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故都忆旧】令人心痛的回忆【文摘】 -- 好猫如诗

城拆迁：这些古迹就这样被拆了(图)

昔日过街楼已不复存在。图片由张军民提供

　　北京作为多个王朝的首都，城市本身就是历史遗产。虽说旧城改造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北京的发展，但看到代表老北京历史的建筑走向消失，一些人士开始呼吁保护这些历史遗产。城市建设给历史遗产的保护带来了许多难题。在保护历史文物古迹的呼声中，去年9月，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计划”。但是，如何进行保护的具体方案尚未出台。许多专家指出，政府对北京文化遗产整体的保护工作滞后。许多文化古迹已经消亡，要将长期放置的古迹保护起来更为不易。

　　既要保护好古建筑，又要开发建设好市中心的宝地，北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两年没保住赵紫宸故居

　　2000年10月26日，备受海内外舆论关注的文化名人赵紫宸、赵萝蕤故居――北京市美术馆后街22号院，在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抗争和诉讼之后，终于在中外媒体和众目睽睽之下被推土机强行推倒，夷为平地。

　　位于平安大街南侧的这一古老四合院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学者赵紫宸、赵萝蕤的故居，它具有明代四合院的典型特征，具有罕见的“象眼”砖雕、精美的落地雕花隔扇和完整的院落格局，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已极为少见。赵紫宸是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赵紫宸之女赵萝蕤教授是著名的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她花费十几年心血翻译出版了《惠特曼全集》和艾略特的《荒原》，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赵萝蕤的丈夫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他收藏的几十件精美的明代家具堪称国宝。我国最权威的文化学者、文物专家侯仁之、罗哲文、郑孝燮、舒乙等指出，这一古老四合院“集建筑、人文和文物价值于一身”，“有巨大价值”，因而一再呼吁保护。2000年1月10日国家文物局专函提出：应该充分尊重专家意见，对22号院的价值进行认真确认，在此之前不要拆除。但仍然没有摆脱被推倒的命运。

　　22号院的“四合院保卫战”是极其悲壮的。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赵紫宸先生之子、两航起义的功臣赵景心和夫人黄哲做了大量工作。赵景心说，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保护祖宗留下来的古都，良心不允许我为了几百万元钱出卖这个小院。

　　最后一个过街楼重建无望

　　北京最后的一个过街楼的拆除也引起了当地居民很大反响。宣武区陶然亭办事处张军民告诉记者，有关部门曾表示异地重建，可时隔5年仍无任何动工迹象。

　　7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过街楼所在位置，珠朝街与官菜园上街的交界处。但这里已经是一片宽宽的马路，车来车往。马路旁有家工地正在施工，如果不是当地居民姚永老人的指点，记者不会知道自己的脚下就曾是名赫一时的京城最后一个过街楼所在位置。

　　记者在陶然亭街道办事处的档案处查到有关过街楼的记载：过街楼地处儒福里，北段与自新路、官菜园上街交汇处南侧一号，分为东西两院，由过街楼相连。过街楼北侧门洞上，有砖刻“金绳”字样，南侧门洞上有砖刻“觉岸”字样，均为道光十年（1830年）的墨迹。

　　家住中山会馆的87岁老人刘兆林一提起过街楼就很高兴，他说他儿时经常在过街楼上玩耍，那个年代过街楼是当地交通要道。当时，过街楼连接着珠朝街和官菜园街，人们经常经过过街楼去姑子庵（现健宫医院）烧香。近年来，过街楼成了很多明清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拍摄场景。一提起过街楼，尽管刘兆林老人很兴奋，但记者还是从刘老的眼晴里捕捉到一种很揪心的失落：这个过街楼是不该拆掉的，它是北京最后一个过街楼了，是历史遗产，应该保留下来，拆了多可惜。

　　家住珠朝街、62岁的姚永老人告诉记者，当时的过街楼下门洞能够容下两辆车同时并行，门洞的两边都有房屋建筑。过街楼呈“拱”形，门洞的上面写了两个大字：觉岸。当时人们对这两个字的理解为：悔过自新，回头是岸。

　　家住珠朝街、65岁的周志琴告诉记者，过街楼是历史存留下来的古迹的一部分，珠朝街是明清时期各地秀才举人进京赶考时读书和留宿的地方，当时考中状元的人在会馆登上上马石，跨马游街，都要经过街楼。

　　曹雪芹故居重建能反映原貌吗

　　北京市广渠门内大街207号四合院，是目前惟一被学术界认定的曹雪芹的故居遗址，在2000年被拆除。据了解，此院旧时的院落格局清晰完整，现存“端方正直”四扇屏门，存留的多处遗迹、遗物，与曹寅、曹雪芹有关。据雍正七年（1729年）《刑部移会》中记载，江宁织造隋赫德曾将抄没曹家的“京城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十七间半、家仆三对，给与曹寅之妻孀妇度命”。曹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就是在这个老宅里，开始了“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人生旅程。2000年，北京市正在扩建的广安大街，使曹雪芹故居遗址面临灭顶之灾。曹雪芹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众所周知，拓宽一条道路，与为人类和子孙后代保存一个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孰轻孰重，应当不难认识。

　　然而尽管周汝昌、冯其庸等国内最权威的红学家一致呼吁保护，但其还是没有逃脱被拆除的命运，仅保留一古井，并立碑纪念。目前惟一有史可查、有图可考的曹雪芹故居遗址即将毁于一旦，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记者电话采访了北京崇文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科的王长生科长，王长生表示，目前在着手对曹雪芹故居进行重建，位置离原址不远，只是稍稍往后移几米。王长生还告诉记者，要在曹雪芹故居建个曹雪芹纪念馆。但重建的纪念馆能否全面反映原建筑物的风格就不好说了。

　　牛街找不到伊斯兰古建筑群了

　　牛街礼拜寺是北京最古老的清真寺。它建于公元996年，初为辽代的阿拉伯学者纳苏鲁丁所创建，历经元、明、清各代扩建与重修，使其整体布局集中、严谨、对称。全寺占地6000平方米，主要建筑有礼拜大殿、望月楼、宣礼楼、讲堂、碑亭、对亭和沐浴室等，是中国古典宫殿与阿拉伯式清真寺两种建筑风格相结合的建筑，一个典型的中国式伊斯兰古建筑群。

　　自牛街进行危改之后，记者于7月12日再次来到牛街，看到除了街道旁标着“牛街”字样和一座留下的清真寺，已经找不到牛街的影子。

　　家住牛街沙栏胡同27号的杨贺先生告诉记者，现在除了这个清真寺，再也找不到原来牛街的模样了，虽然新建起的高楼从色彩上采用了牛街人最常用的黄绿相间颜色，但这仅仅表现在形式上，已经找不到牛街原有的那种味道了。用家住牛街的杨涛先生话说，牛街不仅是北京的，也是整个中国，甚至是世界的，牛街改造是好事，从建筑上看没有更好地把一种文化和建筑有机结合在一起。

　　据一位姓杨的牛街老人介绍，牛街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北京都忘不了来到这里参观，记录下这里的风土人情。现在新建的高楼大厦，能够改善牛街人的居住条件，但总觉得少了些什么。目前宽敞的大街上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寺院。

姚永老先生说：原来的过街楼就在这里。吴海花摄

牛街的清真寺周围已是一片瓦砾。吴海花摄

• 【汇总】京城杂忆系列、故都忆旧系列汇总

无意中翻了翻旧贴子，搞个怪，给顶上来

作者：曾昭奋

今年四月三十日，清华大学八十四周年校庆。清华名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铜像在刚落成的建筑馆中揭幕。揭幕典礼的几百名参加者，梁先生的亲人、朋友、弟子。外地赶来的校友和在学的学生，挤满了新馆入口的正厅和侧厅。

这是安放在清华园各室内外公共场所中的第十二座雕像。梁先生好像刚从家里来到系里上班。他所特有的爱说话爱议论、亲切近人、风趣俏皮的神情却没有留下多少。

梁先生是1972年在一片寂寞中去世的。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在逝世前很久就已没有说话了。《梁思成文集》最後一卷（第四卷）的最後一篇文章，写于1964年7月。

我第一次听梁先生讲话是在1959年冬天。那时他从北京来到故乡广东。我们学校学生会请他到我所在的班级发表演说。梁先生谈到多年来党对他的思想、学术和病弱的身体无微不至的医治和关心。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天真的儿童在倾诉着如何感激如何爱戴自己的母亲，完全不像一位年近花甲的著名学者。接着，梁先生讲到建国十年的伟大建设成就，讲到首都十大建筑的成功创作。当他讲到北京的城墙和城楼时，他继续激动着。他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一块肉；扒掉北京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一层皮。”在我们这些经过“反右”运动的大学生听来，这话比“右派”还要右。后来到了清华，才知道梁先生曾在不同的场合，说过这相同的话。然而，在《梁思成文集》中，却没有这段文字。

四十六年前，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梁先生偕同陈占祥先生，提出了保护北京旧城、在西郊逐步建设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议和规划设计方案。（《梁思成文集》第四卷）那时节，进行大规模新区建设一时确非国力所允许，然而，保护旧城的愿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旧城保护不成，梁先生退而求其末――保留旧城的城墙和城楼。于是，在《梁思成文集》第四卷中，留下了动情的文字：

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第47页) 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并附图)(第63页)

然而，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城市首脑的匆忙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热情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系里，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举世无双的城墙和城楼，也就慢慢地被拆光了。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继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梁先生早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与北京城融合在一起了。他为之奔走呼号，为之陈情请命的古都北京，作为一个整体，是保不住了，最后，连城墙城楼也保不住了，就连反对的意见也不能说了。但是，他最后还剩下“喊痛”（剜肉切肤之痛）的权利和机会――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种难以听到的、非常勇敢的声音，一种在继续“反对”的呼喊。

然而，梁先生也许没有理解：整个儿的一座两座古城，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可望得到保护；一个伟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可以获得关怀；而一线城墙，却连“保护”的意见也不能再说，只能眼巴巴看着它在和平时期里彻底地消失。

历史过早地为梁先生铸就了这缄默的雕像。

当人们争先恐后在梁先生铜像前面照相留念时，在熙攘嘈杂中，在闲聊中，在不到十分钟时间里，就有两位朋友直着嗓子对我说了同一内容的话：北京市某位负责人引咎辞职，“北京不会再盖那么多大屋顶了。”这时人们已经忘却五十年代中期批判建筑创作中的复古主义的情景和当时梁先生的处境。因为人们明白，近年来北京建设中空前繁荣兴旺的大屋顶，已经跟梁先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北京所提出的“维护古都风貌”和“夺回古都风貌”的方针及其具体操作的直接后果。

今年年初，首都举办了一个以“夺回古都风貌，繁荣建筑创作”为题的建筑设计展。门口的观众留言簿上，写得最多的是对大屋顶大肆泛滥的不满和质问，跟展览会举办者对许多盖着琉璃瓦大屋顶和皇亭子的星级饭店之类所加的“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赞语唱反调。继续参观，人们还可以看到不少建筑物的“原始方案”和“实施方案”同台展出：前者是一些平顶的比较现代化的建筑，后者却一律被不问情由、不问造价地扣上大小不同的琉璃瓦顶子。就像作家写的小说，被硬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建筑创作的成果被篡改了，建筑师任何新的探索和对建筑艺术形式的任何新的追求，以及建筑创作中的民主和自由，统统被压制了－这些从建筑创作过程以外强加的东西！

从五六十年代拆城墙拆城楼，到八九十年代大盖假古董伪劣大屋顶，一个是拆除古迹，一个是假造旧貌，是两个不同的事件。但都发生在一个城市中，并且同样以不准反对、不准异议的独断方式行事。

一九八六年，当北京提出“维护古都风貌”的方针并且把这个任务落实在新建筑的大屋顶上时，我曾在《北京日报》上写道：“古都风貌，旧梦难圆，时代风采，势所必然。”多年的实践表明，在城墙已经拆除之后，在日新月异、万象更新的现代首都，凭借高楼上那些重复出现的，或由名师精雕细刻，或由外行者粗制滥造的大大小小的琉璃瓦顶子，怎可能“维护古都风貌”呢。到了去年，由于“维护”不成，北京又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具体而明白的动作，还是老办法，给新建筑戴瓜皮帽。然而，不管如何“下工夫”，也不管如何“夺”法，例如，再盖他一百个仿故宫，一百个仿天坛，一百个大屋顶、皇亭子，它们大概只能对故宫、对天坛起干扰、压抑的作用，而我们伟大首都的现代发展，是绝不会再返回到“古都风貌”去的。我在自己主编的《世界建筑》杂志上批评说：“我们的一些位指挥、指导首都建设的同志，为人民为国家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他们不愧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但当他们提出要以今日的建筑去‘维护’和‘夺回’古都风貌时，在这一件事上，他们却似乎变成了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者。”

这些批评的文字，多么孱弱无力。而行动的批评和批判，却要坚决、有力得多：

五十年代，批评建筑中的复古主义和资金浪费时，几个正在施工的大屋顶霍然中止，被大大简化或干脆改成平顶；苏联老大哥当时做得更绝，那些在斯大林时代因大搞复古建筑而获得殊荣的建筑师，被赫鲁晓夫收回了所得的勋章；近日，听说北京已经有人跑到主管部门那里，要求把正要动工的大楼上的大屋顶删去。用盖大屋顶的钱，至少可以多建一两层楼。青年时代的梁思成曾秉承父训，刻苦解读中国建筑史籍中的天书宋李明仲所著的《营造法式》并以示国人，进而研究、揭示了以明、清皇家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伟大成就、创作规律和它的形式与“文法”（一九三二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作为学术研究的成果，它们将永葆其价值和光辉。但是，它们却也跟梁先生当年学着苏联人的口气在中国提倡“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主张一起，成了建国初期建筑创作中复古主义浪潮的一部分思想的和理论的原因。五十年代时，北京的老大娘批评说：“共产党不信神，为什么盖那么多的庙？”九十年代的北京青年，对着新建的大屋顶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些封建的手工业的玩意儿！”然而，时隔几十年之后，复古主义在中国建筑中变本加厉，则是梁先生始料所不及。

关于新建筑的创作，梁先生很早（一九三四年）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告诫人们不要照搬古代的“法式”和“则例”。解放后的建设实践，建筑思想的反覆，必然地在把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向前推进。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在写给广东省一位干部的信中明白表示，把“清代‘官式’建筑的‘则例’用在南方或者用在‘不摆官架子’的建筑上是不恰当的。……要摆脱那种堂哉皇哉摆架子的模样。”梁先生的这封信，也没有收入《梁思成文集》中。

揭幕式结束了。几个徘徊不去的朋友好像到了这时候才有心思来端详和议论这所在的环境和气氛。梁先生的雕像安放在门厅侧厅的尽端。这侧厅是下沉式的，似乎不是放人物雕像的地方。透视过去，给人的感觉是，雕像像是压在那长长的汉白玉楼梯的下边。为什么不把雕像安放在正厅呢？也许，到了明年，清华大学（梁先生的母校）建校八十五周年，梁先生创建建筑系五十周年，梁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的时候，人们会把先生的铜像，安放到正厅正中的位置上去。

附记：另外十一座雕像是：毛泽东主席，施?炅沂浚?马约翰教授，朱自清教授，闻一多教授，吴晗教授，邵逸夫先生，蒋南翔校长，梅贻琦校长，叶企孙教授和陶葆楷教授。十二人中，除香港的邵逸夫先生外，都已成了古人。

1995年5月，清华园

原载《读书》1995年第9期

（吴军推荐，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