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薄熙来在重庆 -- 熊熊熊熊

2009年11月15日 来源：《重庆晚报》

　　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的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的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工作，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门诊部一开张就遇到给刘少奇看病的问题

　　文革之初，少奇同志于1963年9月搬到中南海福禄居。

　　1967年1月，我从下乡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医院虽然混乱，但对刘少奇看病的问题，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还是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据刘少奇病历记载，北京医院曾有四位医生到他家出诊过，为解决疑难问题也曾在他家多次组织过会诊。

　　1968年2月，奉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现警卫局保健处前身）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之后，根据上级指示我们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的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给我们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我们先指派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的巡诊工作，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医护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那时，少奇同志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庭院和室内，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他原来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他情绪很低落，食欲下降，血压很高，糖尿病加重，身体消瘦，体力大为减弱。

　　1968年4月，少奇同志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我们即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这段时间，少奇同志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照顾及时提出指导意见：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同时把他的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以保护他的健康。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6个鸡蛋进行了调整，改为每天两个；并提出肉类和蔬菜要适当搭配，少吃些猪肉，多吃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

　　抢救刘少奇

　　在工作中，我们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和他有思想感情交流，但我们确实严格按照医患之间的关系来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问题，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免疫力较低，易病。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研究了治疗措施，并当即将病情上报。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都明确指示说：“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即请北京、上海的知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中南海门诊部医生董长城和我住在刘少奇家。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和董长城就在地板上搭地铺。同时安排四名护士参加护理工作，日夜值班。就此组成医疗组。

　　当时，是汪东兴向我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在刘少奇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只是要尽力救治。

　　七次从凶险的肺炎中把他抢救回来

　　经X线胸片及痰培养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

　　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得到批准，以便关键时刻立即施行。报告后，很快汪东兴即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负责呼吸管理）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

　　此次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的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没有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在这期间曾多次出现病危，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一直没有恢复

　　1968年10月9日，他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为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所致。10月11日开始鼻饲，由于炊事员与医护人员的密切配合，使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因此，少奇同志到1969年，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变黑；虽然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这都是由于护士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被褥清洁才得到这样好的结果。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在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3 次。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教授专家。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边，从未发生过差错。至于严重的精神创伤，免疫力低下，肺炎反复发作，脑组织软化，意识严重障碍等病情发展，实非当时以至目前医疗技术所能挽回的。

　　中南海门诊部派医护，把刘少奇护送到洛阳

　　少奇同志在我们的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后，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置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直护送到洛阳，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的王绍棠把刘少奇的病历、治疗和抢救工作的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在家庭病房中生活和治疗的照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上述情况说：“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察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讲述人：顾英奇，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保健处医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副主任，总参警卫局保健处主任军医，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毛泽东始终是“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他又是中央领导集体中较快觉察到这些错误的领导人

他在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时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好了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的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

这时，又有人提出“消灭商品”的观念。对此，他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虽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但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

这次会议所议重点，仍然是人民公社问题，也就是要解决公社内部的“共产风”，即生产队之间、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毛泽东认为，各地的生产力水平不等，必有穷队富队之别，现在采取拉平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掠夺，是让一部分人无代价地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恰恰在所有制问题上混淆不清，“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

“四清”的学名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起源于1963年，那时大饥荒刚刚度过，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开始有所恢复。为了给四清运动创造经验树立样板，刘少奇派王光美到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数月后，王光美带领工作队在那里撇开原有基层组织，搞“扎根串连”，重组“阶级队伍”进行夺权的实践，总结了一套“桃园经验”，由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干部听报告，带着这本“经”下乡参加各地基层的运动。事实证明，这是1949年以来农村历次整风整社所不及的，是一次打击干部、群众“两个一大片”的极左的斗争。尽管后来有人披露，“桃园经验”曾得到毛泽东的口头认可，刘少奇也才放手大力推广，那是另一问题，此处不议。

而王光美在全国因推广“桃园经验”而对农村基层干部、群众造成的伤害，平心而论，确实无法完全诿过于人，是不能辞其咎的。《一个真实的王光美》文摘中，以下一段应是王光美真实的表态：

她坦诚地回答：“那真是难说，只要一搞运动就很容易走火……搞运动，呼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那个行为过火的人一定不是自己想过火，所以我不赞成搞运动这种形式……因为谁也控制不了。”她始终认为自己的遭遇是集体（群众）运动的结果，因而不存在私人恩怨。

比如在“四清”运动中，“谁也控制不了”的运动，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吗？难道不是由上而下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有组织地发动起来，包括以“桃园经验”为指导的扎根串连工作做到了家，才运动起来的吗？“呼啦啦一下子，谁知道谁冤枉了”，难道工作组心目中没有经过“扎根串连”、摸底排队确定的打击对象，能够盲目容忍群众自己决定矛头所向吗？如果是这样，“桃园经验”还值得费心传经送宝吗？实际上，“桃园经验”在一定时段内成为那一期“四清”的指导文件、工作组人员们人手一册的宝典，经验创造者虽不是“四清”运动的首创者、发动者、掌舵者，却也不能说没起推波助澜作用。

其实没有人能“一贯正确”，能有“三七开”就很不错了。

建国后，毛泽东根据我国人口发展的实际状况，适时地提出了计划生育这一重要思想，并在一个五六亿人口的大国开始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

可以看出，毛泽东设想中的人口规模是到二十世纪末达到十亿人口。据此认为，从六亿人口控制一个时期，到八亿人口就要大抓节育工作，人口的峰值是十亿。

毛泽东一贯主张节育。他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决策人。

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始终清醒地坚持用人均思想来考虑中国的发展问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2下降到1978年的2.30，净增人口数由2321万降至1285万，自然增长率由2.88％大幅度下跌到1.20％。在回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国倡导和实行计划生育的光辉实践之后，再来看看所谓“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之说，还站得住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