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可口可乐入关记 -- 陈郢客
【前注：有人发短信说，可口可乐入关，李强是有责的。搜索相关资料，恰好改革开放30年有篇解密文
可口可乐中国历险记：卖汽水惊动政治局(1)，可口可乐如何进入中国，还是颇值一记的。】
据此文看法，两位关键人物是佟志广和孙绍金。佟志广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三秘、二秘；1973年在驻美国联络处任商务秘书，时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孙绍金时任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后退休。
1976年，在佟志广担任驻美联络处商务秘书的时候，可口可乐的总裁马丁就上门来表示希望中国进口可口可乐，并向联络处赠饮。
不仅如此，
主动上门，可见可口可乐的视界；邀请参观，意在征服人心。
不过，
1977年，马丁再次找上门来。一直等到1978年。“1978年，中国政治局势渐渐明朗。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多方努力，可口可乐与中粮进入实质性接触。”
中美建交，可口可乐得风气之先，可谓深机善为。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在北京饭店同一层楼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美两国正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4天后，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这亦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关。要奥运了，遂严肃军纪；亦能解决很多百姓问题。要建交了，时间点敏感、隐然作为风向标的可口可乐，自然要给予通行证的，这其实是百姓们都晓得的“潜规则”了。只能说，可口可乐搭顺风车的本领很强，情报、人脉确实一流。
1949-1979，可口可乐隔绝了中国30年。1949年被拆下来的生产线运到北京，【据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北京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可口可乐自然想在上海鸳梦重温（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
张春桥、王洪文虽然不在了，上海类似的思想还不少，可见他们也不仅仅只是一个人。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同意可口可乐落户北京，“装瓶厂最终落脚在北京五里店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1981年4月正式投产”。“双方当时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乐赠送一条瓶装线，每分钟装300瓶，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可口可乐的浓缩汁。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
以合同所言，1979-1981年，可乐都将以寄售的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中粮的利润可想而知，这件事对中粮是有好处的。党内反对意见并不少，
中粮给予五条解释：
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们尚未掌握饮料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
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北京设厂也是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办理审批手续等。
可口可乐第二个工厂定在了广州。原定深圳，“由于广东省领导出面干预，厂址改为广州”。
赠品，在那时亦是开风气之先。
中粮的五条理由，第一条是外国人需要；陈云下达的批示亦极有针对性：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
1983年，卫生部门也出马了。
万里同意，陈云不同意，外经贸部仍不敢动。国务院负责人是赵紫阳。赵紫阳同意后，(李先念、谷牧之前的态度都是同意的），最终，民主集中制，全体通过。
30年记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重返中国（可口可乐记事专访，网易财经将可口可乐列入“中国制造”，真是“有胆有识”……）
改革之艰难 决策之不易
利益群体(非贬义)总会千方百计寻找渠道各尽其能 不怕寻求利益只怕没有办法表达诉求 无法诉求之后有默默忍受的有被各怀鬼胎之团体利用的 在一些利益群体日益掌握话语权的当下 如何为弱视利益群体拓展表达言说之空间
值得还原的是，起初国人未必喜欢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的汽水”。（见可口可乐在中国的第一次促销活动）时至今日，两岁小孩子喊着要喝可口可乐，恐怕已难以想象可口可乐尚未“家喻户晓”时的情景。
佟志广曾担心：
还需要还原的是：1979年，可口可乐在友谊商店卖大约4毛钱一瓶。友谊商店曾经对一代中国人富有特别魅力，那里是外国货，那里是奢侈品。“从1979年起，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这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有些中国人还是能买到，【据报纸记载，家住西城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外交官，他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进口糖果招待来家做客的朋友，结果这些“新鲜零食”让客人的眼睛都直了，羡慕不已。】这里的“可口可乐”更近似于一种有权有钱有本事的象征，并不是一瓶普通的可乐。
这便是当年的写照：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可口可乐，刚上口恐怕还不习惯；对于少数人而言，可口可乐和它所代表的外国货，非常好。这便是先……的一批人。对于可口可乐而言，中国意味着一个广阔无限的巨大市场，巨大的空白等待填空；而先……的一批人，也恰是有利于公司占领中国市场的一批人，他们引领了潮流。
30年前之变，亦是自然之变。毛时代压抑或教育精英“俯首甘为孺子牛”，独立自主，不屈服“美帝及其走狗”；受益于1972年中美和谈的一代精英，压制因素已逝，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真我张扬表达。我们走过的道路，自然也打下了这些人的烙印，他们当时的震惊与兴奋，“以美帝为敌”的思想自也被“以美国为师”的思想取代，跃然史上。我们太差，美国太好——这是压在一代人心中沉甸甸的话。反省和反思自然也就围绕这项可怕认知展开，若不是那耽误的岁月……这种心理亦是开放之初一代人的情绪。
这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开放”，虽然口岸和1840年的通商口岸颇为相近，但是这是中国在长期“被锁国”之后以自己的力量争取到的“开放”。不过，在这个起点，也恰是民用轻工对比最鲜明、心理落差最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卷第95页）曾列出了50年代李富春计划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重为：88.8%VS11.2%（将近8：1），毛泽东看了看，觉得人民太苦，改动为7：1。在这样的高积累下，我们搭出来一个不精美但初备的工业体系，代价是从上而下勒紧裤腰带的清苦。国家建设绝非一蹴而就，梦想鲤鱼跃龙门，那真是想当然了。低估前30年代的建设成就，实是不知家底的缘故。从大多数人的角度而言，轻工业可见，重工业不可见。改革开放后，大力发展轻工业，亦是试图填补国内国外的心理落差，给人民“可见”的好处。当然，80年代马放南山，军队经商，青藏铁路停工等等，亦是硬币的另一面。国家投资顾着这头顾不着那头，群众也不想受苦受累积累了，人心思动，这亦是当日客观情状。
还原出当日场景，我们大约才能做出相对公允客观的判断。
就可口可乐入关一事，中粮的关键人，据我理解，应为张建华和佟志广。孙绍金在中粮的决定权有限。同理，当日中粮有尚方宝剑在手，李强的决策权亦是有限的。他亦快退了，不反对，是人之常情；反对，那真是逆天胆识了。戚继光难得，可是能给戚继光搭有为平台的张居正更是了不起，张居正心知自己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最终身死家亡，这份代价有多少政治家愿意偿付？后来毛公亦有胆识定力付此代价，不还是毁誉交加。
可口可乐在张、佟在驻美联络处的时候就知道“春风化雨”熏陶对可乐的好感了，商业敏锐，真是一流。麦当劳似乎当日也颇有志于中国，到底被可口可乐占了先。可口可乐在美国的人脉、情报应胜于汉堡大叔，这点不可不察；中国做决策，必然亦会考虑在内。
在中美建交的时机中，可口可乐叩开国门。以中国的政治经验来讲，树立一个“开放”样本，有如商鞅赏金，燕昭搭铜雀台，亦是可行之策。这绝不能说错。因建交而通过，窃以为这亦算合乎情理。
通过之后，“限制”之策，党内不是没有。人家力拓在难时和我们签了单，拖中生变，亦是自然的一招。“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这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由此可见，为提高羊的竞争力引入狼，亦符合规律；但亦要限制狼，莫变成狼吃羊的屠场即可。
中粮提出的5条理由，简要说：外国人需要；我们中粮也赚钱；我们要以市场换取灌装技术；可口可乐占市场份额不超过5%，何需担心？
可是，只能在涉外场所售卖的限制渐渐也走样了。“北京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旅游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年初，征得商业部同意，将供应旅游饭店后的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系统在北京投放市场内销。”
可口可乐在中国的成功，一路畅通，其根本原因在于它在中国有利益同盟。中粮是极有实力的一个，甚至能代为公关到高层，毕竟，这件事中粮是获益的，足矣。限售令无疾而终，也因为内销是有相当部门获益的。
上海起初很有气节或曰“意识形态警惕性”，拒绝了。北京上马。到了第二个厂，深圳和广州甚至有争夺之相。招商引资，地方GDP，直接关系到当地利益和官员升迁，谁能定力抗拒？谁有勇气限制？此时，潮流汹涌，已不可阻。第三家厂，终于开在了上海。
这时，北京内参所讲的“我国外汇不多，这不是浪费外汇嘛”，对于地方、部门的决策人而言，真是浪费口水。我得为与我相关的事情负责不是?你说的这些，于我无半点好处却颇多限制，谁真能听进去？
就经济发展而言，地方和部门是天然有“引资冲动”、“投资冲动”的，毕竟，这是有好处的事。在地方出于利益视界不够警惕或曰乏大局观的时候，唯有中央矫正了。即使中央全力矫正，某些地方说不定还会阳奉阴违，这也是常识了。说是听不进的，劝是劝不动的，唯有命令有效。陈云的一纸批示，外经贸部唯有服从。
可惜，80年代的主要决策者，如赵君等，确是缺乏警惕意识的。赵君当日以“改革派”自居，陈掌柜这样的，在他眼中是逆流而动的守旧派。他对公有制存悲观态度，认为唯有砸掉，中外合资或者股份制；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失败，唯有踏入美国引领的“民主”轨道，中国才有希望；在无产阶级获取政权之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荒谬的事情，一国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更不用提，我们必须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他是主张联邦或曰邦联制的，对于大一统的传统及其原因显无理解，更乏认同。（他是直到1994年才意识到，周分封，亦有种种害处的。一叹）
我们当日的体改委，是有索罗斯基金渗入的；80年代的激进经济改革，亦有弗里德曼的影子。（见弗里德曼致赵紫阳的信弗里德曼真是卖拐的行家：嗯，并轨自由市场好得很，70年前的苏联，40年前的中国都走错了路；你看看人家印度这个模板；走这条路一定要心诚，切记半途而废，否则像南斯拉夫那样，是没用的……零成本厚利于美国，连道德上的成本人家都规避了，牛吧？）
陈云“不许内销”的批示在可口可乐连续建厂之后，亦显得势单。地方有利益捆绑，中央无防范之心，精神被人家俘虏，最终，胳膊拧不过大腿，门户敞开，毫无限制。
中粮当日的5条理由也强调了会控制设厂数量及市场份额。说实话，市场换技术这条原则对于渴望挣钱的地方及部门——哪能顾得过来？不超过5%，无忧，那么达到10%、20%可有预警或监控系统？
——没有。
今天，可口可乐在中国第39家装瓶厂奠基 投资1.32亿（2009年6月），这也是中粮可口可乐控股管理的第十一家装瓶厂。据2002年《人民日报》消息，可口可乐在中国饮料市场占有率逾50% 。据2004年资讯，回归中国25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生产记录突破1000亿瓶，中粮集团、嘉里集团及太古集团是它的三个合作伙伴。2006年，可口可乐公司在中国的产品销量突破10亿箱。2008年奥运期间，可口可乐产品在奥运场馆内销售量达到2400万～2500万瓶。据康师傅某经理判断，中国饮料市场的规模将达到1500个亿。（资料）
佟志广后来担任过外经贸部副部长、WTO谈判首席代表。他在中国要学会在深海中游泳中说，“中央对入世的决策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可以下一个总体结论是“利多弊少”，这是有科学根据的。”“中国市场完全开放了。外资进入中国服务贸易领域非常快。这方面，我们应该加强立法工作，利用国际多边贸易规则来保护自己。打消外国投资者顾虑，扩大吸引外资。比如《反垄断法》，这部法大家都在等。过去，我们对垄断可能会不太注意。现在，如果我们还不注意外国资本在中国形成垄断的问题的话，这对国家经济安全会不利。我感觉，我们的立法进程要加快、要细化。”
30年过去了，我们现在仍在为“地方或部门的利益冲动”、“思想文化的心骨不振”付出种种代价，外国力量亦容易趁虚而入，各个击破。还原现场，便是不希望轻易诿过于人却少有长进。我们今天如何应对解决，才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重点。
2009年，王海起诉可口可乐中国厂家未标注少儿不宜。
某种意义上说，这亦是新瓶装旧酒了。
没过多久，有地方卫生部门以“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为由，不允许可口可乐在市场上销售，根据是东北某研究所给白鼠喂可口可乐后，白鼠出现兴奋现象。中粮方面提出，茶是中国传统饮料，可是茶叶所含咖啡因要超过可口可乐好几倍。咖啡中咖啡因含量则超过可口可乐几十倍，但世界其他国家并未因此禁止喝咖啡。对方说，茶叶、咖啡所含咖啡因是天然咖啡因，非人工添加。中粮提出，可口可乐的主要原料是一种叫coca-cola的植物，其本身含有咖啡因，并非人工添加。
兜兜转转30年，历史好生眼熟，令人感慨万千。
注：
只探讨结构性的问题。至于外资如何打通官员或其家人从而获取暴利的案例或揣测，不在本文探讨之列。还请看官留情和谐。
附注：
中国市场已入囊中，只有印度，至今还是可口可乐难啃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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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30年后的认识来评判当时的人，不够公平。即使李强有外贸背景，他的认识水平也未必能想到30年后要走反垄断这一步。
另一个关键之处是中国经济，这个变量的变化超出了当时的人（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的想象。谁能想到30年后中国的经济和市场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就像让我们为30年后的中国经济定规则，可谁能准确预见到30年后啥样。所以，如果说谁要为可口可乐的垄断负责，那应该是这30年进程里方方面面促成这件事的人，上至高官，下至百姓，而不是只说李强。
谢谢你说出了我的心声.
那种苦是今天想象不到的，现在回想还想哭
可口可乐不是关系国民经济的战略行业，而且中国当时也需要这种商品，那么为什么不能引进呢？
一个大国应当抱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上海解放是1949月5月。
我也觉得当初引进也没啥不对的。
当然，当年这个事件还是有巨大的时代意义的，也因此让可口可乐占据先机。
但是即使推迟到90年代进来，恐怕也没多少差别。
我朝也有过很多著名的饮料牌子，与其说是被外国可乐搞到，不如说自己出了一堆毛病。忙总的帖子还挂在那边呢。。。营销领域是个大学问呀
英国人进来之前就学会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