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贫雇农当家做主──侯之但最后结局的背后 -- 潇洒书生

查侯之担原籍所在县的县志，在1995年编撰完毕，并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县志下册中，1359——1360页记载了侯之担的生平，该文最后一段为侯从1949 年4月参加武装反共活动的经过。对此我曾在《一个退隐军阀的最后结局》回复中质疑： 该县县志所据材料大概引用的是当年公审大会宣布的侯之但“反革命事实”。其实，1949年4月的贵州还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黔北地区并无共产党的游击队或暴动之事，参加武装反共？在什么地方反共？解放军入黔时、入黔后，侯之但并无什么明显的反共动作。当地豪绅、袍哥的个别头头和原来就在盘踞山林的土匪、国军残部确实在川黔边地的数县活动，他们也确实盛邀过侯之但入伙出任各路人马的“舵主”。事实上，解放军入黔后，侯之但并没有赶去山里入伙。侯在黔军素有“猴子”别称，意为“机智狡猾”，打仗或许功夫不足，若论明哲保身的功力则不遑多让。

我的八表叔建国初期就在县委当通讯员，以后长期在当地党委机关工作至退休，对这段秘辛知之甚详。据他回忆，解放军刚来时，并没有为难侯之但的意思，但部队首长大都是老红军，也参加过四渡赤水的全部征战，身边不少战友都倒在这位25军副军长所部的枪口下，要说没有“报仇”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只是当初的治黔方略是力求稳定。不久土地改革开始，并进行清匪反霸斗争。与他的老上司兼亲戚“冤家”王家烈早就卖田积资涉足工商业不同，侯之但也算占地甚多的大地主，自然需要听从当地农会的召唤。顺带一说，建国初期农会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值得研究。当时的农会权力极大，如果要抓人杀人，只需会员三分之二表决通过即可执行。侯之但对农会的情况是清楚的，所以，每有召唤便称病请假。农会极为不满，因侯公馆受解放军看管，又拿侯无可奈何，便不断鼓动农民请愿“揪斗反动军阀、恶霸地主侯之但”。

随着土改深入，土匪活动愈发迅猛，连有的县城也多次易帜易手。恰在此时，侯之但老家的政府、农会也提出要公审侯之但的要求。主政当地的肖政委面对内外“强烈呼声”多次开会研究，多数人坚持认为，侯之但手上 “血债累累”，实属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处决他有利于打击国民党残匪的气焰、大长贫雇农的威风，对土改和剿匪意义重大。我表叔说，当时宣传的口径就是这样。

我父亲在解放之初是一个小学的教员，曾短期担任过一个乡村的农会主席，由于主张不应对地主拳打脚踢，在农会会员的“推荐”下被送到当地部队当文化教员。我父亲说，谁说共产党不搞民主？建国之初，农会主席是投票选的，农民认为你不称职同样可以开会把你给选下来；农会决定分财产、打土豪，只要三分之二的人通过了，上级有意见也只能同意。对这种做法稍有意见，就被扣上“右倾”的帽子，肖政委就戴过这样的帽子。直到毛泽东发电报、下命令，要求把杀人判刑的权利从农会手上收回来，乱抓乱杀的现象才制止。当时，不少的农民、农会以及基层军政干部对权力上缴还很有牢骚呢，只是毛泽东的威信很高，大家虽然感到 “不过瘾”，也只有服从。

侯之但被杀的原因现在看来复杂，当时则很简单：他在历史上打过红军，又是大地主，其一些旧部还在作乱，任选中一个罪名都可以杀掉。当然，如果侯之但解放时还任职，或被俘或投诚，都不会死。历史反革命死了很多，刚放下武器的现行反革命或虽然受到老蒋排挤但仍挂了党国要员“虚衔”的过气大佬基本无事，有的还挂上新政权各级军政委员或政协委员的招牌，如王家烈。

我父亲这个曾经的土改骨干晚年也看过一些现在发表的史论、回忆，他评价说：现在人用现在的标准讲的道理是对的，但没有搞清楚历史的氛围是一种什么状况。共产党要发动农民、要搞士改，农民起初并不积极，他们害怕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害怕分了地主的地，地主有机会就有可能“反攻倒算”。把大地主杀了，农民就放心了。农民是爱土地的又是非常现实的，不除去他们的后顾之忧，他们会跟共产党走？

我曾问：共产党不是对资本家实行了赎买吗？蒋介石也不是对台湾地主实行赎买吗？为什么不这样搞土改？父亲的看法是：中国当时的民族资本家的实力比起地主差远了，国家要赎买是有能力的。向地主赎买土地，国家有那个财力吗？蒋介石在台湾搞赎买，花的银子就少多了。淮海战役的时候，国民党的李弥就建议老蒋搞土改以收拾民心，老蒋直骂他“糊涂至极”。老蒋确实很想实施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执行不了，看看他左右的文武官员的态度和利益所在就晓得“根本就行不通”。到台湾，老蒋和一大帮文臣武将在那里毫无个人的利益根基，搞土改，多数人都会拥护的。唉，历史就是这样的简单又复杂。简单的是结果，复杂的是原因。至于该或不该这样，又是后来者争论的话题。历史不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