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海上旧案（１）拥有一块美国土地 -- karman
骗子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平均智商肯定高于社会平级水平，否则他们的生意是做不下去的。 据说１９２０年代发明“爱罗补脑汁”的黄楚九就说过，如果全中国的人，人人上他的当一次，每次只被他骗走一点点钱，他就发财了。 现在“脑黄金”和“脑白金”的水平绝对没有超过黄楚九，但规模更大、时间更持久，是否说明中国人的平均智商是在下降呢？
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的某一个时间里，上海的报纸电视里出现了许多广告“购买一块美国土地!”有那么个公司，搞不清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还是高干子弟开的，反正是神通广大背景后台强硬有行骗执照，在美国买了一片几块钱一亩的荒地，划成一英尺见方的大小，以一块３０００多人民币的价格在上海出售。广告语是“拥有一块美国的土地”，并说持有这块地砖大小的土地可以去美领馆办签证去美国! 而且说这个土地可以保值。 你付钱后他们马上颁发你一份印刷极为精美的土地拥有证书。
哈哈，上当的人真不少啊，因为真有人拿着这土地证书到美领馆办签证了。
后来这个公司就销声匿迹了，报纸电视上没有报道公安局去抓他们，没有报道受害人如何痛哭流泪，没有报道共有多少人上当受骗， 反正就这么悄悄地走了，带着他们的钱走了。。。然后很快被人遗忘了。 ３０００多块人民币，大概是当时上海一个工人的一年工资收入。
骗子是高智商高敏感的人，他们能准确地捏住人们的G点。那时的中国人是多么的崇拜美国啊，大概是世界上最最崇拜美国的一群人了吧。 美国是人间天堂，是自由富裕美好的社会，就连６４天安门广场上也要竖起一个纸糊的自由女神，那些英雄们是被天使之手解救到天堂去了。
社会心理，这样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被骗子们精确地评估了，并准确地计算出有人愿意出一个工人的年收入的价格购买块地砖大小的美国土地。
现在的许多富豪的第一桶金是那时候捞了。我父亲喜欢说一句话：吃不光的蚕豆，死不光的寿头。 只要这世界上还有寿头，就定会有骗子。
这个案子是《新民晚报》上报道的，具体年代可查，大盖是９０年初代８０年代末。 这个案子是个小案，在报纸上毫不起眼，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会记得，但我却一直记得， 因为一滴水可以折见阳光，一个小案，折见了社会。
上海印钞厂成品仓库一箱子五元面值的成品钞票被盗，价值五万元。公安机关马上排除了外盗的可能性，因为钞票厂的防范极为严格，外人几乎不可能进入仓库。而且罪犯只拿小额面值的钞票，无法依靠钞票号码追寻，看来是畜谋已久才下手的。罪犯没有任何蛛丝马迹， 看上去案子进入僵局。
但是，不要忘记这个案子是发生在中国，因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这个案子破了!
公安人员把厂里几千号人排查了一下，找出能接近仓库的人和嫌疑人员，然后进行布控。所谓布控，就是让各街道里弄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们严密监视名单上的人。
很快，案子破了。
有一个钞票厂的青年工人的邻居反应，近来这个小青年连续三天吃鸡! 公安人员立刻上门搜查，果然，在这青年工人的床底下搜出了那箱钞票，还剩下四万九千八百多元钱。这个青年工人也许被判了十几年官司，对比现在的大盗巨贪，呜呼，窃国者侯， 窃钩者诛，此话不假也。可以想象，９０年代初８０年代末，普通上海人的生活还是比较清贫的，小青年有了那么多的钱，首先想到的只不过是吃鸡，好日子也只过了三天，余后要在牢里吃上十几年，我对他充满了同情。
其次，当时上海人的住房条件真是很差，别说你是住在闸北杨浦这种下只角的地方， 就是住在黄浦静安徐汇等上只角的老式洋房中，原本一家上下的房子里也住着十七八家人家，走廊、厨房里有十七八只电灯，门口挂着十七八只信箱，大家挤在一起，根本没有隐私可言。你家吃鸡邻居当然是要暗咽口水的。
最后，是中国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要说专制，中国的专制和苏联的专制不一样。 苏联是警察国家，而中国的专制是人民的专制。 这一点，不但外国人不能理解，就是很多国人也不能理解。 所谓人民的专制，是建立在一种性恶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恨和嫉妒。在明清，特别是从清朝开始，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中，人性不断恶化。比如文字狱，你写了首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不知咋得官府就知道了，你家满门抄斩，有人却领了赏钱。所以中国人养成了人防人、人恨人的习惯，处处小心，话说三分，不发牢骚，以防隔墙有耳。几百年了，中国人就这个样子。 到了文革， 夫妻成仇、父子反目，等等等等的这一切，都有着深厚的民众的土壤。 这和德国人二战时期屠杀犹太人一样，德国人会说，那都是希特勒的错。但往希特勒身上一推就能推卸整个德国和欧洲反犹的历史和传统吗？难道二战以前犹太人在欧洲是令人尊敬、有着良好社会地位的族裔吗？ 同理，文革的责任是全中国人民的责任，而不是那么一两个人的责任。 即使现在，网上网下中国人之间动即谩骂侮辱，那道这也是某个人的责任吗？ 历史总是有缘由的!
这也是起轰动上海的大案子。 杀人，不稀奇，杀的是外国人，在那时，怪怪隆地咚，不得了喽。
1989年，上海京剧团的离职演员，武生，朱文博被判处死刑，上诉驳回，执行。据小道消息说，在法庭上朱试图翻供，说他的坦白是因为遭到警察殴打，并掀起上衣露出伤痕。。。。不过这只是小道消息，无任何官方记载可查。
死者是日本人小林康二，1988年来上海做空调生意的老头，死在锦江饭店新南楼370房间，是被卡死的；房间的另一张床上有一张工作证，是上海京剧院的朱文博；根据对尸体解剖，断定小林康二死在7月29日晚上8时左右。 现在看来，我觉得这案子没有直接证据，只有间接证据, 但根据间接证据是可以断案的。 譬如前年好莱坞某三流帅哥演员打死其老婆和腹中婴儿，一尸两命，也是依靠间接证据被美国法官判处死刑的。 朱文博案子让大家感到轰动的G点是：被杀的是日本人。上海一年有多少谋杀案？ 杀人不稀奇，但杀个日本人，这就不得了的大事了。满清末年外强入侵， 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是：官兵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兵。而到了八十年代，洋人，无论西洋东洋，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代表着现代化，代表着地球村里先富起来的人，中国人，无论
官兵还是百姓，对东洋人西洋人从心底里仰慕、敬爱、喜欢。 所以日本人被杀害，不得了!
这里还有个历史背景，就是这个京剧演员那时从事的是何职业呢？ 打桩马子， 这就是当时朱的职业。当时上海外资企业还很少，高薪白领还没有形成气候，而国营单位工资低得可怜。而做个体户的人却能赚到不少的钱，所以当时上海牛气的阶层是个体户，比如在华亭路上卖牛仔裤的那帮山上下来的人。而打桩马子就是从事倒卖外币的无业人员，他们到宾馆门口等着，从外国人手里高出银行价格收购外币，再倒卖给需要外币的、比如到友谊商店买进口货的中国人。
在外国人出入的地方，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来，上穿梦特娇T-SHIRT，下蹬迪爱多纳运动鞋，脸色黝黑的中青年男子。 打桩马子虽然不上品，但收入颇丰。所以有不少人从事这个职业。
那么朱为何成了打桩马子呢？ 呵呵，八十年代，我都听到过有女医生下海当妓女的事件。 疯了，都为了先富而疯狂了。那时还有谁听京剧呢？ 最近王朔说北京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淫媒陋习文化，也就是有钱有势的人玩演艺界的女人。 在旧社会，艺人地位很低，艺和妓相差不远， 女演员比妓女好玩。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这电影可见一斑。 朱文博这个武生，除了翻跟头就没有什么技能谋生了，所以当打桩马子还是个不错的职业。 艺术，只有在高尚文明的社会里才有地位；金钱社会，什么都是鸡，谁都是鸡。
现在，倒卖外币的打桩马子仍然在各大中国银行营业所的门口能看。 他们还能赚钱，但很低调。 他们脸色依然黝黑，用眼角看着出入银行的人。。。。。
==================附网上收索得来的一篇朱文博案报道=================
本文选自《名人名案》（百家出版社出版），新闻晨报刊载时有所删节。
朱文博的锦江血案
在上海刑事侦查系统，这是一位极富盛名的神探，他叫谷在坤，在“803”曾有“三剑客”之称的神探 （另外两位“剑客”是退休的原刑事侦查处副处长袭礼庭和原刑事侦查处处长、现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声华）.
这是1988年的8月1日，谷在坤在嘉定破获了一起凶杀案后，风尘仆仆地回到“803”，尚未喘口气，即被处长、大侦探端木宏峪召去。那时，谷在坤是重案支队支队长，是老端木手下的爱将。端木问：“上海发生的事情侬晓得吗？”谷在坤立刻敏锐感觉到上司所问之事，便答：“晓得了，是听广播的。”端木说：“这家伙死不开口，只好交给你了。”谷在坤笑笑点点头。
他当即去找了搭档、副处长张声华，希望和声华联手一起搞。张声华向来话不多，受到前辈的器重，他没有回绝的理由。张声华对谷在坤说：“去找找阿山，人是他们队里捉的，了解一下情况。”这阿山名陈竹山，是三队队长。阿山介绍得很简单：死者日本人小林康二，死在锦江饭店新南楼370房间，是被卡死的；房间的另一张床上有一张工作证，是上海京剧院的朱文博；根据对尸体解剖，断定小林康二死在7月29日晚上8时左右。朱文博是在7月30日下午被“803”从家里找来的，审了两天两夜，没有丝毫结果。谷在坤听了阿山的介绍以后，提出要看看现场，尽管现场已被整理干净，但看与不看，感觉不同。他和张声华在阿山陪同下，来到锦江新南楼370房间。在现场，谷在坤向服务员了解了一些情况。据服务员说，7月29日晚上7时左右，看到小林康二在锦江食街散步。7时30分光景，服务员又看到小林康二在370至381房间，有人接电话，是一口地道的普通话，服务员说衣服已经洗好，是否要送去，回答是明天再说。
谷在坤一一记于心中。他又进而了解了小林康二，58岁，日本冈山县津山市人，到上海做空调设备生意。根据解剖，小林康二的胃内有面条、瘦肉丝、绿豆芽、土豆丁等，也就是说死亡时间距离晚餐时间不远。谷在坤又了解了朱文博情况。朱文博，38岁，1968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校后到上海京剧院当演员，曾在京剧《奇袭白虎团》中出演角色，是上海有名的“跟头大王”，在方桌上能连续翻近百只跟斗，得过“小翻”冠军。1983年9月，朱文博因有流氓行为被关押，同时被上海京剧院开除。家庭也破裂了。释放之后，朱文博在社会上混钞票，做钢筋生意和塑料粒子生意，可很少成功，一个“穷”字始终缠绕着他。谷在坤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又到关押朱文博的地方，通过电视监控，相相朱文博的面，一看，这个人矮矮的，身体很结棍，两天两夜的审讯，他拍桌子大吵大闹，说什么侵犯人权乱捉人，一口否认去过锦江饭店。所以，怎么审也审不开。
经过一天的调查，谷在坤决定在晚上9时审讯朱文博。他当时感到压力重重，万一这个“堡垒”攻不破怎么办？因为实在还没拿到充分的证据。这天晚饭以后，谷在坤独个在“803”的院内笃法笃法，脑子里想法想法，到底怎么下手比较好？他决定单刀直入，避实击虚，见机行事。晚上9时，朱文博被押到“803”地下室，卸去手铐。一场精彩的猎手与狐狸的较量开始了———当谷在坤和张声华坐定以后， 谷在坤面带微笑，审视了朱文博片刻，以不急着开口这一招先镇一镇朱文博。朱文博先开口自说自话：“人调了嘛。”
谷在坤接上去：“认得口伐？\"
朱文博脚跷跷说：“不认得。”
谷在坤紧逼一句：“为啥调，侬心里顶清爽。”
朱文博面不改色，心不跳，一副笃悠悠的样子，他以为“凡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他说了一句：“我没啥事体。”
谷在坤收敛笑容，直勾勾地盯着朱文博，掼了一只“浪头”：“侬没啥事体，我也不来了。”紧接着单刀直入：“侬替我交代锦江的事。”
“我没事体。”
“侬没事体？”突然，谷在坤发现朱文博左手臂上有抓痕，他推断这是小林康二与朱文博抗争时抓的，便抓住这一点进行“攻击”：“手臂上的抓痕怎么回事？”
“蚊子咬的我自己抓的。”朱文博回答得很轻松。
谷在坤笑了。这一笑令对象吃不准。随后，谷在坤开始调侃朱文博：“朋友，侬当阿拉戆大是吗？ 侬以为阿拉看不懂，搔痒都是顺搔的，侬这条抓痕是逆向抓痕，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搔痒是反翘的。 再讲一句给你听听，人家指甲里头有你的东西。”这个“人家”是指小林康二。谷在坤这一招都是随机应变出来的， 实实虚虚，虚虚实实，居高临下，真是太厉害了。
朱文博闷了。
就在朱文博被打闷的一刻，谷在坤对张声华说：“张处长，世界上血型有多少种？”
张声华马上接“令子”，说：“A型、B型、O型、AB型，这4大类可以分化出80多种。”
这时，朱文博有点看不懂了，主审叫副手为处长，那么这位对手是什么来头？
谷在坤不让朱文博多想，马上说：“朱文博，我们处长的话听到了吗，侬的血型留在人家指甲里。再说， 侬从锦江南楼到长乐路、进贤路，再从延安路到你升平街的家里，这只蚊子再有法道，也飞不过4条横马路。”
朱文博额头开始出汗，两个小时后已经垂头丧气，但还是不开口。这时，谷在坤说：“大家肚皮都饿了， 先吃点心。”谷在坤、张声华吃面条，朱文博也吃面条，享受同等待遇。
吃完点心后，谷在坤先松一松，对朱文博说：“你是唱京戏的，阿拉来只小品，演段戏。三国里有火烧赤壁， 周瑜、诸葛亮、鲁肃共同导演了一个火字。现在，你演周瑜，我演诸葛亮，你我在手心里都写两个字，看看对得拢对不拢。”谷在坤当时在手心里写了‘杀人’两字，朱文博写了‘锦江’两字。当两人把手心摊开后， 已经是深夜3时。谷在坤知道，两人对拢了，戏要开场了。他对朱文博说，“我不逼侬，自觉自愿。再说，阿拉都是中国人。侬自己考虑，要争取主动。”
多年后，谷在坤解释说：“这叫暗示法，网开一面，我们是中国人，小林康二是日本人，中国人理当帮中国人，这种话朱文博是听得进的。随后，我又对他说，人都是父母生的，都是兄弟姐妹，生的权利既在你手里， 也在我手里，我和你一起争取，但愿有一个好的结局，但主要还在你身上。”
朱文博听了谷在坤这番话，沉思良久，说：“现在已经太晚了，明天再说怎么样？”
“就现在。”谷在坤的双眼紧盯着已经放软档的朱文博。
“侬一夜没困，我也一夜没困，还是休息吧。”朱文博明知碰到对手，已经无心恋战。
这时，谷在坤再戳上一枪，这一枪也是要害之处。他对朱文博说：“侬讲一条卡斯特香烟不是从小林康二那里拿来的，是从吴江路买的。不错，吴江路是外烟市场，可那里卖的是健牌和三五，根本没有卡斯特，中国人对日本香烟没有兴趣。”这一枪足以令朱文博颤抖。
谷在坤决定先松一松朱文博，到清晨4时，第一次审讯结束，并约定晚上9时再来。谷在坤想在有限的时空内看看朱文博的动静。果然不出所料，朱文博到了看押处后，怎么也睡不着，笃笃转团团转，并想方设法要逃。他的一举一动每个神态都被电视监控着。 谷在坤笑了。要逃就有戏。他对攻破这个堡垒已经充满信心。
8月2日晚上8时15分，朱文博又被押到803地下室，当坐定以后，还没来得及让谷在坤、张声华发声音，朱文博已经哭丧着脸，抢先开腔：“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你们。老实讲，今天一整天我一直想逃，我有强烈的求生欲望，我不想死。请你们原谅，我有个要求。如果我走了，我升平街的房子给我十弟。”这时，朱文博已经流泪了。他已经考虑后事了。
1989年3月18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朱文博死刑。朱文博不服，上诉于市高级人民法院。高院在4月11日开庭，作出终审裁定：驳回朱文博的上诉，依法维持和核准了市中级法院在3月18日对朱文博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处。 4月13日，市高级法院下达对朱文博执行死刑的命令。
我当时不信，不过也没钱。
潜水工作者，级别不够，不能改回来。被您的那句
同样是5元，同样是上海造币厂，所以我想应该是同一起案件吧（除非上海在那时候发生过两起，呵呵）。
-----------坚决抵制以萨某为首西西河土木工程建筑施工联合体之分间线-------
我来说说我的印象：案犯先后盗取2次3包，实际上是第二次作案的其中一包先在外地银行发现被失窃的。然后是整个运输环节的大排查。再然后，第一次的那包也在外地被发现失窃，上面的填充物结扎绳头成了重要线索。。。。记得的关键词还有：钙塑箱、吸尘器、金锁片、8小包5元钞构成1大包，数大包构成一箱，控号，金店与储蓄所同时控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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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 山 《东方剑》 200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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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时任上海市政法委书记的石祝三问裘礼庭:“老裘,这个案子你看能不能破?”
会场上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几十双眼睛盯着裘礼庭。
裘礼庭没有犹豫,大声回答:“能破,快点国庆节,慢点年底一定破。”
这天是1987年6月15日,裘礼庭的职务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政法委书记石祝三问的案子是1985年发生在上海印钞厂的“成品”被盗大案。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裘礼庭说起这段往事时,依然兴奋得眉飞色舞,过去很多事情在这个77岁老人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然而1987年6月15日这个日子,却深深铭刻在他的脑海中。
裘礼庭是1950年考进上海市公安局的。那年他还是个20岁的毛头小伙子,先是在南京路上当交通警,一年后调到老闸分局政保股,从此开始了他的“侦探”生涯。裘礼庭当过派出所所长、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副主任,还当过政保科长、分局副局长。1983年,他回到了市局刑侦处。为什么说“回到”?因为他1981年曾在市局治安处工作过,当时刑侦和治安还没有分家,因此裘礼庭说他到刑侦处是“回到”家了。
裘礼庭“回家”,先来了个开门红。那年上海发生的一百多起凶杀案全部破获,其中裘礼庭参与了数十起案件的侦破,最后也是最蹊跷的一起案子是12月31日结案的。为什么说这个案子蹊跷?裘礼庭后来总结说,这是他所经手案子中唯一的“三无”“四不是”。
“三无”是:无赃物,被害人家中的存款分文未动;无凶器,被害人是被用手掐死的;无痕迹,凶手在案发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
“四不是”是:被害人72岁,死亡时身上衣服完好,因此不是情杀;被害人邻里关系良好,不是仇杀;被害人有钱,但钱没动,因此不是为财杀人;被害人是家庭妇女,政治谋杀就更谈不上了。
就是这么一起看上去没丝毫头绪的案子,发案两个月后,裘礼庭和上海的另两个神探——时任刑侦处大案队副队长的张声华和谷在坤一起,破了。
12月31日那天,天上飘着细细的雪花,裘礼庭高兴,拉着张声华钻到路边的小饭馆里喝老酒,他说我们这是青梅煮酒论英雄。
在大家的眼里,裘礼庭破案是个“狠”角色,因此印钞厂被盗大案在他手里破获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此案发案时间是1985年。
上海印钞厂发生被盗大案时,裘礼庭不在刑侦处。在和张声华“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后,他就被调到“打击经济犯罪队”当队长,后来又到市劳教审批办公室当副主任。裘礼庭再次“回家”的时间是1986年9月份,调令上写的职务是刑侦处副处长。
当时刑侦处的处长是著名侦探端木宏峪,而裘礼庭的老搭档张声华也已经是副处长了。
裘礼庭到刑侦处,分管大案队,就开始接触印钞厂被盗案。端木说:“老裘,你就当这个专案组的联系人吧。”
印钞厂被盗案侦破专案组设在普陀公安分局,成员有二十多人,来自3个部门:市局刑侦处、市局经济保卫侦察处、普陀公安分局。
裘礼庭研究案子,此案发案时间是1985年11月。广东潮州市中国银行支行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潮州市人民银行库房领取现钞后,打开包装清点时,发现一包用牛皮纸包装的新5元券封口异常,他感到奇怪,于是从包里抽出一张,这一看可不得了,在他手里的根本不是5元券,而是一张印着“1元券”的贴头纸。
所谓“贴头纸”,是指人民币在印制完成进行包装后,贴在包装两边的封签,其大小和人民币相仿,因此贴头纸也就是废纸。
在包装里应有1000张5元券,全部变成了废纸。人民币变废纸,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此事立刻报告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经调查,排除了在潮州进行调包的可能,种种迹象表明,发案地点应在印钞厂,也就是说,此包5元券在出厂的时候就被调过包了。
印制该5元券的是上海印钞厂。
此案的侦破工作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专案组确定的侦破方案是“内侦外查,齐头并进”,在印钞厂内摸排的同时,在银行的配合下根据被盗5元币的号码,对各消费场所进行密切监控。
在印钞厂内,排查的重点是印钞厂成品车间。
裘礼庭虽然没在印钞厂工作过,但他知道,印钞厂的核心部门就是成品车间,印好的纸钞都是从这个车间发出去的。成品车间由于是印钞厂的要害,所以戒备森严。成品车间的位置在印钞厂车间大楼的最高层,车间外面是过道和电梯,过道两边是男女更衣室。车间门口设有警卫,窗子上有铁栅栏和金属网罩。在车间的东侧还有一道门,此门常年不开,门上挂着大铁锁。而工人出入的车间大门,下班以后,就上锁了,钥匙放入专门铁匣封存。外人想进入这个车间,难,除非有孙悟空的本事。
裘礼庭看着案卷陷入沉思,他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作案者是怎么进入到成品车间的?
专案组曾排查出7个重点嫌疑对象,但都先后排除了。
更让裘礼庭感到无法容忍的是,就在专案组在厂里紧锣密鼓进行排查时,上海印钞厂发往广东的产品又一次被盗,这次数字是2.5万元。
这次不是调包了,而是被盗,发现时间是1986年7月10日,正好在裘礼庭回到刑侦处的两个月前。
发现纸币被盗过程是这样的,7月10日广东惠阳工商银行的一位股长带了两名经警到人民银行提款,共提出80万现金,其中刚出厂的10元券两箱,5元券一箱,其余都是回笼的旧币了。在清点5元券时出了问题,箱子里本应装8包纸币,每包有新印制的5元人民币共2.5万元,但打开箱子后,里面只有7包,这就是说,箱子中少了2.5万元。
这位股长赶紧检查木箱,没有发现被撬痕迹,于是报了案。
被盗的产品还是从上海印钞厂发出去的。
警方对木箱进行了检验,木箱的铅封完好,但在铅封内侧发现了重复挤压的痕迹。这说明什么?说明木箱在封好后,又被人打开然后重新封好。
这箱纸币的运输流程是这样的:1985年12月18日封箱,20日进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库,存放了一段时间后发往武汉,然后又发到广东。
这时候,专案组又得到一条线索:上海黄浦区的一家储蓄所报告,根据上级部门的协查通知要求,他们对所有回笼的5元币进行清查,发现1985年12月21日回笼的钞票中,有一张5元券的号码在被盗的2.5万元号码范围之中。
而根据这个储蓄所的操作流程,回笼的钞票一般要在一到两天后才会封存,这就是说,这张5元券的使用时间应在20日,或者是19日,这时候钱箱还在上海印钞厂没往外运呢。
裘礼庭合上案卷,心想问题又出在上海印钞厂了。
裘礼庭回忆,说事情也巧,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到报告,说是上海某钢铁厂的一位厂医在储蓄所存钱时,柜台员发现他所持的纸币中,有17张5元券新票,号码跟被盗的那批5元券号码相符。
裘礼庭和张声华赶到了这家储蓄所。
在储蓄所后院的办公室里,裘礼庭见到了这位厂医,他的第一反应是:此人和印钞厂盗案没关系。
事实证明,他多年在刑侦战线摸爬滚打形成的直觉是准确的。
厂医说了纸币的来历。其实很简单,他6月23日到淮海路储蓄所取存款,当时柜台员给的都是新票,共100张,都是5元的票子,后来买东西用掉了40张,在家里留了60张,这天他取出了17张5元券,准备存到这里。
厂医摊开手说:“事情就是这样的。”
到淮海路储蓄所查,该所确实支付过5元券新票,至于这些新票是谁存到这里的,由于每天要接待大量储户,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后来上海多家储蓄所又陆续发现印钞厂被盗的5元券,收款日期大都在1986年春节前后,进一步追查,存款人在存款时存定活两便是无记名的。
此时,在厂里的大规模排查已经结束,没有发现嫌疑对象。
案件所有线索都断了,陷入僵局。
裘礼庭最喜欢这类具有挑战性的案子,即使是多少年以后,他说起来还是呵呵的笑,说:“案子破得过瘾呀。”
但当时,裘礼庭可是忧心忡忡,案子破不了,一拖两年,专案组的成员明显有些松懈了。由于是三个单位组成的专案组,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制约,二十多个人的专案组,经常有人请假,也不履行什么手续,打个招呼说单位有事就不来了。
就在这时候,在吉林又发案了。
1987年4月3日,吉林省农业银行发现一包总共2.5万元的5元券中,被人调包了5000元,变成了印有“一元券”的贴头纸。此箱纸币的生产单位依然是上海印钞厂。
还是那个幽灵大盗干的。
裘礼庭说,当时上上下下都感到压力大,但压力最大的还是刑侦处和专案组。刑侦处长端木决定裘礼庭专门负责此案的侦破工作。担子落到了裘礼庭身上。
1987年6月15日,办公室通知裘礼庭,市政法委书记石祝三要听案件的汇报。汇报会是在普陀公安分局会议室开的,市局副局长易庆瑶也来了。
先传达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讲话。陈慕华说,这么大的案子,这么长时间没破,说不过去了,要尽快组织力量破案。
石祝三直接点裘礼庭的名字:“老裘,这个案子你看能不能破?”
于是有了本文开始的一幕。
裘礼庭讲案子能破的理由,因为是内部人作案,范围有限,只要下功夫,肯定能把作案人揪出来。困难在于因为此案赃物的特殊性,所以破案要有一定时间。因此他给出了最晚年底破案的期限。
裘礼庭等于在大庭广众下立下了军令状。
易庆瑶问:“老裘,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都讲出来,一并解决。”
裘礼庭说,给专案组再配一辆车子吧,另外就是各单位不能把派到专案组的人往回抽了。
易庆瑶讲:“好,老裘,这个案子你破了,市局给你开庆功会。”
裘礼庭回到专案组,先组织所有成员开会讨论,也就是过去常讲的那句话:“统一思想”。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裘礼庭说,此案能不能破,不是我裘礼庭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从现在开始,都要全心全意上案子,不能让任何事情分心。
裘礼庭让大家讨论的议题是,印钞厂连续被盗是不是内部人作案?如果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破不了?我们到底哪些工作没做到,哪些环节上出现了失误?
裘礼庭说,此案作案人作案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满足消费欲望。因此重点还是要查经济状况反常的人。
当时有人小声嘟囔,说都查了好几遍了。
裘礼庭发狠说,那就再查。
裘礼庭把专案组的人分成了三个组,一是可疑对象审查组,二是调查摸底组,三是每天向上级汇报案件进展情况的情况组。
裘礼庭回忆,当他反复揣摩被调包的纸币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捆扎这些纸币上的封条纱绳打结用的是反手结。捆扎纸币的纱绳打结是一个师傅教的,都是正手,除非此人习惯使用左手。
裘礼庭让印钞厂配合,以开展练基本功的名义把厂里职工召集起来,练习捆扎纸币,发现没有人打反手结(后来才知道,作案者长期不参加厂里活动,那天根本就没来)。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专案组把被盗的钱箱从广东拿回来,在上面发现了厂保卫科长的指纹。
裘礼庭马上找保卫科长谈话,问:“你接触过钱箱吗?”
保卫科长说:“没有。”
“再想想。”
“确实没有。”
如果按照惯例,只要对上指纹,就可以抓人了。但他想还是要再分析,先查他的经济状况有无反常吧。到保卫科长家里,一切都很正常,经济上没有反常情况。裘礼庭想,这枚指纹很可能是保卫科长在工作中,无意碰到了木箱,才留下的。
裘礼庭排除了保卫科长的嫌疑。
裘礼庭说警察是干什么的?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打击坏人,保护好人的,在打击坏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害到好人。
回过头来再说破案的进展情况。
在厂子里摸排,专案组滤出了9个嫌疑人,而这9个嫌疑人过去全进入过警方视线,因种种原因被排除了。
同时普陀公安分局下辖的10个派出所,对上海印钞厂成品车间的300多名工人居住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摸底,一张大网就这样撒开了。
上海印钞厂成品车间拉车工张德康排在嫌疑人的第7位。
张德康1986年以前曾在普陀永安里住,在1986年7月搬到曹杨地区居住。
专案组在调查中,还得到这样一个重要情况:有人曾到张德康的新家作客,他的新家装修得很漂亮,家具全是新的,还买了电冰箱、录音机、吸尘器等高档商品。有个居民估计,张德康和他老婆至少各有10件羊毛衫。
张德康是上门女婿,结婚后有个儿子。在前几次的调查中,也曾对张德康的经济反常进行过调查,但张德康说,因为岳父在病重快去世前对他提出个要求,希望能让外孙改成他的姓。岳父说,如果外孙能跟他姓,他愿意出5000元钱作为对张德康的补偿。
调查张德康的妻子和岳母,也是这样讲,于是专案组就把张德康否定了。
裘礼庭回忆,他当时就对张德康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于是布置力量,对张德康进行全面调查,不但调查张德康,还要调查张德康身边的人。裘礼庭说:“我给侦查员们开会,提出的要求是,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结果关于张德康的情况不断反馈上来。
张德康说,岳父在病故前给了他5000元钱,可调查的情况是,张德康的岳父常年生病,根本拿不出5000元钱。
张德康的岳母又说,老头子之所以有5000元钱,是因为把老家乡下的房子卖了。
事实证明这又是谎话,张德康岳父的老家在江苏扬州,他很早就离开了,根本没什么房子。
裘礼庭又找印钞厂成品车间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说,上次厂里练给纸钞打结时张德康没来,这个人从来不参加厂子里的活动。裘礼庭安排,让支部书记随便找个理由叫张德康打结。
张德康打的是反手结,跟被调包纸币打的结一模一样。
裘礼庭回忆说,到这个时候,印钞厂被盗大案的犯罪嫌疑人终于浮出水面了,不容易呀,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裘礼庭当时很冷静,他考虑的问题是,张德康因为接受过审查,肯定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怎样才能撬开他的嘴?搞不好,就会做成“夹生饭”,会给后面的工作造成被动。
裘礼庭说当年他做出正面接触张德康的决定是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下的决心。
跟张德康的谈话人是裘礼庭,谈话地点在印钞厂的办公室里。
裘礼庭说:“为什么跟你谈话,是因为厂里的产品丢失,因此想再了解一下。”
张德康的态度很坏,大叫大嚷,说已经讲了好多次了,你们是不是没事干了。我还要回家给儿子烧饭呢。
张德康说完站起想走。
裘礼庭不紧不慢说了一句话,让张德康又站住了。
裘礼庭说:“人家讲你的经济状况可疑。”
张德康反问:“有什么可疑?小毛头的外公给了我5000元钱,给家里添点东西就是可疑了?”本来已经站起来的张德康又坐下,讲了一遍给儿子改姓的过程。
裘礼庭问:“你说你岳父给了你5000元钱,是存单还是现钱?”
张德康讲:“当然是存单了。”
裘礼庭追问:“是哪家储蓄所?是谁的户名?你改成了谁的户名,还是提取了现钞?”
张德康讲:“当然改了。”
裘礼庭靠在椅子上,慢条斯里说:“什么时候改的?我去查查。”
张德康又跳起来:“这有什么好查的!我家里的事你去查什么?”他嚷嚷,“如果不相信,就算钱是我偷的好了。”
裘礼庭逼问:“你说钱是你偷的,是在哪里偷的?什么时间偷的?”
张德康再不开口了。
裘礼庭现在回忆起当年的较量,还是眉飞色舞,他说案子进行到这种程度,就差最后一把火了。
裘礼庭不怕张德康不开口,他与一队副队长顾乃凡商量,让他跟张德康磨时间,他去找张德康的妻子。
张德康的妻子在房管所工作,裘礼庭已经给房管所打了电话,通知张德康的妻子下班不要走,留下来。
裘礼庭是这样想的,如果张德康是盗窃者,他未必会把事情告诉家里人,对钱的来源肯定是随便找个什么借口。
裘礼庭跟张德康的妻子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丈夫给你的存单呢?”
张德康妻子懵了,赶忙从包里取出两张定期存单,共计4000元。
裘礼庭问:“定活两便存单呢?”
张德康妻子大惊:“你怎么都知道了?”接着她哭了,说这些钱是丈夫跟朋友晚上贩东西挣的,不是偷厂里的钱。说着把定活两便存单取了出来。
张德康曾经有两个晚上没回家,对妻子说跟朋友在一起贩东西,时间正好跟造币厂被盗时间相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裘礼庭通知,立刻把张德康带到普陀公安分局。
张德康到分局,态度还是很硬。裘礼庭没跟他嗦,直接把3张存单放到他面前,说你晚上做的什么生意,赚了这么多钱?
张德康脸色变了,先是红,后是白,接着从椅子中滑下来,说:“不要枪毙我,行吧?”
张德康交代了他的盗窃经过。
他是在1985年7月初作的第一起案。那天在快下班的时候,他躲藏在车间冷风间的通风管上,晚上10点钟才爬下来,用事先准备好的锯条锯断东大门上的大锁。此门由于长期不开,所以厂里晚上没有在门口安排值班人员。
进入车间,他潜进产品房,取出一包产品,从中抽出了一小包,用1元的贴头纸进行了调包。然后他又从另一堆产品用同样方法取出了第二小包(这两包东西后来分别发到两地)。
两次共盗人民币1万元。
溜出成品车间,他用自己带来的跟厂里一模一样的大锁重新将门锁好,又爬回冷风间的通风管上。第二天,车间大门打开,上班人进入车间,他也悄悄从通风管上下来。
第一次作案没人发现,在1985年的12月份,他又采用相同办法第二次作案。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没调包,干脆从箱子里取出一大包产品,这次他到手人民币2.5万元。
张德康作案两次,共盗窃人民币3.5万元。
至此,上海印钞厂被盗案告破。时间是7月15日,离裘礼庭立下军令状的时间仅隔1个月。
作为当年指挥破案的裘礼庭,重新回忆往事,仍掩饰不住眉宇中的喜悦之情。他说,破了案,上下高兴呀,陈慕华还专门派人来,要我们到北京开庆功会。后来北京虽然没有去,但专案组立了二等功,还发了奖金,每人10元钱。
裘礼庭说10元钱现在看起来虽然少得可怜,但当时大家高兴,再说谁破案也不是为了钱。
裘礼庭现在仍对他曾经经历过的岁月念念不忘。他最喜欢看的电视剧仍然是公安题材的,有时候看着看着,就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裘礼庭参与和指挥破获的案件有多少?他没统计过,他说:“反正很多。”这些案子经常从他的记忆中冒出来,仿佛永远不会从脑海中抹去。
发稿编辑/浦建明
您能在里面闻到烧鸡的味道吗？
韦爵爷说了，十句里面九句真，为的是那一句谎言的风情
再次回顾您那一句带来的风情：
对了，关键一句
说这话的，大多痛心疾首状叫嚷，或是便秘状深沉，一幅俯瞰芸芸众生的道貌岸然状。
他写那个已经挨了不少砖，你不出来别人也会出来的。他写的东西就是怪怪的，连朱文博的事情也能给他写成这样。多亏老兄出来打脸，不然连我都要上当给他送花了。他的东西以后不再看了。
此ID karman 彻底光腚。
其实这样的主，网上不少。
就是个瞎编故事来扮骚的南方系。
扔蛋成功
原来2000年前倒是能经常见到，后来慢慢就没有了，尤其现在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去银行换每年不超过5万美元，哪还有人去银行门口倒腾外汇啊。
果不出所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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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学问题,与社会规模(物质丰裕程度,社会物理跨度,时间跨度,人口密度等等)有关,密度过大就存在一种"过度竞争"情况,这是由社会与个人这种整体-个体间的关系决定的.可以假设,当时中国总物质资源不变,人口少一半,这种情况虽然不能保证会不会消除,但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