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当初军队经商谁定的，怎么就是查不到具体责任人员啊？ -- 天湖

这两天文革和改开的话题争论不休。反文革派把火力集中到主席身上，给人的印象就是文革就主席一个人出问题。咱作为主席的粉丝，太大本事没有，只有卢瑟们比烂的能耐，我打算从改开里找出点烂泥。

作为军迷，我一直对当初允许军队经商耿耿于怀，当然可能有些人认为危害不大。作为80后，我对这事没有太多直接了解，毕竟98年这项会祸国殃民的大隐患就被386消除了，这绝对要给这老人记一大功（最近估计老人天年不久了，诶～）我网上查了不少资料，一直很迷惑，这么影响巨大的决策居然没有给出具体决策者的名字，只有什么党中央、中央某领导这么抽象的描写。

为什么讲到文革的错误就言之凿凿的定到主席身上，同样改开中重大失误就只有一个抽象的领导集体或党中央来顶锅啊？谁能给个答案啊，谢谢拉！

什么老干部局 什么作协 什么公安局 统统有自己的挂靠单位

当时貌似是有个鼓励文件

军队单独说可以经商的文件不清楚。但人民政府啥不要脸的事情都干了，自己当裁判自己上场得分，收税收国企利润来补贴自己的小金库，人民军队跟进也就不稀奇

人民政府直接管经济，自然可以玩弄规则。军队不管经济，就得超越规则。比如用战士的廉价劳动力，比如开妓院，比如直接用军舰走私等等。

危害也不小，改开之后的部队经商只不过是拾起了老传统。

军队有其特殊性，必须保持纯洁，当然政府机关亲自下场本身也是违规的。有什么资料证据指明延安时代TG军政系统就经商的？可信度不足的可不能算啊。

另外经商和单位办社会有本质区别，经商就是纯粹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单位办社会是以满足本单位职工需求为主，是福利性质。

但这事上不了台面，所以教科书上不载而已，教科书上更喜欢谈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一般人也就不知道这一段了。边区部队（机关）经商也就罢了，搞走私，破坏金融秩序，破坏特产统销可都是要边区命的事。你要是对陕甘宁边区感兴趣可以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十几卷和《陕甘宁历史文件汇集》看起。

习、白、袁、杨呈转高、贺、陈:

年来各地（包括延安、各分区部队)各单位生产人员大批聚集绥德与黄河沿岸，其中不无确系营正当商业或购办上前方用的必需品的，或者说，他们的营业中不无一部分商业或购办的必需品，而大部则逐非必需品和从事黄白黑的投机走私。

据悉。晋绥黑货近来统制较松，货散于各单位，而各单位又可单独授受。于是各地一些生产人员和此地一些生产人员，或互相结合，或与商人结合，或甚至与敌汪榆林韩城宜川私商结合，大事黄白黑投机走私。

更严重的，去年夏黑禁严紧时。发现料面过河，最初在沿河，以复渐入内地。据闻，贩毒中又竟有“公家人”掺手，或“公家人”经纪的。……

我们研究，黄白黑的追逐投机私贩，原因有以下儿点:

（一）首先是小公与大公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此间大公在某些问题确也顾小公不足，延安大公发价低发款迟，使一收小公遭受困难，但小公思想搞不通，不顾大局。

只图本位利益，不顾政策禁令是主要。他们借口“保障供给”，“凡百人或凡千人吃饭”，怪大公不照顾他，互相看样子，“他搞得。我也试搞一下”。于是互相勾结。或与私商勾结，盲日追求利润，大肆投机。使大公处于孤立地位——家鼠多，洞多了。

绥德地委 4月11日

关中走私除专属尚未发现外，其他机关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曾做过。……据武营长谈：“特货走私在本营各连前后或多或少都曾发现。”其所以不能杜绝走私的大的原因，是因为别的部队机关大家不怕艰险都到边境上来卖货，我们就在这里驻防，不做实在太冤枉了。又称“我知道这是错误的，但这是空子，大家都钻，我们不能不钻。”如此看来别人不做，我敢保此证再困难也可以不做了。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摘要)》(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二日)陈云

“在土特产的推销上,因为内部走私,致使价钱下降,约损失30至50亿元。其次,因为机关做黄金投机生意,银行两个月中兑换出3.2亿元法币,以致无力大批收购棉花,损失了50亿元。两者相加,共损失100亿元。这是大公与小公的关系问题。小公应服从大公,现在利益应服从将来利益。”

西北局关于杜绝走私维护统销的决定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西北局委员会通过)

边区出口主要物资的统销，是解决目前和今后边区和晋西北财政困难最主要的方法。现在由于大量的、普遍的、武装的、小公联盟并与大公对抗的走私，使这一统销受到严重的损害，销路被挤而缩小，其价格被迫而降低，必需物资不能按计划换进，直接影响到财政，则是〔使〕税收减少，经费无法开支，必需品无法供给。这种情况如继续发展下去，金融也将失去贸易支持，并受财政拖累，必起波动。金融一旦波动，则全边区经济必将陷入大破坏与大混乱状态，其后患更是不堪设想。因此，杜绝走私，维护统销，就成了当前的紧急任务。P174

另外什么“特货”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采信。凡是贩毒的政治组织没一个好结果，也不认为贩毒组织能夺取全国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份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延长驻军独立团开设的商店华通栈就不上税，有时上一些税不给税款，税局也无可如何。富县县政府，一次就少上了七百万元的税，一次走私土布二十余捆，并批准驻军十一万斤大盐免税。子长县供给科一次买了纸烟四十一箱未上税，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X X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新X旅、独X旅、教X旅、1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份是进行投机，敌币、自洋、特产、违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四五年因税局检查X旅九成商店，结果儿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后绥德税局长亲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决。边区保安处走私被延市税局查获，他们的生产人员将我们的缉私人员诱回保安处重打，并将短枪扣留。部队一单位不只本身进行走私，同时还包庇商人走私，滥收贿费，教X旅在宋家川及其他沿河口岸，又旅在北线边界都在包庇商人做各种违法事情，滥收佣费。固临驻军九团商店东兴源四五年冬一次包庇商.人走私纸烟二百多条，在水烟开禁前，三边商人运来的水烟，不敢住私人店，警三旅司令部的店，就包庇商人大量的贩运。P401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

生产自给中发生的不良现象

(一)普遍走私，破坏统销政策。本来规定的机关生产以农

业为第一，工商业为辅，检查结果相反，一九四五年绥德等十县

收入券币六三，五[**]，O九元，其中走私收入占百分之三八

点一。从下列统计表可见间题之严重。

军队与地方武装，甚至武装走私，有的机关部队，还把缉私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延长曾发生驻军互相武装缉私打死人的惨剧。P537

财厅绥德分区巡视团李周行五月六日报告

“这是最痛心，也是不应该有的，就是公营商店自给自足的本位主义，他们毫不考虑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法令，首先是自己为倡导大量购买法币(降低边币)，以获取对外购买力，这不仅本地公营商店是如此，尤其是延安来此办货的公营商店更是肆无忌惮的鬼混着。这里仇货（既日货）的云集，主要还是公营商店一特别是三五九旅开的——依仗某种力量带进来，物价上涨与他们互相竟争并非是没有关系的。”

许多大奸商因恐货物来源断绝，存货不卖，有的非用法币，便买不出他们的货来，(这在公营商店亦不乏例子)，另一方面他们又做法币买卖的黑市勾当，因此使边币更加波荡的厉害。”

“如此地肥皂、纸烟等仇货甚多，其来源均系公营商店所运，卖给此地商贩，此地商贩均讲:公家卖仇货不犯法，卖给老百姓，老百姓卖，公家就没收，没收回去再卖给老百姓。”

中央财政经济部:生产自给问题参考材料之一

《生产自给过程中发生的种种现象》1941年

过于分散的弊端

一、关于商业方面的:

1)经常违犯政策法令:因为商业有利可图(其实是利用’纸币跌价而非真正赚钱，大家都趋之若鹜，只要有钱可赚甚么都不管，例如以武装走私，抗税，打骂甚至捆绑税收人员，贩仇货，买卖法币，高抬物价，互相竞买竞卖之事，相当普遍。

至于部队、机关的商业规模：

一九四O年光华商店任务只保证供党政军各单位生产自给不足部份的供需品，如布匹、棉花，资金增至一百二十万元法币，也是从八路军饷款中抽出的。全年流转总数达二千万元法币。公营商店颇为发达，延安一处已有规模较大的四十六家。

第一期内加入南昌公司的公营商店和投资数目:

第一期(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六日至一九四四年一月廿二日)。

股东：西北局、120师办事处、120师物资局、独一旅、联勤经建处、联防付官处、辎重营、医大、中管局

投资商店：大生栈、晋绥行、晋丰行、大成永、永享

第二期(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三十日)

自第一期分红后，股金有迅速扩大。二月边区政府以公益栈、大生栈、协泰永、汇兴隆房产作价1，600万元，现金物资作价1，400万元，共3，000万元，西北局以骆驼队及现金物资5，000万元入股。计二、三两月共收到现金物资14，000余万元，房产54，750，000元，共达二万万元，比之第一期增加了两倍半。

股金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南昌公司根据物资局指示，提出股东可以按股金每月预支10%的红利，因之有的机关把大部财产投入，希望依靠预支红利来解决每月经费开支。

边府系统一年来所进行的商业生产：

商店一共二十七个

每年向国统区出售60万两上下，是边区极其重要的出口物资（占年出口总额的60%以上），这个问题确凿无疑，不必展开多谈。我个人只是对特产贩卖持续到48年感到鄙夷而已。特产问题是错误是阴暗面是禁忌，但不好说是罪大恶极。

军队搀和上钱，老百姓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古今中外概莫如是。解放前的生产自救，和解放后国家强权机器以权谋私不能混为一谈。

比如肉铺、磨坊、豆腐坊、皮革厂之类，这种经商基本上没有与民争利，还起到了平抑物价保障供给的作用（但保障了供给，平抑了物价，赚钱就很难了），这种“商业”无可厚非。

问题是边区相当一部分以营利为目的的公营商业，唯利是图，依仗旅、团为后台武装走私、贩卖禁物、走私黄金特产破坏统销政策、带头拒用边区货币使用法币，破坏边区金融秩序。解放后固然利用强权机器以权谋私，延安时期也是如此。要说问题的严重性还是延安时期更厉害些，连开枪火并有。

【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份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

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

延长驻军独立团开设的商店华通栈就不上税，有时上一些税不给税款，税局也无可如何。富县县政府，一次就少上了七百万元的税，一次走私土布二十余捆，并批准驻军十一万斤大盐免税。

子长县供给科一次买了纸烟四十一箱未上税，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X X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

新X旅、独X旅、教X旅、1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份是进行投机，敌币、自洋、特产、违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四五年因税局检查X旅九成商店，结果儿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

由于大量的、普遍的、武装的、小公联盟并与大公对抗的走私，使这一统销受到严重的损害，销路被挤而缩小，其价格被迫而降低，必需物资不能按计划换进，直接影响到财政。】——这种破坏边区政府金融秩序，凭借武装力量公然抗税的行为算哪门子生产自救呢？不过是追求单位自身利益，破坏边区政府的行为。

【只图本位利益，不顾政策禁令是主要。他们借口“保障供给”，“凡百人或凡千人吃饭”，怪大公不照顾他，互相看样子，“他搞得。我也试搞一下”。于是互相勾结。或与私商勾结，盲日追求利润，大肆投机。使大公处于孤立地位】

某个人聪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垂帘听政，后人要是追查的时候，根本查不到他身上，因为没有任何职务说明他是实际负责人。

倒腾起来 包括走私物品 紧俏物资 指标 批文

军队又遭遇大幅削减军费 鼓励自行开展生产经营创收以补足

如果你非要问的话，那我还想问呢，建国以后凭票供应生活必需品是谁定的？搞城乡差别是谁定的？

把全国的资源都集中到北京一个地方是谁定的？某人的夫人在国内政坛呼风唤雨是谁定的？把白龙尾岛送给越南猴子是谁干的？

而且我不认为这些政策有什么不对。

凭票供应是从战时供给制走来的共产党最熟悉了解的政策，也是后来隶属与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要想了解它就必须先了解计划经济这一经济模式，单个提出来讲不说没意义，至少是没太大意义。

城乡差别河里争论过好几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理解是这是不再走对外掠夺的西方模式外唯一的积累途径。很奇怪，如果要说对农民以及农民工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改开后并没有减弱，而被剥夺者的反抗却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显化，有什么区别。

全国资源集中，本来就是正常的，而且又不仅仅是北京，还有最大的经济城市上海。

夫人政治的始作俑者是少奇同志。更何况那位夫人真要是呼风唤雨，那会说拿下就拿下，她到底掌握多少实权？

白龙尾岛是主席说送就送的？还不是要经过中央讨论，不谈当时特殊的国际主义路线，就是打板子也是该打到中央上，至于那时候中央里有谁，你想过去查吗。

最后，你想反驳我就逻辑通顺点，不要东拉拉西扯扯的堆砌一堆东西。还有你喜欢反问句哦？^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