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㈠ -- 双石

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

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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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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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芳：

　　甲、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②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③蔡树藩④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八日　　

　　①詹才芳，时任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

　　②梭磨，地名，位于卓克基与马塘（或今刷马路口）之间，或指的是流经此间的梭磨河。

　　③当时军委纵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与中央一起随右路军行动，此间正驻巴西、阿西茸地区，另一部分为红军总部，当时与朱、张一起，驻阿坝地区。

　　④蔡树藩，时任军委纵队政治委员，率军委纵队（不含红军总部）驻巴西地区。

　　——《张国焘关于扣留军委纵队致詹才芳的电令》，《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6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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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儿盖会议后，我在右路军前敌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是陈昌浩同志，徐向前同志是总指挥。尽管张国焘对我们说过一些挑拨离间的话，诸如，中央对徐向前不信任呀，要让陈赓来改造四方面军呀，等等，但都知道他的为人，并未深究，而且对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完全同意的。所以王稼祥同志说：“看来你们和张国焘是有争论的。”这段时间令人不安的是，陈昌浩同志非常傲气。我看到他在参谋长叶剑英同志面前也是旁若无人，对党中央、一方面军说些令人十分难堪的话。我看不下去，表示了意见，陈就要我离开政治部，到包座前线部队进行战地工作。随后李卓然同志也去了。九月十一日清晨，突然来了骑兵通信员，送来陈昌浩的“特急飞传”的信件，里边是张二指宽、四寸长的纸条，写着：傅钟、卓然：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真是霹雳盖顶，卓然和我都懵了，象被窒息了一样说不出话来。回巴西！于是丢下带来的工作人员，我和卓然快马加鞭，往巴西飞跑。到达巴西已时过中午，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许多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说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陈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傅钟，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你们搞好政治动员。在庙外草场上，我面对部队说不出话来，心慌意乱；只讲了讲行军注意事项，什么绑腿要打好呀，脚布要包好呀，防止“烂脚病”呀，要发扬阶级友爱呀，东一句西一句，言不由衷，匆匆结束。

　　第二天，黎明即起，在凄风苦雨中南下，人们的心象被浓厚的乌云紧紧包裹着，部队情绪和北上完全相反。走了十多天才知道，原来不是去通南巴！

　　待到过了板阳，十月初，张国焘、朱总司令从阿坝方向来到卓克基，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后改为三十二军）又会合在一起，七、八万人，浩浩荡荡！但想到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已远去北方，不免感到孤单和不安。徐向前同志说过，合而再分为兵家所忌。但张国焘是不懂这个道理也听不进这种意见的。有天晚上，他突然召集会议宣布成立“中央”，自任党的、军委的“主席”。一下子就乱了！胡说的、胡喊的，混乱极了！错误也罢，罪恶也罢，张国焘闹独立，搞分裂，这算坏到了顶！

　　任弼时同志是敏于事而慎于言的，听过我讲的过程，严肃地问我：“北上有决议没有？”

　　我说：“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弼时同志这个提问，一针见血，刺中我的思想深处。尽管草地的凌晨格外寒冷，我身上还是不由得冒出了汗。关于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在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党中央都作了决议或补充决定，其中有两个会议我也列席在场，但却没为执行和维护它进行坚决斗争。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过失。后来我多次为此作过自我批评。但这天晚上，弼时同志没有再说什么，只要我明天到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才知道，原来在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不少重要事情我根本不知道，不是弼时同志打破张国焘的封锁，我还是被蒙蔽着。比如：中央率一、三军团到俄界后，不仅等了三天，来电七次，规劝张国焘放弃“南下”，跟随北上，而且直到九月十八日，彭德怀、聂荣臻同志等还致电张国焘，告知他们已占领甘南的大草滩一线，当地的物资丰富，汉、回民众热烈拥护红军，“请你们立即北进”。显然，中央一直是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对争取张国焘一起北上真真做到仁至义尽。所以弼时同志再次和我长谈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这对我启发很深，彻底分清了是非。

　　关于张国焘自立“中央”问题，弼时同志说己在李卓然同志那里了解过。我说，那个委员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别人概不知道。那天晚上开会，事先都不摸底，陈昌浩同志也不晓得要干什么。经过十来年艰苦奋斗和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创造的红军，眼看分裂到这种地步，谁不痛心叹惜妮？所以不管当时一些同志胡说了什么，胡喊了什么，都是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所使然，党会理解的，历史会澄清的。弼时同志就是这样，以布尔什维克的实事求是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团结了所有同志。我把那次会上的记录给他看过，他明确指出：“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

　　后来，弼时同志没有为此批评哪个同志。对我则非常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当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他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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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67～第76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