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海上旧案（１）拥有一块美国土地 -- ka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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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羽 山　《东方剑》 2008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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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多年前,时任上海市政法委书记的石祝三问裘礼庭:“老裘,这个案子你看能不能破?”

　　会场上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几十双眼睛盯着裘礼庭。

　　裘礼庭没有犹豫,大声回答:“能破,快点国庆节,慢点年底一定破。”

　　这天是1987年6月15日,裘礼庭的职务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政法委书记石祝三问的案子是1985年发生在上海印钞厂的“成品”被盗大案。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裘礼庭说起这段往事时,依然兴奋得眉飞色舞,过去很多事情在这个77岁老人的记忆中渐渐消失了,然而1987年6月15日这个日子,却深深铭刻在他的脑海中。

　　裘礼庭是1950年考进上海市公安局的。那年他还是个20岁的毛头小伙子,先是在南京路上当交通警,一年后调到老闸分局政保股,从此开始了他的“侦探”生涯。裘礼庭当过派出所所长、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副主任,还当过政保科长、分局副局长。1983年,他回到了市局刑侦处。为什么说“回到”?因为他1981年曾在市局治安处工作过,当时刑侦和治安还没有分家,因此裘礼庭说他到刑侦处是“回到”家了。

　　裘礼庭“回家”,先来了个开门红。那年上海发生的一百多起凶杀案全部破获,其中裘礼庭参与了数十起案件的侦破,最后也是最蹊跷的一起案子是12月31日结案的。为什么说这个案子蹊跷?裘礼庭后来总结说,这是他所经手案子中唯一的“三无”“四不是”。

　　“三无”是:无赃物,被害人家中的存款分文未动;无凶器,被害人是被用手掐死的;无痕迹,凶手在案发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痕迹。

　　“四不是”是:被害人72岁,死亡时身上衣服完好,因此不是情杀;被害人邻里关系良好,不是仇杀;被害人有钱,但钱没动,因此不是为财杀人;被害人是家庭妇女,政治谋杀就更谈不上了。

　　就是这么一起看上去没丝毫头绪的案子,发案两个月后,裘礼庭和上海的另两个神探——时任刑侦处大案队副队长的张声华和谷在坤一起,破了。

　　12月31日那天,天上飘着细细的雪花,裘礼庭高兴,拉着张声华钻到路边的小饭馆里喝老酒,他说我们这是青梅煮酒论英雄。

　　在大家的眼里,裘礼庭破案是个“狠”角色,因此印钞厂被盗大案在他手里破获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此案发案时间是1985年。

　　上海印钞厂发生被盗大案时,裘礼庭不在刑侦处。在和张声华“青梅煮酒论英雄”之后,他就被调到“打击经济犯罪队”当队长,后来又到市劳教审批办公室当副主任。裘礼庭再次“回家”的时间是1986年9月份,调令上写的职务是刑侦处副处长。

　　当时刑侦处的处长是著名侦探端木宏峪,而裘礼庭的老搭档张声华也已经是副处长了。

　　裘礼庭到刑侦处,分管大案队,就开始接触印钞厂被盗案。端木说:“老裘,你就当这个专案组的联系人吧。”

　　印钞厂被盗案侦破专案组设在普陀公安分局,成员有二十多人,来自3个部门:市局刑侦处、市局经济保卫侦察处、普陀公安分局。

　　裘礼庭研究案子,此案发案时间是1985年11月。广东潮州市中国银行支行的一名工作人员在潮州市人民银行库房领取现钞后,打开包装清点时,发现一包用牛皮纸包装的新5元券封口异常,他感到奇怪,于是从包里抽出一张,这一看可不得了,在他手里的根本不是5元券,而是一张印着“1元券”的贴头纸。

　　所谓“贴头纸”,是指人民币在印制完成进行包装后,贴在包装两边的封签,其大小和人民币相仿,因此贴头纸也就是废纸。

　　在包装里应有1000张5元券,全部变成了废纸。人民币变废纸,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此事立刻报告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

　　经调查,排除了在潮州进行调包的可能,种种迹象表明,发案地点应在印钞厂,也就是说,此包5元券在出厂的时候就被调过包了。

　　印制该5元券的是上海印钞厂。

　　此案的侦破工作可以说是一波三折。专案组确定的侦破方案是“内侦外查,齐头并进”,在印钞厂内摸排的同时,在银行的配合下根据被盗5元币的号码,对各消费场所进行密切监控。

　　在印钞厂内,排查的重点是印钞厂成品车间。

　　裘礼庭虽然没在印钞厂工作过,但他知道,印钞厂的核心部门就是成品车间,印好的纸钞都是从这个车间发出去的。成品车间由于是印钞厂的要害,所以戒备森严。成品车间的位置在印钞厂车间大楼的最高层,车间外面是过道和电梯,过道两边是男女更衣室。车间门口设有警卫,窗子上有铁栅栏和金属网罩。在车间的东侧还有一道门,此门常年不开,门上挂着大铁锁。而工人出入的车间大门,下班以后,就上锁了,钥匙放入专门铁匣封存。外人想进入这个车间,难,除非有孙悟空的本事。

　裘礼庭看着案卷陷入沉思,他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作案者是怎么进入到成品车间的?

　　专案组曾排查出7个重点嫌疑对象,但都先后排除了。

　　更让裘礼庭感到无法容忍的是,就在专案组在厂里紧锣密鼓进行排查时,上海印钞厂发往广东的产品又一次被盗,这次数字是2.5万元。

　　这次不是调包了,而是被盗,发现时间是1986年7月10日,正好在裘礼庭回到刑侦处的两个月前。

　　发现纸币被盗过程是这样的,7月10日广东惠阳工商银行的一位股长带了两名经警到人民银行提款,共提出80万现金,其中刚出厂的10元券两箱,5元券一箱,其余都是回笼的旧币了。在清点5元券时出了问题,箱子里本应装8包纸币,每包有新印制的5元人民币共2.5万元,但打开箱子后,里面只有7包,这就是说,箱子中少了2.5万元。

　　这位股长赶紧检查木箱,没有发现被撬痕迹,于是报了案。

　　被盗的产品还是从上海印钞厂发出去的。

　　警方对木箱进行了检验,木箱的铅封完好,但在铅封内侧发现了重复挤压的痕迹。这说明什么?说明木箱在封好后,又被人打开然后重新封好。

　　这箱纸币的运输流程是这样的:1985年12月18日封箱,20日进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库,存放了一段时间后发往武汉,然后又发到广东。

　　这时候,专案组又得到一条线索:上海黄浦区的一家储蓄所报告,根据上级部门的协查通知要求,他们对所有回笼的5元币进行清查,发现1985年12月21日回笼的钞票中,有一张5元券的号码在被盗的2.5万元号码范围之中。

　　而根据这个储蓄所的操作流程,回笼的钞票一般要在一到两天后才会封存,这就是说,这张5元券的使用时间应在20日,或者是19日,这时候钱箱还在上海印钞厂没往外运呢。

　　裘礼庭合上案卷,心想问题又出在上海印钞厂了。

　　裘礼庭回忆,说事情也巧,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接到报告,说是上海某钢铁厂的一位厂医在储蓄所存钱时,柜台员发现他所持的纸币中,有17张5元券新票,号码跟被盗的那批5元券号码相符。

　　裘礼庭和张声华赶到了这家储蓄所。

　　在储蓄所后院的办公室里,裘礼庭见到了这位厂医,他的第一反应是:此人和印钞厂盗案没关系。

　　事实证明,他多年在刑侦战线摸爬滚打形成的直觉是准确的。

　　厂医说了纸币的来历。其实很简单,他6月23日到淮海路储蓄所取存款,当时柜台员给的都是新票,共100张,都是5元的票子,后来买东西用掉了40张,在家里留了60张,这天他取出了17张5元券,准备存到这里。

　　厂医摊开手说:“事情就是这样的。”

　　到淮海路储蓄所查,该所确实支付过5元券新票,至于这些新票是谁存到这里的,由于每天要接待大量储户,实在是记不起来了。

　　后来上海多家储蓄所又陆续发现印钞厂被盗的5元券,收款日期大都在1986年春节前后,进一步追查,存款人在存款时存定活两便是无记名的。

　　此时,在厂里的大规模排查已经结束,没有发现嫌疑对象。

　　案件所有线索都断了,陷入僵局。

　　裘礼庭最喜欢这类具有挑战性的案子,即使是多少年以后,他说起来还是呵呵的笑,说:“案子破得过瘾呀。”

　　但当时,裘礼庭可是忧心忡忡,案子破不了,一拖两年,专案组的成员明显有些松懈了。由于是三个单位组成的专案组,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制约,二十多个人的专案组,经常有人请假,也不履行什么手续,打个招呼说单位有事就不来了。

　　就在这时候,在吉林又发案了。

　　1987年4月3日,吉林省农业银行发现一包总共2.5万元的5元券中,被人调包了5000元,变成了印有“一元券”的贴头纸。此箱纸币的生产单位依然是上海印钞厂。

　　还是那个幽灵大盗干的。

　　裘礼庭说,当时上上下下都感到压力大,但压力最大的还是刑侦处和专案组。刑侦处长端木决定裘礼庭专门负责此案的侦破工作。担子落到了裘礼庭身上。

　　1987年6月15日,办公室通知裘礼庭,市政法委书记石祝三要听案件的汇报。汇报会是在普陀公安分局会议室开的,市局副局长易庆瑶也来了。

　　先传达国务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的讲话。陈慕华说,这么大的案子,这么长时间没破,说不过去了,要尽快组织力量破案。

　　石祝三直接点裘礼庭的名字:“老裘,这个案子你看能不能破?”

　　于是有了本文开始的一幕。

　　裘礼庭讲案子能破的理由,因为是内部人作案,范围有限,只要下功夫,肯定能把作案人揪出来。困难在于因为此案赃物的特殊性,所以破案要有一定时间。因此他给出了最晚年底破案的期限。

　裘礼庭等于在大庭广众下立下了军令状。

　　易庆瑶问:“老裘,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都讲出来,一并解决。”

　　裘礼庭说,给专案组再配一辆车子吧,另外就是各单位不能把派到专案组的人往回抽了。

　　易庆瑶讲:“好,老裘,这个案子你破了,市局给你开庆功会。”

　　裘礼庭回到专案组,先组织所有成员开会讨论,也就是过去常讲的那句话:“统一思想”。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

　　裘礼庭说,此案能不能破,不是我裘礼庭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从现在开始,都要全心全意上案子,不能让任何事情分心。

　　裘礼庭让大家讨论的议题是,印钞厂连续被盗是不是内部人作案?如果是,为什么这么长时间破不了?我们到底哪些工作没做到,哪些环节上出现了失误?

　　裘礼庭说,此案作案人作案目的是什么?只有一个,满足消费欲望。因此重点还是要查经济状况反常的人。

　　当时有人小声嘟囔,说都查了好几遍了。

　　裘礼庭发狠说,那就再查。

　　裘礼庭把专案组的人分成了三个组,一是可疑对象审查组,二是调查摸底组,三是每天向上级汇报案件进展情况的情况组。

　　裘礼庭回忆,当他反复揣摩被调包的纸币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捆扎这些纸币上的封条纱绳打结用的是反手结。捆扎纸币的纱绳打结是一个师傅教的,都是正手,除非此人习惯使用左手。

　　裘礼庭让印钞厂配合,以开展练基本功的名义把厂里职工召集起来,练习捆扎纸币,发现没有人打反手结(后来才知道,作案者长期不参加厂里活动,那天根本就没来)。

　　在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专案组把被盗的钱箱从广东拿回来,在上面发现了厂保卫科长的指纹。

　　裘礼庭马上找保卫科长谈话,问:“你接触过钱箱吗?”

　　保卫科长说:“没有。”

　　“再想想。”

　　“确实没有。”

　　如果按照惯例,只要对上指纹,就可以抓人了。但他想还是要再分析,先查他的经济状况有无反常吧。到保卫科长家里,一切都很正常,经济上没有反常情况。裘礼庭想,这枚指纹很可能是保卫科长在工作中,无意碰到了木箱,才留下的。

　　裘礼庭排除了保卫科长的嫌疑。

　　裘礼庭说警察是干什么的?用最通俗的话说就是打击坏人,保护好人的,在打击坏人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要伤害到好人。

　　回过头来再说破案的进展情况。

　　在厂子里摸排,专案组滤出了9个嫌疑人,而这9个嫌疑人过去全进入过警方视线,因种种原因被排除了。

　　同时普陀公安分局下辖的10个派出所,对上海印钞厂成品车间的300多名工人居住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摸底,一张大网就这样撒开了。

　　上海印钞厂成品车间拉车工张德康排在嫌疑人的第7位。

　　张德康1986年以前曾在普陀永安里住,在1986年7月搬到曹杨地区居住。

　　专案组在调查中,还得到这样一个重要情况:有人曾到张德康的新家作客,他的新家装修得很漂亮,家具全是新的,还买了电冰箱、录音机、吸尘器等高档商品。有个居民估计,张德康和他老婆至少各有10件羊毛衫。

　　张德康是上门女婿,结婚后有个儿子。在前几次的调查中,也曾对张德康的经济反常进行过调查,但张德康说,因为岳父在病重快去世前对他提出个要求,希望能让外孙改成他的姓。岳父说,如果外孙能跟他姓,他愿意出5000元钱作为对张德康的补偿。

　　调查张德康的妻子和岳母,也是这样讲,于是专案组就把张德康否定了。

　　裘礼庭回忆,他当时就对张德康的说法产生了怀疑,于是布置力量,对张德康进行全面调查,不但调查张德康,还要调查张德康身边的人。裘礼庭说:“我给侦查员们开会,提出的要求是,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

　　结果关于张德康的情况不断反馈上来。

　　张德康说,岳父在病故前给了他5000元钱,可调查的情况是,张德康的岳父常年生病,根本拿不出5000元钱。

　　张德康的岳母又说,老头子之所以有5000元钱,是因为把老家乡下的房子卖了。

　　事实证明这又是谎话,张德康岳父的老家在江苏扬州,他很早就离开了,根本没什么房子。

　　裘礼庭又找印钞厂成品车间支部书记,支部书记说,上次厂里练给纸钞打结时张德康没来,这个人从来不参加厂子里的活动。裘礼庭安排,让支部书记随便找个理由叫张德康打结。

　　张德康打的是反手结,跟被调包纸币打的结一模一样。

　　裘礼庭回忆说,到这个时候,印钞厂被盗大案的犯罪嫌疑人终于浮出水面了,不容易呀,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裘礼庭当时很冷静,他考虑的问题是,张德康因为接受过审查,肯定有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怎样才能撬开他的嘴?搞不好,就会做成“夹生饭”,会给后面的工作造成被动。

　　裘礼庭说当年他做出正面接触张德康的决定是经过反复考虑,权衡利弊后下的决心。

　　跟张德康的谈话人是裘礼庭,谈话地点在印钞厂的办公室里。

　　裘礼庭说:“为什么跟你谈话,是因为厂里的产品丢失,因此想再了解一下。”

　　张德康的态度很坏,大叫大嚷,说已经讲了好多次了,你们是不是没事干了。我还要回家给儿子烧饭呢。

　　张德康说完站起想走。

　　裘礼庭不紧不慢说了一句话,让张德康又站住了。

　　裘礼庭说:“人家讲你的经济状况可疑。”

　　张德康反问:“有什么可疑?小毛头的外公给了我5000元钱,给家里添点东西就是可疑了?”本来已经站起来的张德康又坐下,讲了一遍给儿子改姓的过程。

　　裘礼庭问:“你说你岳父给了你5000元钱,是存单还是现钱?”

　　张德康讲:“当然是存单了。”

　　裘礼庭追问:“是哪家储蓄所?是谁的户名?你改成了谁的户名,还是提取了现钞?”

　　张德康讲:“当然改了。”

　　裘礼庭靠在椅子上,慢条斯里说:“什么时候改的?我去查查。”

　　张德康又跳起来:“这有什么好查的!我家里的事你去查什么?”他嚷嚷,“如果不相信,就算钱是我偷的好了。”

　　裘礼庭逼问:“你说钱是你偷的,是在哪里偷的?什么时间偷的?”

　　张德康再不开口了。

　　裘礼庭现在回忆起当年的较量,还是眉飞色舞,他说案子进行到这种程度,就差最后一把火了。

　　裘礼庭不怕张德康不开口,他与一队副队长顾乃凡商量,让他跟张德康磨时间,他去找张德康的妻子。

　　张德康的妻子在房管所工作,裘礼庭已经给房管所打了电话,通知张德康的妻子下班不要走,留下来。

　　裘礼庭是这样想的,如果张德康是盗窃者,他未必会把事情告诉家里人,对钱的来源肯定是随便找个什么借口。

　　裘礼庭跟张德康的妻子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丈夫给你的存单呢?”

　　张德康妻子懵了,赶忙从包里取出两张定期存单,共计4000元。

　　裘礼庭问:“定活两便存单呢?”

　　张德康妻子大惊:“你怎么都知道了?”接着她哭了,说这些钱是丈夫跟朋友晚上贩东西挣的,不是偷厂里的钱。说着把定活两便存单取了出来。

　　张德康曾经有两个晚上没回家,对妻子说跟朋友在一起贩东西,时间正好跟造币厂被盗时间相符,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裘礼庭通知,立刻把张德康带到普陀公安分局。

　　张德康到分局,态度还是很硬。裘礼庭没跟他嗦,直接把3张存单放到他面前,说你晚上做的什么生意,赚了这么多钱?

　　张德康脸色变了,先是红,后是白,接着从椅子中滑下来,说:“不要枪毙我,行吧?”

　　张德康交代了他的盗窃经过。

　　他是在1985年7月初作的第一起案。那天在快下班的时候,他躲藏在车间冷风间的通风管上,晚上10点钟才爬下来,用事先准备好的锯条锯断东大门上的大锁。此门由于长期不开,所以厂里晚上没有在门口安排值班人员。

　　进入车间,他潜进产品房,取出一包产品,从中抽出了一小包,用1元的贴头纸进行了调包。然后他又从另一堆产品用同样方法取出了第二小包(这两包东西后来分别发到两地)。

　　两次共盗人民币1万元。

　　溜出成品车间,他用自己带来的跟厂里一模一样的大锁重新将门锁好,又爬回冷风间的通风管上。第二天,车间大门打开,上班人进入车间,他也悄悄从通风管上下来。

　　第一次作案没人发现,在1985年的12月份,他又采用相同办法第二次作案。唯一不同的是,这次他没调包,干脆从箱子里取出一大包产品,这次他到手人民币2.5万元。

　　张德康作案两次,共盗窃人民币3.5万元。

　　至此,上海印钞厂被盗案告破。时间是7月15日,离裘礼庭立下军令状的时间仅隔1个月。

　　作为当年指挥破案的裘礼庭,重新回忆往事,仍掩饰不住眉宇中的喜悦之情。他说,破了案,上下高兴呀,陈慕华还专门派人来,要我们到北京开庆功会。后来北京虽然没有去,但专案组立了二等功,还发了奖金,每人10元钱。

　　裘礼庭说10元钱现在看起来虽然少得可怜,但当时大家高兴,再说谁破案也不是为了钱。

　　裘礼庭现在仍对他曾经经历过的岁月念念不忘。他最喜欢看的电视剧仍然是公安题材的,有时候看着看着,就想起了过去的日子。裘礼庭参与和指挥破获的案件有多少?他没统计过,他说:“反正很多。”这些案子经常从他的记忆中冒出来,仿佛永远不会从脑海中抹去。

　　发稿编辑/浦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