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话红学 -- 间谍

我决定把这个闲话系列写下去，一会儿闲话春秋，一会儿闲话小说，今天闲话红学。本来很想给红学做史，因为红学发展到现在变成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但做史总是要正襟，不晓得翻多少线装书才说得出只字片语，所以还是闲话吧，妙在不用那么负责任。

中国的小说开始于唐，那时有说书人话，经过元代的白话文洗礼之后，到了明代，被一群高手接了过去，开始变著花样地玩，四大名著里面占了仨不说，还剩下个【金瓶梅词话】在一旁虎视眈眈，随时等著替补。晚明是个对宋理学全面反思的时代，有李贽这样的女权主义者，也有冯梦龙这样的情教教主，赶上当权者不是秦始皇，眼前没有大火，脚下也没有大坑，大家都可著劲儿地奚落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刑不上大夫，礼却下了庶人，而知识分子反抗的武器就是编故事，所以才有大量的小说出台，更别说冯梦龙精神旺盛的还要整理民歌。记得汪曾祺曾经说过：小说是写生活不是讲故事！这话是掷地有声，但小说如果没有故事情节撑著，一地鸡零狗碎人民群众也是不爱看的，当然象【金瓶梅词话】这样就更加不容易，又讲生活又讲故事，上台领了奖还高票房，所以才叫奇书。

小说到了清朝一片萧瑟，政府不鼓励，民间不提倡，写不好要杀头的。满清的皇帝觉得汉人真是麻烦，明代留下一群知识分子七嘴八舌唧唧喳喳别提多讨厌，无怪要亡国。程朱理学这么好的玩意儿为什么不拿来用？在思想上全把他们阉割了，看谁还敢跟朕叫板！文字狱整一堆奴才出来，小说搞到后来只剩下【红楼梦】撑场面，好像残花败柳之中突兀伸出一树海棠，抢眼但也稍显怪异。而冯梦龙的男欢女爱，一脉暗香被蒲松龄偷偷接去，到底是不敢张扬，只好借狐狸花妖指东打西；至于【儒林外史】虽说是讽刺小说，也很耐看，但穷酸气是有的，只有【红楼梦】，作书人笔下元气充沛，神韵是来自明代的。

【红楼梦】问世的道路很曲折，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知道的人不多，写了书只小范围阅读，都是亲朋好友。写长篇小说是个耗损人心力的事情，写到最后往往是拼体力耐性。没有考证过冯梦龙，罗贯中写小说是何等景象，他们有稿费可拿，书一写出，那边马上活字印刷坊间卖钱，想来下笔如飞，三言二拍写两遍也不可能吐血身亡。曹雪芹是精工出细活，又要字字推敲，呕心沥血，一部书磨蹭十年才写了一半，除了会喝酒写字之外，也不见他有别的挣钱本事，潦倒是必然的。乃至于三餐不继，举家食粥，我一直奇怪，这样情况下他还能不失笔下健朗，真乃奇人也。

跟曹雪芹同时代的有个袁枚，此人进士出身，又做官，所以有银两支持自己的小情小调，写过【随园诗话】。那时官场的小资们出这种诗话是种风气，无非一些吃喝玩乐的讲究，酒余饭后的赏玩。但【随园诗话】却因了一句话跟红学结缘。袁枚写道，曹楝亭的儿子叫曹雪芹，他写了一部【红楼梦】，里面提到大观园，应该就是指我的随园了。

这一句话被后世的红学家多次提及，里面提到的曹家信息很被大家考证了一番，最后发现袁枚是顺著嘴胡说，曹楝亭根本不是雪芹的爸爸，而是他爷爷，至于大观园是不是他家随园就更不值得深究，小说里的园子自有它的虚构空间，可大可小，美轮美奂，而袁枚家的那个破园子是满足不了大家的想象力的。

但【随园诗话】却因此成了最早提及【红楼梦】的史料。可笑的是，袁枚本人却完全没有读过【红楼梦】，因为他接著说，【红楼梦】里写了很多妓女，真是妙啊。这话后来被郭沫若狠狠地讽刺了一下，考虑到【随园诗话】跟我一样只是闲话闲说，今天就不把他揪出来批斗了。

二十年代，在胡适还没有出来抗红学大旗之前，红学是索隐派的天下，王梦阮，沈瓶庵有【红楼梦索隐】，蔡元培有【石头记索隐】，这派的武功一言以蔽之，就是猜谜。

王梦阮说黛玉是董小宛，因为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绿之意也。蔡元培说薛宝钗是高士奇。因为薛就是雪，而林和靖咏梅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大体上索隐派都是这么个套路，沾边儿就靠，猛一眼看上去属于嘴大无脑，仔细看看，他们其实是乐在其中，写自己的，让别人说去吧。

我曾买到蔡先生的【石头记索隐】，刚开篇便定了基调：“红楼梦那是政治小说”，蔡元培是有政治抱负的，所以把红楼梦也往政治上靠，然后就开始对号入座，用的方法是老派文人最拿手的治经学，事事往孔孟思想上靠，所以才硬说【红楼梦】是反清复明，我看了两眼实在看不下去了，那捕风捉影的本事确实不是白给。这书被我扔在抽屉里好久，今天要写闲话红学，只好找出来认真再翻，蔡先生执拗的样子让我边看边乐，想来这么猜谜颇有趣，否则他也不会一写就几万字了。

中国历史上没有一部小说，跟【红楼梦】似的，费了世人那么多口水。这个要怪罪曹雪芹。因为他明明是写小说讲故事，却不肯有老实的态度，开篇他用了很大的篇幅给自己抬轿子，说自己这部书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己扯心扯肺，涕血成书。又有一个叫脂砚斋的跑出来帮闲，也是哭得一塌糊涂，捶胸顿足，扬言谁要不明白微言大义，就是没长眼睛没长脑子没长爱心。闹这么大的动静，谁还敢等闲视之？

所以有了索隐一派，想来他们的初衷是好的，都是为了帮曹雪芹做注脚，为死人代言谈何容易，所以两百年来，他们自己的阵营也是四分五裂，统一不了。有明珠家史说，有清世祖出家说，上面说的王梦阮和蔡元培就是一例，他们各说各的十分过瘾，彼此之间还互相瞧不上眼，其实要划分起来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

我以前不喜欢索隐派，觉得他们是妖言惑众，现在慢慢体会到，他们原来是太善良，一下子就上了曹雪芹的当。

我小时候看【红楼梦】是跳过这些花招直接去看林黛玉进贾府的，就好像看三言二拍总是要过滤开篇的劝诫，年纪轻，自然不耐烦去看人家讲道理，而人生哲理这类东西，除非自己经历过，否则无法捕风捉影。现在想想，曹雪芹写这些东西只怕也是套路来的，他那时二三十岁，能有多少体会？“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不定也是感他人之慨。我那时候手边有个【三家评本红楼梦】，哪三家记不得了，横批竖批上批下批，挤得密密麻麻，统统不看。后来长大了，决定学大尾巴狼，竟然知道要找脂评本来看，费了很多脑筋整理思路，花了很多钱买影印本，跟著红学大家一路狂奔，反而没了小时候的轻松愉快，所以说，任什么好东西一旦搞成什么“学”，名堂就多起来了，弄的人很辛苦。

后来看见毛泽东阅读【红楼梦】，那样推崇“好了歌”，还号召大家来品味其中的社会性，知道他也是拿这小说当教材来用了。

【石头记索隐】面世时，正好赶上胡适在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适拿过来开了刀。其实蔡先生并不把这个当成学问，只是闲著无事猜个谜，但被胡适在学术高度上挤兑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齿不清地辩解，但抬了一阵子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字当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适说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后来成为考证派红学的研究方向。后头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学，当然这是后话。

针对索隐派，胡适提出了科学的考证，其实是他一贯主张的方法论，简言之：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潜台词，不要再猜谜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凭心而论，还是很粗糙的。那时候甲戌本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脂本都没有被意识到，胡适手里只有程本跟戚本。现在我们都知道戚本是响当当的脂本，但那时胡适却认定戚本晚于程本，因为上头左一条批，右一条批，乱七八糟的，那有程本干净漂亮，整洁养眼。这种类似挑苹果的褒贬方式听起来很可笑，犯下的错误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我却不忍心指责，因为胡适对红学的功绩在于但开风气，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观之，在当时资料不充分，认识不全面的情况下，胡适给红学指出科学的研究方向，多么难得。

胡适列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曹家的史料，虽然很不完全，不过整个框架初见端倪。好像门捷列夫开出了元素周期表，后面的人负责按图索骥。

1927年甲戌本这一红学史上最珍贵的版本被发现，后头更多的版本被接二连三地发现，掀起红学一个又一个高潮，这跟胡适提倡版本研究也有关系，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海外，八十年代俄国人发现了红楼梦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苏关系都零下二三十度了，红学家们依然风尘仆仆奔赴列宁格勒，鉴定了列藏本。

胡适应该是第一个重视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说，【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虽然关于这个大有商榷之地，可比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贵族上牵强附会，眼光不晓得高明多少。清人说：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所以尽管后人常常垢病胡适做学问的本事，但在见识眼光上，他无疑是领袖般的人物。

胡适写东西，常常有很温和的态度，即使与人争辩时也不失读书人斯文本色。他在表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不急不缓，会把繁杂的东西说得十分条理，同时也给对手留下很大的余地。这不是一般的能耐，态度如此宽容，难怪新文化运动由他来扛旗，象鲁迅那样嗖嗖不停甩匕首的，犀利是犀利，只是谁还敢往他身边儿站。

后来胡适被蒋介石请去台湾做中研院院长，开幕式上老蒋慷慨激昂致贺词，说着说着突然想起自己位居废帝，不禁悲从中来，说中共就是借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坐大的！ 轮到胡适上台，三下五除二就给反驳了，半点面子不给，气得老蒋终其一生不入中研院一步。我想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胡适心里地位非常，那是他年轻时跟友人抛头颅撒热血的战场，实际上他也确是当时青年人的精神领袖，所以他讨厌把新文化运动跟政治结合，以及对它的一切偏执的看法，这种固执可以理解，当然，胡适骨子里是痛恨共产主义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1923年，也就是在【红楼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辩】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著桌子大喊：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著！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鄂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打个小酒不用学孔乙己。曹雪芹就是这样，兼著感怀身世，顾影自伶，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鄂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鄂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著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鄂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辩】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的都透。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如今周老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记不大住，你说他老人家这是闹的哪门子妖。

俞平伯在【红楼梦辩】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1923年说这话到没什么，顶多出来一干人等在后头拍拍砖头，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结果伟大领袖亲自出来拍砖头了。

【红楼梦辩】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名称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做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两码事，1923年有人说俞老您这说的不对那儿说的不妥，俞老高兴了可以说，对对对您说的是！不高兴了可以抓起块石头来磨刀霍霍向了猪羊。偏偏1952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左顾右盼觉得都开国好几年了思想界里放眼望去怎么还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罢黜百家，独尊马术，五四以来的胡派思想是只拦路虎，情急之中，机缘巧合，正张著大嘴惦记，蹦出俞平伯这只黏豆包。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他们只是被人拿起来做了冲锋枪，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后头是谁扣动扳机是不言而喻的了。

五十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杂乱无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里的只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来毛泽东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还好毛主席力挽狂澜的及时，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脚才千八百只而已。

这场浩劫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文革的一场小小预演，如果说文革是给全国人民洗脑，那么这次，可以说是给知识界洗脑。杨绛先生后来写了【洗澡】，算是为这场运动发行了一个纪念小型张，这小说罗里罗嗦乏善可陈，但这个说法却颇值得玩味，明明是洗脑，杨先生称为洗澡，四两拨了千金。

而毛泽东的最终目的，不是教导大家怎么看【红楼梦】，也不是打倒胡适，他的真正目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一统江山。所以借此把人民日报的编辑班子大换血，又扯出什么胡风集团来杀鸡儆猴，一个【红楼梦】搞这么大声响，不要说大洋对岸的胡适始料未及，我猜曹雪芹在棺材里也目瞪口呆。

寄居美国的胡适，悲恸地写下：我的在中国的朋友们，他们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寥寥数语，催人泪下。后来毛泽东私底下多次表达欢迎胡适回国的愿望，但胡适不仅不买帐，反而更加努力地骂共产主义。他骂的对不对，不在今天的胡扯范围之内，只说他不肯回国，这点眼光是准的，他一个文人，又做不了导弹之父，回去干什么？最后还不是找个湖跳了。

我翻那段历史，常常掩卷叹息，说不明白，宁可不说，咱还是闲话红学。

这边闹得如此厉害，此时的周汝昌却躲在四川写他四十万字的【红楼梦新证】，他哪里知道这外头的戏都唱到哪处？这书，但看名字就知道跟胡适一脉相承，交到编辑手里的时候，编辑直哆嗦，还真有不怕死的。

要说编辑还是很厚道的，把文中许多“胡适”变成“妄人胡适”，大体看了看，就这么著吧，往前台一推是死是活全看自个儿命大不大了。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刚开始的时候，也受到批评，因为太明显了，考证方法完全是胡适的，也同样是坚持自传说，跟胡适简直一个鼻子出气，不批斗他批斗谁？周汝昌这才知道害怕，专门撰文大著嗓门儿说鲁迅，拼命想站鲁爷旁边躲躲风雨，但鲁迅又没提倡什么方法论，也不搞红学，一干文人都是打那时候过来的，火眼金睛一般，周汝昌的瞎扯大旗是无法蒙混过关的。大家正挽起袖子准备群殴周汝昌的时候，毛泽东暗地里出了指示保下了周汝昌，这时的周汝昌连惊带吓，竟然住了院，毛主席还派了李希凡去看望他，真是无上的恩典啊。

【红楼梦新证】出版距离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只有一年，但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红楼梦新证】半年之内连版三次，毛主席都点头说好。两本书，一前一后，为何差别如此之大，我想比较天真的猜测是【红楼梦新证】集考证派红学之大成，毛主席是识货之人，所以起了爱才之心。而比较刻薄的猜测是，当时整风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没有理由再要一根导火索了。历史，总是这样面目不清，也许两个原因都有吧。

【红楼梦新证】正如前面所说，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周汝昌列举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关于红学、曹家的史料。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古狗，一条一条的史证都是他细心在故纸堆里搜寻的，为了了解曹家的获罪经过，他甚至还去故宫查取了康熙朝后期的大量奏章，态度之认真，考证之仔细，证据之全面，令人肃然起敬。

我在网上拍得一本1954年一版二印的【红楼梦新证】，繁体竖版，纸已经发黄发脆，我每次翻阅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好像捧著个青花大瓷瓶。周老那时才三十几岁，四十万字的书写得文风古拙，但意气风发，隐隐有风雷之气，虽是罗列史料，但读起来并不艰涩。

他以前是学西语的，芳官改名叫“温都里纳”，他竟然能考证出这是法语“玻璃”之意。至于画出荣国府地图，对照贾宝玉曹雪芹年表，总结各个版本脂批差异，列举程高本跟脂批本文字高低，没有一般的功力和眼光是做不到的，看完【红楼梦新证】，我只有一种感觉，红楼梦话说到头了。

【红楼梦新证】日后被我用来作宝典，不为别的，只为里面大量的史料年鉴。后头再有人凑论文，混文凭，写红学的东西，是不是以点概全，嘴大无脑，只要查查【红楼梦新证】就知道了。

周老是喜欢湘云的，从年轻那会儿就开始，他在做完历史考证之后，曾对脂砚斋有了一番猜测，他说脂砚斋只怕是个女子，而且是个娇憨女子，说不定就是湘云！周老跟胡适一样，一口咬定曹雪芹就是贾宝玉，又中了“红袖添香好读书”的毒，不忍心看曹雪芹写这么伟大的书还耍光棍儿，所以给安排个姑娘，虽说愿望是美好的，只是他怎么不想想，湘云能眼睁睁看着曹雪芹在文中跟黛玉蜜里调油？还要批书叫好，就算她冷静非凡肚里能跑两趟船，曹雪芹也不会如此唐突佳人啊。

在这点上，还是张爱玲说的对：曹雪芹是曹雪芹，贾宝玉是贾宝玉，苹果跟桔子，两码事。

但周老不这么认为，接下来的五十几年，就长在红学上了，一心一意地把湘云往宝玉房里拉。近期他常有新书面世，我每本都飘洋过海订来，阿弥陀佛，周老您眼睛都看不见了，就不要再写了吧，一世英明，都葬送在您这老而弥坚的手上了。

年纪大了以后，周老越来越多剑走偏锋，搞了个曹学，天天研究曹雪芹老家是不是铁岭，这也难怪，现在红学界搞的那些东西都是他年轻时玩剩下的，这么多年了，没个新鲜的，这不逼著他老人家上黑木崖吗？红学界劝不住他，只好冷嘲热讽旁敲侧击，周老一生气，老顽童脾气发作，脱离红学界，宣称自己不是红学家，红学界这帮人拉也拉不住，只好叹口气，唉，随他老人家去吧。

【红楼梦】仅仅一本小说而已，研究这许多年，如果没有新材料的出现，总有研究到头的一天。大家为了不重复旧话不走老路，只好消尖脑袋地惊世骇俗，涌出一堆一堆的神嘴。

八十年代末有霍氏姐弟推出【红楼解梦】，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大家多少年没看到不重样儿的了，一群老夫子当中突然出现个小妖怪，众人反应不过来都蒙了。

霍氏姐弟其实更适合去当娱记，他们的研究路子是大胆假设，绝不求证。说出的话都不大靠谱，连黛玉是雍正皇后这样匪夷所思的事都敢假设。我常想他们这本事去香港当个狗仔队应该没问题，生对了年代说不定还能逼死一个半个阮玲玉。

他们的【红楼解梦】出到第四辑，我每辑都买，列在书架上，红彤彤一片好不漂亮。其实我并非要给他们抬轿子，只是人民群众也有看热闹的权利。

说到底【红楼解梦】不过是上个世纪索隐派借尸还魂，但是，态度并不招人喜欢，没有坚实的旧学底子，还常常自说自话，标榜自己是曹雪芹肚子里的蛔虫，有时说着说着，突然分出个身子拍自己肩膀，大赞说得好！我一个没提防就会吓一跳。

后来刘心武好好的小说不写，也来凑热闹，自己创建了个秦学。他很久以前写过【秦可卿之死】，文学家玩票客串一把红学家，颇让人耳目一新了一回，但年老之后不知道怎么想的，决定也挤身红学了，而且专门研究秦可卿，举出秦学的大旗，我看了之头皮发紧，原来学派是这么好建立的？

刘心武也是下过功夫的，翻了些清史，说出的话都比较吓人，什么秦可卿是康熙废太子的孙女；而冯紫英曾经发动过政变；贾家娶了秦可卿是两边捞政治资本；贾元春讨厌‘玉’字，是因为“来时本姓秦，未嫁先名玉”。他就这么一步一步地走向深渊，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给索隐派做了招魂幡。

【红楼梦】中说可卿死后用的棺材本来是“义忠亲王老千岁”的，但他“犯了事”，所以被贾家贱买。 这个“义忠亲王老千岁”被刘心武考证了一番，靠到了康熙末年夺嗣一事，正好周汝昌也曾经做过这方面的一些考证，所以两人书信往来，一来二去，谈出了感情，不免引为知己，互相吹捧起来。后来刘心武出书特意选登了一些他们的信件，我看之后一个大红脸，无言以对。

平心而论，刘心武到底是小说家，他的秦学实在不成为学问，后来他高兴起来又写了【元春之死】，【妙玉之死】，我只好替他惋惜，小说竟然也越写越差了。

而另一位小说家二月河就要低调的多。二月河在没写清朝皇帝之前是搞红的，搞了半天无人喝彩，后来还是红学家冯其墉给他指了条路，说你这不是搞学问的架式，你应该去写小说。二月河恍然大悟，这才大红大紫，他写【康熙大帝】也夹了私货，里头魏东亭的人物原型就是曹雪芹的爷爷曹楝亭。二月河名声响了，被各地的红学会叫去撑场面，但他挂名而已，不见闹什么动静，不过日后一提起冯老的知遇之恩来，从来都是感激涕零，没齿不忘。

现在红学界撑大旗的是冯其墉，冯老为人四平八稳，他跟周汝昌不合，这大概是红学界的八卦，但冯老人很厚道，人前人后常提周老名字，他自己年龄也不小了，但说起周老来都是一口一个“老一辈红学家”，抗大旗的多是这样宽容的人物。而另一位红学干将蔡义江先生学术上没得说，文章也聪明，就是厉害的跟个小锥子似的，话里话外那个挤兑周老，我看了也忍不住地笑，你说你六十多岁的人了，跟个八十多的老头子较什么真儿。

李希凡当年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还是毛头小伙子，现在也往八十上数了，他长的方头大脸，一眼看过去就是个有福之人，无怪当年被毛主席挑中，也因此搞的全国闻名妇孺皆知，他托了红学的福，一辈子衣食无忧，近年来的心态十分平和，常做些反思，下笔也很宽恕，虽还是红学界的领军人物，但不大管红学界的烂事。

我曾经见过一张他年轻时跟俞平伯的合影，那是在【红楼梦学刊】成立酒会上，1980年，他笑嘻嘻地欢言得所憩，俞老举酒杯冲他照著，面无表情，恩怨尽在不言中。

至于红学，现在是一片死水，毫无波澜，不过这样也好，应了曹雪芹的那句话：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2-2004

• 红楼梦不归演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