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双 城 记[连载] -- 谭伯牛

以胡林翼为代表的清方人员瞧不起《三国》、《水浒》的兵法，其实是数典忘祖、大逆不道。要知道，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三国》、《水浒》的忠实读者，且命人将《三国》译为满文，供臣下参习其中的文韬武略[98]。即如袁崇焕之被戮，据说就是努尔哈赤对《三国》中的离间计学以致用的结果，可见，满洲立国，《三国》之功莫可掩。而清国几被同样善学《三国》的太平军颠覆，若讲报应的话，则明人罗贯中编次《三国》，可视作胜国为新朝埋下的定时炸弹。

　　玉成于《三国》及其他说部之学，造诣极深。包营而独松一面，是诱敌出击，而设伏于村舍民房，更出乎信奉兵必驻营的胡、曾之意料。兵不驻营，散处民间，则不利于管理、调度，亦有扰民之嫌，故胡、曾强调军队须随地筑营，自办蔬米。太平军则不然。其驻营之法，谓：“于当守处，则重濠重墙；不当守处，则不营不垒”；此与湘军不论久暂战守，“处处为濠为墙”，大有区别[99]。这一次包围霆营，独宽一路，即“不当守处”，故濠浅墙松，适可诱敌。而伏兵散居民间，临战，竟能一挥百应、乘时而动，根本未出现胡、曾设想中军民混居、临战忙乱的情状，则与太平军日常训练大异于清军有关。据湘军情报机关（所谓“行营采编所”）的研究报告，可知太平军中“真贼”、“老贼”（按谓自金田起义时即从军者，及中途加入被提拔为将领者）比例不高，大半为沿途裹胁之“新贼”，匆匆训练，“何技之有”？然太平军偏能所向有功，则又必非毫无技艺者。经深入考察和分析，终于搞清楚太平军的常训科目只有三项，而这三项就构成太平军的核心竞争力，其一曰“声”，其一曰“色”，其一曰“奔走”。声者，“万人大呼‘杀妖’”，其声震天，入耳惊心；色者，“衣巾旗帜，一片红黄”，视觉刺激十分强烈；奔走者，“以大旗数面各领一队，牵线急趋，以捷走不脱落为合式”[100]。此处提及之“牵线”，是太平军最常用的行军列阵之法。一军之卒“肤相挨，足相蹑”，接续而行，队列中间以大旗数面，各领千馀人。数万人行军，亦用此法，故常常“首尾蜿蜒二三十里”；清军侦探见辄丧胆，每报“贼军排列数十里”，其实不过是“一线单行”（大路亦用双行），并无旌旗蔽野的规模。“牵线”行军，纪律极严，“凡行走乱其列者，斩”；即体力不支欲稍息路旁者，其上司亦毫不留情“手刃之”。以故，数万人之伍，数十百里之途，亦能“鱼贯以进，斩然不紊”。行军途中，若遇敌军来袭，众卒惟视各队“大旗所往而奔赴之，无敢或後”，故能保持队形，临危不乱。采编所总纂官不由衷心赞叹：只用数面大旗，便足“役使万众，略无参差，振裘挈领，深得以简驭繁之妙”[101]。于是，仅凭着“奔走”“声”、“色”的本事，本应是乌合之众的太平军，居然成了劲旅。而临战时“视大旗所向而奔赴之”，毫不慌乱，则可见出太平军凛遵号令的战术素养；于是，即使散处村馆民舍，一经下令，兵卒各觅各旗，即时成队，转瞬即由寄居之民变成肃杀之阵。对太平军的训练成果，湘军无可奈何；欲稍稍减弱这种民、兵合一战法的威力，就只剩下烧民房这一条办法。林翼儆于此役败仗，下令：从此後，“打仗之时”，“派人先焚贼居”。“见屋即烧”，“无论是民居，是贼馆”，“凡大屋，尤须密烧”[102]。只是，鲍超这时已无暇烧屋，其营业已被团团围住，如火中之栗，正接受敌军的烧烤。

　　太平军将南面之围收紧，“联营百馀里，步步逼近，压鲍公之营而垒。其近者，至于謦咳相闻”。太平军之善攻，既如前述，请述霆军之守。首先，霆营前此修筑的坚固工事便发挥了作用。两军固然“謦咳相闻”，但中间隔着厚墙深濠，欲握手致意，终不可行。其时，霆军与多、蒋军已无法联合，多、蒋也不敢冒然冲击太平军外围，于是，自二十四至二十九日，玉成得以一心一意组织攻势，在火力掩护下，发动多起攻坚战。攻势日甚一日，“士卒多有伤痍”，霆营似不可支。多隆阿侦知此情，报告林翼。林翼接信，绕室彷徨，计无所出：若以“全军”为念，命霆军撤出，则地势全失，敌军径前，可解太湖之围，且将入侵湖北；若励以坚守，则不敢保证霆军能否坚持到山内、山外两军会师的那一天――初订为明年正月十日，实则延至廿五日方开仗――万一营盘被破，则不但会师成虚愿，手下第一骁将、军种第一劲旅亦恐从此湮灭。权衡事势，前策似更凶险，当此局面，绝非想撤便能撤出的，极有可能甫出营门便被歼灭。李续宾之军人数犹倍于鲍超，只因不耐守营而求溃围，遂被玉成、秀成前堵后截，全歼于三河；若增垒加濠，缩营待援，结局未必如斯惨烈。前车之鉴，思之胆寒。鲍超号勇悍，却非莽夫，心思一点都不??疏，于营垒、军资、情报等事之细节极为讲究，此次立营作守，固应可恃，咬咬牙多挺几天，自能开出新局面。以此，林翼致信鲍超，请他再“坚守十日”，“切勿轻于出队”，以俟“约会”“冲杀”之期[103]。作为当局者，鲍超心绪却自不恶，无他，凭?|生寺一战，他已建立了针对陈玉成的心理优势：主动攻击都可取胜，固营自守还能糟到那里去？语云：谋定后战；谋与战，合而言之固是一事，分而论之则各有其主，盖谋主智而战主气。林翼尝以猪尿脬喻之，曰：“孺子之戏猪脬，贯以气而缚以绳，当其盛时，千锤不破；一针之隙，全脬皆消。兵事以气为主。兵勇之气，殆如孺子猪脬之气。此中盈虚消息之故，及蓄养之法、节宣之法、提唱之法、忍耐之法，惟大将能知之”[104]；其词也谑，其义则正大。鲍超对陈玉成的心理优势业已建立，可谓猪脬已在掌握；林翼“坚守十日”之信，可谓“贯以气”；而“切勿轻于出队”之嘱，则是“缚以绳”；然则，未来十日内，大将鲍超所应注意者，为“蓄养”、“节宣”、“提唱”、“忍耐”诸事，而尤以预防“一针之隙”为最。事实证明，鲍超此次“戏猪脬”，可得满分；战绩证明，鲍超一生从未被人捅破过猪脬，反倒经常弄得对手“全脬皆消”。然鲍超“戏猪脬”之详情，语在《如雷如霆》篇，此不赘。接下来，讲一个故事，名为“黑暗中的笑声”，以见两军对垒相杀之时，除了血雨腥风的红色恐怖，亦不乏莫名其妙的黑色幽默。

伯牛兄好文。

就因伯牛兄的好文惹得潜水买了一套唐浩明的曾国藩。

既曰“黑暗中的笑声”，可知此事发生在夜里。然夜虽黑，军营中岂无灯火？答曰然。霆军与太平军各由名将指挥，入夜，“俱停刁斗，灯火无光”。霆军如此，系遵湘军守夜之制：“不许打更，止许走筹。传令者大声，接令者低声。不许点灯，不许呐喊，说话悄悄静静”[105]；军队守夜，不论在营在城，须静整，须黯黑，实是老于兵事者的共识。三年前，曾国藩曾论及敌我两军中，名将守夜之制如出一辙，云：“林启荣之守九江，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按忠源字）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柝列炬。己无声，而後可以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後可以伺人之形”。当李元度向他通报太平军守抚州，“每夜明火列炬，更鼓严明”，担心城守甚固，难以急图；国藩便给他讲了这番道理，教他不用担忧：“抚贼之备物太甚者，其中盖有所不足也”[106]。其实，此即孙子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不可先传”的“兵家之胜”也[107]。然而，敌营“明火列炬，更鼓严明”，除了如国藩所谓“有所不足”于中，专用来吓唬李元度这等光看表象、不谙本质的“学阵者”外，还有一种情况，则是中设伏兵，卖个破绽，诱敌“劫营”者。多隆阿便善用此计。然鲍超此时四面被围，腾挪不便，断不能效法。玉成“俱停刁斗，灯火无光”，则因防线过长，不无被霆军突出溃围的隐忧，故亦不敢尝试诱敌。二人俱受制于博弈论，乃各安其分，不轻用奇。于是，到了夜里，小池驿地方一片漆黑，自外人视之，惟见数千棚帐一道聚扎，孰为官军，孰为匪营，莫可分辨。

　　某夜，太平军采办的粮米运到，正待押入玉成大营。而玉成大营距霆军前营最近，押运官稍一疏忽，摸黑喊话，竟对着霆营方向隔濠悄问：“此英王营盘乎？”恰又逢着鲍超巡夜至此，乃命门者佯应之，当即授下密计，随即亲自出营查看，只见“昏黑中数百囊担充塞濠外”，如法抽验，“果皆米也”。大喜，立命运入营中。入营後，担米役夫尽缚之，押运人员则“随入随杀之”。运了一半，营外人见势不对，只有进去的没有出来的，疑惧不敢再入，赶紧押着馀米离开。鬼使神差，走了一截路，竟又绕到霆军的左营，隔濠再问：“此英王营盘乎？”营中早已传令，今夜逢米必收，于是，照前剧本又打了一回“冒诈”。这边送到一半，营外人看着仍然有去无回，大恐，押着最后一批米转身就跑。跑了一大截，再次叩营，天可怜的，这次却被霆军右营蒙上了。终于，“运米贼数百人无得脱者，共得米三百二十馀石”。霆营被围数日，正恐粮道不通，忽然得到这批意外接济，众将士“以为天授”，禁不住欢喜，一时间，阵阵笑声打破了小池驿的悄寂[108]。

　　初闻此事，似不可置信。然待我们了解了太平军的後勤制度，庶几祛疑。如前所述，太平军之打行仗，较诸湘军有两大不同：一、太平军并非一律要求兵皆住营、随地扎营，而是经常征用民房“打馆”、“尽搜民间食物以供啖嚼”，其利在于“省军力”，士卒少服劳之苦，“故气自振，恒战斗以忘死”[109]。湘军则是兵皆住营、止必扎营，以此，兵将相习，上下同心，或逊乎敌军之“忘死”，而全军部署之迅捷、战术之谙练则优于敌军。二、太平军不惯扎营，故喜速战（亦只能速战），由此不注重建设自己的後勤体系，全以“取用于国，因粮于敌”[110]的方法解决供应问题。湘军则不然，建军之初，便有粮台之制：总粮台常设于水师[111]，行营各设分粮台，全军以总粮台对外承办一切辎重银米的采购和征办，然後，总粮台根据各营预算对各行营粮台进行指拨，即士卒采买日用品亦大半在粮台货船解决，尽量避免军内军外不经粮台而直接发生资金和物资的流动。此法甚善，用今天的话讲，可以充分发挥集团采购的优势，也可有效预防因汇率[112]和物价变动引起的经济损失。

　　因为营制与後勤制度的差异，湘军作战部队的补给常较太平军为从容。这一次，太平军临时调运粮米，闹出这么大的笑话，可以视为制度缺陷造成的苦果。不仅此役，咸丰十年在赣、浙边境，同治元年在雨花台[113]诸役，太平军俱因军实粮糈运送不及，无法坚持战斗，前功尽弃，都可算作制度缺陷造成的苦果。而反过来说，作为太平军的统将，当然能认识到补给不及时的危害，故不得不讲究作战的速度、追求用兵的诡巧，以便在发生物质匮乏之前解决战斗。但是，这种战术，若遇懵焉不察、恃勇而骄的敌军，如满、绿各营统将，固可奏效，一旦碰上老练、稳重的敌帅，如鲍超、曾国荃、左宗棠诸人，则将被捉住痛处，遭受沉重打击。孙子固然说过“因粮于敌”，他不还说过“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玉成此次“因粮于敌”失败，更欲“拙速”，无奈鲍超死守不战，逼着他出尽花招（“巧”），以老其师而费其财（“久”）[114]。在这个背景下谛听回荡在小池驿黑暗上空的笑声，读者当可将心比心，深刻体会到玉成的无奈与焦虑。而新年之後传来的情报，则更让他感到一丝恐惧：湘军万人大军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登上天堂，扼要布防。这意味着，己军已处于被夹击之势，敌军的反戈一击即将来临。若不愿撤军，那么，只有赶在敌军总攻之前攻陷小池驿，打通前往太湖的道路，或对天堂之军发动强攻，夺取制高点，方能避免全局的失败。新诗名篇云：“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你若不想被人看，又不想就此离开，那么，要不拆了这座桥，要不就拆了人家的楼。玉成显然不愿被“看杀”，因此，他双管齐下，既攻霆军，复犯天堂，展开了最后的疯狂。

　　十年正月初一至初五，小池驿攻防战之激烈程度达到顶峰。霆军左营受创最重，鲍超亲自督战，敌军“枪炮子密于雨点，洞穿左军棚帐如蜂房，时或伤鲍公左右”。左营士卒经过十馀日的不断轰击，伤亡惨重，体力过度透支，亦形不支。在此关头，多隆阿表现了“肯救人、固大局”的“大将之道”。先是督队杀进重围，为霆军补充军资，旋又精选己军将卒为一大营，进驻霆军左营旧垒，而将左营全部将兵移调至中营养伤。多部接防後，续有伤亡，而多、鲍两军之气以此更健。初六日，多隆阿调唐训方军入围中，命其驻扎在己军与霆军之间，欲强行扩大己方防区，以此破坏太平军四面包围之势。训军入列，多隆阿下令：“急作垒”；两个小时内，多军之垒“立成”，而训军“筑垒甫四尺”――营制规定，八尺方为合格。今语谓“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训军筑垒全不合格，其军当日必然血溅沙场，可想而知。唐训方回忆垒未成而敌已至的情形，云：“垒垒未成，贼蹑焉，以死战出”[115]；“死战”二字，一点都不假，当敌军大上、“训方苦战”之时，“多隆阿坚壁不救”[116]。训军此番入围又突围，纯属自助游。然多隆阿之“坚壁”，亦势所必然；敌军蜂拥而至，多、鲍、唐三军能各护其垒，捱过猛攻，便是成功，若妄图出垒救援友军，则极有可能与之俱灭。请以街头群殴为喻。人少一方与人众一方混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各觅对手死拚，尚不暇讲究什么擒贼擒王射人射马的策略。若见己方某人被殴至倒地，遭众人拳脚痛击，万不可心生恻隐，舍弃面前的对手，去援应朋友。因为，这么一动，不仅放弃业已取得的攻势，且将前后受敌，连守势都保不住。本来己方战线只有一点被突破，尚足支撑；分心救援，则攻守俱废，瞬间便已被攻破两点，其势更形颓弱，不免于败。败，则全体挨揍，喋血街头，人不忍观矣。而硬下心来，不去救援，只管拼死制住面前对手，各负其责，则人数虽少，尚有望于一战成名，足可傲立街头，并赚得医药费为朋友疗伤。多隆阿之用心，无异于此。“坚壁不救”之语，暗寓贬义，出自王贻运之口，即此可知：贻运之少年固未领略“蛊惑”之快感，而贻运之中年亦不曾体会兵事之精也。林翼论此，则能平允，曰：“形睽势隔，不能救人如救火”[117]；不愧为知兵之言。设贻运为主帅，彼将引前揭国藩“败不相救”之语痛骂多隆阿矣。书生好谈兵，兵岂易谈哉？虽然，伯牛亦不过纸上奢谈而已，适堪自笑。

　　110]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作战篇》张预注：器用取于国者，以物轻而易致也。粮食因于敌者，以粟重而难运也。夫千里馈粮则士有饥色，故因粮则食可足。

　　[111] 咸丰十年後分别在南昌、安庆设立陆路总粮台，然粮台物资的调拨转运仍赖水路。

　　[112] 所谓汇率，盖以此指称当日银价、铜价、大钱、部钞、司钞及外洋银元之间的兑换，可参见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

　　[113] 拙著《战天京》之《战天京》篇“二李战一曾”章，即述此役，读者可参观。

　　[114]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作战篇》杜牧注：攻取之间，虽拙于机智，然以神速为上，盖无老师、费财、钝兵之患，则为巧矣。

　　[115] 唐训方《从征图说》，见陈士杰编《唐中丞遗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十五辑，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光绪辛卯刊本。

摘自王庆成《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

太平天国后期开辟苏、浙，李秀成是主要将领，与洪仁ｇāｎ＠①关系较多，李、洪的供词中提到对方也都不少。清方问官记李秀成答辞：“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联系其亲笔供词中的言辞，李秀成对洪仁ｇāｎ＠①显然有轻视和不满之意。但洪仁ｇāｎ＠①供词在述及较早时期李秀成同他的关系时，情况却不同。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清江南大营张国梁正以“长城”围困天京。《太平天国》已刊的供词有“己未冬，与忠王议解围攻取之策，悉载前帙”语，此“悉载前帙”四字，过去阅读，不知所谓，今获见上述台北各材料，知“前帙”即是供词2，其中有长篇述词，说明了李秀成封王后与洪仁ｇāｎ＠①联系的情形：

（李）具禀求示以行征之策，予以兵要四则答之，末言目今定策，不能形诸笔墨，祈为细心推行可也。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教当攻取之策。予见其求教心切，乃答曰：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今京都被围，止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短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外无余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侍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忠王曰：果如此，足见殿下妙算矣；倘解围后，又将何以进取乎？予曰：有策，一指点间可知矣。请弟思之，我天京南距云贵两粤，西距川陕，北至长城，俱约六七千里之遥，惟东至苏杭大海，不及千里，乘胜而下，一鼓可成，那时地广库丰，吾得××××买用火轮船二十个，往来长江，上通荆楚，下通闽粤，发兵一支曲江西进两湖，发兵一支由江北进荆襄，武昌得，则长江既为我天京之保障，南方可传檄而定矣。然后操练兵马，安抚良民，自川陕而东，则无粮以应北京，其势必危，吾事济矣，弟其留心忽忘可也。

这段叙述的内容亦略见于供词5，但上述供词2更为详尽具体。其中述及《兵要四则》是洪对李的回答，更为前所未知。《兵要四则》最初附刊于《资政新篇》之后，其首句称，“前有为将者具禀求教用兵之法，小弟姑举兵要四则以答所求”云，其四则为“为将有为将之学问”、“为将有为将之道德”、“为将有为将之法律”及“为将要知蓄锐之方”，末云“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故廉蔺相如，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者此也。”今知此四则为答李秀成而作，读来当可有更多的领会。洪仁ｇāｎ＠①在答语中指出他来天京并非为了禄位一句，犹是针对封王时武将不服因而心有不怿的表现。

供词2续谈李秀成为求教的往来说：

忠王即回府具禀谢指教之恩，次晚又来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予曰：……若如弟高见撤兵，未审京内粮饷足支几久也？谅弟必筹之熟矣。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勿虑，吾誓报我主知遇之恩也。若虑粮乏，可问赞王，可支三年也。回府后，又具禀求宽心勿疑。吾批之曰：言如是，行如是，事事有济。伊又着人面谢，懔遵十字而行也。

太平军此次解天京之围之计谋出于何人，李秀成供词不提洪仁ｇāｎ＠①，而洪仁ｇāｎ＠①供词则说是李向他求教，言之凿凿，且记了一些问答的话，似乎不可能是向壁虚构。据李秀成供词中对洪的藐视，洪仁ｇāｎ＠①所述的他对洪的谦恭之态，似不可解；但当时李新封王爵，与洪的关系未必与后来相同。庚申十年太平军得苏州后，洪到苏州，赠来访的西教士艾约瑟等以所著《资政新篇》，但只是手写本。他对艾说，忠王李秀成答应在苏州刻印。按今所见的《资政新篇》署己未九年刻，何以到庚申十年送给西教士的还只是手写本？

但艾约瑟的记述详尽具体，应不致传讹；而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赵的确见到过《资政新篇》庚申十年的刊本。从这里看，李秀成于庚申十年在苏州刻印《资政新篇》，并非子虚，可见当时洪、李的关系还是好的。

洪仁ｇāｎ＠①同李秀成在对外关系方面政见似不同。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席卷苏南，逼近上海。洪仁ｇā

ｎ＠①供2详述因上海而引出的对外关系事说：

遂大破丹阳、常州、苏省各郡县。唯上海县未下，碍有洋行，恐伤和好。我天王知予在外洋四载，熟悉各邦洋人情性习俗，而洋人亦知予识其举动礼仪及天文地舆历数物理，必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乃降诏令余往苏邀洋人来会，颇能如议。而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而忠王遂发师进取，见是空城，遂掠取洋楼物件，被洋人伏兵杀起，出其不意，败回苏城，此刻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

此事在他的其他篇供词中被一再提及。供词5说：

那上海本有洋人，伪忠王带了二千人想破上海，被夷人空城计败回。伪忠王于庚申年五月破苏州，小的想与夷人和好，亲到苏州，夷人因闻伪忠王有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话，以致不能得上海。至那年八月小的转回南京。

供词7又说：“那李秀成偏要与洋人为难，我将洋官都请到苏州讲和，被他闹散了。”

洪仁ｇāｎ＠①提供的这些证词内容，包括洪、李对上海事的意见矛盾，是我们过去所不知或不详知的。我曾对太平天国克苏州后引起的上海问题作过考证研究，可以确定并没有“洋官”到苏州来“讲和”，来的只是几批传教士。其时英法两国已据天津条约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大利益。为换约而引起的冲突以及与清政府谈判造成的纠缠无结果的局面，曾使英国特使额尔金发牢骚：与其这样不死不活拖下去，还不如让南京获胜算了。但这只是一时泄愤的话，决非英国的政策；驻华公使卜鲁斯就多次宣布不许太平军进入上海，否则武力相见，还命令驻沪领事不准收受太平天国的公私函件。洪仁ｇāｎ＠①写给英国以及美、法公使和驻上海领事的信，都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传教士们到苏州，有与洪仁ｇāｎ＠①旧识者，见面谈话气氛较融洽，但决无可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或和平进入上海之协议。当时太平天国中许多人在对外观念上都有两个误解：一是把外国人来访看做“来降”；二是把传教士看做是政府的“文官”。洪仁ｇāｎ＠①在港数年，似乎应不致如此。但事实是，并无“洋官”而只有传教士访苏州，并无“通商和好章程”“颇能如议”之事，而洪仁ｇāｎ＠①之说如此，岂洪仁ｇāｎ＠①之识见亦未能脱出一般人之误区欤！总之，供词关于这件事的具体经过，研究者需要慎重出之。李秀成出师上海，据李的供词和其他文献，是有某些外国人邀请他前去，并有“汉兵内应”，但终于败归。中空城计云云，似乎简单化、戏剧化了。

洪仁ｇāｎ＠①对李秀成的批评，集中见于上述材料9，即答驳《李秀成供》的述辞。李秀成于南京城破被俘遭曾国藩杀害后，其所写供词即被曾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及各有关地方大吏。洪仁ｇāｎ＠①被俘解送南昌后，大概沈葆桢给予阅看，甚或命其写读后材料。洪仁ｇāｎ＠①说，“予原存厚道，不肯自毁，诚恐阅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致纲目之倒置”，才写了这篇“签驳”。签驳的内容主要是，指斥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不认王长次兄为忠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李秀成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并不重用他，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驸马，然后才是陈玉成和他。洪仁ｇāｎ＠①在签驳中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兵粮之权归谁总握”？他说，“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洪仁ｇāｎ＠①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者注意。当然，亲臣功臣之后也不只是安富尊荣而已，幼天王供词11称，在南京时，保王封官是次兄洪仁达、洪仁ｇāｎ＠①、吏部天官朱兆英三人；幼天王即位，洪仁ｇāｎ＠①已在京外，是长、次兄和幼西王等执掌朝政。尽管太平天国后期渐形尾大不掉，但“保王封官”这样的大事大体上还是要有朝命的。所以，对于太平朝中用人轻重的评判，似乎李、洪所说的两方面情况都应考虑。

洪仁ｇāｎ＠①签驳对李秀成的又一种批评是指责他用人不当，品性变迁不一。如“滁州原守将甚妥善，忠王念李昭寿同姓，且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忠王坚原将出征而任李昭寿。”李昭寿后来叛变，李秀成曾后悔、自责。他与李“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则为前所未知。又批评壬戌春湘军下困南京，诏谕屡催不动，迟不援京。这是事实，李秀成供词中亦未回避，他以为应多解粮回京固守两年再战为是。这似乎是战略见解之不同。洪仁ｇāｎ＠①又责李回援天京时贪功心切、开挖地垅反而自伤多人及渡江北征不及援救雨花台等，则是小事或非事实，批评似乎过当。

签驳中更重要的内容，是指出将领“拓兵自固”和透露天王如何处置朝中党争诸事。这自不止是对李秀成的批评。签驳说，“忠王之坐守苏、杭、常、嘉等郡县，与侍王之坐守句、溧、荆、宜、广德，辅王之坐守宁郭、池州等处，章王之暗守芜湖、繁昌、南陵、秣陵、丹阳等处，各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任朝内诏谕催征，毫未见各省郡县多进粮饷以固根本”。太平天国自内乱以后，前期那样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未能完全恢复，各地将领在军政财政人事方面自作主张的情况日益严重，致清方亦有太平将领以所占地为“分地”之看法。洪仁ｇāｎ＠①这里指出的上述情况，说明了太平天国当大业远未成就之时，各将领已据地自雄，对朝廷不得尊重

了。洪仁ｇāｎ＠①供词之已在《太平天国》刊出的那一份，有“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之语，而在该供的原稿中还有“私议苏杭归忠王”字样，虽被勾去但显然可以看清。可见有过这样的议论而为洪仁ｇāｎ＠①所知。还有类似的事。黄文英供词25说：慕王谭绍光先在苏州，由于浙江湖州府是由他攻破

的，所以湖州的钱粮都要归他，后来堵王黄文金镇守湖州，也不敢用他的钱粮。从这一情况亦可看出各地将领各霸一方的形迹，甚至先着手者就常保利权。史料记载，李秀成克苏州后曾向天京输送金银财宝和物资，得到天王嘉奖，其后也颇有向天京输粮银的记载，但这是否能说明太平天国中央与地方之间有经常性的分定额的财政关系？洪仁ｇāｎ＠①供词中上述说法，普遍严重到何种程度？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太平天国后期朝中有“洪党”与“非洪党”之分，看来是事实。前述签驳中指出李秀成屡屡归罪于洪姓长次兄、洪仁ｇāｎ＠①、驸马等，而洪仁ｇāｎ＠①在供词和签驳中也对李秀成等多所责备，他说，“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林绍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认为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与林绍璋，甚或包括陈玉成，是一党。但陈牺牲早，在洪仁ｇāｎ＠①到京之初，陈曾是洪表扬联络的对象，故批评中较少提及。当安庆被曾国ｑｕáｎ＠⑩军围困时，天王曾命洪仁ｇāｎ＠①、林绍璋等带兵参加解救，但为时不久洪仁ｇāｎ＠①因朝中有外交事项须处理而被召回。后安庆失守，洪秀全查究责任，洪、陈、林都受处分，洪仁ｇāｎ＠①“签

驳”叙此事时认为陈玉成也是不愿他“认真直奏”的：

迨至安庆失陷，英王升天。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性命，又求英王阮其不力之愆。那时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殊知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故于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

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

从现存英王陈玉成致章王林绍璋的一封信，知在安庆之战中林绍璋原议与安庆城外陈玉成会合会击挂车河之敌，而林临期以军粮不继为由自动退却，遭陈玉成严词批评。林如何“不战不守”如洪之签驳所云，现不可详知，即以上述陈玉成信中之事而论，林已有重大责任。洪仁ｇāｎ＠①曾在前线，应知情况。洪仁ｇāｎ＠①供词2说，辛酉年冬月，他的关于“安省失守（的）本章”触怒了天王，被革去军师、总载、王爵；忌他“认真直奏”的陈玉成、林绍璋也以“不力”之罪革职，双方各被打五十板。但不久，恢复林绍璋等的权力，对洪仁ｇāｎ＠①及长次兄则不准干与朝政。在这里，洪仁ｇāｎ＠①虽称颂“圣鉴不爽”，而批评洪秀全之意却跃然纸外。数月后，到次年春，情况又有变化。洪仁ｇāｎ＠①供词2说，“壬戌春，因章王奸猾把持内外，凡事瞒上自专，致外省郡县粮饷少入，天王贬章王出苏、浙催粮援京，罢其掌朝政之权，仍复予军师之职，总掌朝政。”洪仁ｇāｎ＠①、林绍璋又互相换了位置。洪秀全的处置似乎任意反复，而实际上却透露了朝中党争的尖锐，洪秀全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看来他主要仍倾向于信任洪仁ｇāｎ＠①和洪族。

章王出京催粮的情况，据洪的供词2，“章王前以柔猾和众，及至此时，众不以伊为重，闭城不纳，粒饷不得”。但昭王黄文英供词24却说，太平天国十三年时，各王家眷都在湖州，由他照料，其时湖州缺粮，适章王林绍璋“由杭州催粮转回南京，小的就向他借了粮五百石供给各王家眷。”可见林绍璋催粮并非全无收获，洪仁ｇāｎ＠①与林多有积怨，不免语意过当。

太平军在1860年以前“裹挟”现象并不严重，否则李秀成就不至于总是苦于兵力不足，而陈玉成也不用一再扯动全军上固始去招兵了。不过太平军为了虚张声势，宣称兵力时常有“以一做四”的惯例，至于清军，至少在正式文书上也没有故意澄清的必要，所以实际人数远少于号称人数是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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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应是乌合之众的太平居然成为劲旅”，这话似乎有点以偏盖全了。

其他方面不说，仅就训练方面来说，军队的训练也不只限于训练场上的操演和读(听)三国水浒吧？比如，东王杨秀清下令将太平军兴以来的行军，宿营，警戒，内务，情报等等各个方面的经验加以总结制定的《行军总要》，就是官方要求全体将兵学习的教科书，对中下层官兵而言的实用性应该比“三国”“水浒”什么的更优先吧！

伯牛兄文笔是没的说，各个人物都栩栩如生。

可我总有个感觉，好像伯牛兄对太平天国那方面的重视不够，研究得不如对湘军这般透彻。字里行间，也流露出对太平军的蔑视。（也许是我多心）

说句不好听的，这样写下去，和王恺运的“湘军志”又有多大区别？

说得鲁莽处，望兄海涵。

太平军不惯扎营，故喜速战（亦只能速战），由此不注重建设自己的後勤体系，全以“取用于国，因粮于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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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后勤系统的粗疏与其领地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因为战事起伏很大，很多地方时占时丢，而占领后“设关安民，征收税赋”也需要一定时间，不像湘军那样有稳定的后方和比较固定的的获取粮饷之地，倒不能说完全是因为“不重视”。

　　说太平军“不惯扎营”这点不太同意，太平军与湘军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湘军不是正规军，各防地本来就有绿营军队维护治安和负责防务。此外，湘军原则上只管打仗，别的事和他们不相关，而太平军则不仅需要直接负起全部防务和维护治安的任务，还有安民，稽查，宣传，建制，征赋等等任务，其行动方式不能和单纯作为军队存在而且并非正牌地方军的湘军相比。倒过来说，湘军每到一地必扎营，固然主要是军事上的考虑，但也有政治上的不得已。但不是所有的太平军都扎营并不能证明太平军“不惯扎营”，前期杨秀清主军期间，太平军号令严明如陆路号令、水路号令、点兵号令、传官号令、查察号令、防敌要道、禁止号令、体惜号令、试兵号令等都得到相当贯彻，至于杨死石走之后，太平军管束渐松，号令不行，原先的优良作风逐渐败坏沦丧，却不能说太平军一惯便是如此。比如伯牛兄举的那种例子，如果是在太平军号令森严的时期就绝不至发生。

训军败退，回驻小池驿西南的新仓。然多隆阿见缝插针，硬生生在太平军包围圈中“急作垒”成功，与霆营并肩而立；三军构成一个品字形，恰如一颗榫头卯进太平军的厚壁。随後数日，又新增八营分驻小池驿和新仓，湘军阵脚更稳。正月十日，金国琛率十四营登上天堂，与余际昌九营会合，“从万山深处俯视，平原均在目中，已可拊其背而扼其吭，遂密与多隆阿等定内外夹攻之约”[118]。玉成不必缴获此份“密约”，亦可揣知腹背受攻为期不远，大势渐去；然心犹不甘，乃于十一日分派四路人马“仰攻”天堂，作最後一搏。仓猝攻山，胜败不问可知，据湘军战报，是役“毙贼三千馀名，夺获贼械无算，生擒四百馀名”。恰在此时，浦口、九??洲相继被江南大营攻破，天京水路阻断，形势危急，洪秀全急诏玉成回援[119]。连逢败挫，玉成早已无心恋战，此道密诏适可作为退兵的借口，乃收拾精锐回援天京，馀下疲师弱旅则仍驻潜、太之间。十馀日后，湘军山内山外两路大军发动总攻，剩下的太平军一无主帅，二无精锐，遂一触即溃，望风而靡。太湖、潜山两城亦相继被湘军收复。

　　林翼奏报胜况，云：“合计各路各战杀贼约二万馀，踏平贼垒百十座，焚毁贼棚贼馆数百处。此军兴数年以来仅见之大战也”[120]。伯牛按：此次湘军以二万馀兵对抗十万之敌，固为“仅见之大仗”，然最终取得胜利，却不可忽略敌军之主帅、精锐先已在决战前撤退此一重要事实。所报战果，云一役杀敌二万馀，亦嫌夸大。当然，湘军各部报仗每每不实，一直是困扰统帅的无解难题，此实非林翼可以实话实说者。再说，打了胜仗，报告夸张一点，无伤大雅；较诸出事故、打败仗之後，丧心昧良，减报伤亡人数，更易为人接受。

　　玉成抵天京，适逢李秀成虚攻杭州得手，回首来解京围，两军会合，当即击溃江南大营。至此，陈、李合作之第一次“围魏救赵”大获成功。二人一西一南，甘苦各异。然秀成所对之敌，或为不谙兵事的罗遵殿，或为不审军机的张玉良，故能依计而行，连连得手；玉成所对之敌，则是胡、曾、多、鲍等当世豪杰，且潜、太之攻坚更难于杭州之击虚，故玉成毋庸为此过于愧疚，秀成亦不必因此太过得意。且天京解围不过十馀日，曾国荃即已领军进至集贤关，将围安庆。安庆若失，则滁州、和州俱不可守，湘军水师亦尽得长江之利，而天京外围屏障再无可恃。因此，解围後，太平天?肓⒓凑倏?军事会议，商订“进取之策”。会上，陈玉成的意见比较直接，“求解安省（按即安庆）之围”，李世贤的意见则十分曲折，云当先取福建。李秀成与洪仁?\则建议先取苏州、常州，建立根据地，然後分兵，沿长江两岸向西进攻，终会师于武昌[121]。秀成、仁?\之意，盖以武昌为湘军指挥中心所在地，己之大军若攻武昌，则包括安庆围师在内的湘军各部俱将摇动，安庆之围不解自解；且长江两岸分别进军，途中，北可联络皖北、豫南地区之捻军，南则攫获皖南、江西的财利，甚至威胁到湘军老巢――湖南，有一石数鸟之妙。概观秀成、仁?\之策，居然又是一次“围魏救赵”，而计划中的南北并举、千里进兵，其取势之远大、构思之精妙、规模之宏伟，则远远超过第一次的突袭杭州。仁?\方为秀全所倚重，秀成解围之功亦为秀全所赞赏，秀全本人固亦偏爱“宏大叙事”，于是，一拍即合，定下此计。

　　江南大营既溃，东南半壁再无一支可战之兵，太平军锋镝所向，莫不风靡。咸丰十年四月六日，太平军克常州。十三日，克苏州。二十六日，克嘉兴。旋在苏、常地区设立苏福省[122]，此即太平天国後期重要根据地，不但扩张疆域，还能在财政上接济天京，所谓“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123]。同时，湘军也抓紧时间布置安徽军务。前此四路进兵之策，稍作修正：曾国荃部围安庆；杨载福率水师攻枞阳，断安庆接济；彭玉麟率水师巡江，上下转运；多隆阿部驻挂车河，逼桐城；余际昌部守霍山，防北路；李绪宜部驻青草塥，为安、桐间援应之师。兵法：须具四种兵方可攻城，四路者，曰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和扼援兵[124]。观湘军布置：曾、杨攻城，李备战，彭运粮，多扼援；恰符斯旨。

　　然则，太平军在苏、常立脚既稳，依策应发征西之师；湘军于安庆合围告竣，照理须作倾城之战。双方俱似箭已在弦，有不得不发之势，然自春暮以迄仲秋，双方竟皆引而不发，若有所待。何也？西太后尝问曾国藩：“这事岂不甚奇？”伯牛亦欲借国藩之语以答读者，曰：“这事很奇”。[125]

　　倘若身在局中，固不妨称奇致惑；然百年以後，文献足征，情理可探，再说什么“这事很奇”，就不对了。窃尝寻绎当时公私载记，略有所得，稍能自信于解此“奇”局。惟太平军此次定计，欲解安庆之围，落笔却在千里外之武昌，既屡为胡、曾所叹服矣；则伯牛欲将这一桩“奇”事讲述清楚，亦不妨师其故智，先用一场万里之外、一年之前的当代战事发凡起例，继而分析太平军与湘军在兵政、吏治、人事方面的重要举措和微妙细节，以求最终能对抽象的兵家要诀――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获得一份具体而微的感受，庶几不责我以辞费。

　　[119] 正月初九日，浦口沿江营垒被破；十日，九??洲失守。正月十二日，和春奏称：“顷据探报：洪逆因被围情急，密寄伪诏号召上游逆党即日下窜解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罗尔纲《太平天?胧贰返诓002页，注[二]。

　　[121] 洪仁?\《在席宝田军营之二――亲书供词》，王庆成《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472页。

　　[122] 苏福省，是太平天?朐谒罩莞?、太仓州、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地区建立的新省，省会在苏州。

　　[124] 陈规《守城录》卷一《靖康朝野佥言後序》。规字元则，宋代密州安邱人，善守城池，撰《守城录》四卷，乾道八年，诏刻其书颁天下，为诸守将法。事迹见《宋史》本传。

　　[125] 伯牛按，同治九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身亡，慈禧急命曾国藩办理此案，召对时，有此一番问答。所以移用于此，盖以其语气甚合当时形势，故不惜割裂。尚祈读者谅此“无厘头”文法。

对“仁?\方为秀全所倚重，秀成解围之功亦为秀全所赞赏，秀全本人固亦偏爱“宏大叙事”，于是，一拍即合，定下此计”，有些不同看法。

　　首先，李秀成方面，据李秀成自己说《自六解京围之后，息兵三日，天王严诏下颁，命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苏，限我一月肃清回奏”，为何“严诏”“一月肃清回奏”？可见洪秀全对李的东征主张颇有疑虑。

　　二破江南大营之后，鲜见洪秀全有褒奖称赞有功将士之举，相反，却诏书中把一切功劳归于天父天兄，以及死了的东王西王南王等人，说什么是这些死人在天上战败妖魔才带来了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在这位“睡紧都做得江山”的“天子”心目中，哪里还看到得到李秀成等广大将士的出智出力，浴血奋战之功的份量呢？

　　其次，关于洪仁?\，起初回京时是极得洪秀全看重的不假，但其后渐遭冷落也是事实。李秀成回顾这一时期的人事时说，“天王是一重幼西王萧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洪仁?\虽然有所反驳，但针对的也只是洪氏亲族与李秀成的权力分配问题，没有涉及他自己的地位。种种迹象显示，洪仁?\在太平天国的地位虽然始终高于异姓诸王，但在洪秀全心目的地位却是日益下降的。太平天国已未九年四月初一日洪秀全《封干王诏》中说：“朕意?\胞、达胞、玉胞……知之”，洪仁?\的地位居石达开陈玉成之上，列第一，但仅仅五个月后，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洪秀全发布的《天历每四十年一斡旋诏》中“朕诏和甥、福甥、?\胞、达饱、玉胞……”，洪仁?\的地位就已经在洪秀全的两个外甥之后，降到第3位了。到了辛酉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天王诏旨》中，“朕诏天钓子侄、和甥、福甥、和元侄、利元侄、科元侄、瑞元侄、锦元侄、栋梁婿、文胜婿、万兴亲、?\胞、葵元侄……知之”，洪仁?\的地位已经列在洪秀全的侄子，外甥，女婿之后，降到了第12位，仅仅不到20天后，又降到第16位。

　　虽然地位不完全说明问题，但洪仁?\在洪秀全心目中的地位逐日下降是可以显见的，说“方为秀全所倚重”略有不妥。

推测伯牛兄的“双城记”之一指的是安庆，而以行文看，是将1860年春陈玉成在皖北的作战也列入了“双城记”的一部份，我觉得这一说法有些牵强。

《李秀成自述》中提到他为解围之事与洪秀全发生意见分歧时是这样说的：

　　“那时江浦上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不同，轻骑回京奏主。。。。。。将主国臣筹算，与主周详算：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陵湾址一带。。。。。。与主力辩，当被严责。。。。。。不得已，后而再行前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再留，准我出京。”

　　注意这里提到的李秀成守浦口，“张帅”(张国梁)与太平军恶战的时间发生在1859年12月，张国梁至道12月26日才返回江南大营，则李秀成“轻骑回京”的时间理应在浦口战事暂告段落之后，也就是1860年1月的事。

　　然则，陈玉成西援是1859年11月下旬的事，小池驿会战是这年12月拉开序幕，而在1860年1月上旬全面打响的。这个时候李秀成才刚刚回到天京，正与洪秀全就下一步的行动发生争执，小池驿会战又怎么可能是“围魏救赵”的一部份呢？李秀成在下面也说，“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被曾帅之兵敌，不能移动”，由此看来这是“围魏救赵”决策的前提之一，而非决策的一部份。

　　伯牛兄文中提到2月8日和春奏报中洪秀全于“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对照李秀成“轻骑返京”及与洪秀全意见分歧的时间，窃以为恰恰说明这个时候“围魏救赵”之策尚未确定，如果已经决定由李氏兄弟“围魏救赵”而以陈玉成在西路活动，那就不会有“诏上游逆党下窜解围”的事情了。所以，我不太同意伯牛兄说和春尚未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的说法，而认为太平军在这个时候尚未形成解京围的决策。

　　再看小池驿会战以后太平军的动向。

　　伯牛兄文中说“连逢败挫，玉成早已无心恋战，此道密诏适可作为退兵的借口，乃收拾精锐回援天京馀下疲师弱旅则仍驻潜、太之间”，但事实上，直到潜山太湖失守后，陈玉成并不曾离开皖北战场，相反，小池驿之战后，陈玉成前往皖北腹地展开攻势，3月初在舒城一带驻垒布防，后又转战滁州，全椒等地，直到4月下旬东向参加攻打江南大营之战。

　　事实上，根据李秀成的说法，“围魏救赵”的策略是针对“五困天京”的局面而谋划的，也就是1860年2月1日江南大营攻陷九袱州之后的事，证以上文2月8日和春奏报洪秀全令下游将领“上窜”的诏旨，二者是一致的。那之后，太平军主要将领在枞阳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不管决策是出于洪仁?\和李秀成的共议也好，李氏兄弟的共议也好，或是太平军军事会议的决策也好，“围魏救赵”的部署是在这次军事会议后才付诸实施的，这点敌我双方的记载是可以相互印证而证明的。而陈玉成既然参加了这次军事会议，那么时间就只可能在小池驿会战结束之后。

　　综上所述，“围魏救赵”之策的决策时间不早于1860年1月(按照洪仁?\的说法，是李秀成“轻骑返京”的那段时间，而李秀成的说法则是“五困天京”即2月之后))，而付诸实施的时间不早于1860年2月下旬，陈玉成则是在小池驿战败后赶来参加了这场军事会议。又据李秀成记载，这年4月中上旬太平军主要将领再次在建平召开军事会议，最后确定了攻打江南大营的方案，陈玉成此时仍在皖北，但在4月下旬挥师东援，显然是配合“建平会议”之后的行动。从2月下旬到4月下旬，陈玉成部的活动均旨在扭转皖北的被动局面，交战的对象也是瓮同叔，李世忠等人，很难视为“围魏救赵”的直接组成部份。

个人认为无论是小池驿会战还是会战结束到第二次江南大营破围战期间，陈玉成部的作战都是相对独立的，说陈玉成与李秀成约好了一东一西分头行动并将其视为一项整体战略似嫌依据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