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贫雇农当家做主──侯之但最后结局的背后 -- 潇洒书生
查侯之担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19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担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 年4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对此我曾在《一个退隐军阀的最后结局》回复中质疑： 该县县志所据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但“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但并无什么明显的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但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并没有赶去山里入伙。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八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但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与他的老上司兼亲戚“冤家”王家烈早就卖田积资涉足工商业不同，侯之但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但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但”。
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但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但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但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
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
侯之但被杀的原因现在看来复杂，当时则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当然，如果侯之但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或虽然受到老蒋排挤但仍挂了党国要员“虚衔”的过气大佬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新政权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如王家烈。
我父亲这个曾经的土改骨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
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
“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一语中的！当时国民党才刚刚垮台，要分田分地，农民们不敢要，因为田地的主人就在身旁，哪个敢！只有杀掉他一批，田地无有了主人，农民才放心大胆哟！
从别人的钱买别人的地，树自己的名
当然好做啦
就以马步芳为例，不过是久居西北苦寒之地的地方军阀，他都能搜刮出4万两黄金逃到国外。那么蒋光头到底又刮走了大陆多少财富，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个数据，说花生米总共带着277万又5358两黄金、1520万枚银元、1537万元美元“转进”到台湾，我觉得这个数字有可信度。假如没有这么大一笔财富，台湾根本就不可能以赎买的形式完成土改。
“ 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
仔细想来，不如此又能怎样。
这是运黄金到台的负责人之子的小调查，可信度颇高。
当然钱不是万能的，有钱没有决心和执行力，有钱人家就不卖而你没有暴力对应也不行。还是书生兄说的：在台湾土改改的是别人的田地，常先生和诸将官才会那么不心痛。才会雷厉风行。-----当然台南的土著记恨国民党到今天，也有此种原因。
当年，逼迫贵州军阀王家烈下野后，蒋介石派其亲信吴忠信主政贵州。此公擅长分化瓦解、翻江倒海的功夫，很快就压抑了地方势力的抱团争雄企图，使中央的权威占据主导。说实话，吴忠信在抑土豪、尊中央等方面的作为比起此时仍与川阀刘湘艰苦周旋的贺国光来说，可谓贡献更大。对于吴忠信而言，长期呆在苦寒僻远的贵州实非上选，所以，他在干出了一番业绩后便急于活动返回中枢。吴走后，贵州主政的官员换过多个，其中在贵州人心里烙印最深的当属出身军阀的杨森。
杨森（1884～1977）国民党军领。原名淑泽，又名伯坚，号子惠。四川广安人。1904年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后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护国军第一军少校参谋、参谋处长，第二军第4混成团团长，川军第二军军长等职。1922年投靠吴佩孚，任中央军第16师师长、 四川省省长等职。1926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司令等职。1937年任第六军团军团长，率部参加淞沪抗战。后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军军长、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重庆卫戍总 司令等职。1949年到台湾，任台湾“总统府”顾问、台湾省“奥林匹克委员会”理事长等职。1977年5月15日病逝于台北。杨森是四川军阀中活动空间最广、经历最复杂、寿命最长的一个。
现在网络上提到杨森，多津津乐道“大军阀杨森与他的十二妻妾的故事”。在私生活方面，杨森固有“妻妾子女数不清”的名声。这里就不扯杨将军军训妻妾子女或90多岁高龄仍添贵子之类“传奇”，重点说说杨森主政贵州的零星轶事。
与同时期的川军“舵主”们相比，杨森更为圆滑、狡诈，属不可不交但不可深交之人。不过，杨森有一个特点就是酷爱体育、重视教育、追求时尚。到贵州当省主席的时候，杨森已经年过五旬了，但除坚持每天冷水浴外，还经常爬山、打蓝球。有时，兴之所至，杨森还跑到学校去找学生们搞蓝球对抗赛，并且声明“不许让球”。无论输赢，赛后，杨森都要请学生吃东西、打牙祭。杨森虽然贪婪，但并不克扣公立学校的拨款，他说：师范学校、工科学校的款子要优先拨付，不准让师生饿饭。我父亲曾在贵阳求学，读的是全省唯一的工业专科学校。据家父讲，杨森经常到学校来巡视，要求工科学生要提高动手能力，还掏腰包给学校图书室添置书籍。杨森主政时，又照搬了他当年入主成都的做法：在贵阳及周边拓宽或修筑马路、广栽树木。现在贵阳的一些参天大树，还是杨森时期栽的。
当然，杨森在政治上并无更多“革故鼎新”的建树，指望他去搞什么减租息、抑豪强等“运动”，显然是不现实的。
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先“借”过来，比如发行债券，用债券支付给地主，20年或30年分期偿还，再引导地主将资金投入到工商业中，同时把土地卖给农民，农民分期偿还土地款，这样，农民是从国家手里买的地，心里会安定一些，地主有点损失，但也不至于变得一无所有，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就不会激化，这样的温和土改在刚解放时是否行的通？
激进的土改引发的阶级斗争太激烈了，对国家的安全稳定不利。
是不是非激进不可，这是个问题。
在当时的中国，非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前是不可能进行你所说的温和的土改的，因为手里没有“资本”来温和。激进的土改是非和平时期争取民心的唯一选项，政权之争就是阶级之争，一旦通过“激烈”土改而取得政权，那就意味着不可能回到温和的轨道上去。
在当时中国，阶级斗争是激进土改的诱因。
任何温和的政策都是在相对“稳定”时期才有可能实行，之所以加了引号，就是因为这个稳定可能是在高压之下得到的。
达不到要达到的目的。土改只是一半的农村问题，还有一半就是宗族势力；要知道就明朝以来，县以下的地方权力可是基本上掌握在宗族地主手里的，土改也是为了打垮宗族势力。这帮人权力大得很，在地方上有杀人权，不清除它们国家还是一团散沙。现在的农村宗族问题只是以前的残骸，已经非常厉害了，有现在的成果还得感谢毛泽东。你可知道，历史上势力大的宗族连皇帝都要让他几分。
照老兄你这么一折腾地主还是大财主，还是在乡村有威信的人，恶霸地主的清理工作也会非常困难，更是打不垮宗族势力。按你的方法，对国家的安全稳定反倒更加不利。而且现在土地是国有的，不能随意买卖；用了这一招，再把土地收上来时怎么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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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写的不错，支持一个
支持，还等着看你的侯之但呢
为啥枪毙尼。。。
同意，胖蹄之！ 天地一沙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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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对于土地问题从来都是重视的，大多在演说、著述乃至政纲中不乏阐述。如民国初创时喊得很响亮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孙中山掌权于广东一隅之时，也鼓励过改良土地制度。共党早期农运领导人彭湃就把自家的土地分给了佃农，但除他以外应者寥寥。阳光兄设想“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先“借”过来，比如发行债券，用债券支付给地主，20年或30年分期偿还，再引导地主将资金投入到工商业中，同时把土地卖给农民，农民分期偿还土地款，这样，农民是从国家手里买的地，心里会安定一些，地主有点损失，但也不至于变得一无所有，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就不会激化”，不能说这个设想不好，但确实在当时行不通。无论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条件而言，这个理想都是行不通的。
从地主方面来说，把土地卖了是对不住祖宗的行为；他们经历的现实中的国家、政府是缺乏信用的，毕竟国家变脸如风，怎么靠得住；当时的人信用黄金、银元远甚于纸币，即使地主愿意合作，可国家拿得出那么多真金白银吗？地主是很现实的，对“分期”之类现代证券理论与实践没有什么信心，他们更坚信的是“立马能得”的实际利益。当年抗战，共产党在根据地搞的减租减息，尽管声明“民族大义”，但多数地主的表现则是硬抗软磨，有的甚至为这事不惜与日本兵、汉奸通风报信。原因无它，土地不仅是自己的命根子也是子孙的命根子，谁要拿去，都得付出更高的代价。谁愿给付地主“更高的代价”呢？国民党显然付不起也不想逼迫地主阶级，“一穷二白”的共产党就更没有本钱啦。为了争取大多数，除了“暴风骤雨”的强制力，实在别无他法。当然，土改也可以更温和些，如少杀人之类，但这些都不可能改变土改的核心“剥夺地主”。
有人说，地主富农代表了农村先进生产力。这话有什么根据呢？是他们主导了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显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