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爷爷眼中的地下党 -- 潇洒书生
我在《一个退隐军阀的人生结局》提到，我爷爷“是一个性情散淡的人，一辈子不事生产，家里的生计全靠奶奶支撑”。爷爷最大的爱好就是看戏，并和几个同好此道的爷们组织了什么“玩友社”，兴之所致，便在茶馆聚伙清唱。我问过家父：“爷爷是阶级成份算什么呢”？家父笑答：“我在填报自己家庭出身时，写的是‘贫民’”。
文革时，我爷爷被造反派扣上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爷爷大喊冤枉：老子没有参加过革命也从来不反革命。爷爷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都是当年的一段邻里关系“惹的祸”。
上世纪40年代初期，爷爷家隔壁搬来了一对廖姓年轻夫妇。廖先生刚把居所租赁下来，便携妻拜访与之隔壁的爷爷家。廖先生自介说他姓廖名林，妻子叫刘平，并说了诸如“远亲不如近邻”之类客气话。我爷爷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对有文化的士人还是很尊重的，对廖先生夫妇表现出了真诚的热情。这俩口子也常喊我爷爷 “大哥”。这对夫妇以教书为业，待人接物很有礼貌。空闲之余，廖先生也到爷爷家走动聊天，对当地的情况很感兴趣，爷爷对廖先生所问自然是“知无不言”。廖夫人刘平对我父亲的学业很关心，有时间也能指点一下父亲的国文课作业。后来，廖家人气渐旺，与廖家来往的人三教九流的都有。因此，廖夫人也常到爷爷家借米借菜，我奶奶还常去帮忙做饭。有一次，县上袍哥张大爷曾把爷爷叫去了解廖先生的情况，张大爷说，廖先生能说善辩，是一个人才。他让爷爷去探一下廖先生的“口气”，看他有无“入伙”的愿望。我爷爷遵命说项，廖先生以忙于教书为由，婉言谢绝了张大爷的“盛情”。解放战争爆发后不久，廖家俩口子突然“失踪”了。我爷爷莫名其妙之余还叹息了一阵。后来，有警察局的人来调查这俩口子的情况，非要我爷爷回忆平时与廖家往来人员的相貌、特征等等。虽说，我爷爷经常与廖家来往的朋友喝酒聊天自然很熟悉，但他面对询问还是选择装傻，来个一问三不知。警方的纠缠令爷爷不胜其烦，他只好拜托其在当地袍哥义字旗当大爷的堂兄出面周旋，才得脱身。解放后，爷爷才弄清楚，那位廖先生是共产党川南工委的负责人，分管川黔边的地下党活动。刚解放时，廖先生成为泸州专区的副专员，曾捎信盛邀我爷爷一家去泸州玩。我爷爷托辞谢绝了。爷爷的理由很坦诚：人家现在做官了，咱们去耍，就像要饭吃一样，不去！
爷爷街坊中有人到泸州做生意时曾专门拜会过廖先生，廖先生设酒席予以款待并托那位街坊给爷爷捎带礼物。十多年后风云突变， “文革”一开始，廖先生就被江青点名批判，江说：四川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廖先生成了所谓大叛徒、大特务，内查外调人员不远千里找到我爷爷强令他证明廖先生是特务，年近七旬的爷爷坚持实话实说，结果吃了不小的苦头。父亲单位的造反派得知此事，派人到老家调查一番后，兴高采烈地宣布抓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我爷爷曾与侯之但一起唱过川戏、又与“大特务”廖先生“称兄道弟”，自然成了所谓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受电影、小说的影响，当时许多人都以为地下党人大多英俊潇洒、文武双全。我哥哥就问过爷爷类似问题。爷爷以廖林为例子，告诉我哥哥：廖先生长得其貌不扬，是否神枪手不知道，只晓得他懂戏，打麻将的水平不错，平时也不宣传什么共产党的大道理。上廖家去的人很复杂，有棒棒、车夫、教书先生，也有乡绅、商人等。成都铁二院造反派来人向爷爷“调查”时，说廖先生早在1958年就被打成“右派”并受到开除党籍、撤消党委委员职务、行政撤职处分。爷爷忙问：他老婆刘平怎么样了？外调人员听了，对爷爷一阵大骂。爷爷非常伤感，他根本没有想到解放后为老家引以为豪的廖先生居然早就被打倒了。后来，爷爷告诉家父：廖林还是一直教书为好啊。
前不久偶然读到喻权域先生回忆其舅舅的文章，再查了一些资料才弄明白：廖林就是廖林生，1906年8月21日生于荣昌县城敖家巷一个地主家庭。1926年，在川陕边防军刘存厚部担任录事。次年，经钟定厚介绍去军官讲习所受训，毕业后担任排长，后又调军官教育团受训一年，派作参谋及地形学教官。1934年至1936年间，廖林生因参加进步活动被抓捕入狱。1936年11月出狱。西安事变后， 廖林生通过共产党员方曙霞、进步青年胡禹九等人，约集朱剑涛、朱理君、贺际先、董竞成、余辛涛、罗定祥、汤德明等人组织时事座谈会等。 1938年春末，廖林生从陕北安吴堡学习回到荣昌，成立了荣昌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县队部。 1938年7月，廖林生经韩天石、喻素璋（女）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成立中共荣昌县特支委员会，廖林生任书记，由川东特委领导。1939年夏，川东特委决定成立中共荣昌县委，由廖林生任书记。1940年2月，廖林生被派到川东的石柱县任县委书记。同年夏，兼忠县、丰都、石柱、涪陵、长寿五县工委委员。 从1941年秋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廖林生领导川南、黔北几个县的地下斗争。1945年9月，经南方局决定，将川南部分组织与泸州的党组织并在一起，组成中共川 南地方工作委员会，由廖林生任书记。1949年，廖林生担任川南支队六大队（泸州大队）政委。进入泸州市后，廖林生先任泸州军管会民政接管处处长，直接参加了泸州市的军事接管工作，与泸州市地下党会师后，组建新生红色政权，被任命为泸州专区副专员兼专区税务局局长。 1951年3月至1952年9月调中共川南区委统战部任秘书长。后调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任副局长，后改为第二勘测设计院任副院长。1958年7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开除党籍、撤消党委委员职务、行政撤职处分。 1961年9月，廖林生被摘去“右派”帽子，没有平反。1978年强迫办了退休手续。1979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认定廖林生的“右派”帽子是被错划的，给予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 1989年2月9日，廖林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成都逝世，享年83岁。
”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第一次回到爷爷生长的老家，才知道我爷爷年轻时在当地算是比较知名的“热心人”。我听长辈讲，我爷爷当年不仅与廖先生相熟，还与周家、苟家等家族的家长关系不错。周家的周林后来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苟家出身的苟克宽（字忠恕）化名秦川，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但，我爷爷一辈子散淡惯了，从无攀附权势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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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始善终，没得皮绊（麻烦），活得自在，过得潇洒哦！
廖先生及其夫人刘女士，曾与长年坚持地下斗争的马识途、肖泽宽等先生相知，并均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苦干，与董必武、钱瑛联系最多。廖先生解放之初，在18军军长张国华麾下做事，张任川南行署党委书记，廖则任泸州专员公署副专员（专员邓垦，乃邓小平胞弟），二人相交甚厚。据马老说，李井泉在川主政后，对地下党出身的干部不仅不看重，实则以怀疑态度待之。廖先生与马识途老等在地方时日甚久，深知巴蜀民情世俗，对上方的政策制订、落实多有独立见解，因而甚为上峰厌烦。廖先生后来调离地方部门管辖单位而转至铁路工程建设系统，实乃不得已。不料，在大规模“反右”结束后的1958年，廖先生因为在党内会议上发表了一些不满“一言堂”和上级领导搞主观主义的言论，便被四川省委商铁道部同意，确定为“右派”分子。六十年代初，廖先生虽摘掉“右派”帽子，但李井泉等就是不同意安排工作、恢复党籍。到了打倒“四人帮”后的所谓新时期，廖先生多次找四川省委要求平反，当时主政四川的紫阳真人以“这个案不是四人帮搞的，是文革前就定了案的，不能平反”为由，拒之不理。不久，铁二院通知廖先生：你已经退休了。直到全国都给真假“右派”平反了，廖先生才“恢复名誉”。其实，廖先生找紫阳真人伸冤乃误闯庙门。五十年代搞收拾两广地下党干部的反地方主义运动时，年轻的紫阳真人可是舞枪弄棒的一员骁将，并以立场坚定的表现深得陶铸赏识。
中共建政以后，军队或根据地出身的干部对地下党出身的干部看不顺眼，由来已久。高岗当年就以“红区党”为由拉拢一帮将军，又以“白区党”为对象影射刘少奇、周恩来等，其实是有思想渊源和干部基础的。高岗事件是否冤案是一回事，但他将白区、红区相对立以呼朋唤友，是不争的事实。高岗后来倒霉了，但这种人为割裂的意识在中央、地方仍有市场。那时，几百万大军的头头脑脑、兵兵将将大多认为江山是“老子一枪一弹打下来”的，对地下党人的作用比较轻视。当年的电影尽管也反映了地下斗争的残酷和艰险，但也有不少艺术渲染的灯红酒绿场面，足以使一般人留下“老子前方卖命，他们后方吃香”等不良印象。马识途曾在西南局任职，与搞过地下工作的常务书记李大章关系不错，但与李井泉总是说不到一起，而李政委从不忘拿小鞋给马老穿。
廖先生在文革时期吃尽苦头，曾期望张将军施以援手，张将军以沉默无语回应。文革结束后，廖先生以铁二院顾问身份在成都休养，于八十年代末郁郁而终。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出处？
这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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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之谓，实不敢当。
我经历过文革，对当时的有些情形还是记忆深刻的。比如，单位上凡有过地下党经历的干部，基本上都会被怀疑为“叛徒”，有的干脆不用搞任何外调就给定性为叛徒了，如果被捕过的那就更要被当成坏人了。群众组织掌权嘛，抓这种事一般都从立场、派性出发。至于江青对地下党，尤其对四川或川东地下党的态度，查一查中央当年召开解决“四川问题座谈会”的领导人讲话集，就很清楚了。江青当年的类似说法还在她对《红岩》作者罗广斌以及电影《烈火中永生》进行的批判中出现过。当时，造反派在全川传达过江关于地下党问题的讲话。
廖先生为何在“1978年强迫办了退休手续”？廖先生是一个有思想和见解的人，他对蒙冤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借“四人帮”倒台之机一再要求平反，他所在的单位派性严重，头头对这位老资格的要求可谓烦不胜烦，强迫办退休手续不过为了“眼不见，心不烦”罢了。我在楼下《命运多舛的地下精英》中讲过历史上一些高官对于地下党人的态度，以及当时四川省委领导人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态度，可供背景参考。事实上，四川受过错误处理的老同志比较多，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人在文革前就挨起整了。这些人满以为“四人帮”垮了就可以重新出头了，殊不知，其申诉照旧无门。这些人真正得到广泛意义上的“解放”，已经是几年以后了。就我所了解到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李井泉等当年在四川打击“异己”干部的残酷性、普遍性，不输于后来者。仅仅因为提出不同意见，许多干部都被清洗、受害。在四川，李井泉对干部的亲疏是泾渭分明的，跟他从晋绥根据地来的人，总体上境遇较好；对二野南下的干部既使用但总体上不重用；对地下党出身的干部那就基本上是排斥了，一旦搞什么政治运动，这部分人大多会被所在单位当成“运动员”。
廖先生这样敢说不同意见的人，早早的就被修理乃不出乎意料。连在川黔工作的邓小平的胞弟邓垦、邓蜀屏，因在工作中说了点意见也照样挨整；邓小平的亲戚邓自力因反对李井泉的极左做法，不仅被撤职查办还公开批判。令人至今难解的是，邓小平对李的做法从无微词，不仅如此，当七千人大会期间李井泉受到上下批评之际，邓还亲临四川组为李说话。文革后，邓对当年受李迫害干部的申诉，基本上是不予理睬的，至多说上一句：要把帐算在“左”的路线上。若说什么“大义灭亲”，这“义”在何处？若不是，那又是为了那样呢？
也看到了有关的内容。
因为有问题，我就百度了一下，看到这个：
这些东西本来都是声讨四人帮的产物，我们暂且不说其准确度究竟有多高了，但是你的说法，似乎比这个还严重。其实我的疑问也是你的表述中的“没有一个好人”这种绝对的说法。我不知道你这个说法是另有转述还是自己总结，只是出于本能我觉得江青当时不应该会这样说，所以有此一问。
后来看到你的下一篇：
一方面觉得你叙述的似乎还是比较客观，另一方面感觉到你的矛盾性（或许是潜意识
）。这样说不知对否。
你的叙述更让我觉得文革斗争的激烈，而在如此激烈的斗争形势下，还能让社会热火朝天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出那么多的真正的劳动模范树立那么多的正面榜样，社会风气那么好，底层劳动者精神面貌那样意气风发，我觉得真的不容易。
这些更让我觉得文革的斗争目标是当权派，而当权派一直是没有屈服过的，他们采取自己的方法也从没有停止过抵制文革。
文革终结，当权派获得后来至今的胜利，我突然觉得意义真的特别重大，重大到它体现的不仅仅是当时中国的面貌，而是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公义与自私之间长久斗争你上我下你下我上的缩影。我本能地（很肤浅）想到了这句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又想到了这句话：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单就句子的意思，这两句实在是离题了，离了大题了。但是，它们又似乎隐含了某种人类本质的东西——人类要想达到理想的目标，真的很难。
我觉得你对四人帮对文革的了解和对改开派的了解离真实可能还存在巨大差距。可能，你对文革的理解还比较肤浅——眼睛可能会欺骗自己，大脑可能进一步欺骗自己——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因为我理解有问题。
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喻权域说：我舅父廖林生是 1936年奔赴陕北参加革命，第二年被中央派回四川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曾经长期担任川南地下党组织的书记。四川解放初期，他在川南的泸州专署工作。土地改革后，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他被调到铁道部领导一个设计院（先在重庆，后在成都）。从那以后，他的工余时间全部用于学习。一是补学数、理、化知识和铁路设计方面的科学技术，二是系统学习马、恩、列、斯著作。我本来是爱好文学，从事新闻工作的，在他的教育和督促下，也转向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当时，舅父廖林生已经被"打倒"，靠边站了。由于他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善于联系群众，在他住的那个院子（成都西城区）里，同院的职工和家属不仅不歧视他、"监督"他，反而尊重他，保护他。在他那小书房里，我和他议论国家大事和理论问题，不必担心有人偷听、告发，可以畅所欲言。舅父和我一样，鄙夷"四人帮"一伙的谬论，认为不值一驳。我们着重分析林彪的"新学说"，概括为"五大谬论"。一是林彪只强调学习《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的老三篇，说毛主席的话" 一句等于一万句"。这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简单化，而简单化是可能导致庸俗化的。我们认为，在普通工农群众和中小学生中提倡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是对的；但是，党政机关干部、教师和高等院校学生，还应当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并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新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这才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前进。舅父还从他的亲身经历中谈到，科技人员学了辩证唯物主义，在科研、科技工作中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二是林彪的"政变经"。林彪用政变来解释我国历史的发展变化，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三是林彪的"四个第一"论。林彪把"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说成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我们认为，用这套思想理论是建不成强大的现代化军队来的。四是林彪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煽动幼稚的小青年，在"造反"的名义下打、砸、抢、抄、抓，为所欲为，搞无政府主义。五是林彪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理论，违背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我们在小书房里批林彪，当然不敢写成批评文章。我们的办法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查找出来，抄录在纸上，分类排列。稍有文化常识、理论常识的人一看，一比，就能识别"林彪学说"的谬误。林彪那个"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说法最具迷惑性，也最为有害。
书生认为，廖先生将林彪的一些说法归纳为“五大谬论”，其中，有的看法可能至今仍有争论，如把文革中搞打砸抢抄抓等行为的帐都算到林彪头上等。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在那样的年代和环境下，廖先生并没有唯唯诺诺，而是在学习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