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来说说邓小平的功过 -- 达雅
57年反右是不是必须的,如果反右是必须的,在这之前是谁让基层搞大鸣大放给政府提意见的?这个人是谁?
58年是谁提出来搞大跃进的?甭跟我说什么胡服,设计师那时候干的那些事,本来50年代国内建设本来就搞得一直很顺利,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速度还慢么?还搞跃进,难道还真的想30年超英赶美?
66年是谁提出来发动文化革命的?
按您老人家说法,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对中国必须的,是不是?
还是那句话不清理中国自满清以来几百年的流毒,不在短时间内以矫枉过正的方式以非正常的代价为牺牲,彻底打破社会等级宗族士民的界限,中国就是“正常国家”的前途,正常国家倒是不用革命了不用付出革命的代价了而是不断付出代价,不断流血导致社会总体的低效率和总体的麻木僵化。
试问没有反右没有文革,中国要花多久时间去苏联化,邓公还能改开不?不彻底打倒旧知识分子阶层,抑惑改开都到不了就和旧知识分子合流了?
不想付出代价就活的收获,真是做梦。你推崇的这三十年,我们没有付出代价吗?现在连这个代价都已经开始不断被讨论和争议了。
中国有的企业引进生产线有的企业引进技术,结果引进技术的被引进生产线的搞死了. 韩国只引进技术,加以吸收和研发,最后强大了.
邓是有贡献, 但也不要一力护短. 他的产业路线技术发展路线错了是事实, 遮盖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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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前三十年中国人民有迁徙自由,我就不敢奉陪了。
我爷爷地主身份,当过国民党的兵,解放初在湖南被批得过不下去了,想着原籍里还有些亲戚可以照应一下,五十年代初就带着一家人从湖南回的原籍。
还有就是,我爷爷在迁前还是自己一个人先回的老家找亲戚商量来着,当时路费不够,半路上在株州民政局还是公安局打的条借了点钱。这事我爷爷从来没提过,他平生没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好话,呵呵。这是我二爷爷后来告诉我的。
这个Link是一个心理学实验中人心理的问题。
我不认为某个阶级更先进,或者某个阶级没有问题。知识分子自己问题并不少,特别是知识分子自己试图干政上,在八平方中知识分子表现不好。
先说你说的这些
前三十年大学数量少(文革中大学还中断了些时候),招生少。高考能上大学的都是成绩比较好,而且政治上表现,家庭出身没有问题的。本身能大学毕业,就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甚至说运气比较好的人。我父母在中学成绩都算好,但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考大学都进了本省内的师范。父亲原因知道,祖父是右派。母亲原因到现在不知道明确的原因,没有出身问题,报了北大,而且高考成绩好,后来瞎猜可能不是团员。后来母亲考研究生出来到了上海。到了我高中高考前,我中学和中学成绩都没有问题,但是不是团员(当时有点个性,不想入),家里在高三一定要我申请入团,就是当年的心有余悸。
解放后,到文革前,到改开初期,大学主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培养干部和高级技术人员。考虑到大学生当时的稀少,你说的工资不能说明问题。
另外就是说,大学生等于不等于知识分子。我说的文革受到冲击最大的是解放前过来的“旧知识分子”,而不是解放后经过筛选的大学生。萨苏的父亲的知识分子身份算是后者,但是有没有受到影响我不替别人说。
从我祖父来说,解放前是省会城市教会大学的教师,抗战中给国军做过机场的地勤人员。抗战胜利后,去美国读了博士,解放后回国。教会大学改成新大学,祖父当教授,开始待遇是很好的。当时是有一栋小楼,祖母不工作,五个孩子,祖父一个人的收入可以养活一家人。你要说这个不公平,我也觉得不公平。然后反右被政工干部“引蛇出洞”,本来祖父不问政治,被人家推着提了一点意见,打成右派,房子被收回了,工资降了(当然按照你的标准还是比工人高),祖父被搬到一个平房了,几个孩子也到了出去工作了,这个算是改造了吧,也算公平了吧。文革还要被批斗,罪名是“中央情报局特务”。造反派问,“你不是中央情报局特务,为什么要回国”。祖母也被人批斗,落下驼背,这个叫作一黑到底。一个女儿(我姑姑)为了在单位混下去,要写声明和我祖父“划清界限”。
注意的是,我们家在文革中并没有家破人亡,祖母和几个孩子都没有在文革死亡或者残疾(祖母的驼背不算,毕竟生活可以自理)。祖父死于68年,但是正常死亡。但是上一辈人提起文革之类的政治运动,都很后怕。
祖父的上辈是邮递员,算是人生规划是走读书当教授的道路,根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沾不上边。祖父不问政治,反右后也没有乱说乱动。你要说他当教授的待遇太好,可以降低一些,但是不要污辱其人格。
西西河里还有说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比邓小平负责,我没有什么话说。
你这里混淆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人和制度。没有人和阶层是完美的。你如果看看我上面那个link里的试验,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一旦给了狱警的权力,也可以变态的。当一个制度混乱的时候,人人都可以用“正当”的理由去泄私愤。我母亲科研单位里面,一个外地来的去上海同事家里,看到上海同事住在父母家里房子大点条件好点,回来想想自己还住宿舍,就给上海同事贴大字报,说是“资产阶级小姐”。还有,有一个人算是年轻科学家,有一个技术员说他在香港有亲戚,是“特务点”,他跟亲戚来往也是特务。没有任何取证,就是罗织罪名,结果他自杀了。科研单位里,科学家工资比技术员高,以后前途也好,也可能说话有不礼貌的地方,但是你文革时候批判人家的态度可以,说人家是特务就缺德了。你要说,造反派里面全是坏人,也不是。当时母亲单位里面,有个人是基督徒,造反派烧他的圣经,问他,你说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还是圣经是真理?他说,毛泽东思想是真理,圣经也是真理。后来造反派想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造反派头子看他是个老实人过去人缘也好,就说,他没有自己去传教,是你们去逼迫他说的,就不要给他做“现行反革命”了。但是那个时代,就可以这样来。一个人的命运,可以被造反派的头子的一年之差拯救一个人,也可以被一个人“特务”的想象力自杀。改开后,单位里面不是没有内斗,甚至有时候动手,但是跟那个时候比起来好十万八千里了。
80年代初期,给刘少奇平反时候,《中国青年》写过悼念刘少奇的文章,我记得很清楚一段,就是文革开始,刘少奇还没有失势,刘少奇的儿女去参加抄家,回到家里津津有味地说,刘少奇“厉声斥责并制止”。现在想想看,算是很大的春秋笔法,说明走资派子女确实在文革初期闹得很厉害。现在有人说,文革暴行有走资派子女参与,来证明文革正确。试问一下,即使走资派子女参加了这种暴行,为什么这种暴行没有发生在文革前走资派“猖獗”时候,也没有发生在文革后走资派复辟以后,单单发生在文革当中?还不是环境使然?
不能说你说得那几条不对,但是补充点我这里的材料和想法。
82年后,如果你回原籍,比如从上海回到农村居住种地,会被收容遣送回上海么?
没有这种例子,好象不太有人这么做。
日本人的很多技术是受美国人控制的,能给韩国的,不一定能给中国。
还有,(我记得在哪里读到过,有待证实)三星是美国人控股的。
日本人自己对出口技术给中国也有很多顾忌。比如最开始,中国是找丰田谈在中国设厂,引进技术的。丰田一口回绝:我们不出口技术。等到中国满大街都跑的是大众车,丰田才醒悟过来。
就我这地方来说,只有娶媳妇招上门女婿才落户,还得是农村户口。这个嘛,先是都瞧不起农村,所以没人会回,再后来比如现在,想回也不让回了。不要说从外地,本村的转成城市户口后再想回来都不可能了。
所以彩电这个例子,没有日本人不给中国只给韩国的原因。当时长虹和韩国引进了同等级别的彩电技术,但韩国实行十年保护政策(在自己能生产彩电之前不引进日本生产线直接造),而中国这么多厂子都引进生产线,长虹引进技术的路线被击败了(因为还要一两年消化吸收)。
彩电这个问题,就是邓的错误政策导致的。所谓市场让出去了,技术没换回来。这个是共识。邓有错误我们也要承认,毕竟以前不知道技术只能通过自己吸收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