验应当可以得到共享与辩论。空白石板信条破坏了君主与贵族继承制的基础，因为假如所有人的心智天生都是空白一片，那么君主与贵族就并不比其他人具有更多的先天美德与智慧。空白石板信条还颠覆了奴隶制，因为奴隶再也不能被视为先天不足的劣等人了。我在《纽约客》上截取的一副漫画极好地概括了这套理念：一位国王对另一位国王说，“我不太了解钟形曲线，但是叫我说遗传才是决定因素。”
至今我们依然能看到空白石板信条对于当代智识生活的影响，有时这一理论的影响还会出现在意料之外的地方。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心理学都试图采用几条简单的联系与环境机制来解释一切人类行为。社会学试图借助社会化与作为自主力量的文化来解释一切文化与社会模式。这里举一个例子。有一位二十世纪著名社会学家这样写道：“如果不考虑婴儿对于突然丧失支撑或者突发噪音的反应，人类可谓毫无本能。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没有本能。人所具有的一切特质都是从文化环境、人造环境以及其他人身上学习与习得而来的。”这番话出自人类学家兼公共知识分子阿什利.蒙太古。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空白石板信条的广泛传播。“不妨将儿童的心智当成一本空白的书籍。在生命的第一年里，书页上会写上很多内容。这些内容的质量将会深切影响他的人生。”这句话是沃尔特.迪斯尼说的（笑声）。
还有第二条经常伴随空白石板信条的信条。这一信条的名称来自约翰.德莱顿的诗歌《格拉纳达的征服》。“我恰似造化首创之人那样自由，卑劣的奴役法律起始在我的时代之后，高贵的野蛮人当时还在密林里任意巡游。”如今我们通常将“高贵野蛮人”理论归于法国哲学家卢梭。“许多人竟草率地作出结论说，人天生是残忍的，需要文明制度来使他们变为温和……对于这一点我们越加深思，便越觉得这是最适合于人类的一种状态；除非由于某种不幸的偶然事件，人类是不会脱离这种状态的。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偶然事件最好是永不发生。我们所发现的野蛮人，几乎都是处在这种状态。从他们的事例中，似乎可以证实：人类生来就是为了永远停留在这样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人世的真正青春，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引向人类的没落”
除非你知道卢梭的论敌是谁，否则你就无法理解这段话究竟在说些什么。卢梭的论敌是“许多作家”，其中最主要作家的最主要文字是这一段：“显而易见的是，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摄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因此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栽培、航海、外洋进口商品的运用、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须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的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等都将不存在。”这段话出自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
卢梭用来反对霍布斯的高贵野蛮人理念同样很有吸引力。假如自然条件下的人类性情和平，那么统御一切的利维坦就不必存在，不必依靠政府与警察力量来阻止人们相互残杀。假如人类天性恶毒，那么冲突就是永恒的人类处境。假如人类天性高贵，我们就能建设乌托邦式的未来。儿童生来都是野蛮人。因此假如野蛮人本性恶毒，儿童教育就应当以训诫与冲突为主。假如野蛮人本性高贵，儿童教育就应当为儿童提供发挥潜能的机会。
就像空白石板信条一样，高贵野蛮人信条同样对现当代智识生活造成了广泛影响。我们尊敬一切天然的事物，不信任一切人造的事物。天然药物，天然食品，天然酸奶，天然分娩，等等。我们对于权威式的儿童教育方式避而远之，我们将社会问题视为可以纠正与弥补的社会体制缺陷，而不是按照更传统的看法将其视为不可避免的人类悲剧处境。
此外还有第三条与空白石板以及高贵野蛮人并列的信条，通常与哲学家笛卡尔联系在一起。“当我考虑我的精神，也就是说，作为仅仅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的我自己的时候，我在精神里分不出什么部分来，我把我自己领会为一个单一、完整的东西……愿望、感觉、领会等功能真正来说也不能是精神的一些部分，因为精神是全部从事于愿望、感觉、领会等的。可是物体性的或者有广延的东西就完全相反；因为凡是物体性的、有广延的东西，没有一个是我不能很容易用我的思维分成很多部分的，从而没有一个是我认为是不可分的。如果我还没有从别处知道，那么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人的精神或灵魂是和肉体完全不同的。”几个世纪之后，这条信条被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发展成为了“机器当中的幽灵”的理念——请注意这个说法并不是警察乐队发明的。
机器幽灵信条同样具有极大的道德与情感吸引力。人们不喜欢将自己想象成为齿轮与弹簧的组合，无论组合的结构多么复杂。机器没有知觉，用完之后就可以抛弃。人类则拥有知觉，先天具有尊严与权利。而且机器幽灵信条还产生了一条珍贵的理念，即人类拥有区别于躯体机制的灵魂。机器具有存在的目的，例如磨玉米粉或者削铅笔，而我们惯于认为人类具有更高一层的目的，例如爱、崇拜、行善、知识与美。机器遵循相互勾连的物理法则，人类行为则是自由选择的结果。选择催生了关于未来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责任与要求他人为自身行为负责的态度。最后，假如心智与躯体完全分离，那么心智就有希望在躯体死亡之后幸存下来，这一理念的情感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
就像之前的两则信条一样，机器幽灵信条同样具有广泛的影响。从生物学角度来看待心智，自由、尊严与责任并不兼容。这种看法往往会被批判为还原论者或者决定论者。谁也不知道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可是人人都知道不是好话（笑声）。我们在干细胞辩论当中就能观察到这一点。前年夏天，几位神学家与小布什总统一起参与了干细胞辩论，辩论的题目是摊儿何时具有了灵魂。换句话说，当人们在针对二十世纪前景最光明的医疗技术进行辩论时，辩论题目其实是幽灵何时进入了机器。我们甚至还能在日常讲话当中观察到这种想法。我们说“约翰的大脑”如何如何，似乎约翰与他的大脑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实体一样。当记者们写到大脑移植的时候，他们其实应当讨论身体移植的问题。因为按照哲学家丹尼尔.丹奈特的说法，大脑移植是唯一一种作为捐赠人更加有利的移植手术（笑声）。
空白石板信条具有很大的问题：空白石板什么也做不了。空白石板只能永远呆在原地，等着别人往上刻字。如果人们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积极地将石板上的刻字重新组合，从而实现特定的目标。谁也不会否认学习、社会化与文化的力量。只有疯子才会认为基因决定一切，个人经历不起作用。问题在于我们具有哪些允许我们学习以及允许经验影响未来行为的天生特质。洛克说：“智识的一切内容全都事先存在于感觉当中”，而莱布尼茨则完美地回应道：“除了智识本身以外。”
这种认知使得空白石板信条遭受了诸多威胁，这些威胁来自研究心智的当代科学。例如我本人从事的认知科学就发现人们需要固有的内在机制才能开始从无到有的学习，而且此类机制不仅复杂，而且数量众多。认知科学家认为，婴儿天生就具有一定的物体与因果律概念，天生就具有理解数字与空间表现的能力，这些能力使得大脑能够理解外部环境，并且追踪其中的物体。其他先天机制还包括心智理论。与他人互动的时候，我们要通过这套理论来推断他人的心智状态；语言本能使得我们能够表达思想；前额叶的执行系统接收大脑各部分的信息，并且影响大脑其他部分以及整个身体做出的决定。
进化心理学也对空白石板信条提出了挑战。尽管人类学家在过去一百年里大肆宣扬各种人类文化变体之间的差异，但是在这种种差异之下始终存在着共同的情感与行为模式基础。全世界6000多种文化的成员全都具有这些模式。最近人类学家唐纳德.布朗对这些模式进行了分类整理，他发现了三百多种普世模式，从审美、爱慕、模棱两可一直整理到动词用法、暴力行为、断奶措施、武器制作以及控制天气的企图等等。
进化心理学还在其他方面动摇了空白石板信条的基础。根据进化心理学，日常生活当中人类的很多行为动机都不是对于自身最大利益的计算，而是应当理解为对于我们曾经在其间进化的古代环境的适应，而且这些驱动力与我们今天的福祉或许已经没关系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对于糖、盐与脂肪的渴求。这一点显然导致了严重的健康后果，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因为食用大量垃圾食品而不幸早死。但是此类口味的由来很好理解。糖盐脂肪都是宝贵的营养成分。在缺乏此类物质的环境里，养成偏好的口味是适应环境的结果。如今我们能大量生产这三类物质，我们的口味却没有变化，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反而是弊大于利了。对于复仇的渴求以及采取暴力来保卫自身利益乃至荣誉的意愿导致了大量不必要的苦难，例如世代血仇与冤冤相报。但是在一个不能依靠报警电话召唤利维坦为自己出头的世界里，强硬的名声是一个人避免遭受欺凌的唯一屏障。
不那么显而易见的例证是人们对于富有性吸引力的伴侣的渴求。几年前，幽默家弗兰.勒波维茨富有见地地提出了一条关于人类心理的看法：“人们与吸引他们的人结婚实在是大错特错，你应当与最好的朋友结婚。你肯定更喜欢你最好的朋友，而不是某个在肉体层面上吸引你的陌生人。你之所以与某人成为最好的朋友，肯定不是因为此人的鼻子长得好看。但是你结婚的时候恰恰却会这么做。‘我要与你共度余生，因为你的下嘴唇很好看。’”这的确是个谜题。答案或许是这样的：人体美学的解剖基础彰显了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与生殖能力。当我们被面部的几何布局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试图让自己的基因尽可能地与最优秀的基因相结合。
基因学显示人类大脑具有复杂的基因模式，尽管大脑同时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使得我们能够学习与记忆。此外当大脑在子宫内发育的时候也会遵循复杂的结构。屏幕上的图纸并不是炼油厂的工艺流程图，而是灵长类的视觉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五十个各司其职的区域，彼此必须完全准确地联系起来才能发挥作用。不仅只有大脑的布线才会部分受到基因的控制，而且令一个人不同于其他人的细微区别也会受到基因的影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物学家保罗.汤普森以及同事们利用核磁共振成像测量了大量受试人群的大脑灰质分布。他们检测了大脑不同部位之间灰质数量的相关性，并且进行了上色。灰色意味着没有联系，绿色、黄色与粉色则代表程度不同的联系。假如你将任意两人配对，他们的灰质分布就没有相关性，从三视图当中能看到他们的大脑是完全的紫色。假如将两个共享一半基因的人配对，例如兄弟，那么大脑皮层的分布就呈现了明显的相关性。假如两人是同卵双胞胎，共享全部基因，大脑当中就会存在许多相关性极强的区域，而且大部分大脑都能呈现一定相关性。换句话说，共享的基因会构造更加相似的大脑。
而且这些相关性恐怕还不仅具有解剖学上的特异性——额叶确实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而且还具有功能层面的后果。有人研究了许多从小分离，长大后才重聚的同卵双胞胎，发现他们往往具有令人惊诧的相似之处。在我个人最喜欢的案例当中，一位双胞胎被一户德国纳粹党天主教徒家庭收养，另一人则被一户犹太家庭在特立尼达养大。但是等到两人成年后初次见面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都喜欢在手腕上套橡皮筋，都喜欢用抹了黄油的面包片蘸咖啡，都会在使用马桶之前与之后各自冲水一次，而且都喜欢在拥挤的电梯间里故意打喷嚏，然后观察他人惊慌失措的反应（笑声）。当然这些事例都只是轶闻而已，但是一般兄弟在成年时期重聚的时候从没传出过类似的轶闻。目前最好的心理学测量工具也佐证了这些轶闻的真实性。从小分离的同卵双胞胎的行为依然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一点引导出了所谓的行为基因学第一法则，即一切行为特征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遗传，尽管远远做不到彻底遗传。
高贵野蛮人理论同样遭到了来自心智研究、大脑研究与行为研究的攻击。行为基因学表明，在可以遗传的行为特征当中就包括敌意对抗，缺乏良知，暴力倾向与精神变态。神经科学已经发现了灵长类大脑当中与攻击性行为相关的大脑机制。进化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冲突存在于一切形式的人类社会当中，就好像在动物王国一样普遍。下面这张图表表明的各种社会当中死于战争的男性占男性死亡人数的比例。换句话说假如你是一名男性，那么你被另一名男性杀死而不是老死在床上的可能性有多大。图表上方的红色柱子代表了多个国家形态出现之前的社会，例如新几内亚高原上以及亚马逊雨林当中的的游猎采集社会。在这些社会当中，男性被杀的可能性从10%到60%不等。图表左下角的短短一截蓝色柱子是二十世纪美国与欧洲男性死于战火的可能性，二次大战的死亡人数已经被考虑了进去，但是依然只有不到3%。换句话说，在人性问题上，霍布斯是对的，卢梭是错的（笑声）。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死于暴力的可能性相对而言非常低。不过我们的社会当真就这么纯良吗？我要问大家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但是请不要大声回答，在心里想想答案就行了：你们考虑过杀人吗（笑声）？闲不住的心理学家们向很多人询问了这个问题。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男性与15%的女性经常想到要杀死自己不喜欢的人（笑声）。一半还多的男性与不少于60%的女性偶尔会想到杀死自己不喜欢的人。你们大概会想，“剩下的人都是骗子。”（笑声）
机器幽灵信条同样未能免于攻击。认知科学表明，智识能力不需要幽灵物质的支持，智识不是魔法，而是可以通过机械机制加以解释。信仰好比信息，思考好比计算——当然不是个人电脑那样的计算，而是某种利用模拟信号的平行模糊计算，但依然是计算——情感则好比反馈控制机制，就像恒温调节器一样。人工智能的研究尤其表明了智识可以被理解为物理过程。我们已经制造了能够进行智识活动的程序与机器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六年前击败世界象棋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的深蓝计算机。
神经科学也破坏了机器幽灵信条的基础，弗朗西斯.克里克 称之为“令人震惊的假设”。这也是他的著作的题目。根据这个假设，我们所有的思想与感受，欲望与快乐，痛苦与激情，全都是由大脑组织的活动产生的。尽管这个假设听上去非常惊人，但是大量证据都表明这个假设是真的。任何一种心智活动都会产生可以侦测的电信号。通过用电信号刺激大脑，受试者可以获得栩栩如生的体验。我们知道大脑是一个由化学反应支撑的器官，药品之类的化学物质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认知、思想与情绪。假如医生切断联系左右半脑的胼胝体，病人的头骨当中就会出现两个独立的意识，简直就好像灵魂也能用刀子切开一样。假如大脑遭到了中风或者其他疾病的损害，部分人格就会消失。我们知道大脑极其复杂，一千亿个神经元由一百万亿条树突联系起来，确实与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复杂性非常相称。而且我们又充足的理由相信，当大脑死亡之时，一个人也会随之消失。尽管十九世纪的有些科学家们付出了大量努力，但是至今尚且没有人能够与死者交流沟通。
这个思想其实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新颖。早在《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就提到过类似的思想。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接待了一位当地医疗研究人员，然后就像自己的兄弟描述了自己刚刚学到的道理：“你想一想：在神经里，头脑里，那就是在脑子中的那些神经里……有那样一些小尾巴，神经上的小尾巴，只要……我抬眼望一望什么东西，就这样望一望，那些小尾巴就哆嗦起来，……而哆嗦起来，就出现了一个形象……那就是说一个物体，或者一项事件——咳，真见鬼！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看，还能想的缘故，……是因为有那些尾巴，而并不是因为我有灵魂，我就是那种形象和模型，那全是蠢话。兄弟，这是米哈伊尔昨天对我讲的。当时我好像被火烫了似的。阿辽沙，科学真是伟大！一种新的人就要出现了，这我明白……但是我到底惋惜上帝！”
诚然，当人们听到最新的科学进展时难免会惋惜上帝，或者寄托在上帝身上的价值观。关于人性的科学激发了左右两边的广泛恐惧与厌恶。左派学术界的最著名例证就是由史蒂芬.杰伊.古尔德、理查德.利文汀以及其他许多科学家联合署名的《反对社会生物学宣言》。我在这里引用一段：“目前这些决定论理论之所以能够幸存，是因为它们为社会现状以及某些阶级、种族以及性别集团的现有特权提供了基因学的支持。这些理论为绝育法案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还要为导致了纳粹德国毒气室的优生学政策负责。”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些指控，社会生物学作家爱德华.O.威尔逊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晚期与八十年代早期无论前往什么地方演讲都会遭遇成百上千名抗议者。在一幅大学校园里的演讲宣传海报上写道：“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家，右翼父权的先知。”海报最底下还写着：“请听众自带喇叭。”但是不仅只有左派感到不安，宗教与文化右派同样很反感社会生物学。例如安德鲁.弗格森就曾经在《标准周刊》上撰文写道：“针对心智的生物学理论肯定会使你遍体发凉。因为如果要考虑某一项行为是否道德，是否彰显了美德，新兴科学与一般而言的唯物主义并不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他将生物学理论与犹太-基督教观点进行了对比。根据后者，“人类从孕育时分就是人，被赋予了灵魂，受造于上帝，因而无限可贵。新兴科学恰恰正是要掀翻这种普遍理解。”这种信念在政治宗教与文化右翼人权当中十分常见。共和党多数派党鞭汤姆.戴利这样解释四年前的科恩拜伦校园枪击案。“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孩子们，他们无非是从原始泥浆当中进化而来的高等猿类而已。”在类似的案例当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听取了一家创造论组织针对达尔文主义的危险性做出的证词。他们引用了血性猎犬帮的摇滚歌曲里的歌词“宝贝你跟我无非都是畜生/让我们像动物世界那样耍得尽兴”（笑声）。
这些恐惧与厌恶从何而来呢？应当如何应对这些情绪呢？这就是今天演讲剩余部分的内容。我认为这些恐惧应当得到认真对待，而且一共分为四大类：对于不平等的恐惧，对于不完美的恐惧，对于决定论的恐惧以及对于虚无主义的恐惧。我认为这四种恐惧全都基于不合逻辑的推论。人们之所以会恐惧，是因为利用科学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非常新颖，人们早逻辑层面一时跟不上。我还要进一步说，对于心智的生物学理解不仅不具有各种指控当中声称的危险，而且真正的危险其实位于相反的方向，即否认人性。我们应当客观地研究人性而不采取道德袒护的立场。
首先说不平等。一个简单的数学事实是0等于0。假如我们生来都是空白石板，我们自然是平等的。但是假如心智具有内在固有的组织结构，那么不同种族与性别的个人在生物学上也必然不相同，这样一来歧视与压迫就有了正当理由。我想你只要看到这种恐惧的清晰论述，也就能看到这其中的漏洞，即公平并不需要对于同一的信仰作为前提。托马斯.杰斐逊在《独立宣言》当中写道，“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并没有这么写：“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都是克隆体。”我们之所以拥护政治平等，是因为我们认为某些人类利益覆盖了整个人类物种。“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句话作为立国政策同样禁止了因为某人所属群体——例如种族、民族与性别——的统计数据而歧视此人的做法。这正是公平与机会平等的核心理念。“是否所有人在生物学层面上全都不可区分”是一个实际问题，与平等理论并没有关系。
此外否认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有弊端。二十世纪最糟糕的种族与民族迫害其实并非针对所谓的劣等种族。假如你相信所有人都不可区分，那么就难免会将更成功的人们当成更加贪婪无情的人，而不是更有才能的人。二十世纪许多民族迫害暴行的受害民族都为族群当中更有才能的成员提供了繁荣兴盛的环境，这一点恰恰成为了他们遭受迫害的原因，例如东非与南太平洋的印度人，马来西亚与印尼的华人，尼日利亚的伊博族人，以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第二种恐惧是针对不完美的恐惧。千百年来人类实现完美境界的梦想遭到了粉碎。这种恐惧的理论大概是这样的：假如不良的特质是天生的——例如自私、暴力、偏见与强奸——那么这些特质就不可改变，因此社会改良与人类提升的尝试无非是浪费时间而已。假如人类已经堕落入骨，为什么还要费事改良世界呢？反正你所做的一切都会遭到败坏。这种说法同样不讲道理。首先，卑下的动机未必一定导致卑下的行为。因为人类的大脑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复杂整体，有些部分的活动可以抵消另一些部分的活动。因此就算我们确实天然具有喜好反社会行为的倾向，可是我们同时也天然具有道德感，吸取他人经验教训的认知能力，以及能够从这些子系统当中接收信息从而控制行为的前额叶执行系统。我们在过去几个世纪取得的进步并非源自抹杀或者更改人性，而是基于针对人性当中某些部分的大力开发。
彼得.辛格在《扩展之环》（The Expanding Circle）一书当中写道，好消息是所有人都具有道德感。坏消息是人类心智的默认设定是仅仅将自己的道德感施用于你自己所属的村落或者部族当中。但是几百年来的社会进步一直在扩展道德感的施用圈子，将我们本能感到的针对家人亲友的同情心施用于越发扩张的人际圈。我们将各个种族，智障人士，战俘，新生儿全都纳入了这个圈子。最近的《世界人权宣言》又将全体人类纳入了圈子。这一切其实都是一点点转动道德旋钮的结果。我们并没有从头塑造人性，而仅仅是同情心的适用范围逐渐向外扩张而已。
对于不完美的恐惧同样有害。这里我主要说三点。首先是集权主义社会工程学。假如人是空白石板，那么我们自然忍不住想要控制写在石板上的内容。因为假如我们不写，各种意外就会在石板上留下痕迹。二十世纪许多最恶劣的集权政权都公开信奉空白石板信条。大约要对三千五百万人的死亡负责的毛泽东就曾经说过，“一张白纸好做最美的诗歌”。将柬埔寨人口杀灭四分之一的红色高棉也曾经打出过“唯有婴儿才是无辜之人”的口号。
还有一句远远更加温和但是同样令人心神不宁的言论来自城建规划专家兼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城市规划人员应当将原本的城市当成洁净的桌布，根据科学原则重新规划。”幸运的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问题在于他的人类需求理论，他认为每一个人需要若干立方米的空气来呼吸，若干加仑的洁净水用于清洁，若干加仑的洁净水用于饮用，若干平方米的面积用于睡眠，仅此而已。所以他认为城市设计应当以高效满足这些需求为优先事项，而不是像巴黎那样修建成令他大为反感的脏乱差大杂烩。我们如今自然能看出来他的谬误何在。他的人性理论也是空白石板理论，并且忽视了人性的许多其他方面，例如归于亲密人际互动的需求，对于舒适室内环境的需求，对于绿植以及其他活物陪伴的普遍需求，自然光对于情绪的影响，对于室内装潢与审美愉悦的需求，人类尺度以及对于空间安全感的需求，等等。勒.柯布西耶并没有获准将巴黎夷为平地从头再来，但是他的一位徒弟却设计建造了巴西利亚这座全世界最令人望而生厌的废土之城。集权现代主义的理论要在一定程度上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美国城市改造负责。原本欣欣向荣的社区被一旦抹平，立交桥、高速公路与写字楼取而代之。
信奉完美的第二个弊端在于缺乏对于民主的认识。二十世纪许多集权政权的领袖都是极其富有个人魅力的理想主义者，这些领袖主张自己与前任相比具有道德优越性，以此作为自身权威的根源。他们相信自己的集权统治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相信集权体制终将枯萎消失，此后人民将会在无政府主义环境当中驯良地相互合作并且和平生活。相比之下，民主制度的人性理论基础非常阴暗：人们永远无法摆脱自身智慧与预见性的局限，政治领袖全都具有沉湎于个人野心与自我欺骗的天然倾向，因此才要利用制衡机制来克制他们。詹姆斯.麦迪逊的名言说得好：“假如人是天使，那就不需要政府。假如政府由天使管理，那就不需要内在与外在的监察机制。”
信奉完美的第三大弊端在于扭曲了人际关系，尤其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里是一位母亲在《波士顿全球报》上发表的对于育儿专家的看法。“铺天盖地的育儿建议已经把我淹没了。显然我应当与孩子进行大量体育运动，让他们养成强身健体的习惯，成为健康的成年人。我还应当与孩子进行大量智力活动，让他们长大以后足够聪明。各种游戏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训练手指灵活度的游戏，训练阅读能力的单词游戏，训练大肌肉运动与小肌肉运动的能力，仅仅是搞清楚应当与孩子们玩什么就足够我耗费一生的时间了。此外我还要充当急等着上菜的厨师，一次要烹饪两三道菜肴，因为假如我强迫孩子吃饭或者听任孩子不吃饭，孩子就会遭受进食失调。”我想任何一位新近成为父母的观众只要翻一翻市面上的育儿手册，就会与这位焦头烂额的母亲感同身受。
关于育儿的研究，这里有一些令人头脑清醒的事实：绝大多数为母亲们提出各种建议的育儿研究都没什么用。它们为什么没有用呢？因为它们控制不了遗传行为。这些研究测量了父母的一些行为，又测量了子女的一些特质，发现其中有相关性，然后就假设相关即因果，肯定是父母的行为将子女塑造成了这个样子。绝大多数此类研究根本不去检测以下可能性，即父母不仅向子女传递环境因素，也会传递基因。比方说父母对子女多说话，子女就会具有更好的语言能力；父母喜欢体罚子女，子女就会喜好暴力。但是有可能父母仅仅是将口齿伶俐或者喜好暴力的基因传递给了子女而已。
有些研究确实控制了遗传因素。例如对于养父母与收养子女之间行为相关性的测试，收养子女确实得到了养父母的育儿经验干预，但是没有得到养父母的基因。此类研究总是反复得出两个结果。首先，出生时就分离的兄弟姐妹就像从小一起成长的兄弟姐妹一样具有相似性。但是我真正想说的还不是这个结果。同一项研究发现的第二个结果并没有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但是同样重要：假如一对双胞胎从小一起在同一个家庭里由同一对父母抚养长大，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并不会比从小分离的双胞胎更大；在不同的收养家庭当中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并不比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更大。配套研究还调查了收养家庭里的无血缘兄弟姐妹，他们没有共享的基因，但是的确共享环境因素。研究发现他们成年以后无论是性格还是智力都毫无相似之处，或者说并不比街头的随意两个陌生人更加相似。
这些研究说明了什么呢？这些研究说明儿童的个性与智力并不是由父母决定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基因因素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并非全部作用，其他因素包括外部文化环境，包括社会整体文化与同龄人的朋辈文化。偶然性也是因素之一，例如子宫内以及最初几年的大脑发育情况以及人生经历。
当我将这些结果告诉人们的时候——茱蒂.哈里斯最早在《打破教养的假设》（Break the Nurture Assumption）一书当中公开了这些结果——人们往往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你是说我怎样对待子女都无所谓吗？”这样的最初反应或许很自然，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好好想想。你对待子女的方式当然有所谓了。虐待、奚落与忽视子女肯定非常糟糕，一个强壮的大人肯定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受到自己照顾的无助弱者。养育子女首先是道德责任。其次，我们肯定无法塑造配偶的人格。除了新婚夫妇之外谁也不会相信我们能改变配偶的人格（笑声）。但是谁也不会说：“这样的话我怎样对待我的配偶都无所谓了。”怎样对待配偶当然有所谓了，这关系到你的婚姻质量，以及你能从婚姻关系当中得到怎样的愉悦与尊重。养育子女同样也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也会影响亲子关系的质量。我认为这种想法反映了空白石板信条的影响。许多人都会忘记这条基本事实，或者无法在智识层面想起这条基本事实，将养育子女当成对于子女的任意塑造与微调，事实上养育子女远没有这么简单。
下面我简单讲一讲剩下的两种恐惧。首先是对于决定论的恐惧。这里的决定论是老派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意志的反面。这种恐惧的理论如下：假如行为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那么人就不应当为了自己的行为而负责。事实上这种恐惧并不是全然的无根之木。几年前我在《华尔街周报》上发现了这条新闻标题：《律师声称基因促使被告杀人》。顺便说一句，辩方输掉了这个案子，换句话说此人的基因并没能让他脱罪，但是我们难免担心未来会发生这种事。我认为辩方输掉官司的原因很好理解，借用一句老话，“理解不等于宽恕。”责任的标准——表彰，指责，奖励，惩戒——本身就是行为的原因。这些标准并非作用于幽灵或者非物质的灵魂，而是作用于大脑的某些部位——大概集中于前额叶——而这些部位又能抑制人们的某些行为。通过问责，我们能维持大脑抑制特定行为的能力，哪怕我们理解了诱惑的大脑作用机制也依然如此。
此外，司法体系当中经常出现并且见报的虚假辩护往往主张恶劣行为的原因是环境因素而不是生理因素。例如从小遭受的性虐待，梅内德斯兄弟在一审期间就借助这个理由逃脱了罪责，他们声称自己之所以杀死父母是因为从小受虐。“死磕派律师”威廉姆.库斯特勒为长岛铁路枪杀案凶手辩护时采用了“黑人愤怒综合症”的说辞，认为被告之所以任意枪击旅客是因为身为黑人生活在种族歧视社会所遭受的压力。有些律师还试图采用“父权逼得我动手”的辩护说辞为强奸犯脱罪，声称强奸犯遭到了色情行业与厌女思想的摧残。最好的例子大概出自《西区故事》里的唱词，一群不良少年冲着警官唱道：“亲爱的科普克警官，您可要动动脑/因为从小没家教，我们才不学好/我们的娘都吸毒，我们爹都是醉汉/我们成了小流氓，老天也没法办！”
最后一种恐惧，也是最为模糊的恐惧，是对于虚无主义的恐惧，即认为生物学剥夺了生命的一切意义与目的。爱、道德与美仅仅是遵循自私进化策略的大脑所操纵的傀儡。下面这幅漫画很好地反映了这种恐惧。主人公半夜睡不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问他的儿子：“我来这里干什么呀？”儿子说，“传承基因。”然后又补充了一句：“你怎么还在这里啊？”（笑声）绝大多数人恐怕都不会满意这个答案。
尽管这种恐惧经常会被宗教信徒表达出来，但是我要指出世俗社会同样存在这样的忧虑。下面我要将宗教版本与世俗版本的恐惧分别谈一谈。宗教版本的说辞大致如下：人们需要相信灵魂的存在，灵魂存在的意义是实现上帝的意旨，并且会在来生得到奖励或者遭受惩罚。今天演讲的题目不是反对宗教或者宗教信徒，或者主张宗教与科学必然不能共存。有好几位杰出的神经生物学家与进化生物学家认为，相信达尔文进化论或者心智仅仅是大脑的产物与相信更高层次的存在之间并不冲突。今天我也不打算涉及这场辩论。我的目的倾向于防御，我的主张是并非只有宗教才能成为道德的来源。
首先，我并不认为相信来生的理念就有多么高尚，因为这样的理念必然贬损了人世间生活的价值。当我们想到人生易逝的时候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我们会与朋友叙旧，会开解与他人的纠葛，会做出表示爱慕的姿态，会发誓不再轻掷光阴。事实上我认为，只有认识到具有意识的每一刻都是宝贵的礼物，才能赋予人生最大的价值。其次，上帝的意旨听上去不错，但是在实际层面上总要靠人来执行，这一点导致了大量的不幸。讽刺报纸《洋葱报》在一年以前曾经刊载过这条头条新闻：《自杀炸弹劫机犯坠入地狱大感意外，犯人表示原本打算在天堂永生》（笑声）这条新闻遭到了品味太差的批评，确实如此。但是这条新闻确实提出了重要的观点：不相信来生与地狱永劫的威胁或许的确会致使某些人丧失戒惧之心并且恣意作恶，但是如果没有天堂至福的承诺，这些人同样也不会恣意作恶。
再来说说世俗版本。《安妮.霍尔》的开头场景很好地概括了相关的想法。七岁大的伍迪.艾伦被母亲带着去看医生，医生问，“阿维，你为什么难过啊？”母亲替他答道：“都是读书读糊涂了。”阿维说，“宇宙正在膨胀啊。”医生说：“宇宙正在膨胀？”阿维说：“宇宙就是一切，假如宇宙正在膨胀，早晚有一天就会裂开，那样一切就都完了！”（笑声）母亲骂道：“这干你什么事？你连家庭作业都不做了？”阿维答道：“有什么意义呢？”（笑声）我们都认为阿维犯了错误，正像他的母亲指出的那样，“宇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住在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又不会膨胀！”（笑声）
诚然，布鲁克林又不会膨胀。这段对话之所以令我们发笑，是因为小伍迪.艾伦混淆了两个层次的分析。首先是人类层次，即什么东西对我们有意义，以及鉴于我们具有这样的大脑，我们打算怎样度过今天的生活。其次是因果层次，即我们的大脑究竟如何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两个层析相互关联但是并不统一，万万不可混为一谈。就算进化确实是一个非道德无目的的过程，基因就像比喻所说的那样自私地试图将自身拷贝的数量最大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也是非道德无目的的自私存在。事实上正是非道德无目的的进化过程使得人类拥有了道德与目的之类的特质。
我最后的观点在于，道德绝非大脑杜撰的幻觉或者虚构。人类的道德感完全可以遵循固有的逻辑。千百年来的许多哲学家都论述过这一点，但是说得最好的还算是下面这幅卡尔文与霍布斯虎漫画。这幅漫画展示了抛弃道德的后果，从而论述了我们为什么应当不应当抛弃道德或者将其视为虚构。卡尔文说，“我再也不相信道德了。我认为结果好坏决定过程对错。该下手时就下手。强者即正义！胜利者书写史书！这是个狗咬狗的世界，所以我要使尽一切手段，让别人去操心对与错吧。”然后霍布斯虎就推倒了卡尔文。“你干嘛？！”“刚才你挡了我的路，现在你让开了。结果好坏决定过程对错。”“我又没说对所有人都是这样！只有对我才是这样！”这幅漫画表明，任何一套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不同于你对待他们的方式的体系都不可能持久维持下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律是道德的核心，因此世界各地的宗教与道德传统彼此独立地反复发现了黄金律也就不奇怪了。
总结一下，现代智识生活的主导人性理论是由空白石板信条、高贵野蛮人信条以及机器幽灵信条构建起来的。但是这套理论遭到了当代心智、大脑、基因以及进化科学的挑战。这些科学看似挑战了我们的道德价值，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反，理解人类的深层行为动机有助于我们澄清这些价值。政治平等并不需要同一无差别作为前提，而是需要将人们视为具有权利的个人的政策。道德进步并不需要彻底扫清心智当中的自私动机，而是要培养其他动机来克制自私动机。追究责任并不意味着人的行为必须没有原因，只要人的行为会对表彰与责备做出反应就行了。生活的意义并不要求形成大脑的过程具有目的，只需要大脑自身具有目的。向空白石板信条赋予任何价值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这样一来我们的价值观就成了运气的人质，有朝一日可能会因为事实探索而过时，还因为这样做掩饰了否认人性的负面效果，包括迫害成功者、集权主义社会工程学、对于父母养育以及刑法体系之类环境因素的作用的夸大、对于逻辑、责任、民主、道德等概念的模糊化、以及对于人生价值的贬低。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昆汀.塔伦蒂诺：从《低俗小说》的成功谈起 [ 万年看客 ] 于:2015-08-27 09:18:14 主题帖
主持：欢迎收看《广播》。今晚我们将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与编剧兼导演昆汀.塔伦蒂诺座谈。今年影坛上最扣人心弦的一幕恐怕就是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的黑帮分子用车拉着吸毒过量的黑帮老大的妻子在半夜时分冲到毒贩子家里找解药。她需要接受一针直插心脏的肾上腺素注射，但是特拉沃尔塔与毒贩都没有此类注射的经验。两人为了撇清责任而争执不休，最后还是特拉沃尔塔一狠心将针管扎进了昏迷女孩的胸口。《低俗小说》在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拔得了头筹，这也是昆汀.塔伦蒂诺自编自导的第二部电影。他自称“电影宅男”，此前曾经花费五年时间在录影带出租店工作。《低俗小说》将作为开幕影片在今年九月纽约电影节上映，主演包括约翰.特拉沃尔塔，塞缪尔.杰克逊，乌玛.瑟曼，布鲁斯.威利斯以及哈威.凯特尔。今晚我们有幸请来了本片导演昆汀.塔伦蒂诺。感谢你的光临。
昆汀.塔伦蒂诺（以下简称塔）：谢谢。你可不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有多久……
主持：要不然先跟我这张桌子打个招呼吧。
塔：这张桌子可不得了啊。（双手拍桌子）
主持：其他人在谈论你的时候都说你是一个从小就爱上电影的孩子，是这样吗？
塔：一点也没错。其实这种事并没有人们一直说得那样古怪或者特殊。你想想在学校里的时候，哪怕只是上小学的时候，孩子们就会显现各种各样的倾向。有些孩子喜欢体育，有些喜欢学习，有些喜欢汽车，有些喜欢画画——每间教室的最后一排都有一个不停画画的孩子。我的天然倾向就是电影。区别在于我小时候比较喜欢钻牛角尖，一旦认准了电影，别的东西我就一概看不见了。我的学习也受到了影响……
主持：你不喜欢学习，但是却对电影角色与情节了如指掌。
塔：没错。我在学校里连基本拼写都不会，上课内容全都记不住，但是却知道哪一部电影的演员都有谁，编剧是谁，导演是谁，等等。我还有一个直到今天都没克服的毛病，在上学的时候害得我成绩很差：凡是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我就连一丁点努力也不愿付出，哪怕只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我也照样不愿意。在学校里我最喜欢历史课，因为历史对于我来说就像电影一样好看。我把其他孩子甩开了十万八千里，因为我看过很多《俄宫秘史》之类的历史电影。历史就是故事，而我喜欢故事。此外我也很喜欢阅读。因此我会在历史考试与阅读考试当中得A，在其他科目考试当中则一塌糊涂。
主持：当时你就知道自己想干这一行吗？你是单纯喜欢电影呢，还是决心要成为导演与编剧呢？
塔：你这个问题很有趣。你说导演与编剧，可是小时候我只知道电影是写出来的，根本不知道导演是什么。我父母当时总是说：“这孩子早晚要当导演。”可是当时我根本不想当导演，而是想当演员。因为小孩子看过电影之后肯定想当演员。但是我还记得很早的时候，我看完我喜欢的电影之后就会摆弄《特种部队》的玩偶，将我看到的内容按照我的版本重现一遍。可以说我是在导演小型戏剧，观众也只有我一个人，演员则是《特种部队》玩偶。我看过很多电影，不仅只有送交蒙特卡洛参加电影节的电影。小时候我母亲带我看过《猎爱的人》以及《日落黄沙》……
主持：因为当时她就想让你拍电影吗？
塔：不是啊。她就是觉得电影无非就是电影，多看看也没坏处……
主持：她今天还这么认为吗？（笑）
塔：当然，如今她可高兴了。当时我会手拿玩偶，嘴里念台词：“你个混蛋……”“狗娘养的……”然后我妈就会训我：“昆汀你说什么呢？！”“妈，不是我！这都是特种部队小人说的话，都是台词！”
主持：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塔：我小时候做过很多很愚蠢的工作。我十六岁就辍学了，因为我想当演员。我妈说，“你要是不想上学，就得去找工作。”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和色情行业很有关系。我可以告诉你我对色情片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当时的雇主拥有一批专卖成人杂志的书报栏，我的工作就是坐车走遍各个书报栏，将零钱收集起来，将新的杂志放进去。这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我的第二份正式工作是在加州陶恩斯市小猫咪情色剧院担任领座员。当时我十六岁。最讽刺的一点在于，我小时候总觉得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就是领座员。什么导演演员都得靠后排。因为领座员天天都能进电影院，还可以免费观看一切电影。现在我找到了一份电影院的工作，可是里面的电影我却根本不想看。
主持人：然后呢？
塔：然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电话销售，这里干点零活，那里干点零活。二十二岁的时候我找到了一份曼哈顿海滩影像店的工作。
主持：那家店很有名的。
塔：最有名的一家，别无分号。有人说：“这家店就相当于你的电影学校啊。”
主持：确实有人这么说是吧。
塔：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主持：所以现在有一大帮想要成为你的孩子都冲到影像店那里去了。
塔：我倒是不觉得那里算得上电影学院。我的朋友罗杰.阿夫瑞——我最近刚刚出品了他导演的《杀戮地带》——最早提出了这个理论，然后就被各路媒体照单全收了。但是我觉得他自己根本不信这个理论，我更不信。影像店并不是我的电影学校，更像是我的《村声》杂志。而我就是詹姆斯.霍伯曼或者安德鲁.萨里斯之类的影评主笔。我将一部电影交待到别人手里，并且告诉他们为什么这部电影好，那部电影坏。我并不是因为得到了这份工作才能看到很多电影，并且熟悉电影。在得到这份工作之前我就已经是电影专家了，所以他们才雇佣了我。
主持：所以说你是自学成才，不是学校教育出来的。但是你的成功对别人有什么影响呢？好比说我是个记者，经常有人问我：“我该不该去记者学校接受专业教育？”如今有很多人打算去南加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或者纽约大学电影学校求学。你对他们有什么想说的话吗？你没受过学校教育。按照他们的说法。你“教会了自己”。你具有学习的激情，具有看电影的激情，这种激情出现的很早。很早的时候你就爱上电影了。
塔：这的确是最重要的一点……
主持：热爱这一行？如果你不干电影，是不是就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
塔：我确实从没想过退路的问题，因为我根本不想后退。我想把这一行彻底研究透。我先说说我的观点再回答你的问题。我所做过的最令我骄傲的事情就是不断付出。人们对我说：“你的成功来得太快了，简直是一夜成名。”其实我的成功是整整八年一事无成的结果。
主持：你都做了哪些没结果的事情呢？能让我们体会一下你的失利吗？
塔：这么说吧。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就打算拍一部电影。此前我见过了好几位导演，我告诉他们我正在写书，想要采访他们。他们全都告诉我他们在三十岁之前就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我心想，“我要超越他们，二十六岁那年我就要拍出我的第一部电影。”我当时有个短片的构思，一开始我打算用超8毫米胶片，后来我搞到了一台16毫米胶片摄影机，所以决定改用16毫米胶片。我拍摄了几个周末，心想：“这也太便宜了。干脆拍个故事片好了。”当时《天堂陌影》已经上映了，《她说了算》还没上映。我想：“我也要拍一部16毫米胶片黑白故事片。”我花费了三年时间拍摄这部电影。我的拍摄经费就是我在影像店的工资。好比说周五我领到了二百美元工资，周六周日我就去拍摄。钱花光了之后我就再去上班。假如你在周五租用了拍摄器材，只要缴纳一天的租金就能使用两天，只要在周一一大早还回去就行。因此每到周末我都会拼命拍摄。我当时太穷了，根本没办法冲洗胶片。因此整整过了三年之后我才冲洗了一部分胶片，想看看自己到底拍得怎么样。你猜怎么样？我拍出来的东西和我的想法根本不是一回事！（大笑）
主持：区别在哪里呢？
塔：太业余了。而且还不是那种吸引人的业余。
主持：一点也不可爱？（笑）
塔：确实。当然这部片子还是有优点的，比方说你一看就知道是我拍的。认识我的人看过这部片子之后都说，“没错，就是昆汀拍的。”
主持：从拍摄的第一天你就做到了这一点。
塔：问题在于，我原本打算用这部影片当成入行的垫脚石。我花了整整三年。发现自己搞砸了之后我抑郁了一段时间，但是不长，然后就用现实的眼光又将这部影片审视了一遍。“好吧，这也算是我的电影学校了。”这是一个人可能参加的最好的电影学校。我并没有花大钱进学校，摆弄那些破烂器材，而是亲自拍摄了一部电影。我确实失败了，但是回头看看，我在第一年拍摄的剧情内容确实很烂，但是在第三年最后几个月拍摄的内容却完全说得过去。
主持：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拍完了剧情部分之后你学会了什么呢？你是怎样想到《低俗小说》的最精彩之处的呢？
塔：其实我觉得讲故事是我的强项之一。我很热衷于讲故事。
主持：因为你觉得自己是个作家？
塔：更像是观众。我很喜欢听别人给我讲故事，我觉得讲故事的艺术就快要失传了。
主持：但是人们在谈论你的时候，除了谈论你在影像店的工作经历以及从小热爱电影之外，就是你特别喜欢小说写作式的技巧，并且将这种技巧运用在了银幕上。
塔：就是这样。美国电影——或者说好莱坞电影曾经是全世界最擅长讲故事的电影。我们能讲一个特别好的故事。欧洲电影的基础是角色与氛围，美国电影则靠故事。如今我们讲故事的能力已经垫底了。我们不会讲故事，只会描述情况。我不想打倒好莱坞，好莱坞每年产生的好电影数量已经足以确保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了。但是如今大多数的好莱坞电影只要看开头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就能猜到全片的情节。这可不是故事，故事必须是层层展开的结构。我不是说电影情节非得充满急转弯与意外，而是逐层展开。
主持：但是你并不相信线性叙事。
塔：倒不是说我不相信线性叙事，我也不打算针对线性叙事发动圣战。但是如今所有人都只会线性叙事。我的故事线跳来跳去，来回往复。假如我将《低俗小说》写成了一部小说，那你根本不会谈到这部小说的结构问题，因为小说本来就可以这么玩。小说家从来都有随心所欲地讲述故事的自由。我也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对于电影与小说来说，75%的内容按照线性叙事来讲述更有戏剧性，但是还有25%的内容换个方式讲述更能打动人心。《水库狗》与《低俗小说》都是这样。不守规矩的叙事方式使得这两部电影在观众当中获得了更大的共鸣。
主持：不过是不是也因为这种不守规矩的叙事方式让观众坐立不安呢？你谈过暴力的运用，也说过希望让观众坐立不安。人人都这样想，但是你相信你采用的技巧能实现这一点。
塔：绝对的。作为一个观众，我很清楚，只要我感到困惑就会退场，从情感上与这部电影切断联系。
主持：困惑？
塔：没错。我看电影的时候，假如情节突然陷入混乱，使得我不明所以——我觉得观众与银幕之间连着一根脐带，而困惑则会将脐带切断。
主持：然后你就失去了观众。
塔：没错。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之所以会因为感到困惑而切断自己与电影的联系，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不应该感到困惑。但是假如你相信导演的能力，那么暂时性的困惑并没有害处。你要是不同意我的观点尽管开口，不过尽管《低俗小说》的叙述来来回回兜了个大圈子，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一点也不难懂。话说回来你必须用心看，不能一边看一遍玩纵横字谜。
主持：必须老老实实坐上两个小时零十分钟。
塔：没错。只要你用心看，这部电影很容易理解。
主持：请谈一下自己写剧本的好处。你以前也给别人写剧本，是不是写剧本写久了之后就会自然成为导演呢？
塔：人们整天问我写剧本的事。我不是假谦虚。我确实很满意自己写的剧本，但是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个作家。我觉得我是一个自己写素材的电影制作人。我要是真以为自己是个作家，肯定不会去写剧本，而是会去写小说。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以为自己肯定拍不成电影了。那时候我确实想过改行写小说，因为写小说只要有一支笔就够了。
主持：不过假如你当真不拍电影，那你会成为哪一类小说家呢？
塔：你这个问题太难了，我没有答案。我确实试过写小说。我很喜欢拉里.麦克穆特瑞的《我所有的朋友都将成为陌生人》（All My Friends Are Going to Be Strangers）。这本书让我很想写一下我在影像店工作的岁月。我先写了两章，又花费了半年时间反复修改重写这两章，因为对于我来说这是全新的创作形式。但是最后我想，我毕竟还是个拍电影的人。假如我将拍电影所需要的精力全都投入到这部小说当中，我肯定能写完，也肯定能出版，可是我并不想这么做。我想在拍电影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至于说我为自己写剧本而不是让别人替我写剧本或者我替别人写剧本，首先的好处在于我一般都会对自己写的剧本感到满意，因为这个剧本非常个人化。我可以花费五六年时间琢磨一个创意，逐渐想清楚这个创意的各个不同部分。但是当我最终坐下来将这个创意变成剧本的时候，我当时的感受与体验也会呈现在剧本当中，否则这个剧本就不值得写。我经常用这个比喻：我从没上过写作辅导班，我只学过如何当演员。我当了六年演员，并且将自己学到的经验应用在了写作当中。
主持：你学到了什么呢？
塔：我给你打个比方吧。假设我要参演随便一出戏，比方说《甜心宝贝》，我开车去剧场，结果路上压死了一条狗。这种事当然不至于害得你负疚自杀，但是肯定会对你造成影响。当我走上舞台的时候，我也将这段经历带上了舞台，要不然我上台干什么呢？这段经历需要出现在舞台上。
主持：因为这段经历影响了你的心理活动，所以需要出现在舞台上？
塔：一点不错。当然，不管是《甜心宝贝》还是《推销员之死》，剧情里都没有死狗。但是除非我带着压死狗的经历上台，并且将我的心理活动与剧本结合起来，否则我就相当于不在台上，你就是用一个机器人顶替我也无所谓。好的表演首先就要承认演员内心的一切感受。作为作家的道理也是一样。好比说你让我写《阿瓦隆大炮》的剧本，而且我在剧本写作期间与热恋的女朋友分手了，那么我的心碎感受肯定也会在剧本当中有所体现。故事的情节依然是敢死队员炸大炮，但是我的痛苦依然要想方设法从故事当中流露出来，否则我岂不是白忙活了吗？
主持：将这种做法应用在写作当中，无论你在写剧本的时候感受到了什么，都要影响你笔下的角色。
塔：有人说“你无非是以其他电影为题材来拍电影而已。”这是胡说八道。我拍的确实是类型片，而且我也很尊重类型划分。
主持：你对这个类型的定义是什么呢？
塔：我目前专攻犯罪类型。如果具体到《水库狗》，那就是犯罪类型当中的抢劫分类，一群人凑到一起策划抢劫案。我很尊重类型，类型就是我的发力点。但是对于我来说，一切电影的成功关键都是正确的观众。好比说我将我的电影给一群朋友看，他们会说：“昆汀，你真拍出这种东西来啦？！”如果一部影片是你的个人表达，当你完成这部影片的时候，应当会因为特定人群将要看到这部影片而感到有些尴尬。
主持：否则拍出来的电影就不真诚吗？
塔：这话说得太宽泛了，不过也差不多。
主持：如果你不能彻底表现自己，就根本不会拍电影，是吗？
塔：你的脑海里应该有这么一个声音：“说实话！说实话！说实话！”要揭示关于你自己的若干秘密
主持：实话就是你的人生经历？
塔：一点不错。这是我所知道的事实。
主持：你为什么选择犯罪类型片呢？
塔：我总觉得犯罪题材特别带劲。
主持：你喜欢三四十年代的犯罪小说与雷蒙.钱德勒以及达希尔.哈米特的作品。
塔：七十年代的犯罪小说也不错。
主持：例如埃尔莫尔.伦纳德？
塔：埃尔莫尔.伦纳德最棒了！我写的《真实浪漫史》其实就是向埃尔莫尔.伦纳德致敬。埃尔莫尔.伦纳对我影响很大，他让我搞清楚了自己最适合的风格。查尔斯.威尔福特也会这么写，不过他是我读到的第一个用琐碎对话塑造角色，然后砰一下子将读者推进主线剧情里的小说家。这是我一直很仰慕也一直试图效仿的手法。
主持：以前有人评论你的风格是“欧洲艺术电影与黑人电影（Blaxploitation）的结合”。
塔：不止是黑人电影，而且是美国黑人电影。比方说《低俗小说》就是这两种门类最出名的后代。法国新浪潮电影拍摄犯罪是一个套路。让-吕克.戈达尔、弗朗索瓦.特吕弗、让-皮埃尔.梅尔维尔以及他们之前的许多法国导演都会用特别疯狂的方式翻拍美国电影。除了黑人电影之外，我的作品里还有七十年代意大利西部片的风格。全都搅和在一起了。
主持：我们在这里说得很轻松，但是我知道你作为一名有志于从事电影的人专门研究了很多其他电影人的生平。你就像他们的传记作家一样了解他们。
塔：你这么说也不算错。
主持：你想从中学到什么呢？就因为你们是同行吗？
塔：首先这是我的兴趣，就像某人是棒球球迷，最崇拜威利.梅斯，他一定会将威利.梅斯研究透彻。你要是崇拜某人，自然就会这么做。二十来岁的时候我特别崇拜布莱恩.德.帕尔马。假如他的新片上映了，我肯定请假也要参加首映，还会收集所有采访与访谈，粘贴在帕尔马剪贴簿里面。好比说《疤面煞星》上映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首映当天的第一场。谁都没有和我一起去。坐在那里看电影的体验就像参加宗教活动一样。然后我还会观看当天的午夜场，这一回就有人陪我看了。故事情节我已经清楚了，场景我也全都看过了，现在我要分析他的手法。
主持：这一回你可以与别人边看边聊。
塔：没错。问题在于这是对待偶像的态度，不管你的偶像是布莱恩.德.帕尔马，霍华德.霍克斯，道格拉斯.塞克，马丁.斯科塞斯还是别人。不过我还喜欢从电影史的角度来研究他们，尽管没人花钱雇我研究电影史。我很喜欢研究导演的职业生涯……
主持：你想知道他们怎么成功的？他们的职业生涯如何展开？
塔：职业生涯的展开确实是我的兴趣。好比说一位导演在过去二十年里拍了十到十五部电影。一开始他的作品着实令人激动，然而在某一个点位之后就不再令人激动了。要么他开始炒冷饭，要么他失去了灵气。这一切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主持：他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呢？
塔：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主持：你以前说过，漠不关心就是导演走下坡路的开始。
塔：没错，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我不是批评家，所以这里就不点名了，免得伤感情。我要是批评家的话肯定会专门写一篇文章与此类导演当面叫板。像这样的导演有很多，他们在七十年代的作品与九十年代的作品看上去根本不像出自同一个人。
主持：你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塔：我见过这种事的根源。一般来说都是因为某一部电影。第一种情况，这部电影非常个人化，导演也非常关心这部电影。可是不但票房不好，而且口碑也不好。导演可能搞砸了，也可能做得很好，但是最终都没有得到回报，而是被人打了一记耳光。你能感到导演的个人感情遭到了伤害。
主持：然后导演就不管不顾了？
塔：然后他们就不管不顾了。从那以后——我至少能想到五个这样的导演——他们突然就拍起了套路电影，只知道堆砌明星。六七年之后，他们原有的原创性与个性就消散殆尽了。
主持：这里我要和你理论一下了。你怎么看科波拉与《现代启示录》？
塔：不，科波拉可不属于我说的这类导演。
主持：他也是你的偶像吧。
塔：不止如此。《现代启示录》可是大成功。
主持：我知道，可是你看看他妻子拍摄的纪录片就会发现这部影片对他的情绪造成了怎样的消耗。
塔：可是我花几百万美元拍出来的电影……
主持：你觉得这是他的评价标准吗？你觉得他把自己想讲的故事讲好了吗？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的前三分之二都挺好，后三分之一就不能看了。
塔：这话说得挺有趣。的确，从当时的观影感受来说，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铺垫与酝酿之后，马龙.白兰度出演的那部分情节的确是我最不喜欢的部分。但是这部分情节失败了吗？没有。
主持：帕尔马的《虚荣的篝火》又怎么说？你说导演会江郎才尽，我想找个合适的例子。
塔：说到《虚荣的篝火》，宝琳.凯尔说得很好。“关于《虚荣的篝火》最疯狂的一点在于，早在1969年帕尔马与罗伯特.德.尼罗合作拍摄《嗨，妈妈》的时候，他已经能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优秀地拍摄《虚荣的篝火》了。”当时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嬉皮士风格。电影《嗨，妈妈》比原著小说的影响力更大。他根本不需要将当年就做过的事情再重复一遍。宝琳.凯尔还有一段评价：“《虚荣的篝火》完全是一团糟，但是只有真正伟大的导演才会搞出这样的一团糟。”炒冷饭的家伙们根本不会这么极端。
主持：只有失去了理智的天才才能拍出这样的电影。他之所以剑走偏锋，是因为太自信了。
塔：他的头脑里充满了坏创意，他又凭借着自信与天才实现了这些坏创意。我并不认为他失去了理智，我觉得他的感受太深切，因此用力过猛了。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小打小闹……
主持：因为他要重新找到一个立足点？
塔：没错。
主持：他需要恢复自信，是吗？
塔：不不不，我不觉得他缺乏自信。他在《越战创伤》当中就试图突破自己的局限。这部电影虽然票房欠佳，但却让他收获了职业生涯当中最高的评价。在《虚荣的篝火》当中他走的更远，只是这次没成功就是了。你看看他接下来拍摄的《危情羔羊》，他还是想要恢复自己原本的悬疑片风格。《危情羔羊》有一个特别令人着迷的特点：这部电影似乎存心要让观众不痛快。你能感到导演的想法：过去二十年里我一手打造了这种电影类型，我比任何人干得都更好，可是现在我烦了，唯一能让我重新产生兴趣的方式就是彻底解构这种电影，让观众无法满意。《危情羔羊》在我看来充满了实验性质，实验目的就是如何不让观众满意。我看得可过瘾了。
主持：谁对你的电影事业影响最大呢？你说过霍华德.霍克斯。
塔：没错。
主持：为什么？
塔：在我看来，他是最伟大的故事家，恐怕也是最具娱乐性的电影人。一般我们谈起从业三十多年，拍了二三十部电影的老导演，这些老导演总有些早期或者晚期的作品你一开始没看过，后来看了之后又觉得失望，你只是为了彻底了解这位导演才会看这些电影。可是除了一部电影之外，霍华德.霍克斯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哪怕就像是《湖畔春晓》这样普遍不受人待见的后期作品，充其量只是《育婴奇谭》的重置版本，但是依然很搞笑啊。《湖畔春晓》能赶上《育婴奇谭》吗？当然不能了。但是搞笑就是搞笑。假如要我在《湖畔春晓》与《育婴奇谭》之间做选择的话，我肯定看《育婴奇谭》。但是假如电视上播放《湖畔春晓》，我肯定要看两眼。
主持：除了霍华德.霍克斯还有谁？
塔：除了霍华德.霍克斯之外，还有塞缪尔.富勒。富勒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电影界的怪才，特别擅长战争片，因为他上过战场。此外他也拍过不少西部片。富勒对我影响很大，德.帕尔马对我影响也很大。关于德.帕尔马有一点需要说一说，他大概是过去二十年最伟大的讽刺家。他的影片全都是歇斯底里入骨三分的黑色喜剧。谁也不像他那样机智。马丁.斯科塞斯的大胆风格也对我影响很大。
主持：你说他胆大？
塔：是啊。以前我从没这么说过，因为别人都替我说完了。瑟吉欧.莱昂也对我影响很大。
主持：是因为意面西部片吗？
塔：绝对的。不过他也是我最早研究过的导演，也正是他让我产生了想要当导演的理想。“哦，原来导演就是干这个的啊！”
主持：为什么是他呢？
塔：因为他的电影风格太鲜明了。太有导演的气场了。
主持：一看就知道是谁拍的？
塔：没错。你简直能看到整部影片的执导过程。如果只为了看故事而看她的电影未免差点意思。我还受到了让-吕克.戈达尔的很大影响，因为他喜欢发明创新，打破规则，在你看电影的时候评论电影。五十年代的法国导演梅尔维尔专攻娱乐片，拍摄了一大批犯罪电影。这些电影基本就是华纳兄弟拍摄的亨弗莱.鲍嘉硬汉电影，但是影片的节奏却有着不容错认的法国韵律，以及阿兰.德龙这样的法国演员。就像瑟吉欧.莱昂一样，他拿过我们熟知的影片类型，采用了全然不同的风格与视角，几乎将这个类型重新发明了一遍，创造出了从没存在过的东西。我拍摄类型片也总想达成这样的效果。成没成功我不敢说，但是这是我的企图。
主持：什么企图？
塔：拍一些你见过的影片类型。我喜欢且尊敬这些类型，而且也决心要让观众满意。但是我也要将这个类型改头换面一下，采用你以前从没见过的手法，例如《水库狗》。这不是卖弄小聪明，而是为了追求显著效果。在抢劫片当中，观众期待着看到抢劫。《水库狗》也是抢劫片，但是根本没有拍摄抢劫的场面。这就是我个人搞怪的方式。影片一开头抢劫就结束了。
……
主持：你当时有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呢？有没有担心自己还没准备好拍摄这部电影呢？
塔：我觉得你总是要担心的。“很好，这份工作是我的了，现在我非干不可了。”
主持：简直有点像丘吉尔在二战初期说得那样：“我的平生都是为了这一刻而做准备。”
塔：绝对如此。
主持：我已经准备好了。我需要学习的一切都已经学完了。我读过了资料，我做过了研究，能说的我都说了，能写的我都写了，能做的我都做了。
塔：你这么说挺好玩的。因为就在开拍前不久，我心想：“还是写作比较简单啊。我要是写不好的话把稿纸揉一团扔掉就行了。如果我把自己写好的东西交给别人，别人搞砸了，我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发火生气。假如我把自己写的东西搞砸了，那我要怪谁呢？”
主持：你今天会用不同的手法来拍摄这部电影吗？
塔：我很为这部电影感到骄傲。我可能会把某个镜头的长度延长一点，但是不会有大改动。
主持：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你想拍的电影。
塔：我很喜欢这部电影，而且不仅因为这是我拍的电影。
主持：对于电影观众来说，这部电影展现了怎样的一个昆汀.塔伦蒂诺呢？
塔：经常有人问我：“你拍电影的时候心里有没有观众呢？”我的回答是：“确实有。”但是我心里的观众并不是什么面孔不清身份不明的形象，而是我。我就是观众，我就是那个要花费七八美元买票的家伙。如果我特别想看一部电影，一定会参加首映式。我就是观众，我知道我想看什么。我赌的是还有很多其他像我一样的人。我只拍摄特定的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看。肯定会有人不爱看，但是只要有人爱看就行了。很多人都评论这部电影里暴力太多。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对我的表扬。
主持：为什么是表扬呢？
塔：因为我拍的不错。
主持：你是说他们觉得这部电影的暴力程度远远超过电影的实际？
塔：绝对超过了。用德.帕尔马的话来说，“导演拍摄暴力的水平越高，就越会遭到责难。”只会拍摄俗套的导演无论拍什么都不会有人责骂，因为他拍的东西没意义。所以某种意义上他们其实是在表扬我的执导能力。尤其是要考虑到《水库狗》是一部话唠电影，整整九十分钟都是各个角色相互说话，因此最糟糕的暴力行为根本没有出现在银幕上。至于从这部电影当中能看出我的哪些方面呢？我总觉得这种问题很怪。应该是你告诉我才对啊。
主持：人们会说，这是一位新生导演，他具有爆发式的才华与鲜明的个人特质。你可以这样评论很多美国电影：“这是一部好电影，但是我能说出三四位可以拍出这部电影的导演。”我不认为其他任何导演能够自然而然地拍出《水库狗》或者《低俗小说》，你觉得呢？《低俗小说》的特质太鲜明了。我想谈谈《低俗小说》，待一会儿还要播放开头讨论汉堡包的场景。
塔：在开头的那场戏里，约翰.特拉沃尔塔与塞缪尔.杰克逊饰演两个赶去杀人的枪手文森与吉尔。问题在于，对于他们来说，自己只是赶去上班而已。他们两个的对话也是拼车同事之间的对话。文森之前在阿姆斯特丹呆了三年刚回国，他三句话不离欧洲。
主持：这就是那场戏。（略）你为什么要选择约翰.特拉沃尔塔呢？
塔：我始终觉得特拉沃尔塔是好莱坞产生过的最伟大的电影明星之一。
主持：电影明星？
塔：是的。当然他也是个优秀的演员，但是首先他是个明星。人们往往会忘记约翰.特拉沃尔塔刚出道的时候有多火。他有一项成绩，在他之前只有马龙.白兰度、在他之后只有茱莉亚.罗伯茨达成过：在他最火的时候，任何角色只要稍微有一点由他出演的可能，都会被送到他那里。他在那个时期的表现真的很不一般，例如《周末夜狂热》，情景喜剧《欢迎归来，科特先生》，《都市牛郎》，还有他与德.帕尔马合作的《凶线》，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之一。
主持：你最喜欢的三部电影是什么呢？
塔：德.帕尔马的《凶线》，霍华德.霍克斯的《赤胆屠龙》，还有马丁.斯科塞斯的《出租车司机》。
主持：这三部电影有什么共同之处吗？
塔：我也不知道啊！（笑）要说共同之处就是都体现了导演本人的看法吧。
主持：再来说说《低俗小说》当中的喜剧因素。这部电影当中的喜剧算是黑色幽默吗？还是别的什么风格呢？喜剧与这部电影当中的暴力以及叙事的结合能走多远呢？因为这部电影从根本上来说是很严肃的。
塔：要说喜剧能走多远的问题，我觉得只要好笑就尽管可以想走多远走多远。乔治.卡林的段子说得好：一切事物都可以搞笑。不管多么糟糕的事情都能成为笑话的素材。因为笑话就是笑话。
主持：不过以前你也说过，有些事情太严肃，不能拿来开玩笑。这话是你说的吗？
塔：当然不是，我可不会说这种话。这话说得才搞笑呢。
主持：因为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塔：幽默其实是放大镜，让我们能够看清我们的社会，我们自己，我们的个性，我们的问题。幽默是我们观察与理解事物的工具。只要好笑，就可以得到接受。要是不好笑，你就玩砸了。我最近刚刚意识到非常有趣的一点。人们说《水库狗》太暴力，我觉得他们其实是说我的工作干得不错，我只担心人们会因为无聊而在电影院里相互交谈。四个月之前我看了一部三十年代的老电影《血洒后街》。悲剧简直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角色之一。悲剧笼罩着每一幕场景。你知道这部电影的结局将会非常悲惨。即便是比较轻松的场景也不能让你开怀大笑，只能勉强笑一下，因为你能意识到悲剧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暴力与《水库狗》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片中的暴力场景数量很多。暴力根本就是片中的另一位角色。你忍不住想看到每一段对话都以暴力收场。观众在影院里或许也会笑，但是当他们走出影院之后不会记得令自己发笑的场景。
主持：最后的问题，《低俗小说》比《水库狗》更好吗？
塔：我确实更喜欢《低俗小说》。
主持：为什么？
塔：因为《低俗小说》的野心更大，拍起来更难。《水库狗》是我的起点，《低俗小说》则是我的突破点。
主持：你的下一步电影还是犯罪类型片吗？
塔：我也不知道。我想尝试很多类型，但是目前我还没有余力。
主持：你还不打算花七个月时间改拍音乐片？比方说把扭扭舞那一幕扩展一下？
塔：扭扭舞那一段是挺好笑的。约翰.特拉沃尔塔与乌玛.瑟曼来到了一家五十年代风格的餐厅，碰巧餐厅里举行扭扭舞比赛，两人就上场跳舞去了。别人都以为我写这一幕就是为了让约翰特拉沃尔塔秀秀舞技，其实早在选择约翰特拉沃尔塔之前这幕戏就写好了。不过选了他之后我们才意识到：“好嘞，这回能看到约翰跳舞了。”
主持：你下一步打算干什么呢？如今人们都说你是美国最热门的新人导演。布鲁斯.威利斯甚至放话说下一步他只打算与你合作。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自己想要到达的地方，请问你的头脑当中有没有什么大计划呢？因为你是从底层打拼上来的。
塔：我确实有计划，但是目前我还不清楚下一步我想干什么。目前我并没有心急火燎非要讲出来不可的故事。拍电影实在太难了。当年我还是个电影宅男的时候曾经想过，赖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的职业生涯真不错，十年时间就拍了三十部电影。可是现在我觉得人生太短了，不能这么玩儿命。我刚刚爬完了珠穆朗玛峰，不能立刻就去爬另一座山。总得让我先喘口气再说。至于我最想要的职业生涯，我不能用别人来打比方，因为据我所知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我希望自己能在独立制片体系与工作室体系之间自由往来，在大片与小制作之间随意切换，完全取决于我想讲什么故事。假设我的第一部电影并不是《水库狗》，假设我拍了另一部电影并且获得了相同的关注，然后我又想到了《水库狗》的故事，那么我是否应当因为自己有这个财力就将《水库狗》拍成两千万预算的大制作呢？是否应当把肖恩.康纳利与罗伯特.德尼罗请来呢？当然他们两个都很适合片中的角色，但是我不会这么做。《水库狗》的本质就是一部小成本电影，它的魅力也部分来源于此。我可能会花费三百万美金而不是一百五十万，免得手脚太拘束。但是我知道这部影片是一部成功的小制作。对于我来说回本盈利是很重要的，因为我需要投资人对我有信心。假如有一天我想到了恰当的故事，假如我个人的审美恰好迎合了商业审美，那么我也不介意拍一部两千万预算的电影，但是这部电影看上去一定像是六千万预算的作品。德.帕尔马拍《铁面无私》的时候，他的个人美学与商业美学就结合得很好嘛。
主持：最后的问题，你会为自己写下一步电影的剧本吗？
塔：七个月的时间可能改变很多事。我也从来不擅长预测未来。但是我的确有点担心我的声音会越发落伍，我的台词会失去新意。我想找一部小说改编一下。当然我还要动笔，还要发声，但是主要还是别人的声音。
主持：很高兴今天能将你请来做节目。
塔：能来这里太好了。
主持：你的《低俗小说》获得了广泛好评与称赞。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Fey_0cbg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5KkI_YS4ug
今天我想谈论一个挺无聊的题目。如果你们中途想睡觉，只要将头靠在旁边听众的肩膀上闭上眼就行了，我一点都不介意。我今天想要谈论一下责任与想象力，以及这两者如何与自由联系起来——自由正是本届大会的题目。
不过首先我想谈一谈杜鹃鸟的习性。杜鹃会将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鸟巢里。杜鹃雏鸟破壳之后就会毫无良心负担地将寄养家庭的兄弟姐妹全都拱到鸟巢外面去。杜鹃实在不是值得学习的典范。这个故事也丝毫不包含道德因素。杜鹃鸟会这么做，因为这就是它们的天性。喂养杜鹃雏鸟的其他鸟类也并非满心仁爱，它的行为同样出自天性。不过无论自然界有没有为人类提供道德训诫的责任，几千年来人类都一直在自然界里寻求着道德训诫。我们能从一切事物当中总结出一番道理，这也是我们的天性。圣经箴言6:6说得好：“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我经常用这句话督促青春期的儿子早上赶紧起床（笑声）。我认为我们应当忠于自己的天性，至少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与公众利益相一致的天性。我的天性更适合应对角色与故事，而不是规矩与原则，因此我很乐意让杜鹃鸟在我的演讲当中扮演一个角色，待一会儿我们还要提到它。
但是我想先谈谈责任。作为人类，作为社会公民，作为人类种族的成员，我们每一个人都肩负有各不相同的责任。我们今天在坐的人文主义者在彼此之间，或者在我们与世界主要宗教之间，对于这些责任的覆盖范围并没有多大争议。我们应当照料那些无力照料自己的人，应当尽可能地诚实正直，应当顾及社会的整体福祉并且对其加以促进而不是破坏。大约在90%的问题上我们肯定相互认同。有些人主张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道德，因为一切道德都源自信仰。这是胡说八道。显然我们可以从杜鹃鸟的身上学习道德，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故事当中学习道德，也可以从我们敬爱与仰慕的人们身上学习道德。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因此身为人类的一般责任是很好理解的，而且我们对于大部分责任内容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但是我是一名作家——这也是我今天受邀讲话的原因——写书是唯一一个我能发表权威意见的领域。身为作家是唯一一个人们给我打电话托我办事的理由。我很擅长撰写能够赚钱的文字，而且很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绝大多数作家的人身安全都有保障的国家里。我不用担心进监狱。世界其他地区的很多其他作家并没有这么幸运。所以我要谈一下高于普遍公民责任的特殊责任，也就是身为作家的责任。当然，我并不认为作家是一类特殊的人，或者作家不用承担一般公民的责任。我这里说的特殊责任并非源自特殊的身份，而是源自特定的行为。我要将作家最重要的责任——至少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责任——留到最后说，其他责任的表述则没有特定的顺序。
首先，我认为作家对于同行负有责任。我们应当为那些遭到不公正对待或者遭到囚禁的作家们仗义执言，应当针对一切形式的不公义与压迫采取联合行动。如今最常见的不公义行为就是商业化。亚马逊已经将书籍的价格压制到了可笑的地步，读者们则相信书籍的天然成本低于一杯咖啡。于是作家与出版商就遭到了抢劫——我想不到更合适的词汇。我认为我们作家应当在这个问题上积极发声并且加入针对这个问题的组织（掌声），例如作家协会与美国作家笔会等等。这些组织还很关注知识产权问题，拥有知识产权并且赖以为生是很重要的理念。在有些国家，这一理念也是智识自由的先导，因此需要得到维护。数字世界与新媒体的兴起对于知识产权的冲击同样需要得到重视。我们作家尤其应该重视这一点，并且相互照看。
但是远远更加重要的是，还有些作家生活在彻底反对言论自由的政权统治之下。这些作家不仅要拿银行账户来冒险，还要承担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风险。今天早上的大会内容我没赶上，不过我听别人提到了许多同行的英勇事迹。为了捍卫言论与表达自由，这些人承担了极大的个人风险。我们这些并未置身于此等境地的作家们只能向这些不得不在此等境地当中工作的同行致敬，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并且追随他们的榜样。
接下来作家对于我们的手艺或者“沉寂的艺术”——这是狄兰.托马斯的说法——在社会当中的地位负有责任。不仅是文学，还有一般概念上的艺术，例如戏剧，音乐，以及视觉艺术，所有这一切对于产生它们的社会具有怎样的价值呢？在财务层面之外它们还有价值吗？我曾经听到有政客这样说过：“艺术的重要性在于维持收支平衡，而且每年能够带来几十亿英镑的进账。”说的不错。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政客还可以多说一些其他内容。他们应当主张，艺术还具有财务层面之外的其他价值。既然今天下午我们要谈论文学，那么我要说，一切文学——故事、诗歌、戏剧、旅游指南、历史书、地理书、传记、科普作品、哲学作品乃至于宗教典籍——都具有任何其他人类行为无法创造的价值。文学用语言明确表达了身为人类的意义，有时此类表达不仅优美异常，而且还令人刻骨铭心。仅仅这一点就具有社会、道德以及政治层面的多重价值。我们应当明确指出这一点。政客们不会这么说，除非我们为他们提供可以用在辩论当中的言语。
与之相关的另一项责任是教育。我当了十二三年的教师，今年7月刚刚逃出来。我对教育一直很有兴趣，只要发现了愿意听我说话的人，我就要谈论教育问题。我们作家应当明确指出——有些人的确这么做了——从事艺术，而不仅仅是学习艺术，亲手写小说，亲手绘画，亲手演奏乐器，这些行为在儿童的生活当中具有重大的作用。艺术能够扩充并且澄清儿童的生活体验，为他们打开充满可能性、欢乐、理解与情感的的新世界大门。我们这些讲故事的人应当大胆发言，尤其是在教育机构的当权者面前发言。我们应当发言反对艺术教育预算的削减，应当努力维护儿童剧场、音乐课以及乐器出借制度，应当努力保障儿童学习文学与诗歌的时间。所有这些美好事物都遭到了威胁，因为管钱的人们认为这些事物无法带来即刻的经济收益。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提醒他们，教育是长期事业，而不是短期行为。
在我担任老师的时候，有时也会幸运地见证教育的长期成果。有时候，在好多年以后，那个吵闹不休顽皮捣蛋的男孩或者那个神色阴郁一言不发的女孩将会想起十三岁那年某个无聊的周四下午，那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故事，而故事当中的某一个片段历经这么多年之后又浮现在了他们心头。他们会突然觉得这个故事打动了自己的心灵。这么多年来，一颗种子一直无声无息地深埋在他们心里积蓄着力量，等待着破土而出的恰当时机。时机一到，种子就生根发芽，绽放出了绚丽的花朵。他们将会想起诗歌、戏剧或者故事当中的语句，并且终于找到了理解生活的工具：他们的恋爱，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在这个并非由人类创造的世界里所要应对的人生困境。突然间他们拥有了一套模板，可以用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感受。这就是艺术教育的意义。艺术教育的收益只能在长期过程中显现。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应该让其他人都知道这一点。
作家对于读者有责任吗？出版商会说肯定有责任。“当然了！你应当撰写读者想看的内容，应当搞清楚市场的需求并且提供相应的作品。去年的某本畅销书你看过了是吧？我要你写一本一样的书出来。反正你不写也有别人写。”无数本书籍就这样被投向了市场。出版商抱有虚幻的希望，觉得这些书籍能够取得去年的畅销书那样的商业成功。问题在于图书市场并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直到它看到了你的作品之后才能决定要不要。如果我们只能购买与去年的畅销书差不多的书，只能购买类似于其他书籍的书，那么买书与看书就都没什么意思了。我觉得，我写什么东西与其他作者无关，也与读者无关（掌声）。读者的本分就是购买或者借阅我写的书，如果他们觉得我写的还不错，就再去购买或者借阅下一本我写的书。我拒绝听取读者的建议，不想知道他们认为我接下来应该写什么，他们如何看待我的工作进度，他们希望接下来的故事里应当发生什么。写作不是民主，而是专制（笑声）。作家对于故事里的每一个角色，每一起事件乃至于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
但是等到书籍出版之后，关于这本书的政治场域也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写作是独裁，阅读却是民主。读者一旦掀开书页，就像步入投票亭的选民一样进入了完全私密的空间。假如投票的时候有持枪士兵在一边监视，那么这就算不上民主，因为民主意味着谁也不知道你的投票选择。阅读也是一样。书籍与读者之间的私密空间极其珍贵且个人化。读者与书籍之间的对话与作者毫不相干，除非读者自愿告诉他。我坚决反对某些作家——确实有这种人——的主张，他们认为自己的作品既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也会遭受错误的解读。“不！你完全错了！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此这般……”但是我认为，我怎么写作读者管不着，读者怎么阅读我也管不着。他们的阅读能力兴许会超越我的写作能力，他们可能会发现我在写作的时候自己都没有注意到的内容，他们可能读到一半就把我的书放下来去读其他书籍。我不能跟他们争辩。仅仅允许读者在作者本人对自己作品的理解范围内做出反应是针对读者自由的侵犯。阅读是民主的，阅读也应当是自由的。
但是仅仅因为作家是独裁暴君，并不意味着作家享有完全的自由，仅仅意味着作家要掌管写作当中的一切事务。这也是下一项我要谈到的责任。作家必须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假如我们打算创作一部需要历时数年才能完成的作品，需要我们付出每一分想象、记忆、智识与毅力，那么我们就不应当抱有随随便便的态度。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就是想随便也没法随便。长篇小说、人物传记或者历史书这样的大型项目必须得到严肃对待。当我们采取了严肃的态度之后，我们的道德本性就会与这部作品纠缠在一起，无论我们是否有意如此。
这一点又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作家是否应当采取以立场为纲的态度呢？他或她是否应当致力推进某一项社会、政治或者宗教议题，并且让自己的作品沾染上此项议题的色调呢？我们在创作小说、戏剧与诗歌的时候是否应当利用自己的作品明确表达或者体现我们对于特定政治立场的看法呢？比方说一位人文主义作家在写小说的时候是否应当有意识地表述人文主义的思想与价值观呢？又或者我们应当为了艺术而艺术呢？
“为了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在十九世纪末期曾经盛极一时，最著名的倡导者自然是奥斯卡.王尔德。在《道连.格雷的画像》的序言当中他这样写道：“并没有道德或者不道德的书籍，只有写得好或者写得不好的书籍。”但是假如我们读一下这本书，就会发现好几处与这段话相矛盾的地方。这本书告诉我们，邪恶的行为导致败坏与毁灭，一切行为都具有道德意义与道德后果。事实上，我认为王尔德恰恰采取了我刚才所说的立场。面对着漫长的任务，他不能等闲视之，必须严肃对待。对于他来说，严肃对待就意味着袒露自身本性的每一分每一毫，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他内心深处最为珍视的道德与伦理准则，尽管表面上他总会装出一副否认这些准则的态度。
但是回到以立场为纲的问题，作家是否应当有意识地在自己写的书里促进党派政治立场而不仅仅是政治立场呢？是否应当促进宗教教义而不仅仅是宗教观点呢？我们是否应当先铺平路线，再将故事填充进去呢？就我来说，我没这个本事。我在创作故事的时候，有很多事情我都没必要知道，或者说有必要不知道。我需要感到自己来到了迷雾遮蔽的无常海岸，夜色将近，天光渐暗。如果我事先就知道我对我将要描述的角色与事件抱有怎样的感觉，那么我根本就不会开启这段旅程。因为写作的一大部分快感与满足感源于随着写作进程不断探索，并且根据我的沿途发现做出相应调整。年轻的时候我的确写过一些体现我本人信念与观点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只会软塌塌地趴在纸面上一动不动，就像扎破了的轮胎一样。因此无论我觉得是否应该这么做，反正我做不到，后来我也就不再白费劲了。撰写这样的作品格外劳心费力，就像奴隶做苦工一样，用约翰.罗斯金的话来说，“得不到任何喜悦的报偿与工价”，而我们必须拥有喜悦。
写作的喜悦部分源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媒介。所以我想谈一下我们对于语言的责任。语言是一头无尽丰富的活物。一旦我们意识到语言的机理以及我们与语言的关系，我们就再也不能假装无知了。语言并不是某种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们对于语言也绝非毫无影响。如果说人类具有影响气候的能力，那么我们也肯定能影响语言。将应用语言当成职业的人们尤其有责任照看语言，就好比手工艺人有责任保养工具一样：打磨锋刃，润滑齿轮，清洁滤网，等等。讲故事的人应当经常性地查阅优质字典，确保扎实掌握自己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每一位作家都应当购置好几本字典，既要有老字典，也要有新字典，唯此才能了解词汇的源流与时兴用法。这些事情很值得了解。当我们对于某一处语法不太有把握，于是查询字典并且确定了用法的时候，我们就履行了自己的责任，并且会感到由衷的愉悦。人们经常质疑正确语法与错误语法会带来怎样的不同：假如他们不介意错误的语法，那么也就不会欣赏正确的语法。在我看来很值得付出这样的努力。此外认真的写作态度也更有趣。
下一项责任也与语言有关，也就是我们对于写作技艺本身的责任。我们应当为了优质的作品而感到骄傲。假如我们要写一部悬疑小说，我们就不应当让主人公掌握读者不知道的信息。假如我们要创作古装片的剧本，那么就应当确保用语习惯与服装一样正宗。看看其他的作家吧。不要认为我们与安东尼.特罗洛普毫无相似之处，仅仅因为他是一名已故白人男性。既然他的书依旧有人读，那就肯定有道理。我们应当读一读他的书，找寻这些作品长盛不衰的秘密。就像我们一样，他也是个讲故事的人。
事实上这正是我个人最重视的一项责任：作家应当阅读。我曾经遇到过一位年轻的诗人，他对于所谓的“老派诗歌”毫无兴趣，因为这些诗歌里充满了谁也不明白的生僻词汇。他只喜欢现当代诗歌，尤其是所有人都一看就懂的滑稽诗歌。我问他会不会背诵诗歌，他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有病一样。在我看来这个年轻人非常不幸，因为他未能在养成偏见之前接触到古典诗歌。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我小时候家里就堆满了诗集。我出于好奇而囫囵吞枣地阅读了很多诗歌。但是我依然能感到诗歌的魔力。如今我遇到伟大的诗歌时，依然会忠实于当年的感受与现在的阅历。有时我会阅读诗歌，有时我会默诵诗歌。诗歌就像魔咒一样具有魅惑人心的力量。当然，部分原因在于诗词语句的音律美感，所以大声朗读从来都是欣赏诗歌的最佳方式。我很乐意使用“魔法”与“魅惑”之类的词语，即便我面对着一群不相信魔法的人文主义者。因为我发现这些词汇是形容此类体验的最佳方式。几分钟之前我引用过狄兰.托马斯的言论，这里我要将全诗引述一下。
我的手艺或沉寂的艺术
在沉寂的黑夜研习
此时只有月光遍地横行
恋人们卧睡在床
他们的臂膀挽着悲伤
我在轻吟的灯光下写作
不为雄心抱负，不为糊口食粮
也不为在象牙舞台上
趾高气扬地踱步
只为了最普通的一点回报
也就是他们那最隐秘的心灵
我也不是为了骄傲之人
才在横行的月光中
落笔在浪花翻腾的纸页上
不为那高耸的死者
与他们的夜莺以及赞美诗
而是为了爱人们，他们的臂膀
挽着时代的悲伤
他们不会给予我赞美或者薪酬
也不会在意我的手艺或艺术。
今年是狄兰.托马斯诞辰一百周年。就像许多其他作家一样，他在1953年死后也遭遇了声名衰落。有些批评家认为他过于自我放任，在智识层面不够严谨。但是在我的少年时代他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正是通过他的作品，我才学会了诗歌是什么，以及诗歌如何打动人心。我用来模仿狄兰.托马斯的稿纸足以铺满一亩地，谢天谢地，这些稿纸现在全都找不着了。我生在威尔士，因此从小阅读狄兰.托马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上面引述的这首描写写作技艺本身的诗歌尤其为我打开了通向写作的门户。
但是我还读过很多其他伟大的诗歌。例如雪莱的作品，”哦，狂野的西风，秋之生命的气息/你无形，但枯死的落叶被你横扫/犹如精魂飞遁远离法师长吟……”。还有济慈描述夜莺歌声的诗句，“这歌声还常把神异的古堡迷住/迷住被幽禁在里面的年轻公主/她伫立窗旁，凝视着大海的惊涛骇浪/孤寂的仙境使她闷得心慌……”当然还少不了威廉.布莱克，“老虎，老虎，火一样辉煌/刺穿了暗夜的无边林莽……”我读过了上千首古人与今人的诗歌，也培养了浪漫主义的作风。我是一名浪漫主义极端分子。既然已经追随了浪漫主义，做温和派就没有意义了，尤其对于一名十六岁的少年而言。于是我就像坠入爱河一样投入了诗歌的世界。我的爱人无法令我感到餍足，诗歌令我神魂颠倒，如痴如醉，如同中了魔咒一般。而且我也很幸运，我凭借自己的理解接触到了诗人的思想，期间并没有第三者从中干预。我并没有在课堂上遭遇这些诗人，用不着分析这些诗歌的写作技巧与中心思想。我与诗人的遭遇是私密的，是隐秘的，因此也是民主的。
一两年后我在课堂上遭遇了弥尔顿的《失乐园》。不过这一次我依然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位明智的老师，他让我们在解释诗句之前首先大声朗读。《失乐园》的音韵美感是我对这首诗的第一感受。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好运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偶然遇到的好书往往是最动人的好书。我的幸运之处在于我们家里遍地都是诗集，我只要随便拿起一本就能自行钻研，家里的其他人则对我的做法无动于衷。老师与家长都应当将好书随便放在地上，而不是硬塞进孩子手里，并且要求他们写读后感。要在孩子的成长背景里布满美好的事物——音乐，绘画，科普书籍——然后就要默默无言地抽身而退。我们或许可以在家里这么做，但是如今在学校里却没人这么做了。孩子们在学校里与艺术的每一次遭遇都是提前计划好的，并且要产生可以量化的结果，还要符合一套预先规定的架构。这样做简直就是悲剧。因此并不奇怪的是，那位年轻诗人从来没能像我当年那样遭遇诗歌并且亲身体验诗歌的魔力，或者用T.S.艾略特的话来说，感受诗歌“在得到理解之前的交流”。
不过我很幸运。通过上述做法，我不出家门就培养了自己的想象力。我发现我很适应质疑与不确定的心态。这正是当我写作时的心态。我知道如何在明暗交替的暮光中观察世界；鬼魂、巫术、魔法与幻想之类的事物令我感到如鱼得水。我理解这一切，在这个世界里我能不受拘束地工作，而且我的本性的一部分也得到了此类工作的满足。我还学会了如何分辨故事创意。故事创意并不会以主题或者路线的方式进入我的脑海，而是会以图画的形式出现：一个小姑娘走进了她不应该进入的房间，然后她听见有人前来，不得不赶紧躲藏；一个小男孩，精疲力尽，如同惊弓之鸟，四处躲避着当局的追捕，然后一不留神翻过一扇窗户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名医生在验尸的时候发现尸体的心脏不翼而飞，胸腔里塞满了齿轮与发条。某些意料之外且充满可能性的事物突然落进了我的头脑，这些事物如此引人入胜，我不得不将手头的一切活动全都放下，专心致志地研究它们。我就是筑巢的飞鸟，这些突如其来的创意就是杜鹃鸟下的蛋。杜鹃鸟并非特意找上了我，因为我并不是世上唯一一个作家。我原本正在尽心尽力地养育我自己的雏鸟，但是现在却将全副精力倾注到了杜鹃雏鸟的身上。我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而是因为我实在忍不住这么做。眼看着这颗闪闪发光的新鸟蛋，这个全新的故事创意，我一心只想着将它孵化，将它养大，看看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如果这样做意味着将我的其他雏鸟排挤到一边，那也无所谓，反正我总还可以再生几个蛋出来（笑声）。
之前我说过，我要将作家最重要的责任留到最后来说。对我来说，我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为我的故事服务，为我的想象力服务，而不是指望我的故事或者想象力为我服务，为我的原则服务，为我的观点服务。在这里责任自由且公平地采取了服务的形式。当我说“我是故事的仆人”的时候，我非常骄傲，因为我遵守了我与故事之间的契约。作为一名仆人，我必须尽到仆人的本分。比方说每天我要按时动笔。我要预测或者猜测故事的走向。我要进行研究从而使得故事的前进更加顺畅。我要泡图书馆，要与人交谈，要找寻各种事实。我在工作时间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能喝酒。我要维护身体健康。我要避免过多地参与社会活动，因为任何人都做不到以一身侍奉二主。我要维护故事与我之间的秘密，在时机到来之前泄露这些秘密无异于背信弃义。我还要准备好应付来自雇主的任性与古怪脾气。所有经典的主仆故事，从《唐吉可德》到《万能管家》，主人永远都是想一出是一出的空想家，仆人则是锚定常识的主心骨。我不想更改如此经典的模式。我希望我的故事里有一定的疯狂因素，但是不要太多。“不，主人！那是风车，不是巨人！”“风车？无稽之谈！它们明明是巨人！不过不要担心，看我来对付它们！”“您看着办吧，主人。”无论看上去多么疯狂，充满想象的故事总是最好的故事。最后，作为一名忠实的仆人，我要知道什么时候让故事脱离我的掌握，但是我也必须小心注意将故事托付给谁。作为故事的仆人，我们最终的责任就是要知道在什么时候自己将再也无法为故事增色，并且承认其他人的眼光能看得更清楚。假如一味妄自尊大，以至于拒绝让自己的故事接受编辑——我们都能想到若干个作家的名字来充当反面典型——那么你就是个坏仆人。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由。在演讲的最后我要再谈一下探索自身本性的重要性。当我们发现自己会因为什么事物而着迷之后，极大的心智自由就会在我们面前敞开大门。当年轻的男孩女孩们第一次听到了将会终生喜爱的音乐的时候，无论是巴赫、贝多芬、查克.贝利还是迈尔斯.戴维斯，他们都会感到自由的扩展，感到可能性的地平线陡然拓宽。一个孩子或许会在无意间看到了一幅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的绘画并且立刻感到心醉神迷，例如梵高的《星月夜》。这个孩子或许还会越发兴奋地探索生物学、数学、建筑学或者工程学的世界，或者像我一样热恋上诗歌。这一切都宛如发现新世界一般，而你却不知道自己从来都是新世界里的原住民。
威廉.布莱克不仅是诗人，也是一位画家——他的作品也是我进入文学世界的门户之一——他谈到了我们每个人都要挣脱的“心智镣铐”，也就是心智活动的习惯。这些习惯将我们困在了狭窄、陈腐、毫无生气的理解与感受方式里。真实的世界永远比心智的囚笼更加广大。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或许还记得这样的时刻，通常是在青春期。在那一刻，通向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而我们也意识到了自己从前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才是自己的归属。我们这些作家、画家、音乐家以及科学家，还有需要依赖心智自由——包括想象力自由——的一切领域的从业者们都不应当忘记孩子们，以及将好东西散落一地却并不强迫他们做出反应的重要性。因为所有这些好东西都可能成为杜鹃鸟，每一个孩子都会成为鸟巢。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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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今天的嘉宾不用多介绍了，是大名鼎鼎的加来道雄教授。道雄教授您好，感谢您今天接受采访。
加来道雄（以下简称加）：很高兴能参加你的节目。
主持：好极了，那咱们就有话直说。道雄教授，您是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传统物理学家的视线通常都指向遥远的外界，为什么您却将目光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呢？您为什么会对人类心智的未来产生兴趣呢？
加：假如你要总结一下科学界两大未解之谜，首先是外层空间之谜，也就是宇宙的起源，大爆炸之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大爆炸，是什么触发了大爆炸。其次是内在空间之谜，也就是智力与意识的起源。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的维生手段就是研究第一个谜团，这也是我的本职工作。我的领域是弦理论。但是心智的运作方式也总是令我迷惑不解。物理学询问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几十年了。在量子理论当中，我们要处理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的关系。观察者必须有意识。例如尤金.威格纳与斯蒂芬.温伯格这样的诺贝尔奖得主在意识基础的问题上抱有针锋相对的看法。但是在意识领域存在着一个黑洞：人们一谈到意识就会说很多漂亮话，但是几乎没有实质。
主持：那么您能讲一讲养成这方面兴趣的经过吗？能告诉我们意识问题最令您感兴趣的方面是什么吗？
加：我是一名科学家，我们科学家喜欢量化事物，区分等级与层次，并且给出数值表。目前关于意识的论文足有两万多篇，但是作者大都是神学家、牧师与心理学家。在科学的历史上，还从没有这么多人向同一个题目投入了如此之多的时间与精力，却仅仅得到了如此之少的成果。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我心想，物理学家会如何描述太阳系或者原子的构造呢？对于原子，首先你要描述电子与空间，这是我们最先了解的知识。对于太阳系，则要描述行星的运动。然后我们要理解电子之间与行星之间的相互关系。到了第三阶段，我们要在时间层面上向前跃迁，试着预测围绕恒星旋转的行星在未来的表现。说道意识，其实也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的意识能够理解自身在空间当中的位置，第二等级的意识能够理解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情绪、社会层次、礼节习惯等等，第三等级的意识能够预测未来。
然后我给意识下了定义。许多哲学著作都忽视了这一点。我看过很多关于意识的论文，没有一篇谈到过意识的定义。我用一个句子就定义了意识：意识就是创造多重信息反馈环的过程，这一过程创造了一个模型，内容包括自身在空间中的位置，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在时间中的位置，从而实现特定的目标。
比方说，鳄鱼拥有第一等级的意识。鳄鱼理解自身以及猎物在空间当中的位置以及两个位置之间的关系。我们大脑的后半部分其实也是最古老的部分，即俗称的爬虫脑。这一部分包括杏仁体与小脑。小脑主管平衡，假如车祸撞坏了你的小脑，你就会丧失平衡感。大脑的中部区域在青春期生长起来，这一部分俗称猴脑，也就是负责理解社会等级的部分。儿童在青春期开始学习礼貌、社会礼节与控制情绪。发展最晚的大脑部分位于前方，也就是前额叶。这一部分俗称思考脑。这部分大脑区分了我们与动物。爬虫类具有第一等级意识，能够理解空间。猴子具有第二等级意识，能够理解自身与其他猴子之间的关系。但是只有人类具有第三等级意识，能够理解明天与未来等概念。我们做白日梦，我们筹措，我们计划，动物不会这样做。
其他科学家们这时候发话了：“你这三个等级确实很漂亮，但是你的衡量单位是什么呢？你要用什么单位来衡量意识呢？”我曾经将温度计当成衡量意识的单位。温度计拥有一个反馈环，能监督室内温度。一朵花可能具有十个反馈环，因为花朵要监督温度、湿度、水分、阳光，等等。蜥蜴大概有百十来个反馈环，老鼠大约有上千个反馈环。人类是唯一能够看到明天的物种。猫狗能学会很多把戏，但是它们学不会理解明天的含义。
主持：那么您认为人类意识的具体数值是什么呢？以及这个数字是怎么测量出来的呢？您刚才提到的两万多篇论文当中大部分都认为意识是无法测量的，甚至都无法确定与意识有关的大脑结构。
加：我倒是认为我们可以衡量一切事物的意识，甚至包括机器人与外星人，还有猫狗与其他宠物，衡量方式就是测算反馈环的个数。温度计有一个单位的意识，花朵有十个单位的意识，鳄鱼有许多个单位的意识，猴子的意识单位更多。因为猴子理解感情，猴子要解读肢体语言，猴子要理解自己的社会地位，要知道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至于人类呢，预测未来所需要的反馈环数量简直大得惊人。
主持：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您一直在进行相对比较，人与猴子比较，猴子与鳄鱼比较，鳄鱼与花朵比较。但是具体的数字要怎样测算呢？科学的目的不就是得出准确的数字吗？
加：这样说来，我可以为人类设计一个测量反馈环数目的测试，从而衡量他们的意识等级。这并不是智力测验。假如你对高智商人群进行二三十年的长期跟踪调查，就会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沦落到了社会边缘。智商测验的成绩与人生成功并没有太密切的联系。但是假如你研究一下罪犯就会发现，尽管某个撬保险柜的罪犯可能智商不高，但是他们对于银行抢劫案的发展走向的理解却远比警察更深刻。他们能够智胜警察，因为他们能比警察设想出更加切合实际的抢劫场景。我的测验会将受试者置于陌生的环境里，让他们设想尽可能真实的未来场景。
目前空军已经理解了这一点。很久以前空军也会进行智力测验，但是他们发现智力测验无助于理解飞行员在战争中的表现。于是他们进行了另一项测验，让受试者假想自己在敌后坠机，并且设想出尽可能多的脱逃计划。许多低智商的人们都非常擅长构想未来，而高智商的人们则未必一定能看到与别人一样多的脱逃计划。在给定条件下——例如受困荒岛与敌后，或者抢劫银行——你能构想出来的现实场景数量与你的意识等级之间的相关性远远胜过智力测验。
这一切都可以测量。我们可以制作量表，而且这张量表甚至可以将机器人也包括进来。假如我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就算是机器人也可以接受意识等级的测量。目前的机器人还位于第一等级，它们能理解空间以及自身在空间中的位置，或者说具有相当于蟑螂的意识水平。“阿西莫”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机器人之一，我采访过阿西莫的发明人，他承认阿西莫具有“昆虫一样的智力”，这是他的原话。麻省理工的人们正在研究具有情感功能的机器人，这将是具有第二等级意识的机器人的起点。事实上有些机器人甚至快要摸到第三等级的边了，因为机器人能在单一维度上预测未来，例如飞机机翼表面的气流流向，但是也仅此而已。我们人类能在好几个不同层次上预测未来。将某人扔到荒岛上或者敌后，让他们自行求生，你就会突然意识到人类具有一整套关于时间、空间与其他人的复杂常识理念。
主持：过一会儿我还想谈谈机器人的话题。现在您能谈一谈意识与大脑的关系吗？大脑究竟怎样产生了意识呢？意识位于大脑的什么部位呢？意识的运作机理是什么呢？
加：历史上我们提出过二元论，即灵魂与肉体是相互分隔的实体。然后在过去五十年里我们有了神经科学，并且意识到大脑是一个“湿件”，这个湿件运行着我们称之为心智的软件，两者是统一的。但是现在我们又前进了一步，提出了“连接体”（connectome）的概念。奥巴马总统与欧盟都打算耗费几十亿美元来绘制连接体地图，这张地图将会描绘一切与人类心智有关的神经回路结构。有朝一日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两张碟片，一张录制着你的全部基因组信息，另一张录制着你的整套连接体信息。一张是构成人体的基因地图，另一张是构成心智的神经地图。后一张图记录了你的全部情感、记忆与感受。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又回到了一百年前。我们再度分离了身体与心智。假如你死了，你的基因组与连接体信息依然会传承下去。
这是否意味着你永生不死呢？用克林顿的话来说：“这要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你’了。”假如你仅仅是运行软件的湿件，那么死了就是死了。但是假如你的基因组与连接体信息依然存在，那么至少你的一部分将会继续存在下去。
主持：我的节目一般不会让人下定义，但是您的话确实很有趣。我想再多问一下，您对于汉莫洛夫-彭罗斯量子意识理论有什么看法呢？ 关于意识的本质与由来的看法有很多，您的同事R罗杰.彭罗斯爵士与斯图尔特.汉莫洛夫就提出了量子意识论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极富争议，目前在学界也不见容于主流。事实上，在我主持的全球未来2045大会上，平时总是态度平和的雷.库兹韦尔却一反常态地强烈反对这一主张。您怎样看待量子意识模型呢？
加：在牛津大学里，彭罗斯当然是一位著名的物理学家。我认为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并没有他想象的那样有道理。首先，计算机是否遵循决定论呢？是不是说只要一按键就一定能确切知道计算结果呢？答案是肯定的。计算机里装得全是半导体，一按输入键就能得到输出结果。下一个问题是人类大脑是否遵循决定论，我们究竟是在按照既定程序活动还是拥有自由意志。这一来又牵扯到了哲学与宗教的问题，杀人犯该不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为什么要将某些人关进监狱，为什么要惩罚某些人。整个社会的存在基础都是自由意志。假如人脑也只是一堆半导体，那么人类就没有自由意志。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不同意死硬派决定论者的看法，他们认为人脑就是由半导体堆起来的，只不过这些半导体伪装成了神经元而已，人脑完全遵从决定论，而且有朝一日我们能比照着人脑的模型造出一模一样的机器。
我认为人类确实拥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意志，但是并不是彭罗斯与其他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假设我有一部好莱坞电影的胶片，那么对我来说电影里的一切都遵循决定论，我知道影片的开头，也知道影片的结尾。剧中角色或许会认为自己有自由意志，认为自己是命运的主宰，但是我们知道究竟是谁在按播放键。播放键的存在意味着一切都要遵循剧本，意味着你我之间的对话也要遵循剧本。我不相信这种事是真的，原因如下。首先要考虑海森堡测不准原则。假如我在四十五亿年前同时创造了两个一模一样的地球，然后按下播放键，那么四十五亿年后这两颗地球上都会进化出人类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量子机制在人脑内部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假如你想创建一个单一神经元的模型，那你就会注意到神经元是乱糟糟的一堆。神经元并不是数字处理器，并非只有开与关这两个状态，充满了各种缺陷。神经元并不完全遵循决定论。我认为一根神经元越细，就越容易渗漏。我与彭罗斯的分歧在于我不认为这一点会阻止我们创造出具有相当于人类智能的机器人。我认为我们早晚会造出这样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在图灵测试当中的表现将会与人类无法区分。但是我也相信量子效应对于智能的作用。神经元会渗漏，会在离子层面上显示出量子力学的影响，因为神经元需要通过交换离子来发动。因此在大的方面来说，大脑确实遵循决定论，但是归根结底自由意志还是存在的，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自身命运的主宰。
主持：您刚才说了很多不得了的事情，待一会儿我还要挑几件深入谈谈。不过眼下我们先多说两句自由意志，因为我的本业是哲学，这个题目对我很重要。此外历史上很多著名物理学家都是决定论者，从牛顿到爱因斯坦都是这样。您似乎严重背离了这个传统，因为您认为自由意志确实存在。与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人物作对感觉怎么样呢？
加：首先宇宙本身就不遵循决定论，牛顿与爱因斯坦都是错的。量子力学是目前最成功的物理学理论。但是量子力学的基础是不确定，这一来一切事物都不可能彻底遵循决定论。我们现在这场对话的结果就不可能完全遵循决定论。我们不是胶片上的演员，影片还没有从头到尾拍摄出来，并不能一按播放键就开始放映。这并不是现实的运作方式。但是我并不认为量子效应的影响很大。有些人认为，因为量子效应的存在，我们的自由意志就像古人想象的一样强大。我还是不这么认为。我们能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大脑的行为。
当一个罪犯说“不怪我，都是我的大脑逼我干坏事”的时候，我认为这话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应当将罪犯关起来，因为他们很危险。我确实相信有些人极其危险，应当囚禁一辈子。但这是他们的错吗？不。因为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的大脑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遵循决定论。他们的大脑确实有毛病。比方说你可以对连环杀人犯与变态杀手的大脑进行扫描，有些人的伏隔核或者说愉悦中枢会对刑讯虐待的图像产生反应。他们很喜欢折磨人。但是仅仅因为他们的大脑做出这样的反应，你就要把他们关起来吗？只有等到他们犯罪以后才行。他们有错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错”这个词并没有科学的支持。罪责与过错只是人类用来形容我们所不喜欢的其他人行为的词语而已。
主持：很精彩的观点，而且与我的下一个问题有些联系。首先，您认为大脑算是经典意义上的计算机吗？
加：不，大脑不是图灵机。图灵机有输入，有输出，有处理输入信息的程序。大脑没有操作视窗，没有软件，没有程序，没有CPU，没有奔腾处理器，也没有独立按键。大脑不具备图灵机或者数字计算机的一切标准特征。大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是一台学习机器。大脑能够在学习任何任务的时候调整自身结构，调整内部的阻碍与连接。我认为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里才做了这么多无用功。我们想要创造一台能够模拟人脑的数字计算机，但是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主持：多伦多大学的诺曼.道伊奇博士写了一本名为《重塑大脑，重塑人生》的书，其中谈到了神经可塑性的概念。他认为大脑根本不是机器，必须按照大脑自身的特质对其加以理解。他认为假如你将大脑当成任何类型的机器，那就陷入了他所谓的神经学异教崇拜，无法解释大脑如何发育，如何自愈。他还谈到了思想改变大脑结构、大脑结构又反过来改变思想的反馈环。您怎么看？
加：我认为大脑的确是机器，不过是非常复杂的生物机器。我们现在甚至无法模拟大脑功能的一小部分。但是我确实认为大脑是机器，尽管大脑可以自我修复，神经元网络也总在不停变化。真正的问题在于大脑里有没有灵魂。生物机器可能有灵魂。作为一名理论物理学家，我认为一切理论都必须遭到检测，检测结果必须可重复且可证伪。如果人们相信灵魂，那就必须加以测量。也确实有人试过。科学家们测量过死亡是否会改变人体重量，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灵魂的理念无法得到检测，检测结果无法复制，自然也不能证伪。
这并不意味着灵魂的理念就一定是错的，只不过在科学的界限之内没有此类理念的容身之地。大脑是一台生物机器，一台自我修正机器，一台非图灵机。有一件事情大脑做得比任何图灵机都更好，那就是通过自我修正来学习。大脑有灵魂吗？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我是个物理学家，我只研究可重复验证且证伪的事物。除非有人设计了一个可重复验证且证伪的实验来检测灵魂是否存在，否则我只能不置可否。
主持：当年我还是哲学专业本科学生的时候曾经听过一个笑话：“心理学”（psychology）这个词源自亚里斯多德，原本的意思就是“研究灵魂的科学”，可是这门科学却不能用科学的方式加以验证。我们经常用这个笑话来讽刺心理学系的同学们。
加：可重复验证且证伪的确是科学的根本。看看佛洛依德心理学吧。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嘲笑佛洛依德心理学充满了唬人的空话。但是如今我们可以通过大脑扫描技术查看脑部血液流动，你可以看到大脑的绝大部分运动都是无意识的。本我、自我与力比多在扫描影像里全都赫然在目。自我，或者说对于自己的认知，源自额头后面的额叶。力比多则是大脑正中央的伏隔核的产物。至于超我或者说良心则由眼球后面的眼窝前额皮质负责。现在佛洛依德心理学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验证，因为我们有了物理学。物理学在一切领域都掀起了革命。我们在过去十年里对于人类心智与大脑的了解已经超过了人类历史的全部知识积累。这一切为什么能够成为现实呢？因为物理学与计算机的存在。
主持：您这么说又让我想到了下一个半是严肃半是玩笑的问题。一切事物的基础究竟是什么？是数学、物理还是上帝呢？一切现实究竟基于什么而存在呢？
加：当然是物理啊。所以我才成为了物理学家。
主持：这么说没有数学家的事了？（笑）
加：也不尽然。物理还是需要数学语言来描述的。但是你要意识到，整体而言物理学家习惯于研究最核心的事物运行机理。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正是薛定谔这样的物理学家提出肯定存在为生命编码的分子。另一位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拉上了一位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找到了这种分子，也就是DNA。另一位哈佛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沃尔特.吉尔伯特研究了DNA分子的解读过程。他们三个人全都获得了诺贝尔奖。正是物理学家为生物学开启了全新的广大分支。正是量子物理学使得基因学的研究成为了可能。
主持：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发生了一件趣事。我坐进出租车之后，司机问我去干什么。我说我要采访加来道雄教授。他问我道雄教授是谁，我说此人是弦理论的奠基人。他又问我弦理论是什么，我说弦理论研究得是宇宙的起源、大爆炸以及多重宇宙等等。他说：“有些人就喜欢发疯。”（笑）您怎样看待这种态度呢？尽管如今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可是这种态度看起来似乎在一大部分民众当中都令人吃惊地很有市场。
加：我认为他说的很对啊。研究理论物理的疯子的确很多，因为宇宙本身就很疯狂。假如形式与内容永远一致，假如外表与本质永远一致，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科学了。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外表与本质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宇宙不仅很疯狂，而且还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极限更加疯狂。谁能凭借想象力想到量子力学的原理呢？谁能凭借想象力想到死猫与活猫可以同时存在呢？谁能凭借想象力想到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地点呢？这就是疯狂啊！换个名字就是现代物理。
主持：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我们谈到了宇宙当中最复杂最有趣的两样东西就是宇宙本身与人类大脑。在这两个方面您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是什么促使您投入每天的工作呢？
加：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每天早上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创造一个宇宙。假如你是上帝，你要用哪些原材料来创造宇宙呢？你希望你的宇宙拥有空间、时间、电子与原子吗？不管你信不信，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弦理论科学家每天起床以后的工作。我们想知道上帝在创造宇宙的时候有没有选择，是否仅仅可能存在某一类型的宇宙，还是说可能存在很多种不同的宇宙？
我研究弦理论，而弦理论认为空间维度一共有十个。可是如今我们发现还有第十一个维度。或许膜与弦同时存在。我们完全不知道物理学最根本的M理论的公式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之后的工作。我问我自己，假如我是上帝，我要创造一个宇宙，我会怎样下手呢？创造宇宙所需要的最少原料是哪些呢？现在我们什么都说不准，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M理论的公式。
主持：我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啊，不过您是不是打算提出比E=MC^2更高明一点的公式呢？
加：不是高明一点，而是高明得多。我们想要一条长度不足一英寸，却能让我们“阅读上帝的心智”的公式。E=MC^2揭示了恒星的奥秘。我们身边的能量全都来自太阳，由氢元素转化而来。但是我们想要一条能够描述整个宇宙的公式：宇宙的诞生，恒星星系与行星的形成，甚至还包括生命与人类的起源。所有这一切用一条公式就能概括。我们今天已知的所有物理学定律用一页纸就能写下来。因此我们已经知道了宇宙比我们想象得更简单，但是这还不够。这一页纸只能描述大约4%的宇宙，也就是由原子组成的宇宙。这一页纸既不能描述暗物质，也不能描述万有引力，更不能描述暗能量。这三样加起来占到了宇宙的96%。为了解释这部分宇宙，你需要弦理论。
主持：这就是我担心的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很担心，假如您所说的这条一英寸公式的确能解释万物，甚至包括爱在内，那么自由意志岂不就走上了绝路吗？
加：并不是。假如你看别人下象棋，而且一开始你并不知道规则，看着看着你自然就会明白。但是你是否会因此而成为一名象棋大师呢？不会啊。这就是我们的下一步。我们已经拥有了能够解释4%宇宙的理论，弦理论将会使我们能够解释100%的宇宙。比方说暗物质只是弦上面更高层次的震动而已，而我们只是一个小小橡皮圈的震动产物。按照弦理论的说法，亚原子粒子与暗物质无非是弦上的音符，物理无非是用弦来演奏的和声，化学无非是用弦来演奏的旋律，宇宙无非是用弦演奏的交响乐，而爱因斯坦在人生最后三十年一直在研究的“上帝的心智”则是响彻整个十一维度空间的宏大乐曲。
主持：您说得很美。但是爱因斯坦还说过上帝不掷骰子。
加：这一点他说错了啊。（笑）
主持：所以就算是爱因斯坦说的话也不能全信。不过让我们再来谈一下比宇宙更小的题目，也就是您的新书《心灵的未来》。道雄教授，您能谈一下心灵的未来吗？
加：我们现在已经能做到很多科幻小说里的内容了。我们能读心，能意念制动，能录制记忆，能像《黑客帝国》里那样上传记忆，甚至还能像《盗梦空间》里那样拍摄梦境。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都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我们现在可以拍摄梦境，可以拍摄意识活动，还能在大脑之间传递意识。今天的实验室正在推进相关技术。
比方说录制记忆，我们现在可以录制老鼠的海马体——也就是记忆的门户——当中的电脉冲，等到老鼠忘记某一段记忆之后再用对应的电脉冲来刺激老鼠的大脑，老鼠就记起来了。所以说互联网的未来就是脑联网。我们将会用网络来传递情绪与感觉。电影已经描述了这样的未来，你不再盯着屏幕听声音，而是而已享受全浸入式的娱乐。我们将会拥有男女演员们的感觉、记忆、感官刺激与情绪。我认为人类的未来也是这样。
刚才我说的内容都是实验室里已经做出来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踏入科幻小说的领域了。一旦我们获得了完整的连接体信息，就能用激光将这些信息发射进外太空。这样一来登月只需要一秒钟。月球中继站会下载连接体信息并且输入替身当中，于是你就成了漫步在月球表面的超级机器人，并且具有身为人类的一切记忆与感觉。这是最经济、最安全也最有效的探索宇宙方式。携带着意识编码的光束将会是探索宇宙的最佳媒介。
谁知道呢？也许外星人早就这么做了。我们距离这样的技术能力充其量还有二三百年的时间，到时候我们将能够编织一张覆盖星系的意识网络。或许外星人早就用这种方法探索了宇宙呢。忘了飞碟吧，忘了降落在白宫草坪上的飞船吧。或许光束才是探索宇宙的最佳方式。
主持：假如我们能利用外星人留下的中继站，那倒是挺不错的。但是假如没有这样的中继站，我们一开始要如何修建它们呢？
加：这肯定是第一代探索者们的工作。他们必须亲身前往人马星座。但是我在这本书里有一项设想没有说：假如我们能减慢射向月球表面的光束的速度——在实验室里我们已经能够减慢光速了——我们就能让光实体化，并且利用月球上的原材料制造中继站。当然这一前景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目前的光学技术极限。但是假如我们真能做到光束实体化，那么我们或许根本不需要中继站，直接就能出现在另一颗星球表面上。
主持：道雄教授，您谈到了很多今天我们已经能在实验室里实现的人类心智技术，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相关技术。所以我想问您一个很私人的问题：假如可能的话，您是否会考虑采取某些手段来增强自己的大脑机能呢？
加：假如可能的话。我希望到时候相关技术能够面向一般公众，因为价格下降摩尔定律与大规模生产等等因素起到了作用。如果真能这样，那么为什么不呢？事实上为什么不能让那些没有时间学习数学的人们直接掌握数学呢？科学的分支太多了，一个人根本掌握不过来。所以为什么不能建设一个数据库呢？就像我们现在收藏音乐CD一样，我们也可以建设一个记忆数据库。我们甚至还可以建设一座灵魂图书馆。我们在这座图书馆里并不会借阅教科书，而是记载祖先灵魂的光盘。我们可以与丘吉尔或者爱因斯坦交谈，因为他们的思想与记忆已经被存入了光盘。
主持：所以说您不仅愿意增强自己的大脑，还愿意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电脑里。
加：为什么不呢？反正这方面的技术至少也还要再过好几十年才能成真。或许到了二十一世纪晚期我们将能够拥有很完善的人脑连接体。但是目前我们竭尽全力也只能勉强描绘一只老鼠的连接体图像，更不用说人脑了。
主持：我们再来多谈一下连接体吧。我以前采访过的兰德尔.孔尼认为意识上传技术已经不是科幻小说了，只要再过十几年就能成为现实。谷歌最近雇佣了雷.库兹韦尔，他专门写了一本《如何创造心灵》。欧盟那边也已经向亨利.马克莱姆投资了几亿美元。显然人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与努力，很多业界名人都赌上了自己的声誉。如果考虑到摩尔定律，以及我们正在利用越来越小的设备储藏越来越多的数据的实际情况，这方面的研究难道不会加速吗？
加：不一定。首先，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超级电脑是位于加州利弗莫尔的BlueGene。利用这台电脑，我们大约能模拟一只老鼠的大脑并维持一分钟左右。老鼠大脑的神经活动大约是人脑的1%，因此要想为人脑建模还要等很久。而且这里的建模范围还仅仅包括额皮质与运动皮质，根本不是整个大脑。仅仅因为我们有了人类基因图谱，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创造出神话当中的生物。我们造不出飞马，也造不出飞猪，就算我们有了马与猪的基因图谱也没用。仅仅有了连接体绘图也没有用，我们还要花费很多年才能理解连接体的运作方式。
BlueGene的工作人员说，要想让BlueGene模拟人脑，那么BlueGene的规模将要占据一整个街区，需要一万亿瓦特的电量才能启动，需要一整座核电站为其供应能量，需要一条河流的流水来进行冷却。相比之下人类大脑只需要耗费二十瓦特的能量就能运作。换句话说，如果有人骂你“脑袋不亮”，这句话其实是恭维。你的二十瓦特就能比得上BlueGene的一座核电站。
主持：但是您的这些算法全都是基于今天的科技水平。再过三十年的话，计算机的尺寸肯定会得到指数性的缩小。雷.库兹韦尔经常谈到当年他在麻省理工上学的时候计算机要塞满一栋楼。现在一般手机的运算能力已经超过首次登月时的NASA了。所以再过二三十年，需要一个街区的计算机说不定就能放在桌面上了。
加：问题就在这里。首先，摩尔定律正在减速。我与IBM以及苏黎世的物理学家都谈过这一点，他们都这么认为。原因很简单，硅无法在分子层面上进行运算。如今笔记本计算机芯片的运算部分大约有二十个原子这么厚，在未来的十到十五年里将会减到五个原子这么厚。到了这时候就会发生渗漏现象，海森堡不确定原理将会发挥作用，运算产生的热量足以要人命。因此我们必须寻求替代硅的新材料。硅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就好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迎来了电子管时代的结束一样，我们也即将迎来硅晶片时代的结束。硅谷将会陷入衰退。
下一个世代的计算机可能会是分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原子计算机，DNA计算机，蛋白质计算机，量子点计算机或者光子计算机。所有这些技术都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比方说目前发展前景最好的是分子计算机，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大量生产。量子计算机的处境更差，只要有人在量子计算机旁边几百英尺远的地方打个喷嚏，打喷嚏所产生的震动都足以干扰原子的同步运作，然后你就会失去相干性。去相干是量子计算机的最主要问题。所以NSA与美国政府才会表示目前建造量子计算机并不实际。
主持：但是我最近采访了D-Wave的首席技术官乔迪.罗斯，他已经向谷歌、加州大学以及麦道各自出售了一台量子计算机。
加：我没见过他们的设计图。但是我对此确实不太相信。我认为他们出售的商品配不上他们的宣传。因为目前还没有解决去相干性的有效方法。目前量子计算机的世界纪录是五乘三等于十五，IBM创下了这个记录。听上去可能平平无奇，但是只用五个原子就计算出五乘三等于十五非常不容易。这就是建造量子计算机的难度。我很怀疑他们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主持：我花了两个半小时采访乔迪.罗斯博士，我们谈到了网友提交的关于量子计算机的一切问题……
加：可是却遗漏了最主要的问题，也就是去相干。这才是真正要命的问题。我们物理学家需要一大桶液态氦才能让五个原子进行运算。现在有人居然打算把这样初级的技术拿去卖钱？再说一遍，我没见过他们的设计图。但是我对此确实不太相信。
主持：我很尊重您的观点。我对量子物理没什么了解……
加：我就是教授量子物理的老师。我告诉你，这门学科可是不好干。
主持：可是作为旁观者我也有问题，为什么谷歌、加州大学与麦道公司要购买这些名不副实的机器呢？这些机器可是需要两三千万美元一台呢。
加：我信任NSA。斯诺登泄露的来自NSA的资料当中就有涉及量子计算机的内容。没错，CIA与NSA都对量子计算机很感兴趣，而且两家机构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没戏，至少在未来十年没戏。我更相信CIA与NSA的判断，而不是谷歌采购员的决策。
主持：我对于NSA的可靠性倒是有一点怀疑……
加：不不不，NSA的可靠性是没问题的，问题在于保密性。假如我真的见到了这批机器的图纸，我觉得我很有可能从中挑出毛病来。要不然为什么CIA还没有下订单呢？
主持：就算他们真买了我们也不会知道吧。
加：或许如此。但是量子计算机的研究就像淘金潮一样，只要有人挖到了黄金，就终究不可能保密。只要有人做出成果，肯定能拿到诺贝尔奖，被人们奉为爱迪生再世。我还没看到这种局面。在我的工作圈子里，我们听到类似罗斯的言论都忍不住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