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 -- 柞里子
4 经学简史
4.1 西汉·新
4.1.3
除去古今文之别，西汉经学又有齐学、鲁学分流之说。刘师培《国学发微》云：“《易经》一书有田氏学，为田何所传，乃齐人之治《易》者也；有孟氏学，为孟喜所传，乃鲁人之治《易》者也；是《易》学有齐、鲁之分。济南伏生传《尚书》二十八篇于朝错，乃齐人之治《尚书》者也；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十六篇，孔安国以今文尚书校之，乃鲁人之治《尚书》者也；是《书》学有齐、鲁之分。《齐诗》为辕固所传，匡衡诸人传之，乃齐人之治《诗》者也；《鲁诗》为申公所传，楚元王等受之，刘向诸人述之，乃鲁人之治《诗》者也；是《诗》学亦有齐、鲁之分。《公羊》为齐学，董仲舒传之，著有《春秋繁露》诸书；《穀梁》为鲁学，刘向传之，时与子歆相辩难；是《春秋》学亦有齐、鲁之分。西汉之时，传《礼》学者，以孟卿为最著，此齐学也；而鲁恭王坏孔子宅壁兼得《逸礼》，而《古礼》复得之淹中，则鲁学也；是《礼》学亦有齐、鲁之分。《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而音读亦与《鲁论》大异，若萧望之诸人，则皆传《鲁论》，至张禹删《问王》、《知道》二篇，合《鲁论》、《齐论》为一而《齐论》以亡，是《论语》学亦有齐、鲁之分。”
刘师培言之凿凿，貌似详实可信，然考之以史实，则否。《史记》、《汉书》于《易》，皆无齐学、鲁学之说。据《汉书·儒林传》，孟喜师从丁宽，丁宽师从田何。可见孟喜实为田何之再传弟子，而刘师培仅因田何为齐人，故称田何之《易》学为齐学；孟喜为鲁人，故称孟喜之《易》学为鲁学。无视学术的师从关系而仅从学者的籍贯分流，实荒谬之至。
《尚书》从来只有今古文之争而不闻有齐、鲁之分。伏生所传授的今文《尚书》为秦朝廷的官方定本，并非出自伏生，故伏生虽为齐人，而伏生所传之《尚书》与齐无关。孔安国之《尚书》学原本出自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最初得以立于学官、终西汉之世长盛不衰的今文《尚书》学派欧阳与大小夏侯，皆出自孔安国弟子倪寬。孔安国之请立古文《尚书》于学官，亦不闻有标榜鲁学以与伏生所传之“齐学”抗争之意。刘师培亦仅因伏生为齐人，孔安国为鲁人而标榜今文《尚书》为齐学，古文《尚书》为鲁学，亦复荒谬之至。
至于《诗》学，《史记》、《汉书》虽有“齐诗”、“鲁诗”之目，而无“齐学”、“鲁学”之名。如前所述，所谓“鲁诗”者，实出于齐人浮丘伯；“齐诗”虽出自齐人而其流传并不限于齐人；“鲁诗”既不出自鲁人，其流传亦并不限于鲁人。故以齐、鲁之地域划分《诗》学之流派，实为无稽之谈。刘师培不仅踵袭前人不妥之说，并从而胡乱推广发挥，失诸考证。
《史记·儒林传》：“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於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汉书·艺文志》：“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汉书·儒林传》：“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由此可见，西汉之《礼》学仅今文《士礼》一种，出自鲁人高堂生，别无他途。孟卿师从瑕丘萧奋，而瑕丘属梁不属齐。《礼》学之源既出于鲁人，受孟卿以《礼》者复为梁人而非齐人，焉得仅据孟卿之为齐人而称其《礼》学为齐学？《逸礼》虽出于鲁而藏于内府，无论朝廷与民间一向并无传授之者，至汉平帝时始因提倡古文的王莽执政而得以与古文《尚书》、《左氏春秋》、《毛诗》等一同立于学官。事涉今古文学派之争而无予齐学、鲁学之分。故《礼》学之有《逸礼》，亦不得视之为《礼》学之有“鲁学”学派之证。
至于《论语》，在西汉之世不予经学之列，故当时虽有《齐论》、《鲁论》之别，而无予经学流派之分。
唯《春秋》学之有齐学、鲁学之名，见诸史册。《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即其证明。
不过，韦贤等人之言是否反映事实，也未尝不可存疑。很可能只是为投宣帝之好、趁机排挤非《公羊春秋》学派的一个借口而已。退一步说，即使当时《春秋》之学确有齐学、鲁学之分，亦不得据以推广为西汉经学各经皆有齐学、鲁学之分。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引郑玄云：“其始之书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同言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或据此而以郑玄之方言说探齐鲁分流之源。以理推之，未尝不可以信。不过，郑说既不能解释为何除齐、鲁之外，不闻其他以地域命名之学，比如，燕人韩婴之《诗》，为何称之为“韩诗”而不仿“齐诗”、“鲁诗”之例称之为“燕诗”？《公羊》、《穀梁》之不同，绝非因方言读音差异所致，而《春秋》学之有“齐学”与“鲁学”之分，正是西汉经学之有齐学、鲁学之分的唯一可靠凭据。由此观之，郑玄之方言起源说，亦不足信。
4 经学简史
4.1 西汉·新
4.1.4
无论今古文抑或齐鲁学派，又皆因传授者对经文的解释之不同而出现所谓师法与家法的分流。以《汉书·儒林传》考之，但凡言某经有某氏之学者，皆指师法而言；但凡言某家有某氏之学者，则指家法而言。比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之学，皆指师法而言；《易》之施有张、彭之学，孟有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则皆指家法而言。《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之学，指师法而言；欧阳有平、陈之学，大夏侯有孔、许之学，小夏侯有郑、张、秦、假、李氏之学，则皆指家法而言。《鲁诗》有韦、张、唐、褚氏之学，《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皆指师法而言；《鲁诗》之张有许氏之学，则指家法而言。《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指师法而言；大戴有徐氏之学、小戴有桥氏、杨氏之学，则指家法而言。《公羊春秋》有颜、严之学，《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学，皆指师法而言；《公羊春秋》之颜有冷、任之学，又有莞、冥之学，则皆指家法而言。
据《史记·儒林传》，汉代《易》学之始祖为田何；《鲁诗》学之始祖为申培、《韩诗》之始祖为韩婴、《齐诗》之始祖为辕固；《尚书》学之始祖为伏胜；《礼》学之始祖为高堂生；《穀梁春秋》学之始祖为申培，《公羊春秋》学之始祖为胡毋生、董仲舒。《汉书·儒林传》称：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由此可见，《汉书·儒林传》所谓某经有某氏之学的“某氏”，不仅皆非各经学在汉代之始祖，除欧阳之外，当初亦未尝得以立于学官。所谓“师法”之“师”，既然并非鼻祖，也大都并非是五经博士初立之时的“师法”，则所谓“师法”者，之上必然还有“师法”。以《汉书·儒林传》所谓某经有某氏之学的“某氏”之生平考之，大抵皆为昭、宣时人。可见“师法”之说大约终于汉宣帝之世，自此之后，再自成一家者，方才以“家法”称之。因“家法”之说晚出，故西汉多言“师法”，而东汉则多言“家法”。
《汉书·张禹传》：“甘露中，诸儒荐禹，有诏太子太傅萧望之问。禹对《易》及《论语》大义，望之善焉，奏禹经学精习，有师法，可试事。”
《汉书·翼奉传》：“上以奉为中郎，召问奉：‘来者以善日邪时，孰与邪日善时？’奉对曰：‘师法用辰不用日。……’”
《汉书·儒林传》：“孟喜字长卿，…… 博士缺，众人荐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
《汉书·五行志》：“哀帝建平二年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为丞相，少府赵玄为御史大夫，临延登受策，有大声如钟鸣，殿中郎吏陛者皆闻焉。上以问黄门侍郎杨雄、李寻，寻对曰：‘《洪范》所谓鼓妖者也。师法以为人君不聪，……’”
以上引文皆汉代重“师法”之例，第二例中的翼奉即《汉书·儒林传》“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之“翼”所指，第三例中的孟喜即《汉书·儒林传》“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之“孟”所指，故此两例也是师法之上更有师法之证。
既然师法之上还有师法，师法之下又有家法，可见汉人固然标榜师法，却并非一概墨守师法，否则，既不可能在旧的师法之下出现新的师法，也不可能在师法之下出现家法。
以理推之，最早的师法之说，当从各经立于学官的博士而来。《汉书·儒林传赞》：“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
由此可见，最早的《尚书》学师法当出自欧阳和伯，欧阳和伯授倪寬，倪寬见知于汉武帝；最早的《礼》学师法当出自后苍；最早的《易》学师法当出自田何的再传弟子杨何；最早的《公羊春秋》学师法当出自胡毋生、董仲舒。《汉书·儒林传赞》之所以言不及《诗》学，想必因《鲁诗》、《韩诗》、《齐诗》的鼻祖申培、韩婴、辕固在文景之时已经立为博士，汉武帝承袭之，故毋庸复赘。由此推之，最早的《诗》学师法，当出自申培、韩婴与辕固。
《汉书·儒林传赞》又称：“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
由此可见，《尚书》学之大、小夏侯师法，《礼》学之大、小戴师法，《易》学之施、孟、梁丘、京氏师法，亦因其学派得以立于学官而兴。
至于《鲁诗》学之有韦、张、唐、褚氏师法，《齐诗》学之有翼、匡、师、伏氏师法，《韩诗》学之有王、食、长孙氏师法，《礼》学之有庆氏师法，《公羊春秋》学之有颜、严氏师法，《穀梁春秋》学之有尹、胡、申章、房氏师法，或因本人仕途亨通，或因其徒位居高官。比如，传《鲁诗》之韦贤、韦玄成父子俱为丞相；张生、唐生、诸生三人皆曾为博士；张生参与石渠论经之会，官至淮阳中尉，其侄张游卿官至谏大夫，为汉元帝之师；唐生为楚太傅。传《齐诗》之翼奉为谏大夫；萧望之历任御史大夫、太子太傅、前将车、光禄勋、领尚书事；匡衡为丞相；师丹为大司空；伏理官至高密太傅。传《韩诗》之王吉为博士、谏大夫；子王骏传其学，官至御史大夫；食生、长孙顺皆为博士，两人之弟子以及再传弟子至大官者甚众。传《礼》学之庆普为东平太傅。传《公羊春秋》之颜安乐官至齐郡郡丞，其徒冷丰为少府、任公为淄川太守；严彭祖历任博士、太守，终于太傅。传《穀梁春秋》之尹更始为谏大夫；其子尹咸传其学，官至大司農；其徒翟方进为丞相；胡常之徒梁萧为新朝之讲学大夫；申章昌为博士、长沙太傅；房凤师从尹更始，历任光禄大夫、五官中郎将。
家法之兴，也大抵因其人之官运亨通。比如，传施氏《易》学之张禹官至丞相，彭宣官至大司空。传梁丘氏《易》学之士孙张为光禄大夫，邓彭祖为真定太傅，衡咸为新朝之讲学大夫。传大夏侯《尚书》学之孔霸官至太中大夫，为汉元帝之师，子孔光传其学，为丞相；许商四至九卿。传小夏侯《尚书》学之郑寬中为汉成帝师，赐爵关内侯，官至光禄大夫，领尚书事；张无故为广陵太傅；秦恭为城阳内史；假昌官至膠东相；李寻为骑都尉。传大戴《礼》学之徐良为博士、郡守。传小戴《礼》学之桥仁为大鸿胪；杨荣为琅邪太守。
《汉书·儒林传赞》曰：“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由此可见，朝廷设立五经博士的目的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栽培官员，弟子就学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学术而在于出仕。故经学师法、家法之出现，其实是官场派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学术未必有多少瓜葛。
得以立于学官之经学流派称之为官学，不得立于学官之经学流派称之为私学。私学不受官方承认，不能成为出仕的途径。自汉武帝建元五年设立五经博士，下至汉平帝之立，一百三十五年间，古文经学始终未曾立于学官，故古文经学问津者寡，亦大抵并无师法、家法之争。
4 经学简史
4.6.4
辛亥革命之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以法令的形式禁止读经。临时政府之政令虽然未必能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执行，该法令之颁布毕竟标志着历时两千年有奇的官方经学教育之终结。当时文化教育界对孔子学术一片挞伐之声，民国政府之出此禁令，不足为奇。如今或为当时之倒孔思潮辩解，说什么当时只有“打孔家店”之说，并无“打倒孔家店”之说。如此这般辩解，实属无谓。无论是“打孔家店”还是“打倒孔家店”，其思潮之为反孔、批孔而非尊孔、或以平常之心待孔，不言而喻，无可置疑。
回顾当年之反孔思潮，其情，可理解；其识，则不敢苟同。儒家经典固然无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之兴，却并不包含反对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之说；即使其中隐含不利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之因素，其于现代科学技术之阻碍，绝对远在西方宗教势力之下。将当年中国船不够坚、炮不够利之弊委过于尊孔读经，实为无稽之谈。孔子鼓吹之政体为封建制而非帝制，中国自秦迄清之集权帝制与孔子之理想社会背道而驰。无论孔子之理想社会为善为恶，皆与当年帝制之弊无关。误以帝制为封建制，误以孔子学说为专制之基础，尤其荒谬。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未尝一刻有忠于一姓之想。合则留，不合则去，不独孔子如此，实为春秋战国之社会风气。董仲舒三纲五常之说，乃帝制下之产物，绝非孔子“君君、臣臣”思想之引申，但凡以为孔子学术为奴性之根源者，皆失之。先秦乃至西汉之初，舆论并无妇女守节之概念，“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之说，出自程颐。将宋儒理学以及后世种种民间陋习归之于孔子之学，亦未见其是。但凡反孔者，大都倡全盘西化之论，其激进者甚至主张废弃中文汉字。文化者，实为民族之本；苟无文化，民族何存？故全盘西化之论，实无异于自掘民族之祖坟，而鼓吹之为拯救民族之良策，愚昧无知以至于斯，而至今仍不乏追随者，可见当年崇洋媚外思潮流毒贻害之深。
以往经学教育自非无弊可言，然经学教育之弊，并不在于读经，而在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致令先秦百家争鸣之局面一去而不复返。以法令禁止读经，就取向而言，固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背道而驰；就钳制学术思想而言，则如出一辙。故以法令禁止读经之举，绝非振国兴邦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