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要旗帜鲜明地为改开三十年大唱特唱赞歌 -- 不会飞的鱼儿
同时肯定有很大的成分是针对刘邓的。而且刘邓是毛鼎力支持的人。
是否针对周不清楚，周应该算是常委里比较保守的吧——“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
建国后主席力挺刘邓，所以刘邓犯错误主席难辞其咎。
对照吴芝圃的谈话，我倒觉得是针对周的。
周并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纯洁。
张爱萍也对毛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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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推卸责任的话不足为凭。
这是把责任推卸给周。问题不是搞不搞大跃进，而是怎么搞，关键是干部。华东地区的大跃进就搞得很好。
这段时间周主要抓国防工业。另外周主要管‘条条’，刘主要管‘块块’，大跃进中出问题的主要是‘块块’而不是‘条条’，要是全都让刘来搞，问题更大。
三面红旗是毛主席的提法，这是直接把责任推给主席了。
“虽然我和邓是一线负责人，但我们是无辜的。”
相反他还反对‘洋跃进’这个提法。用‘洋跃进’编排华估计是陈云和胡乱邦的意见。
“6月1日、3日，政治局听取林乎加率领的赴日经济代表团和段云率领的赴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汇报。华国锋对引进规模稍显谨慎，他说：国外引进与国内条件要平衡。有些大的项目，下决心要慎重，下了决心就能上准。这不是优柔寡断。他说：千万避免万马奔腾、齐头并进，最后都上不去。大家的热情是好的，现在劲头来了，但是引进不能不顾国内条件。不过在引进新技术和利用外资方面，华仍主张要大胆一些：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子也要大一些。邓小平则毫无顾虑，气魄极大：下个大决心，不仅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6月22日，邓小平同余秋里、谷牧、康世恩、方毅谈话，说得更干脆：同国外做生意，搞买卖，搞大一点，什么150亿，搞它500亿。（《在风浪中前进》第一分册，第118～120页。）500亿美元的规模，是3月份拟定的200亿的盘子二点五倍。
1978年12月9日，王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西北组发言：“邓小平同志讲用外国贷款由五百亿增到八百亿。”见《王震传》编写组：《王震传》（下），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第165页。
上述高层决策过程的梳理，表明引进规模的扩大有一个过程，高层领导人的意向也有些变化和参差。从65亿美元到后来的800亿美元的规模，最初高层的意见比较一致，后来逐渐有些差异。在高层领导人里，邓小平的调子始终是步子要快，规模要大；华国锋的想法与邓最接近甚至完全一致，中间虽一度略微谨慎，但很快恢复了乐观态度。叶剑英、李先念开始也赞成扩大规模，但是随着规模设想的一步步扩大，态度渐趋谨慎。所以，即便把当年的引进规模扩大说成是“洋跃进”，也不是华一个人的主张，事实上邓小平比华国锋更积极。无怪乎邓小平后来说：不要再提“洋跃进”了，与1958年的“大跃进”不是一码事。（叶选基：《叶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田氏伐齐为何又能成功哪？
对公族会议，俺一直不是很知道。所以很困惑，为啥赵宣子在几代国君期间一直是常青树，又如何让外人都瞧出来晋国大权旁落。
元老院是对基层势力比较巩固一方的加速器。
帮葡萄补一个小花絮，赵宣子很努力的让国君去沉溺女色，呵呵，然后著名的秦国医生，医和，医缓就登场了。赵氏孤儿
现实比小说更精彩。
建国后60年，把事情去剥洋葱，实事求是，太祖有功就是功，不要背黑锅，有错就是错，不要变成神。
太宗有错就是错，不要老是春天的故事。有功就是功，不要从邓公变矮子凳功。
某些人就是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所谓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主要是工农）推动的，享受毛泽东红利，顺应世界潮流，通过透支未来，渐进的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没有更糟，比如苏联。
特别强调一下，很多人忽视了重要的毛泽东红利之一，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主要是因为美国在东亚二十多年战争的结果，而美国这二十多年战争的对手，直接或间接都是毛泽东。没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将会事倍而功半，甚至更差。
为啥我读史书，就没读出这些背景来？请教葡萄读史的方法。
”。大跃进中曾希圣跟毛泽东很紧，甚至处分了敢讲真话，赈济百姓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直接导致安徽饿死人在600万以上。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过曾希圣应该开除党籍。曾希圣觉得对不起安徽百姓，于是在1960-1964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中冒着丢官的风险同意下边搞包产到户。为了应付中央，他在名词上动脑筋，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从1961年3月6日起，在全省推行。到秋后，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占了全省的85.4%。据省里对36个县的调查表明，施行责任田后平均亩产比上年增长38.9％。农民得到了温饱，看到了希望；安徽各级干部增强了信心，遂继续普及推行责任田。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为历年来最高。“责任田”被干部群众誉为“救命田”。
1961年12月，毛泽东到苏州视察，他打电话叫来曾希圣，明确地对他说：“生产已经恢复，是否把这个办法(指责任田)变回来?”曾希圣不解其意，恳求道，群众刚刚尝着甜头，再让群众搞一段时间?毛泽东沉默不语，但没有表示反对。 毛泽东的沉默意味深长，曾希圣没有正确体会，或者他猜测这是一种默许，或许他过于沉浸在成功之中。 不久风云突变，曾希圣搞的责任田遭到灭顶之灾。1962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即所谓七千人会议)，会议期间着重批评曾希圣领导的安徽省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人甚多，同时批评曾希圣搞的责任制是“单干”，是复辟资本主义，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中央派人发动大家“揭发批判”。当时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曾希圣连座位都没有，自己拉把椅子坐到会场边上。在会上，曾希圣做了深刻检查，但对其推广的责任制持保留态度。于是，会上有的人主张开除曾希圣的党籍；有人提出要杀曾希圣的头…… 毛泽东没有表态。最后中共中央决定，免去曾希圣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调离安徽，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安徽省第一书记由李葆华继任。
恐怕还是政府结构设置有问题？
他这个省委书记哪来那么大的权力，谁给他的？副省长级别的官员他咳嗽一声就能一撸到底，开除党籍撤到煤矿去？
应该是他上下都有势力在，这种人就治不了是怎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