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经学通论》摘录（4） -- 柞里子

2 经学起源

2.5（3）

“坑儒”案发生在“焚书”案之后一年，时间虽然接近，起因却并不相涉。“坑儒”的起因为何？曰：在于求生的本能。即使活得苦不堪言者，真想去自寻短见的也不多，真能去实践这种短见的就更少。活得像秦始皇那般威风，求长生不老在所难免，与信奉儒、法、道、释，或者信奉任何主义都不见得有什么关系。君不见晚于秦始皇的汉武帝，不仅不曾“坑儒”，而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也同秦始皇一样，求长生不老求得活去死来么？“坑儒”乃因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而起，如果正统的儒家以为求长生不老这种俗事同儒学拉扯不上关系，那么，秦始皇的“坑儒”也就同秦始皇的“焚书”一样，不一定同儒家有多么密切的关系。不过，“坑儒”之说既然已经沿用了两千多年，即使有人想替之正名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姑妄从之。

但凡执迷不悟者，其执著固然发自内心，也往往因人启发之而愈炽，启发秦始皇求长生不老者为齐人徐市。秦始皇二十六年在琅邪刻石颂秦德时，徐市趁便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其上，可从之求得长生不老之灵丹妙药。于是，秦始皇遣徐市率童男女数千人乘船浮海求仙人。结果，徐市一去杳同黄鹤，或者葬身鱼腹，或者如日本人之传说漂流东瀛，成为启迪日本文明的先驱。所谓蓬莱三仙岛，从今日的科学观点来看，当是海市蜃楼，自然无从寻觅。徐市既然一去而不返，秦始皇又遣韩终、侯生、石生、卢生等相继以求不死药。韩终也如徐市，一去而不见踪影。自徐市至石生，史均不曾言其所学为儒为道为法。于卢生，则有其言论记载。以其所言观之，阴阳之气甚重。如果徐市等人与卢生同流，则大抵为儒家之阴阳流派，也就是荀子所谓俗儒者。俗儒虽俗，毕竟为儒，故儒于秦始皇之求长生不老未见得就能脱离干系。

秦法，药方不验者死。卢生、侯生求药不得，恐被死刑，相与谋而逃亡。卢、侯之逃，倘若如徐、韩一般，一去而沉寂无声，也许就不会发生坑儒之事。然而，卢、侯两人偏偏先把求不得灵丹妙药的责任推卸到秦始皇身上之后方才逃之夭夭。卢、侯的话又偏偏传到秦始皇耳中，秦始皇闻言大怒，自称对徐、卢等人赏赐甚厚，如今反遭其诽谤，又听说咸阳“诸生”也有造谣生事者，于是下令御史案问。“诸生”相互指控、自我检举出四百六十馀人违犯禁令。秦始皇遂下令将此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并通报全国以示警告。所谓“诸生”，本泛指读书人，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劝秦始皇不必绳之以重法，因“诸生皆诵法孔子”，史册从而以“儒”视之，故称此事为“坑儒”。

因有“焚书坑儒”之举，后人遂大都视秦始皇为儒之死敌。实则不然。“焚书”之首要目标不在儒家经典，捎带之目标亦不限于儒家经典，前文已分析之，此不复赘。“坑儒”因卢生、侯生而引发。如被坑者为卢生、侯生之同流，则充其量为荀子所谓俗儒而不能代表真儒。如被坑者因与卢、侯同为儒生而受牵连，既相互指控、又自我检举，其非正人君子亦可想而知，则充其量为孔子所谓的小人儒。故据焚书坑儒”而指秦始皇以儒为敌，颇未见其是，充其量不过以俗儒为敌、以小人儒为敌而已。

与后世之共识相反，“焚书坑儒”其实恰好说明秦始皇实为帝王尊儒之首。何以言之？曰：不尊儒，何以立博士于朝廷以掌《诗》、《书》等儒家经典？不设立执掌儒家经典之博士于朝，从何而听到博士淳于越恢复封建之论？无郡县、封建之争，“焚书”一案缘何而起？不尊儒，儒生何得聚之于秦之都城咸阳数以千百计？不尊儒，扶苏何得企图以“诸生皆诵法孔子”为说辞以救“诸生”？自汉以降，历代皆置博士一类的职位以传播儒家之学，而《史记》、《汉书》皆明确记载汉代博士之设置与职掌皆沿袭秦代之制度而来。既然如此，若不以秦始皇为帝王尊儒之首，将以谁为首？

或以为秦始皇虽曾有尊儒之意，至“坑儒”之后，必致力于打击儒家无疑焉，实则亦非如此。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既死之后、陈胜起兵之时，秦二世还曾“召博士诸儒生”问计。后来弃秦投汉、成为汉朝开国大儒的叔孙通，正是受秦二世召见备顾问的博士之一。可见在自我检举出四百六十馀人被坑之后，博士、儒生照旧在秦朝廷备顾问、讨饭碗。

要言之，“焚书坑儒”并不足以说明儒家与经学受害于秦。秦之设立博士以掌儒家经典，实为立学官以传授儒家经学之首创。《史记·儒林列传》称“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阬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此话当属汉代之政治宣传，有悖于事实。秦之“焚书”，只是导致“六艺”从民间消失；致令“六艺从此缺焉”者，并非秦始皇的“焚书”，而是项羽的纵火咸阳宫室。

秦代博士所掌儒家经典究竟包括那些内容？ 史无明确记载，未可得其详。据《史记·儒林列传》，济南伏生在秦为博士，秦亡之后在家开门收徒，以传授《尚书》为生。《尚书》之所以能传于后世，基本上因伏生之故，此为秦有掌《书》博士之证。据《汉书·儒林传》，申公与楚元王交俱在秦时从浮丘伯受《诗》。秦既禁民间偶语《诗》、《书》，浮丘伯必为博士方能招收弟子，此为秦有掌《诗》博士之证。汉之仪礼由秦朝博士叔孙通所草创，料想叔孙通在秦之时，或为掌礼之博士。不过，秦既灭周，旋即推断五德以克周，时辰、色泽、度量、乐声之准则皆反周之所制。以此推之，秦代之礼乐必不与孔子所传之礼乐相合，故即使秦代确有掌礼博士、掌乐博士，其所掌之礼乐，必与后世经学之礼乐无涉。《易》，秦朝廷未曾措意，视之为占卜之书而已，听任民间流传讲习。由此推想，《易》当未立于秦之学官。至于《春秋》，编年以鲁国为据，属于非秦之史记，料想不得立于秦之学官。简言之，六经之中得以立于秦之学官者，恐仅有《书》与《诗》两经而已。不过，虽然仅有两经，令经学成为官方学术，实秦之首创。

西汉既兴之初，朝廷无意于经学。至文帝时始仿秦代之例而设立博士，并于民间搜寻古代典籍。然因文献不足，文帝之时的博士仅有《诗》学一种。至景帝之时，更于《诗》学博士之外增添《春秋》博士。降至武帝，五经始备，于是设立五经博士之职以分掌各经。自武帝以后，汉代官方经学之盛远非秦代所能比拟。不过，汉之建树毕竟步秦之后尘，未可视之为设立经学于学官之祖。

只要一涉及汉之今文古文，则必定各家各派拥趸齐出，人脑子打出狗脑子。两千年来打个不断。

下面的章节是最关键的，到底是异端还是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全都在此一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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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个笑话来：

一个人走过海旁，看见另一个人想跳海自杀。

他走上前去劝说「先生，不要跳下去！」

　　那人问道：「为甚么？」

　　他说：「生命是美好的嘛！你是无神论者还是有宗教信仰？」

　　那人答：「我有宗教信仰。」

　　「佛教、道教、回教还是基督教？」

　　「基督教」

　　「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

　　「新教」

　　「我也是新教呢！圣公会还是浸信会？」

　　「浸信会」

　　「太好啦！我也是浸信会，你是Baptist Church of God还是Baptist Church of the Lord? 」

　　「Baptist Church of God. 」

　　「真是太奇妙啦！我也是，那你是原教旨的Baptist Church of God还是改革派的？」

　　「改革派的」

　　「1879年的改革派还是1915年的？」

　　「1915年的改革派。」

　　那人朝他屁股一脚把他踢进海里：「异端！去死吧！」

祝其：即夹谷，地名，在今山东莱芜之夹谷峪。

可能李仙洲就完蛋在这个地方了。

http://www.his8.cn/book/sswj/cq/cq035.htm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1 (1)

《书》或《书经》，在后世习惯称之为《尚书》。先秦著作中的“书曰”云云，皆指《尚书》而言。除去徵引“书”之外，先秦著作也徵引“传”。例如，《孟子》就有“于《传》有之”的文字。“书”与“传”的区别，可能在于前者为正式的文献，而后者为传说或者为后代所谓的“野史”。可能由于《书》与《传》的关系相当密切，或者由于有些《传》的内容混入《书》中，汉代学者有通称《书》为《书传》之例。比如，《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又称“故《书传》、《礼记》自孔子”。两“《书传》”均指《书》而言，与后代称《尚书》之注解为“书传”者不可混为一谈。称“书”为“书经”，当是后世儒家尊之为经典之后的称谓。 “尚书”之名，最早见诸《墨子·明鬼下》：“故尚书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因何而成为后世儒家的通称，原因不明。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墨子学术出自史官，而“书”为史官所掌，故墨子对“书”的称谓不仅来历分明，而且具有权威性，从而被普遍接受。

“尚书”之“尚”于意何取？后世经学家大都视“尚”为“上”之通假字。换言之，所谓“尚书”，就是“上书”。至于“上”字在此又当如何解释，则众说纷纷，莫衷一是。比较合理的解释有二：其一，“上古”。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上古之书”。其二，“君上”。据此，则所谓“尚书”，就是“记录君上言行之书”。王充《论衡·正说篇》：“《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 王充之说，两说具备而偏向“上古”说。刘熙《释名》主“上古”说，而王肃《尚书序》则依从“君上”说。《尚书》涵盖的年代属于上古，这一点无可争议，《尚书》记载的内容大都为君上的训令或出师的誓词，这一点也无可争议。因此，以上两说从逻辑上而言，皆无不可；是否确为当时定名者的本意，则无从考核。

虽说《尚书》属于上古无可争议，若问《尚书》究竟上古到何年何月？却又不易言之。原因有三。其一，《尚书》不是在某特定时间上编写而成的著作，而是经过多年累积而成的文献。内容函盖大约上迄公元前2000年，下至公元前7世纪，前后相距长达一千三百年。其二，内容所及的年代不一定就是文献编写的年代。其三，今本《尚书》的内容并非完全可靠，搀有后人伪造的成份。

在普遍认为可信的篇章之中，以记述殷王盘庚迁都的《盘庚》篇时代最早，其写作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的上半叶，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甲骨文的年代相近。就年代而言，古埃及《死人书》中最早的文字要比《盘庚》早出一千多年。不过，《死人书》的内容为宗教咒语，其史学价值不能同《盘庚》相提并论。古巴比伦刻在石柱上的“汉穆拉比法典”相传作于公元前18世纪，比《盘庚》约早400年。其馀广为人所熟知的外国古代文献皆较《盘庚》为晚出。比如，犹太《圣经》中的最早作品出现于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印度的《古事记》不早于公元前6世纪。这些文献不仅时代晚于《盘庚》五百至八百年，而且内容亦颇涉神话，远非《盘庚》之为朴素史料可以比拟。要言之，《尚书》之为“上古之书”，就时代而言虽不能称世界之“最”，若兼时间与内容而论，则实无出其右者。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2 (1)

最早的《尚书》定本出现于何时？颇难论断。今本《尚书》中的某些篇章，比如《尧典》、《禹贡》，对于上古社会的描绘，同战国中、前期流行的说法颇异其趣。由此揣测，今本《尚书》所根据的定本，有可能出现在战国末期。如前所述，秦朝设有掌《尚书》的博士，秦之有官方定本《尚书》，当无可置疑。李斯虽建议销毁一切非秦之史记，其目的在于销毁六国的记载甚明，故《尚书》虽非秦之史记而不予销毁之列，也无可置疑。然而，由秦朝博士传授的《尚书》是否就是先秦的原貌？《尧典》、《禹贡》等篇之所以会反映出非封建的、中央集权的思想，是否根据秦朝官方的意旨而作过篡改与增删？亦难以论断。

秦朝初建，旋即令李斯等制定并推行秦篆以取代先秦的篆文。为区分起见，后世称秦篆为小篆、称先秦之篆文为大篆。尔后为方便书写起见，秦朝又发明并推出隶书。自隶书出，篆文与隶书，又分别称之为“古文”与“今文”。以理推之，秦朝官方的《尚书》定本想必先有秦篆本，在推行隶书之后继有隶书本或者说今文本问世。“想必”二字，仅就秦篆本而言，秦之有今文本，证据确凿，无须推想。据《史记·儒林列传》，秦有《尚书》博士姓伏名胜，济南人，当时人尊称之为伏生而不名。 伏生在秦亡之际，眼见京师不可久留，携带一部《尚书》逃归故里。不久，项羽进入咸阳，一把火烧尽藏于秦宫的图书。接下来是楚、汉相争的混战，伏生的家乡兵慌马乱，不得安居。伏生不得不又逃往外地，临走时把《尚书》藏在夹壁之中。战乱结束之后，伏生返回家乡，居然在夹壁中寻回这部《尚书》，可惜已经有所残缺，只剩下二十八篇。这二十八篇的篇名是：

1． 尧典

2． 皋陶谟

3． 禹贡

4． 甘誓

5． 汤誓

6． 盘庚

7． 高宗肜日

8． 西伯戡黎

9． 微子

10． 牧誓

11． 洪范

12． 金縢

13． 大诰

14． 康诰

15． 酒诰

16． 梓材

17． 召诰

18． 洛诰

19． 多士

20． 无逸

21． 君奭

22． 多方

23． 立政

24． 顾命

25． 费誓

26． 吕刑

27． 文侯之命

28． 秦誓

不曾残缺之前的这部《尚书》究竟有多少篇？史无记载，或因此时伏生已老，又经多年荒疏，记不清晰，故不曾说起。至于遗失篇章的文字，伏生更不复记忆，只好拣起这残缺不全的二十八篇在家乡开门授徒。

汉文帝之时，社会渐趋稳定。文帝有心于文治，遂下诏书徵集民间图书、寻访民间学者，却既找不着《尚书》，也找不着通《尚书》的学者。正觉茫然之际，忽然听得济南有伏生其人其事，大喜过望。本想立即召伏生进京，无奈伏生此时已年逾九十，行动不得，朝廷于是派遣奉常掌故朝错前往受教。伏生所传之《尚书》就是秦朝廷用今文写就的定本，故曰：“秦之有今文本，证据确凿，无须推想”。

汉景帝之时，民间又献上一篇用今文写成的《尚书》，篇名《泰誓》。当时伏生已死，汉朝廷不仅无人能够判断这篇《泰誓》的真假，也无人能够确切理解这篇《泰誓》的文字，不得不聚集众博士几经研究、探讨，方才讲通。这篇《泰誓》来历不明，内容与见诸先秦著作中的《泰誓》引文也颇有出入，却为汉朝官方认可，正式加入伏生所传的二十八篇《尚书》之中，使原本只有二十八篇的今文《尚书》演变而成二十九篇的官方定本。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2 (2)

除去这篇来历不明的今文《泰誓》之外，尔后民间又出现过两部用古文写成的《尚书》。其中之一，由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所得。《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修学好书，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即其证。不过，这部《尚书》的下落不明，内容也无从考核。

另一部古文《尚书》为汉景帝之另一子、鲁共王馀所获。《汉书·艺文志》载其始末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鲁共王所获这批古文书藉，包括古文《尚书》在内，后来皆为孔安国所得。

这部古文《尚书》共有四十五篇，其中二十九篇的篇名与当时流行的今文《尚书》同，文字则略有出入。多出的十六篇篇名为：

1． 舜典

2． 汩作

3． 九共

4． 大禹谟

5． 弃稷

6． 五子之歌

7． 胤征

8． 汤诰

9． 咸有一德

10． 典宝

11． 伊训

12． 肆命

13． 原命

14． 武成

15． 旅獒

16． 冏命

这部古文《尚书》被发现之时，是否完整无缺？还是像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一样，已经有所残破？无从考核。不过，这部古文《尚书》显然同今文《尚书》一样，绝非“完整的《尚书》”。何以知其然？因《史记》中提到的一些《尚书》篇名，如“女鸠”、“女房”、“夏社”、“伊尹报”（一作“伊尹报政”）、“明居”、“徂后”、“沃丁”、“咸艾”、“太戊”等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中皆无有。

孔安国号称懂得古文，而孔安国得到这部古文《尚书》之后，凭借今文《尚书》的对照，方才读通古文《尚书》中与今文《尚书》对应的二十九篇。至于古文《尚书》多出的十六篇，因无今文《尚书》对照，孔安国亦不能完全辨认，只得搁置一边，称之为“逸篇”或“逸书”。号称通古文的孔安国都如此愁难，一般人更无可奈何自不在话下。为方便传授起见，孔安国把读通的二十九篇古文《尚书》用隶书的笔法摹写了一部。用隶书笔法改写古文的方法，史称“隶古定”。经“隶古定”改写过的古文《尚书》版本，史称“隶古定本”。隶古定本《尚书》的字形虽已成为今文，而且也只有与今文《尚书》相同的二十九篇，因源于古文本，且字句与今文《尚书》略有出入，故仍以古文《尚书》相称，以别于经由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3

经伏生传授的今文《尚书》由朝错带回汉朝廷，得以立于学官。孔安国本是今文《尚书》博士，其再传弟子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史称大小夏侯）分别开创终汉之世盛况空前的今文《尚书》三大流派。由此可见，孔安国本应是今文《尚书》学派的始祖之一。然而，孔安国与今文《尚书》的关系却不大被后人提及，反而与古文《尚书》结下不解之缘。这不仅是因为孔安国本人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不仅是因为由孔安国开创的古文《尚书》学派终于战胜今文《尚书》学派而成为《尚书》学的主流，也不仅是因为历史上前后两次出现过打着孔安国旗号的所谓“古文尚书”，而且还因为现存的唯一的《尚书》版本就是第二次打着孔安国旗号而出现的所谓《孔传古文尚书》。“传”读作“传记”的“传”，作“注释”解。所谓“孔传古文尚书”，就是“孔安国注古文尚书”的意思。

孔安国用“隶古定”将二十九篇古文《尚书》改写成“隶古定本”之后，又根据古文本的文字提出一些新的、不同于伏生所传授的解释和看法，并把古文《尚书》四十五篇原件献给汉朝廷，同时上书汉武帝，请立古文《尚书》于学官。不巧适逢汉宫廷中发生巫蛊案件，汉武帝无遑他顾，孔安国的请求被搁置一边、未与理会。孔安国于是用二十九篇“隶古定本”私相传授，成为一种私学。不久，孔安国死，立古文《尚书》于学官之事遂无人问津。自汉武帝之设立五经博士至王莽之摄政，立于西汉学官的《尚书》始终只有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今文学派。然而，追随学官的人大都以“学”为敲门砖，真心于学问者并不在乎所学者究竟为官抑或为私，故古文《尚书》虽不得立于学官，师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者并不乏其人，司马迁就是其中之一。司马迁既懂古文，又因身为史官，得以阅读宫廷藏书，因而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采用过孔安国的古文派观点，而且还引用过孔安国献给朝廷的古文《尚书》原本中的“逸书”的文字和篇目。

不过，古文《尚书》的“逸书”并不在孔安国传授的古文《尚书》范围之内。今文家派和古文家派所传授的《尚书》皆以今、古文本共同所有的二十九篇为限。据《汉书·艺文志》，今、古文本在这共同的二十九篇之中的文字出入总共只有七百多处。今、古文家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尚书》经文而在于对《尚书》经文所作的讲解。伏生与孔安国如何讲解《尚书》？无从得知，因两人的传授都是口授，并不曾著书立说。西汉末期出现过一本来路不明的《尚书大传》（“传”的读法和意思皆与《孔传古文尚书》中的“传”字相同），相传为伏生所撰，故又称为《伏生大传》。是否的确反映伏生的讲解？不可得而知。不出自伏生本人的手笔，则无可置疑。伏生虽不曾为《尚书》写“传”，今文家发展至欧阳与大、小夏侯三派之时却已有各自的讲章，如《欧阳章句》、《欧阳说义》、《大夏侯章句》、《大夏侯解故》、《小夏侯章句》、《小夏侯解故》等等皆是。这些讲章并不注重于解释字句，而是摘取《尚书》的字句，同阴阳五行、历史传说、儒家伦理、谶纬迷信等等牵强附会、任意发挥。其中以小夏侯一派尤为突出，动辄写下几十万字的讲章。例如，据《汉书·儒林传》，该派学者秦恭、字延君，增广小夏侯之章句至百万言。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引桓谭《新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万馀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近”与“延”，形近而混。两说实同指秦恭其人无疑。秦恭章句的繁琐与喋喋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知是否受今文《尚书》家洋洋万言讲章的启发，汉成帝时出现一种与各经书对应的所谓“纬书”，皆冒充先秦时代的著作，或用文字或用图形同各对应的经书作种种附会之说。其中有关《尚书》的“纬书”有《尚书中候》、《尚书璇玑钤》等，合称之为《尚书纬》。《尚书纬》捏造孔子删《尚书》的故事，诡称《尚书》原本有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为一百二十篇，以一百零二篇作《尚书》，剩下的十八篇作《尚书中候》。如此这般说，显然是为伪书《尚书中候》作宣传。这些“纬书”曾一度盛行，以至经这些“纬书”散布的谣言居然对后世学术界产生影响。比如，孔子删《尚书》的说法就长年被一些学者深信不疑或将信将疑。

于是，有人利用这类谎话进一步作伪。汉成帝时山东东莱人张霸献上一部一百零二篇的古文《尚书》，称之为《百两篇》。经朝廷博士们与皇室收藏的古文本核对，发现这部所谓“百两篇”者，不过是把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二十九篇拆散成多篇，并加上当时业已出现的所谓《书序》以及《左传》的一些文字重新组合而成。张霸自称授业于其父，其父另有弟子樊并。奇怪的是，如此这般明显作伪，张霸不仅不曾受到处罚，所献的所谓《百两篇》居然得以立于学官，后因樊并造反方才取缔。据《汉书·儒林传》，《百两篇》之所以会如此离奇地被立于学官，因有太中大夫平当、侍御史周敞从中为之游说所致。可见《百两篇》虽出现于山东，或由朝廷中人授意伪作也未可知。所谓《书序》，是对《尚书》各篇所作的序言，其中总共提到一百篇篇名，序文则不足一百，因有仅存篇名而无序文者，也有若干篇名共一篇序文者。同《百两篇》一样，《书序》也是来路不明之物，然自汉代以降一直与《尚书》本文同刊，并附会为孔子所撰。《史记》对《尚书》若干篇章的背景作过详略不等的介绍，见诸《史记》夏、殷、周本纪，《书序》一概抄袭之，可见《书序》出现的年代一定晚于《史记》，孔子作《书序》之说，自然是无稽之谈。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4

汉成帝、汉哀帝之时，刘向、刘歆父子曾先后奉敕整理皇家藏书。刘歆将整理结果总结为《七略》。据《七略》所述，至汉末之时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在版本上皆出现了一些变化。大、小夏侯两家的今文《尚书》仍作二十九篇，没有变动。欧阳家的今文《尚书》却把《盘庚》篇拆为上、中、下三篇，内容虽未变动，目录却列为三十一篇。古文《尚书》则不仅同欧阳家的今文《尚书》一样，拆《盘庚》为三篇，还把《泰誓》这一篇也一拆为三，更把《顾命》一篇的后半部分成另一篇，名曰《康王之诰》。不仅止此，古文“逸书”中的《九共》篇也一拆为九。于是原本四十五篇的古文《尚书》就成了五十八篇。不过，同今文《尚书》的情况一样，篇数虽有增加，内容却无变动。《史记·殷本纪》称帝小辛（盘庚之子）“乃作‘盘庚’三篇”。《史记·周本纪》有前后两“康诰”，前者为周公作，据说旨在教导卫康叔（周公之弟）如何为政；后者为周康王（周武王之孙、周成王之子）作，意在宣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编写的年代恰好继周成王所作之《顾命》篇之后。由此可见，今、古文《尚书》篇目上的变更并非空穴来风，其实是受《史记》的启发而来。

刘歆偏好古文，上书汉哀帝，请立古文《尚书》、古文《左传》等于学官。汉哀帝令刘歆同五经博士讨论，五经博士都是今文家派，为把持自己的学术地位与官位，自然皆持反对意见。刘歆因此写了一封致五经博士的公开信，指责五经博士为牟私利而学术态度不端正。这封公开信就是学术史上有名的《移让太常博士书》。“移”的意思为“递交”、“传送”，各部门之间的公文往来例称之为“移”。“让”的意思为“谴责”。五经博士属太常管辖，故通称之为“太常博士”。大都出身今文家的众博士读罢刘歆的这封信后忿忿然群起而攻之，刘歆招架不住，自请外放，置古文各经于学官之事遂告流产。

《移让太常博士书》不仅在当时的政界与学界引起一场风波，而且也授后世对古文家派持怀疑态度者以柄。这是因为刘歆在信中追述古文《尚书》历史时，把孔安国上书请立古文《尚书》、因巫蛊案起而遭搁置之事，说成在汉武帝“天汉以后”。

《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安国“蚤卒”，于是清末今文派学者康有为据此而论断孔安国无缘见及天汉以后的巫蛊事件，并从而推论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发现古文《尚书》、孔安国献古文《尚书》之事，以及古文《尚书》本身，皆出于刘歆之捏造。

这种说法绝不可能成立，这不仅是因为与孔安国同时的人如司马迁等，以及刘歆以前的汉代学者皆提到过这段“史实”，而且也因为与刘歆同时、攻击刘歆不遗馀力的今文家派皆不曾怀疑这段“史实”，故称之为“史实”，断然无质疑的馀地。

此外，《史记》“蚤卒”两字并不能证明孔安国究竟死于何年。孔安国死前曾为临淮太守，据《汉书·地理志》，临淮郡置于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可见孔安国之死不得早于是年。汉武帝时不止发生过一次巫蛊事件，第一次巫蛊事件发生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最后一次发生于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至二年。即使孔安国死于征和元年以前，不能见到最后一次巫蛊事件，却绝对可以见到发生于元光五年的第一次巫蛊事件。刘歆的“天汉以后”说，可能出于一时疏忽，忘记了元光五年的巫蛊事件。出现这样的疏忽并不足为奇，因为征和元年、二年的巫蛊案导致丞相下狱死、皇后自杀、御史大夫自杀、太子造反、失败之后自杀、京城巷战，牵连死者数以千计，故汉人一提起巫蛊案，往往不期然同这一次巫蛊案发生联想。刘歆之误，当因此而致，如果有意作伪，当会检阅史书，查个一清二楚，而不会含糊笼统地说一个“天汉以后”。元光五年的巫蛊案虽不及征和的这一次轰动，也导致皇后见废，相连及诛者三百馀人，足以令汉武帝无暇顾及孔安国之献书。故但凡不信古文《尚书》者，可以怀疑孔安国所献者为孔安国所伪托而非孔子故居之真本，也可以怀疑孔安国在把古文《尚书》改写成“隶古定”时无意失真或有意篡改，但怀疑古文《尚书》出自刘歆作伪，则为荒谬无疑。

刘歆外放不久，汉哀帝死，王莽掌握了汉朝的政权。今、古文家学派之争的局势于是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王莽不仅也偏好古文，而且与刘歆为布衣之交。故王莽掌权之后，不仅刘歆获得重用，本在民间传授古文《尚书》的学者王璜与涂恽也得以成为朝廷命官，各古文经皆顺利立于学官。后来王莽创立新朝，刘歆成为国师，古文家派更是盛极一时。于是，有些趋炎附势的今文家学者遂改学古文。趋炎附势者想必不为君子，然于促进今、古文两家的学术沟通则不为无功。自孔安国以降，今、古文两派学者皆仅守师说，致令两派如井水之于河水，各不相涉。究其实，则无论今文《尚书》抑或古文《尚书》，毕竟都是《尚书》，相互沟通、截长补短，于《尚书》学实有利而无弊。

敢于明确观点，不搅混水。

虽然这些地方2000年来争论不休，没有定论，但写书一定要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研究结果。不一定就要对，当然也暂时不可能有定论。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5

然而，古文《尚书》的好景不长。王莽的新朝不旋踵而亡，继起的东汉开国之君刘秀是今文《尚书》的信徒，他选择今文《尚书》家欧阳派的学者桓荣为太子的师傅。太子即位为汉明帝，又特别尊宠师傅，桓荣一家接连三代为五皇帝之师，授业于桓氏的弟子数以千计，得以贵为公卿者不胜枚举，桓氏一门之盛，古今无匹。东汉后期，桓氏弟子杨震又是一连几代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以至有“关西孔子”之号，可见当年声名之赫赫。 故终东汉之世，古文《尚书》始终未得立于学官。

不过，经过王莽与刘歆的提倡，古文《尚书》在学术界的地位在东汉却日渐增高，不仅流传渐广，而且开始有人为其撰写著作。据《后汉书·儒林传》，东汉初年古文《尚书》学者周防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不过，对古文《尚书》流传功劳最大的，却要数杜林、贾逵、马融、郑玄等四人。杜林自幼从父受业，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古文《尚书》。新朝末年，天下大乱，杜林避难陇西，在陇西偶然获得一卷漆写的古文《尚书》，如获至宝。东汉建立之后，杜林在京城洛阳朝廷为官，结识了朝廷中另一位研究古文《左传》的学者郑兴，两人共同提奖古文家派的经学，致令古文经学在学术界大为盛行。当时另有一位古文《尚书》学者卫宏以及卫宏早年的弟子徐巡，因佩服杜林的学问，都拜杜林为师。卫宏还曾研究过杜林所得漆书古文《尚书》上的古文字，写成一本古文字学的专著《古文官书》。也许因此之故，后世有些人产生误解，以为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只是那一卷漆书，或以为东汉盛行的古文《尚书》出自杜林而不再是孔安国传下来的古文《尚书》。这两说其实皆不能成立。杜林早在获得漆书之前就是古文《尚书》专家，而且漆书只有一卷，较当时流传的古文《尚书》更加残缺不全，杜林断无因获得一卷漆书就放弃以前所学之理。杜林也不具备一手遮天之势，可以用其所得的一卷漆书取代业已流传二百多年的、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此外，晚于杜林的东汉古文《尚书》学者一概认为其所学、所传，皆为孔安国所献者，并无一人声称其所学、所传者为杜林所得之漆书。不过，如此这般说，并不排除杜林等人曾用漆书对孔安国所传的古文《尚书》作过校对订正的工作。换言之，经杜林传授的古文《尚书》也许可能同孔安国的“隶古定”本稍有文字上的出入。

同杜林一样，贾逵也是家学渊源，其父贾徽曾师从涂恽学习古文《尚书》。贾逵博通今古文之学，是打破今、古文家派界限，兼通今、古文各经的大学者。他起初传授今文《尚书》，依据大夏侯家的版本，后替古文《尚书》作训（“训”，即“注释”），采用杜林所传授的版本。贾逵既无今、古文家的门户之见，故所著古文《尚书训》，兼采今、古文家之说，间下独到之见，从而开创不墨守一家之师说的学术风尚。自贾逵之后，东汉古文《尚书》学者皆效仿贾逵旁徵博引、自成一家之言的研究态度。东汉明帝时朝廷效仿西汉成帝、哀帝之例，作过一番整理皇室藏书的工作，其主要负责人恰是贾逵与《汉书》的作者班固。整理完毕之后，班固根据刘歆《七略》与整理的结果写成《汉书》的《艺文志》；贾逵则仿刘向《别录》之例，写成一部摘要，也取名《别录》。贾逵的《别录》今佚，其中关于《尚书》的简介见诸唐代学者孔颖达主编的《尚书正义》。据《汉书·艺文志》可知，今文《尚书》的版本无论是欧阳家还是大、小夏侯家，在东汉明帝之时皆与刘歆之时相同，没有变动。而皇室所藏之古文《尚书》，却由五十八篇变为五十七篇，因古文《尚书》“逸书”中的《武成》篇在东汉初期遗失。至于民间的古文《尚书》，则从来仅有三十四篇，“逸书”并不在其中。

汉明帝去世之后，贾逵一再向继位的汉章帝推荐古文《尚书》，汉章帝遂令贾逵比较古文《尚书》与三家今文《尚书》的版本，写成一部《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成为第一部沟通今、古文《尚书》的著作。汉章帝还在建初四年于白虎观召集一次大规模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既有今、古文家学者，也有如贾逵一样兼通今、古文两派的学者。讨论的结果由班固总结编成《白虎通义》，亦简称为《白虎通》。白虎观学术讨论会进一步促成今、古文家派的交流，从此，两派之争走向低潮，综合今、古文两派之见逐渐成为时尚。建初八年，汉章帝采纳贾逵的建议，令各今文家学者选派一名高足学习古文《尚书》与古文《左传》，并授官职予师从贾逵习古文经的弟子。于是，古文家派虽不曾立于学官，却终于取得了等同今文家派的政治地位。

继贾逵之后，古文《尚书》学派复经马融、郑玄的鼓吹而终于后来居上，彻底压倒了今文家派。马融附会董仲舒三纲五常之说为孔子学术，以孔子之见，未必不为“小人儒”。不过，当时人却以“大儒”目之。之所以得“大儒”之称，原因有三：其一，学问渊博。马融是历史上第一位对《易》、《书》、《诗》、“三礼”、“三传”、《孝经》等儒家主要经典皆有著作的学者。其学虽有庸俗可讥之处，亦不乏精辟之见。比如，马融发现不仅先秦各著作所引《尚书·泰誓》的文字一律不见于今、古文《尚书·泰誓》，而且先秦引文同今、古文《尚书·泰誓》在文体上亦不相同，从而论断今、古文《尚书·泰誓》系后人伪作。马融不仅为对《尚书》内容真伪质疑的第一人，其论证手段也为后世研究《尚书》与其他经典著作所取则。除儒学之外，马融还曾注《老子》、《淮南子》与《离骚》，可见其博，不以儒家学术为限。其二，文彩飞扬。马融不仅为经学家，而且为文学家，赋、颂、碑、诔、书、记、表、奏、对策、七言诗歌等等各种文体，无所不能。其三，弟子众多。卢植、郑玄等名家、大家，皆其高足。

郑玄，字康成，山东高密人。少时为乡啬夫，非所愿，后弃吏而入太学，先后学习各种儒家经典以及算术、历法。自以为函谷关以东没有比自己更高明的了，遂西入关，通过卢植的介绍拜在马融门下。据《后汉书》的记载，马融授徒时“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上课时还居然有歌女舞女表演，如此排场，较之董仲书的“下帷讲诵”，有过之无不及。卢植有幸得为马融入室弟子，侍讲多年，从来不曾瞟一眼歌女舞女，因而深受马融的气重。郑玄没有这份运气，投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见马融一面，只有听马融入室弟子转述的份。然郑玄不以为耻，日夜诵习所闻，未尝懈怠。一日，马融同高足探讨天文图像，需要善算术者，听说郑玄精于此道，遂召郑玄登楼与会。郑玄乘便向马融请教多年积累下来的疑难，问毕即告辞东归，令马融徒生相见恨晚之叹。

郑玄回归故里后名声大著，拜在郑玄门下者数以千计。东汉末年先后发生两次所谓“党锢之祸”，因士大夫、学者联合反对宦官，被宦官指为结党为逆。但凡被指为党人者，重则迫害致死、逮捕下狱、流放边疆，轻则罢官、禁锢。郑玄亦因名列党人而遭禁锢，遂闭门著书，于儒家各经大抵皆有注释之作，于古文《尚书》自不例外。郑玄的注释大都不拘于一家之说、一派之言，而是旁徵博引、融会贯通，于前人之学，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故自郑玄之注释出，古文《尚书》遂形成贾逵、马融、郑玄三派鼎立的局面。久而久之，贾、马两派皆亡而郑玄一家独盛、历千馀年而不衰。不过，郑玄对古文《尚书》的讲解不仅搀杂了今文家的观点，而且也混入一些“纬书”的说法，故郑玄所传的古文《尚书》虽然还是用的孔安国传下来的版本，其观点和研究方式却已与西汉以及东汉初年的古文《尚书》家相去甚远。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6

不过，东汉古文《尚书》学派虽然在学术界大盛，今文《尚书》毕竟是学官的基础教材。东汉朝廷于今文五经皆制订了标准读本，用漆写成。因藏于皇宫藏书阁兰台，故称之为“兰台漆书”。民间所传授的今文五经版本颇有差异，不见得尽与“兰台漆书”相同，为保证能通过朝廷的考试从而获取官职，于是有应试者买通掌管“兰台漆书”的官吏，篡改“兰台漆书”的文字，使之与自己熟读的版本相同。行贿受贿的人多了，“兰台漆书”自然是一改再改，以至一时间今文家派出现经文版本危机，众学者莫知孰从。于是，到汉灵帝之时，大学者、大文人兼大书法家蔡邕建议把标准经书读本刻石，使行贿者无从下手。

东汉朝廷采纳了蔡邕的建议，并令蔡邕主持其事。蔡邕于是会同其他学者一起，对《易》、《尚书》、《诗》、《仪礼》、《春秋》经文及《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今文官方定本进行一番整理，最后由蔡邕亲自执笔用隶书书写。熹平四年 动工刻石，分别刻于六十四块石碑之上，历八年始完工，完工之后石碑立于洛阳城南开阳门外太学讲台之前的广场。当时朝廷官员、地方儒生纷纷前来抄写，日以千计，车马塞途、盛况空前。刻在石碑上的经文，史称“汉石经”，或“熹平石经”，又因其为用隶书一种书体写成，亦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的《尚书》经文，以欧阳家的版本为主，校之以大、小夏侯两家的本子，共一万八千六百五十字。如今“熹平石经”残片拓本中所存《尚书》经文共计八百零九字，不足原件百分之五。

“熹平石经”树立不到十年，发生董卓胁持汉献帝迁都长安之乱，洛阳皇宫所藏图书以及立于太学的“熹平石经”皆遭受严重损坏。经过一番混战，待到曹魏政权的建立，文化事业方才有所恢复。魏文帝曹丕不仅重新设立五经博士，而且曾经修复“熹平石经”。至于魏国所设的五经博士之中，于《尚书》采取了哪几家？因史书失载，未可断定。可以肯定的是，古文《尚书》已被正式立于学官。因“熹平石经”所刻为今文，故魏国于正始年间根据古文版本重新刻了一次石经。史称“魏石经”或“正始石经”，也称“三体石经”。称“魏”或“正始”，其意自明，不言而喻。称“三体”，因石刻对每一种经典，皆用先秦古文、秦篆与隶书三种书体分别刻划一次。

如前所述，孔安国得古文《尚书》之后，为便一般人认识起见，曾用隶书笔法改写，古文原件献给了皇帝，非朝廷学者莫得一睹，而外间经孔安国所传的所谓古文《尚书》的文字实际上并非古文而是所谓“隶古定”。“三体石经”之所以能于此时问世，系因杜林获得漆书先秦古文《尚书》一卷之后，先秦古文字经卫宏与《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等人的研究，渐为不少学者与书法家所认识与临摹。例如，当时有位古文《尚书》学者兼书法家，复姓邯郸，单名淳，就曾用先秦古文抄写过《尚书》，颇受时人珍重。当“三体石经”刻石之时，遂用邯郸淳写的先秦古文《尚书》作为范本。因其字体笔划头粗尾细，类似蝌蚪，故俗称“科斗文”。至于为何以邯郸淳写的先秦古文《尚书》作为范本，而不取法孔安国所献原件？史无记载，无从考核。或因原件经董卓之乱，业已丧失或者残破不堪亦未可知。

今文家派在东汉业已在学术界被古文家派压倒，至曹魏而古文家派得立于学官，古文经典又刻上石碑，故无论志在学、还是志在仕、抑或志在得兼，无不趋走于古文家之门，而今文家之学遂成绝响。不过，此时古文学派之贾、马两家虽然仍立于学官，在学术界却也皆式微，唯郑玄一家独秀。然而，郑玄一家独秀的局面为时亦不长，不久就形成郑玄与王肃两家对抗的局面。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7

王肃，曹魏时大儒，王朗之子。王朗师承杨赐，以精通《易经》著称。杨赐即号称“关西孔子”的杨震之孙、因“鸡肋”闻名并也因此而见杀的杨修之祖，故王肃之学，同贾逵一样，也是家学渊源。王肃还有个更为知名的亲戚，晋代创建者之一的司马昭，正是王肃的女婿。王肃于《尚书》、《诗经》、《左传》、《论语》、“三礼”等皆有注释，并皆得以立于学官，其父王朗所传《易经》也得以立于学官，因而门生遍布朝廷，形成与郑玄一派分庭抗礼之势。

王肃之学固有其独到之处，然其学之所以能在短期间内异军突起，正因有司马氏为其政治靠山之故。王肃尚未出世之时，郑玄业已公认为学术权威，故即使有政治靠山如王肃，想要动摇郑玄的学术地位也绝对不易。王肃于是施展出如下两招：其一，抬举郑玄的前辈。但凡郑玄之说与贾逵、马融不同者，王肃皆据贾、马之说以抨击郑说。其二，伪造古书以证郑说之误与己说之正。前一招无可指责，后一招则无可原谅。前文提到的伪作《孔子家语》，一贯被视为出自王肃之手。被近人疑为王肃或王肃同夥所伪造者，还有《孔丛子》以及冒充孔安国著的《孔传古文尚书》。就内容分析，《孔传古文尚书》似为王肃的《尚书注》作声援，而《孔丛子》则似为《孔传古文尚书》作宣传，有些地方甚至还似为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作舆论。极可能由于这样的政治原因，来历不明的《孔传古文尚书》一经出现，居然就同贾、马、郑、王四家的《尚书》一起立于学官，成为朝廷法定的一派。

除去政治因素之外，这部伪造的《孔传古文尚书》之所以能轻易地被接受，还因为这部所谓的《孔传古文尚书》并没有伪造经文，只是在贾、马、郑、王四家之外增加了一家注释。注释本来人人可作，假托孔安国的名义，不过旨在加强其权威性而已。后世学者大都忽略了这一点，误以为魏末出现的《孔传古文尚书》就是如今流传于世的《孔传古文尚书》，不加区别地简称之为“伪孔传”，从而进一步混淆了《尚书》的历史。其实，流传至今的《孔传古文尚书》不仅伪造了孔安国的注释，而且伪造了《尚书》经文，出现的时代也更晚，绝不可与魏晋之时立于学官的这部《孔传古文尚书》混为一谈。为示区别起见，姑称前出者为“前伪孔传”，后出者为“后伪孔传”。

“前伪孔传”的出现，因完全缺乏线索，故只能以“来历不明”四字概括之。至于“后伪孔传”的出现，却离奇曲折得简直可以演义为一篇侦探小说。欲知“后伪孔传”的来历，得先从“五胡乱华”谈起。所谓“五胡”，指匈奴、鲜卑、羌、氐、羯五种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强调“历史上”，因五种之中除羌之外，馀皆不复存。所谓“不复存”，并非斩尽杀绝或全部驱逐于境外，而是混融于华夏，遂不复辨认。所谓“乱华”，指发动叛乱，致令西晋王朝覆灭，并在北方形成割据与混战的局面。“五胡乱华”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就《尚书》的历史而言，则只须集中注意力于“五胡乱华”之初、史称“永嘉之乱”的事件。

“永嘉”，晋怀帝的年号。永嘉五年匈奴刘聪 （匈奴单于降汉内迁之后，受赐姓刘氏，刘聪为单于之后，故以刘为氏。）攻占洛阳，俘晋怀帝，纵火焚烧洛阳皇宫，使皇宫藏书荡然无存，其对于图书文献的破坏，绝对不在当年项羽焚烧秦宫之下。当时今文《尚书》在民间已不流行，藏于皇宫的欧阳以及大、小夏侯的本子复毁之于火，于是自西汉伏生流传下来的今文《尚书》，在经过四百年的兴衰之后，终于彻底失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原件如果有幸逃脱董卓之乱，如今也是化作灰烬了。古文《尚书》学虽于民间流传，不曾因此而绝灭，但民间流传的古文《尚书》版本从来不包括“逸书”在内，故从此古文《尚书》的“逸书”也如今文《尚书》一般，彻底失传。由此可见，就《尚书》而言，“永嘉之乱”造成的损失，名副其实惨重不堪。经过这次惨重不堪的损失，今、古文《尚书》经文的本来面貌竟如何？各流派之注释的本来面貌竟如何？遂无从得知，而“后伪孔传”于是得以乘虚而入。

3 群经略说

3.1. 书

3.1.7 （2）

“永嘉之乱”后，中原一带“五胡”割据，史称“十六国”；西晋王室逃至金陵，偏安江左，史称“东晋”。东晋之初，朝廷拮拘，用于学术、文化之经费大减，博士之职由原来的十九名减至九名。其中职掌《尚书》者仅得两名，一名传郑玄之学，另一名所传授者竟然既非贾逵、马融之学，亦非王肃之学，而是“前伪孔传”。郑玄之学得以经动乱而不衰，因势力雄厚。“前伪孔传”之得以越贾、马、王三家而后来居上，想必是因为打着孔安国这块招牌。不过，“前伪孔传”虽然得以立于学官，在学术界的地位仍不能与郑玄一派相提并论。举例而言，东晋末年对于推广《尚书》学起过重大作用的大学者范宁，其所讲授的《尚书》就完全依郑玄之学说为依据。继东晋之后，出现南北对恃的相对稳定局面，史称“南北朝”。北朝始终只传郑玄之学，时至南齐，“前伪孔传”也在南朝失传，于是郑玄一派成为《尚书》学的唯一学派。不过，郑玄学派在《尚书》学一枝独秀，并不等于郑玄学派在学术文化领域独领风骚。两晋、南北朝学术风气尚玄谈，得宠的是《易经》、《老子》与《庄子》。《尚书》属于朴学，因而乏人问津。北朝崇佛学、轻经学，更置《尚书》于经学中的次要位置，等于是冷板凳中之冷板凳。因此，无论是两晋还是南北朝，《尚书》学皆远不及汉、魏之时风行普及。研究《尚书》者渐少，熟悉《尚书》版本来龙去脉者渐稀，这无疑也给“后伪孔传”的作者提供了可趁之机。

如果经学继续无人问津，“后伪孔传”恐怕也不会出笼。然而，经学忽然时来运转。因何而时来运转？因南朝中期梁朝的开国之君梁武帝萧衍本是精通经学的学者，既为皇帝，即重兴太学、恢复五经博士之职，经学于是得以在南朝起死回生。就在此时，一部号称孔安国所传的真本古文《尚书》突然广为流传。这部《尚书》不仅不同于流行已久的郑玄注本，而且也不同于“前伪孔传”，因为这部《尚书》不仅号称“传”为孔安国所作，而且其“经文”有五十八篇，与西汉末年包括“逸书”在内的古文《尚书》的篇数相合，较之古文《尚书》家流传已久的三十四篇本，则多出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的篇名是：

1． 舜典

2． 大禹谟

3． 益稷

4． 五子之歌

5． 胤征

6． 仲虺之诰

7． 汤诰

8． 伊训

9． 太甲上

10． 太甲中

11． 太甲下

12． 咸有一德

13． 说命上

14． 说命中

15． 说命下

16． 武成

17． 旅獒

18． 微子之命

19． 蔡仲之命

20． 周官

21． 君陈

22． 毕命

23． 君牙

24． 冏命

这部《尚书》有三十三篇经文之篇目及内容与郑玄注本完全相同，《泰誓》三篇则篇目虽同而内容不同。在多出的二十四篇之中，《舜典》篇其实就是三十四篇古文本《尧典》篇的后半部，《益稷》篇其实就是三十四篇古文本《皋陶谟》篇的后半部。至于《泰誓》三篇，虽然见诸三十四篇古文本，“后伪孔传”的作者却弃之不用，而是另撰三篇。于是，这部伪《尚书》的经文与传统三十四篇古文本的经文之不同，实为二十五篇。

至于号称孔安国写的“传”，与“前伪孔传”的“传”有无关系？有何关系？皆无从考核。或以为但凡存在于“前伪孔传”的“传文”，“后伪孔传”的作者大抵皆抄袭之。其实未必，因“后伪孔传”的作者并非但凡能抄袭之时皆以抄袭为务。 比如，《泰誓》三篇的经文，今、古文《尚书》原本皆有诸，而“后伪孔传”的作者却断然弃之不用，而是通过搜罗先秦文献对《泰誓》篇的徵引以及其他有关文字拼凑成新的三篇。若不是有马融指出今、古文《尚书·泰誓》三篇的文字可疑在先，这手法不可不谓高明之极。既有马融指点迷津在先，如此这般则颇有泄露天机之嫌。令人不解的是，多年来并无人看破这一点。除去伪造经文与传文，“后伪孔传”的作者还伪造孔安国的“序言”，叙述孔安国获得这部古文《尚书》以及为之作“传”的经过。此外，以往各种版本皆把“书序”集中编排在全书正文之后，“后伪孔传”的作者却把“书序”根据篇名拆开，分别编排在各篇之前。如此这般加工令这部《尚书》看起来更加系统化，因而也更加“现代化”，本应是作伪的蛛丝马迹，却也多年不曾有人看破，也是令人费解。

这部伪造的古文《尚书》虽然到梁朝才开始流行，却据说早在东晋之初就已出现。根据学术界陈陈相因的传说：东晋元帝之时，豫章内史梅赜（梅，一作枚；赜，一作颐）向晋元帝献上这部《孔传古文尚书》。据梅赜说，这部《尚书》由魏末晋初学者郑冲传给扶风人苏愉，苏愉传天水人梁柳，梁柳传城阳人臧曹，臧曹传给梅赜。梁柳是晋初大学者皇甫谧的表弟，皇甫谧不仅在梁柳处见过这部《尚书》，而且在所著《帝王世纪》中予以引用。《帝王世纪》今已佚失，仅存零星引文。又据说范宁替这部古文《尚书》作过注解，不过当时《舜典》篇的“传”仍然缺如，直到南齐建武四年才由姚方兴发现有“传”文的《舜典》篇。姚方兴把这篇经文连同传文一起献给朝廷，朝廷对姚方兴所献进行审查，发现姚方兴所献的《舜典》篇经文比梅赜所献者多出十二个字。当时正充任博士的萧衍，不信姚方兴所献者为真，姚本人不久又犯罪被杀，故姚所献之经传遂无人问津。至于郑冲从何获得这部《尚书》，则传说完全没有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