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关于高耀洁医生的几句话 -- 听枫

高耀洁原先在中国出的书，一些内容是被删掉的。中国说话是有界限的。

另外，她在国内时候对政府的批评也是很有分寸的：她不直接批评中央政府的，她的矛头更多是针对河南政府。

我猜想，她出去，一是因为在郑州过得很压抑，心情很不好。二是因为她想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至于有没有人看她的书，她不管，按她自己的话来说：要留真相在人间。

她活不多久了，她就是想把自己知道的说出来而已。

另外，有人说她不和地方政府合作，互动不好，导致今天这种两败俱伤的局面。其实，她说过，她不是个帅才，要她出头组织一个团体，来从事抗艾，她说她没这个能力，也怕别人骗她，尤其是怕有人蓄意用经济问题来栽赃。所以，这么多年来她宁愿单枪匹马的单干。她也就是图个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揭发过，说出真相，帮助过艾滋病人。如此而已。她也不懂政治，也不能像其他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对中国政治说出一大套道理来。

如果老太太十年前的固执是一心为了救助艾滋病人，那她现在的固执就完全是为了她自己了。

还是那句话：当老太太选择出去了，她就已经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了。可惜，可叹。希望她有生之年还能回国

刚才试图找了一下，已经淹没在同一主题的汪洋大海中了。

好像是说前医药监督局局长郑什么，乱发血液制品批号，以权谋私什么。

应该在我这个帖子之前发出的。

成为敏感人物以前出去没有不清楚，成为敏感人物以后出去就不行了。她不是经常得什么奖嘛，她要参加，河南政府不让啊。反正没小胡的条子，她再也没经海关出去过。

“柠檬籽儿 2009-12-08 04:16:02 2585672 复 2585649

O 您真有這心就不會發這貼了吧 1

別人如何敘述自己，哪怕是標榜自己，又能怎樣呢？對這社會有極大危害嗎？我又怎樣被蒙蔽了？難道您掌握更多信息？除了這些，還有嗎？

這個根本沒有討論的價值。”

你好强啊，强到逆天

偶只有发自内心出自肺腑地以45度角对你老纯洁滴仰望了

高老太婆可以颠倒黑白，违背事实，不说人话

别人根据她的说进行一些推理，也没造谣，也没污蔑，就成了“文革”式的批判了

果然很有精英的味道嘛

你说的和你的群体所说的，都是正确的，哪怕是虚假的、编造的、涂脂抹粉的

那也是正确的，具有真理性的，不容许客观批评和指正的，甚至是不蓬茸讨论的

而和你们意见不一样的其他人的言论，甚至只是根据你们所说的话的正常讨论

也是诛心的、恶劣的、无理的、恶毒的

果然是强悍到无极限的理论啊

人说NC者无可药医也，还真是诚不我欺

西西河，原来竟到了这样的地步？

只能容许民猪精蝇夸夸自谈、自吹自擂、捏个兰花指扮扮纯情无辜可怜外加圣人状

而不许我等小民稍微就事论事一番？

这样的西西河，那不如去死了的好

随便封IP还是禁言

无所谓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我是没本事从有关部门找出详细记录来证明高耀洁是否被监控。但她家小区那4个镜头我是看见的，其中一个就在她家门口。我所说中国到处都是监控镜头的意思你自己理解吧，随时监控任何一个人都很容易，就看政府的需要了。你可以理解为高耀洁家门口的镜头是中国人普遍现象，也可以理解为高耀洁被监视。还是我那句话，靠你自己的常识判断吧。我只提供我的所见所闻，当然我也会把我的判断说出来。

• 不妨关注一下千江的帖子

http://mem.netor.com/m/jours/adindex.asp?boardid=15516&joursid=11219

　　谁也不会拿自己生命开玩笑。1993年后，程勇力真的没有再去卖血。他最后一次在县

人民医院血站刚抽完，就浑身发冷，持续高烧，打了20多天针不见好，后来怀疑是发疟子，

打了一针奎宁好了。“当时我怀疑是冬天输的盐水太冷，血管受不了了。”程勇力说，“我从

此再也不敢卖血了，后来跑到海南的一个度假村当保安。”现在看来，那更像刚刚感染艾滋

病后出现的症状。

　　1995年3月，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突然发布通知，开始大规模取缔已经泛滥成灾的

血站。这次行动是强有力的，到1996年初，几乎所有的县级血站都被关闭。由于一些生物

制药公司仍在河南采浆，地下非法血站应运而生——比如承包上蔡人民医院的姓尼的医生—

—有些甚至是昔日的卖血者经营的。但到1997年，这些地下非法血头即遭到严厉打击而销

声匿迹。

河南发现艾滋病十年2005-12-16 11:41:24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收藏此页　网友评论 257 条 　

“大概是1992年前后吧，我们县光我知道的就有两个血站了。一个是县卫生局办的，一个是县医院办的。县医院办的那个血站最早。他们都有手续，是合法的血站。当时办血站，至少要有地区一级的许可证。当时，县医院办的血站承包给了薛××。”莫新安跟县医院的院长是邻居，院长让他去维持血站秩序。“每天七八百甚至上千人。来卖血的大都是睢县、太康、通许、尉氏等县的人，还有东北辽宁的一些人，人多得乱哄哄的，最多的一天1400多人。”莫新安给每一个卖血的人发一个号，这是他最早的血站工作履历。“我的血头称号就是这样落下的，其实，我开始是在替血头干活。”

1994年11月份，莫新安贷款了18000元，买了一辆破中巴车跑客运。跑了七八个月，没有赚到钱，修车费已拿不出了。他正为钱着急的时候，杞县西寨乡马寨村的孟××来找他。他让莫跟着他干血站。那时，个人血站已经开始被取缔了。尉氏县邢庄乡水黄村的朱XX办的血站在送货时往血浆里兑了盐水，提货人报了案，河南省有关部门把尉氏县个人血站全部取缔了，朱××也被抓了起来。

1995年底，莫新安和孟××合作的血站开张了，一个离心分浆机、三间民房，一堆便宜买来的血袋、一次性注射器、生理盐水，几个做小买卖转行来的“医护人员”，就算是这个血站的全部。“俺没条件化验，谁来卖血俺都要。其他私人开的血站都不化验，都是这样的。一是没条件，再一个成本高。”莫的这个血站营业了没多久，有人举报了，“卫生局和县检察院来人把血站封了。”莫说，查封时他们还有270袋血浆，他买了25公斤柴油、5公斤汽油，一把火将血浆烧掉了。

1996年2月，尉氏县一个人找到莫新安，提供机器让他再开一个血站，那人负责销售。

“那人给我的价钱是每袋61块钱。我干了十来天，他也给我帮了几天忙，后来说家里有事儿，就走了，结果一去没回。我采的血浆卖不出去，全砸在了手里。积攒了800多袋血，值四千多块钱，加上我买他的机器的钱，一共砸进去将近3万元！”合伙人莫名其妙的消失让他再次走到了赔本的边缘。

半个月后，一名姓邵的旅社老板出面帮莫销售血浆。“那天，说好的是在高速公路上交货。”莫新安回忆，就在他们走到尉氏县一个收费站时，警察拦下了他租用运送血浆的汽车。这次，莫新安赔彻底了，交给尉氏县警察9000元罚款之后被释放，之后，他开始在大大小小的非法血站卖血，直到他的一个朋友在卖血时，一周之内连续数十次抽血，体内的血液几乎被抽干而死掉。莫说，他心痛如刀绞。

莫新安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年他两次开办血站被取缔，是与100多公里之外，另一个城市的一个检验中心有关。1995年底，王淑平独自前往北京，1996年3月，全国开始取缔以采血浆营利为目的的大小血站。在河南，因从这年的3月14日夜开始刮起的血站取缔风暴，后来被称为“3·14案件”。河南省卫生厅和公安厅联合发文，严厉打击非法采集、倒买倒卖人体血浆的犯罪行为。

闹了一场“大地震”

王淑平的报告经院士上报给了卫生部

1995年12月16日，王淑平向周口地区卫生局递交了她负责的临床检验中心“我区献血员中HCV及HIV感染的调查汇报”，此前两天，河南省CDC开设了第一条艾滋病热线，接受全省HIV感染者和普通人对艾滋病知识的咨询。

王的报告在卫生局波澜不惊。“血站还在继续开。”她的担忧一天天在增加，“我是在血站工作过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全区每天至少会有1000人感染，很可怕的。”此时，更多的血站在献血员中检测出了HIV阳性感染者。“这年冬天，我们几个人在一个血站卖血，80个人中有4个人查出了HIV阳性。”赵金山说，但这并未能让这家血站停下来，“血站的人只是让4个人不要在这家血站卖血罢了，他们几人有没有再到别的血站去卖血就不知道了。”

1995年最后的几天，王淑平带着62份初筛的、来自河南省商水县西赵桥村的HIV阳性血样，来到了北京。“我找到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想在这里做权威的鉴定。”那位卫生局长的置疑让王淑平觉得，必须求得最终的认定结果，“先见到了办公室的小董，他说做一份血样检测要700元钱。”62份全做下来需要4万多元，这对于自己掏路费跑到北京求结果的王淑平来说，是太多了。她的中心也没有这么多钱，她们停了自己的薪水，把钱都花在了采样和初筛上了。“我当时有些气馁，没钱就不做了吧，回去吧。”她有些丧气地走出了预防医学科学院的办公室，“刚出门，迎面碰上了曾毅院士，他就问，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王淑平把事情经过又给曾毅讲述了一遍，“曾院士一听，非常紧张，他说不要你这个钱，先做15份吧。”

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鉴定结果很快出来了:15份血样中有13份被确定为HIV阳性，2份为疑似。这一结果让中国流行病学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非常震惊。“他看了结果着急了，给我说，你赶紧写报告，马上报告卫生部。”剩下的47份阳性血样已没有再做鉴定的必要。在曾毅的支持下，王淑平这位从偏远地区来的普通医生，在北京起草了上报卫生部的“关于单采浆献血员中HCV及HIV感染状况的调查报告”:

“单采浆还输血球献血员(以下称单采浆献血员)中流行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是目前仍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不仅影响着献血员的健康，而且对血液制品的安全性构成威胁。最近，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在单采浆献血员中已有HIV感染，甚至酿成流行之势。单采浆过程中存在的以上问题已成为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的问题，现将我们的调查结果汇报如下。”

这份报告的第一、第二部分，王淑平列出了河南省周口地区HCV在献血员中的感染状况，第三部分，她写道:“我们于1995年9月随机抽查了周口地区部分献血员的HIV感染状况，其中检出的阳性标本已经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北京)艾滋病诊断试验室应用蛋白印迹法(WB)确证，结果如下:270份单采浆献血员血样中有19份为HIV阳性，134份HBsAg阳性单采浆献血员血样中有43份为HIV阳性。”

1996年1月10日，王淑平的报告经曾毅上报给了卫生部。后来，她从曾毅那里得来消息，卫生部在第二天给河南省卫生厅打去了电话，询问情况。她于第三天回到了周口，卫生局的一个头儿见到她说:“你可弄了个大地震。”这天晚上，省卫生厅的一位厅长打电话到了她的家里，称她的工作做得很好。几天后，省卫生厅派出专家组到达周口。

文楼村疫情浮出水面

河南艾滋病疫情第一次被公开报道

“2000年1月的一天，一位专家给了我一份报纸，让我看其中的一篇报道，他说你就要看到希望了。”王淑平在完成了给卫生局和卫生部的报告之后不久，就到了北京学习和工作，曾毅给她看的报纸则是院士的一位友人从四川省会成都市寄出的，院士指给她看的报道标题是“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这篇4000多字的报道披露了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从1999年初开始，村中有数十人死于艾滋病，上百人感染HIV的真相。这篇报道呼应了当年王淑平的发现。

文楼村在上蔡县城南部，商水县西赵桥村西南方向，距离西赵桥30多公里，和西赵桥相同的是，都距县城较近，与当地的交通干道相邻，都是有较长卖血史的村庄。

王淑平发现了周口地区献血员感染HIV之后，相关的各种消息开始在河南省坊间流传，可以说，河南农村发现了大量农民感染艾滋病不是秘密，流传的版本非常之多。1999年夏天，省会郑州东20公里的中牟县西瓜丰收，有谣言说“西瓜被注射了艾滋病人血”。那年，西瓜的滞销使得从郑州东郊经过的107国道变成了农用机动车停车场，成百上千的西瓜车排成一字长龙，瓜农的脸上写满了忧伤，他们很是陌生的艾滋病成了阻碍西瓜销售的绊脚石。

就在这年8月，武汉的医生桂希恩接到了他的一位在上蔡县医院工作的学生的邀请，他的学生说，在接触的病人中发现多人感染HIV。文楼成了桂医生第一个深入考察的村庄。

“我在1998、1999年就已经接触到了从那里来的病人。”北京佑安医院的医生张可较早见到了河南农村艾滋病人，“起初，我并不相信，可后来到他们那里实地查看之后，事实让我惊呆了。”张可放下案头工作，于1999年8月27日前往文楼村东南的新蔡县东湖村，在那里，他一个上午就见到了10多名已经发病的HIV感染者。

河南的媒体亦开始关注在省内乡村流行的艾滋病。与此同时，几位省内专家也注意到了文楼和河南其他农村的艾滋病流行，文楼在此时注定成为了第一个被打开的缺口。

1999年11月，在几位专家的支持下，河南当地一个媒体记者写成了内参上报给高层。2000年春节前的一天，成都的一份报纸上刊出了“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的报道，文楼村和河南艾滋病疫情第一次被媒体公开报道。

政府和民间的艾滋调查

“感染者主要集中在1995年前后的有偿献血员中”

2002年8月，一份署名为“河南省卫生厅”的“关于全省艾滋病工作的汇报”文件被上报给中共河南省委。

这份文件透露出的信息是:“根据卫生部疫情统计，至2002年6月底，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4581例，其中发病1973例，死亡报告963例。据专家估计，目前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达到85万人，并且正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递增。

“我省从1995年3月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来，至今年6月底，累计发现并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928例，其中发病335例，死亡238例。专家估计我省艾滋病病毒实际感染人数在3万左右。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我厅先后组织开展了5次大规模的全省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状况和5次局部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摸清了我省艾滋病疫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主要集中在1995年前后的有偿献血员中。”

赵五记得，王淑平等人在西赵桥村提取了他们的血样之后，曾发给他们每人一些含在嘴里吃的药，“她们没说是什么药，我就按照她们说的办了。”他庆幸地说，“可能就是这药救了我的命吧，我四哥和六弟都没吃这个药，都死了。”在赵五的印象中，1996、1997年两年间，他接受了来自地区和省卫生机构的多次血样检测。最后一次是2000年，在那次对全村有既往卖血史的人员血样抽查中，全村有上百人查出HIV阳性。

那份文件对河南的“血浆经济”相关情况做了介绍，特别提到了一个当年各地有偿献血员情况和感染率数字，文件写道:“从1995年开始，国家卫生部和省卫生部门多次在全省开展大规模疫情调查。2001年3－6月，由各级政府和卫生部门逐县逐乡逐村对1995年前后有偿献血员进行调查统计和核对，全省1995年前有偿献血员共计18.3万人，其中豫东南驻马店、周口、南阳、信阳、开封、商丘6市有14.8万人。1995年4月，国家预防医学科学院来我省举办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学习班，抽查我省100多家血站1270份血样，最后确证艾滋病感染者81例，其感染率为6.38％；1996年5月，卫生部再次组织对全国有偿献血员进行艾滋病流行病学调查，共抽样36009人，发现艾滋病病毒阳性者278人，阳性率为0.77％，其中，湖北4.2％，安徽2.7％，四川1.75％，辽宁1.48％，广西0.89％，疫情分布在13个省(区、市)。其中我省共计调查1666名有偿献血员，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34例，感染率为2.04％。2000年12月，省政府组织的对上述地区艾滋病疫情抽样调查统计，在7个灶性点调查376名有偿献血员，灶性点村庄有偿献血员感染率最高达48％，最低为16％，平均感染率为32.71％。在14个县对有偿献血员调查1262名，感染率为3.01％。调查发现，有偿献血员集中的村庄艾滋病感染者比例较高，分散的有偿献血员感染率较低。”

文件给出了一个估计的数字是:河南省有偿献血员艾滋病感染者总数为2.31万－3.35万人。文件特别提到了因文楼村而著名的上蔡县的艾滋病情况:2001年6月，上蔡县政府上报有偿献血员3.5万人，重点村庄12个，目前估计上蔡县实际感染艾滋病的人数可能在7000－10000人左右。

来自河南省有关部门的调查在王淑平的报告之后，很快在献血员中进行了，民间的调查也在进行着，一位老人挑起了这项工作的重担。

高耀洁是在1999年10月接触到河南艾滋病疫情的，她本是一位妇科医生，曾因打击非法游医而出名。有人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豫南一个卖血专业村艾滋病感染很严重。来年开春，她租用了一辆车，拉了几箱方便面，开始了她的“防艾”之路。

不会吧……他那堆罪名里，还有这么一出？

那也不算直接责任人呀

中央成了豫官的木偶了。

老太太能不能出去，还得今上签字。你不如直接说老太太和香港民主党一样进了TG出入境黑名单。

要的就是大力吹捧和TG斗争到底对抗到底的英雄。那些和TG合作做事还做出成效的人，要么成了“维护匪共万恶统治”的“既得利益者”，要么就是干脆不被提及，然后把他们的功绩全部栽到那些“英雄”身上。

当年，在凯迪上看到有人振振有辞地声称把王耀武的抗战功绩全堆到张团长身上如何合理有道，乃是因为王氏不能死节，此等行径简直如同吴三桂，这是连满清都不齿的……

通常来说数据保留个一周半周也差不多了，保存一个月的基本没有。当然，出事的时候，条子们也会跑来调看，帮助了解案情。

不过千江同志有没留意过老太太小区的范围，及摄像头布控情况呢？老太太家门的位置在小区的什么地方，是否需要设置摄像头监控死角？

按说作为一个记者，不会连这点探究精神和观察力都没有吧。

不说别的，在下以前寄居住的小区商品房，两梯八户，每层就有三个摄像头，两个分别对着两家的门口，而其中一个就对着在下住的那间。

要这样说，岂不是在下也被TG监控了……

其实说白了就一句话，比老太太值得监控的人多了去了，至于为她整得连出国都得今上批条子这么大动干戈么？也不想想拿这点破事去麻烦今上，河南的官员是不是嫌自己官位坐得太舒服了。

我以前也奇怪，即使卖血的农民不懂，那医院给人输血的时候难道不检查血液是否合格么？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输血感染呢？后来才明白，一切都是利益啊，在金钱面前，人都不是人了。不能说政府不管，但是腐败的官僚体系，盘根错节在输血的利益链条，日益沦落的道德风尚，还有贫困，一起把那些乡村推向了深渊。有时候人们不是不想做，可是就是做不到啊。高耀洁说，在郑州街头，估计有2万艾滋病患者和携带着，他们离开家乡，免受歧视，到郑州打工，混迹于那些扫大街的、卖米粉的、卖菜的之中，想想就让人心痛。

所以谁说高老太太不关心自己的家庭儿女，说她固执。我就生气。聪明人很多，能干人也不少，但有几个像她那样，为那些无助的人呼唤啊？？所以我们感激高耀洁。

说高老太太被反华势力利用也好，说她背离祖国也好，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对那些抽象的词汇没概念，对那些所谓民族大义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都是具体的生活细节，面对的是污染、物价、官员的骄横，我们担心的是别让自己生病，即使开刀了也别输血，谁知道哪天就遭殃了呢！我们对中国的生活有更具体的感受，所以我们感激高耀洁，即使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所以看见你们义正词严的谴责高耀洁，我觉得简直是来自于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个时空，使用的不是一种话语体系。

她过去的成绩也都得到了肯定，有民间的，也有感动中国人物、副总理接见等等官方性质的。

如果她能够如你所说一直关心的都是具体的生活细节，把注意力放到防艾事业本身，那么现在她一样会得到大家的尊敬，最少她能够得到像西西河这种民间舆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