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散记】康熙与罗马教庭使节关于“上帝”的辩论 -- 神州遗少

真是不可想象，要是中国成了天主教国家会变成怎么样，像菲律宾？

康熙时代对政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基督徒在哪些方面帮了决定性的忙？

康熙的后代搞百日维新，要废除科举，张之洞说，这就得罪了几百个翰林，几千个举人，几万个秀才还有几十万个预备的秀才。

如果改宗，大家要读圣经，那么士大夫的四书五经不就白念了。

预言一下几年后和梵蒂冈的谈判结果——中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由教众选举产生，由政府批准，报教廷备案。

呵呵！

要不也来扬州澡堂子洗澡，冒充土耳其澡？

梵蒂冈现在怕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承认中国自选主教、政府批准了，要不然还要继续被隔绝在中国之外。别看现在农村基督教搞得神神叨叨，我想在“正宗”基督教眼里还是异类，弄不好和洪秀全似的。这样的基督教越多，对梵蒂冈越是麻烦。

信教是信仰问题并不意味着废除科举考试制度，

和科举的当官之路不矛盾啊。

当年是哪些人为了名教大防和洪秀全拼命的呢？

当然，先生可能认为基督教文化的入华,是对中华儒家文化的一大侵略。而所谓的

历法之争,实际也是证明西洋历法优于中华传统历法,从民族自尊心上来说，这样

的事实是无法接受的。

但遗憾的是,他确实就是事实。

应该说康熙早期的主要政治对手是权臣鳌拜。而历法之争可说是康熙早期对鳌拜的

一场政治大战。

康熙年轻时

说起历法之争，实际上始于顺治帝时期。

因为郭守敬的《授时历》及修改版的《大统历》和《回历》与观测有所不符（当然，

我肯定是很尊敬中国古代的老科学家的，只能怪后继无人，这部历法没有再发展下

去），原传教士汤若望被聘请进入朝廷修改历法。后来编成《时宪历》，汤因此在

朝中地位急升。后来康熙年间历法之争的一方主将南怀仁此时是汤的助手。一直主

张用旧历的杨光先是他的死对头。

后来康熙掌权，但实权在鳌拜等4个顾命大臣手中，鳌拜与传教士关系紧张。

所以杨光先借机弹劾汤若望，汤，南因此下狱。后汤，南虽然出狱，汤不久就病死了。

话说杨光先虽然成为钦天监No.1，但旧历经常测错。

康熙为借机打击杨的靠山鳌拜，于是旧事重提，掀起历法之争。

其中的高潮就是南，杨二人当众预测日影，据说历时三天。详细情形，好象在《康熙

大帝》中可以看到。当然结果是：南的观测比杨要准确，同时也就证明证明汤的

《时宪历》优于旧历。于是废止旧历，再用新历。

擒拿鳌拜

此战的结果是南怀仁成为钦天监No.1。天主教获准在中华传播。杨被迫告老还乡。

鳌拜不久后被康熙的小兄弟们擒拿。（在鹿鼎记中有详细演义。）

而最关键的是，康熙帝的政治权威得到提升。

不能说郭守敬的历法不对，因为天体运行的变化也是缓慢发生的，所以要根据观测结果不断进行修正，很多年不修正就跑多了。

汤若望只算了200年，后来被下监狱也是这个事情，杨光先首先质疑汤的国籍身份，然后说这是讽刺清朝只有200年就要倒台。

以旧换新是不可避免的。

号称全世界最难同化的犹太人，到了中国（据说唐代有不少犹太人住在长安一带），也慢慢地血统被稀释了。

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融合后，会是怎样一种景象。

简直和以出身、血统等等来质疑说话者是否有资格出声是一脉相承的啊。

基督教的一神论很难容忍别的文化因素。早期基督教处于弱势的时候，基督教或许还在仪式和其他细微末节的地方容纳了一些罗马和希腊的原始宗教的因素，以实现“本地化”。到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这正好是欧洲政教合一、基督教势力最盛的时候，也是最唯我独尊的时候。除非中国基督教独立于罗马教廷独立发展，否则大规模接纳儒家思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犹太人的独立性和基督教和伊斯兰将的排他性并存。在不迫害犹太人的地方，犹太人的犹太性也是随时间减弱的。在耶稣前后的时代，犹太人最多的地方是埃及和巴比伦，在伊斯兰兴起之前，这里的犹太人的日子还算好过，早期伊斯兰也远没有后来那么极端，所以二战之前反而是欧洲成为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犹太人没有那么“神”

主要靠历法就能铲除鳌拜，这也太容易了。

康熙时代更重要的挑战是削藩、平叛和后来的抗俄、平台，这里面好像没有基督徒什么事，要说“多靠”似乎有点过了。

儒家的礼法讲究的是人的国家.而中国的天下更讲的是率土之槟,莫非王土.而基督教说的是神的国度.这是本质的冲突.再加上那个种族论.

中国文化强调的人的国内讲的是不论你什么教,你的教只能在你的庙堂里有用,这是基督教不能接受的!

1714年雅克萨一战，康熙俘获俄军民99人，其中50多人押往北京，编入镶黄旗，此中有一人为教士。此人老死后，在京俄人要求再派，经过朝廷允许，获得俄皇送来的替补，并长久以往，形成惯例，直到十月革命。

东正教教士在京期间也进行过传教，但并不成功。北京东正教教徒最多时，俄汉两裔加起来不过400多人。教士本身的素质也不高，贪污清、俄两政府的公款（应为俄人算旗人，有清政府的规银）、酗酒、放高利贷、与非教徒陷入民事纠纷、盗卖教会圣器，甚至有易装癖。有少数积极的，也是干干帮俄政府通融，收集军事、民事方面的情报。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教徒在苏联官方教会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正教会，但主要成员已经都是鸦片战争后移入中国的俄罗斯族。后来政治局势不稳定后，俄罗斯族身为白种，很容易获得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移民签证，纷纷脱逃。到文革，中国正教会正式宣告结束。文革后也未在恢复。

现在北京仍有极少数中国东正教教徒，主要前往俄罗斯大使馆附属教堂礼拜。俄罗斯政府要求中国政府恢复正教教会，中国政府一般都借故推托。

外国进入中国传教，如有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文化优势。鸦片战争后，教会后面的实力很大程度上是其背后差遣国的实力。在中国留下影响的国家也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强国。当时一些比较弱的国家，如瑞典，也往中国派差会，但基本无所斩获。这些国家的影响，也反应在他们的传教活动上。比如同是圣公会，英国的差会从来与美国的差会泾渭分明，甚至借理由拒绝对方参加自己的礼拜。很多信徒也表现对差遣国文化、精神、乃至国家利益上的认同（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否则不会有三十年代的四川天主教自立运动和建国时由圣公会带头的三自运动)。

中国现在的状况是很复杂的。很多农村地下教会，已经脱离了原来外国的影响。吸取中国本土宗教的影响后，与FLG和白莲教无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东方闪电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