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乐入关记
【前注：有人发短信说，可口可乐入关，李强是有责的。搜索相关资料，恰好改革开放30年有篇解密文
可口可乐中国历险记：卖汽水惊动政治局(1)，可口可乐如何进入中国，还是颇值一记的。】
据此文看法，两位关键人物是佟志广和孙绍金。佟志广197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三秘、二秘；1973年在驻美国联络处任商务秘书，时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孙绍金时任糖酒杂品处副处长，后退休。
1976年，在佟志广担任驻美联络处商务秘书的时候，可口可乐的总裁马丁就上门来表示希望中国进口可口可乐，并向联络处赠饮。
他对我说:“是免费赠送的，美国人精明啊，那时候就瞄上了中国这个市场。”
不仅如此，
可口可乐邀请中国驻美联络处商务处官员到亚特兰大的总部参观。佟志广说:“公司管理得非常好，产品质量控制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那是一群非常聪明的人，把水加上点甜味，竟然卖向了全世界，而且让人们把喝可乐变成了习惯。”
主动上门，可见可口可乐的视界；邀请参观，意在征服人心。
不过，
1976年，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佟志广告诉美方，现在进入中国“为时尚早”。
1977年，马丁再次找上门来。一直等到1978年。“1978年，中国政治局势渐渐明朗。经过当时中粮总经理张建华和佟志广等人多方努力，可口可乐与中粮进入实质性接触。”
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的董士馨回忆说:“当时我们没有中央的红头文件，仅有李先念副总理手写的一张不大的纸条，意思大致是说可以进行此项工作。这张纸条就是中粮引进可口可乐的尚方宝剑。”
“当时张建华正在西苑宾馆开会，我们边谈边向他请示。”孙绍金提起这位已经去世的老领导非常激动，“张建华是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当年，他和佟志广一起在中国驻美联络处工作，一起去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参观。佟志广当时是商务秘书，张建华是商务参赞。可口可乐重返中国，张建华功不可没。”
力主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的张建华，得到了当时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支持。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李强1981年担任国务院顾问，此时已快退了。（1905年出生，1978年73岁。）中粮有李先念的支持，李先念自1954年便是共和国管家之一，亦是李强的上司，李强反对的可能性并不大。70年代陈云坐镇，李先念给钱，外经贸部办事；是毛周架构起一个平台，方能给予李强相当独立权，譬如明代张居正之于戚继光。中美建交，可口可乐得风气之先，可谓深机善为。
1978年12月13日，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协议。协议规定，
美国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开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可口可乐撤离大陆30年后重返中国市场，成为港澳之外第一家进入大陆的外企。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在北京饭店同一层楼另一间会议室里，中美两国正进行恢复邦交的谈判。4天后，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当时，美国媒体怀疑可口可乐提前知道了中美高层外交动向。《纽约时报》与《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看不出卡特总统与此事有何联系”，但美国媒体还是把可口可乐重返中国这一商业事件，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政治意义。
这亦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相关。要奥运了，遂严肃军纪；亦能解决很多百姓问题。要建交了，时间点敏感、隐然作为风向标的可口可乐，自然要给予通行证的，这其实是百姓们都晓得的“潜规则”了。只能说，可口可乐搭顺风车的本领很强，情报、人脉确实一流。
1949-1979，可口可乐隔绝了中国30年。1949年被拆下来的生产线运到北京，【据说，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北京著名的“北冰洋”汽水厂第一条生产线。】可口可乐自然想在上海鸳梦重温（早在1927年，可口可乐就曾在上海设立工厂。）
张春桥、王洪文虽然不在了，上海类似的思想还不少，可见他们也不仅仅只是一个人。
受到上海强烈抵制。上海有些单位和个人在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粮引进可口可乐是“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据孙绍金回忆，上海市财政局的一个干部还给中央领导写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林乎加同意可口可乐落户北京，“装瓶厂最终落脚在北京五里店中粮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1981年4月正式投产”。“双方当时的合作方式是:可口可乐赠送一条瓶装线，每分钟装300瓶，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可口可乐的浓缩汁。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
以合同所言，1979-1981年，可乐都将以寄售的方式“由中粮总公司安排销售”，中粮的利润可想而知，这件事对中粮是有好处的。党内反对意见并不少，
一位老同志先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粮对此作出解释。
中粮给予五条解释：
一、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成功。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之后，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
二、可口可乐配方用了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
三、我们尚未掌握饮料罐装瓶装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
四、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30万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们仅限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北京设厂也是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办理审批手续等。
可口可乐第二个工厂定在了广州。原定深圳，“由于广东省领导出面干预，厂址改为广州”。
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不料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要求“慎重”并且推迟签字。
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王品清亲自去机场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团。1983年，广州厂投产。
赠品，在那时亦是开风气之先。
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当时国人对这种有点咳嗽糖浆味的汽水还不习惯，但在那个物资紧缺的时代，购物赠物吸引了不少人，这是中国当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
北京各大报做出激烈反弹。《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国家缺少外汇，引进可口可乐浪费国家大量外汇资源。政治局常委陈云在这份内参上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其他中央领导也都圈阅了。外经贸部根据批示，只好通知北京停止内销。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里撤下来了。
中粮的五条理由，第一条是外国人需要；陈云下达的批示亦极有针对性：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
1983年，卫生部门也出马了。
有一个地方的卫生部门提出，“可口可乐含有咖啡因，不符合卫生要求。”他们的根据是，东北一个研究所给白鼠喂了可口可乐之后，白鼠十分兴奋。
当时可口可乐公司内部分为两派:鹰派主张打官司，到国际法庭去仲裁，这一派在公司内部一度占上风。鸽派主张用软办法，因为即便赢了官司，以后也很难在中国市场上立足。当时，美国的很多高官都是可口可乐的顾问。董事局最后决定，还是用软办法，劝说中国领导人给可口可乐放行。
无奈之下，可口可乐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粮公司，请中粮帮忙，而这也符合中粮利益。
中粮这个合作者果然极有手段，不辱使命。
中粮直接负责协调此事的是糖酒杂品处。先是杂品处处长陈光给《新观察》写文章反驳，但杂志拒绝发表。他又写报告到部里，部里表示爱莫能助。一位副处长刘昌玺提议，以“人民来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他把想法告诉中粮主管杂品处的副总经理朱晋昌，朱说:“你敢写我就敢签名。”信写好，两人共同签名。
刘昌玺说，当时外经贸部部长陈慕华的女儿恰好是杂品处的员工，于是他就托陈的女儿把信转交给陈慕华。
陈慕华收到信之后，利用在机场送总理赵紫阳出访的机会，口头向万里副总理汇报了北京可口可乐生产销售情况，希望中央批准内销，万里当即同意。陈慕华将万里的意见批在刘昌玺的信上退回中粮。
是，当中粮把万里的意见告诉外经贸部时，部里表示，停止内销是根据中央领导文字批示，要恢复内销，最好也有中央领导批示的正式文件。部领导责成中粮糖酒杂品处代部拟稿向国务院请示。刘昌玺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赵紫阳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同意。姚依林、谷牧、李先念、陈云等中央领导都在报告上圈阅。这以后，可口可乐恢复了内销。
万里同意，陈云不同意，外经贸部仍不敢动。国务院负责人是赵紫阳。赵紫阳同意后，(李先念、谷牧之前的态度都是同意的），最终，民主集中制，全体通过。
陈郢客:【原创】可口可乐入关记（解读）
30年记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重返中国（可口可乐记事专访，网易财经将可口可乐列入“中国制造”，真是“有胆有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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