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萧条到繁荣，再到萧条 -- 西瓜子
我换了两个城市，才到××碰到我媳妇，那已经过了好几年啦。
而且，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才不要她进城呢，在农村多好，呵呵。
重复了。
首先多谢仁兄挑刺。这些地方我要好好改下。
一开始写贴的时候，我是一肚子气，憋了十年的气。
所以，在情绪的左右下，语言和数据有所偏差，多少有失说服力。后来渐渐静下心来了，慢慢修改，还是没有全改好。你看我前后改了20多次，就明白其中的反复。
乌干达那个，我的说法是“存疑”。
政府的实际开支数额，中国当然远远大于国际上很多国家，乌干达自然不在话下。但是，这里说的，很明显是“教育开支占GDP的比例”，2009年这个数字是1.2％。这个数字拿到世界上去，还能理直气壮的话，绝对是丢人现眼。
这个数字（1.2％）大过乌干达与否，我不知道，也不重要。但是大家都知道，TG对教育的投入，远远不敷实际用度。
我给出这个例子，纯粹为了恶心TG，该做的事情不做好，就别怪人家说三道四。——网友们着急为TG辩驳，但是TG自己的宣传部可没上心，这个算不算默认呢，呵呵。
毛主席说那个机构是阎王殿，是才子佳人部，现在看来，主席太厚道了。
第二个，是教育部前副部长殷大奎自己承认的。
不过我知道这老兄另有居心；我也知道欧美的评价体系有猫腻。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混，哪里能得到公平对待？
TG自己干的事不光彩，就莫要嫌有人造谣。鸡蛋没缝，是不怕苍蝇趁机来叮的。
要止息诽谤，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把该做的事情做好。
TG在国内一手遮天，把百姓当白痴耍，左手“与国际接轨”，右手“中国特殊国情”，玩得那个纯熟。不过，TG政府自己在国际上被人当愣头青打压，也算恶人自有恶人磨。
商业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围绕着获得利润这一唯一目的而进行的。
任何商业活动，在剥离其外在表现后，我们可以看到，其唯一的动力和归宿，就是获得利润。
而要获得利润，则生产者必须将其产品销售出去，才能算是成功。为了将产品销售出去，组织生产的人必须注意产品的质量、设计，须得符合客户和消费者的需要。同时，为着获取最多量的利润，生产者必须尽最大可能生产最多的产品，以占领市场，从而获得自己“应得”的利润。
于是，在追求利润的同时，生产出来的产品得到了不断的改善，而产品的数量也会逐渐增多。
如此，则全社会的消费者将会从中受益。而生产者也获得了其努力工作而获得的回报——利润。
当这一经济体系无限运行下去，则生产者得到其“应得的”利润；而消费者按照需要，获得质量最好的商品和服务。
双赢！多么完美的组织形式！
所以，“商业社会模式主宰人类生活一切”这一信条的忠实拥趸，即以上面的推论为依据，强烈要求世界（当然包括中国）彻底实行这一组织原则，而与此无关的或者相违的一切组织、模式、经济体、宗教、风俗等等等等，都应该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他们深信，如此，则人类将会进入完美的幸福社会。然而，对此，瓜子是不能苟同的。
瓜子很容易指出其中的漏洞。
如果将现代商业社会组织模式简化，并且用流程图的形式表示出来，就是：
其中需要说明的是：
资本（Capital），用C来表示；同时用C0来表示起始资本；
利润（Profit Return），用R来表示；并且用R1表示第一次卖出产品获得的利润；
由上图可以看出，如果经营得当，则每经一个生产循环，资本（Capital）则会增大一轮：比如一个循环后，原有的资本金（C0）则增值变为C1（C0+R1）……n个循环后，则资本金增值变为Cn＝C0+R1+R2+R3+……Rn。
然而，即使在忽略了经营不当带来的损失后，这个循环也是不能永久持续下去的。原因很简单：生产能力（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无限扩大的，而社会的有效购买力是有限的，不能购买（至少是理论上）无限的产品。
瓜子是非常强调“有效消费能力”的。何谓“有效消费能力”？瓜子给出的定义是：一个经济体内，或者某个经济体所能获得的所有来源的、以信用货币为保证的消费能力。
这话有些文绉绉的，瓜子如果老这么说话，有两个前途在等着瓜子：一是一出门就被群殴；二是人模狗样地进入“叫兽、砖家”的行列。
瓜子思及第一个前景，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思及第二个前景，不禁连打两个寒战。
于是，瓜子决定给出个简单的解释：所谓“有效消费能力”，就是民众手里的钱负担得起的消费能力。举个例子，刻下夏日炎炎，假设有100个家庭需要空调，但是我们不能认为必然有100台空调可以卖出，因为有钱买得起的家庭是有限的。如果100个家庭中，仅有10个家庭负担得起，那么最多仅仅能够卖出10台空调，此时，有效消费能力就是10台空调，而非100台——另外传说中的90台空调消费能力，就是“无效消费能力”！^_^
根据我们每个人都学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我们可以得出推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来自其劳动报酬；而劳动报酬，永远是跟不上生产的扩大。故而，民众的购买力，永远跟不上产品增长的速度。
所以，当今的世界，是个生产能力过剩的世界。换言之，就是说，生产能力远远超过“有效消费能力”。这一点，事实上，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导的社会形态，就开始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今天，我们的总理还是将“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挂在嘴边。
正是由于“资本”这一伟大力量的介入，人类社会总体上，才从担心“买不到东西”，到担心“卖不出东西去”。这是“资本”这一伟大力量及其组织模式的巨大历史功勋。然而，这一功勋，反过来也是资本组织下的社会生产模式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消费能力不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反噬整个生产体系。其具体表现，人们称之为“经济危机”。
在资本时代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某个国家，如果不是霸权国家，则必然属于另外一个群体：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或者文雅点称为“被国际资本半控制、或者控制了经济命脉的国家”；在当今世界已经改名换姓，变成了“后发”国家，或者时髦点称为“新兴国家（emerging countries）”。这些称呼虽然不同，然而，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始终如一的。
这个阶层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担当的作用，是提供初级产品：矿产资源、原材料、能源、农产品等等，或者简单加工的半成品（如国内将沙子制成粗硅，出口国外，由洋人精制为硅晶体，返销中国，然后国内企业将其组装成为成品——两种硅产品价格相差何止百倍）。这些产品，通过国家多年来的宣传，相信每个人都了解，其“附加值”非常低，在国际贸易中价格极低。
这样，就决定了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回报非常有限，而国内产业的主体，也必然围绕出口初级产品和附加值极低的半成品而进行——一个回报率极低的产业布局。
如此，则我们不能对该经济体国内消费能力的规模及其增长前景有所期望。换言之，该国“有效消费能力”高不到哪里去。
起源于商业民族犹太人的《圣经.旧约》，其续篇《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商业社会的一个基本法则和基本奥秘。
对于这些非霸权的国家（瓜子不妨喊它们为“倒霉蛋国家”）来说，情况已经如此窘迫，然而，依照“上帝”的意旨，还要雪上加霜——怪不得中华文化不能“蒙主恩宠”呢，中华文化讲究“存亡国，续绝世”，讲究“雪中送炭”，却是完全了违背了上帝的意旨！
国际资本，向来是依托和寄生于强权霸主的，并且，利用其寄主的力量，获得了或者全力追求获得在倒霉蛋国家的商业特权。比如列强在中国所要求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瓜子插话：忘记了这个名词的同学，回家捧起《中国近代史》面壁去）、“通商权”、“低关税”、“国外商品不受限制的国民待遇”等等。最著名的，就如瓜子此前提到的、1946年常凯申老公公签订的《中美商约》了。
于是我们看到在1949年以前，国际资本在中国几乎得手，或者说已经得手：它们成功将中国经济纳为国际资本的附庸。不同历史时期，如果有区别的话，也仅仅在于是大家（1937年以前日本资本，英美集团资本、德国资本、法国资本群雄逐鹿中原）的附庸，还是一家的附庸（1937年——1945年，日本资本在中国一枝独秀；1945年——1949年，美国资本独占鳌头）。
只是它们吃下嘴的肥肉，在1949年，被迫吐了出来，原因是中国半被动、半主动地退出了列强分赃的国际贸易体系。
方法，是在国内彻底驱逐了国际资本的代理人，并且在国境线上与外敌大战数场；代价，是千百万英雄儿女的鲜血，和国内转型带来的各种痛苦；成就，是重新掌握了自己的经济命脉和独立，并且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极其落后、但是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体系。
话题转回来，如果从中国的国际分工角色来看，那么，瓜子可以说，在1900年代——1949年根本没有什么变化。
瓜子上文已经提到，这个角色的特点，有两个特点：
1、中国在全球分工中主要作用、和全国经济的主体，是围绕着“以极低价格出口初级产品”而运行。
这点的意义，是使得中国经济的主体，将会从经济运行的主要对象、主要受益者、亦即国际贸易伙伴那里获得的收益极少。换言之，在这个贸易格局下，从国际贸易中，中国获得的信用货币（如外汇），或者贵金属通货【1】将会非常有限。也就是说，中国从中获得的信用扩张的额度，也是非常有限。
2、同时，中国将会无限接受国外工业制成品。
即使对方以倾销的手段占领中国市场，中国也不能进行任何反抗。叶圣陶老先生的《多收了三五斗》、茅盾的《春蚕》等等就描述了这一现状（忘记的同学，记得重新考小学毕业证）——来自美日等国的农产品，通过低价倾销，彻底摧垮了中国农村经济；而今日，我们还能看到这一现象的类似情形：美国政府每年以巨额财政补贴支持的美国农产品，以极低的价格倾销中国。其中尤其以大豆行业为最：在美国大豆以廉价彻底冲垮中国大豆种植行业后，进而控制了中国的大豆市场和压榨行业。【2】
而这点，则意味着中国民族工业将会被强力打压，永远不能正常发展成熟。民族工业本身发展缓慢，雇用的劳动力将会极其有限，而且，被雇用的劳动力获得的收入也是极其低下。
总结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到结论，中国从国际贸易和国内产业发展中，获得的收益非常有限，进而，国内百姓因此获得的收益更加有限。或者我们通俗点说，天然的消费者主体（老百姓）手里没钱，这也就是瓜子说的有效消费能力极其低下。
我们只要稍稍具备些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就可以推出结论：有效消费能力低下，则导致产品销售困难；而产品销售困难，则会逼迫企业降价。而激烈的竞争，会使得不能承受的企业纷纷破产关门。于是更多的人失去收入来源或者收入来源减少。这则意味着有效消费能力更加低下。
这是个可怕的恶性循环。一轮轮的循环进行下去，整个社会的经济会遭到巨大的破坏。
所以，在当日的时代，必然发生严重的通货紧缩，其必然带来的严重破坏力的种种表现，也会作为可怕的梦魇永远让人畏惧。
瓜子很喜欢看《大染坊》这部电视剧，是因为其中很多细节，虽然未必准确，但是可以引发我们的思考。比如，瓜子注意到了有这么一些的细节描写：一个大洋买仨丫头；在故事发生地青岛，过剩的劳动力满大街都是，除了要饭之外无事可做，于是暂时有工作的布店伙计根本不用给工资，给口饭吃，伙计们已经很满足了；而如果年底能给块布，就算很大的优待了等等等等。
瓜子在本节开头已经提到，用现代经济眼光看来，在忽略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后，一个经济体所能获得的“有效消费能力”的多少，决定了这个经济体的经济循环能否良性运行。
而中国在《大染坊》的时代，在1949年之前，不仅不能（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代价）获得多少国外的“有效消费能力”，反而任由国外产品肆意鲸吞蚕食中国本土的“有效消费能力”。
更加可恨的是，当日的大员对此视若无睹。据说中华民国国舅爷、行政院代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就说：“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如此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名言，早就使得宋国舅的智慧做到了尽人皆知。虽然瓜子没有查到最先的出处，但是瓜子丝毫也不怀疑国舅爷宋部长、常凯申老公公及其政府真心实意就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当瓜子无意间看到某报纸大力策划的专题文章：“真实的宋子文：清廉奉公，以国家富强为抱负”的时候，瓜子一阵恶心至极的感觉不禁涌上来，瓜子仿佛看到了一幕鲜活的场景：热气腾腾的臭屎上，爬着一堆嗡嗡乱叫的绿头苍蝇，正在大快朵颐、并且赞叹不已。
【1】明朝中期后，直到1936年以前，中国货币制度实行银本位。清末到民国，通行银币，也就是“银元”，最有名的当属“袁大头”。当日中国的国际贸易，也常以白银为交换媒介。同时，铜钱作为辅币通行，所以有人称中国当日的货币体系，是“银－铜双本位制”。1936年，美国大量收购白银，世界市场行情猛涨，中国银元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中国国内通货紧缩，银根趋紧，物价下跌，经济萧条。国民政府决定废除银本位，通行法定纸制货币，也就是“法币”，1948年，常凯申老公公废除“法币”，推行另外一种纸币：“金圆券”。
【2】《新闻晨报》发表文章《中国大豆行业协会上报“攘外”方案》提到：“按照中国大豆行业协会的说法，自1996年我国成为大豆净进口国以来，国际粮商在向中国倾销大豆的同时，还不断收购、兼并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控制了70%以上的大豆加工能力，影响到国家的粮食主权和食品安全。”外链出处
另外，瓜子提醒大家，美国大豆多数或者全部都是“转基因大豆”，而国产东北大豆，则为非转基因大豆。瓜子，作为半吊子的“内行人”，是从来不吃转基因大豆的。国内的大豆油瓜子从来不买，原因很简单，在瓜子所见的所有大豆油的瓶身上，瓜子总是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转基因”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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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是新约，不是犹太人的旧约圣经。一个小错
俺个半吊子，又出丑了。
最近十年，教育上投资真是很厉害。
现在大学里面的人，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告国家的钱。没什么人想什么技术应用的。国家的钱好骗，还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当然限于学霸党棍之流。
小的么还是被残酷压榨中。
毕竟这个体制是这样。
现在很多国家重点学科的经费是亿来计算的。
真搞不懂，那几个破人怎么就能值几个亿？给他们钱，他们能搞出什么来？
也许是千金买马骨吧。若干年也许会出成果的。
现在最肥的就是40多岁的学术带头人，如果还有行政职务，真是要人有人要钱有钱，风光无限。
所以，大学校长造假这样的烂事都出来。人家居然还坦然做着校长。
毛主席也说了，利益纠结其中的政府，所提供的数据从来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他老人家提倡自己调查研究。
我对于引用的这些数据，都仅仅是参考。它们不准确，不过对于提示大方向，却是有意义的。
到底TG教育经费比乌干达高还是低，根本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TG根本没有在教育、医疗这类社会公益事业上投入足够的经费，对于人民应当享受的基本待遇欠账太多。
这是当前所有公益行业的所有怪现状的基础和大背景，这是常识，还需要讨论么？
类似的还有被引用烂了的基尼指数，中国竟然比印度贫富分化还大，然而世界公认印度的富翁和赤贫都比中国多得多。这样的数据一出现，理科生大多扭头就走了。
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算什么 ？！他们照样在中国大赚特赚！中国有14亿人口，只要有5％的中国人来消费奢侈品，这对西方的厂家、商人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梦寐以求的消费市场。（LV包啊，你在美国卖出了多少？）
参考：井底望天:【原创】新年政治经济展望之九：欧亚大陆（十）
所谓“让中国人自己削足适履”的西方策略，看来也包括让中国长期保留一个巨大的低收入阶层，同时不断强化处在中国金字塔尖尖上的那个富豪阶层。这样的好处是：一来可以保证中国可以源源不断地提供价廉物美的“labor”，同时尖尖上的那个富豪掌权阶层也更热爱西方的国际秩序和分工。现在的“新兴国家（emerging countries）”战车不都是开在这条路上吗？...... 
而中国要“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就应该靠的是橄榄型社会里的中产阶级；总不能让在底层的穷人来帮你“促进消费”吧？... 或许，让老百姓都掏空腰包，一生化作房奴，也是一种促进消费 ？
你都“消费能力”了，怎么可能存在“有效能力”和“无效能力”呢？说法不妥。你的表述应该为：有100个家庭稀缺空调，但不等于有100个交易可能，或者说不可以认为市场规模为100。经调查可以负担空调的价格的家庭为10家，因此在生产时不应该以100台为目标，而应该以10台为目标。问题不在于消费端，问题在于生产端。无效的是“超出市场实际规模的生产力”。
我父亲下岗近20年，现在年届60，但就业状态还是“下岗”，既非早退也不算退休，所以很多福利政策至今也不能享受。但我觉得老刘的歌还算是靠谱的，毕竟他不是当年的下岗政策的决策者，不必为下岗的后果负责。创作此歌的目的也是为广大下岗工人鼓劲，总不见的让他高呼让工人们去“该出手时就出手”吧。
大意是煤老板给工人一百元工资，把利润自己放入怀中，最后矿挖完了人也散了环境污染了一地鸡毛。然后郎咸平信誓旦旦保证，如果给工人一千元的工作，工人就能结婚生子，然后衣食住行都要消费，然后煤老板就可以转型投资制衣厂或者三产继续做下去，老板工人皆大欢喜。
这是比较典型的郎教授风格。
套用你这里的例子，空调消费不足，因为空调需求的家庭收入欠奉，那么提高收入水平，利润中多分点给空调工人，好让他们购买，形成生产消费的正反馈。
但新古典自由主义走到今天，已经基本是幻灭了。拿到一千元工资的煤矿工人，或者涨了工资的空调工人，未必会结婚定居买空调。他们也许去投资股票什么的，发现钱来得比工资快，煤老板也发现了（他多半是最先发现的），矿也不挖了，转头去搞房产，或者把房贷打包上市炒。
然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资本总是在寻求自我繁殖的最大化途径，不管名义上在谁手里都一样。
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直接造了空调发给工人用。这样一来就必须生产各个环节全部往下一级发放才能维持，这又只能回到计划经济。没有市场竞争的压力最终必然导致空调技术一万年没有进展。
这个问题十分挠头，这世上为这个问题扯了几百年了，现在也没能扯个清楚，只能再说罢了。
有限的国内资源和巨大的人口压力
归根结底是资源问题
哪国资源占的多，抢的多，哪怕是乞丐，分得残羹冷炙也要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