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历代职官沿革史 供铁老大和萨苏师兄参考 -- foundera

第二节中央官制

西周的政治组织和社会制度，是因袭夏、商，经武王、周公、成王和康王几代建立起来的。《尚书?立政》载有不少周初官名，可以使我们了解西周如何设置官吏。近年来出土的大量周代铜器铭文中记载的周代职官，也可以与文献记载相补充。从现有的资料，我们可以把西周的职官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系统来叙述。

在西周的每一个封区内，诸侯是最高裁判者，因为他们被赋予以“专扬于国”的特权，而在整个封建国家内，周天子是最高权力的执掌者，诸侯的争执，都诉之于周天子。《诗经?大雅?假乐》云：“百辟卿士，媚于天子”，金文《献簋》云：“受天子休”，都说明了这个历史事实。在周天子之下，有中央政治的组织，《尚书?酒诰》云：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寮、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所谓“内服”，即指中央政府而言。“百寮”、“庶尹”就是中央政府的官吏。以天子为首的中央政府，是西周最高权力机关。他统辖着无数以诸侯为首的地方政府。这种地方政府，在当时称为天子的“外服”。侯、男、邦伯就是地方诸侯。

当时中央政府的组织极为庞大，官吏的名称极为复杂，根据《尚书?立政》记载的官名有：

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y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

这些官称，若从其职司而言，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王室外廷政务官――任人、准夫、牧、司徒（土）、司马、司空（工）。

任人，就是“常任”。执掌王廷政务。准夫，就是准人，准为公平之意，执掌司法。牧，就是“常伯”，“作三事”，与《诗经?雨无正》的“三事大夫”，金文《碧方彝》中的“叁有司，司土，司马，司工”的职司相当。司徒即司土。从金文记载看，司徒不仅管理籍田等土地之事（即主民事），而且有时还兼管军事和卜事。司马主军事，还可参加周王册命典礼。司空即司工，管理工事。

二、王室外廷事务官――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大都”，是管理诸侯和国王子弟们采邑的官吏。“小伯”是管理卿、大夫采邑的官吏。“艺人”是有专门技术的官员，如卜、祝、巫师、工师等。“表臣百司”，在外廷管理政事。“太史”，负责记事和制作册命。“尹伯”，是众官的头目，“庶常吉士”，是具体办事的士官。这些官员对宫室内廷的“宫内官”而言，又可称为“府中官”。

三、王室内廷事务官――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y仆、百司、庶府。

这些官员都是负责宫廷保卫和宫中事务的宫内官。“虎贲”，武职官，负责保卫周王的安全，“缀衣”，掌管周王的衣冠服饰，其职掌大约相当于后世的“尚衣”。“趣马”，掌管王室的车舆马匹。“小尹”就是总管小臣。“左右?y仆”，管理周王日常所用的器物或御车的仆夫。“百司”，管理王室内廷的各种事务。“庶府”，管理王室内廷物资贮藏仓库。这些都是周王的侍从或近臣。除此以外，在金文中还出现“虎臣”、“服”、“走马”、“小臣”、“膳夫”等，这些也都是与周王关系密切的官员，其职司与“宫内官”基本相同。

以上这些官由师、保或宰、太宰总领而隶属于周天子。换句话说，师、保、宰、太宰就是百寮的首领，地位较高。周公的儿子伯禽就曾做过周王的师、保。《令彝》记载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这就是说，叫他管理王朝“三事大夫”和四方诸侯，并统领王廷“百官”。周初，武王继位后，曾任命姜尚为“师”，号称“师尚父”，在灭商及灭商以后巩固西周王朝政权的许多重大事情，都是师尚父出谋划策的。所以《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封功臣谋士，而师尚为首封”，成为东方齐国的始祖。周成王时代，“召公为保，周公为师”。那时，由于成王年幼，应付不了周初“天下未集”的复杂局面，所以周公旦曾“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直到七年后，成王长大，周公才还政于成王。在此期间，周公、召公曾奉命东征，平定了管、蔡、武庚等的叛乱，抓获了叛乱的东方五国首领，为巩固西周王室立下了丰功伟绩。此后，在广大的王畿地区：“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由此可见，师、保在西周拥有很大的权力。《左传?定公四年》说：“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可见师、保这类官和商代的“尹”职能相当，又说“周公为太宰”。宰这种官在商代就已出现，本为王室内廷的治事官。“太宰”是王室内廷治事官的首领，实际上就是王家的大总管。它的职司与后世的“相”职相同。后世“宰相”这个官称就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第二章 西周

第一节 西周的政治概况

中国古代奴隶制在夏朝奠定了基础，经过商朝的大发展，到了西周达到了鼎盛时期。周朝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越前代，是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周人是一个姬姓部落，原处于陕甘一带的黄土高原上，那里适于种黍稷，很早就是一个经营农业的部落。到后稷的三世孙公刘时，农业更加发达，遂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自公刘起又传了九世，到了古公??父时代，周人因受薰鬻戎狄的逼迫，不得不放弃豳地，迁居到岐山之南的周原。古公??父开始臣服于商，共同对付鬼方等戎狄部落，保障周族的生存和发展。周统治者在屡次战争中增加了大量财富和奴隶，成了显赫的奴隶主大家族，为商朝西方的一个强大方国。

周的势力日益强大，便加剧了他们与商朝的矛盾。至武王时，终于灭掉了商朝，占领了商朝原来统治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027年，建立了西周王朝。

为了统治广阔的被征服地区，周初曾大规模分封诸侯，即所谓“封邦建国”①。这种“封邦建国”，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原始的部落殖民。相传武王、周公、成王先后建置71个国家。其中武王兄弟15人（一说16人），同姓40人。周王的子弟一般都得到了封地，成为大小诸侯。异姓诸侯中以姜姓贵族居多，也有其他各姓的传统贵族。分封的目的是为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每个诸侯国，既是按照成周的模型建立的统治种族奴隶的据点，又起着拱卫周王的作用。通过分封诸侯，不但牢固地统治了原来商朝的地方，而且不断扩大其势力和影响，成为远远超过商朝的一个强盛的奴隶制国家。

西周时期的社会阶级结构和商代大致相同，奴隶和奴隶主是两个基本的社会阶级。介于这两个基本阶级之间的还有平民阶级。在奴隶社会中，人是有等级的。周代的等级划分得格外清楚。一般划分为六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包括工商）；有的甚至划为十等，如《左传》昭公七年说：“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大致而言，士属于自由平民，在士以上为奴隶主阶级，以下为奴隶阶级。庶人、工、商属于生产奴隶，皂、舆、隶、僚、仆、台、圉、牧为宫廷和家用奴隶。由于士不能占有庶人和工、商，所以在划分十等时就不包括他们了。

周王把奴隶和土地分封给诸侯，叫做“建国”，诸侯也把奴隶和土地赐给卿、大夫，叫做“立家”。有些诸侯国的卿、大夫，甚至相当于周王所封的小侯国。周朝各级奴隶主贵族的宫室或家室，都包括各种奴隶在内，有手工业奴隶，有畜牧业奴隶，有赶车养马奴隶，还有家用奴隶，可以说除农业奴隶外，把各种奴隶都包括在里面了。

周人和商人比起来，是后进的民族，原来隶属于商朝，其礼乐刑政大体上沿袭了商代的传统。但是，周朝建立后，奴隶制经济不断发展，周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奴隶主贵族的阶级专政，加强王室的权力，在政治、军事、思想上建立了一套比商代更完备的制度，以保护并发展奴隶制的经济。

周朝利用从氏族组织蜕化而来的血缘家族关系，发展了宗法制度，作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阶级统治，奴役平民和奴隶的政治工具。所谓宗法制度，就是用“大宗”和“小宗”的层层链条，把奴隶主贵族联系起来。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天子”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的地位；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对周王而言，处于小宗的地位。诸侯在其封国内又为大宗，其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再分封为卿大夫，又为各封国的小宗，而卿大夫在其本宗族的各个分支中则又处于大宗的地位。象这样严密的大宗和小宗的关系，或许有后人增饰的成分。

所谓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从同姓不婚的传统出发，异姓贵族之间由婚姻关系串连起来。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关系，异姓贵族之间是甥舅亲戚关系。此外，周朝还用昭、穆区别辈分，如文王之子为昭，武王之子为穆，借以保持贵族中的血统和等级。

宗法制度的基础是奴隶制大家族，周王和各级贵族都是奴隶制大家族的族长，每个奴隶制大家族具有共同的姓氏，共同的直系祖先，共同的宗庙，共同的墓地，有互相保护的义务，组成一个奴隶制的社会集团，由族长的嫡长子世代掌握家族大权――即各个奴隶制大家庭中的“大宗”。同样，各国诸侯在其封国内为大宗，不仅表明他们本身在奴隶制大家族中处于首要地位，而且他们还是自己封国内各个奴隶制大家族的大族长。所谓宗法制度，即规定了各个奴隶制大家族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借以确保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

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是互为表里的。由宗法制度规定的各个奴隶制大家族族长的地位，同时构成了王、公、卿，大夫的等级阶梯。周朝的国家与奴隶制大家族是二位一体的，国家就象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大家族，他们组成一个贵族集团，对奴隶和平民实行阶级统治。

周朝的国家，是奴隶主贵族的国家，这个国家对于受他们统治的奴隶和平民，按照地域加以划分和编制。周王和各国诸侯，都把自己直接统治的地区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称“国”，是统治中心；另一部分称“野”，是在国之外。在国中及其近郊，除奴隶主贵族和直接为他们服务的工商奴隶外，主要是按乡里编制起来的平民。鄙野中居住的，是从事农业生产的种族奴隶，称为野人或庶人。对被统治者的这种划分和编制，在周代以前已经有了，至周代更加巩固和完善，成为世袭的制度。

在西周鼎盛时期，周王对诸侯拥有很大的权威。各封国的诸侯要定期朝见周王，报告自己国内的情况，听取周王及其辅佐的指令；如临时发生重大事故，要及时向周王报告。他们还必须向周王贡献封国的产物和周王需要的东西。他们还有保卫王室的义务，包括为周王提供作战的军队。如果他们不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超越周王赋予他们的特权，周王可以收回或削减他们的爵禄，改变他们的封地，可以废除和另立国君，甚至灭掉他们。

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拥有土地和奴隶，掌握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他们不仅可以聚族立宗，分封卿大夫，组成强有力的宗族政治集团，而且还仿照王室的官僚制度，设置百官百司，统治奴隶和平民。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土地内修建城池，征集军队，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权。卿大夫在其封地内，对于诸侯的关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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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尚书?多士》。

第四节商代的外服官吏

商王朝中心区以外设置的官吏，有侯、伯、男、甸等，称为外服官。这就是《尚书?酒诰》说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商王为了控制广大被征服的地区，常把自己的诸妻，诸子，功臣以及臣服的少数民族首领分封在外地，开了周代分封制的先河。在甲骨文中就有“侯”。商王武丁之子子奠，就被封为侯，称为“侯奠”。武丁时期一些著名的将领也被封为侯，如侯虎。周人早在武丁时就是被征服并接受了商王的封号，称为周侯。伯，也是一种封号，武丁之子子宋，就曾被封在宋地，称“宋伯歪”。有些方国的首领也有被封为伯的，如商末期，周文王受命为王，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文王实际成为西方各部落的首领，也曾受封，称为“孟方伯”。其他外服官，见于甲骨文的，还有男、田等。

商代的外服诸侯要对商王朝承担一定义务，他们的职责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为商王朝镇守边疆。若是商疆域受到外敌的侵扰，侯、伯，男、田就得及时向商王朝报警。这类事例在甲骨文里有很多记载，如子画被武丁封在东方，当儿、■等东方方国入侵时，他就马上向商王武丁报告。

二、跟随商王出征。例如武丁之妻妇好被封在外地，曾受命征集兵丁随王出征。甲骨文中就有“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呼伐□”的记载，这是说在辛巳这一天卜问，命令妇好征集一万三千兵丁，去征伐某方否。又如攸侯喜，商末曾在王的率领下征伐夷方。

三、向商王朝进贡赋税财物。殷人的货贝以龟为宝贵，在甲骨文中常有记载贡龟之事。例如侯雀、周侯、犬侯，侯虎、子奠、子画等人都曾向商王进贡占卜用的宝龟。此外，也有进贡戈的，例如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戈上就刻有“卢方□入戈五”，说的就是卢方首领某人进贡五把戈。甚至有把骨■当作贡物的，例如著名的殷王1001号大墓出土的骨上就刻有“■入二”，据甲骨文所记，■当时被称为侯。这句刻文当是说■侯进贡二支骨■。

四、为商王室服役。外服诸侯平时必须承担为商王耕作及服其他杂役的义务，商王有权随时命令边鄙诸侯为王室耕种籍田。

殷商时代的妇女，可以和男子一样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如祭祀和兵戎，她们甚至可以受封在外地，成为一方之主，例如武丁之妻妇好，她不但参加了商王朝的祭祀活动，而且还被封在外地，可以和其他邦伯一样，定期觐见商王。妇好还能带兵打仗，运筹于帷幄，驰骋于沙场。当时有个著名的将领侯告，就曾是她的部下。有的妇女参与了占卜活动，或充当了王室欺榨奴隶的小臣。随着宗法制度的加强，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逐渐降低，终于退出了政治舞台，再也不能在国家机构中发挥作用了。

到商代后期，从中央到地方，不仅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重迭的官僚机构，而且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武丁、文丁时代的卜辞有“王作三■：右、中、左”的记录，“■”用作屯聚之屯，即作三营以屯驻三军，这是后世三军的起源。从商朝征伐时用兵的人数推测，每军可能达一万人左右，三军共三万余人。商末战车已成为作战的主力。每辆战车驾马两匹，车上有甲士3人：1人御车，1人持戈或矛，1人持弓箭。战车后面和两边跟着徒兵，他们是从奴隶中征发来的，这种征发叫做“??人”或“?е凇薄＞?队由商王和贵族直接统帅，商王的家族和朝廷中贵族的家族，即“王族”和“多子族”，是军队的核心力量。甲士多数由平民充任，是军队中的基干。这种情况决定了商朝的军队是奴隶主贵族的武装力量。此外，商王还拥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武装队伍，如驭马的“多马”和善射的“多射”、“新射”等，是商王的侍卫武装。

第三节王朝的外廷政务官

商王朝的外廷政务官主要有尹，卜，作册，亚服等，尹的地位最为显赫，其职位与后世的“相”很接近。商代最著名的尹，可算是商汤时的伊尹。《史记?殷本纪》索隐说：“尹，正也。谓汤使之正天下”。伊尹，姓伊名挚（zh@音至），尹是他的官名。据说伊挚曾“为有莘氏媵臣（即陪嫁的奴隶）”，他有一手烹调的好技术，便“负鼎俎，以滋味说（yu8音悦）汤”。得到商汤的赏识，从而被“汤举任以国政”。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商汤死后，他的长子太丁因早死未立，而继承王位的外丙、仲壬也只各当三、四年王就死去。所以伊尹只好立汤的嫡长孙太甲为商王。太甲即位后，违背商汤所立的法度，暴虐无道，於是伊尹把他放逐于桐（今河南虞城东北）。商王朝一度曾由伊尹代王施政。三年以后，太甲认识了自己的过错并有所悔改，伊尹才把他迎接回来并“授之政”。伊尹不但生时手握重权，而且死后也受到后世商王的尊崇，甲骨文里就屡见祭祀伊尹的记载。由此可见，尹的职司当与后世的“相”相近。所以《史记?殷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才说伊尹“为汤相，号阿衡”。与伊尹同时的仲虺（hu@音毁），据集解说曾为“汤左相”。伊尹的儿子伊陟，也身居高官，“帝太戊立伊陟为相”。此外，武丁时的傅说，本是个筑城的奴隶，被武丁“举以为相，殷国大治”。

卜、巫、史等是为商王朝处理占卜和祭祀等事务官。这些人属于僧侣贵族，他们大半都是由过去原始社会中的咒术师转化而来的。这些僧侣贵族具有较世俗贵族更高的文化传统，他们积蓄着不少关于政治、军事及剥削和欺骗人民的经验。虽然他们在身分等级上，是国王的僚属，但在王权神化的时代，他们充当神与人之间沟通者的角色，利用宗教迷信，通过卜筮的仪式，把国王的一举一动，都放在他们的命令之下。因而实际上，商代的僧侣贵族――卜、巫、史等，就是商代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最高指挥者，拥有不小权力。甲骨文中的贞人就是“卜”官，武丁时，常见的贞人宾又称为“卜宾”，祖庚、祖甲时有“卜竹”和“卜即”等，他们受王之命，常为国家大事――祭祀与戎事活动进行占卜。商王朝有一个庞大的贞人集团，称为“多卜”。“巫的地位也很重要。据说有一位巫，名叫咸，伊陟把他推荐给商王太戊后，他“治王家有成”，一改太戊以前几朝的衰败面貌，从而使“殷复兴、诸侯归之”。

甲骨文里的“乍（作）册”，铜器铭文上的“乍册右史”，“御史”等就是史官。《尚书?洛诰》里的“作册逸”，在《左传》、《国语》等书中都作“史佚”。逸通佚，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官称为“作册”，或“史”，其职司相同。《尚书?多士》云：“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这里所谓的“典”、“册”，应是出自当时史官――“作册”的手笔。

亚服是武官，在商代，奴隶主阶级平时处理政务，战时率部出征，文武并没有严格的区别。但在甲骨文、铜器铭文中也出现了一些武职官名，如：亚，多亚，大亚。卜辞中有“王令亚其从■伯伐……方……”，说的是王命令亚率领■伯去征伐某方国，这就说明亚是一种武职官称。此外，武官还有“射”，主要管理特种部队“多射”、“三百射”等，如射■（ch1，音叉）就是名为■的射官。“犬”官，主要是管理田猎并参加征伐，如“犬中”、“犬■（y2n，音延）等，就是名为中、■的犬官。“戍”主要管理众人并守卫边防或征伐邦方，如“戍义”、“戍何”等，就是名为义、何的戍官。

第二节王朝的内廷政务官

商朝国家的形式是以王为首的贵族整体。由于商朝的贵族同时是奴隶制大家族的族长，所以商朝的国家组织象一个家族的扩大。它是以王族为主体，联系着许多旁系、支系的贵族大家族所构成的统治网。商王既是最大的一个贵族家族――“王族”的族长，又是商朝各同姓贵族家族的大家长。他掌握着国家大权，成为奴隶制国家的最高支配者。所有贵族，不管是同姓还是异姓，都隶属于商王。商王拥有很大的权力，这只要听盘庚说话的口气，便可想见当时的商王，已经俨然有些后来专制皇帝的派头了：

“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gu!音轨），我乃劓（y@音艺），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若有人不善良不和顺，贻误国事而不服从命令，诈伪奸邪犯法作乱；那我就杀尽他的全家，连幼童也不留下，不让他们这些坏种迁移到这个新城来。可见殷王握有任意生杀予夺的权力。

商王下设的僚属，从已发现的卜辞（甲骨文）所记的官名，约有二十多个。据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十五章所述，可分为三类：一，“臣正”，包括臣正、臣、小臣、多臣等官；二，武官，包括“多马”、“多服”、“射”、“卫”、“犬”、“多犬”、“戍”、“五族戍”等官；三，史官，包括“尹”、“多尹”、“乍（作）册”“卜”、“多卜”、“工”、“多工”、“史”（史，北史，卿史，御史）、“吏”（御吏、大吏、我吏、上吏、东吏、西吏）。见于当时铜器铭文上的有以下四种：一，“臣正”，包括“小臣”，二，武官，有“多亚”、“戍”等；三，史官，有“尹”、“乍（作）册”、“乍册右史”、“卿吏”等；四，其他，如“宰”、“宗”、“子”等。这些官称，按其职司，可把它分为内廷政务官和外廷政务官两类。

商代王室内廷政务官（即宫官），主要有“宰”和“臣”。这两种官与商王的关系极为密切，其职责主要管理内廷事务。有的深得商王的赏识，还可以被任命为外廷要职。

“宰”官见于《殷契佚存》518号雕花骨，其刻辞是：

壬午，王田于麦麓，脞（获）商■（zh!音止）兕（s@音式），王易（赐）宰丰■（q!n，音侵），小■（zh!，音止）兄。才（在）五月。佳王六祀彡（彤r$ng音茸）日。

这段刻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壬午日，王田猎于麦麓（其地不可考）之地，获得商地的兕牛，王赏赐宰丰小兕觥之饮。宰丰以此为荣，作器纪念……。这个宰丰就是名为丰的宰官。宰官在商代实际上是商王的家臣，在特殊的情况下所起的作用，有如外廷官的“尹”。《史记?殷本纪》记载，殷高宗武丁即位以后，面对商朝衰落的局面，一心要振兴朝政，但尚未有得力的助手。因此，他“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可见宰在商代有时可代王施政，虽然商代未必设置象后世所说的“天官”冢宰，但从甲骨文中可以证明宰官在当时确已出现了。

臣和小臣的身分看来很复杂，需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尤其是小臣，有的是属于奴隶阶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参与管理王室的具体事务的。有的小臣也为商王管理农业，如甲骨文所说的“贞■（hu@音会）小臣令众黍”，这是小臣受王所命，监督种黍的事宜。有的为王室管理田庄，称为“小藉臣”，有的为王室管理众奴，称为“小众人臣”，有的管农业收刈，称为“小■臣”，有的为王管理车马或养马的奴隶，称为“小多马羌臣”，有的随商王征伐，有的还能参加祭祀活动，或负责贡纳等等。

这些宰和臣，有的由奴隶主贵族担任，有的可能是从臣服部族或奴隶中提拔的，如伊尹，原来就是陪嫁的奴隶――媵臣。他们都是商王的近侍，已经完全从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形成一个以榨取奴隶劳动为生的统治集团，平时为王服务，实际上是商王的家奴或欺榨奴隶的爪牙；战时随王出征，实际上是商王的保镖或车前的差遣，因此颇得商王的信宠，常被委以重任而由内廷官变为外廷官，所以，商代的内、外廷官有时很难区分清楚。

第一章 殷商

第一节 殷商的社会概况

夏朝末年，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叫做商的夷人方国，逐渐强大起来，向着黄河中游扩展，以后定居在今日的河北、山东一带。到公元前1784年前后，在商部族联合的大酋长汤和伊尹的谋划下，开始向西方进攻。商汤首先采取了逐渐剪除夏桀羽翼，逐步削弱夏桀的统治，最后取而代之的策略。汤定都于毫（今河南商丘北）。其附近的葛（今河南宁陵北）是夏的属国。汤先以助祭为名，送牲畜给葛伯，又派人为葛伯耕田。葛伯杀了为助耕的人送饭的童子，汤就以此为借口，出兵攻灭了葛国。接着又连续攻灭了韦、顾、昆吾等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①

汤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后，便停止了对夏朝的贡纳。夏桀大怒，下令兴师攻伐商汤。双方会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野，桀战败南逃，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夏朝灭亡，被汤建立的商朝所代替了。

汤在推翻夏朝的过程中，向四方征伐，大大扩展了奴隶制王朝的统治区域，影响及于黄河上游。这时，商朝不仅牢牢地控制了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连远处西方的氐羌部落，也都向商朝臣服了。

商朝是由汤建立经太甲而巩固起来的，中间曾一度出现纷争。按照商王“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兄死由弟继承，直到少弟死后，再由长兄之子继位。汤在位时间很长，长子太丁不及继位就死了，所以汤死后由太丁之弟外丙、仲壬先后继位。外丙和仲壬在位时间都很短，商朝的大权实际上落到伊尹手里。仲壬死后，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太甲继承成汤的事业，进一步巩固了商朝的统治。从太甲到太戊的七王中，商朝的统治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

仲丁以后，商朝一度中衰。王室内部继续发生王位的纷争，“兄终弟及”的制度遭到破坏。当继位之弟死后，弟之子都不肯把王位交还兄之子，因而造成了“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①的混乱局面。王室的纷争削弱了商朝的统治，原来臣服于商的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向商朝进攻。大概到祖乙时候，商朝才平服了他们的反叛，但商朝内部王位的纷争并没有解决，一直持续了九个王的时期。到盘庚时候，为了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巩固并继续扩大商朝的统治，便决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加强王室的统治，为商朝新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商代的历史，以盘庚迁殷为界限，可划分为前期和后期。自盘庚迁殷直到商朝灭亡，共经历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商代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社会。特别是盘庚迁殷以后，达到了奴隶制的兴盛时期。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商王是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也是最大的奴隶主。属于奴隶主阶级的有王、诸侯、“多生（姓）”、“多子”、“邦伯师长百执事”或“百僚庶尹”。商代的奴隶主同时是贵族。最大的贵族，见於文献记载的有二十余支。这些贵族又总称为“百姓”。在那时，只有奴隶主贵族才有姓，因而所谓“百姓”指的就是贵族。

在商朝统治的区域里，全部土地和人民在名义上均属商王所有。商王统管着各级大小奴隶主贵族，并把奴隶和土地分配给他们享用。王和国家是一体的，一切重大的国家事务都被称为“王事”。各级大小奴隶主贵族都必须为“王事”出力报效。

商代奴隶名目繁多，被投入各种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是创造财富和文化的基本阶级。但是，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上，都没有任何地位。在商朝奴隶主贵族的心目中，奴隶被看做比牛马还贱的财产，因而可以由他们任意处置。许多奴隶不是被折磨死，就是惨遭杀害。

除奴隶外，从事劳动生产的还有“小人”。他们可以从贵族那里按井田制分得一小块土地从事生产活动，维持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隶属于贵族，同样要受贵族的压迫和剥削，并经常被贵族用作战争的工具。“小人”在名义上是自由的平民，但他们如犯罪或负债，也要沦为奴隶，随时都有丧失人身自由的危险。这样的平民，同贵族也是对立的。

盘庚迁殷时的几次讲话，集中反映了商朝建立以来的阶级对立。那时，商朝危机四伏，盘庚决心“震动万民以迁”①，激起了社会各阶级的巨大动荡。为了控制急剧恶化的局势，盘庚在迁殷前，先后对各阶级讲了话。他在对“百姓”讲话时说，我掏出心腹肾肠，把我的真心话告诉你们百姓。他说，百姓是和他共同掌管政治的旧人，他们的祖先立过功劳，商王大祭祖先时，他们的祖先也配享先王。他们与商王一心，民就得顺从；与商王离心，民就会变乱。盘庚对他们百般安抚，要求他们同心协力渡过迁都的难关。另外，盘庚在对所谓“畜民”的讲话时，则百般威胁，活现出一副狰狞的面孔。“畜民”是奴隶主污蔑奴隶大众的称呼，他以救世主的口吻对“畜民”软硬兼施，多方恫吓说：你们的生命，是我替你们从上帝那里保下来的，如果你们胆敢有反抗的念头，你们的祖先就会在天上请求我先王，严厉惩罚你们。这些话表现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尖锐对立。

由于奴隶不仅来源于战俘和罪犯，还来源于被商朝征服的民族部落和小国。因此商代的奴隶，大多数都有家室，不少奴隶还保留着聚族而居的形式。在这种奴隶族居的情况下，奴隶的地位更加低微，生活更加悲惨。他们世世代代都要充当奴隶，不仅本身受尽奴隶主的压榨欺凌，还要为奴隶主繁殖下一代的奴隶，充当生育奴隶的工具。

商代的农业奴隶称为“众人”，表示人数众多的意思。在劳动中，他们受到商王和各级奴隶主的严密监督，没有任何自由。“众人”除了主要担负农业生产劳动外，还被迫从事狩猎、修路、建筑等繁重的苦役。在当时的频繁战争中，“众人”还常被征发来当徒兵，服军事苦役。

在商代奴隶主阶级的社会生活领域里，也广泛使用奴隶。这种奴隶称为“臣”，女性的奴隶则称为“妾”。臣妾也称为“臣仆”。臣妾是属于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可以由奴隶主拿来赏赐、赠送或交换，不受任何约束，就是把臣妾杀掉，也不算犯罪。那时奴隶主贵族都是父权制大家族。每个家族既是生活的单位，也是生产的单位。臣妾不仅要为这种奴隶制大家族的生活需要服务，还要从事家族内的各种生产活动。由于繁重的劳役和非人的生活，大多数臣妾很快就断送了生命；有许多甚至被惨杀或活埋。成千上万的奴隶，成为无辜的牺牲者，受尽剥削和压迫的广大奴隶群众，不断以各种方式反抗奴隶主贵族的血腥统治。到商代末年，终于发生了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导致了商王朝的灭亡。

商代统治者还利用宗教迷信作为巩固他们政治的反动工具。商人的宗教观念中至高无尚的神被称为“帝”或“上帝”，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帝有好恶，能赏能罚，决定人间祸福。人间的各种大事，如天气的晴雨，收成的丰歉，战争的胜败，都受帝的主宰。实质上，帝正是奴隶制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商王的投影。同时商人还崇拜土（社）、山川、日、云、四风、四方等自然神，经常举行丰盛的祭祀。

商人尚鬼，死去的先人在他们心里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商王和贵族们的各种活动，事无大小，都求告于祖先。商王自称是神的后裔，以帝俊为高祖，依靠着先公先王的庇佑。他们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占卜的吉凶体现着神和祖先的意旨。实际上商王每次占卜的结果如何，一般都由王本人决定；所以占卜和其他种种宗教巫术一样，只不过是奴隶主贵族控制和麻痹人民的手段而已。商王宣称他是代表“帝”而进行统治，以为这样一来，他们的统治就可以万世长存了。但是历史的发展和奴隶主贵族的愿望相反，他们的统治却逐渐陷入了广大奴隶、平民和被征服的方国部落的包围之中，终于走上覆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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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孟子?滕文公下》。

① 《史记?殷本纪》。

① 《尚书?盘庚下》。

为了不破坏版面，就悄悄跟最后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