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殷商卜辞天象记录 -- 纤纤淑语
对殷商甲骨的整理中我们发现了五次月食记录， 其中通过对卜辞特征分析，学者将三次归入武丁时期，后两次归入祖庚时期。
利用现有天文推算，五次月食分别为癸未夕月食1201BC7.12甲午夕1198BC11.4 ，己未夕月食1192BC12.27壬申夕月食1189BC10.25乙酉夕月食1181BC11.25 。这是每次月食的时间，下面解释那些甲骨。
先贴辞条；第一片（怀特B1569 x129.619 骨）“乙酉卜，又（有）出日入日。”
解释；乙酉日占卜，出现了太阳由升到没的事件，极有可能与“天再旦”现象如出一辙。
第二片（续存 下149 骨）“十一月有食”
这个就很简单；十一月的时候，出现了月食。
第三片（缀新001，《甲》1114＋1289＋1749＋1156＋1801，甲）“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夕月有食，闻八月。”
意思是；就是；八月癸未日，史官争占卜问这个旬日有没有灾害，三天后的乙酉日傍晚听说发生了月食
第四片（骨）“旬壬申夕，月有食。
意思；甲子旬壬申晚上，发生了月食。
第五片（缀五一）“癸酉贞于上甲，于南兮，于正京北。癸酉贞日月又食，佳若；癸酉贞日月又食，非若。乙亥贞，侑伊尹；乙亥贞其侑伊尹三牛。…王…出”
意思；癸酉日在南兮，在城北侑祭上甲。癸酉卜问日月在很短时间发生食的现象，是吉还是凶的征兆。乙亥侑祭伊尹，用了三头牛的祭品
第六片（缀新173 甲417＋421）“八日丁未，食。庚子…”
意思；某旬八日丁未，发生了食的现象。庚子日……
第七片（甲）“龙亦大星，在冬月”
意思；在周祀的最后一个月，东方的龙星处出现新的星星
第八片（后下9.1 骨）“七日己巳，月皿有新大星并火，…祟，其有来艰，不吉。”
意思；某旬七日己巳日连续观测到一颗新星出现在大火附近，这是否有灾祸，占卜的结果是不吉利
第九片（《京都》S0700 骨）“丙…其新星…”
意思；某旬丙某日，在某区域有新星
针对第五片的日食，最早大家推算其发生在1217BC(公元前)5.26 ，后来再参照其他材料的基础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张培瑜校定癸酉日月食分别发生在1171BC11.6和21 。
不过对于新星大家在认识上还无法统一 。有人如杨树达认为这里的新星是雨过天晴的预兆 。但是在由农业文明发展起来的天文学在殷商已经有所发展，发现新星也在意料之中 。
在对第二片甲骨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殷商已经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了一定规模和系统观测网。对于每次日月食的归属是一项很难处理的过程，因为甲骨的归属在接近时期内，变化不是很明显 ，因此在这些天象材料的利用上，还是需要花费更大的努力的 。
此外还有如鸟星、大火纪时，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此外，殷商在二至的测定方面也已经达到较高精度。
这些甲骨更客观上说是记事甲骨，并非纯粹用于占卜 ，人骨主要是殷商对外战争对方首领的头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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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河里多出现这样的客观文章。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我的观点，我们谁都不应该篡改事实。而看了纤纤的文章，我就敢说，李学勤在夏商周断代汇报报告里撒谎了。
“十一月有食”，“八月癸未日"， “八日丁未，食。庚子…”
这几句话看似很简单，实际上已经意味深远了。 法国文学家伏尔泰曾经幽默地说：“罗马人常打胜仗，但不知道胜仗是在哪一天打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罗马人有了靠谱的历法是罗马儒略·恺撒时，于公元前46年制成《儒略历》之后，在此之前，罗马的历法经常让将军们根本无法计算自己是在那天打的仗。
为什么？可能人们觉得有月亮做标志，弄12个月份出来还不容易？西汉《太初历》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29.5*12=354天。 月亮的12个周期和太阳运转的一年周期有超过10天的误差。这样必须设置润月，否则，如果今年八月是在夏天，10年后的八月就是风雪交加的冬天了。不用20年，春节就得在大热天过了。
”八月癸未日"， “八日丁未“， 从这些看，殷商时代不但应该有历法，而且已经能确定到某月某日，和某日某时了。
这个，足以否定李学勤大教授，在外链出处 夏商周断代工程总结第40页，“上述各种古历法不早于战国秦汉，并非夏，商，周真实历法。” 因为没有历法，就不能设置闰月，没有闰月，11月就会在春夏秋冬之间不断的跑。这个月份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罗马历法介绍，然后我们找一找，我们的祖先，有没有让我们在大夏天过过春节？
阳历-古罗马的太阳历
古罗马人使用的历法经历了从太阴历到阴阳历、阳历的发展过程。罗马古时是意大利的一个小村，罗马人先是统一了意大利，而后又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最早，古罗马历全年10个月，有的历月30天，有的历月29天（这十分类似太阴历），还有70几天是年末休息日。罗马城第一个国王罗慕洛时期，各月有了名称，还排了次序。全年10个月，有的月30天，有的月31天，共304天，另外60几天是年末休息日。以罗马城建立的那一年，即公元前753年作为元年，这就是罗马纪元。某些欧洲历史学家直到17世纪末还使用这个纪年来记载历史事件。
第二个国王努马，参照希腊历法进行了改革，增加了第十一月和第十二月，同时调整各月的天数，改为1、3、5、8四个月每月31天，2、4、6、7、9、10、11七个月每月29天， 12月最短，只有28天。根据那时罗马的习惯，双数不吉祥，于是就在这个月里处决一年中所有的死刑犯。这样，历年为355天，比回归年少10多天。 为了纠正日期与季节逐年脱离的偏差，就在每四年中增加两个补充月，第一个补充月22天，加在第二年里，另一个23天加在第四年里，所增加的天数放在第十二月的24日与25日之间。这实际上就是阴阳历了，历年平均长度为366.25天，同时用增加或减少补充月的办法来补救历法与天时不和的缺点。但这样却更增加了混乱：月份随意流转。比如，掌管历法的大祭司长在自己的朋友执政的年份，就硬插进一个月，而当是仇人执政，就减少补充月，来缩短其任期。民间契约的执行也受到影响，祭祀节与斋戒日都在逐渐移动，本该夏天的收获节竟跑到了冬天举行。
这个，足以否定李学勤大教授，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总结第40页，“上述各种古历法不早于战国秦汉，并非夏，商，周真实历法。” 因为没有历法，就不能设置闰月，没有闰月，11月就会在春夏秋冬之间不断的跑。这个月份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断代报告》在这里说的是前面引用的各种文献中所用的历法（《三统历》、《殷历》、《颛顼历》等等）并非夏，商，周真实历法。这和商朝是否有历法，是否用干支计时，是否精确到日根本没有冲突。
商朝的历法如何，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出土文物略知一二。但可以肯定的是和后世所谓“古历”不是一回事。
您一张嘴就说人家“李学勤在夏商周断代汇报报告里撒谎了。”真是厉害啊。李学勤可没撒谎，我看您倒是有点走火入魔了。
从我发了卡莱猜想的第一篇起，那怕我加上多少个八卦，推测的字眼。在你们名门正派眼里，这种想法就是邪魔外道，人人得而诛之。
不错，李学勤是指《三统历》、《殷历》、《颛顼历》不是商周历法。但第一，这些历法是当时就传承下来（可以有改动，变动）的还是战国才发明的，他有强有力证据证明这些历法都不早于战国秦汉吗？第二，这里他偷换了一个概念，《三统历》是西汉历法，但修订《三统历》的时候会不参考历史事件对历法准确性进行校验？刘歆是什么人？《三统历》可是他搞出来的，别忘了，刘歆可不仅仅是搞天文的。
刘歆
刘歆，(约前50年－后23年)，字子骏，西汉末年人，汉高祖刘邦四弟楚元王刘交五世孙，宗正刘向之子。
刘歆在古代典籍分类整理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在当时积极推行古文经学。刘歆跟随其父刘向整理秘书，他将左丘明的《左传》（即《左氏春秋》）拿去解释孔子的《春秋》，清代学者刘逢禄乃怀疑《左传》遭到窜乱，引起论战。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而章太炎、梁启超等人都把刘氏父子看作是孔子的后继者。
刘歆还是天文学家，他编制的《三统历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此外，他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也有贡献，他是第一个不沿用“周三径一”的中国人，并定该重要常数为3.1547，只略为偏差了0.0131。
刘歆少年时通习今文《诗》、《书》，后又治今文《易》和《谷梁春秋》等。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受诏与其父刘向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协助校理图书。刘向死后，继承父业。哀帝时，刘歆负责总校群书，在刘向撰的《别录》基础上，修订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七略》。
刘歆从公元前26年就领校“中秘书”（内秘府藏书），他可以看到大量皇家藏书。如果单纯比较刘歆和李学勤所能掌握的书面资料，早2千年的刘歆看到的史学资料要绝对比李学勤所能得到的多。而且三统历颁行的时候是公元前7年，刘歆后来被今文学派打击离开朝廷。王莽再利用他进行篡位是三统颁行之后的事情了。
他编订三统历的时候也跟各种历史事件进行过比对的。而刘歆从公元前26-7这20年可以自由调阅各种皇家秘藏图书的。而且他的三统历是通过干支系统往上反推的。下边引用的这个人的说法虽然未必准，但可以一看。
用《电子干支朔望尺》从ＢＣ１０４年对此表开始上朔查对，只在第一部前三章内有效，在第四章就开始超前。所以可以肯定地说，“三统历”系统是在BC104年以后出现的，以ＢＣ１０４年的“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为历元的，以365.25为回归年的“推步历”系统。刘歆不知回归年365.25日有0.0077的误差，以此为根据反推历日，著作《春秋左传》；如《左传．僖五》言：“辛亥朔，日南至”实际
是“癸丑朔，乙卯日南至”，结果刘歆所推算的朔日差两天，冬至日差四天；若是将《电子尺》的年参数改为365.25、月参数改为29.53085，则刘歆和《春秋左传》所言不差。
李学勤以《三统历》、《殷历》、《颛顼历》等等）并非夏，商，周真实历法就足够否定刘歆的BC1122说法吗？他报告里引用的《左传》什么的，还是人家刘歆整理修订的。
李学勤在这里就算没有撒谎，也是打了个大马虎眼。刻意回避了当初刘歆以历法为基础，根据当时史料向前反推的过程。他根本就没有拿出什么证据来否定掉刘歆的说法（别说过硬证据了，是根本没拿出来）。 刘歆以365.25一年往上反推，这和365.2423一年有微小误差，每130年，就会有1天误差。从公元前26-7之间到1122BC，误差大概会有7，8天。
就刘歆和李学勤使用的推断武王伐纣年的方法看， 刘歆是以天文和干支系统为基础，结合各种史料反推。而李学勤是否定掉人家，拿本身误差就几十，上百年的c14测年去精确定位年数。刘歆的年数未必对，但李学勤的这套则肯定不可能准。除非他真的找到了确定了的纣王的尸体，那样测出来的上下20年还有意义。他弄个什么这里的墓，那里的墓，c14测年自身就有几十年的误差不说。墓里埋几十年前的东西奇怪吗？周朝人占了朝歌，但允许投降的商朝人继续生活不行吗？
我说李学勤撒谎，一点没冤枉他。你要精确计算年数，就得用能精确计算的工具。刘歆的三统年数和后来一些事情对不上，未必就代表他武王伐纣的计算就一定会错，或者会误差76年。以刘歆中秘书总领皇家图书校对的身份，如果刘歆根据史料会误差76年，那么后边再根据史料只会误差更大。李学勤根据一个某地墓地所谓文化层就确定出什么bc1050之后，这个逻辑本身就有问题。别的不说，bc1122的人长寿的能不能活到bc1046? 墓地是1050，那么里边的人在外边做事情可要几十年前把？而且生活风俗变化，未必和武王伐纣成功有关系。周国人丧葬风俗变化和伐纣成功本身就没逻辑关系。
而其精确定年，最终还是要依靠天文，依靠干支系统。依赖《尚书》《国语》等文献。 这就绕回到人家刘歆掌握的东西里去了。从刘歆能修订圆周率到3.1547看，刘歆应该是属于讲科学，很严谨的人。但受制于当时科技水平，误差难免。而李学勤的bc1046, 根本就没有什么过硬证据。作为国家级的学者，对刘歆的结论采取打个马虎眼就绕过去的方式处理，我说他撒谎一点不冤枉他。
首先表达我的真实感受，先生的问题很有水平，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一篇文章无人提问题，或者提些搽边球的问题，作者是很郁闷的。呵呵，说实话，先生的问题一般人提不出也解释不了。
对于武王伐纣的年代考证从1121BC到1020BC，差距一百余年，C14的测定是在1050BC－1020BC 。李老的结论是四个C14猜定的结果，单猜一个的确是不可信，四个联起来就靠谱了。就历法编排而言，三统历不会存在问题，事实我们研究的各种历法都以战国的四分历为基础 。
C14只能是个大概，通过树轮曲线修正后，精度大大提高。最主要他三统历编排西周王系在位年数出入很大。况且刘歆的三统历，司马迁都没确定，刘歆是怎么知道的？所以1121年与西周年限差太大了，我另外利用七十六纪法推算也为1027。
有一点先生可能误会了，李学勤的数据是由陕西天文台和南京天文台两组数据结合后，以南京天文台前1044年与历谱不合排除了。相对而言他历法先进，精确度比刘高。但西周纪年就不知出自何处了。而三统历较四分历太初历更精确。
我国天文台的天文软件可模拟千年的星象运动，所以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误会李老了，，李学勤还没这个能力，这是天文台做出的研究成果。 某些国外学者对此结论提出不少意见，呵呵，为此学界很多人又推算过，结论无异议。反之，国外学者水平很高吗？C14他们用了就是科学，我们用就成了天方夜潭？
先生贴的；李学勤在夏商周断代工程总结第40页，“上述各种古历法不早于战国秦汉，并非夏，商，周真实历法。” 因为没有历法，就不能设置闰月，没有闰月，11月就会在春夏秋冬之间不断的跑。这个月份就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实话实说，在这点上我和先生态度一样，李老这个有些片面了。虽然殷商时期的纪日没做好与天象的校对，按常规的常识日食在初一，而这里的八日是他们旬日纪法。就算商的纪法还无法摸清将天象用于历法校正 ，但殷商有闰十三月甚至闰十四，在卜辞有，商的纪法不是很精确，李老不能否定闰的存在，只是历算还没规范。所以闰月在殷商有，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殷商卜辞是这样子，但事实上它的纪法只是我们推算它年代的一种手段，这并不是说他们历法精度就很高 。商的历法只是逐日记，有时一个月误差两天，四个月就有七八日的误差，了解到这里先生就可以明白八日出现日食是怎么回事了 。
我们观测天象是用肉眼，误差一两天是很普遍的现象 。周代有圭表，具体仪器那不好确定，保守估计战国应该有，春秋战国时期对冬至测定很精确了，事实对节气的认识殷商已经有了，甲骨文乙编能够算出一个至日来回到另一个至日经过一年半。所以结论是商代的历法只是不精确。
以前我自己还对一片至日甲骨曾有过推算，发在自己的论坛了，先生有兴趣，改日我贴上来请先生指教。主要看数据其他没确实定板的，我会斟酌。
顺便说句；李学勤先生有贡献，但不是唯一的权威，就算是权威，在学术问题上只要有疑问，一样可以质疑，有根据不是胡说的事情就不需要考虑年纪，权威，地位等等任何因素。学术致上。
学界部分知名学者对历史的态度其实大家都已心照不宣，看到不合适的结论或者语言，我一般是翻资料，把自己的根据做到实处，铁证如山的拿给他们看。如能驳倒我，正好学习，个人理解这是两全其美之策。呵呵，当然，考证类文章需要大量的查资料，刨文献，反复思考分析才能成文，其中甘苦少人体会啊。象先生这样敢于质疑权威的态度，欣赏。。。
李面相不好。
风向转太快。
我对这里的任何人都不熟悉，也不了解情况，拉帮结派更非我所长。
本人原则；对事不对人，泉先生的提问的确让我惊艳，那么为什么就不能真实的告诉他？在此之前我还真不知道他就在民科之列，不过如此民科我到是欣赏的。
起码他的质疑是有价值的，没有胡说。我批驳的民科却是妄想骑着自行车登月亮的主儿，泉先生貌似不够资格进那样的民科班。
再说了，把每个人看的一成不变好象不太厚道。谁都有犯傻的时侯，这一分钟他的话对，我就必须承认并支持。下一分钟就算我和他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做错事情我一样会表示反对。
难道，我坚持原则的为人处事还必须向河里的诸位请示吗？
自己的斤两有多少，俺还是知道的，先生二字是绝对配不上的。只是实在看不过葛剑雄之流尸位素餐，误导大众，才以匹夫之勇妄图重建史观。
但就武王伐纣的时间问题说，我个人感觉这个问题和如何看待刘歆分不开。章太炎说：“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是刘歆。”这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刘歆不是单纯的天文历法学者，没有刘歆，可能《左传》就流传不下来。而李学勤也承认，《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
而我们现在读到的《诗经》，实际是《毛诗》，也是刘歆修订整理的。（之前有三家，刘歆《毛诗》流传后那三家就谈出了）。《尚书》，也是刘歆根据多个版本和鲁壁简牍修订的。易经更不用说了，原本7家易经（施氏、孟氏、梁氏、京房、费氏《易》、高氏《易》）。最后刘歆根据战国古简确定费氏为准。
《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乐经》，这些都离不开刘歆的整理，发现和修订。如果说司马迁是标志中国正史的开端的话，那么刘歆就是中国考古，训诂，校队，图书馆学等学科的祖师爷。刘歆之后，微言大义，信口胡编就不行了。
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这次校理群书的工作，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雠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学问开始产生。
这就回到我一开始的疑问了，“三统历编排西周王系在位年数出入很大”，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那？是三统历错了，还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常识错了？这个我真的表示怀疑。由于《左传》，《诗经》，《尚书》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都是刘歆版的，那么拿这些东西去证明《三统历》的错误我怎么看怎么感觉有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味道。
比如周穆王西征到过那？这个东西并不简单。
外蒙古西北部的UVS（乌步苏）湖，因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地带，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地。这个地方鸟的种类，数量都相当可观。搜 UVS lake+bird就能找到。而《穆天子传》，《山海经》，《竹书纪年》三本书里，都提到了一个方千里的大泽，也都提到了和鸟的关系。
海内西经
大泽方千（百）里，群鸟所生及所解。在雁门北。
《纪年》
“穆王北征，行积羽千里”
穆天子传
丁未，天子饮于温山□考鸟〔《纪年》曰“穆王见西王母西，西王母止之曰，有鸟[A140]人”，疑说此鸟，脱落不可知也〕。巳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溽，音淑〕。乃发宪命〔宪，谓法令〕，诏六师之人□其羽。爰有□薮水泽，爰有陵衍平陆〔大阜曰陵，高平曰陆〕，硕鸟解羽。六师之人毕至于旷原〔言将猎也。下云“北至旷原之野，飞鸟之所解其羽”，《山海经》云“大泽方千里，群鸟之所生及所解”，《纪年》曰“穆王北征，行积羽千里”，皆谓此野耳〕。曰：天子三月舍于旷原，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勤七萃之士〔勤，犹劳也〕，于羽琌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广乐。□。六师之人翔畋于旷原〔翔，犹游也〕，得获无疆〔无疆，无限也〕，鸟兽绝群〔言取尽也〕。六师之人大畋九日，乃驻于羽陵之□，收皮效物〔物，谓物色也。《诗》云“九十维物”〕，债债车受载〔债，犹借也〕。天子于是载羽百车〔十羽为箴，百羽为縳，十縳为緷。见《周官》〕。巳亥，天子东归，六师□起。
把《穆天子传》，《山海经》，《竹书纪年》里关于大泽的记录和UVS湖的特点对照，UVS湖是大泽的概率就很高了。我还查过，UVS湖属于盐度在不断增加的湖，就是说其古代比现代大的多。现在的UVS湖是3千多平方公里。实际上，如果我们有地质方面详细资料，应该能大致推出其3千多年前大概多大。（根据盐度变化反推）
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一点。我们现在的所谓主流对西周的研究深度有多少，我是表示怀疑的。在有《穆天子传》这样详细资料的情况下，我们的专家对周穆王西征的研究也就只停留在认为是传说层面，我个人觉得很可笑的。“天子于是载羽百车”，“得玉万支”一类的细节是可以用成熟自然科学去寻找线索。喀什到塔什库尔干有一条走昆仑山的古道，在那条道上，几年前有人自驾游发现当地人，是用箩筐来装从河里捡到的玉石的（玉石太多了）。
而现在的主流对《穆天子传》直接按神话处理，就这样的主流，我对他们对西周年份研究能精确过刘歆极为表示怀疑。周穆王55年占了西周小五分之一，关于他的事都成了传说，那年份能研究的准才有鬼了。
而李学勤的那四个墓地的c14,叫我说，什么也说明不了。他除非能先证明这四个墓地跟周武王，文王，纣王或者姜尚等一些和武王伐纣直接相关的人有关系，否则这些墓我认为说明不了什么。所谓典型商代末期，典型周代初期根本说明不了啥。当时又不是中央集权，而周朝对商的蚕食早就开始了。很多部落，该怎么风俗那还会是什么风俗。也可能周朝在攻克朝歌后几十年才控制那个地方的部落。不可能吗？下去500年，台湾那边出土2010年的了写这民国99年的文物，是不是可以据此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晚于2010年？
而天文台的推测，首先的前提，就是那些星象月相的记录和理解是准确的。这点，又绕回去了。而且，限制在1050-1020之间，如果前提不对，那么后边自然就不对了。
关于殷商的历法，实际上我个人有个感觉。就是我们的历史学者们，是以一种线性的关系去看待历史了。这和恩格斯讲，事物是螺旋上升的感觉是不一致的。历法一直是从粗糙到精确吗？从大的时段来看，必然，从小的时段（上千年就可以算小时段），未必。
历法也可能经历过起伏过程。商的历法精确不精确，我们未必知道。因为可能用的是另一种方式的历法。以月亮为基础19年7闰这个在英格兰巨石阵里也有所表现，那是4，5千年前了。有闰十三月甚至闰十四月可未必就是不精确。记得看过篇文章，介绍过一种出现14个月，但确相当精确的历法（手头找不到了）。至于八日日食，这个我觉得不好说，单独根据此可能不能就得出商代历法不准确的结论。这个食是日食，月食还是某种星象，可能还不好说，至少如果有上下文，需要详细分析上下文。
《尚书·尧典》：“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如果《尧典》不是伪造的（我认为如此），那么闰月问题在夏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尝试解决了。商代出现13月，14月，也许是为了准求更精确的刻意为之。总而言之，在甲骨文还没有完全破译（据说破译的字不到三分之一），在解读拼命往祭祀，占卜上联系的情况下，和我们现有甲骨，肯定只是当时一小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下商朝历法的结论，都可能过早。
李学勤就算撒谎，可能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政府工程，总要弄个成果出来，如果坚持说依据不足，不能弄，可能自己顶戴就要被摘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的主流史观的最大问题，就是过于狭隘。囿于故纸堆，而不会借用这数百年来，科学大发展的各种成果。我后边会写出来的我的个人观点的史观，我自认为还是以唯物史观的思想来作指导的。先分析气候变化，地质变化等这些更客观的学科，然后是地理，考古等细节，再代入史书，典籍，民间传说，故事等。社会意识完全准确反映曾经的社会存在，是不可能的，但唯物的成分越多，应该就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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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程，没个成果是不能接受的。这方面，可能政府当初搞这个工程的人责任更大。没有确凿的发现，就没法下确凿的结论。现在的前2070，我个人认为误差会很大，（根据《尧典》星象和西晋虞喜的观测计算，尧典星象可能是在5200-5900之间测定）
我虽然不懂历史学，可是看看《断代报告》，很多东西基本的逻辑都讲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