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媒体·言论·普世价值（一） -- 梦秋
媒体·言论·普世价值（四）
看来我的第三篇文章写得过于匆忙，有许多朋友有疑问。河友atene对我的前后论据论点提出了一些批评（链接出处），认为：
这个问题因为是我打算在第四篇文章中谈论到的，所以没有事先说明。当然，里面也有一些我自己缺乏对外国媒体了解，思考不成熟所导致的原因在内。实际上，我对河友atene这个批评的回应，昨天在回应河友坐言起行的时候（链接出处），已经粗略地提到了：
我在这里需要重申一下，我在第三篇文章当中持有这样的观点：
如果我这个观点在上文当中没有说清楚，我在此处再澄清一次：反复控诉真理部的“迫害”，制造一种悲情效应，本身就是无力和屈服的表现。从当年的“冰点时评”到现在，媒体的“悲情”并不能赢得受众的信任，也不会提高媒体工作的质量。在受众眼中，会哭的孩子虽然可怜，可孩子就是孩子，永远不会成熟。
对于newsroom politics，我在这里也一并重申一下我的定义：
关于newsroom politics，我已经说了，是媒体所在社会环境种种矛盾内在化的体现。作为媒体从业人员，我认为newsroom politics反映了一个社会享有新闻自由的程度。Newsroom politics本身不是能够和新闻自由相比较的概念。它是新闻自由在编辑部内部的一种体现。Newsroom politics表现为编辑与编辑，编辑与记者在选题、策划、配图、素材整理、标题等新闻制作各方面之间存在的矛盾。
Newsroom politics在全世界的新闻媒体中普遍存在。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是newsroom politics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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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这个系列当中最后一篇文章，主要是希望从我的新闻学知识当中讲述一下西方媒体的演化。虽然在国外学习了新闻学，但是我的新闻史还是很不系统，在这里仅仅以美国新闻史为主要方向。我的大部分参考资料扔在几千公里之外的家乡，有些史实的列举仅仅依靠记忆。如果有朋友对我所列举的知识和观点有异议，欢迎指正。
如果我们把言论自由这个话题放在历史的语境当中，可以看到许多媒体今天的所作所为并非没有历史渊源。
平面媒体的兴起，仅仅是过去300多年以来的事情。以美国为例，虽然杰斐逊有过那句著名的“要政府还是要报纸”的话语，美国媒体的真正崛起，还需要从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扩张算起。只有到了信息能够快速传递的时代，新闻媒体才能发挥其巨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信息的快速传递，是工业革命的成果之一。而工业革命意味着政治权力在特定区域之内走向集中，资本和市场在高度扩张。我们不能忘记，新闻媒体的迅速发展，其历史语境当中政治权力、资本和市场也在迅速发生变化这一事实。
在社会学领域，是否有人研究过19世纪新闻媒体的崛起于政治权力、资本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我的知识面来说，未曾读到相关文章。我只能凭着自己的感觉判断：如果没有政治权力、资本和市场的快速扩张，新闻媒体未必能够崛起。至少，在美国未必能够崛起。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新闻媒体的报道都是以一种近乎文学的方式呈现各种各样的信息，与其说是信息消费，莫如说那是一种文学欣赏（我在自己的帖子《普利策小小传》当中以一种文艺腔的形式说起过，链接出处）。但是，作为美国新闻的传统，政治和新闻从美国尚未建国就已经开始。美国的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本人就是一个出色的新闻人。至于新闻媒体在美国独立的过程当中扮演多大角色，这个话题，我没有研究，还请各位朋友帮助回答。
1870年代之后，达纳、普利策和赫斯特等人作为美国媒体大亨，将新闻媒体的信息属性和文学属性剥离开来，媒体才真正肩负起传递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新闻的责任。注意，是传递信息的责任，而不是道德审判的责任。在那个时代，新闻报道是极端自由的，不负责任的。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新闻媒体为所欲为，无所忌惮。这样才出现了媒体参与挑动美西战争，挑唆刺杀美国总统麦金莱的这种新闻史上闻所未闻的壮观场面。赫斯特挥舞着手枪跳到西班牙军舰上面抓俘虏这个场面，成为最能说明那个时代美国新闻自由化的证据。
也正是因为那个时代受众对于新闻媒体毫无批评认识，这才出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互相指责对方犯下了夸张的战争暴行，媒体进而将这种暴行放大，以激发本国公民的“爱国情绪”这种典型的“宣传”场面。英文当中的propaganda（宣传）这个词，我认为它的最早来源并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时受众对媒体的信任之深，从美国某电台在1938年播出的“火星人来临”导致全美大慌乱，可见一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心理学家拉斯韦尔重点分析了当年媒体纷纷用敌国暴行来推动本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心理因素。换言之，拉斯韦尔分析了民众为什么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这可以认为对媒体展开了批判性解读。在我的印象当中，1920年代美国有一个专门的培恩基金对媒体进行了首次批判性研究，具体内容记不清了，有哪位知道情况的朋友，请帮忙提供一下信息。1950年代，传播学的老祖宗威尔伯施拉姆提出了《报刊的四种理论》。这四种理论是：集权主义理论（即最早的新闻报道模式），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施拉姆等人的观点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且，他们所说的四种理论，正好是人类进入近现代史来的几个发展阶段之一。
将这四种理论掐头去尾，自由主义理论和社会责任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大部分时候的表现。美国的报刊自由主义化的时期，正好是美国处于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媒体完全以市场和收入作为导向，不存在后来的媒体规则，包括客观、公正和中立（实际上，这三条媒体规则也是互相矛盾的，要做到中立，就很难做到公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是不是按照列宁的说法，进入了濒死的帝国主义阶段呢？相信很多人都有结论。但是，我觉得列宁的这个“濒死”的说法的确引发了很多美国人的担心和忧虑。美国社会具有强大的修复和改革的能力。施拉姆等人提出的社会责任理论，正好为美国媒体服务于美国的主流价值观提出了理论依据。
我对社会责任的理解，简而言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媒体需要担负社会责任。显而易见，社会责任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反动，一种矫正。施拉姆等人总结出这个理论之时，美国媒体已经完成了从自由主义体系相社会责任体系的过渡。1920-1930年代，美国媒体出现的“扒粪运动”（即反腐报道），是美国新闻史上的重要阶段。虽然媒体反腐自从普利策时期以来已经存在于媒体当中，但是以众多的媒体群起扒粪，说明媒体已经逐渐承担起了道德判断的责任。有意思的是，“扒粪运动”到底在美国新闻史当中扮演多重要的角色，似乎新闻研究者并没有给出太多的结论。在我阅读过的不多的，关于新闻史的书籍当中，“扒粪运动”对于反腐倡廉的推动，其效果其实有些可疑。
不管怎样，施拉姆等人提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理论，认为媒体不能够不负责任地报道各种消息，而应该与社会主流的道德观一致。这是对新闻媒体言论自由的一种限制。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媒体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报道规范，即我刚才提到的“客观”、“公正”、“自由”等原则。这些规范后来逐渐上升为媒体实践的指导原则和至高无上的宗旨。在这个指导原则之下，媒体才敢于以道德审判者自居，才敢于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从而获得了道德的优越性。
自从罗斯福总统开始，美国官方在媒体控制策略的手段逐渐成熟。1920年代以来，媒体也进入了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二元化阶段。这里需要说一句，每个新的媒体手段出现的时候，总会有个别美国总统因为不熟悉新媒体手段的运作而吃亏。而他们的接班人则会从中受益。罗斯福总统充分利用了电台作为自己的宣传平台，肯尼迪总统受益于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至于奥巴马在竞选时期网络攻势的风生水起，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媒体逐渐走向集中垄断，以及美国官方的媒体控制策略的成熟，大大强化了美国媒体利用主流价值观影响和控制美国社会的能力。为了反抗这种信息垄断和观念灌输，在1960年代（希望我没记错），美国社会当中出现了对反主流媒体的呼声。这就是civic journalism，也叫做public journalism的兴起。我在这里抄录一段维基百科对civic journalism的定义：
我其实更愿意用“市民新闻”来形容civic journalism。这是一种将新闻非职业化的做法，以摆脱新闻作为道德审判官的影响。它的具体做法是，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参与到新闻制作的过程当中，通过大量的信息渠道（并非通过主流的新闻媒体），提供各种观念态度有别于主流新闻的信息，作为对受众的有益补充。更进一步地说，我觉得civic journalism是一种“社区新闻”，因为它的影响力无法逾越一个社区。重大新闻的参与者不多，而且往往拥有特权，信息来源往往是排他的。Civic journalism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其信息虽然多样化，但是来源的可靠性容易受到置疑。其实，civic journalism更像是互联网普及之前的BBS。由于没有现在网络的联通性，这样的BBS只能在小规模的社区当中流行。在西方大学当中普遍存在的学生刊物，就有这种特点。最后，civic journalism的兴起同样有着时代的烙印。其时代背景是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的众多参与者和旁观者成为那一时代最重要的媒体证人。
有趣的是，我知道的西方新闻学研究当中，提到了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媒体崛起。这方面的研究表明，为了平衡西方媒体的影响力，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媒体在非西方国家当中日渐受到欢迎。
冷战的结束，可以说是美国主流媒体的胜利。也可以说，冷战结束给美国主流媒体注入了兴奋剂，使其更加习惯于从所谓的主流价值观对各种新闻事件作出道德判断。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国际新闻报道当中。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兴起的网络媒体有可能已经改变了这种状况。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是层层剥去主流媒体新闻卫道士在“言论自由”这个招牌之下的画皮。从自由主义时期，到社会责任时期，再到civic journalism和网络媒体的兴起，我想，媒体的发展总是在围绕“言论自由”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互动。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本质现象，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赢得更多的自由权利。
由于缺乏对网络媒体（尤其是对国外）的研究和观察，我在这里不想表述太多的观点。媒体的发展已经进入平面、电子和网络三维空间。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且复杂的社会现象。我在这里说了这些话，无非是表达我个人的观察。我在回复坐言起行河友的帖子里这么说：
我在这里引用河友何恤之的几句话，用来形容现在的新闻媒体——不光是国外媒体的，也是国内媒体的现状与焦虑：
如果将“识字的人”换成“能上网的人”，也许更能够形容媒体人这种心态。
我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在工作当中恪守我应有的工作准则，并能为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所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道德感，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操守。新闻工作者并不比别的行业的人在这方面更加优越，也不比别的行业的人更加缺少这方面的修养。怎样评论和看待他人，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
我今年参加凤凰电视台评论员阮次山的新书《与世界领袖对话》的新书发布会。虽然我不喜欢这说话打结的评论员，但是他说的一句话还是值得所有媒体人深刻铭记的：
我是个小人物。今天我写下这些东西，仅仅是由于我喜欢我眼前的这份工作。我对它怀着热情。即使焦虑、担忧它的未来，我也怀着热情，并尽量将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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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关于政府控制媒体的说法
我在这里（链接出处）已经做了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希望我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大。
关于德国媒体修改对朱维群的采访记录一事，我认为是一种阉割：即删除了朱文当中最为鲜明的观点。这种做法对于每一个记者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是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注意一下：阉割文章通常发生在编辑部之内，发生编辑和记者之间。也就是说，编辑对于文章的修改，通常会被记者理解为一种技术性的修改。当编辑阉割一篇文章的时候，除非记者坚持认为被阉割的观点非常重要不能修改，否则，这种争执最终会以记者妥协，与编辑达成谅解告终。我认为德国记者未必能够同意自己的采访被阉割，这和我希望我的文章不被阉割一样。但是在最后，还是以向编辑妥协告终。至于对这种阉割的厌恶程度，彼此应该都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我对德国媒体和国内媒体的区别看法。如果我前后说法有矛盾，只能说是我自己行文不严所造成的。
朱说起金瓶掣签等历史，的确紧扣了德国记者的采访主线。德国媒体对这些东西的阉割，我举的例子从技术上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这个我承认。容我在此狡辩一句：德国记者的提问，其主线更加集中在现实而不是历史的层面上。这是一个预设立场的问题：德国媒体可能刻意回避历史，以便让他们的立场从逻辑上能够成立。为此，他们需要删除朱的答复中涉及历史的内容。
最后，反共反华的意识形态，在西方国家当中的普遍流行，跟媒体推进密不可分。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称为互为因果。张丹红的事情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媒体的反共反华言论，造成社会反共反华意识流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造成了它们无法改变原有的新闻出发点，否则就会被自己制造的意识形态淹没。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回答起来很困难。我在一个完全市场化经营的媒体，资方对我来说就是长期饭票，我听他们的话，要多于听真理部的言论。相对而言，自由度可能稍大，因为真理部的红头文件并不会直接下发到我的媒体当中。但是，真理部直辖的媒体记者，虽然一言一行均受到控制，但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源，取得更多的影响力。利益交换，这也是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媒体是和资方和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的。媒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和资本以及政治权力勾结在一起。有个小道消息，不确实：某报社领导人曾经说过：“我们所寻求的政治支持，来自于党内的那些改革派。读者对我们的支持，是第二位的。”
这句话很能说明问题。
“我曾经说过国内某英文报纸B有意踩8×8的红线，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经过了解，B报纸这次错误也许并非有意踩红线。关于这件事情，背后有着一个更加奇怪的逻辑，在这里我不方便说出来，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有B报纸的同仁对我上文的表述感到不快甚至愤怒，我在此表示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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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凡是提到Tiananmen Square的，肯定会毫无例外的肯定会特地提到20年的8*8事件。就我在过去半年里在这些媒体读到的次数肯定超过20次了。这些外媒跟祥林嫂一样地喋喋不休反复提醒自己的读者，凡是关心中国新闻的国外读者肯定对这个8*8事件耳熟能详的。
国内这家英文报纸B学着人家外媒的调调干嘛？ 国内的英文报纸B的主要读者群大多都是外国人吧？ 人家早就知道这档子事了，而且估计都看得烦了。这家报纸B还唯恐外人不知，巴巴地去跟外媒接轨向老外献媚。。
如果是无意的倒是能够理解，要是有意而为之的可真是有点。。的说。。
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在把你的想法系统阐述完成后再回应质疑比较合适。
侯宝林的相声，“请佛龛”您听过么？
其实很多普通人，对媒体，对政府宣传都是抱着这种态度。你说得天花乱坠也好，真牵扯到自己一毛钱，估计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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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叫宣传战线？就是因为媒体这块在和平时期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各类资本各种势力在背后运筹帷幄，各种报纸、电视不过是冲锋陷阵的小兵。小兵们即使争夺“真相”，也是为背后的势力争夺真相。但一场战争可能会由于一个小兵的表现而转变，因此也不必太小瞧他们。
楼主有见地，不过明显还是受到普世价值的潜移默化。不过，思想受困于自己的饭碗，自然不能看的那么开，可以理解。送花鼓励一下。
好比中国的《周末画报》，并不是纯粹的新闻类周刊。符合大众胃口就行了。怎么可能帮你中国政府作宣传呢。
可是你把奥巴马访华写得像《环球时报》一样，我觉得有点失望了。
当然可能编辑喜欢那样的写法。
就是在写稿子的时候google了哪位的文章，然后顺手Ctrl C + V了一下。
国内大多数记者，恐怕都有这个毛病。
这就叫活该！（谁让你剽窃！）
一个非主流的，搞搞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因此在主流中成名了。媒体从业者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呵呵。
不过我并不觉得这有多么了不起，尼克松和媒体的关系本来就那么差。
重要的是，我从中看出了非常重要的采访技巧。
作媒体本来就没有多少额外高尚，如果一直想着自己要多么比其他的更高尚，不是很好笑？
被鼓吹的所谓新闻理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关键是怎么来唯利是图。
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至少它活得比时代华纳好，比纽约时报公司好。
虽然华尔街时报的老人时不时要讨厌他。
我也不认为媒体人有什么好特别骄傲的，或者特别悲哀的。如果硬要那样，那只有自寻烦恼了。
说的明白点，媒体从来就是别人的工具。东方也好，西方也好。为了赚钱也好，为了某利益团体也好，当喉舌也好，当苹果日报也好。拿了老板的钱就应该死心塌地的做，当然你也可以走人，寻找适合自己的老板。
所谓的责任感，那是要看老板的取舍。记者或者编辑没有权利挑挑拣拣自己喜欢的。
为了和自己不相干的责任去烦恼，不值得。
或者也有一种悲哀，就是国内媒体从业者（同行）的平均素质就是不高。不过同样，国内媒体的消费者平均素质也高不到哪里去。纯粹个人观点。
奥巴马访华的文章是给国内一个主流的经济类周报写的，所以相对有点严肃。给我自己的报纸这么写，是绝对会被毙稿的。而且这篇文章拿上去之后，被删减了一部分内容。编辑增加的东西使得全文中“中美对抗”的意识更加浓厚了。
谢谢你的跟帖。同为媒体中人，交流互相之间的看法是很有必要的。你别的帖子我就不一一回复了。只不过这里还是需要重申一点，我相信新闻理想还是存在的。这种理想是一种朴素的想法：就是将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好。这个“好”字如何界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记者们刚开始入行的时候，总是想要尽量表述清楚新闻的“真相”。但是至于新闻有没有真相，什么样才是真相，这个问题要过了很久之后，记者们才能够略知一二。
每一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业充满着敬业的精神。科学家要尽量做好自己的研究，教师要尽量教好自己的学生。这些是工作的伦理，是每个人应该有的理想。新闻理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过分。如果没有这点子理想，新闻工作将堕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
“职业素养”，为我个人代替这个“新闻理想”。
呵呵。
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追求吧。
除了记者之外，还有编辑啊，而且还是在敏感时期写的，稿子能发出去，那肯定是有共识的。说不是成心的，谁信啊？
估计那记者和编辑是深青社成员或者是柿油党一类的，平时夹带自己的私货觉得还不够过瘾，以为自己的稿子是英文的，上头不会留意，便自作聪明想打打擦边球占个便宜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